新的力量对比·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战争结束时的世界》

出自————《战争通史》

　　 炮声静寂下来以后，战争的结果、造成这些结果的各方军队的实力以及经济潜力这三者的结合，决定了世界新的力量对比。西欧的衰弱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而在1939年西欧四大国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经极端虚弱，意大利比它好不了多少，法国的衰弱虽然已经部分地制止住了，可是大不列颠尽管打了胜仗，其虚弱却是一眼就能看清的。欧洲显然要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丧失领导地位，其后果是，它通过各殖民帝国对一个个大陆实行的统治即将崩溃；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黑非洲由于动乱而在不同程度上进行重新改组，新的国家将由此而出现。脚踏欧洲和亚洲的苏联巨人，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共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式帝国，它自成一体，即使不准备发起征讨，也随时准备着劝诱其他国家改宗皈依。唯一在风暴后依然如故甚至变得更强大的是美国。它在财政和经济方面有力量发号施令，但是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外交方面行动起来就不是那么充满信心了。总之，比刚刚结束的冲突还要大的新的冲突正在威胁着人们，给人类的前途投下了阴影。

　　 一、大不列颠

　　 英国以温斯顿·丘吉尔为典型的顽强精神，为世界挽救了自由，并博得了全世界的赞美。但是它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使它的力量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虽然它在生命和物质上遭到的损失和破坏比别的国家(如法国)要少。有两点情况可说明它的经济受破坏的程度：战前，粮食生产对它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而现在它却要靠牺牲畜牧业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它供出口的纺织工业这时已减少了一半。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商船减少了六百多万吨，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而在1939年，它的吨位要比美国多一半。大西洋战役虽然以胜利告终，但是这场战役却说明皇家海军统治海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的财政力量已不足以应付战后建设的需要，它无力为军火工业所雇用的两百万人另找职业，也无力为四百万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它在战争期间借了一百四十亿英镑的债，其中三十五亿是外债——主要是从美国借，其次是向各自治领借，连印度和埃及这两个英联邦里面的穷亲戚，它也向它们借了债。国债已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三倍多，在国外的资产却减少了一半。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而无暇他顾，加之被德国的封锁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英国失去了它最好的主顾。

　　 由于无形输出已经弥补不了传统贸易的逆差，国际收支情况严重，影响了复元的希望。消费多，生产少，花得多，赚得少，一句话，入不敷出，英国已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威胁。第一个解救的办法是以重税来吸收超额收入，可是这对物价造成了压力。另一个武器是管制进口，但是结果却是使国内需求增加了，也就是说更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英国在为解决这种恶性循环而作努力的时候，它已不再由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国民联合政府领导，而是由艾德礼的工党内阁领导了 [ 注：1945年7月5日，工党得票近一千二百万，保守党得票九百万。 ] 。在1945年5月的竞选纲领中，艾德礼明确而直截地选择了国家管制，即充分就业，关键工业国有化，稳定生活水平。他着手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不用强迫或暴力的情况下，实现工业的合理组织，实施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贝弗里奇计划，增加工人的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所设想的是，英国可以恢复因战争而丧失的元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增加生产，也就是说还要增加已经过分的工作量，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节衣缩食。参加工会的工人是不喜欢这个的，而且他们的保守思想同他们的统治者的革命思想是相对立的。还有一件事也是必须做到的，这就是不能使事关英国繁荣的最后一个主要利润来源干涸。可是，社会立法却使英国产品的成本上升，危及了它们在国外的销售。至于英联邦范围内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有赖于殖民统治，而殖民统治却是工党希望加以结束的现象，更何况这种统治的本身毕竟也在趋于崩溃。

　　 此外，作为大英帝国的继承者和守护者，这些社会主义者 [ 译者注：指英国工党。 ] 还没有完全放弃维持威望政策的重大责任，他们要占领德国，要在世界各地的交通枢纽保持海军和空军基地，要扮演已经无力扮演的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一切都有使英国受制于美国的危险，而1945年12月华盛顿给予伦敦的贷款就预示了这一点。美国直截了当地取消了租借法债务，并提供了四十四亿英镑的贷款，为期五十年，年利二厘。此举看上去很慷慨，但是很难掩饰它们带来的义务。

　　 比利时在战争结束时的境况比较好。军队两次越过它的领土，但很快就过去了，没有造成破坏。由于使用了刚果和安特卫普港，盟军还欠了比利时的情。可是比利时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所苦。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已被美军释放的利奥波德国王回国。人们要求国王退位，而且为了对国王施加压力，政府毫不犹豫地辞职了。于是，国王把这个问题诉诸全国，同时建立了一个摄政机构。这个争执掩盖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争执，但是对通敌分子的惩处，暗示了后一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由于同占领者妥协，佛兰芒根特运动这个佛兰芒民族权利最有力的鼓吹者，已经自绝于国民。

　　 荷兰则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进口为出口的十倍。重新确立传统的制度倒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因为抵抗运动毫无问题地就为威廉明娜女王的复位让了路，传统的政党虽然仍然存在，却已经起了变化，不象以前那样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性质了。工人阶级曾以罢工作为主要武器打击占领者，现在则在一个新的“工党”里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也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1944年9月在伦敦议定的比利时荷兰关税同盟——称比荷卢协定——尚未开始实施。比利时、荷兰同丹麦、挪威一起仍然留在英国的轨道上。因为斯大林曾在雅尔塔为丘吉尔通过一张田，把这四个小国家圈在一起，划归英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二、法国

　　 在法国，维希政权彻底垮台以后，抵抗运动对于所有通往权力的要津和所有执掌控制权的要职提出要求并投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对戴高乐将军的一致接受，共产党把解放和胜利放在重于革命的地位，加上盟国有军队在法国，使法国避免了内战的灾祸，虽然这里和那里也曾发生过尖锐的内部斗争和严厉的清洗。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民族团结维持了两年之久。

　　 然而，传统的政治势力已经完全陷于混乱；右翼由于支持过维希而倒了霉，暂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激进社会党人由于未曾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失去了原先的显著地位；天主教大党“人民共和运动”从这两个倒霉的政党中吸收了党员；社会党人只不过恢复了它战前的地位。新的因素是发现了共产党的实力，以及公众继续拥护戴高乐。

　　 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强于它的对手社会党。政府里有共产党党员，国家的行政机构里也有他们安插的自己人。在抵抗运动组织里，在国民议会里和各省的解放委员会里，它仍然起领导作用，并且在必要时，它就利用这些组织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首先，它控制了重新统一的法国总工会，这个组织在1945年有五百多万会员，而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只有七十万会员。但是这时共产党是把这支力量用于为国家服务的，它还同其他党派合作，并且鼓励工人阶级多多生产，劝止罢工。它似乎指望通过合法手段和普选迅速掌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建议跟社会党采取联合行动，并在抵抗运动所建立的各种组织内展开活动，以期在对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这种联合。

　　 除了忠诚的自由法国拥护者和抵抗运动的各种组织外，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力量来作戴高乐将军的后盾，但是他个人的威望极高，他的爱国热情使许多法国人倾心相从，把他视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这位将军首先致力于恢复法国从前的伟大和独立，采取的途径是在国内实行“理智与革新”相结合的改革措施，在主要盟国之间采取保持平衡的政策。

　　 在议会的一系列命令下，煤矿、雷诺公司和空中运输实行了国有化，报刊的印刷、发行和电台广播变成了公用事业。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控制，因为在理论上说，国有化企业仍是有自己预算和独立管理的商业单位，不受政府部门在预算和账目上的监督。可是它的股份大部分归国家掌握，董事由国家指定。政府还通过规定定额和领发进出口执照的办法，再加上外汇管制，控制了对外贸易。总之，采取这些措施并不出于任何理论上的原因，而是由于预算出现了庞大的赤字——支出是五千亿法郎，而岁入只有一千九百二十亿，此外还有流通的纸币六千二百亿法郎。

　　 在维希“合作”政权已经铲除，工会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情况下，拟订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且让·莫内还草拟了一个现代化和工业设备更新的方案。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方面，政府没有采纳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关于回收纸币，封存账目，征收重税和维持严格管理制度的计划，而是实行一种古典式的大规模投资行动。

　　 在对外政策方面，戴高乐将军努力与意大利捐嫌修好。 [ 注：1945年2月，顾夫·德姆维尔和德加斯贝里在突尼斯签署了一项协议，意大利在协议中放弃了为它的公民要求任何特权的主张。 ] 但是，他首先前往莫斯科取得了双重保证：保证不让德国复活，保证不使法国过分屈从于它的解放者——英国和美国。他力图说服斯大林让法国占领莱茵兰，作为交换条件，他表示赞成寇松线和奥得－尼斯边界，但是他并没有忘乎所以地象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但是斯大林拒绝承担义务，因为他不想跟他的盟国闹纠纷，所以他劝法国加入1942年的英苏条约。戴高乐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把法国置于英国的从属地位。尽管法国恢复极快，而且事实上它的军队也在胜利中有一份功劳，但是其他几个战胜国到这时还没有完全承认法国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法国还不是“大”国之一，对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议，法国没有发言权，这些决议的履行及其结果也有一部分把法国排除在外。

　　 三、意大利

　　 意大利饱尝战祸，整个半岛从南到北一片混乱，被革命运动所振撼，又处在盟国军政府的控制之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预算的赤字超过了四千亿里拉，达到与流通货币相同的数额，国债是一万二千亿里拉。无论是它的财政还是它的战后建设，都同它的供应状况和它在和平条约签字时所遭到的最后命运一样，完全操在它的征服者手中。

　　 由于其组成党派的对立趋向，政府已经完全陷于瘫痪。又由于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大选来估量各自的实力，所以各政党在“协商会议”里拥有均等的代表权。这个协商会议是1945年9月在罗马召集的，旨在为选举制宪议会进行准备。全国还存在着法西斯分子与反法西斯分子之间的鸿沟，这比各抵抗运动组织之间的种种分歧更为深刻。这条鸿沟主要表现在君主政体的命运问题上。行动党激烈要求成立一个共和国，作为对曾经过分忠诚地为法西斯服务的国王的惩罚。丘吉尔出于拥护君主政体的情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这一行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工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为要求维克托·埃曼努埃尔退位开辟了道路。

　　 法西斯主义的继续存在，表现在一个名叫“一般的人”的奇怪组织的出现及其取得的成功上。这个组织袭用了古利莫·贾恩尼尼所办报纸的名字，该报在1944年12月出版之时起差不多有一百万读者。贾恩尼尼以复仇的语气攻击“解放者”，攻击“解放委员会”和“新国家”。他在并不复活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攻击了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征服者，这就是他在教会、企业界和中产阶级中间取得成功的原因。

　　 1945年9月，一次外长会议讨论了战胜国应该把什么条件加于既是战败国，然而又是准盟国的意大利。会上没有达成协议，因为英国和美国要让意大利保留的里雅斯特，而苏联要把这个地方给南斯拉夫。不论怎样，意大利损失的本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会议决定剥夺意大利殖民帝国，虽然法国代表皮杜尔建议以托管形式让它对殖民地保持微弱的控制。莫洛托夫代表苏联要求分享的黎波里塔尼亚，理由是“苏联应该在地中海占据应有的位置”。但是贝尔纳斯和贝文声明，他们赞成让利比亚和索马里独立，并恢复阿比西尼亚的独立。

　　 所有这些讨论都还没有开始触及意大利的基本问题，这就是它的天然的贫困。意大利的失业人数死死地固定在二百万；对法西斯控制下的经济的不愉快回忆，使得政府不愿意求助于厉行节约或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结果，虽然国内存在着一个小小的富有阶级(由常常保持了特权的贵族以及工业家和大地主组成)，但是，中产阶级却因通货嘭胀而破产了，国家机构人浮于事，广大群众的生活入不敷出，小地王、佃农和农业工人缺少足够的收入或有保证的工作。在几乎完全从事农业的不发达的南部与工业发达的北部之间差距十分明显。南部的人流向北部，给北部提供了多余的劳动力，影响了北部工人的工资收入。意大利走向民主的道路充满了使得它的新统治者灰心丧气的种种困难，首先是因为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比它的政治制度更需要改革。统治阶级为法西斯主义的消失感到遗憾，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是他们继续拥有特权的最可靠保证；贫苦大众曾为反对占领者而斗争，可是这时他们仍未感到自己完全属于这个他们曾为之奋斗的新意大利；意大利抵抗运动由于全神贯注于对法西斯的斗争，这时还没有制订出任何经济和社会纲领——甚至共产党由于策略上的原因和机会主义的原因，也没有这样做。

　　 四、阿拉伯世界

　　 在每一个殖民地国家，对立的帝国主义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殖民国家所遭到的挫折，鼓励了本来是弱小而且缺乏信心的民族主义政党。大西洋宪章宣布每一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所希望的政体”，而在罗斯福的思想里，这并不仅仅指暂时处于希特勒枷锁下的国家。在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三巨头承认了“前殖民地国际化并为所谓的非自治领建立一种保护国制度的原则”。尽管艾登和丘吉尔表示异议，1945年4月和5月的旧金山会议只是把这种谴责改得略为缓和，提出了从国联军袭来的托管地的主张，作为从殖民地过渡到独立的中间步骤。

　　 这种前景所引起的激动和希望，最强烈的莫过于阿拉伯世界。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战争分成几个阶段，从当地人的观点看，每一个阶段都有这样的好处：叫一个殖民国家丢脸，最先是法国人，然后是意大利人，最后是英国人，他们不是被击败，就是处境危险，甚至从他们的属地上被撵走——事实上轮到它们在别人的保护下过日子了，例如在1942年11月美国人到了北非以后法国在北非的处境。同时，战争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繁荣。棉花、石油和糖得到了好价钱；驻在他们的土地上的军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美金和英镑；新筑的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和自来水设备，增加了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和贸易活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殖民者已经动员了当地人民。他们是以要求当地人给予帮助的方式动员的，而反过来，当地人对于这种种要求又怎能充耳不闻呢？因为这些要求是基于对当地人的信念和一种感到更为强而有力和更了解可能性而提出来的。因此便格外急迫。

　　 再则，中东有些国家在理论上就是独立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曾被允许过真正实现独立。在它们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以后，这种希望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在威胁着它们帝国的严重危机中，殖民国家不得不设法减少损失。面对着伊拉克的反叛，1941年5月，安东尼·艾登宣布英国打算对一个阿拉伯统一计划给予“最全面的支持。。法国解放委员会答应让近东国家独立，并在后来实行了这一诺言；它还决定采取措施，改变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地位。共同的语言和宗教，种族团结的意识，对丰富而古老的文化的记忆，以及在欧洲人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文明阶层的存在，这些都为泛阿拉伯的宣传提供了酵素。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威胁，更使这种宣传成为人人心中的话题。耶路撒冷的大法典官把这种威胁斥责为“致命的灾难”。

　　 英国人试图既满足这个运动的愿望，又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2月，艾登发表谈话，赞成“阿拉伯国家建立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盟”。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很可能已经意料到了英国的打算，提议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同伊拉克一起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把埃及排除在外。作为回答，埃及首相纳哈斯帕夏1944年年中在亚历山大召开了第一次泛阿拉伯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产生了“阿拉伯联盟”。这个联盟并不是一个联邦组织，而是一个合作运动，参加国可以共同开会而不致损害其中任何一国的主权。1945年3月沙恃阿拉伯加入以后，这个联盟包括了六个国家，人口共二千八百万。联盟内部个人纠纷和教派斗争不断，但是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憎恨，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因此，埃及依仗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和地理位置适中而成了联盟的领袖。埃及想要叫英国酬谢它的忠诚，因为在隆美尔向尼罗河三角洲挺进的时候，这种忠诚曾经悬于一发，而这一发就是纳哈斯帕夏。1945年2月，埃及为了取得参加联合国的权利而向轴心国宣战，同时它要求在利比亚把边界作些对它有利的修改。随后，它又进了一步，提出了它对英国和埃及共管的苏丹的主权问题，要求把苏丹归还埃及。法鲁克国王和旧国民党(华夫脱党)的对立派系竞相提出民族主义的要求，但是以穆斯林兄弟会、学生和军队为首的舆论仍然指责他们过于温和。1945年7月30日，埃及发出一个照会，要求修改英埃联盟条约。这是当时的一个信号，意味着假使英国驳回它的要求，它就要向苏联要求支持。

　　 在这场斗争里，埃及得到阿拉伯联盟的支持，而联盟在近东也采取了反对法国的态度。为了报答这种态度，新独立的叙利亚在宪法里宣称，“叙利亚人民希望有朝一日阿拉伯民族将结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因此，事实证明英国的行动是一件两面有刃的武器，而第一个利用它的困难而得益的就是美国。罗斯福曾把阿拉伯列在租借法案的受惠名单上。他在1945年2月会见伊本·沙特的时候告诉后者说，“殖民时代已告结束”，并保证给他武器，答应支持阿拉伯国家争取解放的努力。作为报答，伊本·沙特给了美国阿美公司以六十年的土地租借权和石油独家勘探和开采权。

　　 在伊朗，美国的势力同样代替了英国势力。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王。就象几个月前他对摩洛哥苏丹的谈话一样，他向伊朗国王谈到了用美国技术开发贫瘠土地的可能性，严厉地指责了英国对波斯湾石油的垄断，并谈到了伊朗完全有权维护它的独立和照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自然财富。接着，美国的专家和金融家来到了伊朗，结果是1944年9月英伊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达成了共同开发新油田的协议。苏联不甘心向隅，要求在伊朗北部成立一个苏联－波斯联合公司。面对这种步调一致的威胁，伊朗议会1944年12月在摩萨台博士敦促下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外国对这个国家的占领结束以前让与任何新的租借权。但是无论在雅尔塔还是在波茨坦，三大国都未能达成离开伊朗的协议，它们只是从德黑兰撤退而已，战争结束后，伊朗政府在1945年9月再次要求从它的国土上撤走外国军队。只有美国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要求，英国和俄国则象它们在1907年时一样，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同谋者，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但是，英国公司向一家美国公司放弃了油管敷设工程的垄断权。

　　 因此，在这个沸腾的阿拉伯世界里，利害关系完全转变了，新的国家坚持自己的权利，新的集团开始在形成。尽管有民族解放阵线许下的诺言，法属北非也没有免于这种动荡。1944年1月，在摩洛哥，阿拉·法西经苏丹的同意，改组了独立党，并要求废除保护国的关系，不过还没有达到要求立即独立的地步。在突尼斯，新运动的领袖布尔古巴向总督提出了那份“著名的”宣言，要求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建立政府负责制，还要求政治自由，一句话，要求按照法国的制度给突尼斯以相当程度的独立。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更加惊心动魄。5月1日开始了一场罢工，接着发生了暴乱，在塞提夫和盖勒马的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通敌分子”中间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外籍军团残酷地镇压了暴动，于是民族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从此，隔不多时就要发生暴力行为，这已经成了惯例。但是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还在为解放了祖国而得意非凡，不想放弃对海外属地的任何权力——法属北非的法国居民无论如何是一致反对放弃权力的任何行动的。

　　 虽然黑非洲暂时保持平静，但是几乎全世界的殖民帝国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不可能不把黑非洲最后也唤醒过来。即使到了这时，日本的胜利和随后的失败，已在亚洲造成了一种革命形势。美国是作为盟友来到亚洲的，它即使不是积极支持当地人的要求，至少也是给予同情的，这就有利于这种革命形势。而且殖民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由于位置遥远，鞭长莫及，也是有利于这种形势的。

　　 五、日本和中国

　　 在1943年以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得意时期，日本一年比一年繁荣，但是到了1945年8月，它在经济上已陷入垂死状态，以致在原子弹之下被迫投降了。它的损失只有德国可以与之相比。二百多万幢建筑物和三万多英里的铁路被毁，城市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成了废墟，商船从八百万吨减少到了五十万吨，高度集中的工业在没有来得及把工厂疏散之前，就大部分陷于瘫痪，工业产量还不到1943年的百分之三十。

　　 日本狂热和尚武精神的特点一直表现到最后一分钟(在1945年，学校关闭了，学生自动地前往田间或工厂去干活)，最后，它终于精疲力尽了。日本人民的神话和信念已全部破产。在种种苦难中，日本看不到一线希望，唯一剩下的只有它的天皇，然而他也已经是一个堕落的神了。城市人口大量流向农村造成了饥荒，然而仍不能减轻失业问题。由于贫困，盗匪多起来了。

　　 可是，美国人并没有不知所措。从1942年起，他们就一直在研究占领日本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他们规定了军事司令部的权限，制订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原则。在决定如何处置天皇的问题上，他们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决定把他置于严密监督之下，并强迫他把权力交给美国军事当局，这样日本人民可能会比较愿意接受美国当局。

　　 由于这是他们的胜利果实，他们一心要把占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美国人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议，即象在德国一样，在日本也成立一个“四大国”管制委员会。他们成立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委员会，由参加对日战争的十一个国家组成，不过对这个委员会只给予谘询的地位。当天皇放弃传统的原则，通谕国会说，日本必须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时候，麦克阿瑟一如殖民地总督那样规定了在占领下应予遵守的原则：废除军国主义，审判战犯，整肃官吏和制度民主化。从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共处，前者帮助了后者的复元，也帮助了后者的重新教育。

　　 中国虽然属于战胜国，而且也被它的盟国视为大国，但是它的处境并不较好。它有四千多万人口“流离失所”，工厂、商船、铁路网大部分被毁，国债多得不可收拾，中央政府实际上名存实亡。和平已经恢复了，中国前途如何呢？在理论上，它在日本投降以后已经重新统一了，而且，除了香港和旅顺以外，它的领土上已经没有任何外国租借地，福摩萨和满洲也已经交还给它，同时中国的军队还占领着印度支那北部。

　　 苏联所形成的魔影已经消除。诚然，苏联已经渗透到了新疆，甚至还渗透到了西藏这么远的地方，在那里扶植自己的人觊觎达赖喇嘛的位子；苏联还占领着满洲，并要求让外蒙古保持独立。但是，在1945年8月24日签订的同盟友好条约中，它已承认重庆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并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甚至还对毛泽东施加压力，要他结束内战。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重庆，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双方达成了一个纸上的协议，但是蒋介石不愿意把权力分给任何人。虽然共产党人参加了对日军的缴械，但是双方之间仍然保持着敌对的局面。

　　 就这样，蒋介石既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权力，又不肯进行广泛的改革。但是国民党中国的唯一政党国民党(他就靠它的支持)已经四分五裂，其中一部分人不愿违背孔子之道，那些不战而胜的将军们又各回各的地方去当土皇帝了，只有一小部分技术专家和教师希望进行西方式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但是这一小部分人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和地主的保守思想是无能为力的，还没到1945年年底，内战之火又燃起来了。

　　 六、东南亚

　　 在太平洋，有色人种人口又少又落后，战争也未能把他们从麻木状态中唤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白色人种的堡垒，未受日本战祸的波及，但是由于在特混舰队的威力下，这个辽阔的海洋已经成了美国的内湖，所以这两个自治领越来越依赖它们的美国保护者，同英联邦的联系这时只不过是理论上和传统上的了。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广大群众为日本人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因为这些胜利使殖民国家大丢其脸。但是，他们被并入大东亚以后，其经济后果远不是很愉快的，更何况事实证明，日本的军事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能够公开化了，在这种统治下甚至还有了发展。在日军离去时，把权力交给了他们，而且往往还连同武器一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小官吏和商人。这些人认为自己的时机已到。甚至在战前，他们就曾要求较大程度地参与国家的治理，但是没有成功。农村的广大人口对他们的这种努力却无动于衷，这些农村居民虽然除了每天果腹的口粮外看不到更远的东西，但是对于使他们从麻木状态中醒过来的仇外情绪却是敏感的。

　　 在法属印度支那，日本人曾鼓励过高台教派之类的反法民族主义运动。甚至在战前，他们还资助过“争取安南独立同盟”；但是对于“越南革命组织同盟”这个共产党所发起的既反法又反日的组织，他们却没有那么成功。1945年3月9日，在一次突然的政变中，法国军队被解除了武装，殖民政府被撤消了，成千上万的民族主义者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印度支那抵抗运动与设在加尔各答和云南的自由法国组织共同进行的准备工作被扼杀在摇篮中。最活跃、拥有最广泛基层组织网的民族主义运动——胡志明领导下的越盟，就进而控制了全国。在日本人垮台的时候，美国人出于反殖民主义情绪，并没有召唤法国人，而是让已战败的日本人就地维持治安。同时，他们的中国盟友在他们的同意下占领了越南的北部，英国人则将占领南部。越盟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让保大皇帝担任顾问(在他退位后)，并从日军的军械库里夺取了武器。胡志明通过法国驻云南的使团团长让·圣特尼，把越盟的纲领通知了法国。这个纲领就是通过普选成立议会，在五年到十年之内独立，法国可以得到一些“经济特许权”。所以，事情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于没有适当地估计这个独立运动的力量，所以巴黎所做的准备工作就是想再次征服这个国家。

　　 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在1945年8月17日宣告了国家独立。象在印度支那一样，罗斯福不希望恢复以前的殖民统治，而且，象在交趾支那一样，由英国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日本人曾答应不变动现状；但是事实上他们承认了临时共和政府，不理睬蒙巴顿提出的要他们解散临时政府的要求，并把武器交给民族主义者。英军登陆以后，没有费什么事就解除了日军武装，释放了被囚的荷兰人，但是他们发现同他们对立的是一支土著民兵，这支力量之强大足以迫使他们承认苏加诺政府。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接管这个国家的政府，因为当地人是坚决反对他们的，但是荷兰政府想要重新征服它的这个资源丰富的殖民帝国，派了一个旅到了新加坡。一场武装对抗迫在眉睫。

　　 印度只不过受到了日本的威胁，而且总的说来，即使在英国处境最凄惨的日子里，印度的形势也很稳当(六万名民族主义者被投进监狱也是事实)。但是，在1945年，罢工、民众暴动和军队哗变一下子都一齐爆发了。土著文职人员也实行了消极抵抗。工党政府认识到自己行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同时它也认识到国大党是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盟组成的。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不想采取暴力行动，也不想彻底决裂，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靠英国人。英国人则觉得，在面对他们团结一致的对抗时，英国的力量太弱了。另一方面，只要他们有任何不团结，英国就可以加以利用。因此，英国人开始和民族主义者进行谈判，着眼于既安排独立又安排分治。

　　 在所有这些纷扰中，没有看到俄国人的什么影响，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火上浇油。但是，中欧和东欧的情况却另当别论了。

　　 七、苏联和共产党世界

　　 苏联在参战的时候处境孤立，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单独抵住了德军的进攻。同德国和解的政策，从俄国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却引起了普遍的责备。再后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象苏联受苦这么深，损失这么大。可是，在1945年，苏联是主要同盟国中间唯一把势力扩展到它的1939年边界以外的国家。它的威望和国际声誉非常之高。它复元之快也是惊人的。

　　 首先，俄国保住了它通过同纳粹德国缔结的条约所并吞的所有土地，包括卡累利阿、波罗的海诸国、波属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在亚洲，它增加了千岛群岛、南萨哈林岛、大连和旅顺；在欧洲，有柯尼斯堡、东普鲁士和外喀尔巴阡山的鲁西尼亚。但是，苏联依靠它的军队，把势力伸展得更远得多。在亚洲，他们占领了满洲和北朝鲜，还有波斯的阿塞拜疆；在欧洲，他们主宰了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在半个德国和奥地利发号施令。在更远一点的地方，苏联对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某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并且获得了一项对它有利的关于达达尼尔海峡通行权的决定。它想要插手鲁尔的管理、丹吉尔的行政统治以及意大利殖民地的托管，它还鼓励南斯拉夫觊觎的里雅斯特，要求在多德卡尼斯群岛获得一个贸易基地，并且还要求参加对日本的占领。

　　 但是，它的经济恢复工作碰到了极大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战争努力中浪费掉了。煤炭产量没有降低，稀有矿石的生产增加了，乌拉尔和中亚的钢铁工业蒸蒸日上，一些新的发电站建立起来了，一些新的油田开发了。甚至早在1945年，有些工业部门就已经达到了它们1938年的生产水平。但是在被破坏了的地区，人民的生活依然极其困苦；苏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恢复。战争暴露了苏联经济的两大缺点，一个是通信联络，公路和铁路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另一个是消费品生产不足，因为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把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了。在1945年，苏俄百姓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需品。在美国军队复员后，红军虽然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但是，除非它能拥有原子武器，否则它的军械很快就要过时。因此，它必须把一部分人力、财力、原料和机器用在制造原子武器上。由于占领的土地非常广阔，它必须保持庞大的武装人员。最后还有一点(虽然这一点是被否认的)，就是被占领地方曾同敌人合作的人民并不总是热心的，一帮帮的反叛者，特别是班杰拉 [ 译者注：斯捷凡·班杰拉，苏联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来逃亡西德，1959年10月被克格勃暗杀于慕尼黑。 ] 领导的反叛者，仍然在许多地区造成混乱。

　　 这些长时间存在的困难，并不曾妨碍苏联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大角色。有时它似乎是在追求沙皇时代的美梦，并向日本报1905年的宿仇。再说得远一点，普鲁士的毁灭，已经勾消了条顿骑士团出业绩。在其他方面，它还回忆起莫斯科曾经是希腊正教的首府，因为谢尔盖大主教已被派到耶路撒冷去同圣地的正教教派重新建立联系。但是，泛斯拉夫主义也是一种针对德意志主义的扩张手段，而且在苏联的亚洲部分有二千万穆斯林，这就为在近东设立领事馆提供了依据，并且吸引了阿拉伯学生来到塔什千。

　　 这样，苏联以非常高超的手段玩弄它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所赋与它的王牌。然而，它的最忠实和最有影响的政治盟友还是国际共产主义。在它最艰难的时刻，欧洲被占领国家的共产党赶忙出来帮它的忙，不但如此，这些共产党现在行将在中欧和西欧的战后政府里掌握重要职位。它们控制了每一个国家里的工会，在被红军解放的国家里，它们掌握了重要的部长职位，党员人数增加了九倍；此外，那些整个战争期间都呆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现在回国去执掌他们的党的领导权，他们领受了克里姆林官的种种指示，并准备不折不扣地予以贯彻。这些人是法国的多列士，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罗马尼亚的安娜·波克，德国的乌布利希和皮克，波兰的贝鲁特，等等。共产国际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团结一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听命于莫斯科。

　　 再则，每一个国家的抵抗运动也普遍愿意听取苏联的意见，这是因为，在三大国中，只有苏联一家曾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了抵抗运动式的战争，它把抵抗运动列为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国际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以身作则地证明，这个运动怎样既是一次民族战争，又是一场革命斗争。它在世界历史上把它放在同工人反对资本家压迫的起义和有色人种争取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并列的地位，并以自己作为他们的榜样。

　　 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完全再次变成世界革命的麦加。由于主要把心思放在医治自己国家的创伤上，或许还要把心思放在完全恢复他自己的政权的权威上，斯大林在苏联国境以外的活动是有限的。他并没有控制印度和黑非洲，也没有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仍旧因为想到来自德国的危险而寝食不安，因此他与盟国的关系也完全受一种愿望的支配，这种愿望就是要防止德国再次形成危险。他的国际政策概念仍然是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就像他同丘吉尔曾经在莫斯科策划过的那样。他企图要联合国组织采纳这种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欧洲那些由于红军的胜利使苏联很容易渗透的地方，他却打算为所欲为。

　　 在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七国的总面积近三十五万二千平方英里，人口七千万。这些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恢复已崩溃的经济，转移人口，遏制通货膨胀，使交通设施适应新划定的国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共产党的举动和苏联的政策大同小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前处于有力的少数地位，这时也并未彻底夺得政权，虽说由于红军的驻扎本来是可以使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以各抵抗运动组织为基础，组成了联合政府，把关键性的职位留给了自己。联合政府就短期纲领取得了协议：不要求外国资本家的援助而使国家重新自立；惩办通敌分子(这个词差不多包括了所有的前统治阶级)；实行社会改革，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但是并不立即实行集体化；工业国有化以及经济由政府控制。

　　 就这样，在战前实行自由经济的国家，现在都纳入了苏联集体化思想和计划经济的轨道。它们也抄袭了斯大林政权的独裁和压制。斯大林的某些纯粹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措施，曾使他的盟友期望他能够坚持自由化的政策。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战争一结束，他马上就恢复了个人独揽大权和实行警察恐怖的统治。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从朱可夫开始，在给予了大量荣誉之后就把他们撇到一旁去了。党代表大会没有召开过，党的本身由总书记实行专制领导。宣传由日丹诺夫掌管，政治警察成了主要的政权机器。为了颂扬“人民之父”，不论用什么字眼都不嫌恶心，包围着他的是一群阿谀奉迎的小人，一个赛过一个。

　　 从理论上说，苏联对卫星国的内部人事更动是不加干预的，官方在宣布这种更动时总说是顺应群众的真实愿望。但是苏联随时都在防范越轨行为，就象它在罗马尼亚所表现的那样。它在每一个国家里接收了德国的财产，而这种财产通过整个占领期间的横征暴敛已经庞大到惊人的程度，苏联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拿走了。它逼迫以前的敌人偿付巨额的赔款，尽管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它的朋友。它征用机器、工厂和各种各样的物资，把它们运回到俄国去。它成立联合公司(例如在罗马尼亚的“苏罗石油公司”)，这类公司的权力扩伸到许多部门，如煤炭、钢铁、木材、原油、化工。卫星国之间的贸易被削减了，以便为各国同苏联的直接贸易让路。这种贸易的商品价格都定得极端有利于苏联。所以波兰的煤不得不以二十三英镑一吨的价格交货，而当时瑞典向波兰出的价格却超过九十英镑，捷克斯洛伐克从苏联买进小麦的价格比美国的卖价高一倍。这些国家的新政府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它们甚至还同意割让领土，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所做的那样。这些政府签订了针对德国的联盟条约，结果却把自己变成了俄国的卫星国。当然，这种温顺只能用它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事实来解释。但是，由于对德国压迫的记忆犹新，又由于想保持德国在战败后被迫让与的利益(奥得－尼斯边界或苏台德)，也使俄国处于有利的地位。

　　 不过，斯大林还是遵守了他与丘吉尔所达成的有关希腊的协议，而且，尽管他对土耳其施加了压力，他从土耳其身上却一无所得。

　　 八、美国巨人

　　 当欧洲正在舔着自己的创伤，亚洲和非洲正在犹犹豫豫地为自己建立一个没有把握的未来的时候，美国却浸沉在财富和乐观之中。虽然美国投入对德作战的部队多于英联邦，而且几乎是单独承负了对日战争的重担，但是美国在人员方面的损失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它的人口曲线继续在上升。它的作战方法使它减少了人的牺牲；它用机器来替人打仗——在这方面它比它的伙伴们要先进。它的失业人数在1939年是七百万，到1945年减少到了七十万，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尽管因战争而负债，但预算还是收支平衡的，因为内债比获得的利润少。

　　 每一个部门的产量都大幅度上升：农业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煤炭百分之三十二，原油百分之四十，铁矿砂百分之四百。美国当时的煤产量是六亿八千四百万吨，原油是两亿四千四百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二。它的生产能力足以生产九千五百万吨钢和一百万吨铝。最能说明它的力量的也许是它拥有的商船吨位，其数字达五千七百万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二，油船吨位则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在1939年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二十四)。它的造船厂能够建造的船只比德国潜艇在战果最大的年头所击沉的船只还多一倍。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能横跨大洋的航空力量，它的一万五千架远程飞机使他们几乎完全垄断了洲际空中运输 [ 注：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被整师整师地用飞机运送去数千里外接受日军的投降，这件事说明了这支力量所提供的可能性。 ] 。

　　 所以，地球上百分之七的地方和人口，比全世界其余所有的地方加在一起还要富有。这种财富可以用货币来证明：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黄金和贵金属堆积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室里。其结果是，尽管美元发行量不断增加，但是美元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金本位货币，从此以后英镑就很难维持在旧有的水平上了。美国在贸易上出超额相当大，而且，由于在海外的投资(将近四十亿美元)，国际收支顺差更大，已处于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单方面规定价格的地位。显然，只有靠它的帮助，欧洲才能重建，新成立的国家才能有可靠的基础。美国的经济实力给了它巨大的政治力量。

　　 首先，在这种双重权力下既受益又受害的是美洲大陆。加拿大仿效它的邻国。过去，加拿大一向是粮食和木材的供应者，现在也成了弹药供应者了。它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贸易额增加了四倍，肉类生产也有相当大的增加。在南美洲，矿山和石油资源大大加紧了开发，其中包括玻利维亚的锡，巴西的铁矾土，委内瑞拉的石油。但是工业也发展了，在纺织和钢铁业方面取代欧洲的产品，而且化学工业也开始有了发展。本来是欧洲的债务人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现在成了欧洲的债权人，因为出售英国的资产使它们减轻了一部分债务。它们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增加了，为装备和发展它们本国的工业开辟了道路。

　　 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美国。是它向加拿大提供了燃料和矿石，并且它成了南美洲原料的最大买主，它的制造品则在南美洲填补了欧洲所留下的空缺。但最主要的还是，美国人为建造这些新工厂提供了资金。就这样，美国公司或者联合公司在加拿大掌握了钢铁和化学工业以及镍和铁矾土的提炼工厂，同时在委内瑞拉掌握了四分之三的原油生产。在铁路和公用事业上也是这种情况。诚然，这些投资是私人资本，不是什么新的殖民制度的有计划的剥削政策，但是结果是一样的，美洲大陆成了美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主要消费者。其他国家因为与贫困的欧洲断了关系，只能把它们的剩余产品拿到美国的市场上出售，于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金融与经济霸权。

　　 这种情况带来了一系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后果。美国的大使们干预别国的内政，支持被他们认为是亲美的政府，反对被他们认为是反美的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斯普鲁伊尔·布雷登企图推翻庇隆上校。美军获得了在墨西哥、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巴拿马的基地使用权。1945年3月，通过查普尔特佩克协议，美国承担了协调拉丁美洲各国防务的工作。

　　 虽然加拿大采取了它邻国的生活方式，工资高、生活标准高，但是在中美和南美却只有统治阶级才真正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城乡的广大群众仍然处于愚昧和贫困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新的曙光已开始出现。在墨西哥，托雷斯·博德特发起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为印第安人开设学校，使他们能适应技术文明的社会。巴尔加斯总统虽然取消了工人的罢工权，但是他的确试图把巴西的资源平均分配给全国各地。在阿根廷，庇隆上校减少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工资，并且迫使雇主承认“年奖”——一个劳动年以十三个月计算。

　　 美国专家们极为担心过渡时期的经济，即从战争经济的最后阶段彻底转变为正常经济。他们认为，在国家停止定货以后，当因为复员而把成百万人抛到劳动力市场上去的时候，立刻就会出现生产不足和就业不足的现象。他们估计失业人数很可能达到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国民收入将降到九十亿美元。他们对三十年代的萧条记忆犹新，因此想方设法来防止它的重演。甚至战争还没有结束时，陆军部就已经取消了大批定货，退还了征用的工厂，废除了大部分的管制。

　　 于是美国的经济又回到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这是工业界所迫切希望恢复的政策，而且看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时候已快要求助于消费者了。但是工会领导人担心因失业而导致工资的下降，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生活费用的上升，因此他们赞成实行物价和收入管制政策。在选举时，由于他们的支持，民主党得以继续执政。

　　 杜鲁门总统因此开始了一种纯属经验主义的政策。他一面废除了所有的配给制度，开放了海外贸易，一面又坚持在一个有限的时期里对某些重要的商品继续实行价格管制，但是有一种谅解，就是管制不应该是死板的，可以允许涨价。他继续执行在必要时用国家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生产；他为退役军人提供了生计；他把汽车工业更新设备列为重点；为了避免发生失业，他以国家取代私人企业；但是，最主要的，他开始执行一项庞大的公用事业计划。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全国宣布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保证六千万人就业，其中包括修筑公路和房屋，进行地质勘察，在密苏里、科罗拉多和哥伦比亚兴建水利工程以便灌溉西部和发电，拆除水闸为远洋运输开放五大湖，等等。

　　 所以，即使生产有所下降，那也是有限的和为时短暂的，经济繁荣始终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情况也有比较阴暗的一面，这就是繁荣程度并不是在全国每一个区域都平衡的，物价的上涨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工资差距在工人中间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尤其是财富分配极不平均，以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处于无权的贫困状态，如黑人、印第安人、多少有点非法入境的墨西哥移民和在佛蒙特州的法裔加拿大人。因此，美国国内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划分，但是阶级意识不强，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引起阶级斗争。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总的说来，贫苦家庭的数目下降了；而且，一个贫穷的美国黑人假使是在非洲的话，他还算是富裕的了。1945年，尽管有一些种族和社会骚乱(人们认为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美国的公众多少还是一致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自从罗斯福逝世后，美国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决定它的国际政策。杜鲁门对自己太缺乏信心，以致甘心走他杰出的前任所规定的道路。但是，军事行动一结束，就不能再这样了。一旦苏联的力量、野心和敌意明显起来，罗斯福会怎么做呢？他会不会还继续走他在雅尔塔开始的道路呢？前副总统华莱士认为，罗斯福一定会继续走这条路，所以主张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克服由于这种深刻的失望所引起的愤懑。但是以“克里姆林学”专家为首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到了该坚定的时候了，否则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局势。在这两种政策之间，杜鲁门委决不下：如果采取坚定政策，其第一个后果是不是意味着要停止复员？这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在当时，是贝尔纳斯的经验和警惕性指导着白宫的政策：保持警惕，这是当然的，但是要继续与苏联保持对话，有时作些也许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要取得酬答，有时就拒绝向苏联让步。

　　 九、问题和分歧

　　 在德国和日本还没有投降的时候，盟国为了不妨碍自己取得胜利，避免张扬它们之间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但是，战争一结束，这些分歧就表面化了，并且还出现了其他分歧。伟大同盟在初期引起的乐观情绪，到后来就变成了因使用方法不同而产生的猜疑。接着又逐渐代之以公开的敌对。但是，在1945年秋，这种敌对还没有超出小规模冲突的阶段，就象较量的双方在全力扑向对方以前先摆好自己的阵势一样。

　　 在1944年8月到9月，在巴黎举行了盟国会议来处理丹吉尔问题，会上要求西班牙从这个地区撤军，西班牙立即照办，国际管理恢复了，还增加了美国和苏联的代表。苏联要求把西班牙排除在外，作为对它的法西斯制度的惩罚，但是美英法反对，理由是这个地区的居民多数是西班牙人。苏联没有再坚持。

　　 至于意大利，法国向它提出了领土要求，涉及的只是在梅康图尔区的几座山岭和两个村庄，并且已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意大利同意了，并且还答应给予法语地区的奥斯塔谷地以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是，对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权利，意大利比较固执。南斯拉夫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压力下，南斯拉夫部队在1945年6月撤离了的里雅斯特。虽然苏联人支持南斯拉夫，但是他们这一次又听任他们的盟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是一涉及被红军解放了的土地，这种和解的态度立即改变了。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英国和美国代表枉费心机地想根据雅尔塔决定的原则进行自由选举。1945年6月29日，波兰成立了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首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由米科拉伊齐克任副总统，关键性职位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美国、英国和法国抱着举行自由选举的希望勉强承认了这个政府，但是还没有等到这种选举，波兰已经由于签定了一项互助条约而受制于苏联。只有在匈牙利，米克洛什将军拒绝了苏联的关于拟订一张清一色的选举名单的建议，结果在1945年11月有二百四十五个“小地主”当选，而共产党人当选的只有七十人，但是后者保持了内务部的位子。莫斯科从这次不幸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

　　 现在已经纳入俄国势力范围的各国之间的领土争执由苏联一手解决了。在等待拟订一个适当形式的条约的时候，罗马尼亚军队继续占领着特兰西瓦尼亚，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保留着多布罗加南部。俄国人对匈牙利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们跟捷克斯洛伐克交换居民，因为后者急于要把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血统的人驱逐出去，而接回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至于多瑙河的航行问题，虽然莫斯科同意航行自由，但是要求河上航行只能置于多瑙河沿岸国家的控制之下。

　　 但是，看来形势最严重的是土耳其。苏联要求在达达尼尔给它一个永久基地，还要求归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定以后由土耳其占有的亚美尼亚省。面对这种要求，土耳其人暂停了军队的复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予土耳其五亿美元的贷款，就等于是外交上的支持。同样，在希腊，艾德礼叫摄政达马斯基诺斯安分些，因为达马斯基诺斯依靠曾经通敌的反动分子的支持，把抵抗运动战士视若土匪。但是美国大使却公开支持摄政。

　　 所以，在1945年秋出现了战争的三大后果。第一是英国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基于它过去的帝国主义态度，它还继续卷在一些小的军事行动里。例如，在近东，英国殖民部的代理人企图煽动当地民族主义者把法国人撵走。但是，它很快就被本国国内严重的内部问题纠缠得无暇他顾了。第二个后果是，苏联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它还是把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划为它的禁脔。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个后果是，美国越来越公开干预世界事务，尽管它在做的时候有些迟疑。这跟它过去所声明的准备把军队调回本国和复员的意图是有矛盾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却代表了某些军事领导人如巴顿和麦克阿瑟以及一些经济专家的愿望，这些经济专家劝杜鲁门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而在财政和经济上援助欧洲。

　　 因此，世界这时已在两大强国之间趋于分化，但是这两大强国的实力还有高下。它们两国在一些并不受它们直接控制的国家里有拥护者。它们都越来越不信任地眼盯着对方，怀疑对方在策划什么最阴险的阴谋。它们似乎在每一点上都是对立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敌意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力量的基础是自由经济、总统制民主和私人的创业精神，它的力量首先来自它的财富。苏联是极权主义政体，在它下面，舆论毫无价值，一切都属于国家，政权由一党垄断。它的力量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世界海上与商业第一大国同世界第一陆上强国对峙。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影响到政府形式，影响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影响到个人的作用、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那末，是不是还能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呢？在本书结束的时候，回答还是肯定的。但是即使到了这个阶段，盟国为了害怕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不愿面对面接触，而宁愿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无限期拖延下去。战争结束了，但是，在1945年秋天，却还没有人敢断言和平已经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