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第一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战争结束时的世界》

出自————《战争通史》

　　 从来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在物质和精神上造成如此巨大的浩劫。如果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较，人们可以看到，战斗曾在大部分地球上进行过，包括陆地、海洋和天空。进行战争的新方法或新武器，如大规模空袭和原子弹，其致命的破坏力也大得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作战造成的损失之外，意识形态和革命战争还造成了许多类别的人整个地毁灭，然而在各大洲当中，以欧洲受到的损失最为惨重，最大的战役是在欧洲进行的，最根本和最持久的动乱发生在欧洲各国。

　　 一、杀戮

　　 对战争伤亡的数字只能作大致的估计。中国和日本的死伤人数没有精确的数字。在其他各国，由于档案记录的销毁，假名假姓的使用，居民流离失所以及有意识的销声匿迹(战犯或仍留在扣留他们的国家中的战俘就属于这种情况)，使得要精确地统计死亡人数，或比较每国战前和战后的人口数字，即使不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是一件很难的事。而且，在战事停止之后，还有许多战争苦难造成的死亡，如原子弹造成的白血病，或“集中营病”引起的死亡。

　　 由于这种种情况，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由四千万到五千万不等，约为1914年至1918年的四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其他的不同之点是；死伤人数中有一半是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有很大数量的人丧失生命，是同战争的需要并无直接关系的——几百万犹太人和集中营囚徒的死亡就是这样。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编纂委员会”过去十年来曾经力求查明被送入纳粹集中营的法国国民的确实数字。委员会终于不得不承认，不可能全部查出，虽然它握有二十万张个人分类卡。 ] 对这类的死亡也只能提供一个近似的数字。

　　 在欧洲，交战各国损失的大小，决定于德国占领的严峻程度如何，或占领是在战争初期还是后期，以及它们的军队打得好坏。苏联由于很大一部分国土遭到党卫队的蹂躏，而且它使用了大量的步兵作战，所以在这张惊人的伤亡人数表上占了第一位，大约有两千万人死亡，几乎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波兰的损失按人口比例来说甚至更高，达六百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在战争中阵亡的只有六十万人，其余的主要是在集中营中被消灭了，特别是几乎全部犹太人都被消灭掉。有好几十万波兰人被移殖苏联，同苏联人民过困苦的生活，或者受斯大林出苛待。在南斯拉夫，游击战打得非常艰苦，随之而来的是互相报复。在一百五十万失踪的人当中，有一百二十万是平民。希腊的情况与南斯拉夫相似，死亡人数比例也大体相同：军队死亡两万人，平民死亡十四万。

　　 西欧的损失显著地比较轻。比利时、荷兰和挪威各死亡几万人，绝大部分死于纳粹集中营和战争最后几个月在荷兰发生的饥荒。在法国，失踪的人数估计为六十万，其中二十万是1939－1940年和1944－1945年战役中战死的军人，四十万是平民——被放逐，被处决，或死于空袭。事情很明白，东欧和西欧这样大的差异，是由于占领当局对后者的对待比较温和，至少1944年以前是如此。

　　 英国虽然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战争，作战伤亡却只有三十二万六千人。但是英国在它的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自己的本土经受了战争的恐怖，有六万二千平民葬身在德国空军造成的废墟之中。只有美国，由于各交战国中只有它的领土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破坏，而且它的机械化的军队是用武器作战，而不是拼人力，因此人的生命风险最小：总共有三十万人死亡，全是武装部队人员，欧洲战区与亚洲战区几乎相等。

　　 意大利实际参战的部队相对地少，而且退出战争也比较早，因此死亡人数只有三十一万，其中一半是平民，在苏联失踪的士兵据报道是七万人。至于德国，它的直接战争损失总共将近八百万人，其中四百四十万是军队，包括奥地利人和德意志人，死于盟军空袭下的平民达二百万。军人伤亡中有四分之三是在东线。

　　 在亚洲，中国的损失据估计是六百万到八百万人。日本是三百万人，包括六十万平民。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 注：特别是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 ] ，以及被日本占领过的国家，提不出伤亡数字。

　　 在这些数字中，被杀死的犹太人总数，只能作大致的估计，因为纳粹千方百计地尽可能不使他们的恐怖罪行留下痕迹。然而，1943年春根据希姆莱的要求准备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欧洲犹太人的人数减少了四百万”。考虑到那时占领下的波兰还有相当大的犹太人区和劳动营，而且对犹太人的放逐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匈牙利)还没有开始，因此以色列的统计工作者得出的数字是，死于纳粹反犹措施中的犹太人为六百万。如果把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大屠宰房的“产量”加在一起，或者把战前和战后犹太人居住区的人口作一比较，得出的总数也与上面相同。

　　 除了这些“直接”伤亡之外，还必须加上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造成的“间接”损失。例如，由于居民营养不良造成的身体衰弱，直到战争结束后好几年都还继续在造成死亡，其表现形式是软骨病和肺病。以德国而言，在1939－1950年期间，估计这种“额外”死亡有三百万人。

　　 德国的情况确是特殊。在六年多的时间中，男人大批被征入伍，造成了德国人口中男女比例的明显悬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到1960年仍然是一百二十六个妇女对一百个男人。但是，在战争期间，由于成百万的战俘和强迫劳动营中的劳工被强制迁入第三密国，出生率并没有下降。

　　 再者，人的损失一般以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快的速度补上来了。法国的出生率早在1942年就开始上升。但是在所有国家中，老年人多于中年人，平均寿命减少了，年龄和性别的不成比例在好些年里都设有消失。所有这些因素不是没有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影响，因为人力的减少妨碍了生产，在交战国中，为了抚养老年人、儿童和战争残废者，壮年人口战后肩负的担子要比中立国重。许多妇女不能结婚成家，这大概就是两性关系混乱现象增加的原因之一。国内男人少，也说明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使用妇女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及迅速起用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去接替已经消失的老一代人的工作。

　　 二、人口的移动

　　 军事行动造成了人口大迁移，有时是由于恐惧(法国1940年的人口外流是逃避德国军队，东德1944－1945年的人口外流是逃避红军)，有时则是战争本身引起的，至少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的(最低限度有一千二百万战俘和大批人口被送到德国中部和乌拉尔以东去加强军火生产)。即使在美国也发生了劳工从南部和中西部向东北部工业区迁移的现象。但是只有欧洲才发生了交战国命令人口大量移动而引起的大变动。

　　 在战争期间，移动最大的是德意志人。希特勒实行一连串的双边协议，把他们迁移到德国，其中有南蒂罗尔说德语的人，波罗的海各国、布科维纳、北多布罗加、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意大利、苏联、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同意这些人迁移，他们总共约有六十万，但大体上只占各地德意志血统和文化居民的三分之一。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匈牙利的德意志居民大都仍留在原地。至于蒂罗尔人，很多选择了德国国籍的并没有走成，因为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后，希特勒认为把这个地区合并过来更方便一些。

　　 在相反的方面，德国企图把阿登、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变为殖民地，洛林人被赶出法国，许多阿尔萨斯人则被送往德国。特别是，德国移民从总管区 [ 译者注：总管区(General Government),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后，除兼并了但泽和东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之间三万二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外，还把三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称为总管区。(上册中曾译“总督特区”。) ] 的波兹南地区赶走了三百万波兰人，从卡林西亚赶走了八万斯洛文尼亚人，从苏台德赶走了七万捷克人，但是，主要由于没有时间，他们只向乌克兰移去了几千荷兰人和丹麦人。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出于一种政策的考虑或作为一种防范措施，也策动了相当多的居民移动。他没有刁难苏联1939－1940年吞并的领土上的德意志人向外迁移。后来，他认为把在伏尔加居住的德意志人、在克里米亚居住的鞑靼人和在高加索居住的卡尔穆克人赶去西伯利亚是可取的。他把总数大概超过一百万的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特别是波兰人分散到辽阔的苏联全国各地。作为交换，二十万罗马尼亚人迁出了比萨拉比亚，十四万马扎尔人迁出了特兰西瓦尼亚，二十五万卡累利人离开了家乡去芬兰避难。

　　 但是，人口最大的移动却发生在战争末期红军向中欧推进的时候，这一次主要遭殃的是德意志人。希特勒起初曾经企图制止居民离开红军就要来到的地区，但是他只是推迟了他们的迁移而已，到了德国战败即将临头时，就引起了普遍的人口外逃，最先走的是迁到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不久的移民，然后是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定居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德意志居民，这些人一共有一百万以上。

　　 两股最大的人口外流出自波希米亚和波兰，那里的德意志人几乎全走光了，苏台德有德意志人近三百万，只剩下十七万没有走。迁走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到英美占领区，其余三分之一是到苏占区，尽管那里的当局并不愿接受他们。到1945年，在他们迁走的地方，来了一百五十万捷克人。

　　 在波兰，一百五十多万德意志人先撤离了他们所移居的总管区地方。但是在滚滚而来的俄军面前，普鲁士人、波美拉尼亚人和西里西亚人也跟着撤走了。波茨坦会议后，由苏联建立起来的波兰当局，已经开始有计划地驱逐德意志人，英美方面对此不是默许就是无力制止。约五百万德意志人丢下了他们的房屋和祖先建立的城镇。在他们撤走的地方，逐渐迁来了从西伯利亚遣送来的波兰人，以及从过去属于波兰，但此时经卢布林委员会同意终于划归俄国的一些省份来的波兰人。总共加在一起，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德意志人来到英美法占领区避难，他们两手空空，无以维生，而迎接他们的几乎只是占领区中的一片废墟。

　　 人们把这样一些人委婉地称之为“流离失所者”，他们估计达三千万人。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幸免的。当拉普兰发生战争时，挪威人和瑞典人迁走了；希腊人离开了保加利亚的马其顿，而保加利亚人则占据了多布罗加 [ 注：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下，到1947年，遣返了七百万人。 ] 。多少世代以来，这些人几乎一直就在这些土地上度过他们兴衰荣败的岁月。但战争末期的人口大规模移动是不可扭转的。中欧和西欧的人种地图已完全改观。斯拉夫人向西推移，几乎进抵易北河。他们在中世纪也不曾越过这个界限。普鲁士就这样退出了世界历史，这是一件有头等重大意义的事情。同样地，德国正当它的人口变得过剩的时刻，其版图却明显地缩小了。潮涌而来的难民引起了食与住的大问题，以后还会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

　　 在由于局势动荡而造成的这些人口大迁徙中，1945年也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这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失去了一切，渴望逃离欧洲，其中许多人想去以色列。有些人则是从被苏联吞并的国家中逃出来的流亡者，如安德斯军队中的波兰人。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而害怕在本国被法办，这就是那些“通敌分子”。总计有九十多万人挤在临时搭成的拘留营中，他们绝大部分在这里艰难地度过数年之久。

　　 三、物质上的浩劫

　　 物质破坏主要是由于一个地区经过长期而激烈的作战所造成的，特别是当交战双方在同一个地方几度得而复失的时候，例如苏联的情形就是这样。盟国的空袭是造成破坏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但是破坏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盟军登陆地区和德国城镇，特别是西部的那些城镇，空袭比较频繁，而且在战争初期就已遭到空袭了。相形之下，“焦土”政策，抵抗运动的破坏，占领国的报复或者战胜者的复仇行动所造成的损害，其严重性比较轻，但范围却更大。在德国，大概是由于没有执行希特勒的全盘毁灭政策，总算避免了最糟糕的局面。在亚洲，只有日本受到了空袭的严重损害，亚洲的战事通常都是在人口比较少的地方进行的，只有中国除外。

　　 由此而知，遭受战祸最深的还是欧洲。要确定一个物质破坏的精确数字，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难。比如说，人们怎么能够估计出工时的损失、产量的减少、为维护不佳的工厂而引起的不正常的耗损呢？然而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一些“赔偿”委员会还是作出了统计数字，有时还极为详尽，如被毁的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强征的物资、被盗的艺术珍宝等等，以便在向德国索取赔偿时能提出确凿的根据。

　　 在苏联，据1962年的统计年鉴刊载，全部或部分被毁的城镇有一千七百一十座，村庄七万个，房屋六百万幢。此外，被德国摧毁或损坏的工业企业有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铁轨四万英里，集体农庄九万八千八百个，拖拉机站二千八百九十个。被德国强征去德国的马有七百万匹，牛一千七百万头。农业遭受的摧残最为惨重，工业因为把工厂拆卸和迁往东都而有一部分得以保存。苏联最富庶的地区被摧残得如此严重，以致由于没有机械装备可用，只好由农户用人力来耕作。

　　 在波兰，据“战争赔偿局”提出的一份报告估计，运输、科学和工业装备损失达百分之八十，农业器具和建筑物损失百分之五十，森林有六十二万英亩完全被毁；华沙1939年被毁百分之十，1944年被毁百分之七十。总计全国财富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一。1945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1938年的百分之三十九。肺结核患者达一百五十万人。如果说以数量而言俄国受到的损失最大，那么按比例来看，显然以波兰所遭的战祸最为惨重。

　　 南斯拉夫在财富上比英国差得很远，但损失却比英国更重，几乎同法国相等。全国房屋被毁百分之二十，果园被毁百分之三十，牲畜被毁百分之五十。全国铁路设备和车辆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工业生产力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六。战祸遍及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区得以幸免。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经济本来落后，战祸使之更加不堪了。

　　 在法国，人的牺牲远比1914－1918年为少。另一方面，物质的损失却遍及全国，只有西南地区损失相对地小。在城镇中，许多地区只剩下一堆瓦砾。特别是港口，全部遭到有计划的轰炸或暗中破坏，并为沉船所堵塞。将近五万一千英里的铁路中，有二万三千多英里被破坏，桥梁与隧道损坏了一千九百座，公路桥梁损坏四千座。铁路车辆减少到了1938年机车与车辆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不是被毁就是运去了德国，从巴黎到法国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交通直到1944年9月10日才恢复。毁坏的房屋达一百多万幢。煤和矿石储存量实际上已减少到了零。工业产量几乎下降到1938年的一半。在农业部门，据塞佩德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同平均产量相比较，由于破坏与毁损所造成的损失是：小麦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土豆百分之二百，酒百分之一百一十二。此外，在成千成万英亩的海滩、空地和田野里，布下了一千三百万颗地雷，爆炸了一千七百万颗炮弹，德军中有些部门成了掠夺艺术品的专家。法国全国的机床有百分之六十被运往德国。破坏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由于作战的需要就得迅速加以修复，而且有许多部门在战争结束以前也已经在美国的援助下得到了恢复。

　　 意大利虽然先是个侵略者，后来是个战败国，但是整个说来，它的损失并不如法国那样大。这是因为尽管它最富庶的北部平原受到过空袭和发生过游击战争，但是那里并不曾进行过正规的战争。工业因此未受战争伤害。然而全国的财富还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铁路运输百分之五十瓦解，小麦收获量减少了一半。从法西斯在政治、军事和道义上的惨败来看，这些损失显然比人们所曾担心的要小。

　　 当然，这样的浩劫主要是压在每个国家的人民身上，但是归根到底，整个欧洲是被削弱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切断了。工业产量减少了，如果在某些地方不是陷于停顿的话。农业已不足以养活人民。营养不良和战争的紧张劳累，增加了神经紊乱，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总之一句话，整个战前的经济结构是瘫痪了，也可能已经到了垂死状态。

　　 四、对道义的大践踏

　　 交战各方没有象他们的前人在1914－1918年那样使用毒气。但是他们使用的武器更加致人死命，并且完全不顾和平居民的死活。首先开这个头的是德国人，他们为了“打垮英国人的士气”，轰炸了无辜的伦敦居民。后来，盟国给了他们的对方以百倍的报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大城市受到有计划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在这种“恐怖轰炸”中，玉石俱焚，罗马也好，蒙特卡西诺 [ 译者注：建立于六世纪的著名修道院，1944年2月被盟军空袭炸毁。 ] 也好，都没有能逃脱轰炸的破坏。更加糟糕的是，为了轰炸一个工厂，一个车站，一座桥梁，这种空袭摧毁了盟国的城镇，特别是法国的城镇，而要打击这些目标，使用暗中破坏的办法本来可以更加有效得多，而且代价也比较小。在这一方面，德累斯顿被夷为平地，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使野蛮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从中可以看到，一旦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但是，这些武器的威力虽然越来越大，毕竟还是使用在军事上。纳粹分子却使战争除了军事冲突之外还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场宗教战争和一场国际化的内战，西班牙内战就是国际化内战的第一个插曲。纳粹分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要由希姆莱的兽军来执行的使命。在德军占领的一切领土上，党卫队跟着来强制推行他们那套“法律与秩序”，在西欧是半公开干的，在东欧就是明火执仗地干了。几乎是以神的召唤为名，各类人被置于他们的宰割之下，不是因为这些人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应如此。首先遭殃的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但是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共济会员、基督教徒，总之，任何一个人都成了天生的敌人，受到同样的对待。被征服的地方的居民如果开始表现出不稳的迹象，德国军队就亲自出马来对不安份的人们(不管他们是真的不安份还是被怀疑为不安份)行使极其可怖的人质制度，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出是谁干的，就对无辜人民处以死刑。在对付红军时，他们借口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就不遵守这个公约关于俘虏的规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塞进七拼八凑搭成的营房里，听任他们染上流行病，挨饿，然后再打发他们到集中营去慢慢地死亡。

　　 德国人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都召募走卒来执行他们的肮脏勾当。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巧妙的宣传，把许多人引入歧途。结果，居民受骗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通敌分子，一边是抵抗战士，互相要置对方于死地。1940年，法国居民中这一半谴责那一半，维希政府则惩办各个阶层的法国人，有时不经审判就将他们判罪。抵抗战士用加紧袭击通敌分子来回答。1944年，他们对通敌分子是立即处决，他们还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有时简直就是内战的气氛。红军进入德国的时候，军官们听任他们的部队复仇，以强奸、抢劫、肆意烧杀为乐。

　　 即使对于这种事情可以辩解说，这是战争的后果，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战争还使纳粹分子大模大样地行使大规模的高压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他们权力美梦的基础之上，是他们实行暴力和不讲人道的种族理论的逻辑后果。集中营成为纳粹主义至高无上的荣光，他们崇拜的就是种族灭绝。在德军征服的每一个地方，党卫队都建立了集中营。很明白，如果他们打胜了，这就会成为纳粹统治下世界的一个永久性制度。他们把一切真正的或想象的敌人投进集中营，其中共产党人、抵抗战士、犹太人、吉普赛人、拒服兵役者、非暴力论者。但是被他们投入集中营的还有反社会的罪犯、性犯罪者、谋杀犯，以及那些暂时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人，如黑市商、拉客的妓女，甚至有民愤的通敌分子。然后还有人质、逃避强迫劳动者、“玷污德意志种族的”战俘，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集中营里有老年人，有儿童，还有孕妇。解放时，有一群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出来的孩子，他们甚至忘了自己的姓名和国籍，说一套在他们之间通行的语言，在一个他们推举出来的头头带领下悠哉游哉。犹太人在送进毒气室之前，被尽情嘲弄，财物全被拿走，在希特勒的德国成了无权容身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戳穿了纳粹主义胜利的神话。

　　 在纳粹主义的邪恶中，最严重的一个方面也许是把科学家引入歧途。诚然，在每一个国家里，科学家都完全为国家效劳，把这看作是对国家应尽的职责。在美国，就有一批卓越的原子科学家(其中许多人曾经受纳粹暴政的迫害)，为了在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中取得胜利而不间断地工作着。战争的胜利，因而也是世界的命运，也许要取决于这个竞赛的胜利。后来他们对自己打开了潘朵拉盒 [ 译者注：希腊神话：宙斯命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她私自打开一看，里面的疾病等祸害就跑出来散布到世上。 ] 十分震惊，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似乎没有这样的感情。杰出的法律学家对于自己草拟了使成千上万同胞成为贱民的纽伦堡法而并不感到内疚。有才能的建筑师设计了集中营，为了使这种营房能发挥它们的“效能”，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用途，优秀的化学家制造了齐克隆－B毒气，他们肯定不会想象这是单单用来灭鼠的。在集中营中，“医生们”常常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把人当作豚鼠进行“试验”。这个伟大的民族有着光荣的过去，战前屡次获得诺贝尔奖金，为世界贡献了有最高声誉的音乐家和哲学家，可是竟然让犯罪在自己国境内成为一种惯例，并使许多人奇怪地走入歧途。他们错用了崇高的行为准则，如守纪律，执行爱国天职，乃至执行对社会的职责，以至变成了罪犯。拉伯雷 [ 译者注：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sois Rabelaie,约1483－1558)，法国小说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著有《巨人传》。 ] 曾经说过：“科学而没有天良就是灵魂的死灭。”这句名言很少得到过这样充分的证明。

　　 人们还无法知道，这些滔天罪行在人类的良心上留下了一些什么污点。战争所释放出来的暴力，使战争通常会带来的后果以更加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道德败坏的事情纷至沓来，在经受了那样多的限制和惊惶之后产生了疯狂的求生欲望，在夫妇分离过久之后发生家庭分裂，黑市商人或通敌分子获取了暴利，不够成熟的青年过快地被提升担任成人的职务，民族主义更为加剧，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追求金钱和享乐。这是一份沉重的遗产。

　　 五、经济上的后果

　　 战争给制造死亡的工业带来了惊人的繁荣。公司现代化了，工厂建立起来了，船坞开业了。从这个繁荣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但是，智利、阿根廷、巴西、瑞典和澳大利亚也得到了利益。苏联已经相当大地发展了它在亚洲的生产力。在这些格外得益的国家中，技术改进了，产量提高了。这就使世界的经济问题有了两个方面的性质：在因战争而致富的国家中，经济必须转上和平时期的轨道；在变穷了的国家中，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重建昔日的繁荣。

　　 第二类国家遇到的困难比第一类大，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几乎到处一样。这些国家全都负债。由于被占领所招来的费用，接着又是重建的开支，这些国家的预算年年亏空。在通货还没有贬值的国家中，存在着币值大为降低的严重危险。储蓄或者发行公债的可能性很小。纸币过多，而物资太少，这就造成了物价上涨和黑市现象难以消失。要减少数量过多的通货，办法之一是增加税收，甚至没收违法的利润。这个办法既公道，又是一种健全的金融政策所必需。但是要由政府的措施来减少购买力，光凭这个办法还不够，还必须把更多的货币排除出流通之外。1944年10月，比利时财政大臣盖特采取的是这种专横办法中最蛮干的一种。他封存了银行的存款和储蓄，每个人限定数量将旧币换成新币。苏联也发行了新卢布，一个新卢布换十个旧卢布，集体企业则享有特别优惠的兑换率。后来，意大利、丹麦、荷兰、法国、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希腊都实行了类似的措施。希腊的通货膨胀特别糟，一个新德拉克马竟兑换一百万旧币。只有英国能够用重税遏制住了通货膨胀，英镑没有受到影响。

　　 限制和国家控制就这样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继续保持下来，甚至还有所加紧。在红军解放和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中，这种方法是一个教义问题。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出现了一种混合经济，半自由，半由国家控制，办法是征税加上某种国有化，走向半国家资本主义。就这样，自由民主国家通过赋予国家较多的权力来限制金融寡头的力量，并实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立法，就更加接近于社会主义民主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现在不再只有苏联一个了。

　　 伴随着这些经济变迁而来的是社会的大变动。在战争期间，相对而言，农场主得到了优惠的待遇。他们受匮乏和空袭之苦比城市居民少。但是他们的劳动装备和方法都没有得到改善。更加重要的是，产业工人人数的增加和妇女劳动力的普遍使用。特别是统治阶级已经起了变化，有的变穷了，例如英国；有的被纳粹消灭光了，例如波兰；有的因为与敌人合作而声名狼藉。在红军占领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旧的统治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被新的统治者取代了。

　　 变穷了的国家要恢复过来，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就可能非常缓慢。但是过去高度工业化的德法等国，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出口去换取它们所缺少的粮食、原料或装备了。曾经是出口农产品的国家，象丹麦和荷兰，不能再从伦敦市场取得它们必需的外汇了，因为英国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国外投资。

　　 六、德国的崩溃

　　 1945年，德国人民发现他们为希特勒的自大狂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由于空袭、作战、工厂迁移、盟国占领以及后来的拆卸和没收，德国的工业、铁路和公路系统完全崩溃了。在九百四十八座河上桥梁中，被毁掉了七百五十座，另外还毁掉了二千四百座铁路桥和两千多英里永久性道路 [ 注：这里只包括英、法、美三国军队占领的地区。 ] 。在一千六百万幢住宅中，有二百三十四万幢被毁坏得不能居住，有四百万幢受到损坏。柏林市只有四分之一或多或少还完好。光是汉堡一个城市受到的破坏就超过了整个英国。

　　 不过，工业设施虽然一片瓦砾，其实损失并不如所想象的严重。人造石油工厂所受的损失最大，约有一半被毁。纺织工业只毁了百分之二十，机械工业只损失了百分之十五，矿业只损失了百分之十。损失所以这样有限，是因为工厂分散了，进行了伪装，以及得到受过专门训练的抢修队的修理。工作母机整个来说是隐藏起来了，或保护得很好，没有被摧毁。德国的经济潜力所受的损失因而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大，成为盟国不断轰炸的主要目标的德国重工业，其所受到的损失倒是最小的！

　　 但是，在1945年，德国已经处于一片惊人的全面混乱状态中。原料缺乏，居民移动，熟练劳动力稀缺，交通运输崩溃，政府垮台——官员们不是躲藏起来而不知去向，就是被盟国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任何恢复都是很困难的。再也没有了什么国家，什么德国，有的只是因灾难深重而被弄得垂头丧气的德国人，有的只是三百万不在国内的战俘。人们已不仅看到希特勒的罪行，而且还看到罪行范围之大和罪恶之骇人听闻。他们被占领国家所痛恨，一如胜利的军队对他们的所表现出的敌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抑制和掩盖起来的通货膨胀也在恶化，货币流通量从1938年的四千万马克增加到1944年的四亿零七百万马克。倒霉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的没落是同生活费用上涨和黑市猖獗同时俱来的。用皮埃特尔的话来说，“工业产量已降到了1860年的水平”。1945年只开采出三千九百万吨煤，1946年只生产了三百万吨钢，鲁尔区的生产能力只开动了百分之十二。

　　 人口的外移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东部，是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的大调换。在西部，是人口过多，居民从四千万增加到四千五百万。在英占区，每平方英里就差不多有六百四十人。家家户户都挤在地下室里，道德水平无处不在低落。要不是盟国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势必发生饥荒，而且真正可能发生传染病。总而言之，这是德国最黑暗的时刻。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到处是一片混乱状态。

　　 从原则上说，盟国对于如何管理战败后的德国是早就作了准备的，但是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会议后成立的欧洲协商委员会上，讨论有点陷于停顿，没有作出任何共同的建议。因此，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是含糊的：它主张消除经济的“过分”集中，而没有阐明何者属于“过分”，它没有确定“得到许可的”生产数量；它容许德国继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又作了种种保留，使其或多或少地可以被勾销掉。

　　 结果，唯一一项积极的协议就是划定各占领区的边界。这是按照英国在1944年初提出的建议而决定的，后来有所修改，把以前本来属于英占区的北海沿岸几个港口划给了美国，并从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划出一块地区给法国。协议决定，柏林归四个主要盟国管辖；对于整个被占领的领土，由四个盟国总司令联合行事。但是关于每一个总司令在他本国占领区内的权限问题，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这当然会使作出的决定有很大的差异。

　　 起初，一心一意地要惩罚德国的念头把四个盟国联合到了一起，这表现在占领军——首先是红军突击部队的严厉态度上，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对战犯的国际大审判更证实了这一点。这也表现在拆卸德国公司或将它们收归国有的坚决措施上。这种惩罚德国的念头，使得一些国家对德国提出了领土要求：丹麦要求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兰要求得到博尔库姆岛和紧靠着亚琛的一块地方(有六百多平方英里)，波兰人要求得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乌塞多姆岛。但是，提出要对德国领土作最大调整的是法国，1945年9月10日，戴高乐将军要求将莱茵兰永远从德国划出去，置于英、法、比、荷四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之下，鲁尔也从德国分出去并由国际共管。

　　 各占领区的边界很快就明显地暴露出不切实际的缺陷，因为边界的划定丝毫没有考虑到自然区域。英占区在工业上最富有，但人口过于稠密而又缺少粮食资源，因此最不平衡。美占区比较容易自己养活自己，但是收容了大量难民。法国不许难民进入法占区，因此它虽然在三个占领区中属于最不富庶的一个，但是在粮食方面最能自给。苏占区由于施佩尔安排了工厂疏散，受到空袭的损失比较小，这就使这个占领区具备了与它的农业资源相称的工业潜力。但是，居民却离弃苏占区，俄国人在拆卸那里的机器。每个占领国的做法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具体方式。俄国人攫取了工厂，把公司收归国有，并没收了大量不动产。早在1945年9月，朱可夫就成立了地区政府，并封死了与其他占领区的边界。只有四个政党得到承认，工人的工会得到了相当大的权力，主要的行政职务由共产党官员担任。

　　 [ 注：引自皮埃特尔所著《当代德国的经济》第74页。 ]

　　 法国人也同样严格。他们坚持要按原订期限交付赔偿，坚决反对成立中央政府的任何尝试，甚至反对波茨坦协议所规定的行政区。

法国的损失

　　 　　被德国强征的：　　玉米及玉米产品　　    3,000,000吨

　　 　　　　　　　　　　　其他谷物　　　　　    2,400,000吨

　　 　　　　　　　　　　　肉　　　　　　　　　 890,000吨

　　 　　　　　　　　　　　土豆　　　　　　 　　500,000吨

　　 　　　　　　　　　　　糖　　　　　　　　　 300,000吨

　　 　　　　　　　　　　　马与骡　　　　　　　 690,000匹

　　 　　　　　　　　　　　乳制品　　　　             5,775,000,000加仑

　　 　　　　　　　　　　　酒　　　　　　             2,625,000,000加仑

　　 　　　　　　　　　　　煤　　　　　　　　     85,000,000吨

　　 　　　　　　　　　　　铁矿砂　　　　　　     42,000,000吨

　　 　　　　　　　　　　　电力　　　　　             16,000,000,000度

　　 　　　　　　　　　　　机车　　　　　　　　 3,288部(占1938年时全部铁路车辆的20％)

　　 　　　　　　　　　　　车厢　　　　　　　　 355,000节(占50％)

　　 　　　　　　　　　　　汽车　　　　　　　 　750,000辆(占32％)

　　 　　　　　　　　　　　商船　　　　　　　　 973,000吨

　　 　　　　　　　　　　　在法国的强迫劳工　　 755,000人(1944年6月)

　　 　　　　　　　　　　　在德国的强迫劳工　　 723,000人(1944年6月)

　　 　　被毁的：　　　　　全毁的住宅　　　　　 279,000幢

　　 　　　　　　　　　　　部分被毁的住宅　　     1,084,000幢

　　 英国工党政府干脆把克虏伯的工厂没收了。但是美国人十分害怕德国一旦穷得一干二净而可能引起的困难，也十分害怕他们的盟友所采取的革命性决定，于是建议把各个占领区统一起来，以免发生在他们看来会成为共产主义前驱的破产和无政府状态。他们停止了征收和拆卸工厂，也放慢了非纳粹化工作。

　　 这样一来，德国势将被从北到南的一条线分裂开。但是在整个德国全境，一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社会变革正在发生，农村的大土地所有者和产业大亨在德国东部已在消失，在西部也在衰微。作为集权统治的堡垒的普鲁士式军队也已被摧毁。不管东部是不是社会主义，西部是不是自由主义，反正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如今能够在德国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德国悔罪之心会使纳粹主义不能东山再起，而且大群难民不会变成动乱的持久根源的话。

　　 到了1945年时事情已很明显，在亚洲和欧洲，财富和权力的中心永远不能再象1939年那样了。贸易和商业结构，政治趋向和社会等级已经深深地被打乱了。新的力量对比怎么能不受到所有这一切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