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战争通史》
一、空袭日本
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就在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中给B－29轰炸机分派了重要任务。事实上，它被设想为一种从远距离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工具。
但是进行战略轰炸是一个复杂而组织严密的军事行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所以直到1944年春，B－29才大量得到使用。
首先，B－29的制成就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1940年1月已在制图设计，但是样机到1942年9月21日才第一次试飞。1943年年中第一批B－29飞机从装配线送出，而到1944年空军才把一个有一百五十架B－29的真正的联队投入作战。
根据计算，B－29要从台湾、塞班和华东出发才能够轰炸东京，而这些地方又都在日本占领之下，显然，作战的进程将决定起飞场或基地的最后择定。所以除了美国决心要把这个杰出的武器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外，这是不把B－29限制在任何一个战区的另一个原因。于是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进行战略轰炸的“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由阿诺德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
美国人鉴于他们不能飞到日本那样远的地方，因此打算首先用B－29从锡兰、加尔各答和达尔文港的基地去轰炸缅甸、暹罗、印度支那和日本的运输线。罗斯福作出了进行“马特霍恩”作战行动的决定，借以支持中国。这个计划涉及的后勤问题非常巨大，而且难以解决。因为人员要经由纳塔尔和卡拉奇空运，或者跨过太平洋或绕道非洲海运，要耗费巨款去雇用数十万中国苦力来修筑跑道；要调战斗机到这些临时机场来进行保护，还要增加燃料和弹药出储备，而这些东西只能由B－29运来，因而机场上所需要的每一加仑汽油，要消耗几加仑汽油才能运来。
结果却是事倍而功半，十分令人失望。飞机停着不动，飞行员缺乏训练；头几次出击没有炸中目标，而宝贵的飞机却被击落，得不到补充；目的之一本来是想推动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去打仗，但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最后，从重庆仍然飞不到东京。
马里亚纳群岛的收复使问题得到了妥当的解决，因为从塞班岛起飞，航程可以达到本州的各个城市。美国战略家们一味地作不切实际的狂想。他们设想每个B－29中队一个月能够出动五次，而且到1945年年底，他们可以有四十个中队，因此他们估计，一个月出动一百六十八个中队，就能够在一年内完全摧毁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日本的工业目标集中，人口稠密区的木头房屋极易毁坏，因此他们选用了燃烧弹。经过仔细的计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摧毁日本的二十个大城市，总共需要一千七百吨M89型炸弹。这种炸弹是一种八磅重的燃烧弹，对付轻型结构房屋非常有效。在这样轰炸之后，只消进行登陆，从冒烟的废墟中收容俘虏就成了。
阿诺德将军虽然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按照这个顺序，最重要的目标是飞机工厂，但是他在1945年2月决定，作为一次试验，要有系统地用火来摧毁若干广大的城市区域，选定的城市是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户。对每一个城市，标出了一块四英里长、三英里宽的地方，其中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为十二万八千人。飞机利用雷达在夜间进行空袭，因为调查表明，在日本，云层常常在夜间消散，风力也有所减弱。
1945年3月8日，三百三十四架B－29对东京投下了二千吨炸弹。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一(二十六万座建筑物)被烧成平地，一百万人无家可归，用了二十五天时间才把碎砖破瓦清除掉，并掘出了八万三千具尸体。许多居民惊惶失措，穿过熊熊烈火逃命，这样一来，就使这场大灾祸造成更严重的结果。美国飞行员们在电报中以简洁的措词得意地报告了他们的出袭：“看见目标中弹，大片地区起火，高炮火力不猛，无战斗机迎战。”
空袭东京后不到三十小时，三百一十七架B－29夜袭名古屋。3月13日，在大阪投弹一千七百吨，八平方英里市区在三小时内被夷为平地。3月16日，轮到神户挨了二千三百吨炸弹。在十天内，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出动B－29一千六百架次，投弹近一万吨，摧毁了日本城市面积近四十平方公里，付出的代价极小，出动的飞机损失不到百分之一。
二、日本势衰力竭
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日本的经济将照这样很快地被摧毁。这样的大破坏，会不会象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所决定、尔后又同斯大林一道在波茨坦重申的那样，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呢？
1945年春天，日本的煤炭、铁矿砂、铝土矿和石油的进口实际上已经陷于停顿。原料短缺加上空袭的后果，使钢产量在4月到7月之间减少到五十万吨，铝产量减少到一万吨，仅及1943年产量的四分之一。
飞机工厂由于缺乏硬铝而停产。1945年上半年，海军造船厂只建造了舰只十八万吨。到4月，商船总吨数减少到二百三十七万吨。到8月，只剩下五十万吨。由于石油储存量极少，军舰就伪装起来停泊在沿海一带的海湾里，不再能够出海。飞行员的训练不得不减少到训练出一个相当熟练飞行员所需时间的一半——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才搞出了神风特别攻击队。
经过几年的经济混乱，建设新的大工厂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计划终于完成，但是这些大工厂现在甚至无法开工。日本政府曾经考虑把工厂拆迁到满洲或者朝鲜。但是在1945年6月的“御前会议”(即天皇出席的会议)上，大臣们不得不承认交通的全部瘫痪已迫在眼前了。
供养人民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据认为，一个日本人每天需要二千四百卡的热量，而当局只能提供一千二百卡到一千四百卡的口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力不缺，但是他们已不能再好好干活和打仗了。
几百万勇敢的军人被切断了同本国的联系，他们继续占领着被日本人征服的大部分领土。这些军人所属的部队仍然令人生畏，但是此后却不得不自谋生路，得不到外边的补给了。日本人占领地区的民族主义分子，即使曾经最坚决地拥护过日本的事业，也开始对他们同日本的关系发生怀疑，或者背弃了日本。在缅甸，他们公开转而投到另一方。在马来亚，1945年初，民族主义的游击队在英国人领导下，同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对日本作战，虽然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旗号，并且对他们的盟友极为怀疑。在中国，日军当局不得不逐渐把军队撤到广州、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大港口。蒋介石由于对手已经精疲力尽，他很久以来就盘算着的事情终于能够做到了，这就是以最少的战斗和最小的代价光复中国。
日本人为了确保他们在暹罗的军队和在中国的军队之间的交通，在1945年3月9日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法属印度支那把军队、警察、行政和运输机构统统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法属印度支那享有的相对自治。德古 [ 译者注：让·德古，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总督，1945年3月被日军逮捕。 ] 海军上将没有作出使日本满意的答复，法国军队于是被解除了武装，并不得擅自移动，有些地方是在最后通牒提出的限期以前就这样做了的。法国的驻军时常遭到杀害，一些军官当着土著部队的面被斩首。法国平民受到了凌辱、拘留和虐待。现在，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们从日本逃兵手中得到武器，并同日本将军们进行谈判，同意亚洲人站到一起来对付欧洲人。
因此，日本人不得不答应让他们原来想要兼并的广阔地区准备实行独立。从1944年年底起，印度尼西亚得到了悬挂自己国旗和拥有自己军队的权利。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逐渐把群众运动和日本人操纵的青年运动掌握起来。1945年3月，一个混合委员会成立，任务是把印度尼西亚引向独立。虽然东京对此表示赞成，但是当地的日军司令官们却不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承认局势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要走回头路也是不行的。1945年6月，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组成了一个群众运动，其中民族主义者占优势。
日本帝国在外部的进攻下正在动摇，而其内部也已经在崩溃了。日本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海军和空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美国人还必须逐岛进攻来打败日本吗？他们还得付出什么代价呢？
三、征服还是投降？
诺曼底登陆后，在德国很快就要战败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曾经出现了少数人胆怯的呼声，主张同美国进行谈判。发出这种呼声的是一些显要人物，他们在国外生活过，没有被狂热的侵略主义蒙住了眼睛。其中有宫内大臣、天皇的亲信木户幸一侯爵、近卫文麿亲王 [ 译者注：应为公爵。近卫是贵族，不是皇族。 ] ，前驻伦敦大使吉田茂以及前首相冈田，他们主张说服裕仁天皇，抛弃明治时期以来就限制自己所起的那种消极作用，在日本存亡之秋把领导日本的实权拿过来——在具体的做法上虽有不同，这实际上也就是意大利的密谋者要求于维克托·埃曼努埃尔的。
天皇虽然拒绝超越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宪法没有允许他干预政治——但是接受了东条的辞呈，任命小矶国昭继任首相。小矶也是军人，但是作为朝鲜总督，在使日本投入战争方面没有起积极作用，也没有指挥过这场战争。一家报纸主编同瑞典驻东京公使进行了谨慎的接触，但是新政府不敢公开说它赞成实际的谈判。当时唯一采取明确态度的是近卫亲王，他在1945年2月把一份奏章呈送天皇。他开门见山地说，日本已经战败，必须作出这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天皇只是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没有采取任何立场，甚至没有表示个人意见。不过他的一些顾问说，他不可采取任何可能破坏皇朝从而使日本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受到危害的主动行动。
但是，由于在冲绳战败，小矶辞职，由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接替。这位新首相深知非结束战争不可。但是他无法使军方接受无条件投降，只能为和平谈判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他无法阻止陆军大臣阿南下令逮捕四百名被指控宣传谋和的人，其中包括吉田大使和国际上闻名的法律学家泽田法官，在大臣会议上，陆军和海军的幕僚长都宣称自己赞成打到底。他们深信，如果美军在本州登陆，必将以惨败告终，日本将会由此获得较为有利的媾和条件。
尽管如此，铃木的一个代理人还是在伯尔尼同美国代表进行了接触。他被告知，无条件投降问题不容讨论。为了结束对华战争而同蒋介石进行的接触，因满洲问题而破裂，日本想保有满洲，中国则想收复。
6月20日，御前会议决定同苏联接触，请它作调停人。苏联同日本不是还有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吗？从这种接触中至少可以得到一点信息，看看是否仍有俄国在远东保持中立的希望。日本政府向它的驻莫斯科大使发出了指示。如果初步接触顺利，一名特使——近卫亲王随时可以从东京起飞。但是日方的方案措词非常暧昧，为的是不给人以日本已经山穷水尽的印象，同时也是为了不触怒军部。军部同意接触，但条件是决不接受任何种类的最后通牒。总之，苏联的答复完全是冷冰冰的。这种态度就使人对它先前的意图不再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了。
至于美国方面，政府人士，尤其是舆论都不赞成对日本作任何让步。偷袭珍珠港事件激起的愤慨仍然极其强烈，人们认为对罪魁祸首给予多么严厉的惩处都不为过。只有格鲁大使公开明确表示，他认为一定要使日本相信美国既不想使它完全毁灭，也不想取消天皇制。但是美国武装部队实际上已经开始以空袭来毁灭日本，并且一定要这样干到底。至于天皇，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是战犯，必须把他同其他战犯一起交付审判。
美军总参谋部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准备最后的进攻的。谁都不怀疑要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事情还是那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有关各军种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对立。现在最后的战区只有一个，陆军和海军划分太平洋作战区的作法显然是再行不通了。但是怎么能够把麦克阿瑟摆在尼米兹的下面或者相反地把尼米兹摆在麦克阿瑟下面呢？曾考虑过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任命麦克阿瑟为驻莫斯科大使，由马歇尔负责指挥作战，尼米兹会同意在马歇尔下面工作的。但是当胜利的桂冠就要戴上头时，麦克阿瑟是不会同意让人抢走的，同时人们仍然认为马歇尔必须留在华盛顿。因此决定由麦克阿瑟统率地面部队，由尼米兹统率海军。战略空军则保持独立，由斯帕茨将军指挥。这样一来，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太平洋地区仍有三个美军司令部，只隶属于远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这样的安排势必引起问题，首先，这并没有使选择作战方案容易一些。以金海军上将为首的海军认为，封锁和轰炸就足以迫使日本停止作战了。事实上，美国军舰在7月14日狠狠地炮击了日本沿海防御阵地，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将起关键性的作用，美国的最后胜利也将是海军的胜利。
麦克阿瑟提出异议，认为把日本慢慢地扼死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主张实行一系列的登陆。这样战争就完全由美国人来打。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派英法部队参加作战，麦克阿瑟提出的条件是，把它们完全交由美国指挥，而且要到1946年7月才能参加作战——那时战争已经全部结束了。
杜鲁门总统担心这种登陆作战和登陆后的战斗会造成重大伤亡——当时估计要死一百万人，而且估计分布在各岛上的日军仍有五百万人。事实上，他一直没有就这两个方案作出最后抉择。他决定，对日本的封锁和空袭应当继续进行。同时，对九州的进攻应于1945年11月发动。至于对日本心脏地区本州的进攻，按计划要到1946年3月以后才开始。但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推翻了这一切计划，把所有的时间表都缩短了。
四、原子弹
战争爆发前不久，欧洲的科学家们，包括约里奥－居里在内，在实验中就已证明原子是可以分裂的。欧洲各国的原子科学家们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纷纷到美国避难，其中有匈牙利人莱奥·西拉尔、意大利人费米、德国人富克斯和弗里施，丹麦人伯尔。爱因斯坦没有费很大劲就说服了罗斯福，使他深信在原子研究方面抢在德国前面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1942年，罗斯福决定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即“曼哈顿工程”，它设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给它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无限的经费，并调集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在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工作。1945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有四千人，经费达二十五亿多美元。当时谁也不能有把握地说集中这样多的科学家将会得出什么积极的结果。
所幸德国科学家们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把力量集中在重水方法上。他们因此落在后面，并由于在挪威的重水设施和后备被暗中破坏和轰炸，他们就更加落后了。后来，盟国对德国工业设施的空袭，使德国在欧洲的战事结束以前就被排除于原子能竞赛之外。至于日本，它还没有开始、甚至还没有考虑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在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制造一个原子弹，用霍普金斯的话来说，看来还是“遥远的事情”，因此，在对德国或日本的作战计划中没有加以考虑，只是调拨了一队B－29，准备必要时投掷原子弹，并且拟订了首要目标的单子。罗斯福逝世前已知道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接近成功，但是他无须就此作出任何决定。这个秘密保守得极其严格，连美国副总统杜鲁门，也是在继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才由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的。
杜鲁门在作出一项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能由他作出的决定以前切望充分掌握情况，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他的一些同僚——史汀生和贝尔纳斯——以及包括费米和奥本梅默在内的四位原子能科学家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据说意见不一。史汀生和贝尔纳斯主张尽早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不向它提出任何警告——这位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杜鲁门接受这个观点，完全是由于他的敦促。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对于他们这项发明的致命后果极其惶恐。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既然希特勒已不为害，原子弹就应当首先在某个无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某个珊瑚礁试爆。同时，应当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只有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才能向日本的一个城市投掷原子弹。其中一位科学家、德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兰克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甚至要求把使用原子弹置于有效的原子武器国际管制之下，可是这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美国只有三枚原子弹。怎么经得起在珊瑚礁上浪费一个呢？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杜鲁门同他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商谈。他们——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全都赞成投原子弹。只有以爆炸物专家自诩的李海海军上将有所保留，但也是技术性质的，而不是原则性的。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向日本提出警告，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珊瑚礁试验过的原子弹会正常爆炸，而且效果足以使日本政府折服。
丘吉尔欣然表示了同意，斯大林只是在波茨坦会议时偶然间被问到这件事，他也表示了同意。波茨坦最后通牒警告日本将遭到突然的完全毁灭，而没有讲得更具体些。但是空袭的份量和次数使得日本人不可能有别的下场，所以他们也无须考虑还有别的什么骇人的毁灭性武器。没有等待日本的答复，第二枚原子弹就由巡洋舰运到提尼安岛。这艘军舰把原子弹运到岸上以后就被击沉了。
8月6日，这枚原子弹在广岛投下了。它的威力超过二万吨常规高爆炸弹。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七万一千人被炸死，后因受伤和白血病致死的人数一直没有搞清楚。
结果是骇人听闻的。一个目睹者对美国记者说：
“……他听见从小树丛传出的询问声：‘能给点喝的吗？’他看见了一件军服。他以为那里只有一个军人，他弄来了一些水。当他走进树丛时，看见大约有二十人，样子都可怕极了：他们的面部全烧坏了，眼窝里没有东西，眼睛化为晶液流满一脸。(原子弹爆炸时他们一定是向上望着的；他们可能是一个高射炮炮组的成员。)在他们嘴巴的位置上只有一个肿起来化了脓的伤口，由于剧痛，他们无法张开嘴巴使茶壶嘴放进去。” [ 注：见J．赫西著《广岛》，巴黎，拉丰出版社，1947年版。 ]
原子弹的爆炸把日本人吓坏了，但是对军方首领的决心显然设有起作用。8月9日，第三枚原子弹——即最后一枚，但是日本人并不知道——在长崎投下了，因云层保护了原先选定要炸的另一个城市。这枚炸弹使八万人丧生。
看来杜鲁门并没有感到于心不安。必须尽快打败日本，而且他的顾问们异口同声地赞同采取最迅速的办法。战争就是战争，而且毕竟是日本人发动的。另一方面，科学家们，首先是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感到惊恐万状。后来在竞选期间，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说他们作出了鲍德温认为是使他们成为“成吉恩汗继承人”的决定。但是当时美国的领导人，不论属于哪个党，意见都是一致的。
杜鲁门是想要给俄国人一点颜色看吗？在冷战的怒气冲冲的日子里，苏联宣传是这样说的。这是对日本人的警告，也是有意对苏联作出的含蓄的威胁。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做推迟红军参加对日战争的事情，因为红军参战是美国要求的。但是，宣布拥有原子弹以及接着又投下了原子弹，这可能使红军加速了准备，提前参加了对日战争。
五、红军对日本作战
珍珠港事件后，麦克阿瑟马上表示，希望苏联对日本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人在莫斯科办的交涉没有成功：斯大林拒绝举行任何会谈，拒绝通任何消息，也拒绝任何种类的合作，即使机密的合作都不行。直到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已经消退，斯大林才修改了他的态度。1943年10月31日，在科德尔·赫尔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一旦打败了德国，苏联就对日宣战。赫尔听了之后是又惊又喜。
当时，美国三军参谋长都一致要苏联在满洲对日本作战。他们估计，在欧洲的战争胜利之后，美军要经过十八个月的准备才能在九州和本州登陆，红军如果能在这种代价很高的登陆以前就在满洲参战，那会有好处的。因为这可能把尽可能多的日军牵制在日本本土以外。
然而，到1944年10月，尽管已有原则协议，苏美对日作战的军事合作还毫无进展。斯大林只是在莫斯科告诉丘吉尔和艾登说，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开始对日作战。而且，他还讲了他的价钱——他对中国的领土要求，这是罗斯福先在雅尔塔、杜鲁门后来在波茨坦接受了的。
到这个时候，美国军事领导人对于他们在日本登陆要遇到日军的拼命抵抗已经不象一年以前那样担心了。在他们看来，苏联支援的重要性已大为减色，因为留守满洲的军队毕竟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关键的战斗是在本州。但是他们没有拒绝这样的支援——他们无论怎么说也没有权力这样做。但是他们坚持说，苏联参战必须迅速，而且要在美军登陆九州以前。
在雅尔塔，专家之间的会谈开始了。由于俄国人的不信任态度，会谈进行的很不顺利。直到那时，斯大林还不愿着手同盟国进行任何真正的合作。他充其量也只是同意了在欧洲作战的某种共同时间表，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决不要美国人以任何理由踏上苏联国土，空袭德国后在苏联境内机场着陆的为数甚少的机上人员不在此限。因此，什么协议也没有签订。
1945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改变了主意。苏联参战现在看来已完全没有必要——罗斯福已经去世，再没有人为战后苏美合作着想而把这些军事问题放在适当的地位来考虑了。但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美国无法禁止俄国人进入满洲，而美军赶在他们以前到达满洲又不可能。因此，让他们去干毕竟要求过他们做的事情是合乎礼貌的。
但是，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大大地动摇了美国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人们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在担心满洲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而这一次倒霉的却是中国——美国事实上是被中国拖入对日战争的，它打算恢复中国的全部权力和领土主权，而且它不愿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波茨坦会议以前，霍普金斯曾经作过他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探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945年5月28日，他从莫斯科向华盛顿电发了一份报告，要美国人不必为此担忧。他说，斯大林“明白无误地说，他将竭尽所能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统一。”斯大林清楚地表明，“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有力量统一国家。”他宣称，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领土野心，红军无论到哪里都会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建中国政府。他还表示同意由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行使对朝鲜的托管。谁能想象得出比这更随和的事情呢？
斯大林的这些话一说，美国就再也不好反对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反对无论如何也不会起什么实际效果。因此，在波茨坦就苏联如何在远东参战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参战的时间定在八月份。然而，有一点使俄国人难堪——他们受同日本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约束。贝尔纳斯的助手之一本杰明·科恩在莫洛托夫的耳边悄悄地讲了一个办法：由大国援引当时还未批准的联合国宪章，“为了维护和平”，对日本采取一致行动。
苏联在8月9日——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后三天——参战了。按照霍普金斯的报告，同蒋介石的谈判已经开始，而斯大林不等这个会谈结束就参战，由此可以推断，原子弹的消息加快了苏联的行动。苏联同日本占领下的地区有二千多英里长的共同边界，边界的走向显然决定了红军必须以包抄作战来包围日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部队为日本所谓关东军的三倍。关东军约七十五万人，另有飞机一千架。
俄军冒倾盆大雨，渡过宽阔的河流和遍布树丛的山岭所形成的重重障碍，迅速向前推进——坦克每天行进达一百英里。然而，在有些地方，日本照样顽强抵抗。哈尔滨到8月20日才攻下。在这前一天，红军同中国的人民军队会师。
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他的伞兵在沈阳降落，苏联舰队占领了沿海港口，防止任何日军撤走。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8月20日下午四时，日军司令部下令日军放下武器，在指定地点集中。同一天，红军攻占沈阳。旅顺港在23日被攻克。萨哈林在28日被占领。9月1日，俄国人在千岛群岛登陆。
苏联历史学家们宣称，这次作战胜利之迅速和彻底是促使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他们把这次俘虏日军五十万人的十天作战，同美国费时三年的缓慢而基本上收效不大的作战作了对比。很明显，这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是想要证明，不管英美方面持怎样的保留乃至敌对态度，红军在满洲甚至比在东欧还更能够贯彻克里姆林宫的决策。然而，红军在满洲的这个巨大的胜利如果是在原子弹投下以前取得的，把它的意义说得如此重大就毫无疑问是应当的。事实上，在满洲日军于8月20日停止作战的时候，天皇六天以前已经通知美国说，他同意无条件投降。这时唯一的问题只是日本军方是否接受天皇的决定。
六、日本投降
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讲的话，进一步加强了盟国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心。斯大林肯定是担心美国和日本可能背着他谈判一项协议，就像他曾经几次认为他察觉到他的欧洲伙伴们对德国有这样的意图一样。斯大林坚持必须“一劳永逸地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为了使日本人早些承认自己的失败，如果在策略上需要让他们在心里还存着能够得到比较宽厚的和平条件的希望，那末到以后，在占领日本期间(苏联肯定是希望参加占领的)，那就必需表现出极其严厉的态度。的确，斯大林曾说，“如果让军阀、工业巨头和政界人物在日本重新站住脚跟，他们的军队没有被征服，他们的海军没有被完全摧毁，他们的工厂部分保持完整，那末他们马上就会准备复仇的战争。”莫里森认为，这种削弱日本的念头，是斯大林要把共产主义输入日本的一种策划，但是这种想法大概是起因于“冷战”期间的气氛。其实，斯大林完全清楚，对日本列岛的占领主要是由美国人来管，美国要实行的是美国自己的主张。还有一个可能是：斯大林想把日本同亚洲大陆截然分隔开，因为他希望把亚洲大陆变成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从中国开始)的禁脔。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看来并不是假装的。在他的心目中，要帮助中国重新自立起来，基本上要靠美国，而且只能靠美国，这一点也不是假的。他完全知道(他对霍普金斯这样说过)，苏联要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苏联对德国的愤恨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日本并没有这种感情。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彻底打败他的对手，是使别的人再也不敢一试身手的最好保证。
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对日本不作任何让步，是从未松过口的。格鲁大使费了很大劲才把裕仁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上涂掉，但即使如此，也丝毫不能保证日本天皇制可以保持住。日本没有对波茨坦最后通牒作出答复，这就难以引起人家对它的宽赦之情。日本政府既然没有公开地拒绝，实际上就是容许报纸对盟军这个庄严的宣言大吵大嚷地进行评论。如果日本的决心有任何动摇的话，那也是极其隐蔽的。
原子弹使形势急转直下。显然，这给日本以启示，大屠杀必须停止。8月9日举行的大臣会议上，一致表示希望结束战争。首相铃木、外务相东乡和海军大臣米内赞成无保留地接受最后通牒，但是陆军大臣阿南、陆军幕僚长梅津大将和海军幕僚丰田海军大将主张要谈判条件。他们反对整个日本受到占领和完全解除武装。大臣会议分歧太大，无法做出决定，于是提请天皇来决断。
在8月9日到10日的夜间，裕仁终于打破了缄默。他决心反对军部首领的意见，这些人继续维护自己的主张，硬说如果敌军登陆，其部队将遭到极大的伤亡，致使日本可能得到“体面的条件”。天皇说，继续战争，就会使国家毁灭，问题在于保持住天皇体制，以确保日本久后能够复兴。盟国方面对于陈述这些思想的照会回答说，“天皇的权力将在盟军统帅的监督下行使。”这既是一种安心的话，也是对神圣天皇的一种奇耻大辱，因为从今以后，天皇将服从一个外国的占领当局。军部首领们比天皇还要保皇，主张予以拒绝。天皇再一次表示了他的意愿，而且这一次是不容许拒绝的。8月14日，日本接受了盟国的条件。
问题仍然是，日本少壮军人是否准备服从。过去曾经有好几次，当他们认为首领们做的不是他们认为应当做出事情时。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处死。他们敢造天皇的反吗？8月11日，在陆军大臣的默许下，有些少壮军人确有这个意思。在8月14日到8月15日的夜间，他们决定行动起来，企图策动一个近卫师团同他们一起造反，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唯一的结果是，以阿南为开端，许多人切腹自杀。但是裕仁对于他所要冒的风险是了解的，而且对它的份量是心里有数的，这可能就是他推迟作出决定的原因所在。投降决定的推迟，拖长了日本人民的痛苦，加重了国家的破坏，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如果这些少壮军人举事成功，他们会从公众当中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呢？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以后，美国人马上就创造了一种技术上值得注意的宣传办法。经过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利用无线电传真和保密电话的“商谈”之后，他们编出小册子，译成日文，在塞班岛印了几百万份，装进特制的炸弹里，由B－29在日本的每一个城市上空大量投散。的确，日本人口稠密，更便于这种消息的传播，而日本局势充满着的剧变，又使日本人更加容易听信风言风语。但是这个做法的政治效果如何仍是可以怀疑的。日本人在历史上和习惯上都不曾有过这种事态的经验。无论如何，这是敌人那边散发的东西，所以份量就比天皇8月14日向全国广播其决定的诏书要轻得多。但是，在日本民众无权决定自己事情的情况下，由他们过去的首领和将来的统治者从国内外来告知他们的命运，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它预示着他们政治准则和习惯的根本改变。
裕仁讲话后，日本军方首领一个接着一个地表示服从，但是由于身在遥远的疆场，不可能每个战区的投降时间完全一致，因此投降是在整个九月间分期进行的。主要的投降仪式是1945年9月2日在东京附近海面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麦克阿瑟决心使这个受降仪式庄严、盛大和具有象征意义。河边虎四郎中将身着军礼服，在一些毕躬毕敬的文官陪同下，以天皇的名义签署了全部武装力量的投降书。曾经暂时被日本打败的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都有代表参加，法国由勒克莱尔将军代表。他们的面子此刻算是挽回了，如果说他们的帝国还没有挽回的话。与此同时，在所有被日本征服的地方，日本人向当地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交出了他们的权力和武器。
七、日本战败的原因
对于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当事者和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负责进行战略轰炸的人断言，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到1945年年底也就完全被摧毁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始终认为，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使得胜利得以实现，而且只要有海军的优势就足以获胜。苏联的论点出人意料地得到负责中国境内空中作战的陈纳德将军的支持。他认为，红军参战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没有原子弹也会是这样。但是没有任何人把胜利归因于蒋介石，除了他本人以外。
最热烈的辩论是在原子弹问题上——这场辩论同选举年的宣传，以及同原子弹使这场美国战争的结束带上集体屠杀性质两事不是没有关系的。莫里森承认原子弹使战争缩短了一年多，拯救的人多于杀死的人，但是他惋惜地认为，原子弹使俄国人的参战提早了，因而增加了中国国内的混乱状态，在印度尼西亚等地，原子弹妨碍了美军即时掌握局势，直到日本人移交了他们的权力以后才能这样做，这就造成了无法补救的局面。但是美军除了承认日本人已经交给民族主义者的实际权力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看来是所有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才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失败，然后又使失败突然来到。但是有两个不变的和压倒一切的因素早就注定了日本的命运，首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弱点——它的经济潜力只及美国的百分之十五——使它不可能既发动一场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又开发一个同样庞大的帝国。在做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每一边都以为另一边的工作即使不是做得完美无缺，至少也是进行得不错的。日本的劣势只能从美国不能及时发挥自己的巨大优势或发挥得过于拖拉而得到弥补。从这一观点来看，美国决心优先解决德国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但是美国人——这是第二个决定性的因素——出色地动员和发挥了自己的力量。美国人在组织、计划和部署自己庞大力量的能力方面，表现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比表现在欧洲战争中要好，堪称为一次胜利。莫里森不是没有一点骄傲地强调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是无可疵议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吵，指挥权问题和各军种之间的对立得到解决的话。
因此，美国以原子弹而达到骇人听闻顶点的这种优势，就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由于投原子弹而改变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条件、方式及时间，而基本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
当美国仓促从欧洲是非之地撤走时，他们就在亚洲深深卷入了——太平洋成了一个美国湖，湖岸在加利福尼亚，但也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列岛。不过美国在大陆上不象在海上那么成功，在南太平洋的群岛上也不那么顺手，它在那里没有真正得到一个立足之点。同样，它的反殖民主义政策最后使现存的结构都垮了，而又没有建立起任何建设性的东西来代替它。中国如今要看它自己如何了，这是战后的第一个大难题。已经开始的对殖民帝国的清算，对其他后来者是一个预示。美国只不过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余波中暂时脱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