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虽然三大国把雅尔塔会议描绘为友谊和信赖的顶峰，可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从那次会议以后却大为恶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责任贻谁？
丘吉尔对苏联的不信任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然是天生的。无论如何，在斯大林的可疑政策使他的疑心进一步加深之前，他就 已经有了这种不信任感。但是，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英国在三国联盟中的份量是大大降低了，它的这位性情急躁而又很得人心的领导者，如今只在表面上还同他的伙伴们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力和决定作用。在战略和外交方面，都是罗斯福的话才在英美联盟中算数。不管丘吉尔愿意与否，他只好同意罗斯福的意见。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今越来越变成了苏美两国之间的对话了。
雅尔塔会议后形成的新气氛不能归因于罗斯福。他很可能常常非常失望，但是他克服了这种情绪，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他的去世结束了他的个人影响，这种影响曾经起了一种魅力的作用，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的。他的那位不太精明的继任人杜鲁门，更加欣然听命于白宫中的那些凶事预言者——特别是哈里曼、迪恩和李海，以至于停战协定签字后几小时就取消了苏联享有租借法案的权利 [ 注：在斯大林的强烈抗议下，这个措施被说成是一个误会而撤消了。 ] 。可是他也并没有把他前任对苏联的善意变成故意的敌视。关系紧张或不遵守协议的暗示，并非来自他这一边。
对斯大林却显然不能这样说。雅尔塔会议之后，他为了照顾苏联的利益，实际上违反了他自己批准或赞同的每一项协议以至义务。而使人惊讶的倒是这一点居然出乎英美两方的意料之外。然而，显而易见，虽然他们使用相同的字句，但对这些字句的理解却是否一样的。在对待小国的问题上，斯大林不是说过他们将支持“那些积极参加过反对德国入侵者斗争的政治领导者”吗？这不就等于是承认他居心不让他们享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政府的自由吗？斯大林没有建立在与人民自由协商基础之上的西方民主观念，而且他说过，他对这种民主是鄙视的。此外，一个把苏联人民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之下并拒绝给他们丝毫自由的人，在对待其领土被红军征服而本身又参加过希特勒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的非苏联民族时，人们又怎么能够设想他会采取任何另外的做法呢？他们当然要受到惩罚了，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他的伙伴们有权在自己的占领区或势力范围内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同样，斯大林丝毫也不怀疑，他有权在他的地区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不管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深深扎根于俄国历史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出于一种可以言之成理的对德国的不信任感和复仇欲望，是出于想把他的共产主义观念强加于西欧的愿望，还是出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反正斯大林是决意要使自己在苏联国内外都成其为斯大林 [ 译者注：斯大林这一姓氏来源于俄文“钢铁”，故有此说。 ] 。在他和他的伙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悲的不信任感，虽然由于幸运，特别是由于罗斯福，直到战争结束前，它还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后果。也许双方面都是吃了互不了解的亏，都受了因此造成的错误之害。在这种情况下，鸡毛蒜皮的纠纷也一定会变成很深的积怨。
一、争执的问题
有的争执是关于德国的，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新因素；有的是关于苏联在红军控制下的领土上的政策的；但是最严重的仍然是波兰。
在德国，邓尼茨海军上将曾经在5月5日要求在丹麦边境上给他一块自由的飞地，以便他的政府和参谋都能够貌似独立地作出决定。非常奇怪的是，邓尼茨提到了维希政权和曾经给维希政权半自由的先例。蒙哥马利虽然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实际上却满足了它，因为英国军队只占领了弗伦斯堡周围地区，却没有占领邓尼茨所在的弗伦斯堡市本身。更有甚者，即使在德军已整个投降之后，这个海军上将和他的军官们依旧保持着他们的武器，而且仍然统率着为数不多的士兵和水兵队伍。
这种办事的方法也许完全是出于礼貌，但更可能的是希望充分借助于希特勒的这个继任人的权威来尽快地实现投降。不过到6月9日以后，这个办法就再说不过去了。美国人很惊奇，派了墨菲去见邓尼茨。俄国人立刻就疑心他们的盟友在策划什么阴谋，因为在阿尔及尔利用达尔朗的主意也是这个墨菲想出或执行的。5月22日，英国人了结这件事，逮捕了邓尼茨、冯·弗里德贝格和约德尔。冯·弗里德贝格是兰斯投降书上的签名人之一，结果自杀了。
丘吉尔私下里有什么打算吗？从他固执地向杜鲁门建议制止苏联在西面的推进这一点看来，似乎他是有打算的。
他在5月4日写给艾登的信上说：
不然的话，就没有希望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也很少有希望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将会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局面……空前未有的局面……盟国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如果俄国的边界从北角起，在吕贝克以东越过波罗的海，横贯整个德国并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伊松佐河向前伸展的话。
怎样才能防止这样的灾祸？是一轮又一轮地举行谈判吗？部分是由于丘吉尔的唆使，部分是出于军事的理由，艾森豪威尔同意不事先划出同俄军的接触线，双方的战线都可以视战事需要而随意变动，以后再按照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确定的占领区界线作必要的调整。丘吉尔这时开始对这个界线有所保留，这也许暗示他打算要求修改这个界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多的英美军队涌进了属于未来苏占区的地方。
丘吉尔的意图是：关于英美两国军队撤回他们本国占领区的问题，不应单独由军方来决定。早在4月27日，他就口称斯大林为“我亲爱的朋友”，告诉斯大林说，他认为这是一个要由政府来决定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在5月2日对此佯作不懂。5月5日，波兰问题似乎完全陷于僵局。斯大林说，其所以不能达成协议，是由于丘吉尔的态度。5月6日，丘吉尔向杜鲁门建议说：“我们切不可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阵地。对于我们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正在占领过程中的阵地，中部美军出主要战线，以及远至吕见克、包括丹麦在内的英军战线，也应如此。今后我们必须确切地向苏联人表明，我们有权答应或拒绝他们的要求。”丘吉尔已经在盘算着苏联在波兰、多瑙河和巴尔干作出让步，以换取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好处。
5月12日，丘吉尔向全世界发表了他的名言：“一个铁幕降落在苏联前面”。他作出结论说：“至关紧要的是，趁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兵力致命地裁减下来，没有把它们撤入自己的占领区时，同俄国人达成一项协议”。但是杜鲁门并没有照他的盟友的建议办。6月21日，他向斯大林示意美军就要立即开始撤退了。7月1日，几十万德国难民跟在英美两国军队后面撤离图林根、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另一方面，7月3日，英美两国在柏林安下身来了。俄国人首先是拒绝把权力移交给他们，并且不把英美两国要占领的区域里的房屋让出来，英美方面不得不在夜间几乎凭武力把这些房屋拿过来。法国人过了几天才到达。7月11日，由四个方面组成的盟国柏林政府成立。英美在柏林安下了身，这件事本身就给了英美方面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在中欧其他各地，局面是对苏联有利的。
捷克斯洛伐克战前曾经是欧洲最自由的民主国家，现在共产党却握有八个政府部长职位，包括内务部长和宣传部长。政府是在社会党人费林格的领导之下，而他是赞成社会党同共产觉合并的。
在奥地利，苏联把老社会党人，前总理雷纳捧上了台。在雷纳领导的政府中，共产党也掌握了内务部长这个关键职位。同他们在柏林的做法一样，俄国人以各种借口反对西方国家派任何使团到奥地利。不过斯大林终于又作了一次让步，成立了盟国奥地利委员会。但是俄国人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并占领了奥地利最富庶的地区。他们把这个地区看作是德国的领土，这就是说，他们可以把那个地区的财富当作战利品拿走。
在意大利，铁托希望保有的里雅斯特，他的后台苏军和新西兰部队是同时进入这块地方的，后来也就各自在自己的地段中呆了下来。不过，在朱利安·威尼托，南斯拉夫人却俨然象在一个被兼并的国家里行动，他们更换村庄的名称，把意大利知名人士赶走。铁托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他自己当初同意的盟国间1945年1月的一项协议，其中规定全部意大利领土的行政管理权由盟军司令部掌管。杜鲁门向铁托发出了一份真正的最后通牒，尽管这件事是发生在英国人认为属于他们势力范围的地方。铁托屈服了，至少是做出屈服的样子。
所有这一切争吵毕竟还没有造成破裂。斯大林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问题上得到了满足，他大概在支持铁托要求的同时，也对铁托施加了压力。一个新的纪元正在到来，表明这种情况的一个迹象是；罗斯福曾经那样担心的英俄之间的对立，正在转变成为俄美之间的对峙。这两个国家之间即使开始时达成了一项工作协议，但是它们的关系仍然很紧张。从波兰问题的趋势来看，也不象能得到解决的样子。
二、波兰问题
1944年秋，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把欧洲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这时波兰问题并没有包括在内。三大国只是答应要成立一个临时的代议制政府，由这个政府来筹备自由选举。因此波兰问题的第一阶段，仅仅是使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与卢布林委员会合并。波兰的命运显然要取决于这两部分人的相对比例。
事实上，俄国人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使尽了力量来确保他们的被保护者能得到一个很稳当的多数，而他们的被保护者的的确确也只能代表波兰居民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丘吉尔用了自己的全部影响来说服米科拉伊齐克接受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并且成功地使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同俄国的密切持久友谊应成为波兰政策的基石”。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由斯大林心目中的宿敌发表几项安抚人的声明，并不能改变他的态度。看来斯大林有两点是深信不疑的，苏联绝对必须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仆从的波兰来做邻居；除了少数共产党人之外，波兰民族只会对苏联抱敌对态度。
从一个方面来说，斯大林将坚决地反对任何外国闯进波兰，因为它从今以后已被严格地视为他单独的势力范围。他的盟国提议的伦敦波兰政府成员名单，被他说成是一种反苏的罪行。他甚至反对英美派观察员来华沙，借口是“波兰人会把这看作是对他们民族尊严的侮辱”。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由红军、特别是由法国和南斯拉夫释放的德军战俘，其遣返工作耽搁下来了。
与此同时，卢布林委员会的保护人在波兰国内外加强了它的权威。斯大林把秘密军和除共产党以外的波兰各政党领袖召到莫斯科去。他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些人接受了他的邀请，满以为此行将是成立一个可以接受的新波兰政府的吉兆。但是这些倒霉的人刚一到莫斯科，就被控以敌视红军的罪行，关了起来，并由苏联军事法庭判了徒刑。斯大林就是这样把这些人引上了钩，其手段之背信弃义，简直使鞑靼人的可汗也为之汗颜。斯大林这样地搞掉了卢布林委员会的反对者之后，就要它成为波兰在旧金山会议的唯一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组织将要诞生。
丘吉尔和罗斯福被他们这位伙伴的做法弄得目瞪口呆。但是美国总统起初并不想提出任何有力的抗议。因此，英国首相只好诉诸斯大林的良知。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说，世界的前途建立在“他们友谊的磐石之上”。他提醒斯大林说，他曾经是第一个接受以寇松线作为苏联西部边界线的人。他恳求斯大林“为了使世界不致陷于混乱，请不要给他伸过来的友谊之手以致命的一击”。这种用语同丘吉尔的脾气太不相称了，不可能不使斯大林把它看作是丘吉尔自认的很大弱点。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立场，把英美两国企图加诸他的责任推到英美的身上。
罗斯福这时打破了沉默。他在3月底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毫不隐讳地说，美国舆论十分震惊，而且“任何政府的行动也改变不了”这种舆论。他对此十分忧虑和竭力回避。对于一个根本不在乎本国民意的国家元首来说，这些话是很少可能被理解的。不过，斯大林虽然在实质问题上仍不退让，但罗斯福的话却似乎使他有所触动，他的回信甚至相当使人鼓舞，因为他同意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让米科拉伊齐克来莫斯科见他。但是，罗斯福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线希望变成现实就去世了。
杜鲁门很快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调子。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洛托夫说，“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波兰问题已成为今后国际关系趋势的象征。”俄国对此的反应是强烈的抗议。斯大林回答说，在波兰政府中，他只接受“确实表明自己是对苏友好”的人，这意思显然是把整个伦敦的波兰政府排除在外。每一方都顽固地拒绝听取另一方的意见，丘吉尔除了主张再举行一次三强会晤之外，找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他认为这次会晤“应在美军撤出欧洲之前，不然的话，就没有希望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也很少有希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雅尔塔精神”能够复活吗？
三、波茨坦会议——波兰问题
1945年7月17日，三大国在波茨坦前王储的夏宫会晤。这时的形势与在雅尔塔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欧洲战事已经结束，英美不再需要那样谨慎小心地对待苏联了。但是战争还在亚洲进行，他们在亚洲还需要苏联。况且，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曾答应过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参战。这个时间快要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力量对比对斯大林更加有利，因为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人想尽可能快地把他们的军队送回国去。艾森豪威尔早在5月7日就曾经打电报给联合参谋部说：“他的任务已全部完成。”有一次，他不期然地被邀请去同好几千名美国士兵见面，他不十分明确该向他们说些什么才好。于是他说，他要把每一只船上装的人增加一倍，一部分在甲板上面，一部分在甲板下面，这样他们回国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一半。他这个诺言一出，引起了士兵们的欢欣雀跃。罗斯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暂时把美国从孤立主义唤醒过来，如今它又在缩回原来那种状态中去了，人们怎么能不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呢？英国肯定不能取代美国所起的作用。波茨坦会议正开到半中间，丘吉尔在选举中失败了，接替他当首相来代表英国的，是他的工党老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这件事看来绝对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风险。的确，艾德礼对于所牵涉到的问题，要比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的时候知道得多。但是艾德礼远远不象他的前任那样好斗——丘吉尔曾经说艾德礼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羊” [ 译者注：“一头披着羊皮的狼”的反义，意即过分温顺。 ] 。最重要的是，工党在选举中取胜的真正含义是，英国人民已经非常疲乏。这是英国弱点的又一个表现。
诚然，美国已经拥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可以向苏联施加压力。就在会议开幕那一天，杜鲁门得到报告说，在美国的武器库中，刚刚添上了原子弹。但是，杜鲁门尽管在此以后就把他的苏联同伴看作可能的敌手，却决设有挥舞这种恐怖的武器来胁迫他，要他变褂讲理一些。杜鲁门仅限于“偶然之间”向斯大林提及此事，并没有多谈下去。他只是说：“美国已经有了一种威力特别强大的武器。”斯大林的情报机关是不是向他报告过这方面的消息？(即便在美国工作的原子科学家当中，他可能就有情报来源)或者是他过低估计了这个消息的重要性？他在回答杜鲁门的话时，只是表示希望把这种新式武器好好地用于对日作战中，没有更多地谈论它。
由于希特勒美梦的破灭，在欧洲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苏联人因而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填补。法国肯定没有条件来充当抗衡苏联的力量。恰恰相反，戴高乐将军正在玩对苏友好这张牌，以便抵挡英美的支配。惨痛的经验使他懂得，英美的支配地位是法国吃不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就订下法规，作好准备，以便一旦事态不能完全使他满意时，就造成既成局面，使之无法改变，迫使他的伙伴们总有一天不得不加以接受。除此之外，斯大林又会有什么别的做法呢？
在波兰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雅尔塔会议没有解决波兰西部边界应当划在哪儿(是划在尼斯河西段，还是划在东段)的问题。波茨坦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快就流于纯粹的走过场。斯大林曾经放出口风说：“他无法阻止波兰人接管一直到尼斯河西段那片地区的行政权”，杜鲁门和丘吉尔抗议说，这样一来就建立了第五个占领区。可是抗议并无补于事。丘吉尔还叹惜德国因此被剥夺了它的“小麦产地”。波兰人申辩说，波兰为了保持它在种族和经济上的平衡，也需要扩大到这个地区，不然的话，它的领土面积就会小于1939年。在这一点上，卢布林委员会的贝鲁特和伦敦波兰政府的米科拉伊齐克的意见倒是一致的。一个不容置辩的论据是，有八百万德国人已经或正在被赶走。如今杜鲁门和艾德礼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既成局面。他们唯一的对策是，把最后确定边界的问题推迟到和会。但这并不能使实际局面有什么不同。因为苏联移交给红军保护下的波兰政府的那一部分德国领土，是在负责管理德国的盟国联合委员会权力范围之外的。既然如此，这一部分领土是仍属于德国，还是如今已经成了波兰的一部分呢？谁也不认为澄清这个法律问题是明智的。英美两国表示人道主义的关怀说，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应当“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加以迁移，以此来掩饰他们在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上闪烁其词的态度，可是掩饰得并不高明。此外，这对于波兰人和捷克人也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过去五、六年来受到德国的压迫和剥削。与此同时，贝鲁特拒绝对波兰选举实行国际监督，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由于在更加严重的问题上还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所以大国间在次要的问题上没有费很大力气就达成了协议。这些问题有：奥地利占领区和组织自由选举(后来真的举行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撤出伊朗；就修改蒙特勒公约问题举行俄国－土耳其谈判；在丹吉尔保持一个国际区。有少数问题没有取得协议，他们宁可留在那里不去决定，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急迫。这些问题是：苏联想得到一部分意大利的殖民地；莫洛托夫要求停止英国在近东的行动；一切国际航道可以自由航行(斯大林竟然反对这一点，使大家吃了一惊)；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策——斯大林把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指责说成只不过是“神话”，就搪塞过去了。
会议另有它的当务之急。那就是决定战败国德国的命运和准备打败日本。
四、德国的命运
使德国不再为害以及怎样来着手做这件事，三大国的意见倒是一致的。如果说英国对待邓尼茨的做法暴露了丘吉尔背后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那他也是把它隐藏得很深的。三大国一再宣称，德国将实行地方分权，鼓励在地区级恢复民主生活，省一级的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选举产生。在政治上把德国分割开来，然后又说德国将形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这是说不大通的。但是美国人已经准备采取行动来防止贸易的停滞，以使他们不至于被迫来弥补被占领地区的贸易亏空。
为了防止复仇的欲望再次爆发，德国将保持非武装和非军国主义化状态。所有军事和准军事力量都将解散。一切作战武器和弹药都要交出来，或加以销毁。
实行非纳粹化要求解散和取缔一切纳粹作品和组织，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要恢复和实行各种基本自由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组织工会的自由，作为一个原则声明，这整个纲领是明确的，可是一到见诸实行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含糊了。
盟国还打算惩办德国人的纳粹罪行，并在可能范围内要他们赔偿。盟国决定，一俟有可能确认战争罪犯(纳粹分子，还有军人)的各种罪行，就要把他们交由得到解放的各国的法庭审判。至于纳粹党的头领和德国国防军的负责军官，则由盟国共同设立的特别法庭审理，这个法庭由四个法官和四个助理组成，设在纽伦堡。举凡反对和平的罪行，战争罪行，或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罪行，以及“违反人道的罪行”(放逐、迫害和灭绝人)，都交由这个法庭审理。
因此，德国人民同他们的头领们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偿还债务——赔偿。在波茨坦会议上得到比较详细讨论的问题不多，而这个问题倒是其中之一。况且，俄国人并没有等到这个会议，早就在他们的占领区内自便了。他们有计划地拆卸工厂和机器，运到苏联去安装。这种单方面的行动被当作他们的权利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人们又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呢？波兰人也被允许在他们管辖的领土上为所欲为。但是，由于俄国人想要尽可能快地恢复他们的经济，胃口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对盟国的占领区也垂涎欲滴。雅尔塔会议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赔偿会议上，俄国和美国在两个问题上交过锋，美国要求提出确切的统计数字，以便准确地订出俄国要求得到的赔偿总额，因为一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只能作为讨论的基础。美国人也反对在德国经济还吃不消的时候，就对眼前的生产课税。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再一次表现出他们是宁可今天拿到一两，也胜似明天拿到一斤的。会议决定，每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进行征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外，苏联还可以得到英美占领区内的工业装备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在支付赔偿时应给德国人民留下他们没有外界援助也可维持自身生存的资源”，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这样一条规定完全成了一纸具文。总得有人来帮助德国人再次自立，也就是说，不得不把用左手从德国人那里拿走的东西又用右手给他们送回去，而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谁能这样做呢？
俄国人既然头一步遂了心意，接下来就提出他们能否参加对鲁尔的管理了。关于这个问题，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建议实行国际共管。莫洛托夫把俄国的要求说得非常明白：应当从这个地区把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装备分给苏联，莱茵－威斯特法伦区的工业投资及这个区域的国际化完全由三大国分享。苏联这一次确是侵犯到它的伙伴们的势力范围来了。由于斯大林这时仍在关注自己本国所控制的区域，因此，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觉得以撤销这个建议为好。要是他坚持要那样做的话，肯定会要激起他的伙伴们来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务了。
由此可见，德国势必支付代价，而且是很高的代价。1918年那个不孝的经验，看来并没有使波茨坦会议的与会者在这方面小心行事。向一个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国家索取大量产品，这中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也没有使三国退缩不前。德国要拿出东西来，但是由哪一个德国拿，或者由哪几个德国拿？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盟国还打算把第三帝国支解，唯一有待讨论的问题是分成几部分，边界划在何处。但是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改变了它的观点。苏联出席设在伦敦的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古谢夫已经表示，分割德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使德国不能为害的手段。苏联态度的这一变化原因何在？正如卡斯特朗曾经指出的 [ 注：见卡斯特朗所著《苏联对德政策》一文，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1956年1月与4月号。 ] ，大概是因为政治局已经逐渐认识到，战争的结束给苏联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现在波兰已经复活，它的西部边界已经伸展出去，因而对苏联抱友好态度；第三帝国已经非军国主义化。因此，德国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然如此，如果把德国纳入了苏联轨道，这就是使德国残缺不全，但却是统一与和平的，那末为何不抓住德国所提供的这笔巨大资产呢？
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对于丘吉尔所提出的成立一个德国中央政府的建议，斯大林毫未反对，只要这个政府是置于盟国控制之下的。反对这个建议的是杜鲁门。仅仅对“中央行政部门”作了规定，这些部门是管经济的，而不是管政治的。因此各部门的国务秘书将掌管财政、运输、通讯、外贸和工业。
就眼前来说，实际的权力属于管制委员会，它由四个占领区的盟国军事领导人组成，定期在柏林举行会议。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局势，而且确是一种冒险的做法。一方面，占领区是因盟军的推进而确定的，它们之间完全谈不上统一。另一方面，这四个盟国从今以后将不得不以一致的协议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被日益增长的互不信任和误解所损害，而且这种现象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永久时事态。
波茨坦会议的参加者，特别是美国，并非不了解这种局势的缺点以至危险。但是他们全都以为这种权宜的解决办法是暂时的。准备永久性和约的任务交给了外交部长们。德国人将被强制接受这个和约，但却不能参与和约的谈判。和约将使德国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治统一。盟国无法找到解决他们当前困难的途径，只好留待以后再说，至于将来如何着手解决，他们并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
同雅尔塔会议时一样，波茨坦会议的与会者在彼此分手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杜鲁门对福雷斯特尔说，“他并不觉得很难与斯大林相处”。但是据墨菲说，杜鲁门显然决意再也不同斯大林会面了。这种矛盾的想法反映了当时的俄美关系：这两个盟国胜利地结束了对共同敌人的战争，现在大功告成，才开始认识到它们在此以前一直不愿意去考虑的问题，即它们在全世界的问题上都发生分歧。实际上，对波茨坦协议的第一个打击并非来自缔约各国，而是来自没有被邀参加会议的戴高乐将军。他断然地反对再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行政机构，也设有放弃把莱茵兰和鲁尔分离出去的想法。战争所引起的激情依然很强烈，即使预言家也难以预见到，如果德国没有了，有朝一日也一定要再制造出一个来。
五、对日本的最后通牒
在波茨坦会议时，盟国仍在与日本作战，因此会上是把它完全当作一个敌国来讨论的。会上只有丘吉尔一个人提出这样一种主张：给这个敌国留下“保持其军事体面的某种办法”。但是杜鲁门回答说，这种体面已经在珍珠港永远丢掉了。斯大林持有相同的看法。
在同蒋介石商量并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向日本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这个通牒在起草时没有同法国商量。通牒告诉日本头领们说，日本“作为一个民族不会被毁灭，不会受奴役，也不会被剥夺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是日本的军队必须无条件投降——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将贯彻到底。不然的话，“它将使自己遭到完全而彻底的毁灭”。日本人不可能理解到这是暗指原子弹。在1945年7月时，他们正处在严重的几乎绝望的困境中，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打多久，也不知道怎样才会迫使他们停止这场战争。这种忧心并非凭空而来。自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日本的舰队和陆军虽然多次败北，但是他们还是拼命在继续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