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三大国感到胜利已近，担心战后时期没有任何协议——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搞的暧昧交易除外——来彼此约束，于是急于再次举行会晤。但是罗斯福在1944年11月刚刚再次当选总统，要到1945年2月才能出来开会。因此确定这次会晤日期的实际上就是他。至于会晤的地点，他们必须 既考虑斯大林不愿离开苏联，又考虑罗斯福想借这个机会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要人会谈，因此就选定了克里米亚，而在克里米亚又选定了雅尔塔。“三巨头”就象德黑兰那次会晤一样，在他们三人之间继续会谈，而没有想到要邀请小一些的国家参加他们的讨论和交易。所以法国就没有受到邀请，戴高乐将军对此公开表示了愤慨。
一、会议的环境和气氛
这个时刻对俄国人是有利的。他们正在同德军的五分之三作战，他们的冬季攻势还在凌厉地向前发展；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刚从他们在阿登受到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还没有渡过莱茵河。但是人人知道纳粹德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都在考虑着未来的问题，不过是各有各的想法。俄国人在欧洲——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得到了某些保证，他们已进抵奥得河，离柏林约四十五英里，离维也纳约八十英里。他们所关心的是战败国德国的命运，首先是德国的附庸国的命运。英美两国正在考虑艰巨的下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它们需要拿出全副力量来对付日本。它们如果想取得胜利，苏联的帮助即使不是根本的也是有用的——罗斯福这时还不知道制造原子弹的进展如何，只是到3月份，他才知道快要制成了。最后，丘吉尔比罗斯福更担心红军推进到中欧和苏联在波兰采取单方面措施。简而言之，在德黑兰会议的时候，英美两国认为，对于和平到来时要产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只宜进行初步的讨论和作出含糊的结论，因为它们对于直到那时还没有开辟一个正式的第二战场感到对不起俄国人。可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将要面对的苏联建议或要求，不仅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斯大林所坚持不放的。在大多数场合，苏联能够独行其是，不管盟国对此有什么想法。
而且，不象对付德国人那样，英美没有建立一个联合一致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丘吉尔矢志不做“大英帝国的掘墓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帝国的版图并不限于挂英国国旗的地方。他认为地中海也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从12月份以来，英国士兵就在干预希腊的内战，甚至参与雅典的巷战。丘吉尔打电报给斯科比将军，命令他必要时可以在希腊首都“象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那样”行动。希腊国王乔治由于没有能使希腊共产党照他的意思行事，丘吉尔竟迫使他暂时逊位，让非常得人心的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摄政。在欧洲，德国的崩溃和法国的衰弱使俄国有了发挥其优势的余地，一向成为英国大陆政策基础的均势被打破了。不过，既然斯大林遵守了1944年关于希腊的协议，英国首相也只好把他对苏联在波兰所作所为的态度缓和下来。可是这对他来说是并不容易做到的。
罗斯福对于他的伙伴们玩世不恭的交易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这种交易即使不是背着他干的，也是他不在场时做成的。他依然接受了这种交易的约束。科德尔·赫尔说得对，这样一来，就削弱了他对付斯大林的地位。罗斯福曾经抗议英国在希腊的行动，但没有能防止它，不过他决意不让美国的政策去保卫英帝国主义。斯退丁纽斯说，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什么地方都插手，即使那里只有几块孤零零的岩石或沙滩”。
美国的专家们认为，当时正在出现的英苏冲突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在去世之前决意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在到雅尔塔的时候病情已经很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的顾问霍普金斯也患了很重的癌症。如果就这位美国总统没有亲自细览所有的文件，有时过问一些问题也不得要领的话，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更多地在考虑战后时期，而已经不是考虑战争本身了。他特别想保持盟国的团结，并说服苏联真心实意地参加刚刚恢复起来的国际联盟，他把将来保持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上面。这是因为天真还是因为盲目乐观呢？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派。他曾经对布利特说：“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要为他的国家谋安全。如果我把我能给他的一切都给他而不要求任何回报，那么，君子以德报德，他就不会去兼并任何地方，会为建立和平与民主而努力。”他对米科拉伊齐克说：“决不可忘记，苏联政权在国际关系上只有两年的经验。但是我确信，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这位“诡计多端的格鲁吉亚人”就要以高明的本事来玩弄他的实力地位了，甚至他的身体好这个条件也要加以利用。他对罗斯福表现得越发尊敬，并在觥筹交错之中加紧同丘吉尔斗智。罗斯福知道自己是在大不列颠和苏联之间充当仲裁人，可是却常常在一些完全合乎苏联心意的措施上实行退让。
二、德国战败后的命运
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在关于这个国家的问题上，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协议，涉及到盟军为保证和加速胜利的到来应如何合作，胜利后对德国的占领和分割，对德国索取多少赔偿，以及如何把赔偿拿到手。
在军事方面，他们实际上只是互相表示祝贺，因为俄国的发言人安东诺夫没有放过机会来强调说，苏联冬季攻势对盎格鲁－撒克逊也是一大帮助，从阿登调出的德军突然出现在东线就是一个证明。丘吉尔对红军“表示深为钦佩和感激”。如今实际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同时发动攻势，因为今后东西两线都会不停顿地进攻下去，如今的问题是，由于英美军队和苏军已经相距不远，不久即可会师，因此应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加以处理。眼前来说，有一个要决定“轰炸线”的问题，由于双方都在向前推进，这条线就不能不加以调整。他们在这条线应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因为俄国人拒绝向盟国透露自己每天的阵地所在。
至于地面战事，英国建议在莫斯科设立一个三方面的机构来协调行动，但为俄国所拒绝。斯大林和丘吉尔显然都明白，军队推进到德国心脏地区，就会产生一些政治问题。斯大林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要求把维也纳留给红军去占领。但是美国除了战争的军事方面以外，拒绝谈其他问题。因此他们就让总司令视情况的需要去采取必要的措施。艾森豪威尔从而就可以越过英美政府，同斯大林在这一点上达成直接协议。不过就当时来说，他们没有作出在战术上互相协调动作的安排，甚至在作战计划上也没有互相沟通情况。丘吉尔对此大为吃惊，而罗斯福却不闻不问。
整个德国必须加以占领，这一点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怎么占领，由谁来占领，占领多长时间呢？斯大林要求只由三强来占领，而把法国排除在外，他说，“法国给敌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谁也没有问斯大林一声，那时苏联又在干什么呢。丘吉尔明白，美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让他们的子弟尽早回国，因此他担心美国又会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很快就对欧洲的事情失去兴趣。他支持法国的要求，主张法国也有权占领德国的一部分。丘吉尔大概认为，如果法国再度成为一个大国，它就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成为一个同苏联抗衡的力量。斯大林同意从英占区和美占区划出一部分来由法国管理。只有他一个人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回答，也没有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大家只是同意，每个国家暂时管理自己那个占领区，柏林将置于共同占领和军政府管辖之下。
德国必须分割，这也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分成多少部分呢？斯大林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立即作出决定，但是他发现他面前有一个美国方案和一个英国方案。美国方案主张把德国分成五、六块；英国方案主张国际共管莱茵兰而把普鲁士孤立起来，并建立一个多瑙河邦联——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使它“象牛一样的驯良”。这个问题交给了一个由艾登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斯大林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方案，但并不反对分割；不仅不反对，他还特别声明，坚决反对多瑙河流域各国再度结合到一起。
在对一个完全有理由作为罪犯来对待的战败国索取赔偿的问题上，斯大林是最强硬的一个。他提醒人们注意苏联遭受的可怕破坏，并提出了有大量的数字作为证据，这些数字是一个由迈斯基主持的特别委员会从1943年以来收集的。委员会的结论是：德国的重工业必须削减百分之八十，让工厂、机器和人都得不到资本。然后对生产品课税十年。赔偿总额达二百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
据迈斯基说，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索取赔偿上有所节制是大为吃惊的，他本来以为苏联会要求五百亿美元！罗斯福和丘吉尔实际上是怕把德国弄得太穷了，今后又得花钱来维持它，使它能够再度自立。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以二百亿美元作为讨论的基础，并在莫斯科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让它提出比较准确的数字来代替这个初步估计。
谁也没有想到要让德国人来以某种方式参与事关他们命运的讨论。关于对第三帝国的解除武装和消除纳粹影响以及惩办战犯的问题，三巨头也认为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虽然胜利已经在望，但是战争形成的纽带还是非常紧密而不可缺少，所以德国还尚未变成他们互相争斗的东西。但是在波兰问题上，可就不是这样了。
三、波兰问题
在雅尔塔会议的八次全体会议上，有六次提出了波兰问题。在外长们的会议上，则每次都提到了这一问题。苏联强调说，在历史上，波兰曾经是入侵者打进俄国的一条走廊。的确，在波兰问题上产生了两个问题，即波兰的新边界及波兰的政府和政体。在德黑兰会议上和会议以后盟国间的会谈中，对于前一个问题曾经试图求得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第二个问题却是按俄国单方面规定的词汇来表述的，因为俄国承认卢布林政府，而且只承认那个政府。
至于波兰东部的边界划在什么地方，斯大林的立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非常强有力的。在他要求得到的领土上，居民绝大部分是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英国很难不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这是1920年他们的谈判代表寇松勋爵的观点；此外，盟国在德黑兰会议上也承认过这一点。他们现在怎么好推翻自己的意见呢？事实上，这些领土也已经为红军所占领，实际上是并给了苏联。除了用武力之外，怎么能够把苏联赶走呢？因此，寇松线是盟国一致接受的。苏联不花分文地故作慷慨，答应研究一下是否能对这条线作几英里的调整，如果波兰人愿意的话。
在划出德国一部分领土作为对波兰西部的补偿问题上，也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新的边界究竟应当是什么走向？奥得河是大家都同意的一条天然边界，再往上游，则是尼斯河。但是，哪一个尼斯河？是西边的还是东边的？斯大林主张以西边的尼斯河为界，因为他急于要牺牲德国而向波兰人表示慷慨。但是英美两国担心波兰与德国的冲突将永无止境，用丘吉尔生动的话来说，这会造成“以德国的领土来填饱波兰的鹅”。斯大林显然希望波德冲突尽量地尖锐和长久。最后，他们决定同波兰的新政府协商，待和平会议时再作决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没有能遂自己的心意。把这个问题交由和平会议处理，从长远说来，只能是使德国人将来有一天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发言权。
但是，波兰的新政府又当如何组成，这是目前这个问题中的另一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曾引起了最激烈的讨论。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大西洋宪章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在三巨头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原则宣言中所说的：“应协助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成立能广泛代表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府，此种临时政府应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速建立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比丘吉尔坚决。丘吉尔在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希腊时，表现得非常奇怪。
在说法上大家是一致的，但是在解释说法时却又不一致了。苏联认为卢布林委员会是全国的政府，而设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则是由同自己本国没有联系的流亡者组成的。苏联从来不曾按照西方那种方式举行过自由选举，所以这种思想也就不具有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那种关键性意义。
经过没完没了的讨论，俄国人在主要的一点上得到了满足：卢布林委员会将成为新的波兰政府的框架，“目前在国外的民主领袖”将参加进去。新的政府将举行选举，罗斯福要求它“应当象凯撒的妻子那样不容置疑”，莫洛托夫则答应在一个月之内组织好这次选举——在一个完全由红军占领的国家里，那些被扶上台的波兰共产党人自然是受到控制的。
四、对日作战
罗斯福认为，太平洋战争完全是美国的事。他不想要英国或者法国起任何重要作用，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它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的统治；而且他认为，这两个殖民强国在它们的帝国中从来就不曾为当地人做过任何好事。另一方面，他认为，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来反对日本，而且这种帮助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他的军事顾问们向他说过，在欧洲的战争结束之后，亚洲的战争还要打十八个月。他们还担心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裂会进一步恶化，而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自己同苏联取得很好的谅解。
简单说来，这位举止失措的美国总统背着丘吉尔，同斯大林举行了一次私下的会见，订立了一项事实上的秘密协议，而如果别人做这样的事，就会受到他的谴责。苏联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对日开战，这段时间是苏联把军队从欧洲调到亚洲所必需的。作为报偿，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租借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保持外蒙古的现状。这样一来，在亚洲和欧洲，斯大林都不愧为沙皇的继承人，把沙皇1905年和1917年的战败补偿起来。罗斯福违反了他自己的一切原则，违反了大西洋宪章，把属于别人——这次是属于蒋介石——的领土分给他的一个盟国，而没有先同别人商量。人们对他的这种做法会怎样想呢？将来他怎么样和以什么理由来对付苏联对欧洲提出来的要求呢？的确，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曾经把法属印度支那让给了蒋介石。这一次是法国为这位美国总统的欺诈和理想主义二者兼备的做法付出了代价。而法国却是实际上凭自己的力量对德作战的第一个大国，也是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第一个大国。
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问题上，也表现了罗斯福这种不问代价而急于取悦于新大林的做法。经决定，蒙特勒公约要作有利于苏联的修改，“决不可使它听任土耳其人的控制”。土耳其人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没有废止他们小心保持着的中立，因而就受到了惩罚。
的确，罗斯福的一个主要想法，甚至可以说是使他着迷的东西，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和更加强有力的国际联盟，通过三强永久保持一致，使世界大战再也不可能发生。
五、联合国组织
美国最著名的理想主义者要算是威尔逊了，罗斯福与他的这位先行者一脉相承，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而且必须受国际法、而不是受暴力的支配。他认识到，自私的孤立主义时代对于美国来说是已经过去了。他认为一些国家参加到第二个国际联盟中起支配作用，可以使这个联盟不致虚弱无力；而第一个国际联盟正是由于从一开头就没有这些国家参加，所以是虚弱无力的。罗斯福说，“美国是世界上能维持和平的唯一强国。”
很明显，如果苏联置身事外，国际合作就会受到致命的危害，如果苏联抱敌对态度，那就更糟了。苏联也曾经长时期超然于日内瓦国际联盟之外，尽管那时是由于它受到其他大国的反对。罗斯福对苏维埃政权并不尊敬。由于教养和性格，他对那个政权是不信任的，甚至不能理解。那个政权是同美国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东西。但是苏联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这个政权能够经住这场风暴而变得空前强大的那种韧性，使他极为惊叹。苏联国内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体条件的力量和靠欺诈行为造成的，罗斯福毫无疑问地是夸大了这种变化的意义和持久性。但是，同样又是由于那种典型的美国人气质，使他乐观地寄希望于未来，公开地把宝押在战后苏美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上。
斯大林和丘吉尔也赞成“联合国组织”，但是对它的看法却与罗斯福不尽相同。斯大林首先是着眼于建立一个防范德国帝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牢固堡垒，使人不敢存任何复仇的念头。丘吉尔所关心的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威力。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从今以后，英国的威力要比苏联和美国差多了。
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在何时和何地举行的问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确定下来了。会议决定由美国发出邀请，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谁也不能说战争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结束，因此这个决定很能说明1945年战胜国的态度。伊斯拉耶利安说得很对，他们把保持国际安全看得高于一切，这同他们1918年的前辈相较，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些人考虑的头一件事就是安排战败国的命运。
在决定哪些国家有权参加联合国组织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困难。联合国是战争中产生的，显然至少在开初的时候只应包括对轴心国作过战的国家。把轴心国排除在外，理由就更加显而易见。唯一的争论产生于苏联1944年秋就提了出来的这样一个要求，在俄国人看来，苏联的十六个共和国应当象英联邦的自治领一样有代表参加。美国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可是它并没有要求组成合众国的各个州都在联合国组织中得到一个席位。最后，斯大林同意只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单另的表决权，不算在苏联之内。他答应，如果美国舆论要求的话，他将在旧金山会议上支持美国另外还拥有两票表决权。由于某种原因，美国一直不曾提出这个要求。
最后，唯一真正的问题是：联合国组织怎样能够既尊重小国的权利，又不至于损害这个组织的效能，不至于使它陷于没有权力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曾经使国际联盟维持和平的努力受到多么大的妨害。三大国很容易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动机各不相同。它们完全不曾想过要建立一个拥有强制力量的超级国家，让它实际上能剥夺成员国(也就是三强自己)的一部分主权。三强认为它们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办法是建立两套机构：在联合国大会里，所有各国，即令是最小的国家，都拥有平等权利；但是在“安全理事会”中，大国拥有常任理事席位。安全理事会是一个比较有限制的机构，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它“担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哪一些是大国，很容易就定下来了。中国和法国被提上来同美、苏、英放在一起。还有待决定的是，这些大国怎样作出决定。事实上，在雅尔塔会议的与会国中，没有一国曾有片刻设想过在自己本国里不能保持完全的权力，因此在一致同意下，决定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得到五大国的一致同意。这就意味着给每一个大国确立了一种能够使联合国机构陷于瘫痪的否决权。
六、关于雅尔塔会议的结论
参加会谈的各方唯恐危及他们之间的一致，因此绕开了一些虽然比较次要但却会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例如占领伊朗，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和建立巴尔干联邦等问题。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条约的签订，似乎已经为建立巴尔干联邦铺平了道路。由于绕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在分别的时候都非常高兴。罗斯福说“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丘吉尔以抒情诗的调子谈到“未来的光辉前景和充满和平与幸福的洒满阳光的荒原”，斯大林虽然还是那样沉闷无言，但也同样感到兴奋。在苏联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庆祝达成的协议，《消息报》的社论说，“为了和平、民主与进步，怎样在一些最复杂的问题上取得谅解，这次会议将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新的范例载入史册。”美国舆论也同样兴高采烈。赫伯特·胡佛打电报给他的老对头罗斯福说，这次会议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纽约时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与和平道路上的里程碑”。有的报纸说，“会议为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打下了持久的基础”；“对于三强在和平时能否象在战时一样合作的问题，把人们可能抱有的任何怀疑都永远一扫而光”。在全世界一片欢欣喜悦之中，只有法国郁郁不乐。在作出那些塑造战后世界的决定时，它被撇在外边了。
另一方面，今天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对于雅尔塔会议的评价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苏联历史学家继续在称赞雅尔塔会议符合国际关系中崇高准则的精神。伊斯拉耶利安说，这个准则就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能够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他们还继续把罗斯福看作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但是反对他的美国人却毫不留情地抨击这位美国总统。他们激烈地谴责他偏爱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满意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傻瓜的交易”，“战时的慕尼黑”，“外交上的滑铁卢”，“出卖”，乃至“叛国”，这些词句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历史文件中对雅尔塔会议的评语。罗斯福的顾问们曾经试图制止这个批评浪潮，斯退丁纽斯说，这次会议“对美国是一次外交胜利”。但是这一切解释都没有用，雅尔塔会议在美国报刊上仍然得不到好评。
在法国，雅尔塔会议被普遍说成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协议的一个登峰造极的例子，将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因为它表现了牺牲较小国家利益以谋求世界霸权的欲望。可以说，它最后就是要“瓜分世界”。很明显，所有这一切互相矛盾的评价是由于感情用事，是由于战争结束以来形势的发展所造成的。那末，究竟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如果说罗斯福向苏联作了让步而没有要求任何回报，那是言过其实。的确，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信任和好感，使得他忽略了哈里曼大使和迪恩将军这些比较悲观的顾问们所提出的许多警告。他对自己的魅力和掌握局面的本领非常自信，过于依靠他自己十分喜爱的单独会谈。但是，他对待丘吉尔一向也的确是这样的，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巩固了英美联盟，在他认为是非常紧要的问题上坚定不移，但既没有冒犯他的这位伙伴，也没有使他的伙伴面子上过不去。“霸王”作战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待斯大林也正是采取同一方式。但是那时他认为最关紧要的是，把同苏联结成的“奇怪的联盟”维持到底，并使苏联成为联合国组织的一员。至于其他方面，贝尔纳斯说得对，罗斯福从来不曾白白地放弃任何东西。比如说，他牺牲中国领土的让步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报偿的，那就是斯大林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莫洛托夫甚至做到了这个地步，他对赫尔利将军说，“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斯退丁纽斯说得也很对：在许多问题上，同斯大林最初提出的要求相比，他是作了让步的。甚至在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霍普金斯在写给罗斯福的意见中就说：“俄国人作了很多让步，我们一定不要惹恼了他们。”
那末，俄国人最后从雅尔塔会议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他们得到的最实惠的收获是在德国问题上，但是这回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同英美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对德国实行分割、占领、非军国主义化和非纳粹化，惩办战犯，控制工业，赔偿：所有这一切都是联盟全体成员在他们的作战目的中一致认可的。另一方面，苏联显然在德国东部边界问题上遭到了部分的失败。由于在两段尼斯河之间不能选定一个，边界的划分推迟到和平实现之后再作最后决定。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波兰的新边界整个来说已为各方所接受，正如谁也没有对苏联的既成事实提出异议一样——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除非同苏联破裂。
罗斯福树立了一个政治家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范例。在实际上没有外交上的传统可以沿袭，没有历史上已经确定的政治方针可以遵循，没有领土要去争取，也没有利益要去维护的情况下，他把一次国际会议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即尽快结束战争，保障人类的持久和平。他在第一点上已经获得成功：雅尔塔会议标志着盟国的联盟达到了顶峰。在第二点上，他过于乐观了。他在回国后竟然向国会宣告：“在令人不愉快的过去，一些国家曾经想利用势力范围、联盟、均势或者任何这类的特别协议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或促进自己的利益；在战后的世界中，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是不是因为他讲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责怪他呢？
实际情况是，在1945年年初时，战争的局势和红军所据有的地区，使得苏联可以为所欲为——首先是在欧洲，其次是在满洲。要阻止苏联就意味着冷酷无情地打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甚至它的可能性是任何人都不敢提的。此外，苏联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向西扩张。打一场战争也许会把他们制止住，(要花多大的代价呢？)但却不能事先加以防止。而且事情很明显，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不会同意打的，罗斯福也知道这一点。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保持团结一致，那只会由于拖长战争而正中纳粹的下怀。
那末，罗斯福的希望为什么会落空呢？是不是他死得太早了？或者如斯退丁纽斯所推测的那样，是政治局不接受斯大林的做法？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苏联在红军“解放的”领土上无情地规定法律，并不怎样担心或考虑它的伙伴的反应。说来说去，这大概就是“雅尔塔精神”化为乌有的主要原因。这次会议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走向新均势道路上的一个暂时的外交休息站，是强权的一次无情的表现，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任何条约都不能防止、甚至不能抑制这种强权。罗斯福的错误也许在于他过多地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将来。他只预见到发生英俄冲突的危险。他没有预见到，在战争结束时，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垮台，法国和意大利的退到后面，以及大不列颠的衰弱，胜利了的苏联，不论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必然会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之一；而这种进展，又会使它成为美国的一个强大的和潜在的敌对竞争者。但是，他所建立的有人情味的关系，他尽力创造的信任气氛，以及最后还有联合国，这一切对于防止这种危险来说，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手段，但是难道不是最好的手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