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战事的结束·第一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盟国由于自身缺乏胆量，也由于兵力减少——他们把这一点归因于“火炬”军事行动——而没有设法去夺取整个法属北非。
这就使德国人得以先后通过空运和海运派出一支远征军在突尼斯站住了脚，并同德国的非洲兵团会师。这样一来，非洲的战事远远没有因为阿拉曼之战和美军登陆这两次辉煌的行动面告结束，而是行将在这两次大捷声中继续打下去，在突尼斯展开一场艰难而耗费巨大的战役。同时，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的批准下起用达尔朗海军上将，在法国人当中引起了不安。正当每一个能战斗的法国人都站在盟国一边想前雪雷通德停战协定的耻辱时，此举却进一步造成了他们中间的裂痕。达尔朗海军上将执政的时间很短，接着成立的是吉罗将军的政府，他们两人都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这两个设在阿尔及尔的政权同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之间对立却十分尖锐，戴高乐所依靠的是地下抵抗运动。由于法国军队中互相对立的人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和解，以致后来为了要把他们捏合到一起在阿尔及尔成立一个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国政府，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激烈争议。这种摩擦至少并没有妨碍重新建立起一支法国军队，并由美国人用现代化武器把他们装备起来。但是这个摩擦却给汹涌澎湃的当地民族情绪火上加了油。这种民族情绪之强烈，足以使法兰西帝国受到伤害；而在这以前，尽管宗主国遭到种种挫折，法兰西帝国还是依然保持平静。
一、法国在突尼斯“迟疑不决”
法军在突尼斯的表现，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暧昧不明的。这大概是一些互相矛盾的情绪造成的。一方面，要对德国复仇的劲头依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维希政府散布的奇谈怪论却又中毒已深。按照维希政府的说法，法国已经没有任何盟友了，因为英国人特别想要抢走法国的殖民地。“法兰西，只有法兰西”的口号，以及魏刚在北非发布的“保卫帝国以反对一切来犯者”的命令，就是这种奇谈怪论的表现。在突尼斯，侵略者很明显地是德国人；但是在法属北非的其他地方，德国人只不过是在回击别的侵略者，即英国人和美国人罢了。“究竟谁是敌人？”据说，有一位海军上将就曾经提出这个人人心中的问题来。由于既没有给这些领导人提供任何情况，也没有向他们发布任何指令，他们只好等着瞧。在阿尔及尔的局势明朗化和接到明确的命令以前，他们是不会采取行动去反对德国人的。可是时间就这样错过了，再也无法挽回，而德国人却因此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会。
武装部队司令巴雷将军非常谨慎小心，没有照达尔朗海军上将11月9日上午的命令和驻节将军埃斯特瓦海军上将领导的民政府的命令同德国合作，然而，却按照比塞大基地的指挥官德里安海军上将的命令，把七艘驱逐舰和九艘潜水艇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德国人。但是巴雷将军也没有对抗德军。他未经战斗便撤出突尼斯，以致德国伞兵和运输机得以在阿维纳机场降落，未遇任何抵抗。巴雷把他的部队撤到了控制突尼斯西部迈杰尔达的山地。据他写道，他这样做是为了“给美国人守住那条公路”。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敌人处于能占领这条公路的位置上，因而用不着去守卫它，而且事前根本也没有同美国人安排过这个行动。换句话说，随着阿尔及尔今后形势的发展，这个行动同样也可能是针对着美国人的，即封锁美军前往突尼斯的通路。
巴雷将军还写道，他在突尼斯“留下了”一支后卫部队，由勒库特尔·德科蒙上校指挥，其任务是，“留至11月13－14日夜，以待可望从西开来的援军”。但是在突尼斯留下的是什么部队呢？留下来打算干什么？总之，这些被主力部队留在后面的部队能够搞什么行动呢？为什么不把全部兵力留在突尼斯？是命令他们向“一切来犯者”开火吗？
不错，巴雷将军谈到了“几个月前就制订好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看，突尼斯被认为是守不住的。问题在于抵抗谁？对一支有强大的舰队掩护的强大的盟国登陆部队，当然是抵抗不住的；但是对可以在半空中加以截击的为数不多的德国伞兵却又不然。
克尔茨将军对这些事件全都了解，因为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给维希政府撤走军队开脱，他把这支军队的弱点和缺点作了一番绘影绘声的描写。说什么没有反坦克部队、高射炮和重炮；没有足够的欧洲籍军官和军士来带领土著部队；因为缺乏石油，开车用的是酒精；没有零件，甚至连车胎也没有。但是整个法国的非洲集团军处境都同样不妙，这却并没有妨碍它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抵抗英国人和美国人，而却使它不能在突尼斯和比塞大抵抗兵力弱得多的德国人。
况且，也还有另一个矛盾。维希的宣传一向把停战说成是唯一的出路，可以使法国在1940年6月保持一支军队，有朝一日重新用来对德作战。另一方面，魏刚将军曾设法逃避这项停战协定的一些条款，而且正因为他的这一功劳，才使法国在非洲保留了比他的权限要更多的军队和武器。但是，如果在时机来到时，这些军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守住象突尼斯这样重要的据点，如果非要盟军立即给予援助，才能使他们重新对德作战(维希领导人们本来预见及此才保持和训练这支军队的)，那么保持这支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维希政权希望前来援助他们的那支盟军，也正是他们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对之作战的那支盟军。由于这次作战的不幸后果，阻碍和拖延了盟军的向东推进，而这个推进，据说又是他们所急切等待着的！
安德森将军指挥的英军奉令在突尼斯北部拦击德军。他们推进得不很快。虽然布日伊已于11月11日攻克，但吉杰利机场直到13日才拿下来。由于在布日伊没有空军掩护，许多盟军船只被轴心国飞机炸沉。交通线非常之长，地形多山，公路既少又窄。同法国人配合行动已没有可能，因为吉罗将军不愿把他的军队交由英国指挥。而且，如果英军的推进正如巴雷将军所希望的那样神速，那末，为了使英法两国的军队以后能彼此合作以收复突尼斯，他们之间的联络要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和根据什么指示才会建立？这一点是谁也不知道的。
安德森将军注意到，一些法国市长和高级官员并不掩饰他们对盟国的敌意，阿拉伯人则漠不关心，法国的普通人民虽然表现同情但却消极。海上登陆和空投部队11月12日刚占领博内，从阿尔及尔开来的援军就在13日同安德森会师，然而他指挥下的兵力从未超过一个旅。他占领了塔巴尔卡，但是到11月18日，他不得不面临敌人向阿比奥德山发动的进攻。在此以前，巴雷将军的一万二千名部下看来还没有给过他丝毫支援。直到11月19日，巴雷才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这时，德军数量仍非常少，据安德森说，在突尼斯是一千人，在比塞大是四千人。但是德军离法国未经一战就放弃掉的机场很近，这给了他们以空中优势。11月底，安德森宽慰地看到那些他认为是同情轴心国的法国军官们离开了巴雷将军的司令部。他也注意到，年纪较大的法国军官不是犹豫不定就是抱敌视态度，而年纪较轻的军官对盟国则比较热心和比较同情。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11月底，由于英国的因循和法国的“迟疑不决”，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占领了整个突尼斯，同德国的非洲兵团会师了。德军投入这次作战行动的兵力很少，而且只为了一个有限的目标——经过突尼斯把从的黎波里塔尼亚退下来的军队撤走。英法两国坐失了这个大好时机，就将需要进行一场艰巨的战斗才能弥补过来。
二、突尼斯战役
12月1日和2日，安德森将军终于能朝突尼斯方向发动进攻，但被击退了。由冯·阿尼姆指挥的德军甚至发动了反攻，但由于兵力不足而被阻住。盟军定于12月22日和23日再次发动攻势，因滂沱大雨而未能实现，公路也无法通行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2月24日最后取消了这个攻势，改在南面公路较宽的斯法克斯方向进行。盟国就这样输掉了第一回合。
但是，法军在突尼斯中部建立了一条战线。他们在总指挥官朱安将军的指挥下从特贝萨出发，占领了横贯突尼斯全境山脉的隘口，以便夺取通往凯鲁万平原的通道。他们通过这个行动，也许能够把突尼斯境内的德军同德国非洲兵团分隔开来。
在1月份，冯·阿尼姆将军为了防止被分隔，调动坦克向法军阵地进攻。法军实际上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不足的兵力顶住这次进攻达一个月之久。他们伤亡很重(达五千人)，但只丢掉了东部的山岭。吉罗将军这时才答应把法军并入盟军的防御部队。为了取得大量的现代化装备供应，他也不得不如此。英军在突尼斯北部作战，克尔茨将军指挥的法军在中部作战，美军则在南部作战。
隆美尔把他的部队撤到了马雷特一线，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对这条曲线展开了正面进攻。这时，隆美尔担心美军进攻他的右翼，就在2月间说服了冯·阿尼姆，让他抢先向美军发动进攻，并使美军遭到严重失败。安德森将军不得不把法军和美军向西撤到卡塞林。但是冯·阿尼姆没有充分利用他的得胜之机，甚至还把他指挥下的一个师从前线撤了下来。隆美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亲自担任全部轴心国军队的司令。2月间，他向卡塞林方向发动攻势，突破了美军战线。这个打击非常严重，以致安德森曾经考虑全面撤退，他这时可以用来对付德军的部队只剩下一个旅了。
但是，隆美尔的意图只是要为德国非洲兵团的撤退清扫出一块足够宽的地带，并在军队北撤时保护其右翼。他没有重新发动进攻。3月间，他认为局势已进入僵持状态，就离开了非洲。蒙哥马利于是在加贝斯湾方向把主动权拿了过来。他原来设想要从西面进行大包抄，但是为了打开一条道路，他不得不打了两场费时各十八天的战斗。在法国那个军的帮助下(它夺回了凯鲁万方面的东部山岭)，他勉强做到了这一点。
驻在突尼斯的两个意德兵团这时己合并为一个，由冯·阿尼姆指挥。他们号称二十五万人，但作战部队只有九万人，而且被围困在突尼斯这个桥头堡里，背临大海。安德森这时情况极好，从2月14日以来担任全部盟军的指挥的亚历山大将军把扫荡这个桥头堡的任务交给了他。4月22日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进展甚微，5月6日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则比较成功。法军夺得了法赫斯桥，然后向东楔入，以切断轴心国军队一切可能的退路。
5月7日，英军进入突尼斯，美军进入比塞大。5月9日，冯·韦尔斯特将军在邦角向美军缴械投降。5月13日，德国非洲兵团和梅塞将军的意大利军队向英法军投降。盟军总共俘虏二十五万人。
非洲的战事结束了，轴心国失败了。地中海又成了英国的海。意大利随时可以受到盟军的进攻，它的本土全部暴露在轰炸机的威力之下，盟军随时可以在意大利的各个岛屿和南部登陆。
三、达尔朗的统治
法国在土伦凿沉舰队和法军在突尼斯遭到失败，对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威信和权威损害极大。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以贝当元帅代表的身份继续总揽军政大权。贝当由于曾经保证不离开法国人民，只能留在法国国内，而且，根据在阿尔及尔流传的说法，他处于不可能公开表示自己想法的境地。达尔朗海军上将于是声称他受权表达贝当的意图，而且是忠实地照他的意图行事。尽管贝当宣布达尔朗与他没有关系，并取消了达尔朗的全部官衔，而在南区许多地方，本来与贝当元帅并排挂着的达尔朗照片，这时也被取下来了。但他还是得到北非所有负责官员的效忠，只有在突尼斯的官员除外。布瓦松总督把法属西非交给他管辖。在直接对维希政府负责的领地当中，唯有印度支那和西印度群岛不在他控制之下，不过管辖这两个领地的也是当初他委派去的两个海军将领：德古和罗伯。统率驻亚历山大的X部队的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对于是否与达尔朗携手仍犹豫未定。
达尔朗海军上将保留了全部维希政府官员，甚至包括由于通敌而声名狼藉的人物在内。另一方面，他把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都关进了监牢，并查封了他们的报纸《战斗报》。他把代表吉罗组织11月8日政变的头领们全部革职，有的还要加以起诉。但是其他的人显然已经与他携手共事，他也委以重任，昂利·达斯基埃·德·拉·威热里被任命为警务长官就是一例。
达尔朗通过殖民地长官组成的委员会——“帝国委员会”进行统治。他虽然遭到同辈人的弃绝，但是由于吉罗的威望和美国的支持，使他当上了武装部队的统帅。这个职务使他得以随心所欲，而他自己也为此而心满意足。支配法国当局与盟军之间关系的是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是这位海军上将与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克拉克将军达成的。这项协议同先前由勒梅格尔－迪布勒伊代表吉罗将军经谈判而缔结的那项协议相比，对美国要有利得多，特别是在美元兑换率上。
美国领事墨菲一直支持达尔朗，而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和美国报纸则猛烈抨击他。罗斯福对他采取要理不理的态度，把他当作一个“临时的权宜人物”。1942年12月23日，这位海军上将被一个年轻的戴高乐派波尼埃·德·拉·沙佩尔暗杀。此人在动手之前，随军牧师曾给他做了忏悔式，他也许是在警察首脑本人的授意下这样干的。阿尔及尔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墨菲和吉罗也感到了威胁。波尼埃·德·拉·沙佩尔立即被带上军事法庭，他的保护人这时对他弃之不顾，于是他被处决了。
人们的思想混乱已极，竞使巴黎伯爵以为他的时机已经来到。他曾经一度希望贝当元帅会成为一个法国的蒙克将军 [ 译者注：蒙克将军(George Monk，1608－1670)，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驻苏格兰英军司令，克伦威尔死后，又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 ，现在他对维希政权是完全失望了。他在阿尔及尔，甚至在达尔朗政府内都有支持者，并且还以他的名义策划了一个真正的阴谋。在第一阶段，将宣布他为“王国代理执政”。他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导致法国人陷于分裂的互相争斗的各个派系团结起来。然而，吉罗将军(“帝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快就一致推举他为达尔朗的继任人)虽然对巴黎伯爵表现出很大的好感，但他却未许什么愿。这倒并非由于他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共和派，或他坚决反对帝制(这些根本体制问题在吉罗看来并不关紧要)，而是因为他坚决相信，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由于政治改革和决策而冒使法国人进一步分裂的危险，因为这种政治改革和决策，会使法国人民对法国的未来承担责任，并使他们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
四、吉罗将军的政府
这样一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再度卷入斗争之中的法国殖民地，就将被置于这样一个人的管辖之下：他有着“民政和军事指挥官”这样一个怪头衔，他接受这个职务只是出于责任感；他对于自己如今不能专心一意地只管打仗而感到遗憾，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是他的本份。吉罗将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物，一个勇敢的战士，他在法属北非声望非常之高，阿拉伯人常说他有“福气”。但是他没有从政的经验，并且很快就表现出处理不了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甚至拒绝研究这些问题，宣称他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胜利”，但是他无法禁止这些问题的出现。
实际上，这位将军的出身和所受的教养，都使他成为民族革命的热忱崇拜者，他在口头和书面上都曾向贝当元帅这样说过。因此他在非洲保持了当地的立法，没有恢复克莱缪法令以及共和制的法律和制度。另一方面，他保留了新闻检查制度和经济上的自治组织；依然禁止共济会、政党、维希退伍军人团组织和维希“警察”。吉罗释放了因反对维希政权而被囚禁的人。但是另一方面，维希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也一概照旧任职。吉罗的这个做法，无疑得到非洲军队和行政当局的支持，在法国则得到已经解散的停战军军官和军士们的支持。但是他同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他们是得到地下抵抗运动支持的。诚然，在另一方面，他得到美国几乎无条件的支持。
罗斯福总统的确天生就不喜欢戴高乐将军，老是作弄和挖苦他，编造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他觉得这个将军的政策和行为是“无法容忍”的。他认为，戴高乐患了“救世主狂”。罗斯福即使在盛怒之下，还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曾宣称只要战争在继续，就不承认任何委员会代表法国。从那时起，除了同地方当局以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或谈判。吉罗所以在北非当权，是因为罗斯福同他达成了一项协议，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当权，是因为罗斯福给了他租借法案援助。这个原则使罗斯福得出了结论：北非的一切权力，民政的和军事的，都应当掌握在盟军总司令手里。如果要成立一个法国的委员会，那也应当由他同丘吉尔达成协议，法国的意见不在考虑之列，甚至用不着征求它的意见。一旦获得解放，法国将由盟军占领，并实行军管，为期至少半年。同时，罗斯福很奇怪地把戴高乐看成不仅与法国抵抗运动无关，而且与自由法国也无关。他建议任命戴高乐为“马达加斯加总督”。
丘吉尔深知他欠下罗斯福的情以及他对罗斯福的依赖，因此不能违拗罗斯福；他坦率地对戴高乐说，在美国总统和戴高乐之间，他挑那个大人物。但是在法国的局势和法国人的态度问题上，他没有象他的搭档那样犯明显的错误。他知道戴高乐是“抵抗运动的象征”。尽管他说过，他觉得戴高乐“叫人受不了”，甚至使他“恶心”，但是他还是继续支持戴高乐，直到后来才弃绝他。
吉罗和戴高乐各有一个“大国”撑腰，于是在安法演出了一出和解的戏剧，并且建立了互相联络的机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别扭和紧张。戴高乐批评吉罗向美国退让，批评他使维希政府所造成的恶果得以在阿尔及尔保持下去。他特别讥笑吉罗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他说，“世界上哪儿有光打仗而不追求政治目的的国家呢？”
戴高乐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地下抵抗运动的一致支持。在他的策动下，让·穆兰把法国自由区和占领区的所有各大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以及两大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集合到一起，成立了“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由他任主席。委员会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会议，毫不含糊地要求这两位将军达成协议，由吉罗统率军队，戴高乐掌握政务。事实是，戴高乐曾经保证解放后让法国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在等待人民表达是否需要作任何改变的意见期间，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将重新生效——这一点早在1942年年底在留尼汪就已经这样办了。吉罗的行为引起了抵抗运动的忧虑，他们担心解放后维希政权还会继续保持下去。而这个政权是他们正在对之作战，并不得不保卫自己以免受其伤害的。
吉罗的观点本身在这些商谈过程当中有了变化。他宣布自己是一个共和派，并建议在法国解放时实行“特勒维内法”。这个法的目的是，如果议会无法召开，可以把国家权力交给“总委员会”的代表。但是抵抗运动中所有有头脑的人都认为，这个做法行不通。吉罗也不能老是拒绝戴高乐将军的建议。后者建议他们两人举行一次会晤，在不受外界的任何保护或干预下，由法国人自己达成一项协议。卡特鲁将军出使阿尔及尔，为会晤扫清了道路，于是戴高乐将军1943年5月30日到达了北非。
五、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
戴高乐将军同吉罗一道成立了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两人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中支持他们的人数相等，军队仍由吉罗统率。但是，这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实力显然有很大的悬殊。在人口、军队、财富或外国的同情与支持方面，吉罗将军都大大超过他的这位昔日的对手和如今的同僚。罗斯福坚持只能承认吉罗。1943年6月10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说，如果戴高乐想去控制法属西非，他就要考虑派“几个团和一些军舰去达喀尔”。他认为戴高乐爱惹是生非，“正在危害着盟国的战争努力，并成为盟国的一大威胁……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将来势必要同戴高乐决裂。”
然而，意见不同的这两个方面的武装部队却逐渐合并起来，成立了联合参谋部。但是，合并工作仍遇到了困难，这不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且还因为自由法国的军队是由英国装备起来的，而北非军队使用的却是美国装备。在法国，由停战军发展形成的军队抵抗组织没有同戴高乐派的其他地下运动联合，而把自己看作是北非军的一个分支。最难以合并的是阿尔及尔的秘密机关——伦敦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及停战军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这两者都已经投向吉罗。后者认为前者是非专业情报机关，而前者也瞧不起后者，把他们看作维希分子。它们全部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特工总署。但是吉罗认为它是军事性组织，因此应当听他指挥，戴高乐则认为它负有政治任务，想要它向政府首脑负责。最后，戴高乐终于使他的亲信贾克·苏斯戴尔担任了法国特工总署的头头。
在两个人的这场激烈而不愉快的争吵后面，隐约可以看到法国的未来，而这正是这一野心冲突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戴高乐得胜，抵抗运动在解放时将取得政权，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将开始制订一个广泛的经济改革纲领；而吉罗的目的则是找一个维希政权的代替物，或者无论如何要把保守力量找来。法国特工总署的任务是要武装抵抗运动和给它配备军官，它将起一种决非纯技术性的重大作用。
但是，甚至在北非当地，舆论也是倒向戴高乐将军一边的。他所以得到爱戴，是由于自从停战以来他的行为正直，观点正确和纲领范围广泛，且不说他的作风正派这一点。同这样一个人物相比，吉罗显得大为逊色。由于自由法国军队在库弗拉和比尔哈凯姆获得很高的威信，又有许许多多人参加到它的行列中来，而不是参加到北非军队去。不仅如此，军人也在脱离后者而加入前者。在纽约，黎歇留号战列舰上的水手们处于半起义状态，自愿参加自由法国海军作战。吉罗的一些得力助手，如让·莫内等人，也抛弃了他。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逃出监狱后从法国来到北非，也投到戴高乐这边。
因此，吉罗逐渐停止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要他在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两主席之一和军队总司令这两个职务中选择一个时，他选择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他就要听命于政府和政府领导人了。最后是给了他一个武装力量监察长的头衔。他觉得这种降职，是无法忍受的，于是提出了辞职，满腹怨气地退居摩洛哥。他甚至指责戴高乐要暗杀他。
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这时还没有成为法国的政府，盟国也设有这样承认它。但是它就要象政府似的行事了。它设立了一个谘询议会向它提供意见，由费利克斯·古安任议长。议会代表着委员会管辖的各领地、自由法国、旅居国外的人和各种各样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废除了维希在各个领域里的法律，恢复了共和国法律。总委员会开始再度在阿尔及利亚开会，犹太人重新获得法国公民资格。
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积极为法国的解放作准备。它成立了由新的官员——共和国专员和县长——组成的一整套班子。这些官员的任命，是同地下抵抗运动达成了协议的。同时，地下抵抗运动成立了省一级的解放运动委员会，以协调地下抵抗运动，并在解放时起总委员会的作用，省抵抗运动委员会是照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模式成立的，在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庇护下进行工作。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准备在解放后对通敌分子和维希官员实行制裁，其范围包括从停职到“丧失公民权”和交特别法庭审判。贝当和他的部长们则要由最高法院审判。作为一个开端，皮谢被判死刑，并于1944年3月在阿尔及尔处决。他的罪行是曾把法国人交给德国行刑队处死。
对于盟国要在解放后把法国交给军政府管辖和迫使法国接受占领区货币的计划，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提出了抗议。它采取了独立的对外政策，还要求参加决定意大利的问题。戴高乐将军首先是拒绝会见他的敌人巴多里奥元帅，然后再宣布法意友谊必须克服过去的分歧。为了发表这个讲话，他特意去到当时已经解放的阿雅克肖。对“拉丁系。国家的这种新的强调，目的显然是不让英美的控制变得过于专横。
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还进了一步，它认为盟国其实无权干预法国政治，并于1944年5月26日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它这时已经拥有一支装备非常新式的正式部队，这应当归功于美国人，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由于吉罗将军的努力。
六、法国军队的重建
这件事做起来困难极大。需要装备的军队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法属西非的黑人，有法属北非的穆斯林，有法籍非洲人和从法国逃出来的自由法国的人，他们语言不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海运船只不足，能够接纳、存放和重新分配装备的港口以及法国技术人员都太少。这些困难造成了工作上的延误、争吵和难以消失的怨恨情绪。此外，受训人员(特别是飞机驾驶员)不得不送到美国学校去，英国装备必须换成美国装备，而且还必须为部队安排法国所无力提供的供应品。已经从船上卸下来的装备必须在法国基地上装配起来，因而在阿尔及尔练兵场上设立了一个装备带系统，在一个星期之内装配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二千七百辆，但是全体人员还得学习必要的技术。
满足法国要求的渠道也是非常复杂的。在法国方面，需要些什么由一个常设的军事委员会来确定，然后派一些代表团到美国去争取。贝图阿尔将军和勒梅格尔－迪布勒伊在1942年12月前往美国，吉罗将军本人也在1943年7月去了一次。但是在美国方面，运转手续就很复杂。先由某一战区的总司令把法国的计划连同他自己的意见提交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后，这个计划又交回那位盟军总司令，再由他提交国防部长执行。接着又是一个复杂的执行过程：由办事的部门经过军械部门或者武装部队的各种机构和一些专门委员会转到装备仓库；最后剩下的事就是调集船只，选择装货港口，组织护航队。在这个绕圈子的复杂过程中，进度已属迟缓，更由于观念不同和语言隔阂，传递和研究公文就更加耽误时间了。
但是，即使吉罗将军过时的战略观点使美国人多少有点失望，他们还是想取得他的好感。他们把他看作是“代表法国利益的唯一军方人物”。这种看法再一次表明他们不把戴高乐将军放在心上。虽然艾森豪威尔有一片好心，但是对他说来，武装法国军队的任务还得放在武装他自己的军队后面，而且必须等到交通恢复正常和作好必要的安排之后。
至于吉罗将军，他提出了相当多的要求，但是他的观念是属于1939年以前时代的。他深信，一旦和平来到，盟国能否实现他们的战争目的，要取决于他们军队的实力，因此他想要征募和装备尽可能多的军队。在华盛顿，贝图阿尔将军代表吉罗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集团军级的总参谋部、三个军级参谋部、三个装甲师、八个步兵师和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五百架战斗机、三百架轰炸机和两百架运输机——的空军。美国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数字，但是后来吉罗要求再加两个师，却被美国拒绝了。接着，由于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决定把勒克莱尔的师改为装甲师，吉罗建议建立四个装甲师，而不是三个，这就是说，总共要建立十二个师，而不是十一个。一个装甲师所需的装备为一个步兵师的五倍。美国人建议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这样一来，在1943年夏，法美两国观点的巨大分歧就突然公开化了，于是开始了被称之为“兵种之争”出长期讨论。
法国人想要把尽可能多的人装备起来投入战场。此外，他们还想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资，例如把已经装备好的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空军部队拨给法方使用，而同时却又想使自己的军队保持相对的行动自由。美国人批评了这些建议，说这是对现代战争缺乏了解。他们认为，现代战争需要非常庞大的后勤服务。据他们估计，在空军中，空勤人员数目不会超过地勤人员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从太平洋战争中了解到，有很大一部分士兵始终不曾投入过战斗。因此，他们又回到了中世纪的军队概念：战斗人员少，辅助人员多。他们建立了“陆军后勤部队”，这事实上是一个部，掌管军备、运输以及军队的各种需要，包括征兵、测验、财务、营房、供应、运输、随军牧师、缝洗、娱乐等等。此外，他们注意到，由于有色人种组成的部队很多，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军人从法国经西班牙逃到法属北非来，法国还是缺少军官和军士。至于有能力掌管后勤工作的专家，那就缺得更多了。美国还拒绝使用自己的基地来给法国军队供应物资，也不肯对这个任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问题承担任何责任。法军必须自己解决这一切困难。
当法国人拒绝并入美军的时候，这个争吵变成了政治性的。美国人认为，从法国的这种态度中，可以察觉到自由法国的影响和它那敏感的民族感情。他们怀疑法国人对他们不忠诚，不感恩，甚至是无军纪的，因为法国人从非洲军“开小差”出来投奔他们的情况曾经使他们感到震惊。总之，1943年12月，上上下下各种级别的美国人的态度都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了。甚至艾森豪威尔也主张停止对法国的供应，除非他们表现得比较听话。罗斯福也更加容易听信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因为尽管罗斯福曾经为吉罗说话，吉罗还是逐渐被排挤出去，这使罗斯福极其生气。马歇尔将军在他的总报告中一语道出了美国对法国人的看法，他说：在不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战斗得不错。
法国人最后被迫让步了。他们同意把自己的空军并入盟国空军“联营企业”。他们只好顺从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只装备五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另外一个师——莱克勒尔指挥的那个师——等以后再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同意向法国提供价值三十亿美元的装备，这占租借法案的百分之八，计飞机一千四百架、步枪十六万支、机枪三万挺、大炮三千门、坦克五千辆。他们改建了很大一部分法国战舰，给它们配备了雷达。
在法国方面，它在国外征募和装备了五十六万军队，其中有三十万人是北非、黑非洲和南海群岛的当地人，十六万三千人在辅助部队中工作；还有一支五万人的后备队；二十五万六千人编成各种远征军。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决定把意大利部队交由朱安将军指挥，把莱克勒尔的装甲师派往英国，并且再建立一个由德拉特尔·德·塔西尼指挥的集团军，到法国南部作战。
七、法国走向恢复
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在法国的临时首都阿尔及尔恢复或者获得主权国家的种种特征。法国将要有一支人数虽少，但是由于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在力量上却比1939年的军队更强大的军队。维希政府曾经宣传说，法国靠奉行一种稍稍同敌人合作的等着瞧的政策，就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1940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甚至能够在打得精疲力尽的交战国之间充当仲裁者。这个神话从而遭到了最后的一击。法国获得这样的恢复，就成了戴高乐个人的成就(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军官和军士仍然对他抱敌视态度)，因为他曾经不断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如果法国坚持留在盟国阵营之中，就仍能在战争中起一份作用。他从不停顿地为此作出努力，而且形势的发展证明他是对的。他顽强地维护法国的利益，使法国再度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却防止了法国被它强大的盟国置于附庸地位。
法国有了新的自由，还必须实行现代化。戴高乐将军说过，法国进行战争并不是为了再度成为一个“粉饰的坟墓”。 [ 译者注：出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指“伪君子”。 ] 设在阿尔及尔的协商议会和设在法国的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正在制订宏大的改革纲领。他们计划实行有控制的经济，将能源和信贷机关收归国有，把从事农业的乡村社会变成工业化的城市社会；通过使学校民主化和提高离校年龄来普及教育；改进文官的训练并提高其效率，增加成年人口；工业机械化以及通过社会福利事业改进公共卫生，等等。
但是许多人都担心，法国由于被战败和被占领会永远降为一个弱国；而由于二者所造成的损害，会给已经陈旧的经济结构和产生这种经济结构的僵硬思想增加负担。的确，法国军队全靠美援才得以重建，这个事实就多少说明问题了。殖民帝国的旧结构已经显示出摇摇欲坠的迹象，这也许就是行将完全崩溃的前奏吧。
八、帝国：它的发展
1940年战败后，法兰西帝国的人民曾经表现得惊人的平静，甚至那些力量很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战败的严重性。但是在达喀尔和叙利亚发生了兄弟阋墙的事件，然后是美军登陆，以及由此造成的虽然是友好的但毕竟是外国人的对法属北非的占领，这一切使法国的权威大丢其脸，甚至使法国被赶出突尼斯达六个月之久。法国遭到的困难使英国殖民地部和情报处之类的机构重新燃起了野心和阴谋(当然是完全过时的把戏)。尤其是美国人，又特别是罗斯福，以非殖民化的维护者自居，而由于奇怪的历史错误，他们居然认为非殖民化发端于美国独立，忘记了灭绝印第安人和美国赖以成长的奴隶买卖。罗斯福认为，殖民制度意味着战争，人们不能一方面在对法西斯奴役作战，另一方面却对从殖民奴役下解放人民毫无作为。美国要用“解放”菲律宾来树立一个榜样。在这一点上，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宣传的观点奇怪地不谋而合。而且，罗斯福既谴责法兰西帝国，也谴责英帝国。他对丘吉尔说过，美国帮助英国，并不是为了使英国能够对殖民地人民继续进行残酷的统治。不过，英帝国当时正在积极参加战争，因此还不是暗中破坏它的时候。但法帝国却要另当别论了。埃利奥特·罗斯福谈到，他父亲曾在拉巴特的一次宴会上描绘战后的远景：到那时，摩洛哥的资源将在美国的援助下开发出来，法国的殖民剥削将告结束。这番描绘使摩洛哥苏丹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又为之神往，而丘吉尔则越听越显得难堪。
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抵抗运动完全是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拯救法兰西而战，所以不想丢失法国的任何领地和属国，他们指责维希政府在印度支那把领土拱手送给日本，批评吉罗将军在法属北非对美国盟友太顺从。自由法国的志愿人员有很多人原先是殖民军的军官。海外官员和移居殖民地的人。为了在国内争取一切可能的支持，共产党自己也热心于打起德鲁莱德 [ 译者注：保尔·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1846－1914)，法国作家和政治家，以积极反对第三共和国著称。在他所著的《士兵之歌》一剧中，为对德复仇的主张辩护。 ] 的旗号，把反殖民宣传的调子几乎降低到了赞扬法国在它的帝国里起了传播文明的作用，并拿它来同纳粹的种族主义加以对比。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个变化。在已经加入自由法国的赤道非洲，法属圭亚那出生的黑人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允许非洲出生的领导人享有较大的权限，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社会结构表示尊重，而不是继续把法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赞同。戴高乐在大力反对吉罗的时候，曾经在伦敦发表讲话，向法属北非的人们作出了改善他们境况的保证。在中东，虽然国际联盟给予法国的委任统治权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都有效，但是自由法国还是保证给叙利亚和黎巴嫩以独立。
1942年10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英国间谍(他们梦想实现一个在英国统治下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暗中煽动下，要求把由法国官员直接管理的公用事业交给他们。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要求，指出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前，委任统治地的地位不能变动。黎巴嫩政府做得更进一步，它使议会通过了一项修改法国给他们制定的宪法的法案。法国首席代表埃勒采取了强硬方针，逮捕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和三位部长，解散了议会，成立了临时政府。
这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而在这个时候，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同美国恰好在武装法军的问题上发生了纠纷，形势要求法国同英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1943年11月，埃及和伊拉克的报纸发动了对“法国压迫”的抨击，英国政府就真的向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法方召回埃勒，释放被关的领导人，否则英军就要接管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曾试图摆脱这种困境，但终于还是屈服了。委员会曾经要求它的代表保持“坚定”，可是这时却取消了这个决定，恢复了现状，重申了给这两国以独立的保证。
在北非，民族主义者也再次开始动起来了。在摩洛哥，曾经联合起来组成老的独立运动的知名人士，同他们在这以前一直反对的苏丹实行了和解。在突尼斯，新宪政党领导人布尔吉巴倒向轴心国一边，并在巴里电台向他的同胞们发表讲话。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攻下了突尼斯之后，解除了这位“贝” [ 译者注：“贝”是阿拉伯语，是仅次于帕夏的一种给军政人员的称号。 ] 的职务，任命了另一个人来接替他。
但是，最触目惊心的变化却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在此以前，民族主义者仅仅限于要求对土著居民实行更大范围的一体化，法尔哈特·阿巴斯甚至在1936年宣布不存在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而且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民族。1941年5月，他仅仅向维希政府提出了一些温和的要求：法国人和土著人在军队中地位平等，废除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军事统治，实行土地改革。但是他继续积极地鼓吹对土著人的“同化”，遭到了法国“移民”的反对，因为他们很希望同土著人保持距离。伊斯兰学者运动由于是穆斯林组成的，倾向于阿拉伯人，所以比较保守，而梅萨利·哈吉的“人民党”曾经短时间同共产党有联系，比较倾向于采取剧烈行动。尽管如此，却并没有发生严重动乱。
美军登陆触发了一系列不可抗拒的事件。达尔朗海军上将呼吁土著居民积极参加战争，这个呼吁得到的唯一响应是法尔哈特·阿巴斯195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他要求草拟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法规，使群众懂得他们参加战争的权利和义务。1943年2月10日，这个问题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中又前进了一步，宣言中谴责殖民化，把法尔哈特·阿巴斯一直争取实现的同化斥为“谎言”。宣言要求“给全体阿尔及利亚居民以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承认阿拉伯语为正式语言，使穆斯林立即并真正地参加他们国家的政府”。在这个第一步之后，1943年6月又向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提出一个纲领，要求成立穆斯林和法国人各占一半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使穆斯林能够担任任何职务。
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负责穆斯林事务的国务专员卡特鲁将军拒绝了这个纲领，他宣布，“法国决不会同意给阿尔及利亚以独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于是，民族主义领导人拒绝参加“财政代表团”，以致他们以“战争时期煽动骚乱”的罪名遭到逮捕。
但是到1943年12月11日，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决定让步，作了某些有利于穆斯林的改革。这是戴高乐12月12日在君士坦丁发表的讲话中宣布的。这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对土著居民中的上层分子将给予法国国籍，但是他们用不着放弃作为穆斯林的个人地位；穆斯林在议会的代表名额将增加，并在政府中起较大的作用，将实行一个巨大的立法和公共工程计划，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物质境况。“君士坦丁纲领”遭到了民族主义者和法籍阿尔及利亚人的反对。前者把它斥为过时的1936年“勃鲁姆－维奥勒特计划”的翻版，后者公开说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对阿尔及利亚一无所知的人搞的，一等到法国人回本国，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废除它。甚至象阿尔及尔法学院院长维亚尔这样的一些最老的戴高乐派，也宣布他们不同意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的穆斯林政策。结果，法尔哈特·阿巴斯同伊斯兰学者运动和梅萨利·哈吉和解了。宣言成了阿尔及利亚人所提要求的宪章。“宣言之友”很快得到数十万支持者，他们创办了《平等》周刊。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抛开了他们在此以前一直主张的以和平和守法出方法谋求发展的方针，转而计划采取暴力行动。
黑非洲动得没有这么快。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布拉柴维尔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研究黑非洲的前途问题。1944年初，会议由勒内·普利文任主席，戴高乐将军参加了闭幕会议，并宣布了会议的结论。会议制订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以保证土著居民的逐步发展。这个纲领的目的是要使行政管理非洲化，将来给这些领地以内部自治，办法是在这些领地成立议会，逐步由议会来管理国家。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要给这些领地中的任何一个以独立。不管怎么说，出席会议的毕竟都是殖民地行政官员。
因此，非洲战事的结束，除了军事后果之外，还使法国回到了国际大家庭。同时，这种复起也是法国政治、经济和帝国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开始。法国在自己的不幸之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它的解放也就是它的再生。然而，这种发展的意义和目的在那时还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为人们所一致接受。可以作出的唯一肯定的结论是：维希政府受到谴责，它的法律被废除，它的领导人受到惩罚。另一方面，盟国仍然没有以平等待法国，也没有把法国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看作法国的合法政府。意大利战役使委员会得以比较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把眼光放得远了一些，而这是由于法国的远征军在盟军的胜利中出了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