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德国的合作·第五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希特勒政权需要把德国人民牢牢地控制住，而且还需要赢得国外最大限度的支持。它想保持威望和胜利地结束战争，就必须这样做。因此，戈培尔授意和控制的宣传工作，就成了维持这一政策的一根支柱。
由于德军的胜利，战前就已成立的欧洲各法西斯政党又招纳了许多党员；而且，因为有获得胜利和从战胜国那里领取津贴的希望，也使另一些法西斯政党成立起来。在被占领国家里，这些法西斯政党象奴才一样为德国当局效力。而在卫星国里，即使这些法西斯党本身并不掌权，它们对其所在国政府的威胁，也使得这些政府更加甘愿顺从德国的要求。只是在波兰和苏联，纳粹的政策丝毫没有减弱要把其思想上和种族上的敌人消灭的决心，并因此在它们的队伍中播下了不和。在这两个国家里，同德国的合作是一场悲惨的失败。
一、德意志族
在各个国家里，为纳粹的渗透充当先锋的都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即德意志族。希特勒坚持要给这些少数民族以自治的地位，以便它们由于同第三帝国保持直接的联系，从而保持其“德意志民族性”。因此，斯洛伐克的F．卡马辛毫不掩饰地说，他就是德国的代理人，听从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在政府里代表斯洛伐克德意志人的是一位国务秘书，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自行征税。
在克罗地亚，曾授权布拉尼密尔·阿尔特加尔博士处理有关那里德意志人的一切事务。但是，在克罗地亚政府里任官员的那些德意志人却向希特勒宣誓。他们有权佩戴纳粹徽章，行纳粹礼和唱纳粹党歌。
在罗马尼亚，1940年8月30日，安东奈斯库和少数民族领袖A．施密特在维也纳达成了一项特别协定，确定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地位，承认它是个法人，有权颁布自己的法律。
在匈牙利，有一个以弗朗兹·巴希为首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个联盟自己办有学校，在政府里按比例占有职位。但是，匈牙利政府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威，拒不给这个联盟以特殊地位，也不允许该组织的成员佩戴纳粹的党徽。
二、戈培尔的宣传
从理论上说，德国的宣传是由各个不同的部门分管的。元首让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独揽对外宣传。负责出版工作的是迪特里希。主管党的出版物的是元首最亲信的助手之一马克斯·阿曼。而军队则有独自的宣传机构。照理说，这样一来，留给身为“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博士的就寥寥无几了——仅仅是电影和无线电广播，而且还只限于国内的。但实际上，为宣传定调子的是他，在实践中把关的也是他。他即使不是完全地控制每件事，至少也是让每件事按他的方针去办。
这位半瓶醋的文人，尽管发表了三十来本书和小册子，但却没有获得什么名声，他是希特勒最早期的同伙之一。在编造希特勒的传奇方面，他很有贡献；而希特勒也多少是按照戈培尔为他吹嘘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戈培尔是一个有能力的宣传家，一个杰出的演说家和雄辩家，而且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演员。他有急智，能为最有争议的事件进行辩护。戈培尔只具有狡黠和野心，而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他认为罗森堡是个十足的傻瓜。他既有教养，又有明智，但也夹杂着轻浮和厚颜无耻。他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作用：“我必须维护德国的道德”。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使他能插手一切问题：进驻俄国的部队缺少温暖的冬装，马铃薯收成的大小，或种族纯洁问题。
戈培尔定期为《帝国》周刊写社论，但最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无线电广播，而且知道怎样利用它。他的电台每天对北美广播十一个小时，对非洲广播八个小时，在准备登陆不列颠群岛时，每天对英国的广播则是整整一套节目。在占领国里，戈培尔建立了宣传机构，取代那些由德国大使馆或国防军主管的宣传组织。这些宣传机构清查图书；控制出版物——如维希政府的新闻部长博纳富常说的那样：“每天发布一大把指示”，创办或支持报纸；管理新闻电影，向出版社、电影公司、唱片公司、通讯社乃至印刷所索取利润；组织大批文化协会来散布恭维(纳粹)的话；拍制影片和举办反共济会、反犹太或反布尔什维克展览会；利用周刊、评论杂志、音乐会和讲演会来宣传“德意志文化”；邀请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到德国游览；而且它们对上层社会也不放过。
戈培尔还是纳粹仪式的创立者，历次规模巨大的纽伦堡集会就是他组织的。在这些集会上，鼓声震天，旗帜飘扬，聚光灯摇曳不停，身穿制服的士兵游行队伍无穷无尽。对戈培尔来说，人是感情和本能的聚合，而他所要诉诸的正是这两点，而不是理智。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希特勒是一致的。希特勒认为，群众缺乏任何自由、宽容或体面的观念；他们无知，总感到有人管他们才好，这才使他们觉得太平和安全。
群众集会的地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为的是使人们联想起历史意义，或是能尽量多地容纳人，以便更加容易地创造出一种集体精神来。主席台下一片嘈杂的声音，引吭高歌的进行曲，经过扩音器放大的提示性的鼓掌，十列纵队的游行队伍，所有这些就把人们的热情激发起来，并使之持续下去。于是，个人便融化在人海之中，失去了思考和评判的能力，一切都成为划一的机械动作，卷入了狂热的歇斯底里之中。
真实情况是根本不会告诉人民的。希特勒在1938年11月10日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德国记者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必须把领袖的看法天生正确作为一个原则来不断地加以强调。”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都没有人加以探究了；蛊惑而天真的口号取代了争论；意思差不多的话总是不断地深灌到人们的脑海里去，使他们最后信以为真。
因此，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宣传就限制在几个经过精心选择的项目上：过分地颂扬元首；强调元首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令人讨厌的本性。在这次大战之前，希特勒被描述为伟大的朋友和同志，是一位既有魅力又有实力的英雄，是当代的齐格菲 [ 译者注：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屠龙的英雄。 ] 。战争爆发后，他就成了民族的象征，一位能熟练地处理一切政治、外交和经济问题的政治家，一位一贯正确的领袖。当开始遇到挫折时，他仍然是人民的保护者、盾牌和救星。于是，戈培尔称颂他是“一切信仰德意志主义者的代表……拯救者……了解人民并为人民而战的领袖”。国社党妇女协会机关报《国社党妇女守望者》直截了当地写道：“你的工资，你头上那蔚蓝的天空，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归功于元首。”孩子们跟着一位祷告者重复着这样的话：“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我的光明，因为有了您，我们才有面包吃。”甚至连元首的语调也成了典范；戈培尔就称颂他为“德国语言的培养者”。
最初，犹太人被当成是没有国家的人，是各民族不和的祸根。后来，当共产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反对德国而结成了自相矛盾的联盟时，犹太人又被说成是这个畸形联盟的联结者。德国宣传机器废话连篇，不遗余力地挥舞着“犹太人－富豪－马克思主义者－共济会阴谋”这个幽灵。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早已作了示范。不管他的对手多么不同，他都习惯于用同一把刷子往他们脸上抹黑，使他在相比之下显得更为高尚。在《我的奋斗》中，他就解释过他的信条是：谎撒得越大，就越可能被人相信。
三、被占领的欧洲中的合作者
对被占领国的各阶层人来说，德国的“新秩序”并不是没有吸引力的。不少工业界巨头对于消除社会冲突、禁止罢工和可能从德国的欧洲得到广阔的市场而感到欢欣鼓舞。在每一个国家里，反犹之火已在静静地燃烧着，无需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它重新迸发成熊熊大火。有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保卫者。教会也被最终要把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共产主义消灭掉的这种想法所吸引。唯美主义者都上当受骗，以为那些获得胜利的德国年轻勇士们是精力充沛、容貌英俊、身材健壮和举止潇洒的。这就难怪德里厄·拉·罗歇尔要赞美说：“顽强的纳粹战士，他们能将人类复兴；他们是美国匪盗、外籍军团成员和空勤人员的结合物”，简而言之，“他们是只相信行动的人”。同那些自由的民主国家相比，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对工会主义者也是不无吸引力的。而且，即使人们在思想上对纳粹并不同情，但占领当局慷慨的赏赐，也成为争取归顺者和支持者的一个妙法。因此，秘密警察发现，有时甚至从罪犯里也能很容易地征募到附属人员。一句话，在各个国家里，小批的合作者逐渐成为合作的大军，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按一个模式塑造成的。
在所有这些同德国合作的集团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领袖，即群众的一贯正确的主人。到处都在企图把整个人口编入地区性的和合作式的准军事型组织中；到处都充斥着神话、仪式和口号而不是理想；到处都在诉诸暴力、狂热和恐怖；到处都在吹嘘纪律、盲从和为美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这些集团的举止、服装(带色的衬衣)、礼仪、等级制度和语汇都是从纳粹党那儿抄袭来的。
因此，在德国占领的欧洲里就出现了一种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是从德国输入并加以模仿的，而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就不反犹。这样，我们就发现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一些民放主义集团的成员本是出于对德意志的恐惧或者甚至仇恨才加入这些集团的，现在这些集团却一变而为德意志统治欧洲的狂热支持者了。这一行动的最初后果就是，这些集团竟然同意德国占领、剥削和消灭他们自己的国家。
可是，这些集团却都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至少是口头上的)遗风呢，还是由于它们不想疏远保守分子？不管怎样，各个法西斯政党的“纲领”都是非常相似的。它们全都要求：一个由“一位强有力的人”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建立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上的社会秩序；各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是由于人民在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支持或煽动下提出要求时才受到危害)；国家利益高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欧洲成了“法西斯国际”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总是演着同一出戏，它来自德国，使用的大规模宣传方法是同样的，要对付的敌人是同样的，要想消灭敌人的狂热劲也是同样的。唯一的民族特点只在于，德国的政策让德国在各国的傀儡所扮演的角色相对不同罢了。
在挪威，吉斯林在所有卖国贼的行列中享有可悲的盛名。实际上，他的法西斯主义是最纯粹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的话)，因为它的产生不是因为经济上的不稳定，不是因为国家处于危急之秋，甚至也不是因为自私的利益，而是出于信仰，出于一种的确是相当天真的信仰，一切都以曾经装饰了纳粹主义的那种粗俗的神话为准。吉斯林相信雅利安人，相信准备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合而为一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他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是一位传教士。
吉斯林为占领当局提供了如何同地方上的亲纳粹分子进行勾结的首次经验。这有助于德国制定出恰当的行动方法，即由纳粹分子渗透到政府部门中去，把各部门中持敌意的人排挤掉，从而把各部门搞到手。这样就避免了直接接管。要是直接接管的话，不仅情况复杂，负担沉重，而且还很危险。因此，用渗透的方法，就可以使由占领当局提出的不得人心的措施比较容易地被公众舆论接受。因为在民众看来，这些措施似乎是本国人同意和加以实施的。但是，如果这些同德国相勾结的人没有完成纳粹分配的任务，那么不管他们有多么忠诚，也要被无情地踢到一边去的。
挪威的吉斯林和荷兰的穆塞尔特都是在吃过这个苦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纳粹或使用他们或抛弃他们，全看他们是否还有用处。
因此，穆塞尔特曾认为第三帝国会帮他建立起一个边境一直延伸到法国佛兰芒的大荷兰，这个大荷兰将是大德意志的西部边境，而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他碰到了德国毫不掩饰的吞并荷兰的计划，并得出了痛心的教训，认识到纳粹总能找到比他还纳粹化的人。穆塞尔特虽然承认了失败，但也未能阻止赛斯－英夸特去资助由罗斯特·范·通宁根领导的支持德国直接吞并荷兰的另一集团。
在比利时，民主政体的失败，使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感到，他们在法国影响下遭受了多年的罪，现在这种影响的丧钟终于敲响了。这个种族和语言的集团感到，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威胁，因此，既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也为了思想上的同情，便和纳粹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这确实是比利时所固有的软弱本质，而它由于事变的进程更加巩固和恶化了。
说来是很荒谬的，瓦隆法西斯主义者——这些在德国入侵前就存在的“雷克斯党”人发现，由于他们行动的内在逻辑，使他们一反常态地大喊大叫什么比利时“在血统和国土上都是德意志的”。其实，在纳粹眼里，吉斯林、穆塞尔特和德·克莱克是德意志人，而德格雷尔却不是。因此，他就不得不比别人走得更远，喊得更响和陷得吏深。在各个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者都发现自己陷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循环中：面对那些比自己更极端和更卑躬屈膝的人的威胁，他们不得不逐渐增加他们对占领当局的贡献。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更为复杂，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法国元首，而分裂成几个互相对立的集团。另一方面，法国法西斯里有一些传统的左派分子、激进党人、社会党人，有时还有共产党人。的确，维希政权曾把法国的右翼反动分子拉到自己一边。这样，在北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反军国主义的G．絮阿雷领导的“今日”，反教权的社会党同情者、激进党人R．夏托领导的“工作中的法兰西”，工团主义者G．迪穆兰领导的“阿泰利埃”。所有这些团体都反对维希统治者的教权主义、家长统治、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且所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津贴的，这位大使则利用这些团体对维希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些集团中势力最大的是前人民阵线部长马塞尔·德亚领导的“全国人民联盟”。此人在他写的《行动》一书中曾以最典型的戈培尔风格攻击犹太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的行功”组织、共产党人和自由党人。在这本书里他还鼓吹计划经济，种族保护，把法国合并到德国的欧洲，以及法国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还有一些同战前法国法西斯主义更加相似的团体。它们是“法国的行动”前成员R．布拉西亚希及其小组所指挥的“我无所不在”；德隆克尔领导的由蒙面党人 [ 注：一个极右的集团。 ] 组成的“秘密行动委员会”，比卡的“法兰西党”，以及更为重要的由雅克·多里奥领导的“法国人民党”，它的发言人就是作家德里厄·拉·罗歇尔。战前，“法国人民党”曾经企图要求把某些工业国有化，以此来争取工人群众；并且为了挫败工人政党，把自己叫作社会党。在占领期间，它由于支持农民、小业主、小商人和小工匠们对大企业的不满，日益成为这些人的保护者。它宣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受到国际资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所攻击的法国的堕落。然而暴力并不等于纲领，德里厄·拉·罗歇尔所鼓吹的“自然革命”(游戏、假日和返回自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为工业或社会提供了一个纲领。
隆美尔向埃及的推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唤起了某些希望。耶路撒冷的大法典说明官哈吉·阿明·阿勒·胡赛尼成了纳粹的支持者，并在拉希德·阿里领导的起义失败后逃到柏林避难。德国人承认他有权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并让他在那儿根据道德与宗教的标准来处理“犹太人问题”，就象被占领的欧洲所做的那样。这位法典说明官甘愿在柏林电台中充当狂热的宣传者。他是第三帝国和意大利同埃及的法鲁克或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之间的调停人。
所有这些法西斯团体的发展方式都差不多。希特勒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忠实仆从，甚或是奴隶。这些团体提供行动人员去干占领当局的卑鄙勾当。他们执行警察行动或报复行动——搜捕，纵火或谋杀——来对付本国同胞，他们还是日后集中营囚犯的伙食管理员。
这样，它们在希姆莱眼里就日趋重要。它们互相竞争，看谁能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招募更多的志愿人员。它们成为武装党卫队，也就是“新秩序突击队”。在法国，它们成立了“法国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志愿军团”，多里奥就在这个军团里干过一阵。有二十万穆塞尔特的支持者在德军中服役，另有几千人充当警察。穆塞尔特曾建议招集二十万人，把他们派到俄国去，但希特勒担心他们可能会不大顺从而拒绝了。德·克莱克当上了完全由德国人指挥的一个“佛兰芒军团”的头头。德格雷尔是“瓦隆军团”的头头，他把这支部队开到了乌克兰。吉斯林把他的反布尔什维克挪威军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开往俄国前线，一部分用来对付本国同胞。大法典说明官征募了一个“穆斯林军团”，它同波斯尼亚人或来自阿塞拜疆和土库曼的苏联战俘们在柏林的一次游行中并肩：正步行进。
所有这些志愿人员都身穿德国军服，并向“德意志元首”希特勒宣誓效忠。佛兰德人甚至还宣誓效忠希姆莱。这些民族主义者都成了占领他们国家的政权的雇佣军。卫星国里那些同德国勾结在一起的人也难免同样的命运。
四、卫星国
在罗马尼亚，德国人依然信任安东奈斯库，他们已将“铁卫团”暗暗准备就绪，一旦需要即可使用。经年轻的国王米哈伊尔的认可，安东奈斯库建立了个人的独裁统治。他的政府是由文武官员和专家组成的，所有这些人都对他负责。尽管那些“历史上的党派”仍处于被取缔的状态，而且据波佩斯库－普楚里先生说，那些党派的领导人马尼乌利布拉迪阿努已劝说其成员承认这个政权；也尽管戈培尔进行了劝说，但安东奈斯库这位但导者却没有建立起“一党”的统治。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人民的支持是通过有组织的公民投票得到的。自由遭到压制，逮捕和拘留案件数以千计。纳粹式的一些组织(自治机关、青年运动和“工作与光明”文化宣传组织)，使这个政权同第三帝国没有什么区别。
希特勒推荐德国新任大使冯·基林格作安东奈斯库的“顾问”。事实上，没有他的批准，任何重要措施都是不能通过的。这位德国大使的工作人员中竟然还有一位“警察专员”。戈培尔的“专家们”改组了罗马尼亚的宣传部，以便这位德国大使能够紧紧地控制和指导出版物。德国的文化统治了罗马尼亚的戏剧、音乐、文学和艺术。安东奈斯库服服帖帖地同意派工人到德国去；他还同意，只要德国将军们认为适宜，就可以使用罗马尼亚在俄国的部队。这样一来，他就完全把罗马尼亚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
在匈牙利，德国人曾允许由霍尔蒂摄政的战前政权继续执政。德国人认为他们同这个政权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一则因为它建立了隐蔽的独裁统治，二则因为它也反对犹太人。可是，马扎尔人的独立精神却不能不使他们有些担忧。因此，他们一直注意着费伦茨·绍拉希领导的“箭十字团”运动。
绍拉希在部队的下级军官和中产阶级的下层中罗致支持者。不过，他也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施加影响，工业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特别是在矿工和不熟练工人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个运动在人选中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在议会里得到了四十九个席位，同保守的匈牙利统治阶层扣比，“箭十宁团”运动看起来倒象是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
因此，这个运动引起了霍尔蒂海军上将及其同僚们的不安。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强烈反对绍拉希方面夺取政权的任何企图。德国人虽然公开支持和资助绍拉希，并成功地使他获释出狱，但他们却不想立即去强行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匈牙利政府在反苏斗争中表现出盟友的忠诚，他们就无需这样做。
另一方面，在安特·帕维里茨的领导下，往西斯乌斯塔施党在克罗地亚掌了权。帕维里茨是刺杀亚历山大国王的唆使者，他被宣布为克罗地亚国的“元首”。这是因为，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拒绝了意大利占领当局的友好表示。帕维里茨实行恐怖统治，反对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包括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他在亚塞诺瓦茨和旧格拉迪什卡建立起集中营，其中的囚犯经常遭到屠杀。有些塞尔维亚地区的全部居民都遭到了屠杀，例如1941年7月在苏瓦亚村发生的那样。
帕维里茨受到墨索里尼的保护，他承认达尔马提亚诸岛和海岸线的绝大部分归意大利所有，他甚至同意意大利行使对克罗地亚的保护权，打算使萨孚皇族的一个成员成为它的国王。但是斯波列托公爵却从未能登上王位。事实上，乌斯塔施分子的残暴，最后也使得他们的意大利保护者感到不安和愤怒，尽管在意大利人同铁托游击队的斗争中，乌斯塔施分子曾帮助了意大利人。
五、苏联人的通敌行为
对苏联人的通敌行为这个问题，苏联历史学家似乎是不愿加以讨论的。他们只限于把它整个地谴责为叛国行为，同时还故意贬低它的范围和缩小它的影响。尽管德国人曾向波兰人提出了一些优厚的条件，除了少数孤立的新吉斯林分子，如政论家拉迪斯拉斯·斯图邓尼茨基之流以外，都无人加以理睬。例如，甚至国民军中思想上相当接近纳粹的波兰人，也都反对德国人。苏联的情况却似乎与此相反，德国军队在苏联并不都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在那些非俄罗斯人居住的西部地区。
因此，有好几千爱沙尼亚人参加了德国军队或芬兰军队，并且在列宁格勒外围作战。在乌克兰，成立了一些国民会议，它们组织了一些战斗集团。最后，同大多数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亚美尼亚人、鞑靼人、高加索人和穆斯林斗志非常低落，这从他们被俘人数异常之多就可以看出来。
冯·舍肯多尔夫将军指挥着后方军管区，在他的创议下，在苏联战俘中组成了七个武装营和二十万辅助志愿兵。这些辅助志愿兵没有武装，但却身着德国军服，编入德军的各种辅助部队。在战争中，苏联战俘的人数达到几百万，因而这种辅助志愿兵的人数也增加到了六十五万。但是这些饥饿羸弱的不幸的人并非出于自愿服役的理想，而只是想摆脱悲惨的命运罢了。
采用了上述那些措施后，德军独立活动的能力就更强了。德国占领当局在苏联发布的命令执行起来总是非常严厉的，甚至达到了集体屠杀的程度。这样，就使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者遭到了两面的夹攻。在这种情况1下，虽然由A．麦尔尼克领导的一些乌克兰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同德国合作，但是另外一些乌克兰人，如斯蒂芬·班德拉和米科尔·列别德却象不信任布尔什维克俄国一样地开始不信任纳粹德国了。尤其是当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在伦贝格宣布成立乌克兰临时政府和某种形式的预备议会——被德国人否决后，他们对德国人就越加不信任了。有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参加了反德的地下组织。所以，1942年6月，希特勒断然禁止成立“东方营”，并且不同意使用辅助志愿兵，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把武器送到敌人手里。
然而，某些德国领导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德国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戈培尔显然持有这种观点，绍尔克则尤其如此，因为他为第三帝国召募劳动力的努力由于占领当局的严厉措施而受到阻碍。奥托·布劳蒂甘是罗森堡的政治助理，负责同德军主管占领事务的机构进行联系。他在1942年10月公开反对德国对待苏联战俘的方法，把这种方法说成是“一场大悲剧”。他认为，这是“红军抵抗力增强”的原因，其结果就是招致“成千上万德国士兵的死亡”。布劳蒂甘敦促罗森堡说，有必要建立一个由本地俄国知名人士组成的俄国“反对政府”。他的主张得到诸如施陶芬贝格上校和德军宣传机构首脑马丁上校等军官们的支持。后来，在1942年夏末，弗拉索夫将军被俘。这是一位有着辉煌经历的苏联军队的司令官，他在三十九岁那年，曾以蒋介石的前俄国军事顾问的身份荣获了列宁勋章，并在1941年9月能干地保卫了基辅。尔后，在莫斯科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又奉命主管首都的军政府。最后，他奉命前去解救列宁格勒。他的部队被包围，并因极端饥饿和疲惫不堪而被迫投降。情况似乎是，由于斯大林的苛严指示和因此而蒙受的巨大损失，使弗拉索夫发生了叛心。弗拉索夫不愿逃跑，他拒绝乘坐在其部队败北后为他准备好的飞机。
弗拉索夫接受了马丁上校关于建立一个反斯大林的“俄国委员会”的建议。1943年初，他在斯摩棱斯克发表了一项包括十四点的宣言：确认苏联各民族的自由；恢复私有财产和政治与宗教自由；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一句话，他所鼓吹的既不是斯大林主义，但也不是资本主义。至于犹太人，弗拉索夫把希特勒的一切严历手段全盘搬过来，宣称“在新俄国里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
弗拉索夫受到德国军官、往往也受到当地居民表示同情的欢迎。罗森堡是支持他的，虽然有点勉强，因为罗森堡想分解俄国，弗拉索夫却只想给各民族更多的自治权，而这一点就使他得不到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同情。
后来，希特勒把弗拉索夫仅仅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用来扩大红军的逃亡人数。任何重要的行动都不让俄国民族委员会参与。甚至连弗拉索夫的宣传也受到严密监视，德国人对于代表这个运动的报纸，在编辑和发行上都严加防范。凯特尔听到弗拉索夫在一次官方旅行中的几次声明后很不痛快，他甚至命令把这位将军送回战俘营去。实际上，纳粹在苏联的反共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不是宣传，而的确是德国政策的深刻表现。这个政策甚至危害了军事行动，即使那时德军的胜利似乎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六、维希政府及其同德国的勾结
德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胜利，使得维希政府更加坚信德国已操胜券。诚然，对于德国占领当局的蚕蚀行径，如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和强行介入法国的经济，在威斯巴登引起了很大震动，但在维希却不是这样的。不过，德国人有三个确实可靠的手段来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只要维希政府稍稍显出一点儿反抗的迹象，他们便封闭分界线，或拿上百万法国战俘的生命公开进行讹诈，或是由他们提供津贴在北部地区维希政府的咽喉地带发行同他们勾结者的报刊。
虽然达尔朗海军上将的职衔只不过是部长会议的副主席，但从1941年2月起实际领导政府的却是他。他把三个法国人民党的前党员推荐到政府里来，他们是皮谢、伯努瓦－梅香和马里翁：头两个公开承认他们把自己的事业系在与德国合作的成功上；第三个则坦率地宣扬他的法西斯观点，他主管情报和宣传工作。说起达尔朗海军上将，看来他被人们误认为是个谜一般的人物。这位海军人士常常出入于共和党人政治集团，以他那种地位，这是一种不平常的行为，因而受到怀疑。其实，尽管他是一个南方佬，但确实是冷静而谨慎的。他具有极大的组织能力，不过却缺乏一般的教养和政治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已断然认为，在德国获得全胜之前，美国是准备不好参战的。至于这位海军上将的私敌英国，它已精疲力尽，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贝当元帅已经年迈，在局势难对付时，他总是本能地把责任推给同僚们，尽管以后时机有利时，再把他们抛弃或撤掉。他的这种天性，使达尔朗海军上将现在负责起法国的政策来。
在国内，民族革命被稍微粉饰了一下，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虽然还没有釆取一党制或一个青年运动的做法。首先是警察镇压加强了。1942年年初，有五十万反对政府的人被投入监狱，三十万人被关进临时集中营。共产党人、戴高乐主义者、外籍犹太人和“非正教者”是主要的受害者，特别是他们中的第一种人，被押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十二个集中营去，从事使人筋疲力尽的艰苦劳动。1941年7月，人民阵线前部长、社会党人马克斯·多尔穆瓦被法国人民党党徒暗杀了。虽然已发出命令要警方进行调查，但工作却进展得非常缓慢。后来凶手倒是逮捕了，但是对他们的调查花了很长的时间，以至两年以后还没有对他们开庭审讯。
而且，司法程序也和共和国制时大不相同。当发生了几起企图谋杀占领军的事件后，又追溯既往地实行了一条“共产党阴谋”法。根据这条法律发布的命令说，共产党人(他们在这些谋杀行动发生前已被捕入狱，因而同这些事件毫不相干)将由特别法庭判处死刑。贝当元帅成立了一个党派性的司法委员会，在把那些应负战败责任的人交由里翁最高法院审判一事上供他谘询。可是这位元帅却在法院作出任何判决前(实际上甚至还没等它开庭)，就主动地宣布拘留那些被认为是有罪的人——保罗·雷诺、莱昂·勃卢姆、爱德华·达拉第和甘末林将军。
按照法西斯的作风，军队首先必须不容讨论地向贝当元帅本人宣誓效忠，其次是全体法官(只有一个人拒绝宣誓)，最后则是所有的官员。经济组织已经显著地变成组合 [ 译者注：由工会、企业主和法西斯党共同组织的所谓“各阶级合作”的组织。 ] 性质。劳工宪章的最后形式已经同勒内·贝兰原先的方案很不一样；工会依然存在，不过却被统一和军事化了，因为工会的代表已不再选举而改为指定。由国家进行控制的现象出现了，虽然人们还不承认这一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情况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达尔朗重用他周围的那些“年青的专家治国论者”。因此，规定最低工资额的是政府，指定职业组织的管理机构成员的也是政府。民族革命在理论上同意建立一个由名人治理的政府，而向组成这样一个政府迈进的第一步是，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任命以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国民议会。为了不使它同共和制议会有任何相似之处，它只是在非常情况下才召开，而且主要通过它的“各部”来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在退伍军人军团中组成了一个“维持秩序部队”，以维持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从而向集权政府又迈进了一步。维持秩序部队的制服和作用不幸使人们想起了党卫队成立的那种样子。
这个政府在国内的法西斯倾向，是和它公开地想同德国合作相联系的。马里翁就曾指示报界不得印发任何可能有碍合作的东西。
这种唯唯诺诺的一种表现就是更加严格地执行反犹法。规定了犹太人可以操自由职业的限额，如律师的人数占百分之二。在占领区内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是根据维希政府制定的规则并在法国官员的监督下进行的。在北部成立了一个“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这是个私人组织，是同敌人合作运动的产物；不过，它却得到法国国家元首的祝福和鼓励。
事情会不会发展到同德国进行军事合作呢？达尔朗海军上将仍企图这样做，尽管巴黎议定书已告流产。而且还把魏刚从北非召回，使德国人放心。1942年6月，隆美尔又一次在利比亚陷入困境，他撤退了；班加西重新被英国占领。看来非洲军团可能不得不退到突尼斯去。维希政府对此表示关注，达尔朗的代表伯努瓦－梅香和阿贝茨进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法国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件，人们只是通过会谈者的谈话来了解它们。但在德国方面，事情就相当清楚了：阿贝茨曾把维希政府的一项建议报告给柏林，该建议说，维希打算对英宣战，他明确地说，这个建议是一致通过的。但是隆美尔又把局势扭转了过来，而且由于希特勒忠于他自己的原则，不在法属非洲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或更准确一点儿说，不为英军敞开大门，他就没有对维希政府的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不需要法国对英宣战，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因此，达尔朗没有从他的合作政策上捞到任何好处；他既没有使大量法国战俘得以遣返，也没能减轻由停战协定带来的财政经济重担。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受德国人、特别是不受阿贝茨欢迎的人。因为维希的那些人没有认识到，无论法国的领导人是谁，德国人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法国作出让步。一般人认为，皮埃尔·赖伐尔为德国人所信任，而且只有他才能应付这种局面。于是，在1942年4月，他又重新当政。不过德国领导人毫不热情，所以虽然阿贝茨满心乐意，戈林却极力主张不让赖伐尔掌权。赖伐尔的重返政坛，弥补了他本人在1940年12月13日的失败。
皮埃尔·赖伐尔毫不掩饰这样的事实：他将加强合作政策。他可以放开手去干，因为宪章第十一条授以他“有效地控制法国内外政策”的权力。贝当终于成了“傀儡元首”，这是赖伐尔早在1940年6月就已经想做到的事了。皮埃尔·赖伐尔为政府带来了新鲜血液，那位元帅早先任命的部长们不是自动辞职，就是被赖伐尔撤职了。他任命了两个坚持同德国合作的人，即A．博纳尔和比歇隆，他们一个“控制”法国青年，另一个则用最能使德国人满意的方法来管理经济。
赖伐尔抱着同样的目的作出了四个重大决定。他充分利用了维希的情报与宣传部门，引诱法国人志愿到德国去工作，从而召募到劳动力；他还想出这样一个主意，即由青年工人来“更替”上年纪的犯人。当向德国提供志愿者的来源开始枯竭时，他就威吓和惩办逃亡者，并派法国警察去追捕他们。他把“法国志愿军团”改成为“三色旗军团”，这样就使它有了正式地位。他命令法国警察在南部地区和占领区里大肆兜捕外籍犹太人。最后，他还允许秘密警察跟踪南部的法国抵抗运动者，特别是跟踪那些以为不会遭到德国人袭击的向英国秘密发出电报的人。
皮埃尔·赖伐尔是纳粹德国的忠诚支持者，而且他的忠诚从没动摇过。他在1942年6月说，“我希望德国获胜”，这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一点。接着还有一句话解释了这一愿望，他说，“因为不然的话，布尔什维主义就要在欧洲获胜了。”但是这句话决不会降低他的声明的份量，也不会更加模糊他的意图。
七、西班牙的友谊
在德国同法国作战期间，西班牙人积极地对轴心国表示友好。尽管佛朗哥急于使他那被内战搞得精疲力尽的西班牙保持中立；尽管他害怕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可能把战火引到两班牙的国土上，他还是不得不报答德国和意大利不久以前给他的恩惠。他答应德国潜艇在西班牙领海上加油，并允许广播电台和气象站同德国空军合作。但是这并没有使德国人满意，戈林就曾经尖锐地批评这位“考迪略” [ 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军事独裁者。 ] 没有参加对法战争。
法国战败后，有些西班牙人认为，由他们占领法国殖民地的时候到了。塞拉诺·苏涅尔取代贝格贝德尔将军当上了外交部长，因为人们认为后者的态度过于中立或者甚至是亲英的。但是，1940年10月，希特勒在昂代曾经拒绝了佛朗哥为与德国一道夺取英国的直布罗陀并且通过法属殖民地把战火引到非洲去而提出来的高价。结果，轴心国同它们的债务人的关系就冷淡下来了。
德军对苏联的进攻澄清了形势，因为现在战争的焦点已经肯定无疑地离开伊比利亚半岛了。现在，希特勒也和佛朗哥一样，不希望看到西班牙变成一个战场，因为同那些法国殖民地一样，西班牙也很脆弱，它只能诱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它采取行动。
这一点并没有影响西班牙在思想上同德国的团结一致。就在德苏开战的当天，西班牙人就在马德里英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高喊着“拿下直布罗陀”。佛朗哥并不反对向德国输送工人，他只是代表西班牙谈判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是基督教文明的死敌，而西班牙正是这种文明的斗士，所以他就响应希特勒组织一支“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的要求，把“蓝色师团”派往苏联作战。这支部队的人数扩充到六万人。此外，诸如钨一类的稀有金属也留给德国使用。
这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拟定占领加那利群岛的比较现实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丘吉尔却毫不迟疑地暗示，战后将牺牲法国殖民地而同西班牙和解。佛朗哥拒绝了这个引诱，仍然忠实于他思想上的朋友，并装模作样地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将拿“一百万西班牙人的胸膛”在柏林筑起一座堡垒。这种虚夸之词对于合作政策并无积极贡献，因为它是口惠而实不至的。
八、瑞典的供应
芬兰战役和挪威战役的结果，使瑞典人对战争的日益迫近感到惶惶不安。由于他们对邻国出援的要求没有作出反应，从而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德国的胜利使瑞典免于成为战场的危险，不过从此以后，它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起德国了。瑞典人无力拒绝德国的种种要求，只是希望限制一下这些要求的范围，并获得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自1940年起和在整个大战期间，瑞典几乎把自己开采而不精炼的全部铁矿石供给德国，每年约达九百万吨。在提出一些困难之后，瑞典还是同意来往于挪威的德军装备和部队可以通过它领土上的铁路或领海上的船只运输。1940年7月至12月之间，经由瑞典往返的人数达十三万，列车达五百列以上。1941年6月，德国一个整师的全体人员和装备通过瑞典领土开到位于苏联冻土带的芬兰阵地。于是瑞典的中立就只徒有虚名，而当德国飞机畅通无阻地飞越其领空时，情况就更其是如此了。
但是，瑞典也有一个它不愿超越的界限。它拒绝同德国签定一项政治条约，也不愿接受德国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即瑞典正式地并以书面形式成为德国在欧洲的一个经济单元，尽管它事实上已是这样一个单元了。这个政策使它得到不小的利益。它向德国购煤的价格只有瑞士所付价格的三分之一；虽然同欧洲所有其它的国家一样，它同德国的国际收支差额中出现了赤字，但是这个数字还是能够忍受得下去的。
为了弥补一下关系，瑞典没有积极地追捕在其领土上活动的英国间谍；它庇护丹麦和挪威的抵抗运动者；它收容那些在丹麦正遭追捕的犹太人。总之，它尽量使同盟国感到满意，而它们也多少为了它的利益而放松了封锁。但是这并没有防止波罗的海成为德国的一个内湖。
黑海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虽然土耳其早在战前就是德国的债权国，虽然它担心向德国提供物资后得不到任何相等的报酬，但它还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1940年6月签定的贸易协定的各项条款。它为德国提供了粮食、油料和几种稀有金属矿。德国大使冯·巴本非常活跃，在安卡拉发号施令。只要德军不断获胜，小国就很难不听从征服者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