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欧洲的诞生·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一、希特勒的打算
根据元首原则，在纳粹德国，除非经希特勒本人决定或认可，任何事情都是不能进行的。虽说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过，又在多次讲话中重复过一些已经被他夸张成为政治或军事目标的口号——诸如废除耻辱的凡尔赛和约，把所有的德意志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祖国，获取生存空间等等——但是他与他的副手们从未相应地草拟过详尽的计划。不论怎么说，胜利已经开辟了始料未及的前景——由德国来统治欧洲。这种基于征服的统治，又如何去适应由于英国的顽强不屈而现在势必要拖延下去的战争需要呢？
希特勒是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往往随着事态的转变而出人意外地改换方向，因此，哈尔德把他比作一只“政治万花筒”。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一贯的想法来左右着他的行为，那就是种族不平等和雅利安族优越论；一套E．弗尔迈尔形容为“士兵式的”教育与培养制度；一种距基督教原则甚远而接近于原始状态、以民族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个人道德；受达尔文主义启示的人种“繁殖法”；以曲解尼采超人论为依据的最强者行动完全自由论。
但是希特勒在1940年秋取得的重大胜利，却使他感到出乎意外；如今他固然可以为未来而建设了，不过他还得关注更加紧迫的问题。在外交方面，他需要孤立英国，并榨取由于征服法国而有可能在欧洲获得的最大利益。在经济方面，他必须保证被征服的领土能合理地发展，以便给德国提供粮食，给德军提供武器装备。
在外交上，依照地缘政治学所教给的课程，用H．A．雅各布森的话来说，希特勒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区域体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全球观点相对立”。这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订立三国公约的主旨。它们在损害英国的利益并排斥美国的情况下瓜分了世界，即把远东划作日本的势力范围，欧洲和非洲则属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地中海划归意大利，虽然界限并没有规定得十分确切，希特勒只是认为，在一定的纬度以下、在特定的气候以外，条件就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雅利安族文明，然而这种想法并不妨碍他同墨索里尼争夺某些地区，只不过这两个合伙的罪犯都对此事讳莫如深。
把世界这样一划分，大德意志就能在欧洲崛起了。希特勒有一次当着罗森堡的面，曾把这个大帝国的诞生同1860年俾斯麦的帝国相比。一言以蔽之，他是在恢复瑙曼 [ 译者注：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9－1919)，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鼓吹建立一个统一的中欧，以期在未来建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大陆。 ] 提出的中欧这个旧概念。1940年11月28日，希姆莱在一次行政长官会议上宣称：“我坚信应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共同体，其中每一支德意志人都将保留其各自的语言和文化遗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决定各自的对外经济或军事政策。”倘若有人要探究这样一个帝国的根源的话，那便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所以，纳粹的历史哲学家理夏德·甘策尔认为这是一个分别由一些正处于被吞并过程中的国家，“缓冲”国、负有特殊任务的自治附庸国以及与德国有联系的独立国所围绕的中央核心(帝国)。诚然，我们不能肯定甘策尔是否真正表达了他的主子的想法，因为如大家所知，希特勒对于那些诠释他的想法的人们是概不承认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开发欧洲的全部资源，只能在四年计划所预示的自给自足的体制下进行，这就是另外一位理论家W．许施勒所谓的“恢复美洲发现以前的大陆观念”。德国将控制每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科研；商品则通过一种以物易物的制度进行交换，从而避免输出通货；劳动条件也将一致起来，而这将导致人口移动的合理化。
同时，为了完全取得并巩固胜利，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满足战时工业的需要，这同那些庞大的计划是不矛盾的。于是，在柏林设立了贸易政策指导委员会，该组织的成员包括有关各部的代表，以便估计各被占领国可作出的贡献，开列对战时经济最有用途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库存清单，确保增加生产和安全，组织购货资金的筹措和物资调拨工作。这项长远的政策应使德国掌握对重工业和动力来源的垄断权；迫使其它国家成为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均应使用诡计以达到这些目的，即首先使用笼络手段，而不采取掠夺和征用，并尽量同被占领国的政界和实业界领导人达成协议。
这就是在纳粹统治下当时及以后欧洲的全部政治格局。尽管这个格局是从一个统一的设想出发的，但也仍须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变化。
二、中欧
从1939年3月起，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成为帝国的一个保护国，由外交官冯·诺伊拉特 [ 译者注：旧译：牛赖特。 ] 任“保护长官”。不过，警察头子和党卫队头子却不由他领导而直接归希姆莱统辖。那以后，这种双重统辖就成为德国在被占领的欧洲经常实行的一种政策了。德国人接管了这个国家，保护长官通过颁布法令来施政。不过，仍保留一个掌握有限行政权力的捷克政府。
1939年3月，斯洛伐克脱离波希米亚并宣布独立；它虽然同帝国订有一项条约，保证对它给予“友好保护”，但它仍自行管理国内事务。约瑟夫·蒂索神甫于1939年10月26日任斯洛伐克总统；他任命A．图卡为总理。斯洛伐克是德国出兵波兰的前进基地；它又是“三国公约”的签署国，并自愿使本国的经济为帝国的战时经济服务，还把新闻和广播事业交给帝国使用。
德国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大使贝尔纳德不断强调德国在这个国家中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斯洛伐克的地位对于其他较小的斯拉夫国家是一种诱饵，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地位向那些国家显示，它们可以怎样地把自己纳入德国的轨道，从而使自己得到繁荣。但是，如果有哪个斯洛伐克部长竟以为他当真是独立的话，贝尔纳德便一定会提醒要他识相，或者向柏林告他的状。
波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被兼并的领土”——有九百万居民，战前有六十万是德意志人——已经干脆成为德国的了。它们的政府都由来自帝国或巴尔干国家的德国人所掌握，马克代替了兹罗提，德国的法律代替了波兰的法律，如此等等。要解决的问题是查明谁是德意志人或仅将归化为德意志人，以及谁仍为波兰人。为达到这一目的，制订了一份“德意志民族花名册”，其中开列前波兰的德意志人和为了德国的利益而应“德意志化”的波兰人；对这些人给予全部或部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波兰人，都归入“被保护民”这一类，他们——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除外——虽然享受某些保护，但是没有财产所有权，没有受任何初等以上教育的权利，没有结社的权利，没有进剧院、博物馆或图书馆的权利，也没有担任经理职位或从事管理的权利。
波兰工人和雇员的工资是最低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比战前波兰的工资要高——并且按实际工作日付酬，休息和假日概不付酬。他们不得告发他们的德国雇主，那将是侮辱性行为。他们领不到家庭津贴，粮食配给量也仅有德国人的四分之三左右。有数不清的治安条例来约束他们的行动自由——乘火车或者甚至骑自行车旅行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对他们可能犯的各种罪行，处罚都很重；对德国人表示恶意就可以被判处死刑。
“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在内，但其首府在克拉科夫，共一千二百万波兰人——情形更其混乱。总督弗朗克直接对希特勒负责，他是通过一个由若干“处”而不是各部组成的政府来管理这片领土的。市政府由德国人或乌克兰人任市长，偶尔也有由波兰人任市长的。同德国法院并存的，还有波兰法院，它只有权处理波兰人之间的民事案件，波兰法律继续部分地有效。甚至还有个波兰警察局，当然是受德国人严格控制的。“总督辖区”还接管在被兼并的领土内被认为是不良的犹太人和波兰人。
“总督辖区”居民的国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为那里并没有采用“德意志民族花名册”的办法，尽管德裔少数民族享有很多特权，如特别居住区和专用的饭馆及火车厢。德国当局采取的原则是，作为战争的结局，波兰这个国家已不再存在了；其结果是“总督辖区”的居民都成为无国籍者。这样一来，居住在那里的波兰人就保留了某些利益或者自由，而这是居住在被兼并领土内的波兰人所享受不到的。在最初的几个月内，被没收的只是大公司企业；波兰人仍可以从事自由职业。但是波兰人的社团协会均遭禁止，教育限制为初等水平，种族歧视盛行，德国秘密警察横行霸道。
罗马尼亚虽然没有参与战争，却被看作是一个被征服了的仆从国。它在接到苏联的最后通牒以后，被迫于1940年6月26日交出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希特勒尽管对于俄国人就布科维纳提出的领土要求有所保留，并且关注那里的德意志人的命运，但仍劝告卡罗尔国王对苏联屈服，虽然这位国王曾建议同德国“在一切领域中合作”，并强调他乐意“讲同德国一样的语言”。
的确，夹在敌对的四邻中间的罗马尼亚人，现在把德国的保护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救办法了。他们宣布接受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他们驱逐了在各石油公司工作的法国工程师。但是，当匈牙利要求他们割让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要求割让多布罗加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劝告他们就这两项要求直接达成协议，因为，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是德国的老朋友”。要加入胜利者一方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交纳一笔高昂的入伙费。
直接谈判失败时，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强行作出他们自己的“仲裁”，罗马尼亚必须付出代价。1940年8月20日，罗马尼亚把包括克卢日在内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将近一万七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二百三十万居民拱手让给了匈牙利；9月7日，又把多布罗加交给保加利亚。
卡罗尔国王得到德国大使法布里西乌斯的同意，委派安东奈斯库将军组织政府之后，就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米哈伊尔·安东奈斯库的头衔是“撮政”，他发起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运动，解散各政党，并把完全效忠于德国纳粹党的霍里亚·西马的“铁卫团”吸收到政府中去。他们的“团员”当即占据国家的要职并对他们的政敌实行报复：抄家、逮捕和强迫自杀之事层出不穷。11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他们屠杀了被关在狱中的六十四名犯人；知名历史学家伊奥加也惨遭杀害。
安东奈斯库的权威开始受到削弱，1941年1月他同铁卫团发生直接冲突。德国人对这场方兴未艾的内战，袖手旁观了一阵，而后便出面支持安东奈斯库，反对霍里亚·西马。他们宁愿要一个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民族领袖，而不愿由公认是依附他们的某个人来贯彻他们的决定，不过他们还把霍里亚·西马保留下来，以便对安东奈斯库施加压力；这是德国人在他们所占领的领土内通常采用的另一种政策手段。
不管怎么讲，安东奈斯库是完全屈从于他们的。他签署了三国公约；他按照帝国的要求采取歧视犹太人的措施；他借口训练罗马尼亚军队和保护产油设备，允许德国部队进驻罗马尼亚；他签订了同德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十年计划。
这样一来，整个中欧便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而墨索里尼曾被迫放弃对这个地区提出任何要求。不论象在前波兰那样实行直接控制，或者象在波希米亚那样采取保护国这种权宜之计，还是通过傀儡政府，希特勒的新秩序凌驾于一切之上；每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填进德国的战争机器中去。
三、西欧
德国在西欧的行径不象在东欧那样严酷。希姆莱承认挪威人、荷兰人、瑞典人和佛兰德人都属德意志族的分支，对于五世纪勃艮第人的本土勃艮第，以及对于中世纪北欧海盗的故乡诺曼底，希特勒深感兴趣。就法国的总的情况而言，经济上的需要使得纳粹德国不得不暂时给以特殊待遇。
在挪威，由帝国的高级专员约瑟夫·特波文设立了“行政委员会”，它的成员中有最高法院院长和奥斯陆总督之类重要人物。这个委员会竭力限制德国人的权力，并坚信这样会得到哈康国王的批准。但是，特波文不上当；他要的是一个驯顺的政府。1940年6月，他要求立法议会设立国务委员会来代替行政委员会。议会犹豫了几个月，而后让步了。但是哈康国王拒绝承认国务委员会，并否认它有合法的资格去担负占领国暗中赋与它的新职责。
这时，挪威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界人士都一致拒绝同德国人合作。只有吉斯林事事拥护。他办的报纸《自由人民》只不过在重复德国人的宣传。特波文不得不承认失败。他决定解散各政党，并把吉斯林党中的若干成员指派到国务委员会去任职，尽管当时还没有指派吉斯林本人。从此以后，挪威只允许一个单一的政党，即“国民大会”存在；吉斯林依旧是它的领袖。该党试图派党羽渗透到各个地方政府、大学和工人组织中去。它用给人美差和权力作为诱饵，并施加各种方式的压力，企图扩大它的队伍，但是党员人数从未超过十万人。特波文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便合乎逻辑地于1942年2月采取了下一个步骤：把权柄交给吉斯林本人，尽管并未改变国务委员会的权能。
吉斯林恢复了汉萨同盟时代即已存在过的贸易方式，这就是挪威仅仅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通商，而不再经由北海。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环境也非这么做不可；从那时开始，便由挪威向德国输送电力。
同挪威一样，荷兰对纳粹来说，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它也有一个国社党，其领袖是穆塞尔特；帝国也给它派去一名高级专员赛斯－英夸特。同挪威人对待吉斯林的态度一样，荷兰人也把穆塞尔特及其忠实的追随者们视为卖国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感到让他们掌权是不明智的原因所在。
希特勒曾说过，荷兰“将维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以便提供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途径”。因此，既不存在把一个纳粹政权强加于它的问题，也不存在把它归并到帝国中去的问题，但是希望它会自愿加入。行政权力由赛斯－英夸特行使，由四名事务长官襄助他——其中主管警察的事务长官，直接归希姆莱统辖。但是这个国家的行政却仍由荷兰人掌握，从各部部长到全体文职人员都是荷兰人。
荷兰人民都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所以可以推断，某些政界要人并不反对建立一个有别于设在伦敦的政府的想法。他们认为，人民应当接受无法避免的命运，并使自己适应德国的长期统治。一个很知名的政界人士亨德里奎斯·科莱伊恩曾在一本题为《两个世界的交界处》的小册子中表述了这种观点。
尽管穆塞尔特党的人数人为增加，但是荷兰老百姓整个说来态度是冷漠的。穆塞尔特的想法是，比利时应该取消，从而建立一个同帝国紧密连接的大荷兰。德国人利用穆塞尔特的支持者替他们作宣传，替他们执行令人厌恶的警察行动，但是他们总不让穆塞尔特本人出头露面。
然而，荷兰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还是溶为一体了。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4月间，两国之间的关税取消了，帝国的工资制度和劳动条件在荷兰推行了。
在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的存在既是个障碍，又孕育着一种希望，有这位国王在，德国就不能把新的制度强加于这个国家，但明显的是，如果这位国王能完全被争取过来接受占领，并出来赞助同占领者合作的话，这对德国人将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利奥波德宣布，“他的用意在于避免给比利时人这种印象，即他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地在德国的压力下进行统治”。他建议自己退隐到一所乡间小别墅去。德国人借口“应给予他特殊照顾”，以此为诱饵，提出拉埃肯城堡对他“更适宜、更实用”。利奥波德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被拘留在那里的一名战俘。
比利时组成了一个国民政府，在军事长官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负责下工作；它由各部部长管理。德国人通过让人辞职、降低退休年龄标准和设立新职位，把他们可以信赖的人安插到行政机构中去。但是，比利时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结构并未改变。
四、维希政府
在所有被德国征服的国家中，唯独法国的合法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争。政府迁离波尔多，设到维希，因为这个小小的疗养地有许多旅馆，能为政府机关提供便利的设备，还因为这里靠近被占领区。
雷通德协定是苛刻的，但是它并不包含任何不光彩的内容，看来它还给法国政府留下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王牌。法国北半部被德国部队所占领，但是根据协定，法国政府的权力还应扩展到那里——当然，不言而喻法国当局应严格地按照德国人发布的指令来施政。在理论上，法国政府甚至保留“迁往巴黎”的自由。
在所谓的“自由”区，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享有全部权力。它保持着一个主权国家所有的特征。这意味着它可以向世界各地派遣外交使节，也可以有苏联、美国和梵蒂冈等各国派驻法国的大使。另一方面，尽管法国部队已复员，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交给了征服者，法国政府却仍保留了一支大约十万人的“停战军队”，以便在它还保有的领土内维持政府的权力。在英国攻击米尔斯克比尔以前，它的舰队几乎完整无缺；在那以后，则已不再是一支战斗力量了，因为它已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对于任何可能的和平谈判而言，它仍然是一笔有价值的资财。
协定中的经济条款是非常苛刻的。占领费得由法国人承担，而法国的对外贸易却被封锁了。在被占领区内的资产和股票实际上都落到了德国人手中，他们缴获的物资数量也很巨大。但是法国仍保持了它忠诚的殖民帝国；某些领地在战略上是特别重要的，如突尼斯的比塞大，法属西非的达喀尔。
经过几次改组以后，贝当领导下的政府，除去皮埃尔·赖伐尔外，已没有前第三共和国的代表了。1940年7月10日，国民议会在维希举行会议，经大多数通过——仅八十名议员投票反对——断然授予贝当元帅无限的权力，并指令他制订法国的新宪法。当时，贝当元帅颇孚众望；他的威望，高贵的举止，不谋私利，加上1914年至1918年那往昔的名声，以及公众认为他曾经使国家免遭更大灾难的这种信念，意味着他得到了几乎是全体法国人民的支持。实际上，这位元帅是个没有定见的老人，经不起劳累，在政治经验方面，他是初出茅庐，很不成熟。
五、停战协定的实施
停战条款是苛刻的，由于德国人实施的方式，这些条款变得甚至愈发苛刻了。整个被占领区都由军事长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直接控制；他向法国的县长们发指示，他确定物价，他征用物资和劳力，他向实业家们直接下命令，他接管了法国警察，他还干预司法工作；报刊和广播事业都由他手下的局经管。维希政府确有一名代表驻在巴黎，但他不过是个联络员，把消息带回去，并把他的政府的愿望告知德国军事长官。
德国人凭自己的权力对停战协定作了有利于自己的修改。于是，他们毫不费事地就吞并了构成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三个省。他们先把关卡后撤到沿孚日山脉的山脊，然后就在那里推行德语，禁止使用法语，讲一句法语的“您好”，就要立即罚款。他们驱逐了法国官员，让德国人取而代之；强迫讲法语的洛林人在接到通知后数小时内离开他们的居住区，随身只能携带极少的必需品。阿尔萨斯的居民，被组织进纳粹青年团体、工人团体和福利团体中去；整个整个的村庄被迁到德国。维希政府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曾提出抗议，但是它未曾想到，它的这些抗议除去激怒希特勒而外，不会有任何效果；而且由于它并未公开提出这些抗议，致使它们都毫无效果。
同样，德国人把最北边的两个省(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划归他们的布鲁塞尔军事司令部；这样做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多佛海峡有巨大的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谁也不知道在这个行动背后隐藏着肢解这个国家的什么想法，而其首先的结果，便是该地区所生产的大量煤炭此后就不再供应这个国家其余的地区了。在法国的东北部又划出了另一个“禁”区，令人不安的是，其边界大致是按照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划分的。
德国人把被占领区和自由区之间的分界线变成了实际的疆界；无论是物资、邮件或旅客均不准逾越。甚至当维希政府的部长们要去巴黎时，也被挡了回来。这样一来，法国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实际上两者缺一便不能存在。从1940年秋开始，贫瘠而多山的自由区的生活条件便日见困难了。
最后，德国人插手南部地区了。他们派遣了许多代理人到那里去，而且停战委员会委员事事都要干预。他们试图直接同生活在自由区的法国人做生意，他们还强迫维希政府把比较重大的决策，诸如对高级行政职务的任命，提请他们批准。
六、对法国的剥削
9月20日，凯特尔曾这样概括过希特勒的观点：“法国经济的动荡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情；对法国的任何让步，都必须用由非占领区或殖民地供给的货物来平衡。”尽管故意讲得含糊其词，但德国的用意显然是要把法国榨个一干二净。
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对北部地区的征发在继续进行着，而且开入南部地区的德国部队，只是在运走了一列车接一列车的物资和军事装备以后才撤离了。由于特别优惠的马克的兑换率，遍布在被占领区的德国士兵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把所有的商品席卷一空，他们如此争先恐后地抢购，以致巴黎人叫他们作“科罗拉多甲虫” [ 译者注：一种分布甚广的害虫，特别危害马铃薯等作物。 ] 。
停战协定给德国当局提供了更加便利和极其有效的方法。占领费由德国人单方面定为四亿法郎一天。法国人提出反对，说这样一笔数目足够他们维持一千万人的军队，他们还试图将占领部队同对英作战的部队区分开来，后者数目更多，花销更大。德国人拒不接受这种把部队加以区分的办法或任何别的妥协办法，并要求每十天作为一期来支付赔款。这种对法国财政连续不断的压榨，只能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
停战协定还为德国人提供了敲诈勒索和进一步获取经济利益的其他许多手段。他们用自己没有花完的钱，不仅获取货物和法国资产，而且．买下法国人工商企业的股票。他们正在用法国自己的钱尽可能地搜括法国的经济。
就这样，军事上的滑铁卢之役就由经济上的滑铁卢之役来完成了。在签订法德赔偿协定以后，后者所造成的损失甚至更为惨重。这个协定的措词使它成为另一个单方面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实际上，它规定法国赔款局不管是否收到德国的来货，都应向法国出口商付款；由于帝国对任何物资都是只买不卖，因此资金的支出和移交很快就成为从法国到德国的单行道交易了。德国人对法国人的抗议充耳不闻；设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经济处处长黑明是个粗暴而冷酷的人，他说：“法国对德国宣过战；由这种情况而产生的任何危机均须由法国负责。”
七、同敌人合作的政策
德国的严酷态度使维希政府感到狼狈；但是它在做了某些拒绝的姿态并由其代表在威斯巴登同德国停战委员会寸步必争之后，终于还是乖乖地屈服了。事实是，它考虑到，德国打胜了，唯一的办法是向现实妥协。令它大为惊讶的是，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并没有投降；但是维希政府仍然认为，即使英国还能坚持打下去，它也会明白，它不可能重返欧洲大陆并在那里打赢这场战争。
尽管英国袭击了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喀尔，尽管它支持在法国己被当作卖国贼而判处死刑的戴高乐，贝当元帅却不愿颠倒同盟关系，使法国加入反对它的前盟友的战争。他想同英国达成暂时的妥协，希望英国会放松对它的封锁。可是，他又急切地希望把已经加入戴高乐一边的持异议的殖民领地重新弄到手，而这一行动就少不了要冒同英国发生冲突的危险。
皮埃尔·赖伐尔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甘冒这种危险，甚至希望会发生这种危险。他们的观点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同敌人在行政一级合作是在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同敌人在经济上合作是该协定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的政治合作，才是法国能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使自身处境较好的唯一途径；当和平到来时，法国可以让英国偿付全部损失，而且它或许还能代替意大利成为希特勒的宠儿。
贝当采纳了这种意见作为他自己的政策，并主动要求于1940年10月24日在蒙都瓦与希特勒会晤。当时，希特勒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地中海反英联盟。因此，他需要维希政府的合作，以便顺利地在北非获取一个立足点。在蒙都瓦，认可了合作的原则，但是没有详细地制定合作的方式和办法。由于佛朗哥漫天要价，尤其是墨索里尼进攻希腊，希特勒很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于是他感到没有必要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凭着由他随意解释的停战协定，完全足以从法国榨取他所需要的一切。
先是由皮埃尔·赖伐尔出面，在他于1940年12月13日被解除政府职务之后，又有达尔朗海军上将一再向德国献议合作，但毫无结果；唯一表示赞同的人是奥托·阿贝茨，他把法律合作看作是他的政策的支柱。1941年5月，达尔朗海军上将竟至在法国的殖民地，即比塞大和达喀尔尔，给德国提供基地，同时允许德国飞机在叙利亚的机场降落，以帮助伊拉克的反英起义。
八、民族革命
维希政府的新贵们大部分是第三共和国的宿敌，他们认为国家的不幸应由第三共和国负责。他们发动了一场剧烈的宣传运动，反对议会制度、各个政党以及那个已经消亡了的政权机构的领导人。为使法国“复元”并希望邀宠于希特勒，维希政府开始推行某些改革，美其名曰“民族革命”，有些改革的精神实质是法西斯主义的。
这个民族革命的一个老调就是“领袖的神话”。贝当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崇拜对象，他的文告只能诠释，而不能讨论。一句流行的口号就是：“想贝当之所想。”其假设的前提就是，权利并不来自下面，民可使由之，于是“领导学派”由此盛行。
贝当元帅并没有如国民议会所要求的去制定宪法；他的政治观点因此有些神秘莫测；但是，由于他过去的经历，他对权力概念完全是军人式的，即金字塔形的。他随心所欲地任免部长；他独自一人做出影响整个国家的决定——例如，与敌人合作的政策。他宣称：“历史会对我作出评判。”他就这样建立了一个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的君主国，使“法国行动”派的政治思想家夏尔·莫拉斯 [ 译者注：“法国行动”是一个极右党派，成立于1899年，主张恢复君主。《法国行动》是该党机关报的名字。莫拉斯为其主编。此人在1944年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刑，该党遂告结束。 ] 大为满意。
可是，这位元帅拒不接受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支柱，即单一的政党和单一的青年运动。另一方面，他把所有的退伍军人组织成一个“军团”，希望它会成为一批既守纪律又不持异议的拥护者。至于国家机器，选举被废除了；市长是任命的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在全国人民中，“知名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省乡绅纷纷离开了他们的庄园府第去为国效劳。达尔朗海军上将指派海军军官担任许多重要职务；由于他们的仇英心理和保守主义，会保证他们忠心耿耿。
在理论上，民族革命是反资本主义的。它否认阶级斗争，并取消了雇主和工人组成的所有工团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它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重大行动，尽管它抨击了它们的弊端，另一方面，它禁止罢工，冻结工资。这个政权对工人是不抱同情的，认为工人缺乏社会根基，所以才被看作是革命的；然而它对农民是有好感的，农民的传统美德受到赞扬，它打算逐步推行一种组合政体，以建立整个经济的格局。
这些“建设性”措施是与镇压和歧视行动同时进行的。在国立机构中，大学尤其受到怀疑，并用补贴独立教育团体、改革教学大纲和使青年部长具有更大影响来限制大学的重要性。来自法国公民本身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不容许的；新闻受到严格的控制；“不良的法国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济会员和自由思想者——有的迁居他处，有的被解职，被软禁，甚至被拘捕。那些“对战败负有罪责的”人们，交由特别法庭审判。最后，维希政府迎合德国人的意原，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令。
九、西班牙
尽管维希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有点勉强，偶尔也坚持一下自己的立场，整个说来，它是朝着希特勒所要求的方向趋步的，虽然这也并没有使希特勒不再对它(尤其是维希的军事领导人)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他最深恶痛绝的是魏刚将军。
另一方面，佛朗哥的西班牙从理论上讲，自从西班牙内战以来就是同帝国结盟的。可是，当希特勒于10月23日在昂代要求佛朗哥参战时，他拒绝了。更精确地说，这位西班牙元首一面表示准备报答昔日之恩，一面又请求给予准备的时间，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希特勒认为过分的，或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的要求——小麦、大炮、加泰罗尼亚、法属摩洛哥以及奥兰省。怎能既满足西班牙的这些奢望，又要法国在地中海参加反英同盟呢？何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对瓜分摩洛哥垂涎三尺哩。
希特勒对佛朗哥并无好感；他把佛朗哥视同自己的国防军将领，认为他缺乏一位真正的领袖所应有的政治嗅觉和才干。至于佛朗哥本人，他对德苏协定深为震惊，他说，莫斯科是反对基督的，同他们绝无妥协的余地。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下，正对他威逼利诱；毕竟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供应西班牙所亟需的小麦和石油。
但首先是，西班牙刚刚才结束内战，正在恢复元气之中，它已打得精疲力尽，几乎发生饥荒，实在无力再参加新的争端了；重新动员就等于把武器交还到他们的反对派手里，而且一旦发生任何冲突，加那利群岛就会被英国舰队占领。希特勒也看到正在发生的情况；他认为，佛朗哥正在利用德国作为他的工具，他象墨索里尼一样，等待战争快收场的时候，干一点非干不可的事情，然后就可在胜利的宴席上获得一席之地，并从战败国那里得到一份战利品。
希特勒在昂代与佛朗哥会晤后，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对里宾特洛甫说，他宁愿拔掉几颗牙齿，也不愿再进行这样的会晤。所以他不再进一步设法去影响佛朗哥。后来塞拉诺·苏涅尔 [ 译者注：1940－1942年间任西班牙的外交部长。 ] 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几次会谈也无实际结果。满足佛朗哥的要求，无论如何是肯定会使维希政府担心的。也许就是在这种即将来临的威胁的阴影下，才促使法兰西帝国的统治者们同维希政府分道扬镳，而这正是希特勒所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然而，主要还是希特勒对于地中海战役计划(这是雷德尔力图怂恿他接受的)并不热中。从1940年7月以来，他一直在考虑再度走上德国向东扩张的老路。从这种观点出发，另辟一个战场肯定是不可取的。这位元首所需要的是一个平静无事的——而且适宜于受德国压榨的西欧。一个中立的西班牙，是符合这样一个计划的；而如果西班牙参了战，那将会产生更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