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一、大撤退
自6月10日起，法国政府便开始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地四处流亡。起先还按照预先的计划，但不久以后便被敌人的推进所驱赶着。本来预计把政府安置在图尔，可是在那里也只呆了四天。6月15日，又撤到波尔多。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周内，正当法国政府必须作出最大决策的时刻，部长们相互之间及同其所属部门之间的联系却被切断了。这些官员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在路上，或者在可以找到的歇脚之处，备受煎熬，疲惫不堪。他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情况，有时仅能零零碎碎地从无线电里听到一些新闻公报，要不就是从心慌意乱的同胞那里风闻一些谣言。他们好不容易作出一项决定，形势又变得不可能付诸实施了：不是由于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无法把命令下达给有关的官员去执行。
政府的逃亡同整个国家的大撤退并行。从北部、东北部和比利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年龄和不同情况的人群，怀着不知明天又将如何的恐惧心情，络绎不绝地朝着西面和南面涌去。这是一个广垠无边的人湖，把从街头涌出的大批人席卷而去。由于道路拥挤，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马车都象蜗牛一般地蠕动着。大撤退开始之后，一切都处于惊惶失措之中。官员们不是逃在其辖区的居民前头，就是跟在居民的后头。市镇没有了市长、评议员及录事；没有了清洁工、警察和消防队员。精疲力竭的人群在可能找到的任何地方支起帐篷露宿，防备着骚乱和抢劫。当敌军到达时，他们发现的是一片真空地带。德国人马上就乘机进行宣传说：“我们是来帮助那些被领导人抛弃了的老百姓的。”
起初，这种恐慌的浪潮造成了一种真正的共同创伤。法国已经丧失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而法国人则任凭他们无法摆脱的思想和软弱性的支配。面对这种情景，政府成员感到沮丧；艾伯特·勒伯伦总统也曾谈到，这种情形多么深切地影响了他。各方面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土崩瓦解，国家和所有政权机构已不复存在。当他们作出重大决定时，不可能不被这些想法所困扰。
一群群的难民和撤退中的部队运输队掺杂在一起。平民和士兵中的混乱状态在相互影响。他们惊慌失措地沿着同一条道路奔走。士兵们丢弃了武器，开小差已成普遍现象。德国飞机从上空掠过，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机枪向平民和部队扫射。坦克横冲直闯，在一切都处于混乱的状态下，协调一致的抵抗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二、败溃
确实，德国军队在向各路进军时，除了遭到局部的抵抗以外，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魏刚将军(保罗·雷诺曾一度想派亨茨格将军去接替他，后又作罢)自然下达了命令：第十集团军在佩尔什高地构筑工事以堵住向西的去路，巴黎集团军及第七集团军守住图尔和科斯纳之间的卢瓦尔河沿岸；第六、第四和第二集团军封锁荣纳、塞纳及马恩河流域；最后，第二集团军群则撤离马奇诺防线，进入瑞士边界线上的阵地。这些阵地很分散而且不连贯，他们从未打算去固守，甚至也未准备进驻，因为原拟派去驻守这些阵地的军队，连总司令也不知其去向了。所剩的仅是若干个孤立的袋形阵地，在少数坚决的领导人指挥下固守着一些桥头、路口和交通中心。有些市长则反对死守，怕城市因此遭受到破坏。
保罗·雷诺总理想出了一个最后的自以为是的行动：组成一个“布莱顿据点”，从而使战斗可以在法国的部分领土上继续下去，并可同英国盟军保持联系；控制了海洋，就能使给养源源而来。魏刚对这项计划并没多大信心，但在6月10日他还是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他派法加尔特将军及阿尔特梅耶将军把敦刻尔克保全下来的及从英国遣返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以防守这个据点。英国的协作显然是不可缺少的。6月11日英国开始派一个加拿大师在法国登陆。6月14日，魏刚和英国远征军新的司令官阿伦勃洛克将军之间达成了协议。魏刚对阿伦勃洛克将军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悲观看法，他管那个“据点”叫作“浪漫主义的设想”，并向他坦率承认法国军队已不可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阿伦勃洛克对此感到担忧，并向本国政府报告了事态的真相。后来，英国政府便作出决定，肯定了他们原拟中止在大陆上战斗的打算。他们解除了阿伦勃洛克的职务，把英国远征军控制在自己手里，停止运送增援部队，并准备把当时最后留在法国土地上的英国军队再撤回本国。
6月15日，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就通知魏刚，英国远征军不再归他指挥，但如果法国愿意的话，他愿意协助法国军队乘船撤离。事实上，英国人这时已经开始着手第二次撤退。这次倒很顺利——共撤出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两万波兰人和三百一十门炮，到6月18日，除了由法国平民照看的少数隐匿起来的掉队者外，就已经没有英国士兵留在法国了。
而且，就在这时，德军在他们推进的速度所能抵达的范围内，已经攻占了所有的目标。古德里安依次拿下了圣迪齐埃、朗格勒好贝桑松。6月17日，他到达蓬塔利埃，并切断了法国东部集团军群的一切联系。18日贝尔福陷落了。
赫普纳所率领的部队跨过了马恩河后，接着又跨过塞纳河；一个德国装甲师已经到了奥塞尔、阿瓦龙、汝拉，然后继续推进到布尔、里昂和多芬内，准备在那里和意大利军会师。另一个装甲师从塞米和第戎出发，成扇形铺开，取道索恩河畔夏龙和马扎向罗纳河流域挺进。
克莱斯特的部队取道普罗万、桑、蒙塔尔吉和穆兰向克莱蒙－费朗进军。最后，在最两边，霍特的部队以隆美尔为先导在雷恩俘虏了第十集团军的残部，17日占领了瑟堡，距布列斯特已不远，并正向尼奥尔前进。
除了少数孤立的英勇奋战(如索米尔军校学员在卢瓦尔河的一座桥上的顽抗)以外，法军已经停止战斗了，只是在东北部和阿尔卑斯山区还有零星战斗。据普雷特拉将军说，魏刚将军不听他的劝告，使第二集团军群撤退的命令发出得太迟了。第二集团军群曾在萨尔抵抗德军的进攻，当他们后撤时，敌军已经跨过了莱茵河，后来该集团军群便为古德里安的部队所包围。然而战斗仍在继续进行，许多部队还在作坚决的抵抗，特别是在马奇诺防线上——有些堡垒在6月25日至7月7日之间继续战斗着，直到接到命令后才投降。
阿尔卑斯山区在6月11日、12日或13日都并未发生什么战事。6月14日，意大利军在近便的地点发动了“局部”进攻，6月15日及16日他们认真地向前推进着，但是到17日，攻势就被法国的反击顶住了。到6月20日，意军才以全力进攻，然而也只有少数的法国前沿工事在6月21日和22日失守或被越过。争夺芒通的战斗从23日傍晚开始，但意军只占领了旧城。四十五万意军被不到十八万法军牵制住。法国人认为，他们并未被意军打败，实际上则是恰恰相反。
但是就法国可悲的状况而言，这点慰藉是微不足道的。局势的恶化和法国军队的崩溃怎能不影响到政府成员和军队领导人的决心呢？
三、法国政府的诸般考虑(6月13日－16日)
在打下去还是通过求和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政府内部的意见是分歧的。
这个既关系到法国现在又关系到法国未来的问题，把部长们分为两派：一派以保罗·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元帅为首。决定是在双方经过四天戏剧性的讨论和几次激烈的争论之后才作出的。
在1940年5月25日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上，总统和海军部长康平希都曾提到休战是必须考虑的若干可能性之一。6月11日在布里亚尔举行的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上，保罗·雷诺通知丘吉尔说，贝当元帅本人已表示赞成要求停战，但是他还没有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送给雷诺。
6月12日，正是魏刚将军本人在康热汇报了军事形势以后，作出结论说，必须结束战争。这使得没有料到情况竟已如此严重的阁员们惊恐万状。几乎所有在场的二十四位部长都反对魏刚的建议，正如保罗·雷诺所描述的，它是“完今不能接受的”。
魏刚对这件事的提法中有新的因素，这就是他既谈到了政治条件，也谈到军事条件。他认为，“国家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下去；必须把一些部队保留下来，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因为社会秩序可能很快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假使不立即要求停战，对军队以及对地方老百姓和难民就将失去控制。”总之，这位总司令并没有使自己仅仅限于向政府提供咨询。他除了提出很有说服力的军情紧急的理由外，还对国内政策也提出了一些主张，甚至提出保卫某方面社会秩序的问题。为了指出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他已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唯一支持魏刚的是贝当元帅。
面对这两位伟大军人的联合，文职部长们的意见又能有多大份量呢？这些人的名字几乎不为法国人民所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也不具有独立的见解。既然说话的人看来是具有公认的权威和声望，又怎能避免他们用随声附和的天性来遮掩自己的颟顸无能呢？
因此，6月13日，保罗·雷诺的助手布蒂耶和博杜安两位“专家”就加入了赞成停战的行列。政客伊巴勒加雷也追随其后，声言他是一个军人，要唯首领之马首是瞻。
这时，贝当元帅便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上和派的领袖。他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停战的任何要求。他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而是出于道义上的理由，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他说：“放弃法国领土就等于背叛。在全面混乱时期，使法国丧失天然的保卫者，就意味着拱手把国家交到敌人手里。”他主张法国的复兴应靠法国人自己，而不是通过“盟军用大炮来征服我们的领土”。此外，他认为，法国的复兴不可能经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他最后描述说，停战并不是对战败及其无数后果的惩罚，而是一个新开端的第一阶段，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当贝当元帅为政府作决策时认为军事和政治理由是显然重要的时候，他是站在半宗教的立场上的。或许有人会奇怪，他为什么对政府的权威竟然如此藐视呢？他无意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屈服；而他一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就再也不改变：“他永远不离开法国……但如果必要的活，他可以离开政府。”
那一天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如果贝当不担任政府领导，他也决心在政府以外行动，这一点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他未通知总理，便在当天下午把魏刚将军召来，要他第二天去参加波尔多的内阁会议。倒是魏刚本人，他始终循规蹈矩，把贝当向他提出的要求告诉了保罗·雷诺。
6月14日政府撤到波尔多。在这里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个新人。赖伐尔既不是政府成员，在此之前也从未参与过政府工作，这时却在市政府里坐镇下来。他对同时也在波尔多的议员们施加影响，从而在议会里给那批追随贝当元帅的部长们以初步的支持。事实上，一些议员已经通知国民议会议长埃里奥 [ 注：旧译赫里欧。——译音 ] 说他们想建议政府求和。
直到此刻，达尔朗海军上将一直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决心率领海军继续战斗下去。陆军的战败，已使这位海军上将成为法军中资历最深的指挥官，而海军则成了法国唯一残存的有组织力量了。这么一来，达尔朗的行动突然变得举足轻重了。但是6月12日，贝当把他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了。他告诉达尔朗说，“他讨厌政府的摇摆不定”；他强调“改变政体的必要性”；他预言“需要成立一种执政府”，并且说，“他设想达尔朗本人将是它的首席执政官”。 [ 注：达尔朗曾经写过三个有关这次会见的记述，内容大致相同：一个是给亨利·贝罗的(见《格兰瓜尔》1941年5月5日)；一个是给康平希的主要私人秘书马泰奥·科尔内的(见《议会调查委员会》第7卷，第2188页)；一个是写在1942年10月5日给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里(见费尔内海军上将：《贝当元帅书信选》，第282页)。 ] 虽然这位海军上将在其他场合仍表示赞成继续打下去——例如他在6月15日对爱德华·埃里奥这样说过——然而他的决心已定，所以那些反对停战的人就再也不能依靠这位舰队司令了。那么法国又怎么能在海外继续战斗下去呢？
在6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中心人物仍然是魏刚。保罗·雷诺要他按照荷兰的先例，让陆军投降，从而在陆地上和大城市里终止敌对行为。这样，政府便仍可不受约束地以海军和空军在法国殖民地上继续进行战争。这位将军对这个问题答复得颇为蹊跷。他断然拒绝投降，理由是“在君主国家办起来是正确的事，在民主国家内就不正确，因为民主国家的内阁一个接一个地迅速更替。”当保罗·雷诺建议给总司令一项书面命令以掩护他时，魏刚说道，他将拒绝服从任何这类命令。他认为那样对陆军是不体面的。
现在已不仅是军队的对抗，老百姓的颠沛流离，或者两害之间择其轻的问题了。一个革命前的观念突然而又戏剧性地出现在共和国军队的一位伟人领袖的脑海里，这就是关于他与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下令所有仍在继续作无望战斗的部队一起放下武器，同听任他们零散地逐个投降(象被留在敦刻尔克的四万人那样)相较，并不算就更“不体面”。这位总司令想强迫政府接受的还是一个政治的或者甚至是伦理的观点。至少，他在极力想保护陆军，不让它对灾难承担任何责任，而确保由政府承担求和这一政治行动的全部责任。
在弗罗萨尔的支持下，卡米耶·肖当提出一项他所擅长的折中解决方案。他建议要求停战，并去探索一下德国的议和条作。他说，他们提的条件将会苛刻得令人难以容忍，而使舆论界拒绝接受它们。这样便能恢复政府内部的团结，从而能够更加强而有力地继续在北非进行战斗。据保罗·雷诺说，十三位部长投票赞成肖当的建议，仅有六人反对。这种兰格所正确地称之为“传统的议会走廊的妥协”，事实上将使希特勒成为罗伯特·阿伦所指出的“法国统一的救世主”。不管怎么说，既然那些“无法接受的条件”还没有明确化，所以那项建议也就没有真正产生多大结果。但是保罗·雷诺的一些支持者却被劝诱而离开了他，尽管肖当后来否认他曾以任何方式同贝当－魏刚集团密切合作过。
6月16日晨，部长们再次开会。贝当断定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便使事情急转直下。他站起来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辞职书，理由是在求和问题上稽延了时日。他甚至要离开会场。勒伯伦总统不得不制止了他。
那天下午，政府收到英国的一项使人吃惊的建议。事实上，这项建议是由驻在伦敦的武器采购协调委员会成员戴高乐将军、让·莫内和勒内·普利文想出来的，并得到了丘吉尔的赞同。它干脆建议英国和法国在政治上完全联合起来。其实，它的真正目的是争取时间，并防止停战派获胜。保罗·雷诺是首先感到惊讶的人，然而他还是把这项建议交给他的同僚们去考虑。他们并没有加以仔细研究。肖当和伊巴勒加雷甚至认为，英国是想把法国沦为自治领的地位，因而对此表示愤慨。
当晚，保罗·雷诺事先未征求他的任何一位部长的意见，就向勒伯伦总统递交了辞职书，并提议由贝当元帅接他的任。总统按内阁发生危机时的惯例，向两院议长让纳内和埃里奥征询意见，他们赞成雷诺提出的人选。出乎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元帅从衣袋里掏出一份准备好的部长名单。新内阁立即就举行会议。6月16日到17日的夜间，新任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就请求西班牙政府同意充当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
四、停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法国陆军，在不到四十天的战斗中就被击溃，这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既充满戏剧性，又出人意料。而求和这件事也会涉及到占领和反抗，同敌人合作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必然会在法国人中间就其缘由引起强烈的探索。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同这件事直接有关的人——尤其是保罗·雷诺和魏刚将军——提出一些冗长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解释。
双方所提出的论据都是同样有力的。保罗·雷诺、曼德尔和路易·马兰曾指出，法国与英国之间有条约束缚，而希特勒要彻底毁灭法国——就如保岁·雷诺所说的，“他是成吉思汗”；而且，即使陆军被打败了，法国仍有它完整的舰队和一个庞大的帝国。贝当和魏刚则反驳说，法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在战局对自身不利的时刻，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却让国家听凭命运去摆布，这是可鄙的。魏刚还对陆军的荣誉做出个人的解释，他丝毫也没有掩饰他的忧虑，害怕战败可能导致社会革命。
这样，问题的症结就常常被莫名其妙地转移了，以便把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这个问题就是，决定法兰西究竟能不能和应不应在法国本土以外、在海上和殖民地继续战斗下去。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对这问题认真地考虑过，也没有草拟过任何方案，魏刚将军从来没有掩饰过他自己的信念，即任何这类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特鲁谢曾指出，法属北非仍有四十万人和资源，足以用来进一步提供人力和装备。最重要的还是全体居民——以诺盖将军为首的欧洲人、土著、文官和军人——都一致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中间确实有许多未知的因素，西班牙的态度就非同小可。但全面看来，假使说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话，那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开始为进一步作战做过任何准备工作，对这个问题也从未进行过探讨；也还因为从6月16日以后，贝当和魏刚领导下的新政治领袖们就根本不想过问此事。他们的理由何在呢？
五、贝当的想法
从6月20日至25日，这位元帅就通过一系列对法国人民的文告，阐述了他在这一关键时刻的种种想法。
他强调说，法国遭受无可挽救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兵力悬殊。贝当认为，英国对这一事态特别负有责任。
除了人员居于劣势之外，装备方面的劣势更为严重。这位元帅说：“法国空军不得不以一比六的劣势去进行战斗。”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坦克，没有提到坦克与飞机的协同作战，也没有提到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术。
真实情况很可能是，在他的心目中，真正原因比这更为深刻，因为它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人们贪图安逸胜过牺牲精神。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他们回避作艰苦的努力，于是便遭到灾难。”如此说来，应负法国战败责任的不是两军兵力一时的悬殊，而是整个法国人民。法国人民由于自己的不好行为，遭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战败的根源在于放纵了自己。”
从这些前提出发，必然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损害是无法补救的，战败也是不可改变的。承认这一点，“比说一些空话和搞一些徒然无益的计划……更能表现法国人的伟大”。这是暗指丘吉尔所表示的英国将决心单独战斗下去，也是对戴高乐将军从伦敦发出的预言性呼吁的答复。
法国已无可作为，只有向它不幸的命运屈服了。只有走这条路才是明智的，才能得救——至少可以挽救那些尚可挽救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与英国比赛看谁先放弃战斗方面，这样作也许还是一个机灵的行动，因为贝当认为，丘吉尔呼吁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抵抗是徒劳无益的，或许甚至是一番空话。
甚至在索姆战役开始以前，贝当就表示过这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想法。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更加使他确信德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尽量争取比较可以忍受的条件，以便不再无谓地牺牲法国士兵的生命，并保全法国仅剩下的一点力量。
因此，贝当元帅在掌权以后，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他原先认为的战争仅仅因为军事上的理由就应该停下来的问题；而且法国对其英国盟友在外交上所应尽的义务，在他看来也是无足轻重的了。当前的灾难尽管是严重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也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而已。他所瞩望的是法国的未来；而只有从由于领导不力和邪恶习惯而掉进的泥沼中自拔出来，走上复兴的道路，法国的未来才能获得保证。他愿意在法国复兴的道路上作引路人。他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在困难的时刻接过了舵柄，他是以这个国家多年来所渴望的救星自居的。因此，考虑继续在非洲进行战斗是毫无意义的。法国这项艰巨的任务也不能仅仅通过暂时停战来解决，因为那总是靠不住的，迟早是会废除的。此外，正是法国本身应对它所遭到的灾难负责，所以也只有靠它自己在适当时机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六、请求德国提出条件
因此，值得怀疑的是：西班牙政府代表法国向第三帝国真正要求的究竟是休战，还是议和条件。
保罗·博杜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曾把一份书面照会递交给西班牙驻法大使德·莱凯里卡，但他并未透露照会的内容。他写道，“政府决定要求德国提出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夏尔－鲁替他的部长圆了场，他写道，“博杜安先生可能有一回用了一个词儿而没用另外一个词儿”——用了议和而没用停战——“但从文件总的内容看，他所要求的还是明确的。”
保罗·博杜安是一个勉强凑数的外交部长，而且是个新手。刚刚到任就得采取如此严重步骤作为他的第一个外交行动，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表现得思想如此混乱、态度如此马虎，以致没有去区分暂时停战和最后的议和(尤其他在贯彻的是内阁会议上刚刚作出的一项重大决议)，这就令人难以想象了。
无论如何，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冯·施托雷尔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保罗·博杜安曾经告诉莱凯里卡——西班牙政府刚刚通知他——“法国政府希望西班牙政府用最快的速度向德国转达，要求德国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且希望得知德国提出的‘议和条件’”。当莱凯里卡问这位法国部长他说的究竟是停战是议和还是二者时，博杜安答复说：“停战条件显然总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法国政府急于想知道的是议和条件。”所以这绝不是在匆忙谈话中的失言问题，保罗·博杜安讲得是明确的。希特勒也并没有误会；他在给德军的每日通报中就说：“新近组成的法国政府已通知德国政府，他们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希望得知我们的议和条件。”
而且，在这项请求还没有提出时，贝当就于6月17日向军队发表了一个庄严的文告，宣布“在承认他们斗争的英勇性质的同时”，他们必须“停止战斗”。尽管这是“带着沉重心情”作出的决定，它毕竟还是等于承认他已放弃了战斗；而这样作，不但使法国代表团在同德国谈判停战条件(假使可能的话，也谈判议和条件)时处于尴尬地位，同时也会导致这样一种风险，即使敌人更加认为去同这样一个政府谈判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政府主动地命令其军队停止战斗，让司令官们自己去寻求最好的处理办法。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政府拒绝甚或商讨敌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整团整团的军队都停止了战斗，因为命令叫他们这样作。
倘若希特勒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即他如果要求交出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那么又将如何呢？既然波尔多政府已经自行剥夺了重整旗鼓的任何可能性，它又怎能再进行战斗呢？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波尔多政府置于这样一种窘境，因为那样无疑会使它垮台的。他很慎重地避免提出任何“无法接受的条件”，并把这样做的理由告知了墨索里尼。
七、希特勒对停战的想法
当希特勒在命令德军“在各战区内有力地追击溃敌”时，他首先考虑的是，防止法国残余的力量(帝国及舰队)把自己的命运同英国联系起来，从而大大削弱英国。
6月18和19日，他在慕尼黑会见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齐亚诺曾经写道：“在取得这样胜利以后，他用那样一种温和而明智的态度讲话，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当时，我是非常钦佩他的。”希特勒对他的盟友说了些什么呢？他向他们解释说，在谈判期间，一个法国政府继续在法国领土上行使职权是重要的。“这样要比让法国政府流亡到伦敦去继续战斗的局势好得多。”此外，同一个仍旧留在法国的合法政府签订协议，就可以解除占领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的“不愉快职责”。显然，让法国政府的官员们去贯彻德国的决定更为便当，法国官员要比外国人(也是敌人)更容易使其本国人听从。第三帝国的官员们想要再度使用他们在丹麦行之有效的办法，而避免他们在挪威所遇到的麻烦。波尔多政府当然完全不了解元首的这些考虑，因而也就不怀疑政府留在法国的决定正好中了希特勒的下怀。
希特勒一想到法国舰队可能的动向，就特别感到不安。他估计，如果舰队投奔英国，那将会使皇家海军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一倍。因此，必须同留在法国的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使该舰队不再起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或许可以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监督下，在法国港口内把该舰队解除武装”，并保证“在和约签订后，法国全部舰队将归还给法国”。但是希特勒怀疑“法国会不会对他亲自做出的任何保证给予丝毫的信任”。因此，他便又想把舰队交由一个中立国(如西班牙或葡萄牙)拘留。无论如何，最好是防止该舰队开到美国去，因为美国日后会把它移交给英国。但是他没有完全排除舰队前往美国的可能性。让舰队放水自行凿沉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因此，希特勒认为，与其占领整个法国，倒不如让法国政府保留一片在名义上拥有主权的地区。他也不要求法国交出舰队，因为反正也无法抓住它；倘若要法国交出，舰队就会逃走，法国政府对签订停战也就不感兴趣了。同样，当时对法属殖民帝国也不应提出任何要求，因为这也是无法实现的事，如果强行那样做，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法属殖民地倒向英国。
因此，希特勒不但远远没有为胜利所陶醉，反而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明智。在一段长达数小时的独白中，他实际上规划了他在今后四年里对法国政策的纲领：为了德国的利益，尽量利用一个表面上具有权威的法国政府来进行搜刮。格拉齐亚尼曾记叙希特勒的话说，“从各方面来考虑，我宁愿碰到象法国这样的敌人，它的军队密集，比起那些更弱但更为分散的敌人来，既容易发现，又容易击败。”但希特勒出于同样的慎重态度，并没有把议和条件告诉他的对手，这些条件正是波尔多政府急于想知道的。
墨索里尼完全明白自己人微言轻，因为战争是希特勒打赢的。6月22日他写信给他的一位同僚说，他将对法国提出“最低的”要求。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甚至害怕由于他坚持自己的要求，就不但会损害当前的谈判，甚而至于损害意德关系。 [ 注：齐亚诺在与里宾特洛甫的慕尼黑会谈中，曾提出了意大利的要求如下：尼斯，科西嘉，突尼斯，法属索马里兰；一个通过法属北非的“大西洋出海口”；重新划定突尼斯的疆界，把阿尔及利亚的铁矿和磷矿包括进去；马耳他，以及意大利应取代美国在英埃条约中的地位并共管苏丹；对参战十天既无甚战功又几乎没怎么打的意大利来说，这价钱要得不能算低！ ]
但希特勒的“温和”并不等于送给法国任何礼物。他想要接管整个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占领直到卢瓦尔河以及瑞士边界以北的法国领土；占领区将包括通往西班牙的铁路，以控制与那个国家联系的铁路交通。最重要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已经草拟了一项计划，把“法国及其殖民地的一切经济资源”都置于德国支配之下，封锁一切货船，由德国控制所有报纸和电台。希特勒确实对墨索里尼很明确地表示过：除了法国舰队和法国殖民地问题以外，他还准备在“对法国或许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细节方面作出让步，但他不会在实质性问题上让步。
八、在雷通德签署协定
希特勒想尽量使停战协定的签署引人注目并富有象征意义。他命令签署仪式在雷通德举行，1918年福煦元帅正是在雷通德迫使德国代表接受他的条款的。
6月21日三点三十分，元首在福煦当年乘坐的车厢中接见了法国代表团，陪同他的有里宾特洛甫、戈林、凯特尔以及德军各部门的司令官。凯特尔用德语宣读了停战条款的序言，接着宣读了法语译文之后，希特勒便起身离去。对他来说，事情已经办完了。
凯特尔向法国代表团递交了德国条款的文本，强调“基本条件是不能讨论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或拒绝”。这是一项“命令”。机动的余地是不大的。
当会议重新召集时，约德尔担任了主席。据亨茨格将军描述说，德国的条件是“苛刻而无情的”。他曾问过占领区分界线是否不能改变。
为了确保治安，并“防止国家滑进共产主义”(这句话反映了魏刚的担忧)，亨茨格直截了当地说，法国需要一支拥有十二万至十三万人的军队。凯特尔把这“作为一个临时时期”的事，没费周折地就同意了。然后，凯特尔又答应把占领军的人数仅限于对英作战所需，巴黎则仅仅由“一支足以维持治安的军队”来驻扎。
波尔多政府决定要求德国对原始文本作一些修改。战胜者又作了两项小的让步：同意法国军用飞机不需交给德国——贝尔热雷将军认为否则将有辱于法国空军的荣誉；飞机将仅在德国的监督下解除武装。此外，“德国政府将对非占领区居民的必需品加以考虑”。
但是凯特尔对另一个问题表示不能予以考虑。当亨茨格提到引渡在法国享有避难权的德国流亡者是对法国人民的侮辱时，凯特尔明确地回答说，他们是“德国的战争贩子和叛国者”，因而“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把这类人引渡过来”。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关于条约第八条的讨论。这一条款规定：凡不在法国政府控制之下的海军舰只(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法国船只)，都要在战前的国内港口内解除武装。德国保证将不夺取它们。
亨茨格提出一项修正案：“法国军舰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监督下复员并解除武装以后，应以和平时期定员的半数开往法属北非。”亨茨格说明此项要求的理由是，防止舰队遭受英国的空袭。为了使所要求的修正案充分实现，本应同时要求，舰队在敌方监督下解除武装时期，德国保证不企图加以占有。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因为凯特尔拒绝任何赏讨。他强调法国并没有充分领会第八条定得“非常宽大”。保护舰队使之免受空袭，这是应由停战委员会考虑的一个细节问题。“德国代表团拒绝法方的要求”，亨茨格也没有再坚持下去。因此，第八条就把法国舰队置于可能被敌人夺取的危险中。
6月22日晚，从波尔多下达命令签署协定。亨茨格以法方唯一签署人的身份作了下述声明之后，就签了字。他声明说：“法国政府在接受了十分严苛的条件以后，感到有理由期望德国将以一种使两个毗邻的伟人民族今后能和平地生活并工作下去的精神来对待以后的谈判。”但尽管德国人彬彬有礼地听着，他们并没有作出这种保证。
法国对意大利人很放心不下。但是6月23日在罗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意大利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足以导致谈判破裂的条件，他们没有提到占领罗纳河左岸、占领科西嘉或突尼斯。他们仅限于要求沿边界建立一条三十英里长的非军事区和占领曾被皮埃蒙特亲王的军队攻占的那些地区。意大利人非但没有象法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增加他们的要求，甚至反而作出一些让步。
勒·吕克海军上将再度试图根据第八条提出舰队解除武装的问题。他要求把“本国港口的提法看作是纯属一项建议”。意大利人的态度是和解的，表示他们并不希望把法国舰只置于可能被击沉的危险之中。但这些好话并未导致条文措词的改变。无论在罗马还是在雷通德，都没有改善停战协定的措辞，而这一条款倘若贯彻下去的话，将会严重地威胁法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
法国是被击败了，并且已承认了战败。英国当时还在独自支持着。它能经得起即将到来的打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