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引言

作者：西里尔·福尔斯·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遭遇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德国不仅在其东西两部分之间出现了一种严峻的政治分裂，而且大量最重要的军事文件还从西德转移到了美国，一小部分转移到了英国。还有为数可观的文件，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肯定也在最后时刻不是被丢失就是被毁灭了。观在这些障碍已被一扫而光。就我所知，战胜国还从来没有如此爽快地向德国历史学家们披露过他们的档案材料，与此同时，它们自己也源源不断地出版了大量战史著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战争各个阶段或各个战役的佳作，然而却没有一本在篇幅上有本著作这样大。作者的水平无疑是有差异的，但是全部都是高水平的。水平最高的固然才华横溢，其余也都富有才干。

　　我责无旁贷地告诫那些喜欢通俗读物的读者应打起精神来读该这本专题论文集。一般的德国军事历史家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著作引入入胜。比如，通常在写到高级将领们为改变或修改希特勒的命令而展开斗争的情况时，他们就旁征傅引每一份文件。这种写法最终便使著作增添趣味性。这表明将领们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尤其是有这么一两个将领(其中以布施最为突出)死抱住元首不可能失误这一信念而放弃自己的主见时，他们的处境就更为不利。希特勒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他在挪威的冒险，而他的海军将领们却为之惊恐不已。这正是德国事业的悲剧所在。

　　第一篇论文所介绍的作战阶段是从极成功地占领法、比、荷开始到最后进抵敦刻尔克为止。在这一阶段，无疑是希特勒在最后时刻制的迟疑不决才使同盟国能够从海上撤回出乎意料的大批部队。一九四○年五月十七日哈尔德记载道：“元首非常神经质。”雅各布森博士全然不同意元首在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命令装甲部队停止进攻，就给英国军队提供了“一条退路”这种观点，但接着他却指出，元首是希望英国接受一项和约的。事实是，元首太轻率地听信了戈林的意见，即德国空军能够承担此任务而且坦克部队可以休整以便参加即将来临的法国之战。坦克部队确实已疲惫不堪。如果能给敌人一条退路而不给的话，那你显然肯定考虑到敌人员抗到底的可能性。此时作战一直不大顺利的法军，一面进行非常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一面还不顾难以置信的困难和可想而知最为不利的条件进行乘船撤退。

　　克勒博士在他所撰写的别具一格的不列颠之战这篇论文中，有一个观点是学者所共知的，但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值得再提一下。这个观点就是：德国空军的目标是要在自己的轰炸机参战之前就耗尽英国的战斗机，但它后来发现．要做到这一点非攻击伦敦不可。从许多角度来看，攻击伦敦的确举足轻重，以致英国战时内阁终于不得不以冒消耗战斗机之险来保卫伦敦。不过，克勒博士说，德国空军在三个月内竟损失了二千七百八十四架飞机。此后，由于德国不得不将其空军的主要打击力量调住俄国，英国才有了一段比较太平的时期。

　　贡德拉赫博士的论文在我看来，篇幅虽小，却涉及了德军最光辉的战绩，即攻占克里特岛。对防御不利、对进攻更不利的一个问题是运动困难，原因是道路太少而且其中大部分又很糟糕。他没有评论这个在英国争论不休的关于防御的准备工作能否做得更为妥善的问题。至于德军方面的情况，在初战失利之后，无论是空军还是步兵都是仓促上阵的。

　　入侵俄国与莫斯科战役这篇论文跟《斯大林格勒战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一九四四年)》这两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缺少俄国集团军以下兵力部署的情况。霍夫曼将军指出了希特勒的固执，但这时更为不利的因素却是俄国这块地方。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德军的作战还是一如既往。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作战：部队暴露在严寒之中而无冬衣，坦克和内燃机车辆不适于在继森林地之后的泥泞地上行动，又没有雪橇。相反，俄国人却习惯于低温；他们的坦克在泥泞地上运行得比较自如，车辆也很少受泥泞的影响。关于希特勒最后下达的在莫斯科前方“坚守”的命令，作者的看法不同于西方普遍的看法。他断言，从结果看这个命令没有必要也毫无道理。他是比西方解说家更了解情况，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存疑，留待将来解决。

　　瓦尔利蒙特将军是位著名的军人，他撰写了一九四二年的地中海海之战。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甚至到隆美尔在阿拉曼作战失败之后希特勒仍对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威胁茫然无知，可是他的小伙计墨索里尼这时候比他聪明。在马耳他岛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上，这两位独裁者之间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意大利人认为该岛很重要，非占领不可。然而德国人却避而不谈占领该岛方案。这很可能是因为希特勒认为该方案会失败。不过可以肯定，占领该岛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因为此时该岛的盟军从空中到地面都已严阵以待。但是我们仍不能真的就此断定：该计划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这篇论文比较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曼之战，尔后只是描述了法属北非之战的开始阶段。阿拉曼之战是个情节相当复杂的战役。它标志着北非战局的转折，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俄国战场上的转折一样。

　　我对瓦尔特·格利茨先生撰写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篇论文具有特殊的兴趣，因为我曾有幸为他的杰作《德军参谋总部》的英文删节本写过一篇序言。许多作者一直认为，对希特勒的过错和好高骛远指责得太过分了。这类不实事求是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我认为本文所进行的批评却恰如其分。希特勒肯定知道，自从最近几次重大战役以来俄国军队在指挥、训练以及武器装备上都已有了重大的改进。然而尽管知此，他还是给他的部队赋予了最重的任务：占领斯大林格勒、持续进攻列宁格勒以及夺取无比宝贵的高加索油井和炼油厂。在这一切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物色了一位特别不称职的人充任集团军司令来担负重任。

　　对负有重任的高级军官进行心理上的研究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尤其是当他们失败时也许更是如此。从性格、嗜好以及训练素养上来说，保卢斯不失为一位参谋长而且是一位第一流的参谋长。当他在一位果断的司令官领导下工作时，他的软弱意志——我是相比较而言的——并不要紧，不过这肯定已被最亲近的目击者发现。曾经奋力解救过保卢斯部队的、对所有任务均一视同仁的曼施泰因认为，当可能使第六集团军免于被歼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希特勒的拒绝时，保卢斯应该不吭声地干。希特勒的形象第二次让戈林给损害了。戈林曾对他许诺过，空军将确保陆军得到补给。本文作者认为戈林的许诺不仅不负责任，而且不诚实。事实上，这是对没有把握(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一种轻率的赌博，目的是要提高空军日益下降的威信。

　　《斯大林格勒战役》这篇论文的整个内容令人很反感。希特勒及其亲信们想通过宣传机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表彰第六集团军的英雄主义，以此掩盖第六集团军已成为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和一种轻率的野心的牺牲品这一真相。具有灼见的格利茨先生告诉我们，这次战役的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许多德国人的看法。德国空军在执行一次没有取胜希望的任务中作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但是它在运出四万多名伤员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希特勒有一位强有力的参谋长库特·蔡茨勒将军。蔡茨勒曾日复一日地恳求希特勒同意撤退(并不需要向后撤得很多)，而且时常以为可以说服希特勒同意，其实根本就说服不了。

　　我们所谓的“大西洋之战”，于尔根·罗韦尔先生的论文却称之为《德国对同盟国补给线的潜艇战》。对读者来说，全书中哪篇论文都不如本篇有趣。首先我们知道，英国如果这一仗打输了，就会挨饿。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观察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在他的作战指挥中所起的作用总是件极有趣的事，即使他的作战目标只是使敌人饿死。我认定邓尼获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肯定还是一位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他老是改变作战计划，已到了我无法形容的地步，有时是大刀阔斧地改变，有时是稍加改变，但总是旨在进攻和防御的老问题上稳操胜算。这种防御本身是不断改变战术而且还十分巧妙地加以实施的。本文作者描述了德国空军在迫使盟军的货船绕过爱尔兰北海岸进出时我们最初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我还必须指出，我的爱尔兰同胞封锁了科布(原先叫作昆斯敦)，从而对解决这一困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假如我们能继续使用这个港口的话，大批运输船只就可以通过南部航线驶入。

　　盟军海上运输队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且惊人的是，它的胜利是在德军潜艇数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取得的。在一次持久的作战中，德军有六艘潜艇被击沉。一九四三年五月七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被称为“德军潜艇攻势的崩溃阶段”。在这之后，邓尼茨实际上就放弃了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攻势。可是他已非常接近取胜。双方这场智勇之战可被认为是最间不容发的。

　　海军上将鲁格在自己撰写的《诺曼底登陆》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希特勒用以防守海峡群岛的德军数量过多从而浪费了兵力。他认为，我们可能会在一九四二年乘德国防守薄弱时在法国夺取一个桥头堡。我不仅怀疑能否攻占这个桥头堡，而且更怀疑能否守住它。至于为什么将塞纳湾而不是狭窄水道选作登陆地点，我从未见到德国有过什么评论——至少在英国没有见到过。这是因为选择一个尽可能便于快速推进的地区极为重要，而加来地区却不符合这一要求。隆美尔的仓促应战在许多方面都典型地反映了他随机应变的卓越才能，不过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将装甲师部署得太靠前了。不幸的盖尔·冯·施韦彭布格对这方面的问题倒看得比较清楚。

　　加肯霍尔茨先生在《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一九四四年)》一文中有一段老生常谈，概括起来就是希特勒的“寸土不让”这句老话。就象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一样，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如果他坚持这种“寸土不让”的战法，后果则不堪设想。希特勒有时倒还能听听来自他的高级部属的劝告。莫德尔接替了布施的职务后，他虽能放手大胆地干，但已为时太晚，只能尽量挽回败局。这里有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数字：苏联部署在该集团军群附近的游击队的数量，据估计最高竟达到二十四万人。可想而知，这对交通线，尤其是铁路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德军在这次一系列的作战中共损失了三十五万人。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引入入胜的是阿登战役这篇论文。阿登战役是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我曾见到过该文的作者——冯·曼陀菲尔将军，对他我非常钦佩，他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莫德尔再次在战场上出现，这次他有一个取代希特勒计划的出色方案，叫作“修改”或者“小型”方案。这里依我看，他和希特勒两个人很难说谁是正确的。一旦到了德军当时所处的那种境地(德军的境地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获全胜就可能全军覆灭。一种有限的胜利是不足取的，只有奇迹般的胜利才能摆脱这种境地。另一方面，莫德尔的方案要是成功的话则其规模就会扩大，尽管可能到不了希特勒所计划的那种规模。

　　冯·曼陀非尔将军运用第三人称的写法，态度极为谦虚。本来是赋予给泽普·迪特里希第六党卫军集团军的任务，而实际上却由曼陀菲尔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承担了。作者泰然自若地告诉我们，他指挥的集团军一直冲锋陷阵，奋战到底。但他从不细讲其紧邻部队的失误。迪特里希是一位向上钻营的人，并因此得到希特勒的青睐(也因为他指挥着党卫军的部队)，但他不是一位战略家，甚至连一位战术家也算不上。防御一开始重振旗鼓，他就完蛋了，结果就难以作出预备队如何运动的决定。作者赞赏了蒙哥马利在指挥美军和部署自己部队上所起的作用。他的部队未被召唤。然而一旦需要，这些部队肯定能发起一场粉碎性的翼侧攻击。

　　德国人开始时是幸运的，因为恶劣气候使美国和英国的飞机不能起飞。但是气候一好转，胜败很快就有了定论。我们很多人对要求德国人无条件投降这点感到遗憾，认为这可能使战争延长了。然而就连对这个要求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也不能断定，没有这个要求，希特勒进攻阿登的计划是否就不会那么放肆。论文对美军在巴斯托尼的著名的英勇抵抗的重要性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它的成绩。

　　后见之明总是令人神住的，而且正如所说的那样对它的研究并不总是徒劳无益的。事后认识到德国方面最致命的错误是入侵俄国。俄军在国外除去一次在意大利境内由苏沃洛夫指挥作战，另一次与旧式的土耳其军队作战外，还从未取得过什么重大的战果。苏沃洛夫之所以轻易取胜，这是因为拿破仑没有在场，奥地利盟友出动了拥有出色参谋的军队，而且法军力量单薄。可是，希特勒很了解“瑞典的查理”和拿破仑的命运，而且确实比他们之中哪个都干得好，因为他设法教出了自己较大一部分部队。要是希特勒换个别人的话，这人也许会在俄国境内取胜。但他毕竟是希特勒其人。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我不想作进一步的评论，不过这些问题在本书中几乎都涉及到了。本书不是为那些喜欢把一切问题作为消遣来看的人而写的。对于那些想要充分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重大事件的明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