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的悲剧·第十二
作者：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出自————《战争通史》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
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则第6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第16摩托化师)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个之多，其中包括4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挥，也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集团军群对于第6集团军的控制力也就更形减低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来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的司令部却始终不曾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陷。不曾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检验过，不过却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假使他能出面，则我们要求多增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获得较大的重视。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奈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程度。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明他对一般的危险情况，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了警告。不过因为他对于前线军事并未负有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个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了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即对于第6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的地位，都同样具有严重的影响。整个A集团军群、以及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唯一一个第聂伯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伯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查波罗齐(Zaporozhye)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可拉也夫(Nikolayev)和克尔森(Kherson)、进入克里米亚、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亦未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时，或是把兵力从这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的指挥官要想成功，都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的冒险，在1942年的秋季中，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装甲、第6和罗马尼亚第3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在11月19日的清晨，经过一阵巨型的炮兵掩护射击之后，敌军就开始从其在克里门斯卡亚(Kreminskaya)的顿河桥头阵地中突出，并且同时也从较西面的地方渡河，同时攻击第6集团军(第11军)的左翼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第4和第5两军)。同时，敌人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向霍斯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一个强烈的攻击，该集团军在那里已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混合在一起。虽然第6集团军的左翼能够屹立不动，可是在两面的罗马尼亚部队，却都已为敌人所击破。从两个突破点上，强大的俄军坦克兵力立即开始深入——这是完全学我们的榜样。到了11月21日的清晨，他们已经在卡拉赫会合了。这个对于第六集团军补给上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桥梁，完整无恙的落入了他们的手中。所以从那一天上午起，对于第6集团军即已经完成了合围之势，在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部分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也从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地区中，被挤入了包围圈中。被围的部队包括5个德国军共20个师、两个罗马尼亚军、大量的陆军炮兵和工兵单位。甚至以后在集团军群总部都无法知道被围德军的确实总数。第6集团军所报告的数字在20万人到27万人之间，不过应注意，这个发给口粮的人数，不仅包括罗马尼亚的部队，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志愿人员和战俘也都在内。不过一般常常为人所引述的30万人之数，却毫无疑问是过于夸大。有许多交通地区中的部队也被留在包围圈外，还有运输单位、伤兵和休假人员等。以后当第6集团军中各师重行编组时，这些残余人员遂被用作基干，平均每师都还有1500人到3000人。同时第6集团军的各师在11月间其兵力也本来都早已不足额，所以即使加上强大的炮兵和工兵人员在内，在包围圈中的人员也不过是20万到22万——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精确的估计。
11月24日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4装甲集团军中唯一完整的单位为在其左翼的第16摩托化师——在依里斯塔的两侧，疏开配置在大草原上——和在其北面的罗马尼亚第18师。所有其他的罗马尼亚部队不是被逐入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已全被击溃。集中所有的罗军残部，再加上一些德军的交通地带部队，该集团军尝试在柯特尼可夫(Kotelnikovov)的前方，守住一条临时的防线。在目前也不曾再受到攻击。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部(包括其司令部在内)均暂由霍斯上将指挥。在罗军崩溃之后，其第4军已改受第6集团军指挥。
第6集团军，包括第4、第8、第11、第51四个军和第14装甲军在内，都已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第11军和第8军的一部分也暂时由其指挥，受命防守包围圈中新形成的西面防线，其防线的突出部达到了卡拉赫桥以东附近。第6集团军预备队和第4装甲集团军(或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部，则用以组成一条新的南面防线。这个包围圈东西约为30英里，南北则约为25英里。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两翼均已被突破，在中央部分大约有3个师的兵力，在拉斯卡尔将军(Gen. Lascar)指挥之下，曾作英勇的抵抗——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曾有过优异的战功——但自从被围之后即无消息，现在可能已经全部被俘。
第48装甲军本在面对着顿河桥头阵地的正面后方充任预备队，曾经发动了一个似乎是太迟了的反攻，但并未成功。它的两个师现在均已被围，正奉命向西突围。军长海门将军(Gen. Heim)，已被希特勒撤职讯办。经过了戈林主持的军法审判(他对这种工作最感兴趣)后，希特勒就宣布了他的死刑。以后海门终于还是被赦免，因为发现其兵力太弱根本不足执行其任务。第48军管辖着两个新成立的罗马尼亚装甲师，他们毫无战斗经验，另有第22装甲师，也很明显不够技术水准。
实际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现在一共只有3个师存在。这是属于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的，他们不曾卷入战斗中，并位置在顿河，紧接着意大利集团军。
照B集团军群的判断，第6集团军最多只有两天的弹药和6天的口粮——这个估计以后发现是太低了。在天气条件许可之下，截至目前为止，空运的数量只能满足该集团军弹药和燃料的要求的1/10。空军已经允许用100架容克式飞机执行空运，扣除必不可避免的损失，约相当于200吨的数量，其他飞机将陆续增加。
情报指出敌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缺口中，投入了24个大单位的兵力(师或装甲及机械化旅)。这些兵力向北旋转，猛烈攻击第6集团军的南侧面。
从其突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位置上，敌人又投入了大约24个大单位的兵力，扑向在第6集团军后方的卡拉赫。在更西面的地方，又发现了23个大单位的敌军，正在向南和西南趋向齐尔(Chir)前进。此外，在斯大林格勒城中还有俄国的部队，在第6集团军攻击之下，他们一直坚守不屈，现在也已从伏尔加河的彼岸获得了增援，还有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也仍有优势兵力面对着第6集团军的北方正面。最后，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利用铁路把援兵陆续送来。甚至于到了11月28日，在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区，即已经发现了一共143个敌方大单位的番号(即为师或装甲旅等)。
在我指挥下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的兵力可以综述如下：第一支部队就是第6集团军，它正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三倍左右的敌军的围困，它一共有20个非常疲惫的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师。其弹药、燃料和粮食的储量正在日趋减少，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增补。尽管是已经被围了，这个集团军还是毫无作战的自由，在希特勒的严令之下，他们仍应死守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其次就要数上第4装甲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目前我们拥有的最好兵力就是一个迄未与敌接触的德军第16摩托化师——但是它在草原上的防御阵地却是绝对不能移动的，因为A集团军群的后方只有这个师掩护。另外还有4个完整的罗马尼亚师，其战斗价值毫无疑问要比俄军低劣。
第6集团军之属于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事实上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而已，因为实际上它一直都是直接由陆军总部控制的。当时它本来还有突围的机会，可是希特勒却硬不准其撤出斯大林格勒。现在从作战的观点来说，它已经丧失了机动性。集团军群总部早已不能指挥它，而只是协助而已。此外，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又还设立了一个连络组，并有其自己的通信班，以维持其直接的控制。甚至在补给方面，希特勒也有最后的决定权，因为只有他才能指挥空运。所以严格的说，我本应有权不接受这个名义上对于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而坚持要求使它正式接受陆军总部的直接命令。但是我却不曾如此，因为我认为我要比陆军总部更便于使援军与被围的集团军之间获得直接的合作。至于为什么在决定性阶段中，这种合作未能实现，其原因留待下文中再说明。
除了第6集团军——它正被包围着，所以在作战的意义上是毫无用处的——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最初成立时的其它兵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已。
| 照预定的计划，顿河集团军群应接受下述新兵力以及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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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集团军群总部，我曾经看到了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发给希特勒的一份无线电报，据我所记忆的，日期大概为11月22日或23日。内容是说他本人和所有的军长都认为该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之绝对必要。为了集中必要的兵力，他已经调动其部队，并缩短其北面的防线。B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认为假使希特勒能够立即批准，在11月28日以前也还是可能开始突围的行动。
可是，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并禁止对北面防线作任何的缩短。为了确实起见，他又指定席德里兹将军(Gen. V. Seydlitz)负责指挥这个有问题的全部正面。
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既无时间也无机会检讨第6集团军过去的战绩。很明显，保卢斯将军在希特勒的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限度之内，已经尽可能从尚未受到严重威胁的正面抽调其兵力。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了第4军，于是在其开放的南侧面，又能够组成一条新战线。此外，他为了尝试使其后方不被封锁起见，把第14装甲军从顿河的东岸调到了西岸。不幸，该军在西岸却遭遇到优势的俄军。同时，第11军——仍在据守顿河西岸的阵地，正面朝北——也从后方受到了攻击。这种情况使得第6集团军抽回了这两个军，在顿河西岸构成了一个桥头阵地，以后又渡过该河达到东岸，于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它就可以构成了一个四周设防的正面了。
虽然这些措施使第6集团军在其新进各单位纷纷溃败之际，得以免受影响，但同时却也必然使它陷入了包围之中。
在另一方面，很明显，最高统帅部有责任颁发一个命令，使第6集团军有机会获得回旋余地，以求避免包围。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早就应能认清，把德军打击兵力的全部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的城中和其周围，而对于侧面却缺乏适当的保护，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冒险，一旦敌人突破了邻近的正面，则立即有受到包围的可能。当11月19日，俄军越过了顿河并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发动了其大攻势时，德国的领袖们即应知道大祸马上就要来临了。从那时起就应采取行动，而不必等待罗马尼亚集团军被击溃。因为即使他们不那样迅速崩溃，为了控制B集团军群南翼方面的情况，还是有使用第6集团军来担负机动性任务之必要。所以至迟在11月19日的夜间，陆军总部应给予第6集团军以新的命令，准其自由运动。
对于俄国攻势头几天的详情，此处不必细述，但可以很安全地假定，第6集团军只有在最初阶段中即迅速撤退，或渡过顿河向西走，或沿着该河东岸向西南进攻，始能逃出包围的危险。命令他们采取行动的权力却操在希特勒的手中。当然，保卢斯将军也可以自己决定撤出斯大林格勒，但是当陆军总部没有把邻近地区的情况告诉他以前，他是不可能作此项决定的，等到11月22日或23日，他要求准许突围时，重要的时机可能早已错过了。他要求希特勒批准撤退，是否为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那却是另外一件事。保卢斯对于希特勒的战争观念应该早有认识，因为在1941年的冬季中，他正是陆军总部中的首席次长(主管作战)，他应该记得希特勒如何用不准撤退一步的命令，以使德军免蹈拿破仑大军团的覆辙——这是他一向引以自豪的。保卢斯应该清楚希特勒既已在他的讲演中都提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大名，那么也就决不会再同意撤退了。这个城市的大名与他自己的军事名誉具有太密切的关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自行命令该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
当然，保卢斯若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则他可能要丧失他的生命。不过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保卢斯会因为个人的荣辱生死，而就不敢做他自己所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此后可能因为他对于希特勒的忠忱，所以才迫使他必须请示获准后，才肯开始行动，尤其是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又保持着直接的无线电连络。此外，我也早已指明，他对于全面的情况，可能难于获得一个明白了解。他可能觉得突围的危险也许比坚守不动还要更大，所以更难于作下其主动决定。
顿河集团军群对11月20日情况的研判
就眼前而言，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对于当前的局势无法过问，而且也不能下达任何命令。必须等到我达到了新齐尔卡斯克(Novocherkask)——这是集团军群总部的指定驻地——有了相当完整的作战指挥组织和必要的通信网线之后，才能开始承受其全部的责任。在相当时间之内，还不足以语此。(我们的飞机在中部地区又因为天气不佳停飞，结果只好改用火车继续前进。)
尽管如此，处于集团军群未来总司令的地位，我就已经下了决心，应以11月24日我们已经获得的情况报告为基础作出我们的计划。现在时机固然已经迟误了，第6集团军是否仍应作突围的打算呢？有无此种可能性？抑或是机会既已丧失，第6集团军就应该坚守不动，以待援军去与他们会合呢？
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并且获得了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与作战处长布西上校的同意，于是我就作了下述结论：
敌军一定会首先倾其全力来击毁已在包围中的第6集团军。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下述可能性；即尝试扩张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崩溃的战果，把机械化兵力送过顿河的大河湾，以罗斯托夫(Rostov)为目标，这样不仅可以切断第6和第4装甲两个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而且连A集团军群也一网打尽。敌军既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所以将容许他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
我进一步的结论就是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这个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仍然应为救出第6集团军。一方面，是20万德国军人的生死问题，另一方面，除非这个集团军能够保持存在，并获得自由，否则东线右翼的情况也就不会有任何恢复的希望。有一件事却是可以断定的，即使我们能够解围并重新与第6集团军接触上，他们也决不可以再留在斯大林格勒。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城市的空名毫无意义。相反，若是我们能够救出这个集团军，则它可以用来帮助稳定整个南翼的情况，足以使我们能够平安渡过一个冬天。
不过眼前的问题却还是第6集团军，既已一度错过了其突围的真正机会之后，在现有这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否仍应再作此种尝试呢？自从保卢斯向希特勒提出要求之后，又已经过了两天，而照B集团军群的估计，这个企图不可能在11月29日或30日以前开始行动。到了那时，敌人也早已有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来加紧其包围行动了。
第6集团军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退路，而敌人在两方面却都已有准备。第一种可能性是向顿河的卡拉赫渡口突围。但即使能在这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仍然还有顿河挡着他们的前路。虽然其大部分弹药可能在最初的突破中已经用光，但是现在该集团军却还要再行强渡顿河，而强大的敌军却正在该河西岸向下齐尔河挺进，其所遭遇到的抵抗简直是等于零。第6集团军既已缺乏弹药，而敌人又分别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加以强烈的压迫，所以能否渡过似乎实在大有疑问。
假使第6集团军尝试在顿河之东，向西南方面突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则条件也许可以略为好一点——不过在这一方面，敌人也是有准备的。在这一案中的反对理由是说，即使实际上的突围成功了，可是该集团军最初还是无法与任何陆军的主力相会合。在它的后面是俄国强大的追兵，而在顿河西岸，敌军也会随着南下，以阻止它渡河退向西岸。很可能该集团军迟早会被迫在大草原上挺身而斗，但是弹药、燃料和粮食却无一不感缺乏！有些单位，例如坦克部队，也许可以通过，但整个集团军的命运却已经决定。此后全部的俄军就都可以自由活动，于是陆军的整个南翼，包括仍在高加索境内的A集团军群在内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为了第6集团军本身和整个南翼的情况着想，我们的目标都是想要使该集团军能够完整无恙的脱离包围，并且仍能继续作战。假使统帅部发现被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时，即准许它有行动的自由，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早已办到了。到了今天，若无强大的外援，则该集团军想要保持其战斗力而安然脱险，那却似乎已经是太迟了。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假想一旦这两支援军开始行动之后，从作战的意义上来说，第6集团军的处境也就会变得轻松得多了，姑不论其能否突围。当在顿河以西前进的敌军正在与其他的兵力交战时，第6集团军至少可以免予与那一方面的敌军作战。又假定同时第6集团军也开始行动，而另一支援军又攻入顿河东岸俄军围攻正面的后方地区中，则敌军势必被迫减弱正面的兵力，于是又足以有利于被围集团军的最初突破。(注：虽然霍利德特集群始终未能完成其任务，但事实上，它却仍然牵制着了在顿河西岸作战的俄军。在另一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又曾经迫使敌军把斯大林格勒的围攻兵力减少达相当的程度。)
同时，有一个危险却是必须面临的，因为任何的延迟都是危险的，它可以使敌军有时间来巩固其包围圈。只有当统帅部能够保证用空运使第6集团军的补给无缺，直到解围时为止，然后才可以冒险一试。在这种假定之下，不仅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脱离危险，而且一旦援兵达到之后，也还可以有新机会出现。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就用电话将本集团军群的意见告诉了陆军总参谋长，内容大致如下：
甚至于到现在为止，第6集团军若向西南突围似乎仍有可能性。由于弹药燃料的缺乏，若再继续把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虽然如此，因为我们认为独立突围的最好机会已过去了，所以从作战的观点看来，在目前最好是不动，一直等到拟议中的援军能够前往解围时再事行动——不过这又必须假定能有适当的空运，我们强调认为，后述的因素具有绝对决定性。
使用预定可以达到的兵力，在12月初应该能够发动救援的作战。不过要想获得真正的效果，则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增援，因为敌军方面势必也会不断把强大的兵力投入战斗。
假使强大的敌军压力足以阻止我们运用这些新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单独突围也就仍然还是必要的。接受冒险不让第6集团军立即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出的一个绝对性先决条件，就是每天必须空运400吨的补给。(注：每天400吨的数量为该集团军对于车辆燃料和弹药的必需要求。在粮食等物品用完之后，基本最低量即应增到550吨。)
我在这次谈话中说得十分的明白，除非这种补给的交付能力有绝对的保证，否则决不能冒险，让第6集团军在这种现有的情况中再停留下去，即使是暂时的也都不行。
任何人若是在以后曾经目睹斯大林格勒悲剧的发展——希特勒决心坚守该城不退，陆军总部故意错过最后的机会(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有更多的讨论)，第4装甲集团军救援兵力在集结上的迟误，俄军在意大利集团军防线上所造成的突破，终于阻止了霍利德特集群采取任何行动以救援斯大林格勒——则也许就一定会追悔在当初，实在应该坚决要求让第6集团军立即突围还要比较好一点。至少可以假定被围兵力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杀出重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坦克单位大致是不成问题，步兵也可能逃出一部分。
相反，这个集团军似乎再难保有一个完整单位的作战能力了。这种独力突围的机会早已丧失了。同时，当第6集团军的残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敌军的围城兵力也就完全解脱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可能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括A集团军群在内，都会已经注定了其命运。
不过我应强调声明，当我们完成11月24日的情况研判时，后述的考虑都是我们所绝对不愿采取的。我们并不想牺牲第6集团军以挽救整个南翼的命运，我们希望在两支援兵合作之下，它可以有较好的突围机会。
我和我的幕僚们竭诚希望救出来的不只是一点残渣，而是一个完整的集团军，能供进一步作战之用。至于斯大林格勒的大名和威望的因素则根本与我们的考虑无关。
所以在那一天，我们不曾要求希特勒命令第6集团军立即撤退，也不曾根据我们自己的责任来下达这种命令。此外还应补充一句，当保卢斯将军面临着下述矛盾难题时：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呢，还是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呢？他也很难选择后者。
此外，我们也完全清楚，即使援兵能够透过包围圈与第6集团军会合，也还是不可以再在斯大林格勒久留。主要的问题是要使它在此时还能尽量维持其战斗力的大部分。从这一点看来，留在斯大林格勒的机会，似乎是要比在大草原上为敌人所追及时较多——其唯一的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空中补给。
采取这种方式能否使第6集团军获得自由，其主要的条件又在于下述两点：(一)空军能否达到陆军的重要要求？(二)统帅部能否提供更多的援兵——若能如此，它是否准备如此做法？在我们送给陆军总部的文件中，这两个问题都是用极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只有身为三军统帅的希特勒对于各个战场中的一切陆空军兵力才能具有调度的全权。所以也只有他才能对于整个的前途作一个判断，然后作下适当的决定。假使这个决定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把第6集团军独力突围的下策搁置起来，而暂时让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
不过，假使尽管时间还能来得及，而希特勒却不愿意使用可以利用的兵力以求救援斯大林格勒，又或是他对于空中的能力具有过分的幻想，那么他就是缺乏责任感。此外又有某些人在希特勒旁边专打小报告，这就更是罪大恶极。他们应该知道，此时救出第6集团军实在是一个最首要的任务。
戈林如此说大话而不兑现，则更是任何军人所想像不到的。同时，我们也想不到希特勒会抹杀一切的事实考虑，而硬要坚持其死守到底的理论。谁能够想像到他居然会为了斯大林格勒的空名，而宁愿牺牲一整个集团军呢？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接管时的情况
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情况，与11月24日的情况之间只有极小的差异。
敌军很明显已经用他的主力来包围第6集团军，在本集团军群地区中据报一共有俄军143个大单位，至少有60余个用来包围该集团军。11月28日，该集团军的南面防线上曾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却已勉强被击退。在11月底，所有其他防线上都只有局部的战斗，我军乘这个机会已经使防御略加巩固，虽然如此，任何突围的企图却显然都会遭遇到强力的抵抗，而包围圈中现有弹药和燃料也必然会耗尽。即使能够突围而出，当该集团军到达顿河边时，其弹药和燃料势必完全没有了，而附近却又并无援兵接应。
此外，敌人也正在忙于对掩护斯大林格勒南面和西面的屏障防线作试探的攻击，而援救兵力却必须在这个屏障的后方，完成其集中工作。
集团军群总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于第6集团军的条件与意图获得尽可能清楚的认识。陆军总部与B集团军群都是位置在几百英里以外，所以他们的报告都是不够准确的。
早在11月26日，保卢斯将军曾经派了一位军官从包围中飞出，带了一封信给我(见附录一)。在这封信中，保卢斯强调要求应有“在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因为出现向西南立即实行突围的机会也许随时都可发生。这封信中对于该集团军的补给情况，却不曾加以详述，不过皮克尔特将军(Gen. Peckert)的报告却可以作为补充。他是一位空军军官，也刚刚由包围圈中飞回来，他本是奉了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李赫多芬上将的命令飞入该地区中安排空运业务的。
依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报告，该集团军的口粮仍可维持12天——不过却必须折扣配发。弹药存量只有正常份量的10%-20%，换言之，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即可将其用完！车辆的燃料也仅够供小型部队调动之用，而不够集中坦克以作突破之用。假使这些数字是正确的，则第6集团军在4天以前居然建议立即执行突围计划，实在是不免令人感到有一点费解。
基于这个情报，我决定飞入包围圈与保卢斯亲自讨论。可是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最后却还是说服了我放弃这个想法，因为照天气看来，我可能要停留两三天之久。而此时的全盘情况却极为紧张，只有我留在总部中，才能使陆军总部及时知道本集团军群的意见。于是我只好派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代替我去，以后又曾派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再度去过一次。
夏尔兹的任务主要就是对第6集团军及其指挥机构的情况和条件，获得一个直接的印象，并且把我们的解围计划当面告诉保卢斯本人。同时也让后者对于计划和时间的配合可以提出其意见。全部结果都要看我们的意见与保卢斯的意见能否协调来决定，因为既无电话线，又无其他任何可靠的书面通信工具之存在，所以很明显，集团军群总部对于第6集团军所能具有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尤其是陆军总部又派有联络官驻在该集团军部中，使其经常受到希特勒的思想和命令的控制，所以这种全面的了解更为需要。
除了对于统帅部应负责的情况表示深切的失望以外，保卢斯给我的信中，又特别表示要想获得“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照我看来，这似乎是指出，他的意图是想一旦当情势变得不能再忍受时，就立即自动突围撤退。这又有两种可能的假想：一、敌军已经透入，甚或突破了一处或多处正面，使战术情况不能再支持；二、部队的实力已经逐渐消耗殆尽。照我看来，在这两种情形之下若是企图突围，其结果可能都只会全军覆没。在现有的情况中，有两件事是极为重要的：一、为了使这个集团军能够保持其存在，则必须作坚强的抵抗。二、其次在突围时，并非冀图死中求活，而是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的实力来执行，，并且与援军的行动有密切的配合。
这也就是夏尔兹所应该告诉保卢斯的话。当他回来时所带来的总体印象是第6集团军认为只要能够从空中获得适当的补给，则其坚守下去的机会并不一定是不利的。以后布西上校的观察也足以证实这一点。(注：这种态度也同时可能具有危险性，以后就知道了。)
于是我就要追问，对于第6集团军的空运补给是否真正有把握呢？当我在11月24日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发给陆军总部的报告中，即曾特别指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我早己说过，除非空运补给能有保证，我们才能够让第6集团军暂时不突围，以待援兵的达到。这样也就可以使该集团军逃出的机会增大。
在我的电话谈话的前一天，希特勒即已经拒绝批准了保卢斯的突围要求，其意义也就无异于是早已给予了此种保证。他拒绝批准的理由是以戈林的保证为基础的，因为只有空军总部才有权威可以判断空军有无这种空运补给的能力。
在接受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时，负责支援我们也负责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李赫多芬上将曾经告诉我说，在现有的天气条件之下，他不相信可以作适当的空运。他又说，即使天气转好了，他仍不相信这种空运可以维持达相当长久的时间，他并且也早就把这些意见告诉了戈林。不过他又补充说，当然，对于戈林的其他资源，他是无法加以判断的。
集团军群总部立即把李赫多芬的意见转告陆军总部，但是其唯一的反应却是告诉我们，运输机的实力将会有所增加。当我们的日报说所空运进包围圈的载量，距离所拟定的标准还差得太远时，所获得的答覆也是一样。新的中队的确曾经准时达到，其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也曾作伟大的牺牲。但是尽管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飞机488架，人员约1000名，而第6集团军所能获得的补给都还是不够其最低的要求。
所以戈林在11月23日(可能甚或还更早)所给予希特勒的诺言，已经证实完全落空了。是因为对于空军的实力估计错误呢，还是故意说大话以迎合或欺骗希特勒呢？这我却无法判断。无论如何，这总是戈林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希特勒也还应该考查其所发表数字的可靠性。而且除了他应该深知戈林的为人以外，希特勒同时也一向清楚空军的实力。
与希特勒完全不同，集团军群总部或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却无法证实这些数字是否正确。同时他们也无任何特殊的理由认为短期空运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先例，在1941-1942年的冬季中，对于在地门扬斯克(Demyansk)包围圈中的10万人，空军也曾使其补给供应无缺。
虽然事实上这次被围的人数多了一倍，不过照我们的想法，空运补给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情。一旦当援兵接近之后，第6集团军就应乘机突出。把它长期留在斯大林格勒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空军总司令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作一种简单的计算，第6集团军每日所需要的最低补给量为各种物资共550吨，或至少应为400吨。(除非所有的存粮都吃完了，否则不必有所增加)。为了空运550吨的载量，我们需要225架Tu-52型机，每一架飞机一天只能来回一次，若用He-111型机，则架数应成比例增加，因为它的载量最多只能达1.5吨。
从莫罗索夫斯基(Morosovshy)和塔特辛斯卡亚(Tatsinskaya)两个空军基地起飞，所要飞过的距离分别为110英里和135英里，但在敌方领域中飞行的距离却都不过30英里。直到1942年圣诞节为止，这两个机场都仍未丧失，而到了那时，第6集团军的命运却早已决定了。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之下，在24小时之内飞机甚至于可以作两个来回。遇到这种天气，所需要的飞机数字就可以减半了。
当空军总司令估计对于第6集团军的空运补给可能性时，这些数字应该是其初步的基础。不过此外他还有下述若干因素也要加以考虑。
第一点，在冬令时节，有时会整天都无法执行空运的工作。所以必须赶在可以飞行的日子中，多运一点额外的份量——换言之，飞机的数量必须相应增加。固然天气对于飞行的障碍程度是很难预测的，但是空军的气象人员根据前一年冬天的记录，多少可以有一点把握。
第二点应该考虑的，是并非全部的飞机在任何一个指定的时间之中，都永远可以飞行。这从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来。飞机不能使用的数量，大致说来又与空军基地上的地面人员和维护设备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在下文中还要再加检讨。
最后第三点，一定有一部分运输机会被击落或失事。由于敌军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率，大致又与战斗机的掩护程度成比例。
空军总司令在对于空运给予任何肯定的保证之前，对于两个问题是必须要加以极慎重的考虑：一、他是否能够立即集中起550吨载运量的飞机实力，但同时还应注意到恶劣天气和技术原因的影响；二、他能否用不断的补充来维持这个数字，而更重要的是能否提供适当的战斗机，来对付敌方的防空力量，一直到第6集团军确实已经快要脱险之时为止。
只有戈林才有资格对于这些问题提供完全满意的答案。只有他才知道到底可以有多少架飞机可供利用。假使他认为无力担负，那么在11月22日到23日之间的时候，他就有责任坦白地把真象告诉希特勒，以便让他可以对第6集团军的突围作出正确的决定。
一旦希特勒命令第6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不动，戈林就更有进一步的责任，应该立即把空军运输机、战斗机、维护设备上的一切预备力量都完全动员出来。
戈林在这一方面，是否已经恪尽其职守，是大有疑问的，到了1月初，由于集团军群一再指责空运的不适当，希特勒才命令米赫尔元帅(F. M. Milch)接管这个工作。由于后者可以动用德国空军的一切兵力和资源，所以应该是可以改进空运的效率。但是不幸现在却已经太迟了，从作战的观点来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同时，上述的两个机场也均已失守，所以飞行的距离就必须更加延长。
戈林最初的诺言已经十分轻率，而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却是他在围城战最重要的最初几个星期中不曾竭尽全力。因为只有在那个阶段中，援救第6集团军的任务也许还有成功的机会。
空运的问题变得愈复杂和愈有疑问，则对于第6集团军的援救工作，愈有尽量提早完成之必要。依照陆军总部送给集团军群总部的通报，前者正准备用下述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
一、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结构之内有：由克尔齐勒将军(Gen. Kirchner)所指挥的第57装甲军(由A集团军群调来)，下辖第6、第23两个装甲师和第15空军野战师。这些兵力预定在12月3日达到柯特尼柯夫(Kotelnikovo)。
二、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地区中：成立一个新单位定名为“霍利德特集群”(Army Detachmont Hollidt)，下辖第62、第294、第336三个步兵师，第48装甲军，军长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 VnKobelsdorff)，下辖第11、第22两个装甲师；第3山地师和第7和第8空军野战师。这个集团军在12月5日左右，应在上齐尔河完成作战的准备。
总体而言，本集团军群所能希望的援兵总额，约为4个装甲师，4个步兵或山地师和3个空军野战师。当然，从一开始就只能假定这些空军师是最多仅能用于某些防御性的任务，例如掩护突击单位的侧面等。
假定这些兵力都能足额并能如期抵达，则应该是可以与第6集团军取得暂时的接触，并恢复其行动自由。不过，他们却并不能使敌人遭受到一次惨败，使我们“重占攻击以前的阵地”——这是希特勒所爱用的静态战争中的术语。
11月27日，集团军群接到了陆军总部的一个命令，那就是对于我们3天前所送出的情况研判的答复。从这个文件可以认清希特勒对于上述的构想仍然存有偏见。他之所以决定坚守斯大林格勒的理由，是说假定我们现在放弃了该城，则明年我们又必须再度的尝试，甚至于要花更大的代价，才能重获我们在1942年已经受了许多牺牲才能获得的东西。
是否在将来仍然还可以把1942年的攻势再重演一次，这是否有利和可行，那都是另外的问题，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问题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现在的真正难题却是东线的整个南翼情况有无稳住的可能性。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救出，否则似乎是很难有希望的。
所以在11月28日，我又把一个详细的情况研判报告送给希特勒，并有一个附表把敌军对我们作战的兵力详细列举出来(一共有143个大单位)。我同时也详细说明了第6集团军现有的情况和条件，并特别指出不久之后由于缺乏弹药以及丧失了机动力，它的炮兵就会无法使用。
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是否还能等待全体援军的到达，尤其是霍利德特集群，似乎颇有疑问。所以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应该先采取行动。自然，这种行动不能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因为诚如我们在11月24日的报告中所早已指明的，一切的结果都要看我们能否提供更多的兵力来决定。最大的希望不过是切开一条走廊以补充第6集团军的燃料与弹药并恢复其机动性。不过，接下来就应赶紧把该集团军撤出包围圈，因为它不可能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渡过冬季而幸存。
我更告诉希特勒说，当敌人沿着几百英里的正面享有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却想把我们的兵力钉死在一个极狭小的地区之中，这从战略上来说，是根本上不可能的。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我们的机动性。去年在地门扬斯克所用的老办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以上的研判从以后的事实上看来，都要算不幸而言中。
直到12月3日，对于这个有关作战方针的基本问题，我们才算是获得了一个答复——这又是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对他的胃口的问题，总是尽量拖延而不想立即作答。
不过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却的确说明希特勒已经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他却只作了两点保留的批评。第一点，他不愿意撤回或缩短斯大林格勒的北面防线，以求抽调兵力。第二点，他对于我所列举的敌军单位数字，固然并不表示异议，但他却指出俄军每个师的兵力已经不足额，而由于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已经使敌方统帅部在补给与控制方面都发生了困难。
关于俄军每师兵力的减少，他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他却忽视了经过了几个月的苦战我方的兵力也同样不足额，这样至少是双方可以扯平。本集团军群的报告上，对于这一点曾经明确的指出。至于说俄军已经发生了补给上的困难，那似乎是不会的，而说他在控制上也有问题，那才更是荒谬。
不过无论如何——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从希特勒对于我们的意见大体表示采纳的事实上看来，似乎是可以假定他已经承认了下述三大要点：
(一)即使我们能够杀开一条血路，达到第6集团军，后者仍然不再能久留在斯大林格勒。
(二)该集团军每天必须接受平均足量的空运补给。
(三)要像本集团军群自从11月21日就一直强调要求的，增援兵力必须持续不断流入。
以后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并无真正让第6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的意图。而其他两个作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根本上未能达到。
我们所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陆军总部所决定用来救援第6集团军的兵力和其到达的时间，与原有的诺言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从头说起，把部队运往该地区中的工作就发生了相当的延误。在霍利德特集群方面，是由于铁路的效率太低之所致；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则一方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大草原上正在冻冰，而另一方面在高加索地区中却又正在解冻。结果第23装甲师的轮式车辆部队都不能照预定计划从公路上行驶，而必须改用铁路运输。
由于进度迟缓，第57装甲军的作战最后日期只好推迟几天——而在这种情况中，真是度日如年。
援兵的实力是更令人感到不满意。预定加入第57装甲军的第15空军野战师，目前还未编成——这一过程要持续数周。等到它最后编成了之后，这个师在最紧急的时机中投入战斗(此时，援救的问题是早已无望了)，几天之内就完全崩溃。指定由A集团军群拨交的炮兵，除了一个团以外，其余的就根本毫无消息。在指拨给霍利德特集群的7个师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步兵师(第62和第294)早已用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上，以使那条防线略为稳定。这两个师若是撤出，则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个军的战斗正面就有立即崩溃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师根本就不能列入救援作战的范围内。第3山地师也不能参加作战，其一半兵力本已下了火车，但却被陆军总部临时拨交给A集团军群，去应付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另外一半兵力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中央集团军群所扣留了。当俄军开始发动攻势时，第22装甲师即已投入战斗，用以援助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11月的战斗中已经遭受严重损失，不再有能力参加新的攻势行动。因为空军师又是不可能用于攻势任务中的，所以实际上，在第4装甲集团军和霍利德特集群两支援军当中，可以使用的打击兵力就只有第57装甲军(共有两个装甲师)和第48装甲军(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前者仍在运动中)。至于第17装甲师和第306步兵师，是陆军总部陆续调来以替换未能抵达的各师，但既不能补足兵力的缺乏，又不能赶上时间的要求。
在此情形下，原本从两个不同方向救援第6集团军的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以东的柯特尼可夫地区中前进，霍利德特集群从齐尔河中段趋向卡拉赫——由于兵力的缺乏已经无法兑现了。现在我们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多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在一个点上。事实上，只有第4装甲集团军才能进行攻击。它距离斯大林格勒较近，而且也不必通过象顿河那样巨大的屏障。同时我们也可以出敌不意，从顿河以东发动救援的攻势，因为从全盘的情况上来看，陆军若在那个地区中集中巨大的兵力，将会是极有危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敌军在柯特尼可夫的方向上，最初只留下了比较微弱的兵力来掩护包围圈。就目前而言，第4装甲集团军在这里只面对着5个师的敌军，而在齐尔河，敌人却早已并排展开了15个师的兵力。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霍利德特集群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霍利德特集群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霍利德特集群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霍利德特集群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霍利德特集群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动攻势的兵力。不过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曾齐尔斯卡亚桥，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相合作。
12月9日，在激战之后，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了。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齐尔正面，敌军仍不断加强压力，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面，敌军于其柯特尼可夫作战失败之后，似乎已具有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用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连络。柴兹勒尔将军对于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完全表示同意，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的行动，那却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即使第6集团军能够获救，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本人却仍然想吊在那个城市上不放手，正好像前一个冬天里对地门扬斯克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能用一条地面走廊以使该集团军补给不断。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旦大难幸免之后，这个集团军在作战上必须立即恢复其机动性。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不曾停止，直到失去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后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的增援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指拨给霍利德特集群的7个师中，我们现在最多还有希望可以动用第48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显而易见，第4装甲集团军专凭第6和第23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决不可能达到斯大林格勒。
要想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3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除非准它撤回深入高加索地区中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个措施却又是希特勒所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这方面的努力也同样未获成功。第十六摩托化师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任何的作为时，都已经太迟了，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已经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陆军总部提供新的兵力来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17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306步兵师，也正在顺次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57装甲军在柯特尼可夫的集中已经延迟了，所以第17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很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其自己的预备队，将它配置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后方。这固然不无理由，因为它害怕敌人会在那里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清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于这个危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若是发生这个危机，则又非第17装甲师所能控制。当我们期盼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为了安全理由，要保留第17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306步兵师已经深陷战斗不能脱身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却已经太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增强我打给柴兹勒尔的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其天天要与希特勒争论时的力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于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1942年12月9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会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何等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作战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兵力——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集团军群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的真象。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对于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我们把如下问题包括在这个研判之内，即假定一旦走廊打通之后，第6集团军仍留守斯大林格勒，则应使用何种手段继续作战。对此，必须认清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理解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时所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然后也许才能希望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以后由于面子问题，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惊异。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不过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6集团军的袍泽有获救的机会，则即使冒最大的风险，我们也是毫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目标。至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再加以分析。
生死的竞赛
我们与敌人之间，现在开始要作生死的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6集团军，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却不惜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来作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是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这个作战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能够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的东岸会合呢？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齐尔河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的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上。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的危险却日益增加，所以现在冒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不能够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清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果断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是事实上，却诚如柴兹勒尔所云，“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毫无建树。”我们可以举例如下：他把第17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点上，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中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16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迟时才肯放手。希特勒时常批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一次的事实对于他个人的说法却是一个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从12月12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在那一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加以概括的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投入生力军——特别是坦克。
在这个阶段中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车辆和坦克人员的优秀素质，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单位的技巧。第6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Gen. Rauss)和坦克专家胡勒尔多夫上校(Col. V. Hunersdorff)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23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它仅有20辆可用的坦克！该师长弗尔曼将军(Gen. V. Vormann)为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大战时曾经负伤五次。
现在至少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这都是与其结果具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57军在顿河之东柯特尼可夫附近完成了集中之后，自12月10日起，强大的敌军已经再度攻击我们在下齐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48装甲军用来从齐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突出，与第57装甲军合作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于是第57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之必要。当该军还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此项企图之后，该军遂能于12月12日越过出发阵地。在它的侧面，东面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7军负责掩护，西面为顿河，由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想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的战术，他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来生力军，一再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所占领的阵地，并且企图用其数量占优的装甲兵力来包围我们的小单位。虽然累次击毁强敌，但直到12月17日为止，第57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了这一天，第17装甲师也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经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陆军总部终于下放了这个师的支配权。可是这个师的位置是在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所以必须要经过很远的行军，并从波特门金斯卡亚(Potemkinskaya)的桥梁上渡过顿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57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齐尔河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桥梁在内)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自12月12日起，这里已经成为俄军累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了12月14日，我们被迫必须放弃并爆破该桥。到了12月15日，齐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就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危险。12月15日就有明显迹象，足以表示敌人企图向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发动攻击。次日敌人就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敌人的意图，因为他可能是像过去的老办法一样，先到处试探，然后再作决定的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的战场上增援。不过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3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作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作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负责那一方向的霍利德特集群，奉命使用必要的预备队迟滞敌军，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注意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连续的关系。
12月18日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17装甲师已经赶上了，但是第57装甲军却仍然不能够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的附近，形成便于第6集团军突围的条件。相反，该军却有被迫采取守势的可能，因为敌人正在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向它反攻。
在齐尔河下游方面。苦战仍在进行中，尽管敌人尚未透入我军的防线。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却有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形成中，敌人已经开始向霍利德特集群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
就霍利德特集群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如果同盟国的部队全线溃退，只靠几个德国师也很难站住脚跟。更糟糕的是敌人经过第一次突击，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到第17装甲师完全发挥威力，第57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的方向上再进一步。换言之，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的希望。不过假使当第4装甲集团军一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17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现在还被牵制在依里斯塔)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会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必要立即允许第6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兵力都已经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中，虽仍然拒绝让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如此的准备。12月18日，我派了我的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Maj. Eismann)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于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6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就毫无疑问会变得具有必要性的。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齐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出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只能继续一个极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上的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在不断投入生力军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第6集团军在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好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而定。当它一开始向西南突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抽调其包围兵力，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又可以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6集团军于12月1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所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如下：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为止，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为止。“冬季风暴”命令中还表面上规定第6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它应该分区撤退以便持续向西南突围。
艾斯曼少校同时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的情况会改善，使得第6集团军能长期坚守斯大林格勒。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霍利德特集群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霍利德特集群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霍利德特集群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4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突出位置上，以求使第6集团军仍能获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终于到了时限，到12月25日，第57装甲军已无法继续留在米希柯伐河畔。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如下：
其起点是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霍利德特集群的左侧面。我们不清楚意大利集团军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只有一个轻型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值得一提的抵抗。12月20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的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遂使霍利德特集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霍利德特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的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团军，奉命守住齐尔河游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7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1军的军部在恐怖之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了12月20日黄昏时，霍利德特集群的纵深侧面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或在什么地方抵抗。在霍利德特集群的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于深入到了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Kamensk-Shakhtinsky)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内，霍利德特集群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对于敌人的装甲兵力也完全无力抵抗。敌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原先由意大利集团军防卫的地区中自由运动。要不了多久，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注定会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霍利德特集群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道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后者的侧面和莫罗索夫斯基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弗尔赫斯塔德(Forchstadt)和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的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12月20日，集团军群即曾致电陆军总部，明确指出假使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进一步扩张，则他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然后企图一网打尽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又恰好碰着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12月22日所收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命令，指定霍利德特集群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却早已失守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团军的薄弱兵力，能否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都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指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稳定局势。它甚至于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也都已经拒绝了。所以我们就只有抽调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就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换言之，即为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兵力。可是现在已无犹疑之余地，因为在12月24日那一天，霍利德特集群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最高潮。3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3师的正面缺口上冲入。其中两个军(第25坦克军和第50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8坦克军)则迂回到了这个集团军的后方，而我们的援兵却还正在齐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尤其是其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在希望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的愿意冒险一试。
第4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在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12月19日抵达米希柯伐河以后，这个救援集团军次日即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57装甲军还是在北岸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空受损失而并未能撼动我军的地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火光了！假使第6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至少牵制着敌军不让他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早已说过的理由，第6集团军的攻击却始终不曾实现。
到了12月23日的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而必须向该地区调动兵力。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奉命抽出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的地位，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4装甲集团军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若是没有这一个师的抵补，则齐尔河下游的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何等迫切。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了，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而丧失了一个。直到12月28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6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了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甚至于到现在，也是因为第16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12月20日，陆军总部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Viking Division)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这个师，但很不幸，换防需要10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16摩托化师的时候算起，中间整整耽搁了10天的时间！假使能够一要求就获得批准，则该师在12月23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齐尔河的战斗，于是第57装甲军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与已往相同，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7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展开的救援作战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参加，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Tiger)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事实上，虎式坦克不但制造过程费尽周折，而且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的问题极多，使这种新式坦克一时还不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希特勒对于新兵器的威力总是未免估计过高，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的手中去了。
12月27日，第57装甲军在米希柯伐地区中，遭到了强大的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塞河。在以后几天之内，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51和第2近卫两个集团军，共辖3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上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却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现在所集结的强大兵力也开始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柯特尼可夫，这也正是它在12月12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由于当第57装甲军在阿克塞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东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6和第7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司令面对着这种崩溃现象也感到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送回罗马尼亚整补。
从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如此。从最近的发展上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变化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当时没有料到，在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1月底以前，顿河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又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尽管存在各种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设想。所以在12月26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敌人正在威胁从集团军群左翼向罗斯托夫突破，为了维持左翼的地位，我们要求陆军总部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立即把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斗群”(Armeegruppe)投入战斗。它早已在米里罗夫(Millerovo)地区开始集结，恰好在B集团的右翼后方。此外，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占领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的保护。此外，那个已经暂时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7装甲师，固然太迟了无法赶上顿河以东的战斗，可是对于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一线。此外，齐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里也略为缓解，因为敌人已经显明将兵力集中在靠西的位置，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素夫斯基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再次试图解围，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的兵力，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遂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3装甲军和1个步兵师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早在12月18日，甚至于更早的时候，我们即已一再提出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16摩托化师(它也应尽速抵达)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即足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6天之内，即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空运进包围圈燃料1000吨和粮食500吨，以满足第6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同意提供更多的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索夫斯基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毋庸赘言，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6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后者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认为除此更无其他的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被包围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总体情况和第6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突围的时间最迟应在新年前后，到那个时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了——当然，其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6集团军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有机会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个时候抽出上述的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7日，曾经把一个兵力对照表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3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柴兹勒尔。”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霍利德特集群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霍利德特集群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