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第聂伯河一线·第十五
作者:冯·梅林津 ·德国
出自————《坦克战》
出自————《战争通史》
俄军的夏季攻势
军事评论家们研究德国于一九一八年突然失败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鲁登道夫大举进攻失败的结果。另外的原因就是,“当军队知道,最后的兵力正在消耗掉,而且是白白消耗掉的,因而士气非常之低落。”
一九四三年的情况与此很相仿,德军之花已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凋谢。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的部队以不顾一切的决心实施进攻,准备决一死战。他们投入这场战斗时的决断精神,并不比一九一八年的进攻部队差。也许有人认为,如果我们从库尔斯克这个倒霉的突出部撤退下来,一定会大伤士气,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队伍确实削弱了许多,但是战斗部队的坚定决心却没有动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这个问题的场合,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即我军的顽强精神确实使敌人大伤脑筋。邱吉尔和罗斯福要求“无条件投降”,使我们在西线绝了望。而在俄国战场战斗的士兵们也清楚地知道,若红军侵占我们国家,悲惨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东德身上。因此,尽管库尔斯克会战的战略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但这不会使我军的决心和士气有所减弱。
德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还在进行的时候,俄军在勃良斯克和奥廖尔之间展开猛烈突击,并且已经把这一突击发展为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第9集团军在“堡垒”战役期间大为削弱,已无力坚守奥廖尔突出部。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不仅同意第9集团军的大规模退却,而且要求要快。 [ 注:见《希特勒指挥战争》。 ] 他采取这种异常措施的原因是,他担忧意大利的形势。他要求把尽量多的部队从俄国调出,以恢复南欧的态势。于是,第9集团军于八月五日放弃了奥廖尔,退到了迭斯纳河的彼岸。俄军继续疯狂进攻,并强使克鲁格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退向斯摩棱斯克。可惜,希特勒却一味要“南方”集团军群死守其前进阵地,并抗击俄军于八月三日向哈尔科夫和贝尔果罗德发起的进攻。
由于我进攻失利和党卫军坦克军撤到意大利,我们的防线被削弱了。此外,预备队也已调到南面的北顿涅茨河一线 [ 注:这是为了对付俄军于七月下半月向斯大林诺发起的进攻。 ] ,在托马罗夫卡东南,俄军突破了第52步兵军的防线,于八月四日占领贝尔果罗德,军部被俄军坦克冲垮。第48坦克军奉命去控制我们右翼的受威胁地区。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我军被迫逐渐向苏梅-哈尔科夫铁路线收拢。俄军的进攻规模很大,“大日耳曼”装甲步兵师被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回给我们,以便能使我们对付俄军这次进攻。在我们右翼的德军第8集团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尽管俄军渡过了北顿涅茨河,并于八月十四日抵达哈尔科夫郊区,我们还是把这座城市守了一个星期。
这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再次说明我们机动作战的优越性。八月二十日,俄军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师突破了“大日耳曼”师右翼的德军第8集团军的防线。当时“大日耳曼”师正防守阿赫提尔卡附近地区。该师奉命采取紧急行动恢复原态势。为此组建了一个由“大日耳曼”师的作战科长纳兹梅尔上校指挥的突击群,其编成如下:
一个坦克营,约有20辆坦克;
一个侦察连;
一个乘坐装甲车的步兵营;
一个自行火炮营。
这个群同当面的俄军相比是小得可怜的,但是它却在12小时内完成了任务。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行动的出敌不意和灵活地使用了仅有的几辆坦克。俄军认为,第48坦克军还在防守阿赫提尔卡防线。因此,当我们坦克出现以后,并立刻攻打俄军的翼侧,这使俄军完全没有预料到。一开始俄军的抵抗就是无力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俄军丢下了大量的装备仓惶撤退,几乎是未经战斗即弃地而逃。经审询俘虏得知,敌人过高估计了德军的兵力,认为它的兵力要比实有兵力大好几倍。
俄军如此行动确实是罕见的,不过这却可以说明,当向俄军的翼侧进攻时,特别是这次进攻来得突然,而且是由坦克实施的,就会使俄军不知所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认为,巧妙地使用几辆坦克,或者以坦克进行袭击,常常要比重炮火力和航空兵的密集突击还要厉害。对付俄军,轻剑要比重棒强得多。
纳兹梅尔上校指挥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从苏梅到北顿涅茨河100英里长的防线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科涅夫所辖的各集团军继续猛烈进攻,于八月二十二日占领哈尔科夫 [ 注:科涅夫是俄军卓越的指挥官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他晋升为元帅,一九四六年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 。不过,我们总算阻止了其主力向波尔塔瓦的推进。八月末,俄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防线的突击停止下来。我们利用这个间歇令装甲师暂时退出战斗并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兵力。
在此以南,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辛将军的军队突破了德军在北顿涅茨河和缪斯河一线的防御。八月末,我第29军被围在塔干罗格,简直无法突围。九月三日,曼斯坦飞到希特勒总部,告知他,“南方”集团军群正面临灾难,并要求改变行动计划。这是一次激烈的会谈,没有什么结果,前线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九月初,俄军占领了斯大林诺,并开始了在顿巴斯地区内的进攻。同时,科涅夫在第4坦克集团军地带内再次发起了进攻。第48坦克军受到猛烈的攻击。而且俄军已经在左翼突破我军防御,并直接威胁着我坦克军右侧的第8集团军的北翼。
直到“南方”集团军群有被分割成几部分的危险时,希特勒才允许向第聂伯河彼岸撤退。 [ 注:九月八日,希特勒在扎波罗日会见曼斯坦时允许这样作的。 ] 但是希特勒不让在河岸构筑任何工事,原因是,如果他的将军们知道这里构设了阵地,他们立刻会退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几乎无法把俄军阻止在第聂伯河一线。我们总共才掌握五个渡口,这就更不好办了。因此,我们只有阻滞住俄军的前进,才能控制住形势。
如众所知,俄军掌握的运送补给品的车辆是很少的,他们主要是利用当地物资来补充部队。他们的这种作法并不新鲜,它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拿破仑军队的作法是很相象的。阻挡这类军队前进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破坏其驻地和可能利用的补给品。一九四三年秋天,德军就是有意地采取了这种作法。《曼斯坦》一书的作者培盖特恰如其分地指出:“约在五年以后,法学家们曾辩论关于德军撤退时所进行的爆破和征用物资的合法性问题,但是,我怕是,同军队保存自己的本能相冲突的法律,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效力。”
我们确实不喜欢破坏所有的给养和在我们与俄军之间造成一个“焦土地带”的思想。但是,这是关系整个集团军群的存亡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成千上万的部队永远也到不了第聂伯河,也不可能建立起一道有这条河流作屏护的防线。那时,“南方”集团军群就会被歼,从而失掉了尔后作战的能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使乌克兰的军民所遭受的苦难,与同盟国在德国城市杀戮和蹂躏成千上万平民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很平常的。曼斯坦元帅因执行最高统帅部的“焦土政策”而被定罪,就是“败者受祸”这一古老原则的明显例证。
九月间,第4坦克集团军经普里卢基向西面的基辅退却。这时的第1坦克集团军则退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第聂伯河大湾地区。这次撤退是事先安排好的,并有燃烧的大面积农作物作为掩护。当时在第8集团军编成内的第48坦克军很不走运。我们连续不断地受到俄军快速部队的跟踪袭扰,这给我们在克列缅丘格桥头阵地集结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在这里耽搁了好几天,以掩护第8集军渡过第聂伯河。
九月末,第4坦克集团军在基辅两侧建立了一道薄弱的防线。第8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则沿河展开,直到扎波罗日。曼斯坦仍在坚守麦里托波尔,并掩护克里米亚接近路。北面,俄军正向“中央”集团军群实施猛烈的进攻。九月十七日勃良斯克陷落,二十三日斯摩棱斯克失守。克鲁格仍在戈麦尔地域控制着一块登陆场。但总的看来,德军各集团军已被迫撤退到占整个1400英里的防线很大部分的第聂伯河一线,这时,我军还在控制着德涅斯特河这一最后天然屏障、控制着喀尔巴歼山脉以及帝国的外围防御阵地。
退却问题
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处于敌人重压之下的退却要算是最艰难、最危险的了。人们常常颂扬杰出的将领毛奇 [ 译者注:十九世纪德国将领。 ] 对普法战争的指挥才能。当赞扬他的人对他说,你的名声可与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图林等名将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不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指挥过退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作战顺利时,德国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事先考虑过进行一次退却。结果决心不是下得太迟,就是在我们的军队不退不行、已经开始全面退却的时候,才下决心。这种执拗作法的后果,对指挥官和部队来说,通常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一节里,我想谈谈在东线退却时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当希特勒认识到,必须把“中央”集团军群由维亚兹马-尔热夫地域的危险突出部撤出时,曾经组织了一次退却,这次退却计划周密,行动顺利,堪称退却行动的典范。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水牛”,值得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次退却对那些愿意研究怎样组织一次复杂的退却的参谋人员来说,是很有教益的。
首先进行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工作。道路、桥梁、行进路线和河流渡口都进行了修补和加强;部队的集结地域选好后进行了伪装;决定要运走什么装备和器材,需要多少运输车辆,都经过详细的计算。电话设备全部撤除(这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各级指挥所和观察所在退却行动开始以前一直开设在后方。并根据每一道抵抗线阻滞行动的计划,作好爆破、设制路障和布雷等计划,以便更好地配合阻滞行动。
最复杂的问题是撤出居民。在“水牛”行动中,确定要把所有居民都一起撤走,不管是老少强弱,也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俄国的士兵和民政人员在心情上是很恐惧的。当然,这样大量人员的迁居,德国军事当局是没有预料到的,为此需要临时采取专门的措施。这里主要的事情是协调整个行动,要组织好居民的转移,防止他们妨碍军队的退却。工程兵分队派出去修桥补路,以使大队人马能按规定的线路行进。还组织了补给品和给养的供应站、卫生站和兽医站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好交通指挥勤务。因为这样庞杂的队伍必须严密加以控制。离开前线不远时,要组织夜间行动,如必须在白天行动,就要让队伍采取隐蔽措施,特别要教育难民,避免挤成一团,要分散行进,以防俄军飞机袭击。他们的飞机对任何活动目标都要攻击,不管是平民,还是军队。
广阔的原野和大片的森林,对这次大规模撤迁居民非常有利。这次撤迁没有遭到重大损失,也没有怎么干扰军队的退却。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在现代战争中,要撤迁居民,必须安排好长距离行动计划,并作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否则,军队的行动就会受阻。
法国政府组织的一次撤退,也说明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1940年5月,法国政府令其东北部的居民全部撤离。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转移开始了。那里有密集的道路网,只要能够组织得当,就能保证正常的转移。但是因为没有组织好,混乱的人群拥上了所有的干线和大道,使法军的补给纵队调不上来,预备队的转移也受到很大干扰。
除了交通指挥勤务以外,红军的空军专门袭击难民。这是很成问题的。只要他们把炸弹乱丢下来,当即瓦砾塞道,道路上充斥着狂喊乱叫、丧魂落魄的难民,要想给军队打开一条通路,真是难上加难 [ 注:俄军还有另一个对付难民的办法。在东德,他们用重坦克前后冲撞难民的纵队。 ] 。遇到开进的俄军,所有的难民都必须避开,想挡住俄军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什么单纯的军事撤退,平民的转移也要列入退却计划之内。
现在再来谈谈军队的行动。首先要强调对撤退的意图保守秘密。而在退却开始以后也要尽量长时间地隐蔽退却行动,预备队的撤退不算复杂,因为它在夜间占领在后方给它划定的阵地,也是比较容易作到的。真正困难的是由前沿撤出第一梯队,它应在天黑后开始撤退,而且应当无声无响。“第一次转移”的距离要尽量远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纵队的编成都不要超过一个营的兵力,每个连都要作为一个独立分队来行动。侦察飞机可以发现行进的纵队,只要照明弹一投下来,所有的运动都要停止。这时不能向掩蔽地奔跑,而要就地不动。拂晓以前,所有的部队都应进入新的阵地。
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敌人使用机场或临时降落场。要设法使己方飞机能利用这些场地,只要我们不能再用了,就要把它彻底炸毁。这一点不适用于建筑物,只适用于能临时起落飞机的场地。完成全部爆破任务,通常只需要几枚炸弹(一千磅或千磅以上)。准备工作,特别是埋设炸弹,需要时间。在最后时刻,飞机在布满地雷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是有冒险性的。当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时,即开始爆破,所能剩下的是一片大弹坑,这使人联想到月亮表面的图象。
当然,我们常常不能进行有步骤的退却,因为部队在战斗失利后,急于脱开追击的敌人。譬如一九四三年九月,第48坦克军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已经不存在什么绵亘的防线,俄军的快速部队已经深入到我军的后方。我们必须尽快地退回到第聂伯河一线,眼前是莫测的危险和可能出现的重大牺牲。白天也不能停止后退。红军的空军使我们担忧,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掉了队的或遭到俄军飞机袭击的人们只能自行其是。
即使在敌人这种重压之下仓卒组织退却时,指挥官也不能放弃维持秩序和维护纪律的职责。退却组织得好坏,常常要看军官能否以身作则和善于指挥,也要看他们能否保持镇静,是否仍能按计划行事。甚至是在仓卒的退却中,需要作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工兵必须守卫所有的桥梁,使它保持完好无损,并随时准备炸掉它。筑路队应随时准备补修道路。装备有拖拉机的抢救队要适当地配置在沿途,以使车辆和火炮能顺利前进,并把被击毁的车辆和装备拖到路旁。高射炮应掩护道路交叉点、重要的桥梁和隘路等。
如果有飞机,则应掩护退却的主要路线。必须设立大量的交通调整哨,在道路交叉点、桥梁和隘路附近调整运动。要指定包括资深军官在内的一些军官,负责交通调整勤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军士们在这种退却行动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有时,不能把所有的武器、车辆和装备统统都带走。也许有人乐意帮助别人携带个人武器。这时,为防止混乱,负责的指挥官必须下达明确的命令,说明哪些部队可以毁掉他们的重武器和车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看司令部水平的高低了。
我们在东线撤退的过程中,时常遭到游击队的袭扰,特别是在战线的中段和北段游击队活动更厉害。不过,还算幸运,红军的空军还不够机动灵活,也没有高明的地面指挥机构,因此它们不能及时使用新的机场或降落场。这样,我们就常常利用飞机袭扰的停歇时间使装得满满的运输队“溜走”。运输队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前进,这是飞机的最好目标。道路坎坷不平、大雨、粘糊糊的泥泞地,有时还下起大雪,都给转移造成很大困难。
总之,俄国的辽阔原野还是有利于实施退却的,但是必须加以周密组织。的确,如果军队有良好的纪律性,并受过一定的训练,组织一次战略退却,可能成为突然打击敌人并使自己重新获得主动权的绝好手段。
第聂伯河防御
九月二十七日,第48坦克军放弃了克列缅丘格登陆场,顺利地渡到第聂伯河南岸。这条河对敌人来说,是很大的障碍,在这一带有400米宽,我们占领的这一岸要比对岸高得多。但是,浓密的芦苇一直长到河面上,俄军可以利用它隐蔽自己的船支并借以掩护他们的渡河准备工作。不过,一般可都认为,“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进攻时,竟被一条河阻挡住,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少见的。” [ 注:见温斯顿·邱吉尔:《世界危机》 ]
的确,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听说,俄军已在基辅以南的贝列亚斯拉夫渡过第聂伯河,并夺得了一个立足点。我们奉命立即去清除这个登陆场,为此目的,第7装甲师和第20装甲步兵师调归我们指挥。我们迅速沿第聂伯河向俄军登陆场开进,途中与南进的俄军遭遇。我们的坦克没等展开就直接投入战斗。俄军纵队当即乱作一团,被迫向河湾一带退去。他们在河湾一带巩固下来,我们没有能够把他们赶走。
随后的两个星期,我们的防线平静无事。“焦土战术”已结出了果实,俄军还没有力量在这一地区大举进攻。第48坦克军在第8集团军编成内行动。该集团军的防线由克列缅丘格至基辅以南约200余英里。集团军司令官是福勒尔将军,参谋长是颇有才干的斯培德尔将军。在第8集团军地带内,俄军唯一的一个登陆场,就是第48坦克军当面的贝列亚斯拉夫以南的登陆场。毫无疑问,俄军将再次在这一带发起进攻。侦察和情报部门报称,俄军在源源不断地向该登陆场增援,俄军已在第聂伯河上构筑了若干渡口,他们在水面之下架起了浮桥,部队和牲畜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桥渡河,这是他们野战工程作业的杰作。
德军方面,正在紧张地进行抗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这时,第7装甲师已经由我们军调出,但是,我们还有第20装甲步兵师,而第19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正在调来的途中。在第48坦克军炮兵司令的督促之下,制定了火力计划,以保证各师的火炮能对任何一个有威胁的地段或敌人的集结地域进行集火射击。
高射炮在整个火力计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采取的原则是,打坦克是所有的武器和每个单兵的任务。反坦克壕、路障、各种可以利用的天然障碍和地雷场等等,都准备用来对付预期的俄军坦克洪流,并设法把它们引入我们事先安排的“渠道”。所有的障碍物都有火力掩护,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战术措施,但却往往被忽视。
俄军以相当的兵力不只一次地进行了战斗侦察,这说明,俄军很快就要发起进攻了。他们在尽量前移堑壕,以便于步兵跃出堑壕很快就能冲击我们的前沿。这时有大量逃兵渗入到我们这边来。夜间空中侦察报称,有许多摩托化纵队正向登陆场开进。从航空照片上又发现了许多新的炮兵阵地。最好、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是我们的无线电监听队。然而,我们炮兵观测分队的声光测位组,在俄军发起进攻前夕的最后阶段,即当俄军炮手开始其测距试射的时候,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 注:俄军炮兵在数量上是很可观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比较落后,他们还很少不经试射来准备射击诸元。 ] 。
十月十六日六时三十分,俄军向第48坦克军的阵地发起进攻。我当时正好在第19装甲师的一个前进观察所里,我不得不在这里整整呆了两个小时。炮火准备确实是很猛烈,我们一点也动弹不得。他们用各种口径的290门火炮对我们一公里的正面进行了猛烈射击。在两个小时之内,俄军把他们一天半定额的炮弹都打光了。向我纵深的炮击达到了我们的师指挥所。在第一梯队防守的两个师遭到了非常猛烈的轰击,以致于他们都无法判定敌人的主突方向。俄军的一些火炮就在暴露的阵地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经两个小时的轰击,我们的防御阵地就象是刚刚耕过的田地,尽管我们的重武器和反坦克火炮都进了挖得很好的掩体,但仍然有许多被击毁。
突然间,成密集队形的俄军步兵和坦克在火力掩护下,在狭窄正面上发起了冲击,而且是一波一波地冲杀过来。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不断地攻击尚存的支撑点。俄军步兵的冲击,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场面。那种一波一波的茫茫长阵猛烈地冲击过来,伴着喧嚣的喊叫,防御者要经得住这些,必须有健全的神经。对付这样的冲击,射击纪律是至关重要的。
俄军的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下午的时候,我们留作预备队的坦克突击部队发起反击,夺回了一些阵地,我们只丢失了约一英里纵深的阵地。
最后的几天内,俄军以不见减弱的兵力不断进行冲击,被我火力大量杀伤的俄军退了下去。新上来的兵团又投入了战斗。他们再次一波一波地发起冲击,遭受惨重损失后又一波一波地下去。但是,俄军并没有放弃他们那种死板的,墨守陈规的冲击方法。我们这方面,炮兵和坦克承担了主要的战斗任务。我们的火力计划是灵活的,考虑到在最需要的地方集中火力,并计划在俄军发起冲击以前将其纵队打乱。一旦出现向纵深突破的情况,就迅速设法将其堵住,几小时以后,以坦克实施反冲击,攻击突入之敌的翼侧。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第48坦克军的兵力在逐渐削弱。这时,第8集团军把最后一支预备队——第3装甲师调到了受威胁最大的地段。
这时,第48坦克军军长诺贝尔斯道夫将军离职,由霍尔提茨将军接替了他。新军长每天都把大部时间消耗在前进阵地上,哪里的情况最危急,他就到哪里去亲自指挥战斗。在一个生命攸关的晚上,他同我谈论当前的情况,他对敌人给我们防线越来越大的压力表示了忧虑,当时他预测着未来。他看到,苏联的士兵象海洋的巨浪冲压着我们,为了阻挡他们而建起的一道道的堤坝都被冲垮了,俄军还要不断的冲压,终于会把德国淹没。他要亲自去见希特勒,要告诉他关于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的真相,以及前线的不稳定的形势。他声称,他要辞职,也许他的离任能促使希特勒作出新的决定。
我援引了一些不加渲染的数字尽力说服将军,我说,俄军的洪流总归要有穷尽的。我指出,俄军在同我们坦克军交锋中也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而我们军打仗无比英勇。我告诉他,总有一天,俄军会再没有力量发动进攻了。我的劝说对他的影响不大,他的决心毫无动摇。他不敢说我们的防线能否维持到下一天。他想不让他的部队再受这种可怕的折磨。部队越来越弱了,根本没有得到替换和增援的希望。第二天早晨,他离开军部,决定把他的看法报告给希特勒。
霍尔提茨将军走后过了两天,俄军对第48坦克军的进攻停止了下来。看来,将军是过于悲观了。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冬天,当成群的苏联兵占领我们的国家时,我常回想起这次难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