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1943年1月至5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第十八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12月，有9艘新型潜艇调到前线作战。这样，到1943年1月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分别为：大西洋64艘，地中海24艘，挪威海21艘、黑海3艘。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1月1日战争日志。 ]
关于向黑海派遣潜艇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章谈到。
12月，在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平均每天有98艘在海上，其中39艘在作战区，59艘往返于作战区的途中。
在1942年潜艇战战果最大的那个月，大西洋潜艇部队平均每艘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为220吨。人们还记得1940年10月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反而是920吨。这有力地证明两大海上强国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多么强大。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我们预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趋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建造大批潜艇。现在要取得像战争头几年那样的战果，就必须投入比当时多3倍的潜艇。因劳动力和原料不足，新潜艇的建造速度和数量一时还上不去。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尽量经济地使用现有兵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1942年12月8日我在柏林再次请求海军总司令，把挪威海区的潜艇用于大西洋作战。挪威海区的潜艇从194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只击沉敌船262,614总吨位，而同一时期相同数量的潜艇在大西洋却击沉敌船约91万总吨位。由于把潜艇调到挪威海区，使击沉敌船的吨位减少了约65万总吨位。1942年1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反对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趋势。被击沉的敌舰船吨位数的减少，给我方的整个战争行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敌人、尤其是对通过挪威海区和大西洋的敌运输船队则极为有利。海军总司令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下令在挪威海区只允许留下6艘潜艇。 [ 注：见本书第107页(第8章)。 ]
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北大西洋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1月，风暴连续不断，势不可挡，给潜艇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夜里看不到星光，航行特别困难。各潜艇阵位之间常常产生很大的间隙，要想系统地搜索敌舰船是不可能的。即使偶尔与敌船遭遇，天气也大大限制了武器的使用。陆地上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943年1月在大西洋上风暴呼啸、恶浪滔天的气象条件下潜艇艇员特别是舰桥上的值更官们处境是多么艰难。用皮带牢牢拴住的艇长和指挥塔上的瞭望哨不仅要忍受怒吼的海浪对潜艇劈头盖脑的冲击，还得冒着被卷入漩涡的风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潜艇只能偶尔取得一些小小的战果。
但是天气条件并不是1943年1月头两个星期里找不到所要打击的4支护航运输队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月里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护航运输队对以往保守的做法已有所改变。英国人似乎又采用了规避航线，让他们的护航运输队分散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显然护航运输队又变得灵活机动了。我们在指挥所里每天标绘出“潜艇配置图”，标出的潜艇位置与敌人根据观察和无线电报告而对我潜艇配置情况可能作出的估计一样。然后我们问自己：敌人对潜艇的这种配置将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考虑，敌人护航运输队要么改变航线绕道而行，要么敌人料到我们的潜艇会根据敌规避机动情况而转移阵位时，它径直进入了我潜艇原来的配置海区？
为了针对敌人多变的措施而及时采取对策，我们作以上“第一步或第二步”考虑都是必要的。1942年我们在这方面多次作出正确的推断，而现在1943年，我们觉得“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1942年11月英国海军将军马克斯·霍顿爵士接受“西部海防区”最高指挥权，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从那时开始，丘吉尔把指挥“大西洋战役”的重任托付于他。在霍顿海军将军的指挥下，英国的反潜作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增强士气方面的进展更为显著。霍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最善于判断德国潜艇战的实施情况。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给我们的作战造成了重大困难。“他的学识、才干、果断和旺盛精力无疑使他成了邓尼茨的劲敌。”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页。 ]
在北大西洋，由于风暴和敌人采用规避机动战术，使我们在年初头几个星期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而同一时期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区的战斗却特别富有成效。
1942年12月底，我在纽约-加那利群岛的大圆航线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海豚”的潜艇群。该群从北向南散开，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海区发现驶往直布罗陀、增援北非登陆部队的敌护航运输队。与北大西洋的航运密度相比，经过这个海区的护航运输队是比较少的。此外在这些低纬度海区护航运输队分散航行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不会去延长它们的航线。鉴于这支护航运输队对美国在北非发动攻势来说极其重要，我当然想发现这样的护航运输队并与之作战。
1943年1月3日，U-514号潜艇(艇长奥尔曼海军上尉)在“海豚”艇群西南9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海区活动时发现了一支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油船队。到那时为止，“海豚”艇群已进行了4天无效的搜索。
U-514号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船，此后与敌船失去接触。
我可以断定，这支护航运输队来自库拉索-阿鲁巴石油区，而且是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驶往直布罗陀，为美军在北非登陆提供大量燃料的。这批燃料运到后，对尔后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敌方北非进攻作战的开始和进展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发现该护航运输队的地点与“海豚”潜艇群的位置相距约1560公里。敌护航运输队会走什么航线，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认为，它必定会采用大圆航线上那条最短的航线。因此，我决定派相距甚远的“海豚”群前往截击，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而且对它的航向只能估计而已。如果把这种情况换到陆上来解释，这就等于位于汉堡的潜艇奉命向东南方向航行，去捕捉一支大约在米兰发现的估计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于是潜艇立即起航，火速驶往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估计的有可能搜索到护航运输队的地点。
可以想象，在浩瀚的大海，而且又是在无空中侦察的情况下，德国对潜艇实施战术指挥的根据是多么不可靠，他们只能进行推断，并把推断的所有情况标示在图上，然后以已提出的各种设想为基础进行作战。
“海豚”群奉命在1月3日向西南方向航行。U-514号潜艇及其附近的U-125号潜艇(艇长福尔克斯海军上尉)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发现护航运输队的东北方向实施搜索，发现后想方设法与其保持接触。但是它们并没有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
正当“海豚”群奉命即将起航时，U-182号潜艇(艇长尼古拉·克劳森海军上尉)在驶往好望角海区的途中，约距“海豚”群以东600海里处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正向“海豚”群的方向驶去。现在看来，利用“海豚”群来对付近得多的而且又是驶向该群的护航运输队是正确的。然后还可以根据情况把潜艇派到遥远的南面去拦截护航油船队。
遗憾的是U-182号潜艇很快与敌船队失去了接触。1月5日凌晨3点，“海豚”群组成的巡逻幕已经在其南端发现了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如果这支护航运输队就是U-182号在1月3日所发现的那支护航运输队的话，那么它在这段时间内采用的航速必然是14.5节，这样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即使这是另外一支速度较慢的位于巡逻幕南面的护航运输队，那么对巡逻幕北面的潜艇来说，这个位置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潜艇最快也需10个小时后才能到达作战海域。
虽然一个战斗目标就在我们附近，但我总觉得成功的希望很小。所以我打算让“海豚”群继续向南航行，去袭击在特立尼达东北方向所发现的那支护航油船队。经过夜间的讨论后，我在我的参谋部宣布了我的决定，但却遭到了反对，他们一再劝说我，说手中的麻雀胜过房顶上的鸽子。因此，打击那支已发现的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肯定要比日夜兼程航行几百海里去打击那支完全无把握的护航油船队更为正确。而我认为，那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并非手中的麻雀，它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如此高速前进，一定是空船。因此，打击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结果必将是，潜艇因高速前进而大量消耗燃料，而收效却不大。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仍然决定去打击南面的护航油船队。
“海豚”群接到命令后，于1月7日14点在加那利群岛以西配置成侦察幕。该幕由8艘潜艇组成，采用245度航向、7节航速驶向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它们拦截的正面宽度约120海里。
到了夜间月亮西下之后，该侦察幕以9节速度相对而行，也就是迎着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的同一航线航行，以防止护航油船队可能在黑暗中溜过侦察幕。
为了搜索这支护航油船队，我们想尽了办法。不过我们还真走运！在月落之后我们最后采取的与护航油船队同一航线前进的这个措施还真起了作用。1月8日凌晨，天刚麻麻亮时，该护航油船队恰好与侦察幕潜艇相遇，船队驶入了侦察幕。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第一次接到潜艇发现该船队的报告时，我顿时如释重负。我们追逐的并不是一只蝴蝶。
潜艇对这支护航油船队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月11日。该队共有9艘油船，其中7艘被击沉，潜艇无一损失。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正如罗斯基尔所形容的，那支护航油船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
驻北非德军总司令冯·阿尼姆大将(隆美尔的继承人)特来电向我致谢。他懂得，燃料的损失对敌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作战中，U-436号潜艇(艇长赛比克少校)、U-575号潜艇(艇长京特·海德曼海军上尉)和U-571号潜艇(艇长默尔曼海军上尉)表现尤其突出。
在叙述1943年2月的潜艇战之前，我必须说明，1943年1月30日我就任海军总司令时仍兼任潜艇部队司令。我认为这种兼职是正确的。因为潜艇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拥护我，而且当时海军的高级军官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担任潜艇部队司令这一职务的军官，他们在潜艇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不如我。
为了离我近一些，我的参谋部作为海战指挥部的第二处编入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这种组织上的变化并不影响我对前线潜艇战的指挥，相反还是十分合适的。
有关潜艇战的指挥，我仍委托戈特海军少将来负责，他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曾与我共事多年，他在和平时期为发展潜艇战术以及在战时的潜艇作战使用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手下有经验丰富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黑斯勒少校。黑斯勒与其它几个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主要负责潜艇战中的参谋工作。
这样，在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后，潜艇战的指挥仍和以前一样，如出一辙。
1月底，北大西洋西风凛冽，U-456号潜艇(艇长泰歇尔特海军上尉)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当时在其附近只有5艘潜艇，尚没有组成一个战斗群，而且多数潜艇位于护航运输队的西面，这样它们只好尾随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要赶上的话起码要好几天。
泰歇尔特海军上尉以惊人的毅力单独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接触达3天之久。他击沉3艘商船(24823总吨位)。其余潜艇均无战果。据U-456号潜艇报告，它攻击的是一支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根据我们所画的线路图来判断，这是一支HX224护航运输队。我们估计两天之后，第二支驶往英国的SC118护航运输队将随之而来。
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得知，这支护航运输队于1月24日离开纽约，装载着一批极贵重的军用物资驶往摩尔曼斯克，现正在驶往北海峡的途中。现在的问题是，它会避开前面HX224护航运输队遭受攻击的海区吗？或者英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会认为，两天后正是潜艇撤离该海区的时候，为了追赶前面的HX224护航运输队，潜艇可能已向东转移。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是“第一步”方案，它把同一海区里的所有潜艇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箭”潜艇群，让该群潜艇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迎面拦截所期待的敌护航运输队。2月4日，我们接到U-632号潜艇(艇长卡普夫海军上尉)发来的电报，说他们两天前从被击沉的HX224护航运输队的一艘油船中捞起了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据他交待，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将按照HX224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出发，看来这盘棋我们走对了。当天中午，我们所等待的护航运输队果然进入了我们的侦察幕，战斗打响了。由于所载物资价值昂贵，这支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海空掩护兵力特别强大。我方的伤亡程度可证实这场战斗的艰苦性：损失U-187号(艇长明尼希海军上尉)、U-609号(艇长鲁德洛夫海军上尉)和U-624号(艇长格拉夫·冯·佐登-弗劳恩霍芬海军上尉)3艘潜艇，另外有4艘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和空中攻击后受到重创。
英国在介绍这一场战斗经过时说：“我海空掩护兵力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敌四分之三的潜艇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
我们的损失使敌人付出了13艘商船(59765总吨位)的代价。
这次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我们应该向日夜战斗在寒风凛冽的大西洋上的各潜艇艇员和艇长们表示敬意。在连续4夜的紧张战斗中，艇长不能离开舰桥，他们顷刻之间所作出的决断往往关系到艇员的命运。在潜艇刚摆脱深水炸弹的追击后，艇长又要下令让潜艇重新上浮，再次向敌发起攻击，重新突入犹如满身长刺的刺猬一样的护航运输队的警戒圈内，而且胜负难料。这一切对艇长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作出多大的克制，这是难以估量的。
潜艇艇长们在这几次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所付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战史上最大的代价。
英国人从这次战役的失败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些结论不久就产生了作用)：
“我们方面懂得了，在白天即使用远程飞机对护航运输队实施长时间的掩护也无法阻止某些潜艇接近护航运输队和在漫长的冬夜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显然，‘堡垒’式和‘解放者’式远程飞机必须尽快地装备‘利式灯’” [ 注：“利式灯”是飞机上用的一种强烈的探照灯。 ] 。
“虽然这支护航运输队有非同寻常的庞大兵力作掩护，但损失还是很严重。在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我们感到这种损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由于美国从冰岛派出了增援兵力，在敌潜艇实施攻击的高潮阶段，在这支护航运输队的周围我方甚至有12艘作战舰艇，相当于平时护航兵力的一倍。但是这些增援兵力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平时缺乏猎潜方面的训练。从那时开始我们懂得了训练要比护航舰艇的数量更为重要。
“另外一个教训是，像这样一次时间较长任务艰巨的战役要耗费大量的深水炸弹，因此，商船也必须携载备用深水炸弹。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受到袭击时，‘支援群’的增援是多么重要，用霍顿海军将军的话来说，它们对‘实现真正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357页。 ]
2月17日，U-69号潜艇(艇长乌尔里希·格雷夫海军上尉)在惊涛骇浪中在纽芬兰以东海域发现一支向西航行的ON165护航运输队。我两艘潜艇悄悄地紧随它达2天之久，击沉其2艘商船。
由于大雾、风暴和无线电干扰，我无法派遣其它潜艇前往战。U-69号和U-201号潜艇(艇长罗森贝格海军中尉)被敌“名望”号和“子爵”号驱逐舰击沉。这两艘驱逐舰在1942年10月就击沉过我们的2艘潜艇。这两艘驱逐舰所取得的新成绩更坚定了霍顿海军将军的看法，即训练和经验比数量更为重要。
对我们来说，这次作战即使取得了战果，也令人沮丧，因为损失2艘潜艇才换取2艘商船，代价太大了。
2月18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报告，说在北海峡以西300海里处发现一架飞机在护送一支护航运输队。该护航运输队发出的无线电报被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无线电侦听团”截获。看来，这一个情报就够重要的了，于是我火速派遣两个潜艇群到该海区去。第二天“空军无线电侦听团”又测出该护航运输队可能向西南航行的动向。接着我们在预料的海区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有一个潜艇群所处的位置对打击护航运输队十分有利。
这场战斗从2月21日一直持续到25日，该护航运输队向西且战且走，航程达1100海里。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激战，我2艘潜艇U-606号(艇长德勒海军中尉)和U-225号(艇长莱姆屈勒海军中尉)被击沉。但敌方损失14艘商船，共计88000总吨位，另一艘9382吨的商船被我击伤。在这场战斗中我方获得了全胜。
2月21日正在航行的U-664号潜艇(艇长阿道夫·格雷夫海军上尉)发现了第三支向西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战斗中击沉了2艘商船(计13466总吨位)。因为该艇无法继续与敌保持接触，所以不能召唤远处的潜艇前来参战。
1、2月份由于缺少潜艇，遥远的战场上出现了“潜艇空白”区。此外，这些战场上的有些情况变得对潜艇越来越不利。从那时起，有兵力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已取代了单独航行的商船。
U-124号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面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3566总吨位。
在开普敦海区也没有单独航行的商船，所有商船都编成护航运输队，紧靠岸边航行，而且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进行护航。因此，潜艇在2月底只好转移到德班和洛伦索-马贵斯海区。有关它们在该海区的作战情况以后再介绍。
我们必须承认，1月份我们的潜艇侦察幕在发现敌情方面又不走运。当然，在经过几次失败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彻底调查，即敌人是否从我们的潜艇部署中发现了什么情况，如果敌人识破了我们的意图，发现了潜艇的搜索队形并通过绕道航行来使之无效的话，那么作战方案和措施再好也无济于事。
为了尽量杜绝任何泄密事件，我们经常反复地检查保密规定。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占领的法国地区的潜艇基地内很可能有错综复杂的敌间谍网。一个出色的敌情报机构必定能随时随地掌握潜艇在各港口的分布情况，以及潜艇出港和返航的日期，甚至能掌握敌潜艇将要驶往的那些海区的详细情况。我们经常反复检查潜艇无线电密码的可靠性。但总司令部内海军情报部门的领导每次都认为，敌人无法破译我们的密码。直到今日我仍不能肯定，敌人究竟在战时破译了我的密码没有。
我在本书中曾多次提到德国“无线电侦收部门”屡次破译敌密码的卓著功勋。正因为如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才有可能不仅掌握英国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和他们对护航运输队下达的命令，而且在1943年1月和2月偶尔还能得到英国人所掌握的我“潜艇部署”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是英国海军部发给海上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其中包括他们发现的德国潜艇在各海区的实际或推测的配置情况。这个有关“潜艇部署”的情报为我们查清敌人是如何得到我潜艇或多或少近似正确的情报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调查的结果是：“除2至3次情况不明外，英国的情报是根据他们获得的有关潜艇位置的线索对潜艇运动进行推测，再加上逻辑推论而得到的。最重要的调查结果发现，敌人很可能利用机载雷达查明了德国潜艇的准确配置，从而使护航运输队成功地采取规避机动战术。”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3月5日战争日志。 ]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敌人是通过远程机载雷达掌握我潜艇配置的重要线索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办法对付它。为了至少能给敌人搜索我方潜艇造成困难，1943年3月5日我下令，潜艇一接到敌搜索雷达脉冲后立即下潜30分钟。但这个规定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效果是很成问题的。
当时，我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航空侦察兵力，而我的对手霍顿海军将军却摸清了我的底，对此我束手无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海上战争，这在当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又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特征。
2月底我方“猎鹰”和“城堡司令”两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按一定的角度配置成巡逻幕，以搜索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2月27日在该巡逻幕的北侧发现了一支快速向东航行的HX227护航运输队。我们击沉敌2艘商船，共14362总吨位。我曾试图把巡逻幕北侧已经位于敌护航运输队后面的潜艇调来协同攻击，但由于天气太坏，风雪冰雹同时降临，使我的企图未能实现。
接着又一支驶往英国的SC121护航运输队穿过了潜艇巡逻幕。尽管潜艇在黑夜中采取与护航运输队同向航行的有效方法，但仍未能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
该护航运输队一直航行到巡逻幕东北方向90海里处时才被一艘潜艇发现。这样潜艇又一次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而一筹莫展。虽然我刚刚调动潜艇追击HX227护航运输队的企图没有成功，但我仍命令潜艇去追赶SC121护航运输队。
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由于敌护航运输队遇到了风暴、浓雾、冰雹和大雪，密集的队形被弄得七零八落，追上来的潜艇击沉了其13艘商船，共计62198总吨位，此外还击伤了一艘商船。我方无一伤亡。
3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报告，说它发现了驶往英国的HX228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这个位置在“处女地”潜艇群以西300海里处。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估计敌人通过探测会掌握我方数天来向西航行的“处女地”潜艇群巡逻幕的情况，并且还可能采取规避行动。因此，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向北转移120海里。但是我们这一步走错了。几天后敌护航运输队从巡逻幕的南端驶过。如果我潜艇巡逻幕不向北移的话，护航运输队正好进入巡逻幕中间。这说明这种战术较量也会失误，“按部就班考虑问题”的方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的对手英国很可能估计到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会走这一步棋，因此仍然按原来的航线航行。由此看来，它也是“走一步想一步的”。
当然，也可能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敌人这次没有发现我潜艇的位置。
现在所有潜艇都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北侧，这个位置很难迅速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在这次战斗中只击沉4艘商船，共计24175总吨位。一贯表现不错的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尤其突出。在一次水下攻击时，他的潜艇差点葬身海底。特罗耶尔在他的战争日志中对这次战斗作了如下记载：
“……1943年3月10日……西经30度，北纬51度。我艇在暴风雪中迎着护航运输队径直驶去。当护航运输队在风雪中出现时，潜艇上浮……在护航运输队中间占领有利阵位后，开始发射鱼雷，但没有命中。再次发射，距离3100米，击中商船。
“21点31分，向一前一后排列着的两艘大型商船实施了两次鱼雷射击，第一次射击命中一艘商船，这艘船被炸得粉碎，火光冲天，浓烟翻滚，铁片夹着弹片像纸片似地到处飞扬。
“接着另一艘商船被击中，发出同样的爆炸声，船首到舰桥部分下沉，大量碎片向潜望镜飞来，潜望镜转动很困难，整个艇内劈啪声，轰隆声响成一片。我潜艇下潜脱离了这个环境，但艇底稍触海底。当我艇上浮时正好观察到敌商船被击中后的情景。
“第三次发射鱼雷预定要攻击的目标是一艘5000吨的有好几个双桅的现代化商船。为了远离正在爆炸的商船，我们尽量往后撤。攻击效果如何我把握不大。这时潜望镜突然漆黑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大量的碎片劈劈啪啪地不断向下掉，艇内嘈杂声震耳欲聋，就像被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一样。当嘈杂声减弱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准备收起潜望镜，擦洗一下镜头，但是只能下降1.5米，因为潜望镜已经弯曲。正在这时，声测舱报告发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噪声。我升起潜望镜，但由于浪涛加之潜望镜又蒙上雾气而未看清。几乎同时我在指挥塔里也听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声音，于是我立即命令：‘下潜，全速前进。’但8枚深水炸弹已落在附近。指挥塔舱口敞开，海水从那里涌进来。潜艇剧烈地颠簸，但仍然摇晃着潜入深处。”
在这次战斗中，英国护航舰艇中的指挥舰“收获者”号撞沉了U-444号潜艇(艇长朗费尔德海军中尉)，但“收获者”号本身也被撞伤，无法规避另一艘德国潜艇即U-432号潜艇(艇长埃克哈特海军上尉)的鱼雷攻击，以至包括英国护航舰艇指挥官在内全舰覆没。不久，U-432号潜艇又被自由法国的“乌头”号小型护卫舰击沉。按照罗斯基尔的说法，这是“敌我双方殊死拼搏的生动战例，它很好地体现了这次战斗的特点。”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
这次战斗之后，我命令参加这次战斗的潜艇在3月14日和15日在西经20度的海域重新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航行，等待着下一支HX229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根据3月13日破译的无线电报，这支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海面，航向89度。
3月14日，无线电侦收部门又截获了新的情报，下一支SC122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已在3月13日20点接到命令，从某一位置按67度的航向前进。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这些情报很有价值。这些情报说明，在海战中拥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是多么重要。空中侦察兵力本身的任务应该是查明和通报敌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和航向。
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搜索到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我先把一个潜艇群派到东部海域搜索SC122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该群中的一艘潜艇在风浪中发现了一艘向东航行的驱逐舰。这艘舰很可能是SC122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潜艇继续搜索，但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即3月16日，却在侦察幕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起初我们认为这就是SC122护航运输队，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破译了一份无线电报，说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为了避开德国潜艇区，已改变原89度的航向，而紧靠纽芬兰东岸向北航行。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情报是假的，很可能是敌人故意以此来诱骗我们。实际上在3月16日清晨发现的乃是HX229护航运输队；因为在第二天夜间我们在更东面的120海里处又发现了第二支航速较慢的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才是SC122护航运输队。较快速的HX229护航运输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渐渐赶上了SC122护航运输队。最后它们合在一起，在一块面积有限的海区形成了“一支大型船队”。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
于是3个潜艇群的38艘潜艇像“狼”一样先扑向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发现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后又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最后逼近了两支联合的护航运输队。第一天深夜，即3月16日夜，护航运输队尚无空中掩护，潜艇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当时虽然空中明月高悬，对潜艇进行水面攻击不利，但潜艇在第一天夜间结束后即报告击沉了14艘商船，共计90000总吨位。
从17日清晨开始，敌护航运输队不断得到空中掩护。英方专门派出舰艇，加强对护航运输队的水面掩护。天气不时变幻，开始风浪较平静，海面上的目标清晰可辨，忽然又刮起了东北风，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天气，潜艇要顶着海浪实施攻击是相当困难的。
这场战斗从3月16日一直持续到19日，潜艇日以继夜地发动攻击，同时还要抗击护航运输队海空掩护兵力的攻击。U-384号潜艇(艇长冯·罗森贝格-格鲁斯齐恩斯基海军中尉)于3月19日被飞机击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2艘潜艇受重伤。但是，战果也很可观：潜艇共击沉21艘商船(共计141000总吨位)和1艘护航舰，击伤若干艘护航舰艇。这是到那时为止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正如罗斯基尔所说的：“对盟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 ]
英国海军部对这次惨败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象在1943年3月前20天那样几乎掐断了新旧大陆之间的交通线。”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他的《海上战争》一书中继续写道：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月中所遭受的损失就会不寒而栗。开头10天我们在各海区损失了41艘舰船，过了10天又损失56艘。也就是说在这20天中我们被击沉的舰船达50多万总吨位：在这一个月中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几乎有三分之二被击沉，更糟糕的是损失还不止这些。危机过后，海军部写道：‘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把护航编队当作有效的防卫措施了。’在3年半的战争期间，护航编队逐渐成了我们海洋战略的法宝，如果护航编队已失效的话，那么海军部该怎么办？海军部心中无数。但海军部必然已感到失败已降临到他们头上，虽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
不过，这个月取得的辉煌战果也是德国海军在与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
3月26日，潜艇发现一艘为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担任近距离护航任务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百般阻挠我潜艇向护航运输队接近。
据我们估计，在同一天另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快速护航运输队必定会在该海区的东南处经过。这次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步骤”对头，把潜艇准确地转移到了该处。3月28日，我潜艇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本来就已很恶劣的暴风天气这时变得更加可怕了，“堪称为特大的飓风”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 ] 。尽管天气如此不好，我仍下令继续战斗，因为我认为护航运输队也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队形必然会松散，潜艇就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只出现了一次，由于海浪汹涌，使用武器相当困难，潜艇只击沉了一艘7176吨位的商船。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一夜的情况：
“……U-260，1943年3月28日，西南风11级，海浪9级。西南方刮起飓风。20点30分，发现一艘约8000吨位的商船在破浪前进，距离4000米。我艇位于它的右舷，我决定在夜幕降临之前从水面实施攻击。当时海浪特大，加上水气，能见度极差，只有1至2海里。21点零5分我潜艇从斜方向顶浪进行攻击。后来攻击停止，因为对敌船的航速和位置估计有误。什么也没有发现，情况不明。由于风浪的干扰，商船已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决定继续追赶，准备尽量在黑夜之前再次实施攻击。因为在当时的海浪和夜幕的掩护下商船溜之大吉的可能性极大。
“22点，停止追赶。我开足马力让潜艇顶海浪高速航行，但两次都使潜艇的艇底触到海底，经过费力的转舵、排气和减速后，潜艇又浮出水面。人无法在舰桥上久留，艇长和值更官在舰桥上只呆了半小时就成了落汤鸡，几乎丢了半条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指挥塔舱口，传话筒和柴油机的通气管中就涌入了5吨海水。
“商船在顶风逆浪中航行，我们之间的距离增大，我们只好忍心停止追踪……”
当时飓风真是异乎寻常地可怕，这从敌人方面发生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所在的舰只，在飓风中倾翻后全舰覆没。
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奇怪的是，虽然风暴这样大，但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尽管飞机无法对潜艇实施攻击，但至少可以阻挠潜艇在风浪中接近商船。几天后当天气转晴时，潜艇远远地落在商船后面，发动攻击已无希望。这场风暴断送了我们对护航运输队一次成功的攻击。
这几天我方一架飞机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一份情报，说在西班牙海岸西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区发现了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于是我立即派遣U-404号潜艇(艇长冯·比洛海军上尉)和U-662号潜艇(艇长海因茨·埃贝哈特·米勒海军上尉)前去接敌。它们击沉了4艘商船，计23830总吨位，击伤一艘7174吨的商船。
在北大西洋，多数潜艇在风暴中经过一场激战后都必须在海上补充燃料，然后再返回基地。只有一个战斗力强的潜艇群留在战区，以打击下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该潜艇群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但只击沉了其中6艘商船，计41949总吨位，因为当时航空母舰为护航运输队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掩护兵力，许多潜艇无法航行到护航运输队前面去占领攻击阵位。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敌人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非常强大。英国人准备已久的护航航空母舰在3月份已投入使用。航空母舰的出现终于弥补了北大西洋上空无空中掩护的“空白”。使英国护航运输队始终处于飞机的掩护之下。
与此同时，敌人在战场上投入的“支援群”也越来越多，每个支援群由4-6艘猎潜舰组成，一般由英国海军的一名上校实施指挥。这些舰只都经过协同反潜战术的严格训练。其任务是，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力量，以对付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当它们一旦发现潜艇时，即离开护航运输队，拼命地跟踪潜艇，直到把它消灭为止。而原来的护航舰只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敢恋战，否则就无法执行其直接护航任务。
第三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敌人在大西洋战役中用于对付德国潜艇的“超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增多，这使敌人在潜艇战方面获得了优势。
德国潜艇在1943年3月前3个星期中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胜利又引起了英国海军部和空军之间一连串的争论。轰炸机司令部和空军总参谋部认为，夺取海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用重型轰炸机摧毁敌陆上目标，以达到“消耗”敌兵力的目的。
但英国海军部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大战略的艺术在于动用一切力量，以实现各种兵力向欧洲发动战略进攻的共同目标。而坚持和实施这一进攻计划的必要前提是摧毁德国的潜艇。”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成了一个要由内阁来决定的问题，首相的‘反潜委员会’在内阁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9页。 ]
丘吉尔决定采纳海军部的意见。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对这次关于“超远程飞机”使用问题的争论和丘吉尔的决定进行评论时最后写道：
“笔者认为，我们在1943年春遭到了小小的失败。如果说我们确实遭受了这种失败的话，那么历史将会作出判断，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中还缺少两个‘超远程飞机’联队。”
1943年3月底，为了战胜德国潜艇，英国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兵力。经过3年半的战争，我们几乎使英国海军在大西洋的作战中遭到失败，而我们的潜艇数量还只有我们再三要求的数量一半。
如果在1939年春废除海军协定后尤其是在对英战争爆发后我们立即从国家领导那里获得资金和劳力，加速建造大批所需要的潜艇，并使这些潜艇投入使用的话，那么还为时不晚，我们的潜艇战在伟大的战争进程中也许会另有一番景象！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根本没有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又一次在潜艇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了世界战争。既不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也不想方设法发展潜艇，因为政治领导和陆、空军的顾问们认为，在一场以最强大的海军强国为主要对手的战争中，至迟到1942年底就能取得地面战争的胜利。
敌人采用的一切新的或更强有力的作战手段，如护航航空母舰、支援群和“超远程飞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借助于一种波长仅10厘米的极短波雷达。这种雷达使敌人能够不分昼夜地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在黑暗、浓雾和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发现水面的潜艇，并引导飞机直接对潜艇实施攻击。
由于敌人装备了这种雷达，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境况变得更为不利了，这可从1943年3月中旬潜艇在亚速尔海区与一支驶往地中海的美国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看出来。由于在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德国部队的情况日益恶化，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我们几次试图在较远的西部海区就捕捉到为美国登陆部队运送补给物资的护航运输队，然后在它们向东航行的大西洋自由海区予以迎头痛击。
3月12日，我们将一个代号为“无畏”的潜艇群派到亚速尔群岛西南500海里处，组成一个搜索幕，以伏击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当天晚上该搜索幕中的U-130号潜艇(艇长克勒尔海军中尉)报告发现了这一支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U-130号潜艇被敌人击沉，这样就与敌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直到14日新的搜索幕重新组成后才恢复了与护航运输队的接触。
这时9艘潜艇已位于该护航运输队附近，但无法靠近运输船。虽然当时空中没有敌掩护兵力，但潜艇在距护航运输队10至15海里的水平线上就被敌远程掩护兵力中的护航驱逐舰用雷达发现，于是驱逐舰驶向潜艇并以深水炸弹进行驱逐。
针对这种情况，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3月16日下令，各潜艇进行接近机动时，应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最大的距离，即在商船的烟云附近、或者用自己的无线电观察仪与敌探测仪保持接触，使潜艇位于敌驱逐舰的探测距离之外。潜艇按这种方法到达协同攻击的阵位之后，在护航驱逐舰前导舰尚未发现之前便应潜入水下准备实施水下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时，如果进行曲折机动的护航运输队突然在此时改变航向，那么潜艇就可能丧失水下攻击的机会，对此潜艇只有忍耐而已。
尽管这样，这种方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水下攻击中有4艘商船被击沉，计28018总吨位，还有若干艘商船被鱼雷击伤。从3月17日开始，护航运输队受到从直布罗陀海峡起飞的飞机的掩护。由于飞机的出现我们在3月19日撤出了战斗。
从这几次战斗可以看出，在风平浪静有利于雷达搜索的海区，护航运输队中只要有一艘护航舰就足以使潜艇难以从水面接近船队，这是完全可能的。
3月底，“无畏”潜艇群中的部分潜艇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狭窄航道上又与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潜艇实施水下攻击，击沉其3艘商船。可是，在这次战斗之后，护航运输队便始终处在岸基飞机的强大掩护之下，使潜艇在连续4天的追踪中都无法接近它。几乎是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航空炸弹和深水炸弹的袭击，3艘潜艇由于伤势严重只得撤到较僻静的海区。
1943年3月，我们发现，就连一些比较遥远的海区，如加勒比海东南的特立尼达海区，敌人的反潜防御也因有雷达搜索而更加有效。3月8日奈策尔海军少校率领的U-150号潜艇在圭亚那海岸的卡宴附近海域遇到一支开往特立尼达的护航运输队。U-150号潜艇抓紧有利时机连续追击2天，击沉3艘商船(计18240总吨位)，击伤5艘(35890总吨位)。这5艘商船虽然被鱼雷命中但未沉没这件事非常有力地说明，缺少可靠而有效的非触发引信鱼雷对潜艇战是多么地不利。如果有了这种非触发引信鱼雷，只要有一枚鱼雷击中商船的龙骨就可将它置于死地。 [ 注：见本书第93页(第7章)。 ]
甚至在开普敦附近海域，在3月份每艘潜艇平均也只击沉1至2艘商船。只有拉森海军上尉率领的U-160号潜艇战果比较卓著。他在德班南部海域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5852总吨位)，击伤2艘(计15224总吨位)。
3月份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经过几次大的交锋后，绝大部分潜艇的燃料和鱼雷都消耗得所剩无几，因此被迫返回基地。由于这一原因，4月初北大西洋出现了“潜艇空白”的局面。直到4月中旬我们才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北方向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山雀”的新潜艇群。与此同时，其它一些潜艇也正陆续从比斯开湾出发。其中一艘潜艇往南航行到亚速尔以北400海里处时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就是HX233护航运输队，它为了规避北部主航线上可能的潜艇群，而改道向南航行。
另4艘单独航行的潜艇也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于同一天陆续到达指定海区。在南部这些风平浪静的海区，几乎所有潜艇都很快被该护航运输队的强大护航兵力用雷达发现，而且连续遭到深水炸弹的追击。该护航运输队除了建制内的护航兵力外，还得到了“无处不在的”“奥法支援群”的加强。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2页。 ] 经过激战，一艘7487吨位的商船被击沉，但我方损失了U-175号潜艇(艇长布龙斯海军少校)。
在下一批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中也有一支护航运输队改道往南航行，于4月18日被我一艘潜艇发现。看来英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北部海区部署了“山雀”潜艇群。
我并没有调动该海区数量很少的潜艇去攻击这支向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因为风和日丽的天气对潜艇十分不利。
“在这种海区作战，通常都是得不偿失”(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4月18日战争日志)。
当我们在南面又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后，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两支护航运输队都避开了“山雀”潜艇群，那么该潜艇群应该在何时和向何处转移呢？问题在于下一支HX234护航运输队是否也会改道在南面航行，或者也许它将继续在大西洋北部航行，因为在它之前的HX233护航运输队曾在南面遇到过潜艇。当我收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后，问题便迎刃而解。原来HX234护航运输队是从拉斯角出发向北航行的，这样既可避开南面的潜艇，又可躲过西面的“山雀”潜艇群。
于是“山雀”潜艇群奉命高速向西北前进。4月21日该群发现了HX234护航运输队。同时该群中的一艘潜艇与另一支向西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相遇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
在这次战斗中，敌护航运输队中3艘商船(13428总吨位)被击沉。当天晚上由于大雾和风雪，潜艇又与这两支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但初赴战场的U-306号潜艇在艇长冯·特罗塔海军上尉的率领下于4月23日又发现了HX护航运输队，虽然当时敌防御森严，海上能见度极差，但它仍然顽强地与敌保持接触，使其它潜艇能在当天接近该护航运输队。然而在这个能见度极差、大雾、雨雪交加的气象条件下，潜艇未能取得预期的较大战果，仅击沉2艘商船(17394总吨位)，击伤一艘商船(5313吨位)。U-189号潜艇(艇长库雷尔海军上尉)和U-191号潜艇(艇长菲恩海军上尉)却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沉。
1943年4月，我们在弗里敦附近海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敌5艘单独航行的商船在港口前方海域被我潜艇击沉。此外，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在打击一支驶向弗里敦的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了罕见的战绩。艇长在报告中说道：
“……4月30日，21点，位置在弗里敦以南90海里处。在方位145度、距离15海里处发现烟云。一支由14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平均6000至7000总吨位)、3艘驱逐舰和5艘护航舰组成的护航运输队正向西北方向驶去。在黑暗和阴雨中停了下来，我用梅托克斯接收机测出敌雷达音量为4，波长为141厘米。鉴于该护航运输从前面和两侧的护航兵力甚强，我决定从后面突破。
“22点56分至23点01分，一片漆黑，空中偶尔出现耀眼的闪电……单发发射6枚鱼雷，定深5米，目标5艘货船和1艘油船。全部命中船腹……靠右舷的护航兵力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一艘驱逐舰在正前方，另一艘驱逐舰和护航舰在左舷。我艇下潜到170米处，深水炸弹在水中爆炸。沉船声很大。装填3枚电动鱼雷。
“5月1日，1点30分上浮。驶向击沉商船的地点。海面上由东向西漂浮着一片废物。许多救生艇和筏子灯火通明，一艘大型护航舰正在捞救幸存者。我欲对这艘舰发射鱼雷，但未能如愿。在搜索该海区时未遇到被击伤的舰只。继续搜索。
“5点13分，在一片黑暗中又与护航运输队恢复了接触。慢慢从后面突入护航运输队……
“5点40分，分别发射了3枚鱼雷，定深7米，目标3艘大型货船，全部命中目标，货船开始下沉……
“5点49分，敌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2艘驱逐舰从前面驶来。发出警报，紧急下潜。水深只有80米。听到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声纳的噪声，潜艇潜坐海底。整个沿岸地区的水层对潜艇很有利。我艇未被发现。右舷听到了沉船声。远处传来一片深水炸弹的爆炸声……”
以上是亨克海军上尉简要的叙述。我认为，要取得上述战果，需要具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和多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即使外行也不难理解。亨克海军上尉经过考虑和判断，报告击沉了8艘商船，计50,000总吨位。根据今天掌握的资料，他实际上是击沉了8艘商船，计49,196总吨位。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多次叮嘱各艇长：“估计数字要准确、慎重，我们是一个诚实的公司！”与亨克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好多了，不必再提醒了。
4月底，克服了各战区中的潜艇空白区。5月1日有4个潜艇群准备好同时打击护航运输队。这4个潜艇群是在全面分析了最近几周的各种情况之后被派往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要经过的北大西洋航线的。
从5月1日至3日，有3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艘潜艇用音响探测器发现的，但未获战果。原因是该护航运输队从西面绕过了潜艇搜索群，同时又通过巧妙的佯动——把一个掩护群派到东面并发射了照明弹——把我潜艇引开了。
正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对被引开的潜艇巡逻幕重新部署时，一支从东面驶来的护航运输队恰好撞进潜艇巡逻幕中。于是一个极其有利于潜艇攻击的战术态势便形成了。第一天夜晚就有11艘潜艇接近了护航运输队，击沉5艘商船。护航运输队在遭到袭击之后不得不分散航行，因为第二天我们只看到几个由驱逐舰护航的小群商船在各自航行。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有5艘驱逐舰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前来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后来又有5艘军舰组成的“第一护航大队”和从冰岛起飞的“超远程”飞机赶来支援。因此，敌掩护兵力变得空前强大。尽管如此，5月5日那天仍有4艘商船被击沉。当晚仍有15艘潜艇继续与其保持接触；第二天晚上的战斗虽然将更加艰苦、激烈，但估计仍有取胜的希望。
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记述了后来战斗的经过：
“夜幕降临前约2小时突然下雾，而且越来越浓。于是今晚大好战机便化为乌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与敌失去了接触。凌晨4点最后一次看到护航运输队。如果这场大雾迟6小时降临的话，肯定可以击沉很多商船。然而大雾夺走了良机；潜艇再无获胜的希望。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15艘潜艇遭到深水炸弹攻击，其中6艘在雾中还受到驱逐舰火炮的突然袭击。没有办法对付敌雷达搜索。毫无疑问潜艇已陷入失利、无望的境地。”
作战行动停止了。敌人损失了12艘商船，共计55761总吨位。不幸的是我方也损失了7艘潜艇。如此重大的损失真让人受不了。虽然我们也击沉了12艘商船，但我认为，我们打了一个败仗。
这次作战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飞机和水面舰艇的雷达不仅最严重地直接影响单艘潜艇的作战，而且使敌人有了极其有效的方法发现和规避潜艇预设阵位。这就是说，这个办法使潜艇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特点，即隐蔽性。”
今天我们才知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都装备了波长10厘米的最新式雷达。我们的接收仪无法接收这样短的电波，因而潜艇也就不能预先防备敌人的搜索和发现。在潜艇没有装备能接收敌短波雷达的新型接收仪之前，今后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就再也不能与护航运输队作战了。
在5月9日至13日与HX237和SC129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同样的经验。
例如，那次与SC129护航运输队作战时，能见度很好，“……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中，在天尚亮时就有11艘被敌护航舰只发现并遭到追击。这么多潜艇被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显然是采用令人惊讶的准确而可靠的方法发现了护航运输队附近的我方所有潜艇的……这样准确地发现潜艇的现象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毋庸置疑，敌人一定研制了新式而有效的探测仪……”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5月14日战争日志。 ]
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潜艇仅击沉5艘商船，共计29016总吨位，但却损失了3艘潜艇。虽然“咬人者”号航空母舰的飞机大大地增加了潜艇对HX237和第二天对SC129护航运输队攻击的困难，但结果再次表明，仅海上护航兵力就足以完成及早发现潜艇和阻止潜艇实施攻击这一任务。
在对后来的SC130和HX239两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敌人在反潜防御方面的绝对优势更明显了。护航运输队本身的护航兵力与经过专门反潜训练的“支援群”配合默契。此外，空中还有持续不断的掩护兵力，这些兵力是由舰载机和超远程岸基飞机组成的，它们都装有新型雷达和新式重型深水炸弹，而且还配备了经过改进的投掷装置。所有这些都使潜艇无法继续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SC130和HX239护航运输队无一损失。对于我们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所蒙受的损失，以及在其它海区特别是在比斯开湾、冰岛附近和北大西洋海区在1943年5月对潜艇战至关重要的日子里所蒙受的损失，我逐渐深信无疑。每次战斗之后，损失数都在迅速上升。到5月22日为止，我们已丧失了31艘潜艇；这么高的损失数真使人感到突然，因为在战争的第四年，虽然敌反潜兵力大有增强，但潜艇损失数会上升得如此之快，是人们无法预料的。
出航潜艇每月的损失百分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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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计潜艇损失数最低和最高的那两个时期，那么在1942年底以前，出航潜艇每月的平均损失数为1l.2%，1942年下半年潜艇的损失数相对地低于平均数。 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损失数最高，这是因为潜艇技术上存在缺陷 [ 注：见本书第72页(第7章)。 ] 和艇员缺乏作战经验所致。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海区作战时损失最小，当时敌防御力量较薄弱。
从1943年初开始，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越来越频繁。这一点从护航运输队船只被击沉的数量在被击沉船只的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1942年下半年被击沉的护航运输队的商船数量平均占被击沉船只总数量的39%；但1943年3月却占75%。由多艘潜艇协同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无论如何要比单艘潜艇在遥远海区的作战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虽然潜艇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但潜艇的损失率却增加较少，只从8.9%提高到9.2%。
不管怎样，这些损失并不是一种警告人们潜艇损失竟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上升的信号。
在潜艇战中，我们遭受的挫折和危险已经不少了，这种情况在任何战斗中都是难免的。但我们多次克服了这种局面，因为潜艇部队基本上保持了战斗力。然而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雷达、尤其是机载雷达几乎使潜艇完全丧失了水面的战斗能力。在空中侦察力量变得无比强大的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的狼群战术将无法继续使用。只有潜艇的作战能力有极大的改进，潜艇战才有可能恢复。
这就是我的结论。于是我命令潜艇撤离北大西洋。5月24日我要求潜艇小心谨慎地撤到亚速尔群岛西南海区。
在大西洋战役中我们战败了。英国人对他们的胜利写道：
“这场战役决不会再达到如1943年春那样令人不安的力量均衡状态。确切地说，这里所提到的胜利就是这场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场连续45个月的战役要比我们的后人所能想象的厉害得多，激烈得多”。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7页。 ] 这场战役之后，尤其是在出现新型雷达之后，两大海军强国的庞大海空防御力量终于挫败了潜艇战。
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反潜方面除研制的雷达外，其它的研制成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舰载短波测向仪，以及1942年以来对德无线电密码的破译等。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附件9作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