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任海军总司令·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第十七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准备提议让卡尔斯海军将军或我作为他的继任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他要我在24小时后作出答复，我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我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他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没想到雷德尔海军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我也没想到，希特勒与他之间会因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产生分歧。当时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他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执行这项命令时，他提出辞职。希特勒对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尔回心转意，但无济于事。结果只好同意他辞职。
24小时后，我告诉雷德尔，我的身体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军的最高指挥权。
雷德尔提议，卡尔斯海军大将和我都可以作为继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强调潜艇部队目前对他来说是居于首位的话，那么选择邓尼茨是完全合理的” [ 注：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页。 ] 。
希特勒决定由我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所陈述的理由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 [ 注：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书中的《希特勒和海军》一章，第53页，维也纳卡尔·屈内出版社。 ]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一样向希特勒作一些军事汇报(如在“埃姆登”号巡洋舰出国访问开始和结束时)或者奉命向他汇报情况外，我与希特勒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这种汇报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军总司令常常为此下达命令。
现在，我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我与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经常的接触机会。
在介绍我与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鲁士。我的祖辈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后来从这个农民村长的家族里也出现了福音新教的牧师、军官和学者。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看到了德国美好的远景，并把它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作比较。当时我对德国内部的弱点还不甚清楚。
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帝国海军的军官不去过问政党的任何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整个民族和人民所创立的国家服务。
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这个原则。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时对于国内所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潮流，我们还是表示赞同的。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和潮流的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回忆那些爱国者、下层人物和忠于职守者的传统美德，不把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相联系，我们就不能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恢复我们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军指挥部工作。当时我对海军指挥部司令岑克尔海军将军和帝国国防部长格斯勒极为敬重。我的工作范围是处理与海军有关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国内政策中有关抨击海军的问题。后来冯·施莱歇尔(后来成为将军)领导的处专门处理海军和陆军中存在的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充当过主管维护纪律和量刑等工作的军方负责人。
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从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
我作为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和海军总参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还负责制定防止北海海军基地发生“内乱”的有关措施。
那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获得450万张选票和76个议员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获得约89个、确切些是100个议员席位。
这几年，左右两派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始终存在更大规模的动乱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海军的总参勤务军官(其中包括我在内)一直为准备动用国防军、时刻加强对军事设施(如军用仓库)的防护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的发生而奔波。我们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国防部，讨论防止内部动乱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由国防军处处长冯·布雷多夫上校在冯·施莱歇尔将军的部长办公厅讨论决定。讨论的题目是国防军同左右两派激进党，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概括地说，这场斗争意味着反对德国人民的大多数。1932年11月当冯·巴本总理为阻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而决定解散这两个党时，国防军领导认为，一场公开的内战很可能会爆发。
由于力量不足，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同时控制这两个党派而避免发生这样的内战。冯·施莱歇尔将军让人把这一点转告给了冯·巴本内阁。
然而国防军对内战的态度还取决于下述事实：第三大党，即共产党，依然获得选票。一旦他们掌权，这就意味着德国将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出现，才使共产党在前几年直至目前没有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通过一场流血的革命来夺取领导权。20年来，资产阶级党派和民主国家的首脑都没有能够阻止共产党的蓬勃发展。在一场即将来临的内战中，国防军不可能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党派，因此，它必须作出决定支持其中的一个党派。不言而喻，这个党绝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于是国防军终于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认为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3年上半年，我有幸到当时的荷属印度、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以及锡兰和印度进行了一次富有启发性的国外旅行。
这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赏赐给国防军一名军官的例行旅行。
我回到德国后，在北海海军基地的管辖区内，海军和冲锋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冲锋队提出了一些干预国防军合法任务的要求。虽然海军基地司令奥托·舒尔策海军将军(因功而荣获过骑士勋章)与当地的冲锋队队长冯·朔莱默男爵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据我们所知，冲锋队企图通过政变来夺取政权，并企图通过威廉港冲锋队的头目在政变一开始就把舒尔策海军将军及其参谋长和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即我)“软禁”在各自的住宅里。在其它军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因此，国防军认为，为了恢复和维持内部政局的稳定，镇压罗姆暴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恐怖性谋杀事件我们海军基地的参谋军官知道的并不比公开发表的多。当时我们的看法主要受到内阁决议的影响，该决议对所有与镇压政变有关的措施都作为“国家紧急防卫”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的身份出国访问，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这次访问才结束。与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国在国外的声誉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举行公民表决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次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表决使德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如果说以前德国与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在开普敦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友好的，但还是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1935年初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当着他的那些对英国政府现有措施不满的军官们的面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而且英国对我——“埃姆登”号舰长的邀请也越来越频繁，凡此种种都是德国威望提高的结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国外听到了关于德国国防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于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声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国。从那时起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组建新的潜艇部队(将这一使命委托给我，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在海上进行训练。当然，我与全体德国人民一样为德国从希特勒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明显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与喜悦。希特勒开始执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解决大量问题时也会像以往的政府那样遭到失败。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
1933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口为600万以上。而现在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分裂人民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强调劳动的伦理学和强调每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内部的团结大大加强。对劳动者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军官们感受很深。
例如，对我们军官来说，在20年代，很不习惯着制服路过船厂和工矿企业区。那时工人看到军官很不友好而且远而避之。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当工人或近或远迎面与军官相遇时，态度和蔼可亲，真诚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给我们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这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连德国的老对手丘吉尔在1938年发表在《时代》报上的“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曾反复讲过，如果大不列颠在战争中失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个希特勒，以使我们在各国之间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丘吉尔发表在《时代》报上的其它信件的内容来看，虽然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前几年他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难道我们德国人在那时候还应该有其它想法吗？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战前年代里，我对民族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海军只要一上舰就与党的机关没有接触了，这样相互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认识赫斯，1941年认识戈林，1943年才认识希姆莱的。
对于迫害犹太人的一些骚乱事件(后来在“打砸抢之夜” [ 投笔从戎注：“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10日夜间反犹太暴徒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第二天街上到处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 ] 达到了高潮)，我们这些军官们毅然表示反对。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我的上级——舰队司令伯姆海军将军那里，并对他说，这种事件必将遭到主持正义的全体军官的一致反对。我请求他把这一意见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使总司令就这次暴行向国家领导提出申诉时，肯定会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得到前线的支持。当时我是以海军上校和潜艇部队指挥官的身份以及全体军官的名义同舰队司令谈话的。鱼雷艇部队指挥官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任舰队司令，在“俾斯麦”号战列舰上阵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今天我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才看到，舰队司令确实把我们的抗议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了。 [ 注：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133页。 ]
对德国这种形势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对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形势发展，我开始忧虑不安。我感到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对于当时我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到。 [ 注：见本书第44页(第5章) ]
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家领导对英国的思想状况是否有正确的估计，我表示怀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绝对不要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当我听到德国不可避免地入侵波兰的消息时，我表示很大的怀疑，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使我感到惊奇，但对英法的宣战却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但后来因为战争已在所难免，我即采取了明朗而坚决的态度：作为军人，我唯有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军队在思想上团结得越紧，战斗力则越强。这种思想上的团结表现在，当他们的祖国面临战争时，军人应毫无条件地执行国家领导的各种决策。任何偏离这些战略决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己方力量的削弱和敌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与我们的全体军人一样，我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还包括以我的地位维护国家和国防军之间的团结。对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如果除了应在战争中指挥一切对付外来之敌的责任重大的艰苦战斗外，还要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操劳，甚至还要与政治领导作斗争，那么对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谈到7月20日事件时再作一些补充。
1943年1月，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当时，对我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我心里是完全清楚的。作为军人我在战争中唯一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抗击外敌，这个态度我始终没变。
每个国家都要求其军人具有这种态度，并通过最隆重的宣誓来强制他们无条件地履行这种义务。即使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一个国家如果在军事形势不利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允许它的军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甚至让每一个军人自己去判断情况是否如此，那么就会动摇这个国家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对某一军种的领导来说，他有义务在战时向政治领导详细汇报他任务范围内的军事形势。此外还要对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发表意见。
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
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
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
1939年英国参战，原因是，大德国合并了奥地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使英国的强权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文学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英国政府参战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颠存在下去就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的政策，而德国的强权政策、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与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英国忍气吞声的话，就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 [ 注：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文版，洪博尔特出版社，第21-22页。 ]
消灭德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英国的战争目的，美国支持英国的这种目的，而且在行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开宣称，“讨伐”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目的。这种讨伐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战争目的，其斗争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民及其工业力量。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和民族社会主义被消除后的头几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人民中间失去共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失去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盟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是德国人民在1945年以后了解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继续用下面一段话道出了英国的战争目的：“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强国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使大陆强国处于对抗和分裂状态，使它们之间形成平衡。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使人们自然要考虑谁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敌人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国家，而是另一个其政策对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威胁更大的国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被征服后连一点合法的要求也谈不上，只有听凭战胜国的老爷们任意摆布。
这意味着什么，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会上他要求德国至少向俄国遣送400万名德国人作为永久性的劳动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一直反对这项提议。
尤其是罗斯福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一直很主动，例如，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今后还得靠斯大林来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与苏维埃俄国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无条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没有其它停战的可能性。但是对投降国来说，投降意味着：停止战斗，束手就擒，去当俘虏。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得把当时尚在俄国纵深作战的几百万德国东线士兵作为牺牲品交给斯大林。这是绝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计划表明，我们预料中的事可能会发生。该计划是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的，内容是准备摧毁德国的工业和所有的工厂。从此德国将变成一个牧场。
因此，面对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1943年或1944年就认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的德国指挥官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这个军人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军人，当他认为军事局势已无望取胜的时候，即便同意无条件投降，也应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这样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战争。历史告诫我们，在战争中出乎意料的政治变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变无可挽回的形势。
虽然我已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但在这种外部政治形势下，我除了尽力组织好战斗外，也别无他法。
雷德尔海军元帅移交给我的那部分部队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队很融洽，因此战友之间的友谊和部队的纪律都有所加强。海军从1917和1918年的舰队暴动和卡普叛乱的后果中得到了教训，在20年代初就纯洁了其“内部组织”。经过海军指挥部首脑们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来在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努力下，德国创建了一支在战争中能坚持不懈，顽强战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军种，尽管这个军种与两大海上强国的优势兵力相比悬殊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础良好、思想健康、体格强壮的军种部队，即使在未来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支军队必定会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和国防军统帅部所坚持的大陆主义的态度，尽管雷德尔海军元帅多次进行规劝，但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英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海军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得到为完成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战任务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变这种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光靠书面报告是不够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通过在领袖大本营里担任要职的将军来反映海军的要求也是不够的，必须由总司令亲自出面来说明。根据以往的经验，仅仅满足于在希特勒那里作一次简短的汇报是不行的；应该长时间留在那里，直到一次汇报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充分的巩固为止，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得准备应付以后的反对意见，如有必要的话有时还要反复恳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其生效。事实证明，自由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激发希特勒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仅触及他的表皮”。
为了使那些为实施海上战争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必须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给他施加足够的影响。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经常或间隔几天就到大本营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后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巩固我在希特勒那里的地位。
一开始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那天向他汇报时，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他讲完后，我对他说，我对我现在这一新的职务的使命还没有充分的领会。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军舰的退役计划，这个计划是我的前任拟订的。起初我对该计划没有提反对意见。
但很快我发现有关大型军舰的报废问题必须重新研究。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这些措施必然会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
根据与我前任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我得出结论，上述计划是错误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汇报。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并请求他撤销这个命令。当时他感到意外的难堪，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潜艇战的前潜艇部队司令会有这种态度。他十分恼怒，但最后还是愤愤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下了逐客令。
打这次汇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怀疑，我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长久。但很快我发现，我反对希特勒的结果完全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后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客气，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欢用我的军衔称呼我，而不用别的。当着我的面他从没有打破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汇报后，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则：在他的面前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或失误。例如，我曾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潜艇战的忧虑。1943年5月当潜艇战崩溃之际，我丝毫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备。此后不久，在一次大规模的形势讨论会上，有人向他报告，说一艘重要的油船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油船是从黑海驶往被我占领的希腊途中遇到潜艇的。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当时我站在他的对面靠近地图处，周围约有20人，都是国防军的首脑人物。这时我立即用强硬的语气答道：“我的领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如我们的潜艇也能像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地中海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由于我的回答措辞激烈，当时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希特勒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即刻就恢复了平静，并对那位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说：“请说下去！”我对希特勒的这种评语十分恼火，随即离开了会议桌走到窗口旁。当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我走在后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亲切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进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打发走后，只留下我一人。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描述这一次争论的场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事业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干预过海军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对我可以信得过。当其它人向他提出对海军的建议或要求时，或在他面前以某种方式指责海军时，他经常这样回答：“海军元帅一定会尽快按要求去办的！”
这种关系的逐步发展，大大方便了我对海军的领导。
但是，这种关系对我的地位也带来了反作用，使我面临其它军种和帝国当局的非难。
戈林喜欢在希特勒面前指责其它军种。他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前任雷德尔元帅带来不少困难。当雷德尔移交最高指挥权告别希特勒时，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对希特勒说：“请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军和我的接班人。”
很快我觉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经常把其它军种的失误当作头条新闻不切实际地告诉希特勒，结果我与他之间发生了冲突。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一次大的形势讨论会上。会议一开始戈林就报告，德国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军的快艇没有分散隐蔽，为了图舒服“一股脑儿”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讥：“我不允许您抨击海军的事，元帅先生，您最好还是去关心关心您的空军吧，那里够您忙乎的。”
顿时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后来希特勒要求那位作报告的军官继续讲下去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
这次讨论会结束后，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情况：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饭，而与戈林握手告别。
打这次后，戈林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指责海军了。他似乎也打算与我和解，这次冲突后短短的几天他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用钻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姿态我无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坚持我的坦率而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则。在好多情况下我曾讲过：“我这个海军总司令可能干不长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与瓦解国防军战斗力有关的刑事案件均应交给人民法院处理。但由于我的抵制，这项命令对海军来说等于无效。只有在海军中，由于我的反对，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族社会主义指挥官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活动产生多大影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为海军作出特殊的规定。
1944年7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不再邀我与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广众中见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他对我的亲切态度仍一如既往。
由于在工作上我幸运地得到希特勒对我的信任，从而使我能为海军争取到他的许多支持。凡是海军装备方面需要的物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虽然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要求德国工业生产力大大超过前几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十九章中谈到。
限制每个负责人的职权范围是希特勒的原则，与海军无关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更谈不上征求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关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38年以来不再举行内阁会议，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门的首脑向希特勒汇报情况时我能参加旁听，或者能得到这些报告的文字材料。但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主要问题缺乏系统和足够的了解。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过问少数的特殊情况外，无法过问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对这些问题提的建议，总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驳斥。这主要是我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这种对我的任务范围的限制，并不能打消我作为海军总司令想经常了解整个军情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经常性地参加大本营召开的大的军事形势讨论会是很有必要的。
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战争期间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进行过120次会谈”。
世界上哪里有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某军种总司令是采用其它办法来完成他的每一项任务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