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战役的第五阶段(1942年10月至12月)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规模的扩大和远洋作战行动·第十六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从1942年10月起，我们在北大西洋经常保持两个潜艇群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这两个潜艇群在大西洋的东部和西部各组成一道巡逻幕，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打击护航运输队。
东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西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西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东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这两个潜艇群都应在敌护航运输队到达“潜艇作战区”之前就与其保持接触，而作战区应位于敌岸基飞机所不能到达的大西洋中部的公海上。
在潜艇部队司令的指挥所里，我们把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认真地标绘在海图上。 [ 注：见第125页(第10章)。 ] 在对有关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航线和位置的各种信息进行认真的验证之后，我们才配置潜艇巡逻幕。巡逻幕基本上配置在敌护航运输队白天可能通过的海区，因为白天敌护航运输队溜过巡逻幕的危险性小一些。如果在预定的这一天直到晚上还没有发现敌护航运输队，那么巡逻幕就在当天晚上采用与估计的敌护航运输队相同的航速向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前进。第二天天刚亮巡逻幕又迎着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驶去，以便用这种办法尽量在离敌护航运输队“出发线”较近的海区截击敌护航运输队，就是说要尽量利用没有敌方空中警戒兵力的作战海区。“无线电侦收部门”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过程中的新发现，目力观察报告，气象情况，尤其是对敌可能改变航向或采取反潜措施的“敏锐感觉”等等，经常促使潜艇部队转移作战重点，潜艇的配置也因此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由于10月初的那几天里狂风暴雨，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的两次作战均告失败。我们迫切希望位于纽芬兰东面海区由10艘潜艇组成的艇群能够发现预期在10月11日驶向英国的SC104护航运输队。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直到第二天才接到位于巡逻幕北端的一艘潜艇的无线电报告，说它在10月11日下午发现一艘小型护卫舰。由于天气干扰，在发报12小时之后才收到该无线电报。
我认为这艘小型护卫舰一定是所预期的护航运输队中的兵力，尽管电报推迟了很长时间才收到，但我仍命令该群潜艇全速向东北方向前进。如果我的这种做法错了，用潜艇的行话说，这就叫追赶“蝴蝶”，那么敌护航运输队就很可能在这期间绕过我们向西南方向航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只能是浪费燃料和时间。
有一艘潜艇在10月12日幸运地重新发现了那艘小型护卫舰。潜艇紧追不舍，这样一来，那艘小型护卫舰实际上就把潜艇引向了护航运输队。我们终于找到了敌护航运输队。
暴风虽然减弱了，但波涛仍汹涌澎湃。这有利于潜艇发动攻击，因为敌人不易发现它。在前两个晚上，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中尉)击沉了7艘商船，其中一艘是12390吨位的“南方快车”号油船，它是为护航舰艇补给燃料的。其余的潜艇除击沉一艘商船外没有更大的战绩，这是令人遗憾的。
所有潜艇都感到，从1942年10月14日开始，敌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护航兵力有明显加强，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无法突破敌警戒幕。
在以后几天的作战中，狼群的时运有好有坏，战绩平平。
10月24日，一支狼群潜伏在格陵兰东南海域。我们等待着一支西行的敌护航运输队。10月25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从截获的一份英国电报中得知，敌护航运输队在10月22日位于北海峡以西500海里处，航向240度。
10月24日，U-606号潜艇在同一方向发现了一艘桅杆冒出水平线的驱逐舰，但航向大于240度。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高速向西北航行，因为我再次希望所发现的驱逐舰属于期待中的护航运输队，但是护航运输队却不见了。10月26日，另一支驶往英国的HX212护航运输队却驶进了我新配置的潜艇巡逻幕。
这表明潜艇作战的依据是多么不可靠，意外事件在这场大范围的海战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将两翼的潜艇巡逻幕向中间的护航运输队接近。潜艇在10月29日夜晚冒着惊涛骇浪，也就是在不利于敌人发现潜艇的条件下对敌发起了攻击。它们击沉6艘商船，总吨位达51996吨，另外还击伤了1艘7350吨的商船。被击沉船只中包括16699吨位的“科斯莫斯II”号油船。
由于指挥技术方面的原因，有必要给潜艇群起名字。到目前为止，我的参谋部除了喜欢给它们起一些传统性的名字外，还喜欢采用一些猛兽的名字。1942年10月份，大西洋的风暴特别频繁，对潜艇来说仅航海这一点就够艰苦的了。潜艇无休止的摇晃和震动对艇员造成的体力消耗，使他们渴求安静和轻松，以便头脑能恢复清醒。考虑到艇员们的这些心理状态，我参谋部的作战参谋把我们在10月份部署在纽芬兰东北和格陵兰以南海区的一个潜艇群命名为“紫罗兰”群。在充满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甚至连这样一件有趣的小事也有益于潜艇部队领导和战斗在遥远的大西洋的潜艇部队之间的互相理解。
10月30日，一艘在美国海域航行的潜艇发现驶往英国的SC107护航运输队正紧靠纽芬兰南岸航行。
恰巧在这时我方又意外地截获了一份英国的密电，里面含有该护航运输队从拉斯角出发后的航向数据。
“紫罗兰”潜艇群此时燃料不多，特别希望能尽快地投入战斗。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所有的情况都标在海图上。估计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按原定航向航行。因此把“紫罗兰”潜艇群组成一个短而密的巡逻幕横拦在该护航运输队的前进方向上，巡逻幕一直延伸到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边缘。
如果这个估计错了，那么这次行动就可能完全失败。但我相信，英国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一定会让护航运输队穿过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航向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我们的运气不坏，敌护航运输队果然径直驶进我潜艇巡逻幕。不久，敌护航运输队改变航向向东航行，但这时已有6艘潜艇咬住了敌护航运输队，敌人别想再溜掉。连续两个晚上，SC107护航运输队中共有15艘商船被击沉，总吨位达87818吨，我方仅损失U-520号(艇长施瓦茨科普夫海军上尉)和U-132号(艇长福格尔桑海军上尉)2艘潜艇，这个战果令人欣慰。根据英国的报告，这2艘潜艇是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飞机炸沉的。当时我们认为，U-132号潜艇是在夜间攻击一艘军火船时因引起的爆炸而祸及自身的。
当“紫罗兰”群在寒冷而多雾的纽芬兰海滩地区取得大捷的同时，配置成宽侦察幕向弗里敦海区挺进的“战斧”潜艇群在加那利群岛以西海区发现了从南驶往英国的SL125护航运输队。经过连续几天反复顽强的攻击，潜艇击沉了13艘商船，总吨位达85686吨。但是在取得这个胜利的同时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对此评论如下：
“这支护航运输队所遭到的不幸，从另一方面来说却给同盟国的作战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潜艇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时，第一批开往北非的军火船队此时正通过邻近的海域。假如敌人不忙于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的话，就会察觉运兵船和补给船的大规模行动，并向它们发起攻击，或者发现其企图和目的地，这样一来，登陆部队极为重要的突然性就会完全丧失。”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3页。 ]
同盟国在北非的登陆对于轴心国来说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这次登陆的背景是什么，它怎么会达成对轴心国的突然性的？
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共同会谈中就作出了规定，一旦美国参战，战争的重点也应放在欧洲。 [ 注：见第183页(第12章)。 ] 1941年12月同盟国再次强调，主要目标是德国和意大利，其次才是共同对付日本。因此，必须在美国登陆部队的援助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一开始，按美国的计划准备由英国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但经过周密的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但同盟国认为有必要在1942年就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人单枪匹马是无法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很久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责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国，因为盟国再三推迟为减轻红军的负担而应诺的入侵欧洲的行动。1942年7月，同盟国决定在北非登陆。他们认为，北非很快就会被他们控制，这样就能消除德、意对近东的压力，而且也能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西班牙和法属殖民帝国也会因此在将来保持中立。只有先占领北非，才能进一步看清进攻欧洲的战略目标。
同盟国对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严加保密，并巧妙地作了各种伪装。
在美国参战后，德国的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第二战场问题的呢？对这个问题他们考虑了很久。德国虽然在挪威和法国沿海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并增加驻军，以消除轴心国在战区西侧的威胁，但是德国领导人对美国可能在西班牙登陆仍感到十分担忧。另外美国也有可能通过在达喀尔的登陆来占领西非。
敌人为了制造假象而散布的种种消息使我方对上述各种推测更加深信不疑。而对敌人为在北非登陆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如集结大量舰船，装运部队和物资等，德国领导人却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情报和谍报系统完全失灵，就像它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给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过一个有用的情报一样。原因是德国的政治领导没有估计到与英国的一场战争，更谈不上考虑一场对美战争。因此，面对这两个海上强国，德国的情报工作在和平时期没有及时地得到发展。
战争中德国海战指挥部对整个战略形势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1942年10月20日(北非登陆前几个星期)，根据对形势的观察，他们觉得敌人很可能登陆。他们认为同盟国还不具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军事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研究了同盟国可能对法属西、北非地区采取行动的问题。从1942年10月初以来，在直布罗陀海峡，英国海军部队和商船不断增加。海战指挥部认为，这是为驶往马耳他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而准备的兵力。根据对敌人现有措施的分析，看来敌人在北非登陆的准备工作是很不充分的。况且法属北非殖民区都筑有防御工事，由法国维希政府的军队守卫。
海战指挥部认为，这些军队是可以抵抗英美登陆的，特别是英国在奥兰和达喀尔 [ 注：英海军曾在1940年7月初向在奥兰和达喀尔的法国舰队开火，当时法国舰员损失惨重。 ] 的军事行动激起了法国海军对英国的仇恨。
人们推断，“同盟国对法属地区的进攻必将导致同盟国与法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使维希政府更加向德国靠拢。”
出于这个原因，同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海战指挥部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对继续联合法国海军的问题表示关心，以此来改善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海战指挥部不相信英美会在北非登陆，所作的结论是：
“……如果敌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尚无能力动用和运送强大的陆、海、空部队，或者也不愿意将法国完全推到轴心国一边，那么它们就会先打击德、意装甲军，把轴心国赶出北非，一直逼到突尼斯边界，以形成法国不可能倒向轴心国的战略态势。然后依托这些新的阵地向轴心国最薄弱的部位发起攻击，再向意大利挺进……”
相反，海战指挥部似乎认为，敌人占领达喀尔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料之中的政治后果是维希政府会更加靠近德国，这对实施这项计划是不利的。
上述对形势的分析说明我们对敌登陆方向的判断尚无把握。这对于到处可以利用海洋作为通道来大量运输物资及可以在它们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对大陆强国的漫长海岸线发动攻击的海上强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可以说主动权掌握在海上强国手里。如果大陆强国的整个海岸都能同等程度地防御敌人的进攻，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可靠地消除敌登陆的危险。但是这超出了它们的手段和能力，因而它们始终处于危险的境地，被握有主动权的海上强国牵着鼻子走，采取对抗行动又往往为时太晚。
因此在敌人入侵北非之前，海战指挥部除了按原来的部署配置兵力外，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在敌人入侵北非和西非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作战兵器就是潜艇。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给敌人的入侵计划造成一些困难，却不能阻止敌人的登陆行动。在对敌人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在到处可给敌人提供登陆机会的漫长海岸线上，潜艇部队要预有准备地集结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唯一的后果必然是严重影响潜艇部队完成其本来的经济战任务。
毫无疑问，敌人在登陆时除了要求得到大量掩护兵力和运输舰船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此外，潜艇预先集结在一起还有以下危险：由于敌人故意散布假情报，潜艇很可能不是把地点搞错了，就是把时间搞错了；这样，在有利于敌人登陆的时刻潜艇就发挥不了威力，因为潜艇必须进行补给。
因此，在英美登陆之前几周内海战指挥部没有派遣潜艇去抗击敌人可能的入侵行动，这是正确的。海战指挥部只在1942年11月4日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下达了派遣6艘潜艇到地中海去的命令，以弥补1942年1月以来在这一海区所遭受的损失。
1942年11月8日早上6点30分，海战指挥部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军在摩洛哥沿岸登陆的消息。我等不及上级下达命令就立即把比斯开湾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所有燃料充足的潜艇派往摩洛哥沿岸海区。与海战指挥部协商后，我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战也停下来，把那里的潜艇调到直布罗陀海区去。我在11月8日的战争日志中对形势作了如下判断：
“……显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沿岸的登陆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为了这次入侵，敌人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补给品。动用潜艇参战以阻止敌人的首次登陆行动已为时太晚，因为第一批潜艇最快也得在11月9日或11日才能赶到。但是潜艇参战仍能对敌人后续部队的大规模卸载及补给线(尤其是通向地中海的补给线)造成威胁。但对成功的希望不可估计过高……在浅水区发动每一次攻击都意味着必须投入全部潜艇，但破坏敌补给线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潜艇……”
不出我们所料，当潜艇于11月11日到达摩洛哥登陆海区时，发现敌人的防御力量已十分强大。正在卸载部队的运输船四周都有护卫舰和驱逐舰掩护，另外还通过岸上和舰上的无线电探测仪来提供保护。大量的反潜飞机不断在空中出现。
该海区离岸20-30米的地方水深不到100米，这样浅的水深极不利于潜艇的活动。11月11日傍晚，第一艘潜艇U-173号(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破了位于费达拉锚地的美国运输船的掩护兵力，3枚鱼雷命中目标。由于敌人采取反潜措施，当时无法观察攻击的结果。后来根据美国通报，1艘运输船、1艘油船和1艘“汉布尔顿”号驱逐舰被鱼雷击伤。
在同一天，U-150号潜艇到达摩洛哥沿岸海域。夜晚，由于敌雷达搜索，它无法从水面到达锚地。第二天该艇艇长千方百计从东北角尽量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潜入锚地。艇长卡尔斯在战争日志中描述了他在11月12日的作战经过：
“……11月12日13点21分，费达拉以北20海里处潜艇离开海底，我打算先航行到30米等深线上，然后沿着海岸驶向费达拉锚地，对敌实施攻击。敌海上警戒兵力万万没有料到在如此紧靠海岸的地方会有潜艇活动。
“14点40分，在23米水深处艇底轻擦海底……
“16点整，我现在才看清该锚地约有20艘敌舰船，其中靠南面的是一艘航空母舰，直接靠岸边的是一艘三脚桅巡洋舰和两艘油船。其余的都是大型货船和运输船。西岸水域和作战舰艇附近有一些护卫舰。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必须小心翼翼地航行。对于海面情况只能在短时间内一瞥而已。我在寻找离我最近的攻击目标……
“18点28分至18点33分，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4枚鱼雷，然后转身用舰尾VI管发射鱼雷，V号管失灵。击中3艘大型现代化货船，响起一片爆炸声，编队上空浓烟翻腾。(后来根据美国资料透露，当时‘爱德华·鲁思-莱杰’号，‘休·L·斯科特’号和‘塔斯克·H·布利斯’号3艘运输船被击沉)……敌人肯定认为我艇会向西或西北方向的深水区航行，但我重新在25米等深线沿着海岸顺利地向东北方向航行……”
以后来到该海区作战的潜艇碰到的困难更多。U-509号潜艇(艇长沃尔夫海军上尉)准备突入卡萨布兰卡锚地时，一枚水雷在艇尾爆炸，该艇受伤，被迫返回基地。当其它潜艇赶来时，登陆场前面的锚地已空空如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已撤离港口，卸载已转移到港内进行。
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潜艇有6艘被调到地中海，其余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11月12日夜间，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的作战经过如下：
“……19点15分，我艇浮出水面，发现敌巡洋舰编队，2艘巡洋舰为“伯明翰”和“弗罗比歇”型，另外还有3艘K级驱逐舰，航向东，航速15节。我艇开足马力全速前进5小时之久，赶上了敌编队。但数次都被驱逐舰赶走，我艇雷达暂时用139厘米波进行搜索。
“0点15分，向位于编队后面的‘伯明翰’型巡洋舰驶去，我一次发射的4枚鱼雷中，其中2枚在水面打转，另一枚在70秒钟后击中敌舰中部的主机舱。该舰立即停车，3艘驱逐舰为其担任掩护。另外一艘巡洋舰高速向东驶去。
“1小时后我艇突破敌警戒幕。在1点28分和1点48分各发射一次鱼雷，以给其毁灭性打击。第一次鱼雷击中距舰中部40米 [ 注：这就是说第一发炮弹落在该舰中部向后40米处。 ] 的舰后部，该舰向右舷倾斜。2点1分，我艇对沿着巡洋舰舷侧行驶的一艘驱逐舰发射鱼雷，击中该舰后部。猛烈的爆炸激起高大的水柱，舰尾的深水炸弹也引起爆炸。
“2点6分，敌巡洋舰又遭到我鱼雷攻击，但该舰一直未沉。敌驱逐舰发射照明弹驱赶我艇。我艇转舵失灵，配电盘着火，被迫下潜，在120至160米的深度遭深水炸弹攻击。再装填鱼雷。
“4点30分上浮。向半沉在水中的巡洋舰驶去，一艘驱逐舰拖曳着该舰缓慢地航行。突然我艇遭到担任护航任务的敌驱逐舰和巡洋舰舰首火炮的攻击。我艇再次紧急下潜。听到大量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水下超声波探测仪的噪声。
“6点13分，我艇再次上浮，驶向敌巡洋舰。遭敌驱逐舰的火炮攻击。6点50分I号和II号鱼雷发射管同时发射鱼雷，打击同一目标。一枚鱼雷命中目标。然后我艇再次深潜，受到深水炸弹和音响探测器的跟踪。使用化学伪装弹 [ 注：这是一种带有化学药品的容器，可从潜艇的鱼雷管中发射出去，化学药品在水中产生气泡，在敌进行水下搜索时，这种气泡可形成类似潜艇本身发出的回音面，常常诱骗敌人用深水炸弹袭击该回音面，而不去袭击潜艇。 ] 效果良好。
“第二天我们听到几百发深水炸弹的爆炸声。从潜望镜中我们发现了敌机和反潜群……”
在这些困难面前亨克仍然坚韧不拔，战斗不息，几次想把敌人葬身海底，对这种精神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的。他击沉的不是一艘巡洋舰，而是一艘英国海军的“海克拉”号供应舰。那天晚上他从那艘舰的侧影来看，以为击沉的是一艘巡洋舰。此外他还击伤了英国的“马恩”号驱逐舰。
在此期间，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在不断增加。这些潜艇按棋盘式配置在海峡的前方海域。它们在白天只能像1941年12月那样潜伏在水下，而晚上也只能实施有限的水面作战，因为当时已开始使用雷达。
11月4日夜间，当U-155号潜艇(艇长皮宁海军上尉)驶向棋盘式阵位时遇到了一支运输船队。该艇意外地正位于船队与其驱逐舰警戒幕之间。突然附近亮起了探照灯光，紧接着深水炸弹的攻击接踵而来。很可能是另一艘潜艇被敌驱逐舰发现。同时敌运输船也转而驶向U-155号艇，这样皮宁只得下令在远距离射击。
发射鱼雷后，该艇面对急驶而来的驱逐舰，只好迅速潜入水下。尔后皮宁清楚地听到了数声鱼雷爆炸声，并向我作了相应报告。
其实他击沉了“复仇者”号护航航空母舰和11,272吨位的“埃特里克”号运输船，另外还击伤了一艘运输船。
除了当时听到一些不准确的传说外，关于该护航航空母舰被击沉的消息我们直到战后才知道。这个例子说明，同盟国是多么懂得保守其损失的秘密。
另一艘潜艇U-413号(艇长珀尔海军中尉)在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预定阵位途中击沉了敌运输船队中的“沃里克城堡”号运输船，这是一艘价值昂贵的20,107吨位的运输船。
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配置使我们取得了类似1941年的战果。当时果然有许多护航运输队通过了此海区，但这些护航运输队均有强大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作掩护，使潜艇的攻击无机可乘。相反，潜艇还经常被迫下潜，在24小时内几乎没有充裕的时间无干扰地浮到水面充电。在试图打击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补给运输船以阻止其登陆的战斗中，U-98号潜艇(艇长艾希曼海军中尉)和U-173号潜艇(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沉没，另外还有4艘潜艇带着重伤返回基地。
于是我把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继续向西转移到敌防御力量较弱的海区，尽管潜艇巡逻范围会因此而大为增加。
位于潜艇配置阵位西边的一艘潜艇击沉了一支开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中的2艘商船，但是其余位于该护航运输队前进方向上便于攻击的潜艇却无法下手，因为在潜艇接近运输船之前敌反潜兵力就及时地把潜艇逼到水下。在诸如直布罗陀海峡敌防御力量如此强大的近岸水域，当时这种水下航速慢、充电必须浮出水面的潜艇是无法完成其任务的。
因此，我又像1941年9月那样，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直布罗陀海峡潜艇作战的情况。潜艇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毫无战果，而此时在大西洋的其它战区却有很多击沉敌舰的机会。毫无疑问，现在大西洋其它战区的情况正是对潜艇特别有利的时候，因为同盟国在非洲的登陆作战迫使他们集中大量的护航舰船。我既不相信让潜艇继续留在直布罗陀海峡是合理的说法，也不相信海战指挥部的说法，他们认为大西洋敌舰船击沉数的大量下降可“通过袭击驶向地中海的补给运输船所取得的军事上更有价值的战果来弥补。”
11月16日我接到命令， [ 注：第2412号绝密文件，记载于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8日战争日志。 ] 为弥补地中海的损失让我把大西洋潜艇调往地中海，并把20艘潜艇继续长期留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墨西哥沿海，于是我便在11月18日向海战指挥部阐述了我的看法：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日日第508号机密文件。 ]
“总而言之，潜艇部队司令认为，今后继续破坏通向非洲的海上交通线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而成功的希望则极小。这种成功是无法与我们初期在特殊情况下与敌人作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较的，在敌人继续执行其计划的情况下，这种成功的希望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样使用潜艇必定对大西洋的吨位战十分不利，潜艇部队司令始终认为，进行这场吨位战是潜艇的主要任务。潜艇实施吨位战也许能对战争的结局作出重要的贡献。敌人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目前，他们的主要忧虑仍然在大西洋战役方面，换言之，是为潜艇击沉其舰船而使他们力量不断受到损失而担心。
“如上所述，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目前在大西洋取得的相当大的战果与非洲的作战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如果现在把潜艇撤到直布罗陀海区和地中海，势必会减少大西洋的战果，这只能符合敌人的心意。从长远来看，这会起到加强敌人而不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用。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这里必须解决一个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潜艇部队司令确信，潜艇作战的重点必须放在大西洋，潜艇在吨位战中将为整个战争作出最有效的贡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条件，背离这个原则只能给整个战争带来损失。
“从上述考虑出发，潜艇部队司令请求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
但海战指挥部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答复是：“由于缺少其它兵力，在这场战争中潜艇是我们能使敌人的行动多少受到阻碍的唯一手段。”
他们拒绝撤出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的潜艇，但在11月23日又同意把潜艇数量减少到12艘，其余4艘派到地中海。
但我还想使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12艘潜艇远离这个危险区，因此向海战指挥部建议，利用这些潜艇在亚速尔群岛以西的自由海区来袭击通往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海上补给线。
“……如果找不到护航运输队，那么这次行动就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即使只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获得一次成功，其战果也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总战果……”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25日战争日志。 ]
海战指挥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把这12艘潜艇以侦察幕的队形派往大西洋西部，并将它们部署在西经40度线上。1942年12月6日，有4艘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在这里被击沉。其中有“塞拉米克”号运输船。但潜艇没有发现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因为护航运输队穿过大西洋后还要向南航行，而潜艇由于燃料不足无法到达那里。
当这批潜艇根据燃料消耗情况不得不返回基地时，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12月23日取消了在地中海同敌运输队作斗争的指令。于是潜艇在北非与同盟国军队的作战就此结束。
当11月8日同盟国开始在摩洛哥登陆时，我把大西洋的所有潜艇统统调往那里，但不包括那些在北大西洋的燃料不足的潜艇，因为这些潜艇的燃料只够一次战斗使用，因此无法到达直布罗陀海区。因此我把它们留在北大西洋编成一个“狼群”。在打击ONS144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它们获得成功，击沉了5艘商船，总吨位达25396吨，另外还击沉1艘“观音兰”号小型护卫舰，我艇无一损失。从这次战斗后，这批潜艇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无法进行连续数天的战斗，因此我解散了这个狼群；它们在纽芬兰以东还击沉了许多单独航行的商船。
我一直让那些留在北大西洋的潜艇在海上作战，直到它们的燃料不允许继续作战为止。各艇长在与ONS144护航运输队作战之前就给我发报，说他们只剩下很少的燃料和食品了，我回答说：“潜艇部队司令不会让任何人饿死。”
但正如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样，命运很快给我作出了答复，对于所应诺的事我太夸口了。在潜艇把所有的鱼雷用完后，我决定在1942年11月21日在亚速尔群岛西北500海里处为潜艇提供补给。它们应在那里与U-460号潜水油船会合(船长施诺尔海军上尉)。
从美洲海域返航的潜艇也奉命来到这个会合点，这样共有9艘必须补充燃料和食品的潜艇集中在“奶牛”旁边。正在此时天气突变，风大浪急，持续不断，潜艇无法加油。有几艘只剩下几升油的潜艇不能行动，只得在汹涌的波涛中随风颠簸。有些潜艇不得不关闭灯光、停止使用电子仪器和放弃热餐供应。它们连充电用的燃料也不够了。
此时此刻潜艇若被敌人发现，只好束手就擒。它们还多次被狂风吹散，为了再次集结在一起，只好使用无线电通信。这样就更增加了被敌发现的危险性，几天后天气好转，补给迅速进行。所有潜艇开始返航，并安然地到达了比斯开湾各港。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又一次懂得了，在充分利用潜艇的自给力方面也必须适可而止。
自1942年4月第一次使用潜水油船以来，事实证明它对作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许多情况下，它起到了把比斯开湾基地向西推进1000-2000海里的作用。当然敌人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为作战潜艇提供海上补给的这种新的能力，并竭力想方设法搜索和歼灭正在进行补给的潜水油船。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补给点的选择十分谨慎，这些补给点是辽阔的大西洋海区中的“死角”，敌人舰船到达这些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选择的补给点还是成功的。
在海战指挥部于11月23日把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减到12艘以后，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可把来自比斯开湾的潜艇重新派到北大西洋去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我们计划用这些潜艇拦击驶向英国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将在12月4日到达西经45度的海区，在那里我们把潜艇配置成一个巡逻幕。
该巡逻幕中的U-524号潜艇(艇长冯·施泰因埃克海军上尉)上有一种特种接收仪，能收听敌超短波无线电通信。12月4日1点，该接收仪收听到了英国的无线电报。由于我们对该仪器的作用距离掌握得不太清楚，对所收听到的无线电报，究竟是来自遥远的地方，还是来自所等待的较近的护航运输队，还不好作出肯定的判断。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并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狼群”高速驶往东北方向，果然两天之后我们发现了敌护航运输队。
部署在东北方向更远的一群潜艇也奉命向同一目标驶去，结果共有22艘潜艇参战。
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打响后的第一天夜晚，我们紧张地期待着胜利的消息。但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的指挥所共收听到11次英国无线电报，这些无线电报是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发出的。其内容是报告他们已发现潜艇，并向潜艇发起进攻。看来那天晚上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似乎特别强大。
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潜艇的收效甚微。据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击伤3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但这次战斗中没有一艘潜艇因受敌攻击而损失。
但在这次作战中，却发生了一起一艘德国潜艇冲撞另一艘潜艇的事故。这种事故还属首次。
在运用狼群战术时潜艇之间互撞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在和平对期我们就担心这种危险，但考虑到这种战术在军事上的很多优点，我们在这方面就不作过高要求了。
在和平时期由于艇长和瞭望哨的高度警惕，1935年以来所进行的潜艇协同演习中都未曾发生过意外事故，1936年11月令人痛惜的U-18号潜艇的沉没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该艇在潜望镜深度准备发动攻击时被一艘鱼雷艇撞沉。
就是在战争时期的夜间协同攻击中，在发生此次事故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碰撞事故，尽管那时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对瞭望哨来说要在夜间滚滚海浪中看清另一艘潜艇的指挥塔是相当困难的。另外，战争时期瞭望哨要对敌人保持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高度警惕性。有时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潜艇已存在碰撞的危险，但由于艇长谨慎的驾驶和迅速的规避，顷刻之间又化险为夷。然而这一次遭遇是很不幸的。U-221号潜艇的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最优秀的艇长之一)于1942年12月8日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次事故的经过：
“高速追赶护航运输队。21点34分，一片漆黑，海浪5级，狂风暴雨。右舷前方发现一艘潜艇。虽然使劲转舵，仍轻微地碰撞了防水前甲板，艇内几乎没有感觉。
“那艘潜艇仍在水面，但航行时逐渐下沉，艇上有手电筒灯光，约30人在准备救生具和救生衣。我们打开探照灯，让他们保持镇静，不断听到呼救声。我们用绳索捆上救生衣用机器或人力把绳索扔过去，因海浪太大几次都未成功。派几个人把绳索扎在身上从水中送过去，也没有成功。最后只有1名军士和3名艇员抓住了我们扔给他们的绳索，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被救起，此时火焰已漫延到舰桥。这就是U-254号的结局……我们打开探照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搏后，东方升起了两颗照明弹，一艘船开着两盏灯……”
U-254潜艇的损失，连同其优秀的艇长吉拉多内和几乎所有艇员在内，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但从另一方面却进一步说明了潜艇之间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的必要性。当我在12月28日从U-221号潜艇的无线电报告中获知此事时，我就在战争日志中记下了这次事故情况：
“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发生两艇碰撞事故并因此而损失一艘潜艇，这还是第一次。总的看来，这次不幸事件是在波涛汹涌的黑夜中发生的，因此据估计，那艘撞击潜艇可能没有责任。在使用大量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已把这种损失计算在内了。计算结果认为，一般来说，打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数量不得超过13-15艘，这个数量比较适当。但任何企图通过战术上的限制(如攻击潜艇数量、攻击时间和进攻队形的限制)来避免潜艇碰撞的想法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当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殊死战斗的时候，对潜艇在这些方面哪怕是最小的限制也是错误的。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艰难战斗中，潜艇一方面要果断地抓住每一个战机，另一方面还不能光为了安全而违背我们应永远牢记的原则：‘尽快向前占领阵位，尽快发动攻击，迅速抓住每一个战机……’”
12月中旬，我们在西风怒吼的天气中作战，战斗中只击沉了为数不多的商船和一艘“火龙”号驱逐舰。直到12月底，在北大西洋才打了一个胜仗。
12月26日发现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一些潜艇在27日就已接近了该护航运输队，头一天晚上就击沉了4艘商船。第二天雾气沉沉，但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利用水下音响探测器 [ 注：这些潜艇都配备了音响接收器，这种接收器在潜艇下潜时接收效果最佳，它可消除水面航行时艇体周围经常出现的海浪的噪音干扰。因此，想通过音响探测来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必须在途中反复下潜，以侦听到敌人的位置。 ] 与敌护航运输队成功地保持了接触，并使其它潜艇也能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傍晚时分突然雾消云散，潜艇突破敌护航运输队的外层警戒幕向商船接近。夜战打响了。敌外层护航兵力无法及时赶来增援，内层护航兵力又寡不敌众。
该护航运输队中有13艘商船被我潜艇击沉，共达67437吨位，一艘7087吨位的商船被击伤。这一年结束时，北大西洋战役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1942年10月至12月其它战区潜艇战的情况如何呢？
今年初，我方直接在美国近岸海域作战，后来因敌防御力量增强，我们便转移到加勒比海海域，又因战绩平平，再把潜艇战的重点转到与加勒比海东界相连的美洲海区及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
9月份潜艇在特立尼达附近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取得特别重大的战果。由于同盟国损失惨重，我认为敌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对付潜艇的攻击，以保护重要的航运汇集点。因此，我估计10月份潜艇在该海区不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敌人的掩护兵力，尤其是空中掩护兵力虽然大大加强，但是在夜间搜索和攻击方面敌人却缺乏经验。
在各种因素中，对于我们在该海区实施潜艇战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敌人尚未建立护航运输队，商船仍是不定期地按固定航线航行，美国当局甚至在接到被袭击商船的呼救信号、已知道潜艇发现这条航线后，仍然墨守成规，不让商船改变航向。因此我们在10月份仍然使用以前的战术，即一发现海上交通的“金矿脉”，就尽可能迅速引导所有潜艇对其实施攻击。
于是我们集中兵力打击奥诺科河口前方的交通要冲，然后再到距海岸300到400海里的自由海区及特立尼达到阿鲁巴以西的海区作战。
每一次作战都颇有价值。从10月1日到11月7日潜艇在这些海区共击沉25艘舰船。U-512号潜艇(艇长沃尔夫冈·舒尔策海军上尉)在战斗中被敌机击沉；还有好几艘潜艇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而受轻伤，有2艘受重伤。U-505号潜艇(艇长切希海军中尉)在敌机的突然袭击中虎口余生。当时一架快速低飞飞机从它旁边飞过，第一颗炸弹击中舰尾37毫米炮引起爆炸。虽然艇被击伤，但进行攻击的飞机由于本身炸弹的爆炸而坠毁，因此U-505号潜艇没有受到敌机的继续攻击。该艇一边撤离一边修理，在重新恢复下潜能力后，艰难而侥幸地“拐”到了比斯开湾的基地。
从10月底以来，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域的战绩逐渐下降。显然敌人把商船都集中到护航运输队中去了。这些护航运输队从南方穿过弗里敦海区驶往特立尼达，所到之处都有敌方很强的空中侦察兵力，因此难以进行搜索。
10月1日我“鸡貂”潜艇群到达弗里敦海区附近。潜艇成扇形配置，其顶点位于弗里敦，采用这种配置方法能使潜艇覆盖整个海区，而且潜艇在各自的范围内都能自由活动，彼此互不干扰。
首先我们应该查明敌人商船航行的方式和航线。根据以前在弗里敦海区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希望这次在该海区的潜艇战也能取得丰硕的战果。U-333号潜艇(艇长克雷默海军上尉)在保持扇形配置队形的情况下尽量使潜艇靠近弗里敦港，以侦察船只的来往情况。
当时他遇到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特别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潜艇的瞬息多变、生存难料的命运。他在战争日志中记述了此事。
“……1942年10月6日，4点整，弗里敦以西70海里处，黑夜，能见度很差，下雨。我打算在水面为通向弗里敦的扇形队形担任警戒。5点26分通过200米等深线。6点不到我走下舰桥，以便亲自检查导航和测深的准确程度。几分钟后传来‘请舰长上舰桥’的声音。约在右舷后方500米处敌一艘小型护卫舰飞快地朝我驶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已没有下潜和溜走的可能。小型护卫舰肯定会在潜艇下潜时撞击潜艇。
“几乎在我走上舰桥的同时，小型护卫舰的火炮和机关枪一起开火，我困难地向右转舵，花费了3倍于平时的力气。顷刻间所有的舰桥值更员包括艇长在内都因受伤而倒下了。第一值更官和我迅速地重新爬起来。一颗子弹穿透他的颈部，我的手臂也中了好几发子弹。一颗炮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把我们两人一下子推进了指挥塔内，但很快我们又重新爬上舰桥。第一值更官的手臂受伤后，我命令他到舱里去，我一个人留在上面。我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胳膊把所有躺在舰桥上的伤员扶进指挥塔。
“在这段时间内，敌小型护卫舰的炮击连续不断。通过费力的操舵机动，总算避免了敌舰对我的撞击。然后我下令：‘准备好救生衣和救生具。’这时我的头部又受伤了，又被炮弹的气浪推进指挥塔里。当我重返舰桥时，胸部又中了一块弹片。敌小型护卫舰迅速转向，几次想撞击我艇。这时我因流血过多而非常衰弱，在眼里满是血，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最后我决定采取最紧急的办法——下潜来拯救潜艇。我把潜艇操纵到与敌小型护卫舰相平行的航向，在它前面航行，当敌小型护卫舰向我撞来时我急忙转向，使敌舰只能触及到我的舰尾，然后我朝与敌航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在距敌1000米处下潜。这样敌舰来不及向后转向，在我下潜时无法向我撞击。敌小型护卫舰舰长很可能认为潜艇已沉没了，因为舰桥已经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他断定舰桥上的值更军官都已牺牲。由于进水，潜艇触到了海底(水深100米)。
“进水问题尚可解决，通过抽水泵排水后潜艇不久便从海底浮起。这时敌小型护卫舰又投掷了深水炸弹。
“当时天色尚黑，主抽水泵已坏，潜艇在水下要想把进入艇内的水都抽完已没有可能，而且潜艇随时有遭深水炸弹攻击的危险，因此我决定利用最后45分钟的黑夜从水面航行。敌舰追踪而来，并发射了照明弹……”
该艇艇长和第一值更官伤势很严重。潜艇只得驶到与U-107号潜艇(艇长格尔豪斯海军上尉)会合的地点。一位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一次战斗航行的“实习艇长”，从U-107号潜艇来到U-333号潜艇上担任艇长，把潜艇开到了他所在的基地。
这次潜艇在弗里敦海区的作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此我在1942年10月31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据大量谍报人员的报告，目前敌人大批部队和物资正在运往弗里敦港。美国占领利比里亚后，这些部队和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利比里亚。可以设想，英国人也可能已成功地在这些港口建立了大规模的护航编队，这是继1942年7月大量舰船被击沉后才开始采用的。由于弗里敦前方海域敌空中和海上侦察活动频繁，加上那里水浅浪静，潜艇要接近敌护航运输队是十分困难的……”
今天我认为，上述这些谍报是同盟国故意散布的假情报，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对它们预定在北非登陆的注意力，以欺骗和迷惑我们。它们的这种做法在我身上和在弗里敦海区产生了作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此外，我为了查明从弗里敦到特立尼达敌人航运的情况，在11月我将弗里敦海区的潜艇和从好望角返回来的潜艇一并集中在巴西海岸与圣·保罗山崖以北400海里处之间的海区。开始一无所获，后来到了12月份一共击沉7艘商船。
另外两艘潜艇则到刚果河口向敌发起攻击。但它们没有遇到海战指挥部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期望的大量商船。唯一的战果是U-161号潜艇(艇长阿希里斯海军上尉)击沉了英国的“月亮女神”号巡洋舰。该潜艇是在从美洲的西班牙港和卡斯特里港驶往刚果河口的途中击沉该巡洋舰的。 [ 注：见第207页(第12章)。 ] 它自己却报告击伤了一艘“巴尔奇”型驱逐舰。由此可见，在攻击时根据侧影来判定一艘作战舰艇的类型是多么困难。
派往刚果河口海域的另一艘潜艇U-126号在水下实施攻击时，被深水炸弹击中上甲板鱼雷发射管的部位，舱内进水，潜艇迅速下沉。这时只有立即用压缩空气排空所有水柜，采取全速前进的措施，才能在240米的深度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是IXc型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在这种情况下24个大气压 [ 注：10米高的水柱所产生的压力与地球周围的大气对海平面地球表面的每个物体所产生的压力强度相同，即1个“大气压”。因此，在水深为240米的时候，对潜艇产生的压力为24个大气压。 ] 的水压还不至于将固壳压坏。当该艇在夜幕降临后上浮到水面时，电池已无电，压缩空气也用完了。潜艇再也不能下潜了。在水面它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艇长对此作了记载：
“……20点57分上浮。敌驱逐舰在我艇后600米处慢速航行。我用一台柴油机让潜艇吃力地“慢速航行”，悄悄地撤离了现场。这一天总的战果是微小的，但是，虽然敌人如此穷追不舍，我们对潜艇良好的性能和艇员们顽强的战斗精神仍充满了无限的信赖……”
1942年9月14日我们击沉“拉科尼亚”号商船后离开了驶往开普敦的“北极熊”潜艇群。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计划是，先派2艘潜艇对开普敦海域的锚地进行一次突袭。据谍报人员报告，该锚地同时停泊了50艘左右的商船。只有在这次突袭取得成功之后，其它的潜艇才能实施攻击。
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和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在南大西洋补充油料时就约好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当它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开普敦附近海面时，发现该锚地一艘商船也没有。它们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示对敌采取攻击行动。得到允许后，所有潜艇都实施了攻击。看来这次突袭好像并不走运。尽管如此它们在以后的3天内还是击沉了13艘商船。
与由IXc型潜艇组成的“北极熊”潜艇群同时到达好望角海域的还有新造的第一艘IXD2型U-179号远洋潜艇(艇长佐贝海军中校)。在南大西洋该艇高速航行赶上前面的“北极熊”潜艇群。佐贝在首次战斗中击沉了一艘商船，然而却在同一天被敌“积极”号驱逐舰击沉。到1943年夏为止，这是该海区被敌击沉的唯一的一艘潜艇。
10月下半月，“北极熊”潜艇群必须返回基地，这时另外3艘远洋潜艇到达开普敦海域。这样开普敦海域始终有潜艇在活动。
潜艇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0月份我方一共击沉27艘商船，达161121总吨位，其中有许多商船装载的是“重要的军用品”。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69页。 ] 此外敌人还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运兵船。10月9日敌20043吨位的“奥龙赛”号运兵船被击沉，10月10日23456吨位的“奥卡迪斯”号运兵船被击沉。在阿森松岛以北海域20119吨位的“阿索尔公爵夫人”号被我鱼雷击伤后沉没。这些都是敌人的重大损失，因为“在战争期间损失这样的船只是无法弥补的。”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页。 ]
我们可以心满意足了。
后来，3艘远洋潜艇又把作战扩大到印度洋。它们一直活动到洛伦索-马贵斯沿海。到年底在那里共击沉20艘商船。罗斯基尔说：“潜艇的攻击很有收获。这些潜艇与曾在该海域作战的前驱——伪装的辅助巡洋舰相比，所付的代价要小得多，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却大得多。”
从英国方面对我们袭击开普敦海域的航运汇集点所作叙述中可以看出，英国海军部长期以来为那里缺乏大量的护航舰艇而感到顾虑重重。
当时英国海军部设有“潜艇跟踪室”，其任务是密切监视我方所有潜艇的行动，并从中推断潜艇战的打击目标。1942年9月21日，“潜艇跟踪室”发出警告，说大西洋的潜艇似乎即将向南运动。因此，在开普敦海区敌人采取了防范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不能阻止潜艇对商船的袭击，那里的航运仍然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海军部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敌人在相距较远的几个海区的攻击行动迫使我们和美国人严重地分散了本来就不足的护航兵力，但我们仍必须加强反潜力量，而且要扩大范围”。
“这几个月中，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采用的不断攻击我防御薄弱点的办法已大获其利，即使为此他们得把潜艇派往几千海里的遥远海区，但那也是很值得的。”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271页。 ]
潜艇部队在1942年最后3个月内取得的战果如下：
根据英国的统计，10月份94艘商船(619417总吨位)、11月份119艘商船(729160总吨位)、12月份60艘商船(330816总吨位)被潜艇击沉，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是，10月份为172总吨位、11月份为220总吨位、12月份为96总吨位。10月份我们损失潜艇12艘，11月份损失6艘，12月份损失5艘，各占当时海上潜艇总数的12.4%、6.3%和5.1%。
潜艇在11月份击沉的商船数最多。每艘潜艇的击沉率在这个月也达到了该年第四季度的最高水平。虽然当时有一大批潜艇从实施经济战转而派去对付同盟国对北非的入侵(这些潜艇中只有少数到达入侵区)，但11月份仍取得了辉煌战果。
11月份取得战果的原因之一是，敌人为了北非的登陆作战而减少了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英国海军部为这次登陆作战集结了“约100艘护航舰艇”。在这期间敌护航运输队在缺乏护航兵力的情况下之所以损失不很大，其原因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敌人把很大一部分兵力撤走(尽管为时已晚)而用于对付登陆作战。”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218页。 ]
11月份英国为了进行登陆作战集结了大量的反潜舰艇，因此，虽然德国从大西洋撤走了许多潜艇，但仍然取得了丰硕战果。这个事实说明，把潜艇调到入侵区用于抗击敌人的登陆作战是否完全正确，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些潜艇留下来用于大西洋的“吨位战”，那么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肯定要超过在北非沿岸所取得的战果。
在1942年整整一年中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总共有1160艘商船(约6266215总吨位)被击沉，其中大部分又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从同一时期的潜艇损失率来看，我们感到很欣慰。1941年所损失的潜艇占每月出航潜艇的11.4%，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水域获得大捷的几个月中，潜艇的损失率降到了3.9%，而在1942年下半年当那里采取了简单的防御措施时，潜艇的损失率又上升到8.9%。
尽管当时敌人主要使用飞机和水面探测仪来增强反潜力量，但潜艇的上述损失百分率仍低于1941年。
我们作战潜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每月平均只增加17艘，而不是预期的20艘。
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击沉商船数的估计高于实际击沉数，因为各潜艇艇长的报告不免有夸大之处，这种误差是人为造成的。
虽然各潜艇也想精确地报告击沉数，但当许多潜艇在夜间与护航运输队作战时，由于黑暗，又是多艇同时攻击，再加上不可能用太长的时间去仔细观察攻击效果，因此很难弄清敌船是谁击沉的。
在各潜艇单独击沉敌舰的情况下，潜艇的报告经过后来的证实基本上符合敌实际损失情况。但总的来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对潜艇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估计还是偏高。
经过3年多的战争以后，我们已完全明白，英美两个世界海上强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对于单独承担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海上战争重任的德国潜艇部队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敌人的水面和空中侦察兵力的加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忧虑。1943年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保持潜艇的作战能力和艇员的士气，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
现在我们才知道，敌人在1942年底是如何评论大西洋战役的。罗斯基尔写道： [ 注：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85页及以后几页。 ]
“在1942年最后几天，海军部对大西洋战役的问题和前途再次作了总结。海军部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的航运从来没有象1942年那样困难，我们的护航舰艇和空中侦察兵力数量太少。纵然北非登陆获得了成功，但我们对未来的进攻计划仍感到十分担心，很可能因缺少运输船会使计划延迟或失败。尤其是燃料的储存量已下降到最低的数字。12月中旬英国燃料库的储存量只剩下30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就达13万吨……”
关于舰艇的损失和补充问题，罗斯基尔说道：
“至于这一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敌人使我们在1942年又损失了约100万总吨位的商船……
“英国的商船进口量下降到340万吨以下，比1939年减少三分之一。英国海军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护航运输队交通线上进行的战役还胜负未定，敌人的实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危机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