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第十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顾名思义潜艇多半是在水下航行，偶尔才上浮到水面，这才符合“水下艇”的真正含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直到1944年，无论外国的还是我国的潜艇，只有当必须保护自己或者在白天为了攻击时才下潜，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浮在水面。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能下潜的水面舰只，即一种能通过下潜而不易被发现的舰只。潜艇之所以尽可能浮出水面，是因为它需要有尽可能广阔的视界，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能力，以便能根据攻击的需要而高速占领有利阵位。这些在水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各型潜艇的水下速度最高不超过7节，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潜艇要接近速度比自己快得多的敌水面舰船，并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靠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潜艇采用这种办法是不能取得重大战果的。
在晴朗的天气里，当一艘潜艇在辽阔的海面上远远发现一艘敌舰船时，其首要任务是从水面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换言之，即占领敌航向正前方的阵位。由于鱼雷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还得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目标本身也在运动。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前方阵位发射鱼雷才能击中目标。如果从敌舰船后面发射鱼雷，鱼雷就要追逐运动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追赶不上的，鱼雷到了其航程终点时就自行停止前进而沉入海底。
由于这些原因，1935年以来德国潜艇部队的训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都是强调机动地使用潜艇。新的集群战术是一种非常灵活机动的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地利用了潜艇现有的速度，使潜艇可以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接近所发现的敌舰船，并且可以把多艘潜艇配置成巡逻幕或侦察幕向目标逐渐接近或与敌保持接触，有时则可进行夜间协同攻击。
由此看来，潜艇的水面机动是其作战成功的前提。但潜艇能否长时间地在水面机动行动，这是我从1936年以来甚为担忧的问题。潜艇水面机动的主要威胁来自飞机，因为飞机可迫使潜艇下潜，使它静止不动。因而我希望能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但在组建新潜艇部队的那些年中我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潜艇仍然缺少合适的水下推进器。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在1936年拿出了设计方案，他使用一种过氧化氢的主机提高了潜艇的水下航速。当时我和特德森海军少校异常兴奋地拿起设计方案跑到海军总司令部那里请求对瓦尔特的重大发明给予有力的支持。对瓦尔特的发明情况，留待后面再加以叙述。在这里，在叙述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况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下潜艇机动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各种型号的潜艇只在水面才有较好的机动能力。
第八章已叙述了1940年10月底以前大西洋战役的情况。现在我们接着将大西洋战役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介绍到1941年12月为止。
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里，有两间名叫“情况研究室”的房间，潜艇的作战计划就是由我的参谋部在这里拟定的。这里每天举行情况报告会，并对潜艇战作出决策。墙上挂着我们所需用的海图。海图上用针或小旗标出潜艇的位置和我们所掌握的敌情数据，例如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及其航线或敌防御兵力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等。另外，我们还通过图解注记对海图加以补充。这些图解注记主要说明不同于指挥所所在地区的战区(特别是大西洋西北部)的时差、海流、潮汐、冰和雾的情况以及每天的气象、作战潜艇的续航力，港内潜艇的出厂和离港日期等事项。面对一个直径1米多的地球仪，使我们有亲临大西洋之感；它为我们精确地测量较远的距离提供了方便。从海图上我们只能获得近似的数据，因为地球曲面对利用海图测量较远的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除了“情况研究室”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有各种图表，上面标绘了被击沉的舰船，潜艇的损失和护航运输队的活动等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在战况图上，首先形象地标上我方作战的效果。潜艇的战果，即每个舰日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是用曲线表示的。被击沉敌舰船的总登记吨位只能根据潜艇的报告来计算。经验证明，这些报告虽然难免有些夸大，尤其是在报告夜间的击沉数时更是如此，但是曲线还是相当准确地显示了潜艇每月战果的升降情况。我特别重视经常观察这些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就像病人的体温曲线可给医生提供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上述曲线也可使潜艇部队领导掌握敌区近期的形势，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不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不过，这种曲线对战场瞬间的战况变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似乎还无法表示。
通过对图表曲线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的这几个月中潜艇的作战效果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相比却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找出其原因。
原因之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艇员们说他们是在海上艰苦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因为潜艇在风浪的颠簸下难以实施攻击。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汹涌澎湃的波涛往往淹没了潜艇的指挥塔。舰桥上的瞭望哨——1名军官、3名士官和兵，必须用皮带互相捆绑在一起，以免怒吼的浪涛和来势凶猛的漩涡把他们从舰桥上掀进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艇员们真正体验到了咆哮的大西洋的巨大威力。
每当我在指挥所接到潜艇发来的“天气恶劣，难以实施攻击”的电报时，由于担心海外的潜艇，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坏。我一直在反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把潜艇转移到天气较好的海区，这样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但是，我每一次都否定了这一想法。我在1940年12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载：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3日战争日志。 ]
“虽然北部海区天气不好，但由于那里航运频繁，在单位时间内击沉的商船仍然多于南部海区。因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仍然坚持把重点放在大西洋的北部海区。”
当时我认为尽管北部海区的条件不如南部海区，但潜艇的战果会大于南部。我的这个看法当时纯粹是出于估计，并无事实证据。直到1941年5、6月才得到这样一个证据。当时，由于其它原因(后面将谈到)，我们把一些潜艇派到大西洋中部海区作战，在几次战斗中潜艇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尽管如此，在那段较长时间的战斗中潜艇每天击沉敌舰船的平均吨位数，还不如它们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天气恶劣的几个月中在英国西部战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
除了天气情况外，从1940年11月开始潜艇击沉敌舰船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对“西部航道”(英国人把英国以西到西经15度的海区称为西部航道)的警戒有所加强。由于这一海区对潜艇进行机动作战相当重要，所以英国还派遣飞机对这一海区实施警戒。丘吉尔决定，优先满足海军部关于空军派飞机参加大西洋反潜战的要求。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0-361页。 ] 鉴于敌方的警戒不断加强，艇长们根据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有关命令，决定将潜艇作战区继续向西转移，一直延伸到广阔的大西洋。潜艇部队不愿意也不应该静止不动。由于上述一些战术原因，潜艇必须保持水面机动能力。直到1940年10月，潜艇的作战重点还在西经10度至15度之间，但到1940年11月则西移到西经15度以西的海区了。这样一来，海域更为广阔，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也就更困难了。因此，潜艇与敌接触的机会就必然减少，与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次数也就随之减少。如果说1940年10月取得战果的原因是成功地采用了狼群战术的话，那么随着使用这种战术的可能性的减少，潜艇的作战效果势必会降低。
因此搜索护航运输队的问题必须解决。进行海战应采用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范围的空中侦察来支援海上的潜艇部队。但是，德国在整个海上战争过程中都没有调动飞机来配合潜艇作战，这是一大错误。后来，我在1943年对希特勒说：“在编写历史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战争会有不同评述，因为他们都是从本国的立场、观点出发来看这场战争的。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在20世纪这个飞机世纪里进行海上战争时却没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和航空兵配合作战，就好像根本没有飞机存在一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对海军航空兵的必要性问题和战时飞机与潜艇协同作战的尝试作特别详细的叙述。
在一个战区的所有兵力均应统一使用，这是战时的一个基本要求，各种兵力之间的协同越密切，集中指挥的必要性就越大。数百年来的战争史证明，侦察是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必须将侦察兵力使用于需要它的地点和时间，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便于协同执行任务，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都同样必须掌握己方的战术和作战方法，它们在军事上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同样的通信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在和平时期就按同样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是有必要的。这对于进行海上战争尤为重要。海上战争是在海洋上进行的，一望无际的海洋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自然是陌生的，海上战争有其本身的规律。要掌握这些规律同样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积累经验。
鉴于这些原因，从空中实施的海上战争应同在水面和水下进行的海上战争一样，必须由海军统一指挥。为此所需要的兵力在组织上和训练上均应统一归海军领导。
然而戈林将军对此表示反对。自从1933年开始组建新的德国空军以来，他一直坚持下述观点：“凡是天上飞的均属我管。”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33-1939年期间曾三番五次进行交涉，希望国家领导同意海军拥有自己的必要的航空兵力量。但是未能如愿。1939年1月27日，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最后以戈林的胜利而告终。谈判达成的协议书规定，空军也参加海上战争。海军在实施舰队联合作战时，可得到配属的只供侦察和战术空战用的飞机。这支海上航空兵部队的建设、部署、隶属关系和训练都由空军决定。 [ 注：见埃里希·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5章。 ]
这个决定在和平时期对我这个潜艇部队指挥官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要经常进行潜艇与飞机之间协同作战已无可能。只有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演习时我才能向前海军军官、现任海军航空兵主任的盖斯勒少将提出派几个海军航空兵中队参加演习的要求。我指挥的这些演习，其范围从德国的北海海域向北延伸，直到“远程水上侦察机” [ 注：DO-18型远程水上侦察机，最大航程约2600公里，飞行时间约16小时。 ] 的极限航程为止。这些飞机最远可到达设得兰群岛上空。我认为带有空中侦察科目的联合演习的范围要尽量扩大，因为这样可以适应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在长时间的飞行中，飞机在空中因受到诸如气流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会发生飞行误差，这种误差会使飞机报告的目标位置和侦察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在一次演习中，两架担任侦察任务的飞机在飞行几小时后报告在北海北部海区发现了同样的目标，但它们所报告的目标位置却在两个不同的方位上，这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两个护航运输队呢(按一般情况，可能性不大)，还是同一个护航运输队？报告的两个位置究竟哪一个准确？或者两个都错？在这种情况下该把潜艇派往哪里？
因此，有效的侦察要求对飞机进行准确的导航，把目标位置报告错了就可能对部队指挥官定下决心产生致命的影响，要取得整个作战的胜利就会大成问题。
参加这种联合演习对于飞行员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演习中都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出于演习的需要，他们往往要飞很远的距离，以至出现燃料几乎耗尽的现象。很可惜，由于海军航空兵需执行其它任务，而且又不属于海军领导，所以这种方式的演习在和平时期进行得太少了。当时协同训练不足的缺陷虽有所暴露，但要完全认识和消除这些缺点是不可能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试验才能得到补救。
在战争开始时，潜艇部队和德国空军之间是无法协同作战的，因为那时就连作战半径最大的飞机也无法从德国的空军基地飞到位于英国以西的潜艇作战区去。
在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地区，并将空军机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之后，海战指挥部于1940年6月8日要求通过空中侦察来支援潜艇部队在大西洋的作战行动。海战指挥部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飞机可以从新占领的法国西北部的作战基地起飞实施空中侦察，以查明敌护航运输队的航向以及敌在爱尔兰南部和西南部甚至更远的西部及北部的兵力部署。
“在侦察航空兵与潜艇部队的协同作战中，飞机的任务是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及其它一些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并与其保持接触，即使因夜暗而失去接触，也要在第2天一早恢复……”
但是，要执行上述任务靠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由于缺少合适的远程飞机，或因数量不足——有时一架飞机在昼间只能出动一次，而且只能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海区——致使1940年7月到12月间的空潜协同作战一次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海战指挥部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前线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糟糕，具体情况可从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10月1日，在作战区(罗卡尔海滩)的北部、东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都需要空军实施侦察，尽管我竭力争取，但空军仍没有派遣这方面的力量……
“12月9日，第406机群(主要是BV-138型侦察机)担任空中侦察任务，因这种型号飞机技术方面的故障，必须中断很长一段时间(预计2个月时间)……
“12月14日，到目前为止下述部队零打碎敲地采取了一些协同行动：
1、驻布雷斯特的第406岸基航空兵群。它在战术作战方面归西线海军集群指挥。该群的BV-138型远程飞机因技术故障被停止飞行2个月。
2、驻法国波尔多的第40水平轰炸机联队。 [ 注：全文为Kampfgeschwader 40。 ] 它与潜艇部队无隶属关系，全靠个人联系进行协同作战。所使用的是FW-200型飞机。目前，昼间通常只出动一架飞机。
3、第5航空队。听召唤出动，到指定的空域实施侦察。但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一次空中侦察。最近几天曾再次要求派飞机实施空中侦察，因兵力不足而遭拒绝。”
我们占领大西洋海岸已5个月了，但潜艇部队尚未得到空中侦察兵力的足够支援，也未能根据作战的需要由潜艇部队领导来指挥空中侦察部队遂行任务。
因此，1940年12月14日，我再次向海战指挥部全面地重申了我的愿望：
“……战争已经证明，用多艘潜艇袭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战术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单独一艘潜艇与护航运输队发生首次接触，那都是很偶然的巧合。只有当护航运输队从这艘潜艇附近经过时才有这种可能。如果潜艇没有遇上护航运输队，那么就得在海上白白地等待数天。由于缺乏为潜艇担任侦察的必要兵力，潜艇就可能失去与敌人接触的机会。”
潜艇部队司令知道，海战指挥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空军司令部派遣飞机担任相应的侦察任务。潜艇部队司令对空潜协同作战的观点如下：
A、潜艇是一种很不理想的侦察工具。潜艇的观察高度很低。它的航速太慢，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明较大海区的情况。潜艇的数量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话又说回来，假若真的把潜艇用于这方面，那就意味着浪费潜艇的战斗力。如果潜艇不采用一连数周的守株待兔的做法，而是根据预先的空中侦察情况有针对性地直接进入猎物必将经过的区域，那么潜艇就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每一种兵器都有自己的侦察工具，唯独潜艇没有。
B、通过远距离的空中侦察，空军可以把敌人的行踪告诉我们。空军可通过这种手段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侦察结果，以利于合理地部署潜艇部队。
C、此外，为了支援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空军还可采用下述办法：对部署有己方潜艇的海区尽可能周密的侦察，随时报告有价值的目标。这样，凡是在潜艇活动范围以内的敌舰船都无法逃脱潜艇的攻击，而且凡是要通过潜艇观察区的敌舰船也都几乎无法避免不被潜艇察觉。
D、空潜协同并非只限于侦察方面。白天，飞机可与目标保持接触，直到潜艇赶到，或者用无线电信号把潜艇引向目标。一旦失去接触，飞机可在次日凌晨重新与目标恢复接触。因此，这是在统一的作战行动中的最密切的战术协同。
E、飞机在执行上述任务时绝不妨碍它自己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当这些飞机攻击、击沉或击伤敌舰船时，敌人会惊恐万状，四处逃窜，这对潜艇是很有利的。凡是有潜艇潜伏的海区也是飞机空袭成效最大的海区，因为潜艇往往配置在航运的辐辏之地。即使潜艇就在附近也不会使飞机的空袭受到限制。对飞机唯一的约束就是不能袭击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飞机往往会把敌我潜艇搞错，因此，即使飞机已判明前面是敌潜艇，也得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F、像这种形式的协同作战最好事先直接与空军有关部队进行协商。为了使协同作战能取得成效和扩大战果，应注意下列两点：
1、参加协同作战的兵力必须数量充足；
2、指挥权限和隶属关系必须明确。
侦察计划必须由需要侦察支援的一方来制订。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后的其它协同作战行动，如飞机与敌保持接触，飞机在昼间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以及任务和目标的确定等，在不干涉空军飞行中队战术指挥的情况下，由主要担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任务的一方来组织。也就是说，飞机侦察的区域、参战的飞机数量和兵力的配置等都应由潜艇部队司令来决定，以保证真正统一而有效地进行作战……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4日战争日志。 ]
1941年1月2日，我在柏林向雷德尔海军元帅汇报了这个问题。他让我当天去见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便让我亲自向他说明目前潜艇战难乎为继的局面和我在这方面的要求。事情很清楚，我必须说服他。我要求每天派12架航程最大的“神鹰”式飞机进行日常侦察。驻波尔多的第40轰炸机联队已装备了一些这种型式的样机。
我与约德尔交谈的结果，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1月7日过问由帝国元帅戈林主管的空军事务，并将第40轰炸机联队归我指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这个命令的下达，使潜艇战向前迈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虽然已迈进了第一步，但由于目前的飞机数量有限，大量的技术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它的作用还不可能是很大的。但我相信，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协同作战必定会大见成效。”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月7日战争日志。 ]
希特勒作出了上述决定时没有征求戈林的意见，当时帝国元帅正在休假。他是不同意把一部分空军兵力给海军指挥的。1941年2月7日，戈林的指挥列车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附近停车。他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这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中他想让我同意撤销领袖的上述命令。我生气地拒绝了。谈话结束后他请我用餐，我婉言谢绝。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
于是，戈林就把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一位前海军军官哈林豪森中校指挥。他具有非凡的精力和胆略。他的联队在他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40轰炸机联队的“神鹰”飞机是FW-200运输机改装的。这种改装在当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空军总参谋长韦威尔将军在1935年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空战需要一种装备4部发动机的轰炸机。1936年，第一批DO-19和JU-89型远程试验飞机问世。1936年韦威尔将军不幸与世长辞，为适应战略空战而建造其它远程飞机的设想也就作罢。在空军的计划中，“战术”使用已处于突出地位。这样就导致采用俯冲轰炸机。为了能满足俯冲轰炸的需要，就新设计了一种装有4部发动机的He-177型远程轰炸机，并在1938年已开始订货。因此，该机在设计上就存在缺点。这种设计方面的缺点到战时才得到克服。但是，这种飞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新出现的缺点未能得到克服而被淘汰。
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没有远程作战飞机。为了弥补战略空战方面的重大缺陷，于是就把现有运输机改装成作战飞机。可是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远不如民用飞机，在当时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只好将就使用。
当最后一次空潜协同作战(后面还要谈到)于1941年年底结束时，这种临时应急的飞机因作战半径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大西洋战役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仍然缺乏一种经过长期设计的，性能良好的远程作战飞机。这个缺陷是我们在空战方面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给潜艇战中的空中侦察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第40轰炸机联队归哈林豪森指挥后，就开始配合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实施空中侦察。每天平均有2架“神鹰”式飞机被派往英国西部海区巡逻。它们从法国西部机场起飞，其作战半径只能到北海峡(爱尔兰以北)以西和西北部的重要海区，在返航时则要横越英国，在挪威西海岸的斯塔万格降落。但是，不能经常如此，因为挪威海岸地带经常是低云密布。第40轰炸机联队在遂行大西洋侦察任务时曾想方设法用携带副油箱的办法来扩大FW-200飞机的作战半径。
1941年1月，我们已两次把潜艇派往侦察机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美国西部海区。但两次都没有成功。其原因是为了第二天与护航运输队恢复接触而派出去的唯一的一架飞机没有找到目标。航程如此之远，搜索区又如此之广，与敌失去接触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有必要用数架飞机进行大范围搜索，形成一个宽搜索带。这样，重新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概率就大得多，尔后才有可能组织已接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实施攻击。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进行的尝试都取得了成功。有一次，一艘潜艇意外地位于飞机所发现的敌护航运输队的附近，根据飞机的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在当天就找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然而，这种协同作战通常却是这样进行的：担负日常侦察任务的1架或2架飞机，因作战半径有限，只能一刻不停地往返飞行于通往主要航运区即北海峡以西潜艇作战区的航线上，没有时间在目标海域上空停留，因此，即使发现护航运输队后也没有时间把潜艇引向目标，使其与目标保持接触。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常只能收到飞机关于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报告，而并不知道护航运输队准确的航向，以致经常把与目标相距很远的潜艇派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让飞机在第二天重新发现护航运输队，并报告其具体位置，以便把较近的潜艇派往那里。
此外，我们还发现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很不准确，有时误差达80海里。在远程夜间飞行中，飞机常常会偏离航线。如1941年2月至3月初，尽管出动了可供使用的所有潜艇，但两次作战都完全失败。因为虽然有了宽搜索带，但潜艇根据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仍然找不到目标。
我们对作战半径有限的数量不多的几架FW-200型飞机的侦察方法也是逐步知道的。这些飞机一般是在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时才报告目标情况，因此，根据飞机的这一次报告就派潜艇的做法是很不可靠的。于是，在英国西北部的主要作战海区，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协同作战方式。但每天仍派1至2架飞机在该海区进行一般的侦察还是有必要的。它们至少还能把海上航运密度告诉我们。了解海上航运密度，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在主要作战海区配置潜艇部队时，必须考虑到潜艇部队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搜索敌护航运输队。
相反，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却可直接进行空潜协同作战，因为这一海区离比斯开湾海岸我方飞机场较近。这一海区是多数来自直布罗陀和少数来自西非的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的必经之地。但这种与空军的直接协同作战在1941年春只得向后推延，因为FW-200型飞机的数量太少，必须等到第40轰炸机联队有较多数量的飞机可供使用时才能实施。
在这期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研究出了一种能使飞机在报告目标位置时避免差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飞机发现护航运输队时先不报告位置，而是先用短波发出“我将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的短密码信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立即把该信号转发给潜艇，使潜艇作好用长波接收飞机信号的准备。然后，在护航运输队附近上空的飞机再用长波给潜艇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再用短波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报告它们根据罗盘测得的目标方位和它们自身的位置。我就立即在指挥所的海图上用定向线标绘出各个潜艇的方位，根据这些定向线的交叉点，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敌护航运输队和我方飞机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用这个简单办法找到的目标位置转告各潜艇，以便它们向目标遂行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测出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是可靠的。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初看起来有些费时，但是很有必要。因为飞机发送的关于护航运输队位置的无线电报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没有上述措施，仅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去作战，必定会遭到失败。
1941年7月，我们用这种方法在西班牙以西海域再次与空军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协同作战。被攻击的是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这些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同来自西大西洋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的船只相比，船体较小，因而造价也较低。尽管如此，但由于第40轰炸机联队不断地、往往是连续数日将潜艇引向目标，再加上FW-200飞机对商船的轰炸攻击，这次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大战果。
在西班牙以西的同一海域。我们还进行过一次有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参加的协同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它们轮番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现将这次有其自己特色的协同作战行动简述如下：
单独驶往大西洋中部海区的U-37号潜艇，在驶到西班牙海岸的文森茨角以西海区时，发现了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因在该海区没有其它潜艇，所以无法组织其它潜艇实施协同作战。但这支护航运输队正好位于波尔多机场的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因此我命令U-37号潜艇采取攻击行动，与敌保持接触，并用长波把敌护航运输队的方位告知空军。飞机在150海里的距离上就收到了潜艇发出的信号，于是它们继续飞行，一直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飞机找到了护航运输队，用炸弹进行了袭击，空袭取得了成功。U-37号艇自己也击沉了4艘商船，这时，“希佩尔”号巡洋舰正好从布雷斯特港 [ 译者注：又译布勒斯特港 ] 突入大西洋到达护航运输队附近。U-37号艇接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在攻击之后继续留在护航运输队附近，给“希佩尔”号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希佩尔”号根据潜艇发送的信号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一艘掉队的商船。
这就是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大西洋实施的唯一的一次协同作战。
从上述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发现协同作战方面的缺陷以及找到克服的办法之前，我们曾在战争中错过了多少良机，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统一指挥和统一训练来认识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和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设法补救，并装备重要的远程飞机的话，我们将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到1941年夏，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在北大西洋这一主要作战海区搜索护航运输队这一重要课题。为了搜索护航运输队，我们把潜艇的作战区西移到格陵兰以南海区，北移到冰岛以南海区，东移到爱尔兰西北海区。但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潜艇除了偶尔几次与护航运输队交锋外，经常无效地停留在海上，找不到敌人。当然这就降低了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率。如何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反复地进行了研究。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在辽阔的大西洋缺少众多的“耳目”——潜艇。但是，潜艇部队难以发现护航运输队的踪迹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例如，敌人有没有可能在发现我方潜艇之后绕道航行呢？
战前，我们开始进行狼群战术训练时就考虑过敌人可能会利用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测出潜艇位置的问题。因此，开战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十分注意在我方进行无线电通信时敌方发出的每一个测向信号和敌方采取的相应的防御措施。战争的头几个月，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测向准确程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特别忧虑的事情。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在掌握了检查的方法后我们发现，测向的误差与离敌海岸的距离有关。例如，在离敌岸300海里的距离上，误差平均为60-80海里，有时还要更大些。据我们所知，测向误差最小的是30海里，其位置在法国西部海岸附近。在600海里的距离上测向的最大误差为320海里……”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3日战争日志。 ]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定会扩建测向网，以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的英国西南角的测向基地在位置和长度上已为他们向西测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的新测向站的启用，英国就有可能设立一个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测向网。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会截获和测出潜艇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确定潜艇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潜艇每发送一次无线电信号就是一次不祥的征兆。所以在发送信号之前必须考虑它能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是发还是不发。当然要潜艇完全不发送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地加以限制。在敌护航运输队比较集中，潜艇的袭击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时，使用无线电通信是潜艇部队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试图通过训练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使潜艇艇长能对无线电通信的利和弊作出最佳的判断。在通信命令中，规定了潜艇艇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攻击海区：只在有重要的战术情况需要报告时，或者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要报告情况时，或者潜艇的位置反正已被敌发现时，潜艇才能发送无线电报。
在往返途中：按上一条原则行事。偶尔可发送不重要的电报，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发报而暴露已在发报海区或将驶往该海区的其它潜艇。
在技术方面：经常变换波段(频道)；增加通信网络，严守发报纪律，以增加敌人测向的困难。”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9日第243号作战命令。 ]
敌方对潜艇的无线电通信是否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多大的反应？对此，虽然经过周密的分析，但仍没有把握判定。从敌人对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作过几次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似乎有所反应。但有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潜艇在某一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甚至击沉过商船，并与护航运输队直接发生战斗，但敌人仍让单艘船只或护航运输队再次驶入同一海区。
根据上述经验，我不赞同下述建议：故意让潜艇发送无线电报，使敌舰船避开这些海区，而驶往表面上看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潜艇的海区去。对此，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用无线电通信真真假假地诱骗敌人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很复杂。在深入而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从中作出结论时，应结合敌人的情况加以考虑(如敌方是怎么想的，我方是怎么想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事实上我们很难得出符合客观的判断。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测位的差错还会使我方的无线电欺骗恰好起到弄巧成拙的作用……”
不过，有时我也尝试进行无线电欺骗。例如，1941年6月29日，一批正在返航的潜艇按我的命令在爱尔兰西南部海区发送无线电报，企图阻止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的一支护航运输队南进。但此计未见成效。
在研究解决为什么难以捕捉敌护航运输队这个问题时，我还得再次重申增加“耳目”的要求。不言而喻，敌人可以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和冰岛的广阔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任意选择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由于占领了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基地，以及美国对从北大西洋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 [ 注：见第11章。 ] 提供了日益有效的援助，这就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增加潜艇的数量才能解决。因此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在1941年，哪些措施和事件导致了我方在北大西洋海区潜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1940年7月24日，意大利海军提议派遣大批潜艇在德国的指挥下参加大西洋战役。鉴于我方潜艇数量欠缺，经请示海战指挥部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25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给意大利海军指挥部回电，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帕罗纳海军上将光临我处。他那机灵而富有特色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表示愿意竭诚地与我合作。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信任感。我们商定如下：
1、总的作战指挥、整个行动的控制，战区的划分和协同作战样式的确定均由德国潜艇部队司令负责。
2、在这个统一的高级指挥部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职权。意大利潜艇部队不应只有受意大利人指挥的这种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应如此。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另外一些措施，如让意大利潜艇艇长乘德国潜艇去远航，在我们的波罗的海潜艇训练支队受训等，以便意大利人熟悉和了解大西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潜艇机动战术。
意大利把波尔多港作为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为便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帕罗纳海军上将把意大利海军军官塞斯蒂尼派到我的参谋部，除了这位优秀、能干的军官外，帕罗纳上将没有更理想的人选了。我把曾当过艇长和支队长的勒辛海军少校派往帕罗纳的参谋部。
为了熟悉大西洋的情况，意大利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即驶往亚速尔群岛海区。尔后有27艘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海区出发，先后到达它们的新基地——波尔多港。当时我到基地看望了他们。这些官兵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也像德国的潜艇艇员一样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但我很快发觉，他们要参加大西洋战争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我和帕罗纳上将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弥补训练上的这种缺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君士坦丁堡曾亲眼见到德国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尔·戈尔茨男爵是如何受到土耳其士兵和人民无限尊敬和信赖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即在与盟国打交道时，要特别尊重一个国家及其军人本身认为应具备的特点。他们的作风、思想方法和教育方式都与我们不同，因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能力也就不一样，有好有差，有强有弱。所以在与盟国交往中必须毫无偏见、谦虚礼让和注意分寸。德国潜艇部队与意大利人进行合作时就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在我的战争日志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 中明确地记载了为意大利艇员授课的原则：“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我们的经验，以弥补他们的不足，而不应采取生硬莽撞的做法。”
意大利潜艇部队经过首次对亚速尔群岛海区适应性试航后，于10月初开始与德国潜艇一起在北海峡以西的主要航运区活动。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活动区的西面和西南面，因为那一带英国的空中警戒兵力薄弱。但愿他们在那里对侦察行动有所帮助，以实现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增加耳目”的愿望。
但是，在1940年10-11月的8个星期中意大利潜艇部队的活动使我大失所望。意大利潜艇没有一次能引导德国潜艇去截击敌人，他们对敌情的报告不是不准确，就是太迟了，使我们既不能对敌发动攻击，又不能与敌保持接触。当德国潜艇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与敌保持接触并引导其它潜艇围而攻之时，意大利潜艇却不能及时赶到参加协同攻击。
从下列对比中可以看出德、意潜艇战绩的差别之大：1940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意大利潜艇在同一作战区的出航日为243天，在这期间它们击沉一艘4866吨位的商船，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20吨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海区德国潜艇的出航日为378天，共击沉商船80艘，达435189总吨位，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1115总吨位。 [ 注：击沉的商船数是根据英国今天的公开资料，由国防研究协会的于尔根·罗韦尔博士计算的。 ]
意大利潜艇的作战效率如此低下的原因在哪里呢？后经证实，意大利潜艇部队在战前只按陈旧的潜艇战传统观点进行训练，例如把单艘潜艇配置在预定海区，在那里等待目标，然后在水下发动攻击。潜艇上精良的火炮武器是用来攻击敌沿岸基地目标的。它们很少像德国潜艇那样长年进行机动作战训练。它们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不善于日以继夜地隐蔽地与敌保持接触，不能充分利用最大视界来发现敌人，缺乏以编队追击敌人的顽强性，不会预先占领攻击阵位，以便乘夜暗用快速的机动战术在水面攻击那些有兵力掩护的作曲折运动的瞬息万变的敌护航运输队。
意大利潜艇部队在训练方面的这些缺陷并不是靠几个星期就能补救的。另外意大利潜艇在设计方面也没有预先考虑到与护航运输队进行机动作战的问题。德国潜艇的设计原则是：指挥塔要尽量矮小，要尽可能不被敌发现。指挥塔的最高点就是瞭望哨的望远镜，这样瞭望哨可在指挥塔刚一露出水面时就能先敌发现目标。意大利潜艇的指挥塔又长又高，无论是昼间还是夜间侧影都很清楚，而瞭望哨却设置在高大的指挥塔下面。
除此之外，意大利潜艇在指挥塔里没有安装柴油机通气管，这就是说它们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打开指挥塔舱口，使柴油机获得必要的空气。这在地中海风平浪静的气象条件下一般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但在大西洋上却不行，因为汹涌的海水会通过启开的舱口进入艇内，损坏内部技术设备，尤其是重要的电子设备。
为了弥补以上缺陷，帕罗纳海军上将想尽了办法。他把艇长派遣到波罗的海接受德国海军的训练，并参加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演习，希望以此来提高各艇长的作战能力。为了使潜艇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他让波尔多港船厂尽快改建潜艇指挥塔。这项工作由他能干的机电业务长费诺海军上校来负责，我对他也很敬重。后来指挥塔变得矮小了，并装上了柴油通气管。
根据上述经验教训，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与意大利潜艇部队时协同作战的打算。我那“增加耳目”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在征得帕罗纳海军上将的同意后，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作战区的西南和南面进行独立行动。在那里一些意大利潜艇袭击单艘商船颇有成效。
如前所述，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的几个月中德国作战潜艇的数量继续下降，有一段时期大西洋上只有18艘德国潜艇参战。其中与敌接触的只有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6艘，有时甚至只有3艘。按此计算，我们整个潜艇部队中只有120-240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作战。我们将潜艇的舷号编到U-570或U-820，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应数目的潜艇，这样做旨在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发现我方潜艇数量不足的弱点。
在北大西洋为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耳目”越来越少。这时，意大利在大西洋部署了较多的潜艇部队，共有25艘潜艇。
鉴于单艘意大利潜艇在德军作战区以南海区所取得的战绩和它们在这期间进行的训练，促使我在1941年2月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试图重新与意大利潜艇部队进行直接的协同作战。1941年2月18日我命令意大利潜艇部队向北运动，向位于冰岛以南海区的几艘德国潜艇靠拢，使潜艇阵位向南延伸。
至5月初，双方的战术协同告一段落，其成效仍然是出乎意料的少。虽然意大利潜艇部队也击沉过几艘单独航行的商船，但在搜索和打击护航运输队方面却帮不了什么忙。与德国潜艇相反，在这方面它们毫无作用。因此，它们不宜与护航运输队作战。
所以，我在5月5日作出决定，德意两国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不宜协同作战，今后也是如此。5月15日我和帕罗纳海军上将商定将下列海区作为今后意军的作战区：
a、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
b、德国作战区以南的北大西洋海区，
c、弗里敦附近的海区。
在这些南部海区，一些意大利潜艇在独立打击单艘商船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尤其是后来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岸海域，它们更是大显身手。这些战果与同一时期德国潜艇在这些海区取得的战果不相上下。表现突出的意大利艇长有：瓦谢洛·加扎纳海军中尉，隆戈巴尔多海军上校，卡尔洛·费奇阿，科萨托、焦万尼尼和隆加内西-卡塔尼海军上校。科萨托和加扎纳曾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科萨托曾击沉16艘商船，总吨位达86438吨。加扎纳曾击沉11艘商船，总吨位达90601吨。
意大利潜艇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的独立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但在气象条件复杂的大西洋北部海区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情况却截然相反。究其最终原因，我认为是意大利人的性格及其军人素养所造成的。他们很善于猛打猛冲，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敌攻击时比我们还勇敢，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控制自己的激情。如在一次海战中，在博尔盖塞的指挥下3枚意大利人操纵的鱼雷闯进了亚历山大港，击中停泊在该港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和“勇士”号战列舰，使其受到重创。另外，意大利潜艇“托维切利”号、“加利莱”号和“费拉里斯”号在自沉中也表现出非凡的献身精神。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对敌作战中的英勇气概。
然而，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为了完成这种耗神费力的作战任务，不仅要有勇敢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且还要有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善于日以继夜地监视敌人的动向，不得擅自发起攻击，要持续地在敌护航运输队附近活动，等待其它潜艇到来，以实施夜间协同攻击。
我认为，德国人所具有的顽强的坚持能力远远超过意大利人。
对于在北大西洋执行搜索敌护航运输队这个艰巨的重要的任务来说，意大利潜艇作用甚微。
因此，在新潜艇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服役的情况下，我尽力不让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数量有所下降。如在1940年下半年，我就没有按上级的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另外，我还拒绝了把一大批潜艇从大西洋调往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去执行一些次要任务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战争中有一种叫佯攻的概念，具体含义是通过扩大攻击范围迫使敌人的防御兵力撤离主战区而投入到另一战区，从而减轻己方主要兵力在作战中的压力。但这种佯攻行动只能在对己方全局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如果对完成主要任务不利的话，则毫无意义。因此，决不可为了达到佯攻的效果而削弱有助于达到主要战略性目标的力量，除非这支力量在佯攻的同时也能像在主战场上一样完成本身的任务。
当时德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是实施经济战，即要击沉尽可能多的敌方商船。关键在于击沉敌方的商船，因此，就不需要采取在理论上看来似乎很正确的佯动措施，这会降低击沉敌舰船的总数量。
如果人们设身处地替敌人想一想，那么就能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正确性了。我无疑清楚，敌人会怎样回答下列问题：是我使你到处打防御战，并尽量使你们打大规模的防御战，但总的来说却使你损失的舰船较少好呢，还是尽可能不到处“牵制”你的兵力，却能击沉你更多的舰船好呢？你究竟喜欢哪一种？
1940年我又一次被迫把数量较多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以达到佯攻的目的和获取即将到手的战果。关于潜艇的补给，海战指挥部计划用水面供应船来提供。鉴于在英国以西主要作战海区内的我方潜艇已为数不多，我下不了把许多潜艇调往南大西洋去的决心。多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在搜索护航运输队时多一双眼睛。就一艘潜艇来说，它本身击沉的舰船数在统计学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整个战果的影响却很重大。况且潜艇在英国以西海区作战的潜力很大，前面已叙述过。因此，即使潜艇在南大西洋战区能击沉很多商船，但长时间的往返航行也会使每天的舰船击沉数受到很大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当时反对为达到佯攻目的而把潜艇转移到南部海区的做法。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在北部海区天气很恶劣的条件下，也拒绝把潜艇向南转移。
当然，了解南部海区的情况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将来很可能在某一时候会不顾路途的遥远把潜艇战的战场转移到南部海区，以在那里获取更大的战果。
因此，我在1940年6月派了一艘U-A号潜艇到南部海区去。该潜艇原来是为土耳其海军建造的，战争之初被我们接收。这艘潜艇的尺寸和操纵性能难以适应在北部海区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1940年11-12月，U-65号潜艇也被派遣到南大西洋。该潜艇在战斗中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但与北部海区相比，它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所取得的战果还不算大。依据海战指挥部的一项合同指令，我在1941年初又派U-37号潜艇到南大西洋。
直到1941年2月，当潜艇在北部海区的需要量有所下降时，我才决定将一些大型的IX型潜艇派往南大西洋的弗里敦作战海区。在头4个月，这些潜艇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战果，以至几乎弥补了当时从北部海区将它们撤走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即使它们在该战区所获得的最大战果也不及我们1940年夏在北部海区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在北大西洋，对于有效地搜索和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来说，就是缺少必要数量的潜艇。当1941年种种迹象逐步表明在大西洋已没有可能再增加大型舰艇(对此在本章结束时还将谈到)时，集中海军的一切力量进行潜艇战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了。对这一特点，我们的政治领导并没有理解，在1941年他们只看到潜艇取得的战果不大，而没有认识到主要原因是潜艇数量不足，因而缺少发现敌踪迹的“耳目”。政治领导对此至少是不完全明白。我无法见到并说服希特勒，使他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只好反复给海战指挥部讲清利害关系并提出建议。尽管如此，仍然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即把现有的全部潜艇集中用于大西洋作战。而在1941年夏反而出现了这种倾向：参加大西洋作战的潜艇经常被抽调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些潜艇几乎不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因为在给潜艇提要求时没有考虑到潜艇的特点及其军事上的能力。
根据空军总司令部的要求，有2艘作战潜艇被派遣到预定海区执行气象报告任务，每天要报告2-3次，因此它们就不能参加潜艇战。在大西洋总共只有4艘潜艇的情况下，抽调2艘去执行这种次要任务而不能参加潜艇战，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有8艘潜艇被派到波罗的海参加对俄作战，但它们几乎连一个目标也没有捕捉到，因而毫无战果，于是在1941年9月这些潜艇又归我指挥。
从1941年7月起，又有4-6艘潜艇被派往北冰洋同俄国作战，尽管那段时期同盟国在海上没有进行补给运输。这些潜艇在海上同样找不到目标。我曾多次反对这些做法。关于在北冰洋作战的这些潜艇，我曾写道：
1、到目前为止潜艇取得的直接战果太小，微不足道。原因是：用鱼雷来攻击交通线上的小型舰船收效不大……；
2、作战重心必须放在英国港口的入口处。潜艇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其它兵力是不能取而代之的。而对俄作战的重心则应放在大陆上的，潜艇只能起次要的作用。 [ 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
德国的辅助巡洋舰、突破封锁舰、补给舰和战利品船在漫长的往返途中经常要有一艘潜艇陪同，尽管这艘潜艇对它们免遭敌袭击或在它们的前导舰被击沉时往往无能为力，起不了多大的支援作用。因为这种袭击不是来自飞机就是来自远距离的敌作战舰艇的火炮，同时敌舰也十分谨慎，怕靠近德国舰艇，以免进入预想的德国潜艇的攻击范围。它们即使在击沉目标后，仍与目标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后在海上消失。
除了派2艘潜艇用于气象勤务外，1941年11月初海战指挥部又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再派14艘潜艇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样我们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只剩下5-10艘了。对此我表示反对，并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一直坚决认为，潜艇战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舰船，只有通过攻击才能使潜艇在英国面前显示威力。如果潜艇战停止几个星期，那只能使英国感到高兴。出于政治战略的需要，部分潜艇已分散部署，这是势在必行，迫不得已的事。但我认为，为了一些次要的任务而不断分散潜艇，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瘫痪状态的现象应该坚决避免……
“由于抽调潜艇而造成潜艇战兵力的削弱是不能按抽调潜艇后所造成的击沉敌舰船的百分比的下降来具体计算的；失去一艘潜艇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此大。在侦察中减少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减少侦察情报和减少搜索目标的机会。而搜索目标却是潜艇战中最棘手的问题。
“除搜索目标外，缺少一艘潜艇也意味着减少于与敌保持接触和中断接触后重新恢复接触的希望。
“在攻击中，实施攻击的潜艇数量愈多，每艘潜艇获得成功的希望就愈大，突破敌防御的把握也愈大。总而言之，这就是说：
被抽调去执行次要任务的潜艇不仅失去了其本身取胜的希望，同时也将大大降低其它剩余潜艇在潜艇战中取得成功的希望。
……总之，潜艇部队司令的观点很明确，为一些次要任务而抽调潜艇，以致削弱或推迟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英潜艇战，是十分错误的。” [ 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220-221页。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10日战争日志。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对潜艇执行主要任务(击沉商船)关系重大。当然，所有潜艇的调动都有其意义和目的，但与潜艇击沉敌舰船这一主要任务相比，总是弊多于利。为执行这项任务需要集中一切兵力。
一个基本的作战原则是，要在关键的地方投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因此，决不能轻视大西洋上潜艇袭击商船的这场战争。英国人很清楚，我们的一些做法对他们是很有利的。丘吉尔和罗斯基尔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海上战争》一书中谈到了我们直到1942年仍在使用错误的“佯攻”战术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正是这种“佯攻”战术才使他们的许多舰船幸免被击沉的厄运。而英国人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 [ 注：在下面描述1942年的战况时还将再次谈到我们的“佯动”给英国带来的好处以及丘吉尔和《海上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
在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兵力分散和障碍重重等缺陷外，从1941年9月开始又发生了一件几乎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绝境的事件。那就是地中海海区不利的军事形势，这种形势是一大批潜艇被转移到地中海后而引起的。
地中海的不利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呢？
1939年1月30日英国政府批准了海军部拟制的同德意进行战争的计划。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1页。 ] 该计划也估计到日本今后可能会积极参与这场战争。
在英国的这个计划中，把保护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置于首要地位。它被称为“头等重要”。因为对海上交通线失去较长时间的控制就意味着带来一场“迅速而彻底的灾难”。
对英国来说，地中海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因为英国来自波斯湾的油船和大部分来自印度和远东的商船都要经过地中海。由于意大利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英国要利用地中海的航道看来已无可能。因此，英国人在该作战计划中决定，来自波斯湾和远东的商船准备绕过好望角驶向英国。尽管这样，有力地控制通向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东部的通道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除了具有封锁意大利的作用外，还关系到大西洋南北航道的安全。
按照上述计划，从1940年春开始英国商船都是绕好望角航行的，尽管当时意大利仍采取中立态度。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给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致使法国海军被剔出同盟国。英国海军部认为有必要将海军兵力从东地中海地区撤出，而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为了保护大西洋的重要通道，英国海军部作出了上述决定。在失去法国海军之后，英国除了只能在大西洋执行主要任务外，已不可能始终将地中海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丘吉尔却对此加以干涉并阻止这一决定的执行。他承认海军部所阐述的各种理由，但同时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丧失马耳他和埃及。 [ 注：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90页和392页。 ]
英国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使我们看清了英国对地中海问题的基本态度。而轴心国却根本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一项意大利和德国统一作战的协同计划，也同样没有为在地中海作战拟定计划。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从以下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意大利没有制定在地中海作战的战略方案。按理意大利应首先确保它在北非的阵地的安全，并使这些阵地向西和向东扩展，因为它们是意大利本土漫长海岸线的屏障。从这些阵地出发可从海上，特别是从空中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东西航道实施袭击，甚至还可向埃及和为英国提供重要石油补给的近东地区进击。
巩固和扩大意大利在北非阵地的先决条件是意大利海军公开攻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特别是封锁马耳他岛，因为它是英国的海、空基地，威胁着意大利对北非的补给线。从兵力数量上看，意大利的海、空军是能够胜任这些任务的。
然而意大利军队领导却没有去追求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仍试图在法国南部寻求战果。直至1940年9月意大利才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动了一场软弱的攻势，而且进展不大。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又从阿尔巴尼亚向希腊发起进攻。同样，这次进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940年12月当英国在利比亚发起反攻时，意大利遭到了惨败，丢失了昔兰尼加。
意大利海军和潜艇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像它的朋友和敌人所预料的那样有效。他们没有采取进攻措施对付英国海军。在与英国海军的所有交锋中均未取胜。庞大的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地中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战果却很小。相反，在该海区的英国潜艇却战绩斐然。
1940年9月雷德尔海军元帅根据海战指挥部的两份备忘录向希特勒提议，德国应把战争的重点移到地中海(当时海战指挥部尚不知道希特勒打算在明年动用陆军和空军进攻俄国的企图)。其目的是，使近东国家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陆军和空军可以协同意大利军队共同打击主要的敌人——英国。但雷德尔并没有让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为其提供援助，因为德国海军的任务在大西洋这个主战场上。
北非的战局继续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在1940年底1941年初的冬季，由于英国的进攻，意大利面临被逐出北非的危险。这时意大利才接受希特勒给他们提供几个德国师的援助，而在1940年意大利曾拒绝这种援助。1941年2月隆美尔到了利比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将英军逼退到埃及边界。在这个目的达到后，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出于对补给问题的担心而令其适可而止。这种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英国人对隆美尔在进攻中的弱点很清楚。他们首先从马耳他用飞机、潜艇和水面舰艇袭击意大利驶往非洲的补给护航运输队。意大利人无力从海上对这支运输队提供充分的支援。当初在对非洲采取行动之前意大利没有封锁马耳他，现在只能自食其果。对此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魏希奥尔德海军将军曾反复指出过。此外，意大利海军没有在战争爆发时立即对兵力薄弱的英国海军进行攻击，现在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对护航运输队仅采取防御性的保护措施解决不了确保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这也是由于对希腊的进攻使意大利海军的兵力消耗过多，运输负担过重、兵力分散以及油料不足所造成的后果。
从1941年7月起，驶往北非的意大利舰船每月被击沉或击伤的总损失量达70%。隆美尔陷入补给不足的困境。非洲军危在旦夕。此时，希特勒进行了干预，他命令海军把德国潜艇派往地中海。1941年9月底，第一批6艘原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11月初又有4艘潜艇前往。这批久经考验的潜艇及其艇员们刚一出现在地中海就立即大显身手。1941年11月13日U-81号潜艇(艇长古根贝格尔海军上尉)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海域击沉了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11月25日U-331号潜艇(艇长冯·蒂森豪森海军上尉)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击沉了英国“巴勒姆”号战列舰。12月14日U-577号潜艇(艇长保尔森海军上尉)在亚历山大港以西海域击沉了英国“活雕像”号巡洋舰。
除了调动潜艇部队，希特勒在10月底还下令把德国第2航空队(凯塞林元帅指挥)调到地中海。第2航空队的任务是在受威胁最大的西西里海区夺取制空权。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马耳他岛这个英国用作袭击意大利护航运输队的基地险些被封锁。由于第2航空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作战舰艇，再加上德国在特里波利斯前沿的布雷以及意大利人操鱼雷突入亚历山大港， [ 注：见本章第145页。 ] 造成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大量伤亡，凡此种种几乎使英国中断了对为非洲军提供补给的海上交通线的袭击。于是本来因补给品不足而在1941年底几乎被逼退到原来出发阵地的隆美尔部队，在1942年1月又可以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了。地中海中部的海空态势明显地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
当然把潜艇从大西洋抽调到地中海必然会大大削弱进行大西洋战争的兵力。但我认为这在所难免，因为德国非洲军的危险必须解除。1941年11月22日，我接到了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关于把全部前线潜艇重点投入到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的命令。其理由是：
1、根据英法在法国-北非登陆的情报以及英国在北非的攻势，整个地中海和意大利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就直布罗陀海峡对战争的影响而言，它对于这种局势的继续发展以及扭转危机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里是敌兵力东往西来的必经之地。
2、当时的形势和占领地中海对整个战争的作用都迫使我们使潜艇战要形成有力的重点，直到形势有根本的好转。 [ 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1年11月22日，A部分。 ]
根据海战指挥部1941年11月29日的指示，15艘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10艘潜艇在东地中海长期待机。要不断地满足这个要求就意味着要准备数量较多的潜艇，因此有可能将前线的全部潜艇都用上。这样一来，大西洋主战场的作战就得停止。
我认为往地中海海区派遣如此之多的潜艇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于是我多次向海战指挥部提出口头和书面建议，希望我的观点能发挥作用， [ 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第242页，260-261页、285-286页、290-295页。 ] 以达到将潜艇部队从直布罗陀海峡撤回而用于大西洋战场的目的。
我不相信英国为了从埃及发动进攻，竟会从西面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渡过航程漫长的地中海将兵力运至埃及。我认为，他们从东面，即绕过好望角穿过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向驻埃及的英军运送增援兵力和补给品的可能性更大。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26日战争日志。 ] 今天我们知道，当时我的估计是正确的。“驻意大利的德国海军司令部”在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英、法军队 [ 译者注：这里是指英国和法国戴高乐领导的军队 ] 将在法属北非，大约在奥兰或阿尔及尔登陆的情报，对此我也表示怀疑。在地中海西部海域似乎并无这方面的迹象，虽然那段时期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很多，但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而是直布罗陀护航运输队在驶向英国前司空见惯的事。英国并没有在直布罗陀海区增加登陆作战所需要的海军掩护兵力，相反由于“皇家方舟”号被击沉，英国在该海区的兵力已大大削弱。
因此，依我所见，派遣由15艘潜艇组成的这样庞大的潜艇群常驻直布罗陀海区，在战略上没有必要，从战术上看其配置也是不妥的。直布罗陀周围海区很容易受到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英国飞机的不断监视。同样从直布罗陀海军基地出发的英国反潜舰艇也可不必途经漫长的航程而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另外，在第一批德国潜艇进入地中海后，英国人立即于1941年9月底从大西洋抽调兵力以加强直布罗陀海区的反潜力量，尤其是当他们觉察到大西洋的潜艇战即将销声匿迹时。因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活动的潜艇就不能露出水面，它们几乎一直处于水下状态，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这样一来潜艇的视界就小得多，发现来往商船的可能性也就大为减少。实际上潜艇在部署于这一海区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发现东、西方来往的商船。潜艇处于静止的水下状态时，只有当商船偶尔从其旁边驶过，潜艇才有可能对其实施袭击。此外，我们还损失了一些潜艇。第一批在9月份驶入地中海的4艘潜艇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没有受到损失。而第二批潜艇中就损失了1艘潜艇，原因是敌在此期间加强了反潜兵力。以后到达地中海的潜艇中又损失了3艘，有5艘被航空炸弹所重创，被迫放弃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行动，而返回比斯开湾基地。这样损失和受伤的潜艇约占全部被派遣潜艇的33%。
面对敌人的这种抗击，要把集中在地中海的潜艇重新撤回大西洋是相当困难的。从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而流向地中海的一股经久不息的海流(紧靠海岸的逆流不算)也是很强的。当然这有利于潜艇进入地中海，因为这时潜艇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可从水下顺着这股海流进入地中海。但是，这股海流对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西进入大西洋却非常不利。为了在夜间凭借黑暗的掩护让潜艇从水面迎着这股逆流驶向大西洋，这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耗费的时间太长。由于敌侦察发现潜艇的可能性很大，潜艇不得不采取水下航行。但是这种航行在海峡中部几乎难以进行，因为海流猛烈地把潜艇推向地中海，在这种条件下海峡两侧的导航也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我在战争日志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一进入地中海就如关进了“捕鼠笼”。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8日战争日志。 ] 因此，对于调到地中海的兵力数量，应慎重考虑，因为根据上述原因，以后要再将这些兵力投入其他作战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一来，潜艇在地中海作战的实质问题已弄清楚。德国海军——主要是潜艇部队——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大西洋交通线上打一场对英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经济战。大西洋彼岸是英国的力量源泉，主要有美国这一世界强国作其坚强的后盾。出于同样原因，英国也把这条生命线的安全看作重要的海上战略目标。因此，我们只有在迫不得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从大西洋抽调德国的兵力，数量也不宜过多，只要能满足克服危机的需要即可。
在迫不得已把大西洋兵力抽调到地中海的这种情况下进行海上战争是违背德国海军意愿的。海战指挥部曾要求德国国家领导打一场针对埃及和近东的战略上正确的战争。他们认为有可能不要使用德国海军兵力到地中海去作战。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战争中无法单独完成在北非向东挺进的任务。最后德国潜艇不得不放弃主要任务而被派遣到地中海去作战。在它们的协助下地中海的险情得到了缓解。但德国潜艇却没有能力去解决地中海的补给问题。
制空权问题是控制通向北非航道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我们唯一有利的做法就是封锁马耳他岛。因此，必须尽可能限制潜艇到地中海去。在我看来，从大西洋全部调走作战潜艇，使该海区的潜艇战停顿达7星期之久，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海战指挥部迟迟才接受我反对向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区派遣潜艇的意见。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这样英国的海军很可能被牵制在远东，因此英法军队已不可能在地中海以西登陆，然而德国海军所规定的作战重点在这个时候仍没有改变。这种坚持把潜艇集中在直布罗陀海区的做法(直到1942年初潜艇在与美国海军进行作战时)仍产生了不良后果。
对于无视大西洋的主要任务而把潜艇兵力重点用于地中海的做法我是反对的，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后来在英国官方人士阐述德国在地中海的潜艇战情况时得到了证实。罗斯基尔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写道：
“……但德国针对我们袭击利比亚补给线所采取的对抗措施，包括从大西洋派遣潜艇和德国空军重返西西里岛等也起了作用 [ 作者注：由于英国未能利用袭击利比亚的战果。 ] 。
“尽管如此，德国潜艇不仅在新的战场遭受了重大损失(11月和12月被击沉的潜艇不下7艘)，而且由于它们撤离了大西洋而大大减轻了我们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战场上的负担，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下令把潜艇调往地中海时并不知道日本在12月7日发动进攻的企图。因此它没有预料到一个新的盟国会给意大利很大支持，以解轴心国在非洲的军队之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德国潜艇的转移是否对德国有利，这是值得怀疑的，特别应考虑到，潜艇转移到地中海，大西洋的攻势必定会减弱这一情况。”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540页。 ]
在阐述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减少的原因时，我还得提一下德国水面舰艇在大西洋作战的情况以及它们对潜艇战产生的后果。
为了执行对英国实施经济战的战略任务，战争开始时雷德尔元帅还十分果断地动用了战列舰、装甲舰和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只，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为了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它们在作战中奉命避免与势均力敌或占优势的敌人交战。关键是要击沉敌商船。此外，海战指挥部希望这些舰只的出现会引起敌海军强烈的反应：敌人会被迫在预期有德国舰艇出现的海区使用尽可能占优势的兵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动用战列舰，来掩护其护航运输队。所以，把大型舰只派到大西洋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战略思想。
为此，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海军就派出了“德国”号和“施佩伯爵”号装甲舰，以便它们在战争开始时能及时到达它们的作战海区。1940年秋海军又派“舍尔海军上将”号装甲舰去参加经济战。此后，“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和1941年1月在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沙恩霍斯特”号(舰长霍夫曼海军上校)和“格奈泽瑙”号(舰长法因海军上校)战列舰又相继被派去参战。
“施佩伯爵”号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尽管敌兵力十分强大，其它大型舰只的作战却取得了成功。克兰克海军上校率领的“舍尔海军上将”号击沉敌舰的数量相当可观。他一共击沉19艘舰船，总登记吨位达137000吨，并捕获了2艘油船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土。“舍尔海军上将”号的作战持续了161天。这2艘战列舰在2个月内共击沉敌舰116000总登记吨位。由迈泽尔海军上校率领的“希佩尔”号共击沉14艘舰船，并重创英巡洋舰“伯威克”号。
海战指挥部对敌海上兵力进行牵制的目的也已达到。英国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都有一艘战列舰担任护航。“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曾在1941年2月8日和3月7日与敌护航运输队遭遇。但我方战列舰奉命没有对它们进行袭击，因为它们如果受到战斗损伤的话，那么它们在大西洋其它海区的行动就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当我们于3月7日在大西洋中部佛得角群岛东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却成功地派遣了U-105号和U-124号潜艇前往。按照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率2艘战列舰)的意图，这2艘潜艇的任务是歼灭为护航运输队护航的英国战列舰“马来亚”号，以便德国重型舰只随后能发起攻击。但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这2艘潜艇面对护航的英国战列舰却一举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的5艘商船。直到14天后当“马来亚”号又在大西洋南部为一支驶往英国的运输队护航时，才被U-106号或U-105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正是在潜艇数量不足的几个月中，派遣大型舰只对在大西洋孤军作战的潜艇进行支援，这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当“舍尔海军上将”号在1940年11月5日首次袭击了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后，英国感到有必要派战列舰护航，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占用并分散了英国海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作为潜艇部队司令我感到有一件事当然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英国人取消护航运输队中用以对付潜艇的警戒兵力和减少反潜空中警戒力量。
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战列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后来的“欧根亲王”号在布雷斯特港抛锚，给潜艇战带来了不利后果。
经过2个月的战斗后，1941年3月23日我们的2艘战列舰驶进了比斯开湾沿岸的布雷斯特 [ 译者注：地图上译为布勒斯特 ] 港，“沙恩霍斯特”号因主机故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出航。4月6日“格奈泽瑙”号在布雷斯特港中了1枚鱼雷和4枚炸弹，好几个月不能使用。为了修理这2艘战列舰，海军从德国在比斯开湾的所有基地抽调了800名造船工人到布雷斯特集中。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一直是为从战场返回的潜艇进行维修工作的，以便使这些潜艇能继续参战。由于抽调了劳动力，结果使潜艇一直停在船厂里，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船厂维修时间的延长对经济地使用为数不多的作战潜艇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能，当然这只能对敌人有利。
为了修复这2艘战列舰，海军放弃了潜艇这一对英国作战的主要兵器的大量维修工作，也不让本国工人接受这项维修任务，对这种做法我表示反对。因为我们在全面肯定大胆使用大型军舰取得的战果及其在整个战争中对敌所起的迟滞作用的同时，不能忽略我们的主要目标，那就是通过大量击沉敌舰船给敌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争取尽快地结束战争。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来讲，潜艇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经济的对英作战的武器。按照我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大型军舰的作战而通过抽调船厂劳动力的办法来剥夺最有效的作战武器——潜艇进行战争的权利。于是，1940年夏季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与它们的总数之比每况愈下。
特别是当事实证明重型军舰已不再可能实施大西洋海战时，我于1941年11月2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海军总司令再次重申了反对抽调劳动力和有必要把船厂生产能力集中用于潜艇方面的意见。我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缩短潜艇在船厂的修理时间将能大大增加做好战斗准备的潜艇的数量。因此必须把招集潜艇修理工人的工作看作是增加海上作战潜艇数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措施。
“像我们这样的经济状况，海军不能指望从外面调进工人。以我之见，为了增加维修工人，海军必须自力更生。这就要求我们集中海军所有的修船工人，专门建造或维修在这场战争中绝对需要的作战舰艇。
“因此，按照潜艇部队司令的意见，应检查一下当前迫切需要的潜艇工人是否仍在修理战列舰、巡洋舰，或在维修和建造驱逐舰，而这些舰只是不是战争绝对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我们是在与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它们控制了对海战有决定意义的大西洋海区。我们的水面舰艇突入该海区作战是无比勇敢的行动。然而由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我认为现在已不是派水面舰艇到该海区作战的时候了，水面舰艇突入大西洋的作战方式已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由于敌人的抗击，我水面舰艇的作战目标很快就会改变，避免与敌交战的防御性目标将取代原来袭击敌海上交通线的进攻性目标。
“事实证明，用水面供应船来实施补给是行不通的
“因此，只有潜艇可以突入制海权已被敌掌握的海区，在那里停留和战斗，因为它不需要与敌争夺制海权。该海区出现的敌战列舰和巡洋舰越多，并不意味着对潜艇的危险越大，相反却给潜艇增加了求之不得的攻击目标。
“因此，就大西洋作战而言，潜艇部队司令想说明的是，战列舰和巡洋舰并不是绝对需要的。如果这些军舰也不能执行其它任务(如占领岛屿)的话，那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这些军舰已不是进行这场战争迫切需要的武器。因此，当参加这场战争的潜艇需要维修力量时，再也不能把维修力量用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上”。 [ 注：潜艇部队司令第3618号机密件。 ]
在这份备忘录中，我从潜艇战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尽可能多的要求。我作为潜艇部队司令必须这样考虑。然而，我的这份备忘录并未见效。当海军总司令在决定分配海军的维修力量时，其它一些观点可能占了上风。我本人后来在1943年任海军总司令后也为大型作战舰只的留用和维修在希特勒面前说过情。不过当时我也指望从国家领导那里为潜艇的建造和维修争取我需要的一切。当时大型作战舰只和潜艇之间(在维修方面)已不再存在利害冲突。但在1941年，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必须反对因维修大型舰只而贬低潜艇战的观点。
丘吉尔也将潜艇战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得比大型战舰大。他在回忆录中阐述了我们用大型舰只作战给英国带来的问题后，接着把话题转向了潜艇战，他写道：
“除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在战争中真正使我担惊受怕的是潜艇的危害。”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英文版第529页。 ]
在此我还得对不幸的“俾斯麦”号的作战行动以及它对潜艇战的影响和潜艇对“俾斯麦”号的援助讲几句话。在这次大胆的作战行动的准备阶段，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于1941年4月8日与我在巴黎会晤。我对他十分敬重，我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我俩曾在同一年分别任出国访问的“卡尔斯鲁厄”号和“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出访结束时，我们一起停泊在西班牙的维哥港，然后一起返回本土。战前我任潜艇部队指挥官的那几年中，吕特晏斯任鱼雷艇部队指挥官。我们经常在一起，并有公务上的联系，对一般海军方面的问题看法比较一致，能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在巴黎会谈中我们作出了潜艇支援“俾斯麦”号在大西洋作战的决定：
1、继续按通常的潜艇战观点部署潜艇。
2、如果我战斗群在大西洋逗留期间有可能与潜艇协同作战的话，就进行协同作战。为此特派一名有经验的军官到“俾斯麦”号舰上。
3、舰队司令随时通过潜艇发出的无线电通信来掌握潜艇的位置和了解潜艇部队司令的意图。
1941年5月24日凌晨，“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在突破冰岛和苏格兰 [ 译者注：应为格陵兰 ] 之间的“丹麦海峡”时击沉了一艘英国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虽然“俾斯麦”号受了伤，但这2艘德舰继续向大西洋前进。当时我们的一支潜艇群位于“俾斯麦”号几百海里处。1941年5月24日我在战争日志中记下了这件事：
“在考虑我们的潜艇是否对‘俾斯麦’号战斗群提供某些支援时，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了解舰队司令的意图。在与西线总司令 [ 注：西线总司令扎尔韦希特尔海军大将主管对“俾斯麦”号的作战支援事务。 ] 打电话时，他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暂时停止实施经济战，将全部潜艇交给他使用。只要舰队司令一发表意见，西线总司令肯定会提出要求的。”
同一天舰队司令吕特晏斯要求这些潜艇在格陵兰南端以南的海区排成正方形阵位。他想把已保持接触的英国舰船吸引到这个正方形阵位中。按照其要求我将该潜艇群的7艘潜艇进行了配置。当德舰 [ 译者注：这里指“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 ] 及其追击者(英舰)到达我方潜艇阵位之前，它们都出乎意料地向南，然后又向东南方的比斯开湾港驶去。据我们后来所知，临时改变决定的原因是由于“俾斯麦”号的前部中弹，引起油料不断损耗。为了准备让“俾斯麦”号重返大西洋军港，遵照扎尔韦希特尔海军将军的作战命令，潜艇在那里配置成一个巡逻幕。其中刚从战场返航处于途中的U-556号和U-98号潜艇没有装备鱼雷。但它们作为侦察艇还是有用的。该巡逻幕的另一艘潜艇U-74号由于被深水炸弹击中而失去战斗力，也同样处于返航途中。该艇准确地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并报告了自己的情况，说最迟在第二天凌晨可到达比斯开湾潜艇群附近的阵位。因此，它也作为侦察艇配置在巡逻幕中。
没有装备鱼雷的U-556号潜艇在优秀的沃尔法特海军上尉的指挥下，受到了跟踪“俾斯麦”号的英国特混舰队的追击。沃尔法特在其战争日志中写道：
……1941年5月26日
位置：兰兹角以西640海里处
天气：西北风，风力6-7级，海浪5级，晴，少云转晴。
15点31分：在飞机来袭之前已下潜，在水下听到几声如开炮似的爆炸声。
19点48分：警报！一艘“乔治国王”级战列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可能是“皇家方舟”号，冲破雾气从后面快速驶来。目标右舷，方位10。如果我现在有鱼雷该多好啊！我连动也不用动，即可在原地进行一次很成功的袭击。敌人没有驱逐舰掩护，没有作曲折运动！否则的话我就可以插入两艘舰之间同时将它们干掉。航空母舰上鱼雷飞机正在起飞。这时也许我能帮助“俾斯麦”号。
20点39分：上浮，发信号：“发现敌一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航向115度，高速航行，方格BE5332”(北纬48度20分，西经16度20分)。然后继续发送失去接触和声测的信号，直至22点06分。我试图用最后一点燃料从后面进行冲击。下潜进行声测，报告声测情况和发送测向信号。
21点30分左右我们接到“俾斯麦”号的无线电报，说它已被航空鱼雷击中，停泊在北纬47度20分，西经14度50分的位置，几乎不能动弹。
几分钟后，约21点42分，所有装备鱼雷的潜艇均接到了一个万分火急的电报，火速赶到上述正方形阵位，援救“俾斯麦”号。但由于暴风骤起，潜艇还得与风浪搏斗，因此未能及时赶到沃尔法特所指示的位置。
当英舰对“俾斯麦”号采取行动时，5月26日夜间只有沃尔法特(没有鱼雷)在其附近。他在战争日志中继续写道：
1941年5月26日
地点：布雷斯特以西420海里处
23点30分：警报！迷雾中突然驶来一艘驱逐舰。当我艇位于水下30米时，这艘驱逐舰呼地一下从我艇上方驶过，在艇内听到螺旋桨的声音。后来又听到螺旋桨的声音。无深水炸弹攻击。
0点(5月27日)：西北风5级，海浪5级，狂风暴雨，能见度一般，漆黑的夜晚，上浮到水面。我能为“俾斯麦”号干些什么呢？我观察“俾斯麦”号发射的照明弹和防御火力。突然遭到火炮的袭击。一种恐怖感向我袭来，我就在附近，却无能为力。我只能继续侦察，引导携载鱼雷的潜艇前往。我在视界的极限距离上与其保持接触，报告位置和发送无线电信号，以引导其它潜艇前来。
3点52分：我从东向南往战斗地点移动，很快我的活动达到了燃料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我再前进的话，将无法返回。
4点：海浪越来越大，“俾斯麦”号在继续战斗。为空军报告气象情况。6点30分我发出最后一次与敌接触的情况报告。发现U-74号，我用目视信号向U-74号潜艇交代与敌保持接触的任务。我艇尚可用电机慢速在原地航行。水面航行需要燃料，我艇必须返航……
在“俾斯麦”号进行战斗时发生了一系列不利的意外情况。其中有一个情况是，当“俾斯麦”号进行最后的战斗时，在“俾斯麦”号附近我方只有无弹药的U-556号潜艇和失去战斗力的U-74号潜艇，而英方却有半个舰队的兵力。
“俾斯麦”号的沉没清楚地证明，敌人在大西洋的警戒已取得很大进展，它使我方大型作战舰艇在该海区作战的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德国的水面舰艇中只有辅助巡洋舰在海战指挥部的指挥下还在大西洋上作战。这种舰原是配有武器装备的商船，经过仔细伪装后保留下来的。它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海上大胆航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其作战费用与大型作战舰艇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使用这种舰只作战是对潜艇战的一种补充。但到了1941年它们在大西洋的作战也告结束。
本章前几页探讨了1941年在打一场有效的战略上正确的潜艇战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阻力。这些不利因素及其分歧当然大大增加了潜艇战的困难。但我总是从艇员们毫不动摇的英勇行为中吸取新的活力。我也尽力使他们从我这里得到力量和信心，他们再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向我表示谢意。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不畏艰险的坚强集体。
在我们从领导角度对潜艇战作了介绍之后，还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1940年11月到1941年12月艇员们在前线的表现。当然要对每一次事件，每一次勇敢的行动以及英勇的艇员们每一次的胜利作面面俱到的介绍是不可能的。尽管只提到个别的事件、少数人的名字，但并不等于说其它人取得的战果就不大。
继1940年10月潜艇战大捷(第八章已提到)后，大西洋在11月暂时出现了潜艇空白。潜艇在夜间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鱼雷消耗很快，只得迅速返回基地补充鱼雷。11月份重新出海的第一艘潜艇是U-99号，艇长是克雷奇默尔海军上尉。他是一位优秀的艇长，遇事冷静，从容不迫。他善于判断战术形势，抓住最佳战机，然后沉着、坚定和机智地对敌发起攻击。
1940年11月3日，克雷奇默尔在爱尔兰以西的大西洋海域遇到了2艘执行反潜巡逻任务后返航的英国辅助巡洋舰。其结果是，克雷奇默尔在一个夜晚就把这2艘体积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潜艇的辅助巡洋舰一一击沉。它们是排水量为11314总吨位时“帕特洛克罗斯”号和排水量为18724总吨位的“劳伦蒂克”号辅助巡洋舰。当天夜晚克雷奇默尔还击沉了1艘英国“卡萨纳尔”号商船。在此我想引用克雷奇默尔本人的话来说明一下这次战斗的经过情况：
22点02分：发现第二艘商船，方位240度，同时又发现第三艘商船，方位300度。第二艘船转向后高速航行。我艇对继续按原航线航行的第三艘船实施攻击。当我靠近敌船时才看清，原来是一艘客船，该船有2个烟囱，一个前桅。后桅已折断。另一艘似乎是辅助巡洋舰。该舰的舰首几个舷窗没有遮光，因此肯定是一艘作战舰只。该舰没有全速航行。
22点50分：在1500米的距离上发射1枚鱼雷。该舰用明码发报：“轮机舱中雷，停车。”于是该舰失去机动能力，但似乎下沉不深。甲板上亮着灯，舰桥上发射出一连串红色信号弹，吊放救生艇。这艘船是英国18724总吨位的大型客轮“劳伦蒂克”号，后来可能改装成辅助巡洋舰服役。尔后又发现第二艘商船，距离越来越近。
23点28分：对停车的“劳伦蒂克”号发射鱼雷，但不知何故未命中目标。
23点37分：在58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击中该舰前烟囱以下部位，效果不大。
23点40分：“劳伦蒂克”号发射照明弹接着发射炮弹，然后又不断发射照明弹。我艇高速航行，向第二艘商船靠近。该船已停车，正在接收一艘救生艇上的人员。
1940年11月4日
0点02分：对停泊的商船发射鱼雷，射距1200米，击中舰桥前部。该舰用明码发报，报告舰名和舰位，并放下救生艇。这是英国11314总吨位的“帕特洛克罗斯”号客轮，现在可能已改装成为辅助巡洋舰。
0点22分：向“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二枚鱼雷，射距1200米。击中舰后部。无特大效果。舰上有很多圆桶。一部分空桶被扔入海中。
0点44分：向“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三枚鱼雷，射距950米，击中舰桥侧面。舰员将更多的桶抛进大海。舰稍向下沉，向右倾斜。我决定用火炮干掉它。
0点58分；在100米的距离发射4发88毫米炮弹，命中2发。其中一发击中上层建筑甲板上的备用弹药，引起爆炸。然后我艇转向规避，因为“帕特洛克罗斯”号开火还击，而且用的是延时引信炮弹。
1点18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四枚鱼雷，命中前桅侧面。除了见到更多的圆桶外，没有多大效果。由于鱼雷装填较慢，我利用空隙从仍浮在水面的“劳伦蒂克”号旁驶过向“卡萨纳尔”号接近。
2点15分：在“卡萨纳尔”号沉没处我们向5艘救生艇中的1艘艇询问有关情况，此时突然发现一架亮着航行灯的“桑德兰”式飞机在500米的距离上围绕我们飞行。
2点39分：下潜。
4点：鱼雷装填完毕。4点04分上浮。在驶往2艘辅助巡洋舰的途中发现1艘护卫舰。我们必须在它到达之前把这2艘舰击沉。
4点53分：在1400米的距离上对“劳伦蒂克”号实施第二次致命性打击，击中该舰尾部。舰尾在几分钟内沉没，舰上的深水炸弹爆炸。
5点16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五枚鱼雷，命中前货舱。舰上人员继续扔桶。攻击无特殊效果。
5点25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六枚鱼雷，击中舰中部主机舱，该舰前桅部位断裂。后部仰翻立即沉没。前部慢慢下沉。我艇迅速撤离。因为敌护卫舰已到，并打开了探照灯，然后从6点05分到9点一直发射照明弹。
11点18分：发现飞机1架，方位110度。我艇立即下潜，飞机在远处投掷炸弹。14点03分，我艇再次上浮。
克雷奇默尔的自述证明，英国辅助巡洋舰适应战争的能力较差，它们怎么也没料到会在夜间遭到一艘潜艇的水面袭击。但这件事也说明德国鱼雷的爆炸效果不够理想。 [ 注：见第七章第93页。 ] 虽然英国的辅助巡洋舰因装载空桶而难以击沉，但U-99号潜艇所用的鱼雷也实在太多了。这种情况往往会使潜艇缺乏鱼雷而丧失其它的攻击时机。
克雷奇默尔在这次成功的作战中共击沉敌舰20万总吨位 [ 投笔从戎注：原文如此，可能是累计达到20万 ] 。当我在11月4日接到他发来的有关这次战况的电报时，我在电话里就提议给他颁发橡树叶骑士勋章。在当天通过电报他荣获了骑士勋章。我为他感到高兴，并得知，克雷奇默尔艇上的每一个士兵，都为此感到自豪，并为他们所取得的战果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肯定而受到新的鞭策。
1940年12月1日，U-101号潜艇(艇长门格尔森海军上尉)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一支进港的护航运输队。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记载了这次作战经过：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日战争日志。 ]
“潜艇的总体配置对攻击这支护航运输队极为有利。当最西面的U-101号潜艇与敌保持接触时，其它所有潜艇都位于作战半径以内。部分潜艇有希望在当天夜晚到达，其余的最迟将在明晚到达该作战海区。这次作战的首要条件是要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因此，U-101号潜艇接到命令，在其它潜艇奉命赶来与护航运输队作战之前，不准擅自实施攻击。
“U-101号潜艇与敌保持接触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然后它报告：‘弹药用完，柴油机故障’。此时其它潜艇已经接近护航运输队。我命令U-101号潜艇继续与敌保持接触，直到其它艇来接替为止。”
于是，潜艇在12月1日和2日的严寒深夜对这支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根据英方的统计，有10艘商船被击沉，1艘受伤。12月2日夜，U-94号潜艇报告：“敌护航运输队溃散。”这次战斗的胜利主要归功于门格尔森。由于他死死地咬住敌人，才使其它潜艇得以群起而攻之。
1941年1月和2月，其它的敌护航运输队在作战中共损失60艘舰船(包括单独航行的商船)，总吨位达323565吨。
3月初，我们把潜艇的主力集中部署在冰岛以南海区，因为我们估计，英国已把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移向西北海区。5天后潜艇发现一支即将进港的护航运输队，其中有5艘商船被击沉，2艘被击伤。自这次战斗之后海上出现了一个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深感不安的平静阶段，海上看不到任何商船。后来我们发现有5艘潜艇在该海区沉没，该海区的敌情加深了我们的忧虑。这5艘潜艇是U-551号潜艇(艇长施罗德海军上尉)，U-70号潜艇(艇长马茨海军上尉)，这2艘潜艇的艇长资历较浅。其余3艘潜艇的艇长资历较深，战功卓著。他们是U-47号艇的普里恩海军上尉，U-99号艇的克雷奇默尔海军上尉和U-100号艇的舍普克海军上尉。U-551号和U-47号在战斗中全艇覆没，U-100号和U-70号艇的部分艇员被救，U-99号几乎全体艇员被救。普里恩、舍普克及其全体艇员和U-99号艇的损失使我的参谋部，尤其是使我本人的心情十分沉重。舍普克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战争开始以来他表现突出，共击沉商船39艘，总吨位达159130吨。克雷奇默尔在历次出色的战斗中共击沉44艘商船(总吨位达266629吨)和1艘驱逐舰。普里恩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在斯卡帕弗洛海域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实施经济战中他共击沉28艘商船，总吨位达160935吨。普里恩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性格开朗、热情、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对工作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天赋使他具备了完成任务的各种才能。他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从以下他在和平时期的话语中可看出他对潜艇事业的态度：“对我来说，参加一次出色的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演习比最舒适的休假更有价值！”在战争中尽管他由于在斯卡帕弗洛海域的英勇战功而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但他仍然是一个坦率、谦虚、朴实，并一心想再立新功的勇敢的军人。他与我的关系特别亲密。
由于冰岛以南海区无航运活动以及我方几位出色的艇长遭到莫名其妙的损失，因此我在3月底就把兵力从冰岛以南海区撤出，向西南方面集中。这一措施取得了成功。4月2日配置在新海区的潜艇发现一支从北美驶往英国的“SC26”护航运输队后，立即对其实施协同攻击，共击沉商船10艘。后来情况逐渐清楚，3月份潜艇的大量损失并非是什么特殊原因造成的，也并非是敌人新式武器所致。几艘久经考验和富有经验的潜艇在同一时间被击沉纯属偶然。
1941年3月和4月潜艇共击沉商船84艘，总吨位达492395吨。
从5月份开始，大西洋北部海区昼长夜短的季节来临。这对英国商船队的护航是极为有利的。其空中掩护可一直持续到黄昏之后。第二天凌晨飞机便又可追逐潜艇并迫使其下潜。而有利于潜艇在夜间实施协同作战的时间却十分短暂。尽管如此，潜艇在北大西洋两次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仍取得了胜利。第一支护航运输队被击沉5艘商船。第二支“HX126”护航运输队在大西洋中部遭到袭击。当船队在一个夜晚损失5艘商船后，运输队指挥官担心集中的商船再度受到潜艇的协同攻击而下令解散，要求每艘商船设法单独驶往英国。结果又有4艘商船被击沉。从此，英国海军部接受了这次教训，再不允许任何运输队在无护航的情况下进入北大西洋海区。
当5月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由于白昼时间长战果有所下降时，集中在南大西洋弗里敦港附近的潜艇却受益非浅，它们发现了一个很有利的攻击区。1941年春，弗里敦港是来自好望角和南美驶向英国的所有船只的会合点，航速较慢的商船在此编成护航运输队，航速快的商船则分散单独北进。为了使潜艇在这遥远——从比斯开湾各港到弗里敦港全程2800海里——的海区的作战尽可能经济些，海战指挥部计划在大西洋中部的会合点用水面供应船为潜艇补充燃料和鱼雷。这样潜艇就可在弗里敦战区先后进行两次战斗。在这两次战斗中7艘潜艇共击沉74艘商船。参战的潜艇有：U-106号(艇长厄斯滕海军上尉)、U-105号(艇长舍韦海军上尉)、U-124号(艇长舒尔茨·威廉海军上尉)、U-103号(艇长许策海军少校)、U-38号(艇长利贝海军上尉)和U-69号艇(艇长梅茨勒海军上尉)。U-69号潜艇还在几内亚湾的拉各斯港和塔科拉迪港布设了水雷，使一些商船触雷沉没，迫使英国海军暂时封闭这两个港口。
在南部海区作战的潜艇中，战绩最大的是黑斯勒海军上尉指挥的U-107号潜艇。他一共击沉14艘商船，总吨位达87000吨，这是黑斯勒了不起的功绩，这与他掌握丰富的战术知识和射击技术有关。在以往的战斗中他的表现就非同寻常。弗里敦海域一战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使他打破了保持较长时间的最高纪录，从而为授予他骑士勋章创造了条件。但我却下不了决心为他提出申请，因为他是我的女婿。最后还是海军总司令结束了这种状态。他让人对我说，如果我始终不为黑斯勒申请勋章，那他将为黑斯勒申请。于是我只好为他提出申请。这样黑斯勒很快就荣获了勋章。
1941年5-6月，在弗里敦和北大西洋海区潜艇共击沉119艘商船，计635635总吨位。
而在7-8月，潜艇的战果就小了。从格陵兰到亚速尔群岛的广阔海区里，只有8-12艘潜艇在零零散散地搜索着商船。如果我把它们的间隔距离拉长，那么当某艘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时，潜艇就无法采用狼群战术实施协同作战。如果我把它们集中编成一个潜艇群，那么对可能碰巧遇上的护航运输队，则需要其它兵力的协助，以引诱该护航运输队进入潜艇配置海域。在潜艇数量不多而又无侦察兵力支援的条件下实施潜艇战并非易事。
英国人在弗里敦海区受到重大损失后便尽量减少了商船的活动。因此，我决定重返北大西洋，将潜艇部署到东部海区。前面已提到的准备与空军第40轰炸机联队(飞机的数量已增加)重新组织海空协同作战的意图 [ 注：见本章第136页。 ] 也促使我作出了上述决定。后来在空军的配合下，我们在爱尔兰以南海区对来自直布罗陀的一系列护航运输队进行了袭击。虽然击沉船只的数量不少，但总吨位却不高，因为往返于直布罗陀和英国之间的大多数是1000-3000吨的商船。我们除了在爱尔兰以南海区进行潜艇战外，还在没有空军侦察的情况下设法截获爱尔兰以北海区往来的船只。但潜艇在这里无多大效果。它们非但找不到可袭击的目标，反而成了敌强大的空中巡逻机的攻击对象。因而在7月和8月击沉数相当有限，总共只击沉45艘商船，计174519总吨位。
1941年9月，我决定向西对大西洋再来一番彻底的“清扫”。为此，我根据潜艇数量把潜艇编成2-4个群，以侦察幕的形式用比平时稍高的速度横扫辽阔的大西洋。我们把潜艇一直部署到格陵兰的东岸海区，因为我认为来自北美的护航运输队在越过纽芬兰岛东南的拉斯角后，会立即向北前进。这个推理有3点根据：第一，美国在1941年没有宣战就已援助英国，这将在下一章中谈到；第二，靠北的航线可以得到以冰岛为基地的空中警戒兵力的掩护；第三，在7-8月南部的航线很少发现护航运输队。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很快得到了证实。1941年9月11日，我潜艇发现在靠近格陵兰东岸的海域有一支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其代号是“SC42”。这次潜艇袭击一举成功，共击沉16艘商船。由于第二天晚上(9月12日)大雾弥漫，该护航运输队才免遭更大的损失。
在大西洋西部海区我潜艇也发现了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共击沉其4艘商船。当月还有一支来自弗里敦港的护航运输队在北大西洋也被我一支潜艇群发现。这支由11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有4艘军舰为其护航。其中有7艘商船被击沉。
在同一个月内被潜艇群袭击的还有第4支护航运输队，它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往英国的。这支护航运输队是被空军第40轰炸机联队的侦察机发现的，其护航兵力十分强大，共有10艘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尽管如此，仍有9艘商船葬身海底。
9月份英国在潜艇战中共损失53艘商船，共计202820总吨位。
在1941年的最后3个月，大西洋的潜艇战(就参战潜艇的数量而言)最不景气，进入了“大西洋战役的萧条时期”。英国的《海上战争》一书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潜艇战的“低潮”。主要原因是潜艇被调往地中海，这在上文已经提及。但是出现这种低潮还有其它原因。10月15日潜艇还击沉了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中的9艘商船。在尔后的几周内，由于在北大西洋部署的潜艇稀少，我们的运气不好。11月1日一艘在最西面担任瞭望哨的潜艇在纽芬兰海滩附近发现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部署在这支护航运输队东侧的一个潜艇群要实施攻击的话是十分有利的，然而由于一连数日的浓雾使这次作战一无所获。
这就是1941年11月潜艇在北大西洋与敌进行的最后一次接触。由于潜艇数量太少，以后连续几周搜索都毫无成效。于是，11月底潜艇向直布罗陀海区转移，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战斗。
1941年11月和12月德国在大西洋南部的海战中也遭到了厄运。德国辅助巡洋舰“阿特兰提斯”号在罗格海军上校率领下于1940年3月驶离本土，在巡航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20个月中战果显著，共击沉22艘商船，计145697总吨位。1941年底它绕过合恩角(智利)向东航行，于11月22日到达大西洋赤道以南海区，驶往与U-126号潜艇约定的会合点进行燃料补给。U-126号艇长鲍尔乘坐舢板到“阿特兰提斯”号舰上，与罗格海军上校商谈补充燃料的具体细节。但由于英国“德文郡”号巡洋舰的出现使谈话很快中断。这艘英舰奉英国海军部之命在该海区巡逻，企图搜索潜艇补给舰。英国商船在弗里敦海区一战中遭到的惨重损失促使英国采取了这一行动。执行侦察任务的舰载机发现了德国“阿特兰提斯”号辅助巡洋舰。当时德国巡洋舰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U-126号艇长无法返回本艇。第一值更官下令紧急下潜。由于英国巡洋舰离潜艇太远，无法对其实施攻击，而“阿特兰提斯”号却被击沉。在英国“德文郡”号巡洋舰远离之后，潜艇上浮，把乘有“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的救生艇拖回。
当我们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派遣U-124号潜艇(艇长莫尔海军上尉)和U-129号潜艇(艇长克劳森海军上尉)到大西洋中部去协助U-126号潜艇拖带“阿特兰提斯”号的救生艇。途中U-124号潜艇在距圣·保罗山崖 [ 注：巴西东北角。 ] 东北约240海里处击沉了英国“达尼丁”号巡洋舰，该舰与“德文郡”号巡洋舰一样担任搜索潜艇供应舰的任务。
与此同时，海战指挥部令“巨蟒”号潜艇供应舰去接收“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该舰于11月24日和25日执行了这一任务。
海战指挥部预先确定了一个会合点，以便“巨蟒”号潜艇供应舰对各潜艇提供补给。该会合点位于“阿特兰提斯”号巡洋舰沉没点以南1700海里处。但这个会合点也被敌人发现，“巨蟒”号(舰上还有“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于1941年12月1日被英国担负搜索潜艇补给舰任务的“多塞特郡”号巡洋舰击沉。
为了接收“阿特兰提斯”号和“巨蟒”号上的414名幸存者，4艘潜艇在出事点附近工作，遇难人员分别被安置在各潜艇上。潜艇舱室狭小，无法使每人都得到一张床铺。床铺只够夜间值勤人员使用。每艘潜艇接收了100名左右的幸存者，艇内拥挤不堪，人们几乎动弹不得。这样一来，潜艇当然无法进行战斗，原来计划的行动也就告吹了。在返回本土的航行中，当它们通过赤道的热带海区时，艇内温度高达摄氏38度。我命令这4艘潜艇在佛得角群岛以北与4艘意大利潜艇会合，这4艘潜艇是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在波尔多交给我使用的。意大利潜艇分载了一半遇难者。1942年1月底8艘潜艇全部平安抵达比斯开湾基地。这项援助行动在航行了5000海里的情况下一举获得成功。
这个事件证明，用水面供应舰在大西洋为潜艇执行补给任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应该由在战争开始时建造的潜水油船来执行这一任务。
前面已经提到，1941年12月在赤道以北的大西洋上，潜艇潜伏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它们所期待的往东行驶的护航运输队却连影子也没有。感到庆幸的是在12月14日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却自投罗网。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群和另外3艘在比斯开湾各港待命的潜艇奉命去拦截这支护航运输队。因为英国人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有潜艇埋伏，所以我们估计英国这支运输队的护航兵力一定非常强大。护航运输队中有一艘“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从12月14日到22日潜艇昼夜轮番连续攻击，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虽然在12月21日“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和“斯坦利”号驱逐舰被U-751号潜艇(艇长比加尔克海军上尉)击沉，但运输队本身被潜艇击沉的只有2艘商船。相反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却损失了5艘潜艇。它们是U-574号潜艇(艇长根格尔巴赫海军上尉)、U-131号潜艇(艇长鲍曼海军中校)、U-127号潜艇(艇长汉斯曼海军上尉)、U-434号潜艇(艇长海达海军上尉)和U-567号潜艇(艇长恩德拉斯海军上尉)。其中恩德拉斯海军上尉是最杰出、最有经验的艇长之一。
鉴于这次遭到的失败和前两个月令人不满意的战绩，我的作战处长认为，我们对护航运输队已无能为力。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鉴于这样惨重的失败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还只是一次这一事实，我是不能同意他这一观点的。在那次作战中，天气对潜艇极为不利，无风，或1级风，海面风平浪静，使英国的反潜兵器极易发现潜艇。当时我们虽然估计到敌人的护航兵力一定很强，但今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这次胜利是在集中使用十分强大的反潜兵力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我潜艇对驶经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实施了成功的袭击后，英国海军部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他们在直布罗陀海峡集结了特别强大的护航兵力之后才在12月份派遣了这支代号为HG76的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兵力由“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7艘轻型护卫舰和2艘辅助炮舰编成。“大胆”号上的舰载机从空中不间断地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掩护。此外，这支护航运输队还可得到直布罗陀英国空军基地的飞机的掩护。直到12月17日这些掩护兵力可一直在护航运输队航行的海区进行掩护。然后，护航运输队就由英国南部派出的飞机迎接。因此，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自始至终非常强大。况且指挥护航的又是沃克，他是“整个战争期间护航运输队掩护部队中最著名和最有战功的指挥官”。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78页。 ]
天气不好再加上敌极其强大的防御兵力，都给潜艇袭击护航运输队的行动造成很不利的条件。我没有因这次事件而作出否定潜艇袭击护航运输队的作用的原则性的结论，以后的发展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在1942年到1943年3月间还在打击最大规模的护航运输队。鉴于英国的舰船在这些作战中受到的损失，英国海军部在1943年3月，当大西洋战役的危机对英国来说正处于低潮时，尚在考虑有无必要取消护航编队，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潜艇在夜间使用狼群战术给他们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忧虑和苦恼中度过了1941年。1942年开始了，它给潜艇战带来了丰硕的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