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第一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1918年9月底，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潜艇艇长和施泰因鲍尔海军上尉(他因功曾荣获骑士勋章)各率一艘潜艇在亚德里亚海岸奥地利的普拉军港 [ 译者注：今属南斯拉夫 ] [ 注：普拉1918年奥匈解体后属意大利，1947年划归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今属克罗地亚。 ] 准备启航。我们要出海协同作战，到马耳他附近海域等待英国穿过苏伊士运河从东面驶来的大型护航运输队，利用朔月时光在水面对其发起攻击。我们打算利用潜艇侧影小，不易被发现等有利条件，先从水面穿过敌人的驱逐舰护航兵力，然后驶近护航运输队的核心，对多列商船纵队实施水面袭击。我们约定在西西里岛东南50海里、方位315°处的帕塞罗角会合。据我们所知，两艘潜艇协同作战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潜艇一直是单独作战的；他们单独出航，单独行进，单独自卫以对付反潜兵力，并单独搜索和攻击敌目标。那时，潜艇的通信手段——无线电报还无法使潜艇实施协同作战。当时尚无短波和长波通信，潜艇一下潜即失去任何无线电联络。在水面状态通信时也必须在两根桅杆之间架设一部天线，以便能用长波发报。但这种办法耗电量太大，而且通信距离也很有限。在发报时，潜艇处于半潜状态，处境非常危险，而且无法实施任何攻击。

　　 1918年10月3日晚，我艇如约到达西西里岛东南的会合点，在那里等待施泰因鲍尔，但他却杳无音信。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修艇，他推迟了启航时间。

　　 深夜一点左右，我艇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东南方向漆黑的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香肠似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拴在一艘驱逐舰舰尾的系留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所谓的“清道夫” [ 注：之所以称这艘驱逐舰为“清道夫”，是因为它在护航运输队的前面沿“之”字形航线左右机动行驶，为其“清扫”航道，以迫使敌方潜艇尽早下潜，使之无法实施攻击 ] ，即敌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的“开路先锋”。不久，我们发现在黑暗中蠕动的黑影越来越多，看见了另外一些驱逐舰和护航舰艇，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船队的庞大的侧影：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从东亚的印度和中国来到马耳他海域并向西航行。我艇悄悄地穿过了敌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纵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突然整个船队转向，朝我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沿“之”字形航线航行的一种方式。整个护航运输队这样按“之”字形机动航行，目的在于增加潜艇实施攻击的困难。当然，这就增加了我的困难；于是我急忙下令转向，紧跟在刚才我想攻击的第一艘商船的后面。突然我发现我艇正处于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我立即从这个位置对第二列商船纵队中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一条巨大的明亮的水柱在那艘商船的前面升起，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时一艘驱逐舰劈波斩浪向我急驶而来。我急忙发出警报，下潜，并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但是毫无动静。也许驱逐舰舰长怕误伤己方的船只，而未敢投放深水炸弹。

　　 我艇从水下摆脱了敌护航运输队，然后小心翼翼地上浮，我独自扒在刚露出水面的指挥台上向外瞭望，发现护航运输队在继续西行。在我艇附近还有一艘敌驱逐舰，它就在刚才被我鱼雷击中而沉没的那艘商船旁边。我下令把水柜全部排空，让潜艇完全浮出水面，跟随在那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后面，我企图尽可能利用黑夜对它再次实施水面攻击。然而黎明来得太快了，当我艇追上护航运输队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只得再次让潜艇下潜。现在，我打算在潜望深度实施水下攻击，但事与愿违。由于我艇(一艘B-III型德国潜艇，曾在船厂进行过重大改装)失去平衡，艇内突然出现一片混乱；电解液外溢，灯光熄灭，我们在黑暗中迅速下沉。我们下面还有相当的水深，约2500-3000米。当艇下潜到60-70米深度时，我们便不敢让艇继续下沉了，因为这已是艇壳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了。我下令排空所有压载水柜，停车，然后倒车并急转舵，尽力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时能干的值更官米森中尉用手电筒检查指挥台里的压力表。指针仍向右急转，潜艇仍在急剧下沉，最后指针在90和100米之间来回颤动，然后又迅速回转。排空压载水柜还真的起了作用。排空了水的艇体轻盈地上升，就像一根压入水中的木棍在解除压力后迅速上浮到水面一样。我打开指挥台的舱口盖环顾四周，外面已经大亮了。我艇位于护航运输队中间，驱逐舰和商船都挂上了信号旗，汽笛声此起彼落，商船已转向，并用舰尾炮向我艇射击；驱逐舰也向我艇驶来，并向我开火。当时情况非常紧张。我本想尽快地再次紧急下潜，但已办不到了，因为压缩空气已经耗尽，潜艇已中弹，开始进水。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于是我下令：“全体人员离艇。”

　　 我们解开了白天准备好的拴在甲板上的一大捆软木，每个艇员除穿上救生衣外尽量再携带一块软木。使我痛心的是已有7人阵亡，其中包括少尉机电长耶申。

　　 潜艇沉没了，敌人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进，我们漂浮在海面上。后来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返回，把我们从水中捞起。

　　 这样，就结束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我懂得了一个基本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同一时间发动攻击的潜艇数量越多，局势对每一艘潜艇来说就越有利。因为舰船的爆炸和沉没会使敌人在黑暗中变得混乱，使担任掩护的驱逐舰失去行动自由，并由于大量诸如此类的事件而被迫分散行动。除此之外，出于战略和战术上的原因，需采用多艘潜艇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有了护航队，海洋上很少遇到货船，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有时，突然遇到一大批商船，约30-60艘以上，但其周围有各种军舰担任强有力的护航，因此无法对其实施攻击。有时，一艘潜艇意外地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并对其发起攻击，艇长的意志异常坚强，几天几夜连续攻击，直至全艇官兵筋疲力尽为止。攻击结果纵然有一、两艘甚至更多的商船被击沉，但这个损失数对护航运输队而言，只是一个微小的百分比！护航运输队依然继续前进。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再也不会碰到德国潜艇了。它们安然地抵达英国，并把大批生活资料和原料运回国内。

　　 因此，对拥有大量舰船的护航运输队，必须尽可能使用许多艘潜艇来对付之。

　　 我带着这种认识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1919年7月我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我是否想洗手不干了。我反说：“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但这一点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完全限制了我们。

　　 他答道：“我当然相信，但并非大家都相信。我们希望在两年之内拥有潜艇。”

　　 这个回答给了我继续在海军服役的最后动力，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曾是一名出色的艇员。艇员们依靠自己坚强的信念和智慧在辽阔的海洋上独立完成任务的那次出色的远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留恋那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事业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每个人心目中只有辽阔的海洋和任务，我们感到自己就像国王那样富有，对其他一切全都漠然置之。

　　 因此我就问别人，我们是不是很快会有潜艇。

　　 但事与愿违。德国一直受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在1935年之前，我们不许拥有潜艇，我也就没有与潜艇打过任何交道。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当过水面舰艇的驾驶员、战术研究员、鱼雷艇艇长、鱼雷艇支队长，也曾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冯·勒文费尔德海军中将的旗舰上担任过航海长，后来又担任过“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在这几年中对水面舰艇战术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这几年帝国海军相当虚弱。为了弥补这些弱点，使海军变得强大和富有朝气，我们进行了基本的航海、射击和战术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和演练那些使弱者有较大希望迫使敌方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的战术情况。这首先是指夜战条件下的战术情况。它需要海军人员进行大量的训练和掌握过硬的本领。即使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种训练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夜间作战比白天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夜暗的掩护下，他们可出其不意地对敌实施攻击，并能重新隐蔽起来。当时还不能用雷达来测定方位。在20年代，杰出的战术家海军总司令岑克尔海军上将成了组织部队进行紧张战术训练(尤其是夜战训练)的教练官。

　　 这几年我有幸在和平环境下使我的战术知识更加丰富和全面。这些知识对我1914-1916年在黑海的“布雷斯劳”号军舰上取得的作战经验做了必要的补充。在黑海战场我们深深感到俄国舰队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之间的战斗犹如猫捉老鼠一样，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后，我们就设法重新回到能掩护我们的唯一“洞穴”——博斯普鲁斯海峡。此外，20年代的经历对我1916-1918年在潜艇上担任值更官和艇长时获得的作战经验也做了必要的补充，早在1916-1918年期间，我对使用潜艇发动攻击的战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我在水面和水下、进攻与防御这两方面所进行的战术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对我后来从1935年开始的使用新式潜艇武器进行的训练是大有裨益的。

　　 我认为，培养一名潜艇指挥官，不能只进行潜艇勤务训练，而应该让他经受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训练。同样，凡是担负护航任务和反潜任务的海军将领也应该有当过潜艇艇员的经历。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认识两种战斗类型的本质，才能避免盲目的探索而采取正确的措施。丘吉尔，一位罕见的英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对海战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他在1942年委派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经验的潜艇艇长，后来又任战列舰舰长和巡洋舰编队指挥官)负责掩护和组织对英国生命攸关的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劲敌。

　　 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结束了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旅行后，于1935年7月到达亚德河口威廉港前沿的席林锚泊地。当时的海军大将、名誉博士雷德尔海军总司令来到了我的舰上。同一天，“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舰长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晋升海军上将和任舰队司令，1941年5月在“俾斯麦”号战列舰上阵亡)也从南北美洲旅行回来。我们在我的舱室里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航行情况，并对我们下次的出国航行提出了建议。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吕特晏斯应率领“卡尔斯鲁厄”号再次到北美洲去，我则率领“埃姆登”号访问日本、中国、当时的荷属印度、南洋和澳大利亚。吕特晏斯提议，是否将我们对换一下，以便让“卡尔斯鲁厄”也能领略一下文化悠久的东方国家的风光。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冯·米勒中校率领的“埃姆登”号的前身所进行的一些著名的战斗航行，“埃姆登”号在传统上就属于东亚地区。

　　 使我和吕特晏斯感到惊讶的是，海军总司令严肃地说：“我的先生们，你们都别争了，你们两位都得离开巡洋舰。吕特晏斯将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军官人事处处长，负责为新组建的海军部队配备军官。你，邓尼茨，将去接管一支新组建的潜艇部队。”

　　 这个决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决定了这次指挥官的变动。我对这次调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原定的远东之行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组织均衡舰队的整个计划中潜艇只是很小和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被安排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看法错了。海军总司令在1935年7月下的命令对我漫长的生涯直至今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给我带来了能充实人生的一切：责任感、成功、失败、人的忠诚和尊敬以及必要的考验和痛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