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怎样着手结束战争的？您对此有些什么方案？·第三十三
作者：卡尔·邓尼茨·德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出自————《战争通史》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我愿意尽快地结束战争，但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实际上这也是我在领导海军的最后几个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标。
但现在不同于过去几个月。大批的难民和东线的 德国士兵已经离英美占领区愈来愈近，他们也许还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达西方，从而这个地区的战争有可能立即结束。
因此，我必须使我的投降方案适合于救人这一目的。我试图采取相应的步骤来打动西方同我签订特别投降协定。对我来说，盟国自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线投降的要求，在1945年5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来，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苏占区的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目前还在东方的那些难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为此，我试图先让德国西北集团军群与蒙哥马利元帅领导下的英国人实行停战并谈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们已不能或已不必为了守住卢卑克和汉堡之间的大门而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还呆在梅克伦堡这块未来的苏占区的难民拯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那末，对我来说，这就成问题了。
向英国人部分投降的这一决定是我打算结束战争的方案的第一个步骤。1945年4月30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的电报到达后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军少将用以下的话概括了这一决定。他马上就将这些话写进了笔记本：
“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拯救人们——士兵和平民——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而继续与东方作战。特别要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温克集团军和在保护国 [ 译者注：指捷克斯洛伐克。 ] 的舒埃纳尔集团军群；要在易北河畔劳恩堡继续作战，以便让卢卑克与劳恩堡之间的大门敞开。”
只要易北河畔劳恩堡那里已无必要继续进行战斗，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马利谈判投降，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为我方代表与英国司令谈判，并尽早地告诉他此行的任务。
这是我在4月30日晚所作出的关于人事关系方面的第一项指示。至于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提及的：4月30日下午，我在卢卑克希姆莱那里。他在那些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内还有充分的权力。与他相反，我在陆上是毫无权力的，因为海军已投入海上作战，海军师团被派去帮助陆军制止俄国在东方的推进。在卢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决定撤销戈林为他的继承人以后，希姆莱以为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为国家元首之后，我感到首先有必要与希姆莱取得谅解。同希姆莱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观点使我难以同这个纳粹警察头子共事，尽管我还不知道他在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月30日晚，我委托我的副官打电话给希姆莱，请他当天晚上到我这里来。希姆莱拒绝了我的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他答应了，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他在六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这里。看来他预料到在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争执。海军作战部领导人迈泽尔海军上将也担心我会同希姆莱发生什么争执，他事先就派遣防卫汉堡的一艘潜艇上的全体士兵到普伦来保护我，因为我在那里的营房里工作一直是无人警卫的。希姆莱跨进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说一点历史事实：当时我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一张拱起的纸下面，打开保险，准备随时射击。我将当晚希特勒拍来的电报给他看。希特勒在这份电报中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他读了电报，脸色发青，然后站起来鞠了个躬，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个第二号人物吧！”我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他没讲一句要反对我的话就灰心丧气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是否还会反对我。这就是我当晚所作的第二个人事安排。第三个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和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从来因斯贝格到普伦我这儿来。因为不言而喻，我必须不断地、清楚地了解军事形势，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四个人事安排是，委托我的副官打听冯·牛赖特男爵的下落。这位德国的前任外长与我相识多年，我想让他来担任我的政治顾问。但是，没有找到牛赖特。我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由他当外交顾问的自我推荐。这时，我就请迄今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来我这里，提议他担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长并代理帝国政府首脑。我把我结束战争的方案告诉他。他请求让他考虑到5月2日，然后告知我，他愿意接受我的要求。后来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余地了。
这就是1945年4月30日晚我所采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经过，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日后贯彻我的意图的。
5月1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如下：
“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密令)：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鲍曼。”
我从“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我认为“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这句话是不对的。相反，在这一消息还未通过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布因而引起混乱之前，我必须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和我的继承事宜告诉全体德国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我首先担心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因为德国武装部队在国家元首希特勒死后就不受誓约的束缚了。如果这个事实以其他途径通知德国士兵，那末其后果可能是使部队土崩瓦解。
出于这些缘由，我于1945年5月1日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向德国人民宣布：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使其免遭向前挺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消灭。为此目的，军事战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继续进行抵抗和同他们继续作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了。”
对此，我于1945年5月1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接受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进行到正在战斗的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户家庭能够摆脱奴役和毁灭为止。只要英美还在阻挠我们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得把战斗进行下去。”
我要对德国武装部队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服从命令的义务问题以及由于希特勒之死而产生解除誓约的问题，使我在1945年5月1日伤透脑筋。假如士兵们以为他们的义务已经摆脱，因而可以回家的话，那末我想避免的后果——产生混乱局面——仍然要发生，而且会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对前线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部队，要我通过士兵们的上级军官使武装部队的士兵作出效忠于我的正式宣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誓约问题缺乏自愿和个人履行誓约的法律基础，那末我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5月1日，我在命令中告诉德国士兵们：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无保留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毁灭。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与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元首的宣誓效忠，从现在起就得对我——元首指定的继承人——效忠。”
随后到来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装部队的将士们都无条件地服从我并执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关于陆上战线的谈话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集团军群的残余已经面临绝境。但我知道，还应竭尽全力将这些士兵从海上撤回西方。与此相反，还在德国东线最北部的维斯杜拉集团军以及仍然驻扎在南方的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离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分界线已经很近了，因而估计他们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护。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领导下东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看来情况有所不同。由于这一地区辽阔，与美占区离得较远，因此我认为迅速撤回这一集团军群是必要的。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想法则不同。因为他们担心从这条战线撤回部队，会使部队土崩瓦解，并且必然会使其落入前后夹攻的敌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据我自己的意见而对中央集团军群所作的相应指示，准备就这个问题与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或是他的参谋长进行商谈。其中一个接到了我的指示后，马上乘飞机到了我这儿。
我所处理的其他一连串重大问题，那就是涉及还被我们所占领的地区，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那时，这些地方还平静无事。可是，如果我们在各条战线上的彻底失败暴露给这些国家的话，那末这些国家内部情况的发展将会怎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我还得在这些国家防止暴动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马上同驻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在那里的德国军事首脑举行会谈，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这些国家按照我的意愿纳入投降区域。我约他们于1945年5月1日来见我。
与此同时，我还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难民从海上继续运送到西方。陆地上的部队和难民也同样试图尽快地到达英美占领区。
5月2日，局势有了急剧的变化和发展。
英国人在劳恩堡筑起了一座桥头堡。他们就在5月2日从这里发起进攻，很快便冲到了卢卑克。这样一来，本来为从梅克伦堡地区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去的士兵和难民打开的“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关闭了。因此，我们在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抵抗也就毫无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地设法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领导下的英国陆军实行停战，着手进行部分投降。为此目的，我约海军元帅冯·弗里德堡到我这里来。但是，5月2日我们地区的公路遭到了英国驱逐机的连续射击，以致在那一天要与弗里德堡会谈是不可能的了。本着相同的旨在着手部分投降的精神，汉堡的作战指挥官也接到举行类似的投降谈判的指示。
同时，我决定将我的大本营从普伦迁往弗伦斯堡。因为我十分关心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行动自由。在英国人从易北河畔的劳恩堡向卢卑克发起进攻后，普伦就接近了现在为英军占领的地区。这样我必须估计到，我在普伦随时都有被英国人逮捕的可能。
傍晚时分，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渐趋减弱。我约请弗里德堡于21时从基尔来莱芬绍高桥。我在那里当着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面向他交代任务，要他设法与蒙哥马利就部分投降一事进行接触，要他在谈判中提出连续海运士兵和难民的问题，还要求蒙哥马利同意接受陆上的士兵和平民进入英占区。我派我最亲密的同僚瓦格纳海军少将陪同冯·弗雷德堡前往。这位卓越的军官十分了解所有的过程和我的一切决定。
在5月2日晚上的这次谈话后，英国战斗轰炸机又发动了进攻。飞机用前灯照亮公路以便准确地袭击交通运输。因此，我们在返回弗伦斯堡途中，还不得不经常停下车来。直至深夜2时，我们才回到那里。
5月3日早晨，我特别担心空袭是否又会开始，担心在蒙哥马利那里谈判的弗雷德堡关于停战的请求是否会获到成功。当上午一直保持平静时，我很希望这是弗雷德堡的谈判所起的作用。
我在5月1日约请的各德占区的代表，于5月3日陆续到达。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冯·舒埃纳尔而是集团军群总部参谋长冯·纳茨默尔将军。他的观点与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致。他还向我报告舒埃纳尔也有同样的见解：中央集团军群要是立刻撤回，就有被俄国人突破和包围的危险。于是我就同意让中央集团军群暂时仍旧固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但这个决定使我忧心忡忡，因为在今后几天里，在捷克斯洛伐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全无把握。那里的德国专员弗朗克向我建议，策动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向美国要求投降，并请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同意弗朗克作相应的尝试，尽管我十分怀疑这一投降的请求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盟国肯定早已作出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命运的协定。弗朗克即于当天回布拉格，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了暴动。
同驻在仍为我们占领的挪威、丹麦和荷兰那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军事首脑谈话时，我明确指示，避免任何与这些地区的民众发生冲突，直至过几天将这些国家成功地纳入我们向英美投降的计划之内为止。
一些德国专员向我建议，把这些国家作为进行投降谈判的抵押品。这一意见遭到我彻底而又严厉的拒绝。象我们这样一个战败国，从这种抵押品中实在是捞不到什么好处的。
5月3日，我接到了陆军元帅凯塞林从南方地区发来的电报。他请求我准许西南集团军群投降和继续进行他们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自然同意了，因为这同我的方案是并行不悖的。
在这多事的5月3日午夜前不久，弗雷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以后回到了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我这里来。这次会谈的主要结果是，蒙哥马利没有拒绝部分投降，也就是说，没有要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我如释重负。在我看来，我已迈出了第一步，同西方实行了停战，还为把部队和难民从东方拯救到西方赢得了时间。
此外，蒙哥马利在谈判中曾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区域之内。我立即委托弗雷德堡向蒙哥马利宣布，我接受这个要求。这样就有希望至少使这两个国家能立即确保稳定，避免任何流血事件。
在与弗雷德堡谈判时，蒙哥马利另外还要求在投降区域内交出战舰和商船。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继续在海上运送难民和部队到西方去的问题。原先我一直以为，至少在波罗的海的船只继续开往西方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我只得让船上的德国人——伤员、部队和难民在丹麦港口登陆。尽管为安排适当的临时住宿、给养和医疗尽了一切努力，但由于在丹麦到达了三十万人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而我们必须承担这些困难。
我毫不犹豫地将投降区域内的战舰交了出去。如果说，这同所有国家古老的军人传统相矛盾的话，那末，在当时的这种形势下，情况又当别论。假使我不同意蒙哥马利的这个要求，部份投降就不会实现。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将是德国北部重遭轰炸，使德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也要受到损失。因此在同蒙哥马利签订的投降协定生效的情况下，把幸存的德国战舰交给英国人，对我来说是满不在乎的。我向海军作战部部长发布了一项相应的命令。
我很快就从向英国人顺利投降的这件事中进一步得出结论：我让地球上各个海域内的潜艇战于5月4日中午停止，旨在尽快地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月4日我又派弗雷德堡作为全权代表到蒙哥马利那里去接受对方的要求，签署投降书。5月4日晚上，我接到了弗雷德堡的报告，说事已办妥。向英国陆军的部分投降，包括上述扩大到荷兰和丹麦的投降，于5月5日早晨8时超生效。
这样，我们就感到如释重负。停战的第一步已告成功，无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国人的手里。
弗雷德堡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签署了投降协定之后，又奉我的指示，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部分投降。
随弗雷德堡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的金策尔将军，于5月6日早晨到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来见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托向我报告，艾森豪威尔粗暴地拒绝了特别投降。他要我们全线无条件投降；德国部队必须在原地彻底放下自己的武器，就地当俘虏。
出于人道主义，我不能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要求。不然的话，我就得把东线的全部德军士兵立即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根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要求，也是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士兵们是不会执行的；部队不愿意呆在原地放下武器，也不愿意束手就擒，而会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因而我再次试图向艾森豪威尔解释我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的原因。为此，我请约德尔上将来我处，授予他以下指令，要他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再作一次努力，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国部队部分投降的原因。如果您的要求象弗里德堡那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您就提出附有以下过程的全面投降：这种投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争行动，但德国部队还可以移动。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移动权。您要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准许逃散的个别士兵进入美军阵线。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逃往西方。”
1945年5月6日，约德尔飞往兰斯。当天深夜我收到了约德尔发自兰斯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求我们在今天签署协定。否则，盟国阵线将予以封锁，任何试图作个别投降的人将不准进入，一切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要末发生混乱，要末签字，此外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可作为全权代表在投降协定上签字。如果可以，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于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拒绝了部分投降。美国人没有理解已经开始转变的世界政治形势。西方的战略目的达到了，但还必须达到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的政治目的。譬如，艾森豪威尔本应尽快地向东推进，抢前俄国人一步夺取柏林。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在易北河畔停了下来。这种态度的后果今天已经尽人皆知了。最后，我还想对这方面讲几句话。
我接到了约德尔这份电报之后，知道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从5月7日到5月9日零时全面投降生效止，仍然还有四十八个小时可用来把士兵和难民救往西方。我因此就在5月7日凌晨1时左右打电报给约德尔，要他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
那末，德国士兵的命运怎样呢？伦杜利克上将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士兵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区。但远离美国战线的勒尔上将的东南集团军群的情况则糟得多。在同南斯拉夫的私下谈判中，勒尔试图为他的士兵争取最好的条件，尽管这样，今天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数万人已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死亡。
美国的加文将军同意在德国北部让维斯杜拉河部队撤到英美阵线以内。同样，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也可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阵线。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的指挥下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士兵遭遇最为糟糕，虽然他们大批人到达了美国战线。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其中大部分人通过美国战线，他们被美国飞机驱集在一起，交给了随后赶来的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尽管他们很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但他们多年被关在俄国俘虏营里，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把多少人从东线救到了西方，根据现有史料确证，总共有一百八十五万士兵，不过还有一百四十五万士兵当了俄国的俘虏。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多少陆上难民可以朝西方逃命呢？这就很难讲了，肯定有好几百万。
用船只从海上运走的人数，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1945年春天运走了两百余万人。在5月11日－至17日这些日子里，还有十万零九千二百零五名士兵、六千二百八十七名伤员，以及五千三百七十九名难民由返自东方的德国战舰和运输船只送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港口。例如，1945年5月8日那天，即投降协定生效前一天，还有四万三千人冒着俄国人的炮火，从东普鲁士的黑拉半岛由船只运往西方。但大约还有二十万人在5月8日仍留在这个半岛上。他们渴望人们把他们运往西方去，这些都没有得以实现。他们都当了俄国的俘虏。有关他们的命运大都无人知晓。
我还想引用一些历史学家关于这最后几天的评论文章。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在他的《1945年德国的投降》一书中写道：
“邓尼茨由此能在5月的第一周将东线的德国部队的一半以上即百分之五十五运过英美战线。从苏联人手下抢救出来的德国东部和中部的难民的数字则无法精确统计。
“历史学家关于邓尼茨的投降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评论完全是肯定的。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这样写道：‘在邓尼茨的负责下，战争的最后阶段灵活地进行了投降谈判，并在这样的处境里，争得了最好的结局。’米夏埃尔·弗罗因德也有类似的评论，并称之为海军元帅的历史功绩：‘在他掌握德国临时政府时，避免了全面的土崩瓦解。’
“毫无疑问，他选择的由帝国政府统一指挥的、分阶段进行的全线投降步骤，应被视为他的主要功绩。用统一指挥的方法来结束战争，使德国武装力量有可能有条不紊地向战胜国投降，并使德军从战场以外的德占区如荷兰西部、丹麦和挪威和平地撤出来。分阶段完成的投降就可能把一百八十五万德国士兵以及德国东部和中部的大批难民从苏维埃恐怖下拯救出来。”
至于艾森豪威尔在战争结束时的态度，1960年3月巴黎奥贝路出版的《政治与议会评论》写道：
“邓尼茨也说，艾森豪威尔是多么固执地认为这是关系到尊重令人吃惊的在雅尔塔所承担的义务问题。十五年过去了，这位司令该有机会来认识他所犯错误的程度吧！”
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打电报给罗斯福的继承人哈里·S·杜鲁门，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丘吉尔早在1945年5月投降期间，就对欧洲的未来忧心忡忡：
“1、欧洲的形势使我深感忧虑。我获悉美国已抽调了一半空军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报纸上尽是关于美国部队大量撤出欧洲的报道。我们的部队看来也将依据协定而大大减少。加拿大部队肯定要撤走。法国人是软弱无力的，很难起什么作用。谁都可以看出，我们的武装部队除了用以控制德国的微薄力量之外，将会在短期内从大陆上消失。
“2、在此期间，俄国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如果英美军队撤走了，而法国军队的作用还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还剩下若干师团，其中主要是法国师团，如果俄国也许决定留下两百或三百个师团积极活动，那末，一、二年内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3、在他们的战线前面落下了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内情如何。从卢卑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整个地区来看，无疑马上会全部落入他们的手中。还须估计到包括爱森纳赫与易北河之间的更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已为美国部队所占领。我认为，如果美国人从这里撤退的话，不要几个星期，这些地区都会被俄国人占领。
“4、在此期间，我们的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败涂地的德国所采取的强硬态度，而在俄国人方面则很明显，可以随他们的意愿，在短期内一直挺进到北海和大西洋海岸……”
这就是丘吉尔在1945年5月间所担忧的事。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德意志国家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分裂。东欧已控制在俄国人手里，至今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