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会商·第十七

作者：隆美尔 ·著 ·德国

                李德哈特· 编 ·英国

出自————《隆美尔战时文件》

出自————《战争通史》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英军的活动，而是我方最高当局极度不了解前线的情况。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惟一的途径就是永远不和敌人决战，不管我们的主子多么渴望如此。

　　我们现有的战斗兵力只相当于阿拉曼会战前的三分之一。我们既没有补给库，也没有任何的存品，所以真是朝不保暮。

　　在那个时候，我深信最高当局对本集团军所采取的态度完全出于误会，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和空军报告的影响。我希望能唤醒他们，认清当前情况的真相。但是我也深知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不肯承认事实；他们像鸵鸟一样，只会把头埋在沙子里，一定要等到木已成舟之后，才肯放弃他们的成见。

　　当斯提凡尼斯将军启程回意大利之后，德国元首有一个电文来，重申意大利领袖的前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他并允诺立即为我们补充大批的战车、高射炮和战防炮，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诺言根本一文不值。我们再度归巴斯蒂科元帅管制，这不过只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考虑”而已。(在装甲集团军尚未进入埃及境内以前，隆美尔本是受巴斯蒂科的管制，不过在阿拉曼会战中，他直接向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负责。)

　　现在英军正在调集他们的兵力，我想应该趁这个喘息的机会回欧洲一趟，设法使德意两国的最高当局，明了当前的情况，才有办法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

　　关于我的计划，以前曾经说明了一部分，现在为了使它更清楚，再叙述如下：

        (一)在现有的补给情况下，一方面我们所应该获得的战车、车辆和武器的每月配量老是赶不上；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建立一支足以支持得住一次机动性会战的兵力。因此，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停下脚步来对抗英军的猛烈攻击。其理由是因为每一处的阵地都可从南面来加以迂回，所以防御的重任必须由机动部队来担负。

　　我们必须完全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最后撤到加贝斯(Gabes)——这里有一条防线可供扼守，其西南界线为杰里德盐沼(Shottel el Jerid)——这就是我们在非洲的最后立足点。(这一条防线在突尼斯边界以西约120英里处，恰好在的黎波里与突尼斯之间。在海岸和一连串湖沼之间，只有12英里长的狭窄孔道。)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假使我们不想丢弃他们，那么这些行动得最慢的部队，也就决定了全军的退却速度。这在面对一个完全摩托化的优势敌军时，真是危险到了极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英军的攻击开始之前就把意军各师送往新的阵地，只留下摩托化部队在道路上布雷牵制英军，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敌人的前卫受到种种损失。英军的指挥官一向以过分谨慎著称。因此，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在表面上应尽量活跃，这将使英军更小心慎重，使行动变得更慢了。蒙哥马利从不冒险对我们实行果敢的追击，这一点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若真的发动大胆的追击，必定无往不利。

　　向突尼斯的撤退，必须分为若干阶段，以迫使英军实行步步为营的战法。这又是一个赌博，其着眼点也是以敌人的持重特性为基础。第一个立足点应该是布拉特，第二个应该是泰尔胡奈－胡姆斯，即令在这些地方，我们也不打算与敌人正式交战，而是想在遭遇攻击之前，先将步兵撤出，只留下机械化部队与敌人周旋，以迟滞他们的前进。最后在加贝斯防线坚守——和阿拉曼一样，此处也无法从南面加以迂回。

　　(二)在加贝斯，我们可能把会战的主力放在非摩托化的步兵身上。专用摩托化兵力是攻不下这条防线的，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才能够突破它。所以蒙哥马利一定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足够数量的物资运过整个利比亚。而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的摩托化兵力可能已经重新整补好了。加上刚刚在突尼斯登陆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我们可能有击败敌人的机会。

　　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突尼斯的西部边界，它完全是门户洞开，这就使美英联军获得了一个发动攻击的良机，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趁此时蒙哥马利因为缺乏大量的炮兵弹药而未攻入加贝斯防线的时候，把我们全部的摩托化兵力调往西方，向敌人发动一次奇袭，击毁美英联军的一部分，并把其余的部队都赶回阿尔及利亚。

　　当在突尼斯西部的盟军已经被击败、并丧失了打击力量之后，他们势必要花上一段时间来重整旗鼓，即令是极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向蒙哥马利实行反击，将他逐向东面，迟滞他的一切部署。当然这个作战相当困难，因为地形对我方不利。

　　(三)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利比亚还是突尼斯，都无坚守的可能，因为我早已说过，决定非洲战争的因素就是大西洋之战。只要美国的强大工业力量能够在某个战场上发生作用，那么对我们而言，这个战场上就再也不会有最后胜利的机会了。即令我们征服下整个非洲大陆，但只要留下一小块土地，允许美国人逐渐累积他们的物资，那么结果我们仍将一败涂地。战术上的技巧只能使这个崩溃的时间略为延缓而已，并不能使这个战场的最后命运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在突尼斯作战的目的，也只是尽量争取时间，以便把这些能征惯战的老兵撤回欧洲，留供他日之用。根据经验，假使盟军为了寻求决战，发动一个主要攻势时，我们就应该步步为营地缩短战线，并利用运输机、驳船和军舰，尽量把部队撤回欧洲，当美英联军最后攻克全部突尼斯时，除了极少数的战俘以外，他们将会一无所获，正和当年我们在敦刻尔克一样，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胜果。

　　(四)撤到意大利的部队可以组成一支打击兵力，从训练和战斗经验两方面而论，这些部队都是最适宜担负对抗美英联军之用的。

　　11月22日，我和巴斯蒂科元帅会晤。我把上述计划讲给他听，告诉他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梅尔沙隘道防线的话，将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我们不是提早四天放弃这个阵地，就是在四天以后，不仅丧失了阵地，也丧失了整个军队。”我劝他正视事实。纳瓦里尼也力劝巴斯蒂科放弃死守的观念——他可能心里也早已明白，只是表面上不肯认输。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可是事实上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最后，巴斯蒂科答应尽可能采取最客观的态度，把我们的意见向上级呈述。

　　最亲爱的露：

　　这几天战事十分沉寂。老是下着大雨，使人颇不舒服，尤其我一直住在帐篷里。

　　今天我头上已经有了屋顶，同时还有一张桌子，这真是太奢侈了。我曾经写了许多悲观的信给你，事后想想颇为追悔，固然现在还是不敢奢望局势会突然好转，不过奇迹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1942年11月21日

　　11月24日，凯塞林元帅和卡瓦莱罗元帅终于来非洲与我会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会商的地点是在阿尔柯戴费里尼，位于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间的边界上。出席的人为凯塞林、卡瓦莱罗、巴斯蒂科和我自己。

　　卡瓦莱罗和凯塞林还是过分乐观，为了浇他们一瓢冷水，我在会谈开始的时候，首先叙述自从阿拉曼以来的一切作战经过，特别强调说明由于会战的补给作业极差，才使我们一败不可收拾，尽管部队已经打得非常好了。我们已经把一切的重要装备都丢了，一部分丢在阿拉曼防线上，一部分丢在撤退途中——虽然我们已经尽量把车辆拖回、把物资运回。整个集团军现在所剩余的战斗兵力，大约一个师还不到。我又补充说，三个意大利步兵师实际上毫无用处，无法和英军交手。所以根本不可能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我再度提出撤出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主张，可是凯塞林和卡瓦莱罗坚决反对。前者的观点是以空军为基础，他认为此举对于突尼斯的空军战略形势有重大的影响。至于后者，则完全是生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假想世界当中。

　　我告诉他们两位，再耽搁三四个星期就会太迟了——那时英军就会“挥动”800辆战车、400门大炮和550门战防炮，向我方防线实施猛攻。所以现在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假定他们真想要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的话，那么在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将下列的装备连同使用的人员送到前线：

　　75mm战防炮：　　　　　50门。

　　长炮管Ⅳ型战车：　　　50辆。

　　100－150mm野战炮：　　78门。

　　上述装备需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弹药，燃料和弹药至少各4000吨。

　　还有相当数量的空军。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要求绝对无法兑现，所以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向西撤退。他们两位对于我的说法提不出任何合理的反对意见。当我问道：“假使英军实行迂回，两位在战术上有何高见？”的时候，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他们来此的目的不是想认清事实的真相，然后再立下一个合理的判断；他们相信失败的过错应由我们负责，并相信只要他们胡说八道乱吹一阵，即可以提高我们的战斗精神。他们尤其认为我是头号悲观主义者。

　　读者应注意隆美尔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在大败之后，他的心理多少也不大正常，他对于凯塞林的批评就很有问题；因为后来1944年他再论及非洲战役时，对于凯塞林颇有赞美之词。

　　补给的情况仍然非常糟糕。我们一天至少需要400吨的物资，可是最多只收到50吨。一方面是车辆奇缺，另一方面是从的黎波里到前线的距离实在太远。结果是各方面都感到困难不堪。

　　11月26日，我们接到这一次会谈后的反应。当凯塞林要求我们派遣部队去保卫的黎波里城的时候，意大利的领袖仍要求我们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最后，墨索里尼更进一步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英军发动攻击，并说可以获得德国空军的强力支援。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早已知道这个“强力支援”的效力会有多大。虽然当英军攻击时，巴斯蒂科元帅有权决定是否撤退，但是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又暗中关照这位元帅，除非到了最后关头，否则不准撤退。不过巴斯蒂科却很有礼貌，立即和我商量一切的步骤。

　　这些命令使我感到十分怒恼。从头到尾，每一次的难关都是我这个装甲集团军一手冲破的，若是听任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主张，那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既然罗马方面无可理喻，我决定直接飞往德国元首大本营。我想请元首本人作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把撤出北非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

　　我们在11月28日上午动身，下午就到了拉森堡。大约16点的时候，我和凯特尔、约德尔 [ 编者注：三军统帅部参谋长。 ] 、希孟德三个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凯、约两个人的态度很狡猾，遇事都采取保留的看法。

　　大约17点的时候，我谒见了元首。一开始现场的气氛就十分冷漠。我把本集团军在会战中和退却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一切都足以证明在作战的执行方面，我们是毫无过错的。

　　我说：经验告诉我们，船运的情况总无改善的可能，所以应该把放弃非洲战场当作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对于一切的情况应不再存任何幻想，一切的计划必须以可行为原则。假使这个集团军还留在北非，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

　　我希望能对我的意见作一次合理的讨论，所以还想把话说得更详细一点。但是我却无法再说下去，因为一提及战略的问题，马上就好像是点着了一桶火药一样：元首突然大发雷霆，连珠炮一样地向我反攻，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多数的大本营高级人员也都在座，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连一声枪响都没听过，对元首所说的一切，无不点头称是。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困难，我说在非洲军和第九十轻装师一共1.5万人的战斗部队当中，只有5000人还有武器，其余都是赤手空拳的。这句话又触发了他的怒火，他硬说是我们自己把武器都丢光了。我对于这一类的无理指控提出强烈的抗议。我说：在欧洲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战况。我们的兵器都已给英军的轰炸机、战车和大炮打成碎片了，我们能使全部德国摩托化部队逃出，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了，尤其是在燃料那样缺乏、常常一天只能退却10英里的情况下。

　　可是根本就没有讨论之余地。元首说在1941－1942年的冬天里就是因为他下令在东线实行坚守，所以才挽救了苏联战场上的危机。所以，他还是坚持己见。我现在才开始明白希特勒是个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他的感情冲动得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在非洲守住一个主要的桥头阵地，所以绝不可以退出梅尔沙隘道防线。他愿意尽量为我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帝国大元帅戈林将陪我一同到意大利去。他拥有特殊的权力，有权和意大利人及一切负责当局作必要的谈判。

　　在离开元首大本营之后，我和戈林同乘汽车到了贡宾嫩(Gumbinnen)，然后换乘戈林的专车向罗马进发。我们的最高当局居然这么不了解实情，只想把前线上的军人拿来当作替罪羊，这使我感到怒不可遏，尤其是当我看到戈林专车中的奢华享受时，更是无法忍受。对于当前的情况，他似乎一点都不关心。他把他自己装扮得十分漂亮，口里谈论的不是古画就是宝石，而他的那些左右更是把他捧得肉麻。在平时，他这种态度只是使人感到好笑，可是在今天，却令人发指。

　　戈林这个人野心无穷，好大喜功，可是他的能力却不足以与之配合。他认为在非洲战场上，也许可以大出风头，所以想利用空军去控制它。他的亲信部队“戈林装甲师”早已开始调往突尼斯。他这种对于非洲战场的看法完全是想入非非。事实上，我们无论是从素质、装备、武器哪一方面来看，都赶不上在北非作战的美英联军。我们惟一的优点是对于战争的观念比较进步，但是当必要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之后，这个空洞的观念也就毫无用处了。所以若是把我们西方敌人的实力，估计得太低，那才真是疯狂。

　　在这段期间，我的头号大敌就是戈林，我想他是想设法中伤我，以便兑现他的北非计划。他对于我呈送给大本营的一切情况报告，一律加注意见，说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他认为我已经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他说我是害了“非洲病”，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必须予以撤换。当然，这位大元帅坐在他那辆华丽的专车里面，他的看法自然和我们在前线上拼命的军人完全不同。

　　为了争取万一的机会，我命令副官贝恩特中尉——他的口才极佳——去向戈林作游说的工作，使他接受我的“加贝斯计划”。我自己实在对他有点鄙视，迟早我们一定会发生冲突。

　　贝恩特用夸大的语气，居然挑动了戈林对于这个计划的兴趣。我特别指出，使用两个集团军的摩托化兵力，向阿尔及利亚实行大规模的攻击，一定可以轰动全世界。戈林表示赞成，决定支持这个计划。

　　可是好景不长，当我们到达罗马之后，凯塞林却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害怕突尼斯会受到更多的空中威胁。我指出：事实上，我们并无选择余地，因为迟早我们总是要被迫撤退的。我们应该趁最有利的机会，集中全力来争取有利的战果。可是这位大元帅因为害怕敌人会把马耳他－阿尔及尔－的黎波里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型的空军基地，于是否决了这个计划。撤往加贝斯防线的理想终于又落空了。其实这完全是废话，因为英国的空军没有这个三角型的基地，也照样可以轰炸我们。不过我也明知一切的辩论都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也就不说话了。

　　在和意大利领袖会谈时，戈林居然宣称在阿拉曼会战中，我曾经弃意大利部队于死地而不顾。在我还来不及开口之前，墨索里尼却已经抢先说，“这倒是一件奇谈了。隆美尔元帅，你的撤退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杰作。”

　　这一次，意大利人似乎远比我们的最高当局要有理智，他们开始支持我那个撤往加贝斯防线的计划。只不过却还没有真正作决定，我只好向部队发出命令，遵照元首的意思，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不过意大利人已经很明白这次非全军覆没不可，所以在获得墨索里尼的同意之后，我又开始构筑布拉特防线，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先撤退非摩托化的意大利步兵。同时，假使英军开始进攻，摩托化部队也奉命可以自行撤退。

　　12月2日上午，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中又举行了一次有关补给问题的会议。我早就提醒他们注意下列事实：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在为第五集团军(在突尼斯)服务，而我们这个集团军连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资都接济不上，而真正打仗的还是我们，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空军和某些意大利当局，希望补给第五集团军，好让他们在西面发动攻击。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戈林又吩咐我说，必须不惜一切地坚守布拉特防线。可是假使有这样的可能，那么我在梅尔沙隘道，就早已向敌人发动攻势了。

　　于是又转而讨论把物资运往的黎波里的若干技术问题。在这种讨论中，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难过。假使我们的最高当局能够早些注意到这些问题，且在几个月之前着手布置，那么在非洲也许早就获胜了。有许多人都是火烧眉毛才肯顾眼前的。

　　使我不愉快的是凯塞林又要把一些最新的88mm炮送往突尼斯去，那本是元首早先答应拨给我们的，而且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最后，凯塞林还是命令那些船开回了的黎波里。

　　特别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在非洲这种困难情况之下，戈林对于意大利所表现的政治态度。虽然我们一向奉命禁止向意大利人提及有关他们国家和军队的缺点，或是要求他们改革，可是现在戈林却开始和卡瓦莱罗谈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例如意大利的恶劣装备、海军战略等等。我早已感到，德意同盟在政治基础上无法令人满意。对非洲战场的失败来说，这实在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本来在一场同盟性的战争当中，同盟国彼此之间常易发生摩擦，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别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惟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将一切都开放讨论，万万不可采取粉饰太平的政策。有许多意大利人对于“轴心”并无信心，认为即令在胜利之后，我们也不会重视他们的利益。

　　一般人都感觉：假使的黎波里塔尼亚沦陷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必然会遭遇政治危机。大多数的意大利人都已经厌恶战争，只想赶紧脱离这个苦海。

　　飞回非洲之后，我认清了我们真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为了使我们的集团军不至于因为上级的乱命或是其他的原因而走上毁灭的途径，那么一切就只能看我们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