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曼·第四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我们当时投入战斗的那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 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

　　“当然，一场胜利的战役弥补了许多延误。”

—— 引自1942年9月23日丘吉尔致亚历山大电

　　 艾伦·布鲁克获悉隆美尔在哈勒法山被打败的消息后，当天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下一个麻烦问    题，是不让温斯顿打扰亚历克斯和蒙蒂 [ 注：温斯顿是丘吉尔的名字；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爱称；蒙蒂是蒙哥马利的爱称。——译者 ] ，并怂恿他们在作好准备之前就发动进攻。”布鲁克说得很对，但是蒙哥马利却首先挫败了首相的干扰，从而获得必要的准备时间来保证胜利。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调记述了这件事：

　　“在我到达时，我曾对第8集团军的官兵许了愿，在没有作好准备之前我不会发动进攻。从目前情况看，要到10月才能准备就绪。月圆期是在10月24日，我认为应在10月23日夜间发动进攻，并报告了亚历山大。白厅当即复文。亚历山大接到首相的电报说，进攻必须在9月，以配合俄国人的某些攻势以及盟军于11月初在北非海岸西端的登陆（“火炬”战役）。亚历山大前来看我，商量怎么答复。我说如在9月份进攻，我们各项准备来不及，攻了也要失败；如果延至10月，我保证可获全胜。我认为9月动手简直是发疯。难道真要照办吗？亚历山大一如往昔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因此，就照我所要求的那样答复了白厅。我曾私下告诉亚历山大，由于我对官兵们许诺过，因而拒绝在9月发动进攻；假如白厅命令我9月行动，那么就让他们叫别人来干好了。 [ 注：这里指的是韦维尔。参见蒙哥马利著《通往领导的道路》第47页。“‘辞职’问题在战时不会提出”。 ] 哈勒法山战役之后，我的身价提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9月发动进攻的事了。”

　　 当我们有一次谈论这段往事时，蒙哥马利对我这样说道：“当然啦，这是一种讹诈。”要是韦维尔和奥金莱克处在当时那种情况大概也会这样讹诈的。

　　 丘吉尔在这时期情绪十分紧张是有许多重要原因的。他是如此的紧张，以致于他把艾伦·布鲁克那年唯一的一次短期休假都打断了。他收到亚历山大最近发来的一封电报，就硬要布鲁克接他的电话。丘吉尔在电话中说：“你没有看见这封电报！你的意思是你已和战略形势割断联系？”布鲁克回答说：“我告诉您，我今天要去打松鸡，我不知道在我狩猎松鸡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与战略形势保持联系。”但丘吉尔并不就此罢休。一个倒霉的联络官不得不在夜里骑着摩托车把那份电报的抄本从白厅送到达灵顿给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首相如此激动不安，不仅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那年夏天他必须挫败下议院的不信任票；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战争的高级计划机构感到不满并以辞职相威胁。首相还因为一些严重的国家大事而感到烦恼：俄国人的进攻；即将到来的“火炬”战役；还有美国总统对英国的坚决支持受到国会选举的威胁。当时，马耳他的处境岌岌可危。根据布鲁克的估计，马耳他的资源只能维持到10月中旬，其生存将依赖于蒙哥马利即将发动的进攻或“火炬”战役。他说：“如果这两者都不成功，天知道我们怎能使马耳他生存下去。”9月14日，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重新发动一次攻击，以夷平马耳他岛。从10月11日开始，一连十天袭击该岛的德国飞机每天都有两三百架。虽然轴心国家的飞机被击毁了100架左右而我们只损失了30架“喷火”式战斗机，但马耳他岛的燃料补给仍然十分困难，以致于不得不用一艘特种快速布雷艇来提供燃料。很明显，长期解决办法是：第8集团军必须沿非洲海岸向西推进很远的距离，以便皇家空军能有机场进行活动，以保障它重新夺取地中海的制空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把沙漠空军部署到德尔纳附近的迈尔图拜机场群上以及班加西以南地区。

　　 上述因素说明了丘吉尔为什么如此焦虑不安。丘吉尔的想象力在9月23日变得模糊了，当时他认为隆美尔可能“正在一个纵深20英里、横宽40英里的地带上构筑防御工事”。这也说明了蒙哥马利为什么如此谨慎地筹划这场战役。事实是，不仅蒙哥马利本身的利益，而且整个国家的利益都要求获得一次决定性的明显的胜利。他是经受不起僵持的，失败就更不用说了。1944年，隆美尔在他的《书信文件集》的“阿莱曼回顾”一章中曾这样评述道：“英国人把他们的计划建立在准确计算的原则上。”这句话精确地描述了蒙哥马利的方法。蒙哥马利作了准确的计算，弄清了通过充分发挥物质装备的优势以及谨慎地使用人力资源，他能获得多大好处。这样，他在12天之内就击溃了隆美尔的防线，俘获了包括9名将军在内的3万名俘虏，粉碎了意大利集团军，击溃了非洲军团。这样，到11月初，不久前还那么沮丧的首相就开心起来了，下令教堂鸣钟庆祝。

　　 蒙哥马利在到达埃及后的第一天就开始准备阿莱曼战役了。他会见奥金莱克后，就去找亚历山大，提出一项“第8集团军后备队”计划，该后备队“在装甲力量上很强，类似隆美尔的后备队。”它不是用于他认为即将来临的防御战，而是用作尔后进攻的一把铁锤。亚历山大批准了这项计划。但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执行权，他就去找副参谋长约翰·哈丁少将（哈丁是他过去在参谋学院的前一期学生）并问他这样一个后备队是否可行。到那天傍晚6时，哈丁已经拟定了成立第10军的计划，该军将由第1师、第8师和第10装甲师以及新西兰师组成。10月15日，蒙哥马利已在认真地考虑阿莱曼战役了。当首相10月19日来看望他时，他就能使首相对这场战役怀有信心。在哈勒法山战役结束时，蒙哥马利不允许霍罗克斯夺取希迈马特高地，这件事表明那时阿莱曼战役的基本计划就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诚然，在哈勒法山战役后，蒙哥马利有了隆美尔所缺少的那种巨大力量。他肯定他必须进攻，而且能够进攻。）他在哈勒法山战胜隆美尔使他的集团军官兵的信心倍增，现在他能够满怀信心地着手制订下一个进攻战役的各种详细计划了。虽然这些细节计划（作战的和行政勤务的）十分复杂，但战役的基本方针和预备措施却相当简单。亚历山大在11月9日战役全部结束后发给丘吉尔的电报中把这次战役的准备措施和打法作了很好的归纳：

　　“这个伟大的战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我方参战部队的编组和集结以及所采用的欺骗措施，这些欺骗措施为我们赢得了突然性，而突然性是打赢战役的因素之一；突破性进攻——大量集中各兵种的部队打开一个缺口突入敌人的防御纵深，并利用这种破坏作用来建立人工翼侧，为进一步扩张战果提供更多机会；到处进行突击以吸引敌人兵力，并使敌人在堵塞突破口战斗中以及在连续的反突出中耗尽其预备队；实施最后突击以瓦解敌人最后剩下的防线并打开一条道路，让我们的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源源推进。”

　　 这一战役计划的制订及贯彻执行都是由蒙哥马利负责。蒙哥马利说：“我经常把一切情况报告给亚历山大，他对我的作战计划从不多加评论或提出任何建议， [ 注：正如蒙哥马利以后的许多次说法那样，这是一种强调他的独立性的夸张说法。但毫无疑问，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他计划和指挥的。 ] 他绝对信任我和我的参谋人员。”为了给战役提供物质基础，要做大量后勤工作，而且还要应付白厅，——在这些方面亚历山大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于战役的指挥，他则让蒙哥马利自己去搞。这是非常投合蒙哥马利的心意的。蒙哥马利在《通往领导的道路》一书中谈到艾伦·布鲁克勋爵时曾这样写道：“我喜欢上司只告诉我任务是什么，然后放手让我去干。”

　　 阿莱曼战役实际上有两个计划，每一个的代号都是“轻步”。这两个计划都是根据同一个设想制订的。由于隆美尔的防线从地中海岸起向内陆延伸约45英里到无法通行的盖塔拉洼地的边缘，因此没有可以迂回的暴露翼侧。隆美尔必然料到英军要发动进攻，因此，只有让敌人摸不清第8集团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才有可能达成突然性。这项任务是通过采取上面亚历山大所提到的“欺骗措施”以及通过第13军在南面发动辅助进攻来完成的。

　　 蒙哥马利的骗敌计划是在8月和9月间设计和制订的，它是沙漠战中迄今为止最精巧的欺骗计划。它是在集团军的范围内进行的，代号为“伯特伦”。首先是伪装前沿地区的巨大的弹药和其它作战物资堆集所。其次是用假车辆假扮坦克和其它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阵地上集结逐渐习以为常。但在夜间则用突击师的真作战车辆把已经“在位”的假作战车辆替换下来，并用被称为“遮阳板”或“吃人者”的专门伪装物把战斗岗位上的火炮和坦克掩蔽起来。早在总攻日前一个月就为参加突击的步兵挖好了细长的战壕，供他们在10月23日昼间躺卧用，而且这些战壕都伪装得好像是地形的一部分一样。同时，为了强调表明主要突击可能来自南面，‘还在那里稳步地敷设了一条水管（具有假的水泵站、供水点和蓄水池），施工的日进度表明水管到11月初才能竣工。此外，由于计划组建的第8装甲师尚未组建完毕，就把它的装甲部队抽调出来，并用它的通信分队来模拟将在南面发动主攻的无线电通信。还注意为新的道路作了路标。为了把伪装搞得天衣无缝，只向下层军官传达将要发生什么事，在而且是在9月28日至10月21日期间按军衔高低分批传达的。在最后一天，传达到了普通士兵，并且停止了一切休假和进城活动。这些措施产生了隆美尔后来所记述的这样一种结果：“在黄昏来临之前，23日那天过得像阿莱曼前线上的任何一天一样。”

　　 蒙哥马利尽一切可能同时解决了训练和重新编组这两个棘手问题。之所以需要训练是因为未经过训练的第44师又在一次战斗中遭到了惨重损失。该师的131旅在9月29日夜间对穆纳西卜洼地进行了第二次袭击。一个营遭到了重大伤亡。原因又是由于缺乏经验而忽视沙漠战规则。巡逻搞得很差；由于没有获得有关敌人阵地的准确情报，大量支援炮火都浪费了；而该旅甚至还没有学会在夜间如何克服在没有地形特征的地区进行长途行军接敌所可能遇到的困难。该师的两个旅由于遭到失败和损失已经被解散了；而第三个旅，即133旅，则被调去为第10军组建一个车载步兵旅。该旅不得不学习沙漠战的必须知识，同时又要学习在装甲师中充当步兵所需要的新技术。第44侦察营和一些运输排也被调出来执行它们所不熟悉的任务——清除地雷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师比第44师更不幸了。

　　 另一个新的步兵师是第51高地师，它的运气较好。第51高地师驻扎于哈勒法山脊，它是为第44师换防的；而第44师又去换新西兰第2师的防，让后者到海滨休整和训练。第51高地师拥有自己的训练场，它曾经在训练场上进行过好几次演习，并且还把所属各旅轮流配属给北面的澳大利亚师，以使后者每周能够抽出一个旅来进行紧张的训练。在第7装甲师里，第4轻装甲旅在10月18日以前担负着作战任务，不能进行训练；但第22旅承担的任务要少一些，因而进行了三次演习。在第10军里，由于新装备到达缓慢而进一步加剧了训练的困难。图卜鲁格陷落后罗斯福慷慨提供地300辆“谢尔曼”式坦克实际上在9月份就已经运抵尼罗河三角洲了，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坦克却迟迟不能装备部队。例如，第8装甲旅直到10月17日才得到应给它的33辆“谢尔曼”式坦克中的头15辆，其余坦克直到战役前夕才到达……而且缺乏必要的零件。例如第9装甲旅在“增压”作战中拼死进攻时，在它的某一个坦克连中，只有连长乘坐的坦克罗盘工作正常。

　　 鉴于隆美尔防御工事的性质，训练大纲中最重要的训练项目是扫雷分队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在第8集团军工程兵指挥官基希准将的监督下进行的。基希是一位卓越的军官，后来牺牲了。他挑选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英国陆军工兵第3连连长彼得·穆尔少校来负责训练工作。关于穆尔，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役发生前不久的一个早晨，他发现几个地雷工兵卧倒在鲁韦萨特山脊上，向一个德军的机枪哨还击。这些工兵刚刚清除完一个地雷场上的地雷……穆尔问道，为什么不把那个机枪哨也清除了呢？说完，他就拔掉两个手榴弹上的安全栓，并命令一个地雷工兵开车把他径直送往那个机枪哨。途中，这辆吉普车碰上了地雷，穆尔被炸飞到了空中，士兵们都以为他被炸死了。

　　然而，几分钟后他背着那个受伤的司机返回来了。敌人的机枪哨的火力还没有压制下去，但是当他被地雷炸飞到空中的时候，他的手指一直按住两个手榴弹的栓，落地后，他把这两个手榴弹插到吉普车的后轮里。它们会炸死出来抢吉普车的德国兵的。”

　　 基希搜集了资深的军官们对扫雷的看法，然后把这些看法告诉了穆尔并指示说：“我肯定认为我们应当进行一次扫雷训练，正像我们进行火炮的装弹和发射训练一样。去吧，一星期后再带着你的建议来找我。当你制订出了你的训练方法，并由我批准后，你就可以成立第8集团军扫雷学校了。”在穆尔以及后来在一个新西兰人——柯里少校的领导下，这个扫雷学校制订出了一套训练方法，并且在10月23日以前训练出了56组扫雷人员。

　　 还制造了一些机械工具来帮助地雷工兵执行他们的孤独而危险的任务。有20多辆“马蒂尔达”坦克被改装成了扫雷装置，这种扫雷装置在向前运动时能够用它的旋转轴上的旋转链条鞭打前面的土地。遗憾的是，这种扫雷装置行动很不方便，鞭打土地时掀起滚滚灰尘，从而使机器过热。因此，这种被人叫做“蝎子”的扫雷装置主要是供第7装甲师在南面进行佯攻时使用，但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这是在野战条件下对一种极有价值的扫雷装置的试验。后来，这种扫雷装置在英国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改进，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以及随后几个月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阿莱曼战役中，用处较大的是发给三个军的500多个地雷探测器，用这种探测器探测地雷比用传统的手戳法探测地雷速度更快，因而也更安全。在这次战役中，地雷工兵的扫雷规模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为了在布雷区开辟通路，发给了他们长达120英里的标示带和88775盏灯。

　　 蒙哥马利的对手的十分在行的评论是对他强制实施的紧张训练计划的最佳报偿。隆美尔在回顾这次战役时特别指出了英国地雷工兵在布雷区开辟通路的技能以及坦克和步兵紧跟着推进的技能。他写道：“在夜间进行这种机动显示出他们具有特殊的技能；在这次进攻之前他们一定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训练。”的确，隆美尔曾多次赞扬他的对手良好的训练水平，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替自己辩解。这是一位大师在赞扬另一位大师。

　　 上面所列举的装备的数字不包括储存的装备的数字，在这方面蒙哥马利也占有优势。例如，在基地的修理场和仓库里，蒙哥马利还有1000多辆可供使用的坦克。因此，在人力和物力上蒙哥马利都比他的对手强大，平均占有2:1的优势。另外，他还拥有短而不中断的交通线这一巨大的优越条件。

　　 但是尽管有巨大的人力物力优势，第8集团军还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经常有人指责蒙哥马利在阿莱曼打了一个“事先精心布置好”的仗，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类型”的仗。事实是，隆美尔的部署使得蒙哥马利必然要这么打。在沙漠战的历史上，进攻者第一次不得不设法突破一条由防御工事构成的连绵防线。这些防御工事的纵深从2.5英里到4.5英里不等。在大部分防线上，特别是在蒙哥马利试图突破的北部和中北部防线上，有两条大致相平行的地雷带，在这两条地雷带之间还隔着一个人们恰当地称之为“魔鬼花园”的山坳。这是一个散布着各种地下爆炸物的区域。隆美尔曾描述过“大量缴获的英国炸弹和炮弹如何被设置到防御工事里，并在某些情况下如何用电来引爆。”（隆美尔还提到用狗来看守防御工事！）这一复杂的防御体系的南段是以英国原来的两个地雷场为基础（即“一月”和“二月”地雷场，在哈勒法山战役后，隆美尔仍占有这两个地雷场），再加上从盖塔拉洼地延伸至塔卡高地的一系列简易防御工事。

　　 隆美尔通过在每一个防御地段采取审慎的配置来加强这一总的防御体系。每个营只有一个连配置在战斗前哨上，战斗前哨沿东部地雷场的边缘延伸一定纵深；主要防御部队都放在后面的主要防御区里，主要防御区位于西部地雷场后面。在两大地雷场之间还有许多地雷带，这些地雷带布置成能够为前沿部队提供翼侧保护的“箱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德军的实际布雷规模了。根据隆美尔的工程兵指挥官在战役开始前两天的一份报告，德军在这次战役中总共布设了44.5万颗地雷。就算只有3%即约1.4万颗杀伤人，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使英军为难的是，即使持续不断地进行巡逻也只能搞到当面布雷区边缘的准确情报；至于布雷区其余部分的情况，就不得不依赖空中照相来判断了。此外，德军的炮兵和重型反坦克炮都部署在后面，即在主要防御区或主要防御区后面。隆美尔希望凭借这些措施，能够经受住英军的第一次突击（他知道这种突击将得到强大的炮火支援），而不让英军达到或突破主要防御区。这样，从两翼侧和正面实施分进合击就可以迅速地将英军的更强有力的突击堵住。隆美尔最害怕的是英军在他的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让大量英国坦克源源开进，因为他知道德军缺少燃料，不能进行长期的机动作战。

　　 这就是隆美尔把德军第21装甲师和阿里泰装甲师配置在南部防线后面而把第15装甲师和利托里奥装甲师配置在北部防线后面原因之一。他希望在那些有可能被突破的地方，他能够把坦克调去堵截而不需要消耗太多的汽油。至于步兵，他有另外一种考虑，他把一个意大利部队配置在一个德国部队旁边，他认为通过这种强弱交互配置的方法，他手边就能经常有德军部队供他调遣前往即将被英军突破的地方。遗憾的是，下面我们将要看到，隆美尔的这种以零星增援“堵缺口”的作战方针正是蒙哥马利所希望的。更为遗憾的是，当这场战役开始的时候，隆美尔甚至不在非洲。他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因此他在9月19日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斯图姆将军，在23日就离开德尔纳回德国去了。斯图姆是一位坦克部队军官，曾在俄罗斯战线指挥过一个军，但在沙漠上却是一个新手。但是，拜尔莱因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隆美尔书信文件集》的一个脚注中），轴心国防御部队的部署，特别是装甲师的分开部署，是由隆美尔而不是斯图姆负责决定的。

　　 在第一个“轻步”计划中，蒙哥马利企图劈开隆美尔的防御工事，然后迫使他的对手打一场坦克战。他说：“主攻将由第30军（军长利斯）在北面进行，我计划在此处敌防线与布雷地带打开两条走廊。第10军（军长拉姆斯登）在通过这些走廊后，在敌供应线两侧的重要地带建立阵地。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必将对那里发动进攻，我希望将其就地消灭……我不打算在我的左翼进攻，也不准备在右翼进攻，而要在中央偏右处突破。“说来也巧，斯图姆也认为主要突击将发生在防线中部，但他却把他的预备队——第90轻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师保留在原来由隆美尔部署的海岸地区。

　　 蒙哥马利说他不打算在左翼进攻，当然不是说要放弃发动一次佯攻以配合第30军在北面的主攻。这次佯攻将由第13军对南面的“一月”地雷场和“二月”地雷场进行，目的有两个：佯攻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足以阻止轴心国在南面的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在战役初期向北面战线转移；如果佯攻顺利，它应当打开一个缺口，让轻机动部队开过去扰乱敌人后方。但蒙哥马利严格规定第13军不得遭受重大伤亡，特别是第7装甲师必须保持完好状态，以便主要突破成功后用来扩张战果。然而，10月6日，第一个“轻步”计划突然被放弃了。

　　 这是因为蒙哥马利开始觉得他的集团军负担过重。诚然，训练正在尽快地进行着，但是，特别是装甲部队的训练水平还不足以保证干净利落地迅速突破，并在“轻步”计划所要求的坦克大决战中取得优势。他十分正确地指出，第8集团军自组建以来已经伤亡了8万人，而自“十字军”作战行动以来一直没有时间进行训练。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奠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的计划。他说：“过去一般公认的原则是，现代战役计划应当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容易对付。我决定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暂不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它们。”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他是建议把隆美尔在加扎拉战役中在考德伦地区所采用的战术加以发展。他准备把一个坦克屏护队向前推进以堵住敌地雷场通道的西部出口，并用他所说的“粉碎性”作战行动来有条不紊地消灭轴心国防御区内的步兵，以此迫使敌人来同他交战。隆美尔不会坐视他的步兵被消灭，因此蒙哥马利希望刺激隆美尔用其分散配置的坦克部队来进行紧急的孤注一掷的反突击。蒙哥马利说道：“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在一系列坚实的基础上周密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在我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正像隆美尔所说的，“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建立在准确计算的原则上的。及早组织坦克屏护队显然是这种作战方针的关键。蒙哥马利甚至在地雷场的通道清扫完毕之前，就决定让第10军进入并通过这些通道。他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到总攻击日次晨地雷工兵和步兵还没有把必要的通道开辟出来，那么各装甲师必须各自自行扫清道路，进入开阔地带。丘吉尔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役操心，他甚至在蒙哥马利的计划改变之前，就在9月23日给亚历山大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发明坦克的本意是为了在敌人机枪火力的威胁下替步兵开辟道路，现在却要步兵来为坦克开辟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火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事实的确如此。

　　 拉姆斯登和他的师长们对蒙哥马利的计划肯定有这样的看法：按这个计划打，步兵很可能受阻，而坦克如执行命令在地雷场上打出一条通路则可能带来灾难。他们的怀疑影响了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澳大利亚师师长莫斯黑德和南非师师长皮纳尔。这三个人都是各自对自己的自治领负责，他们向第30军军长利斯报告说，他们都对坦克执行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利斯把这报告了蒙哥马利。刚从第10军参加会议回来的德·甘冈也向集团军司令表示他怀疑拉姆斯登是否坚定。但是蒙哥马利不理会这些“无端抱怨”。对命令吹毛求疵地提意见一向是沙漠作战部队的一种坏习惯，在装甲部队中尤其如此。蒙哥马利向来不允许自己的僚属随便提意见，他和约翰·米尔顿一样认为：“当人们对重大问题有疑问的时候，不应当让多数人的意见占上风……在这种场合，数量没有什么意义。”他既然发布了命令，“就决心不折不扣地加以监督执行”。

　　 我的看法是，在这件事上蒙哥马利保持不动摇并将他的意志强加给部属是正确的。后来在这场战役的一个转折时刻，即在25日凌晨，他也这样做了 [ 注：在这件事上我要为蒙哥马利辩护。我完全清楚，某些见识广博的批评者后来曾经对蒙哥马利的判断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质疑虽然有时是有道理的，但没有说服力。 ] 。另外，他是战役的总负责人，一方面他预计在“突入”之后将发生至少持续一周的“混战”，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步兵并不是很充足的，特别是自治领的几个师增援力量薄弱。他不能在战役的最初阶段分散使用步兵，而必须发挥装甲部队的作用。损失一些坦克（如果不是坦克乘员的话），他是经受得起的。然而，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某些高级军官意志不坚定”这类字眼则是不公正的，他显然是指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第10装甲师师长）。任何人都不能指责这两个人缺乏勇气或战斗经验。就拉姆斯登而言，蒙哥马利的态度肯定是受了相互厌恶这种心理的影响，因为他们两人的气质和习惯截然相反。蒙哥马利还怀疑拉姆斯登是否能用钢铁般的意志来驾驭一个装甲军，因为拉姆斯登就受的训练而言是一个装甲车军官。蒙哥马利有一次对我说：“装甲车军官是不作战的，除非迫不得已。他们的任务仅仅是观察，然后就离开了。”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当我和第1装甲师师长雷蒙德·布里格斯少将（拉姆斯登军的另一位师长）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指出，装甲旅与陆军坦克旅在训练、宗旨和教育方面有根本差别，前者习惯于在开阔地自由机动，而后者则习惯于，“将步兵引导到目标区”。在阿莱曼战役中，蒙哥马利实际上是建议把装甲部队用作“攻城槌”。在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看来，这是他们要牺牲他们的坦克和乘员去执行他们对之没有受过适当训练的任务，他们对这种主张有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他们当时还是服从了命令。也许这件事可以用海军上将马汉的下述格言来加以总结：“一方面是要高瞻远瞩，另一方面是要有意志和能力把必须做的事付诸实施，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心眼不好的人会说这是残忍，而心眼好的人则会说这是果断”。

　　 在战役前夕，蒙哥马利向第8集团军官兵发表了一份私人文告。这是他的第一份私人文告（以后他还发了许多份私人文告），使士气高涨的集团军官兵更加信心倍增。10月23日上午，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下午进入作战指挥所，晚上读了一会儿书，很早就睡了。德·甘冈曾经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针快指向零时的时候，集团军作战指挥所（建立在海岸边第10军和第30军指挥所附近）里充满着毫不掩饰的兴奋心情。沙漠空军的科宁厄姆也在作战指挥所里，在那里有一个专供他使用的常设帐篷，这和战争早期陆、空军互相隔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那天傍晚，斯图姆发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况报告说：“敌情无变化。”但是在夜里21时40分的时候，在第30军的主要正面上，却开始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未有的最猛烈的炮击。弗朗西斯·图克少将（他指挥的印度第4师部署在主战线下方的鲁韦萨特山脊，在此阶段担负次要任务）曾经描述了这次令人难忘的炮击：

　　“从鲁韦萨特山脊下沉寂的沙漠地带传来的火炮声是从未听见过的，至少我们没有听见过，我们师的大炮也从未发出过那样的声音。在北面和南面的大片天空，电光闪闪，非常明亮，就像许多巨人在跳库塔克战舞一样，在月光下把明晃晃的剑举在头上旋转。而那声音，则在我们四周，在我们头上颤动着。我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炮击——我们自己的炮击和敌人的炮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柔和的炮声。当我说那声音在颤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声音就像一千只飞蛾在拍翅一样。”

　　 炮火持续了15分钟，是用来压制已仔细测定好位置的敌炮兵连的。408门发射25磅重炮弹的大炮和48门中型炮，同敌人的约200门野战炮、40门中型炮和14门重型炮交战，我方与敌方的发射最小速率为10:1，有时高达22:1。仅英军中型炮就发射了1800发炮弹。在南面，第13军的炮火强度要小一些，于21时25分开始，但也到21点55分才停止。接着整个战线寂静了5分钟。22时正，两个军的炮兵又开火了，这次是打击敌人的前哨阵地。零时，实施冲击的步兵，借助天空中的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开始接敌行进。蒙哥马利在他的告全军官兵书中这样说道：“即将开始的战役将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朝着我们，焦急地注视着战役的发展。”盟国肯定注视着这一战役的发展。而亚历山大则发出了一个预先商定的密码字：

　　 中东总司令致首相暨参谋总长：

　　拉上拉链！1942年10月23日

　　 前海军军人致罗斯福总统：

　　埃及之战已于今晚8时（伦敦时间）开始。整个集团军都将投入战斗。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情况。这一战胜利对我们的主要战局将有极大帮助。你在图卜鲁格陷落那个阴暗的早晨给我们的所有的“谢尔曼”坦克和自行火炮一定会起很大作用。

1942年10月23日

　　 当第30军的四个步兵师在一个最初宽6英里、后来逐渐扩大到8英里的正面上以横队前进时，他们前面有三个主要目标地带。第一个目标地带叫做“酢浆草”，它沿米泰里亚山脊的西斜面或反斜面延伸，然后向西北转向腰形“山脊”的边缘（德军把腰形“山脊”叫做28高地，虽然它在地图上的环形轮廓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小洼地），接着转向正北。“轻步”计划规定于次晨3时10分占领这个目标地带。其次是“皮尔逊”目标地带，该地带从腰形山脊的西端向东南延伸，规定于拂晓时由三个装甲旅占领。最后是“小气鬼”目标地带，它在“皮尔森”目标地带的正西，大致是从拉赫曼车站到泰勒阿卡基尔以南的一个区域。这是装甲部队夺取的目标（图3）。在北面，以第51高地师为左翼侧的澳大利亚第9师应夺取直到米泰里亚山脊的“酢浆草”目标地带。山脊本身则由以南非第1师为翼侧的新西兰第2师来占领。供第1装甲师使用的走廊应通过高地师的正面直抵腰形山脊，而供第10装甲师使用的第二条走廊则应通过新西兰师的地域，到米泰里亚山脊北段的反斜面为止。一开始的时候由步兵师负责清除地雷，但后来每一个装甲师都必须保障自己通道的安全，并用扫雷特遣分队来为每一个师开辟四条狭窄的通道。最初，每一条通道都只有几码宽，但要求尽快予以扩展。然而，夜间的战斗并没有实现这个意图，装甲部队不但没有到达“皮尔森”目标地带，甚至连“酢浆草”目标地带的范围也没有超出。

　　 战斗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由于若干原因，敌人的防御射击直到24日凌晨才对英军构成威胁。蒙哥马利实施的压制炮兵火力的射击以及随后的拦阻射击使敌人步兵的重武器遭到严重破坏，并且显然已使敌人的许多火炮不能使用。隆美尔曾经说道：“我们的通信网很快就被这种连续的猛烈炮火破坏了。”结果斯图姆无法了解情况以控制形势。由于“威灵顿”式飞机在炮兵阵地上投下了125吨炸弹，而装有特种设备的“威灵顿”式飞机又在空中对轴心国的无线电通信实施干扰，德军遭到的破坏和混乱越发严重了。斯图姆还担心缺乏弹药。据隆美尔说，他在英军进攻的初期阶段不允许德军炮兵实施防御还击。这样，英国和自治领的士兵就能够突破德军的前哨防线向纵深推进。第23装甲旅的“瓦伦廷”坦克团和三个步兵师一起推进，而新西兰步兵师则有整整一个装甲旅即第9装甲旅予以协助。这些部队“是用来在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桥头堡的。”

　　 但夺取桥头堡这一任务却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妨碍，这些因素程度不等地影响了第30军和第10军。夜深后，敌人的抵抗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大炮向着正在布雷区摸索前进的英军士兵、车辆和装甲车射击。除了在地雷场开辟通道碰到困难外，各处散布的地雷也给英军造成了严重延误和大量伤亡。由于沙漠中没有什么地貌特征，烟尘滚滚能见度差，英军在前进中遭遇到越来越多顽抗的敌人防御阵地。穆尔少校的地雷工兵连（工程兵指挥官麦克米康中校与他们同行）的战斗故事中有几个片断生动地描述了从埃尔萨山至米泰亚一路上所发生的事：

　　当拦阻射击开始，新西兰步兵师开始进攻的时候，在那可怕的响声中几个地雷工兵看起来是多么孤单呀。但麦克米康却认为那响声有“镇定作用”。沙尘还没有把月光遮暗。在第一地雷地带之前有一个约一英里宽的“无人区”，第3连的开路队来到离地雷带500码远的地方，地雷工兵比尔·肖驾驶着装有沙袋的引导车。他们等待着侦察军官的蓝色信号弹，没有步兵保护他们。穆乐后来说道：“我们感到十分孤独而没有保护。”当他们到达地雷场边缘的时候，敌人把机枪转向他们，打了几发子弹，引导车被打中，爆炸了。于是，约有10分钟之久，他们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

　　20分钟后他们又开始前进了，但这时麦克米康发现他的通信工具已不能使用了。电话线被子弹打断，无线电通信也已失灵。穆尔的士兵的排雷工作起初还没有受到严重干扰，但后来敌人的一挺重机枪突然在他们的左面响起来。约翰·范格鲁登中尉（他从前是个大学生）被派去压制这挺机枪的火力。他成功了。

　　布朗利·霍奇基斯刚到这个连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个外行”。现在他已是班长了。在第一布雷带开辟通路的时候，他班的所有士兵都遭到了射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他只身前进了几千码来到下一个地雷区并将开辟的通道标示出来。那时，运送宪兵、电线和标示杆的卡车还没有到达。霍奇基斯找到了一些电线并从前面的新西兰师那里找来了一些标示杆。然后，他在机枪的曳光弹下弯着腰，像猴子一样敏捷地跑到标示杆旁，把管制灯（在通道安全的一侧挂绿色灯）挂起来。后来，他从他母亲寄给他的《伯肯黑德新闻》的一则消息中得知自己获得了军功勋章。

　　在下一个地雷场，第3地雷工兵连见到了激烈的战争场面。地面上满是新西兰人和德国人的尸体和焦急不安的重伤员。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地雷场，到处是地雷陷阱和绊脚的铁丝。穆尔匍匐前进，想看看能不能绕过去，结果双手几乎碰到了一个S地雷的触角……坦克将于凌晨4时使用这条通道。凌晨3时，穆尔的地雷工兵实际上已经走在步兵的前面了。进口处的通道已经按期开辟好了，耳鼓被一颗炮弹震坏了的麦克米康中校正试图把延误的出口处通道开辟好。他现在几乎完全聋了，听不见毛利人哨兵的喝问，以致无法继续驾驶他的吉普。当另一些毛利人又向他喊叫时，他跳下了吉普车一看，发现绊网缠结在后车轴上。

　　 10月24日上午，蒙哥马利进攻部队的态势大致如下：右面是澳大利亚师第26旅；中央是新西兰师的大部分部队，高地师第154旅配置在他们旁边；而左面远处的南非第3旅则或多或少还位于“酢浆草”目标地带。另一个澳大利亚旅、高地师的另外两个旅和一个南非旅仍然没有到达目标地带。第23旅和第9旅还没有建立桥头堡。到拂晓时，第1装甲师的扫雷特遣分队仅在澳大利亚师的作战地幅内开辟出了一条通道，而第10装甲师所开辟的四条通道中没有一条能够超出米泰里亚山脊顶峰。

　　 蒙哥马利从南面第13军收到的消息也不怎么令人放心。由第44师131旅支援的第7装甲师本来应该像北面的第30军那样于23日22时开始进攻，突破“一月”和“二月”地雷场，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进一步向西扩大战果；而第一自由法国旅则应占领希迈马特山西边山脚下名叫纳克布赖拉的高地。但一切都很不顺利。“蝎子”扫雷装置被打坏了，或者不能使用了。进攻部队的代价是，第22装甲旅伤亡200人，第131旅的一个营伤亡180人，而白天所获得的战果仅仅是拥塞在“一月”地雷场的两侧，而“二月”地雷场则尚未突破。法国人的运气更坏。松软的地面妨碍前进，反坦克炮运不上来，而德军的基尔集团（保卫着斯图姆的右翼）则在7时30分用缴获的英军坦克实施了反突击。结果，“外籍军团”两个营的上校阵亡，损失了全部车辆，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攻占。在第13军，霍罗克斯的处境是，要么突破“二月”地雷场，要么在两个地雷场之间陷于崩溃。

　　 蒙哥马利逐渐明白了这一总的形势后，于9时以后发布了24日的新命令。实际上，要是他知道德军真实情况的话，前景是有一线希望的，因为他的主要对手斯图姆死了，而隆美尔仍然在奥地利山区的塞默灵治病。

　　 24日拂晓，斯图姆由于情况不明决定亲自到前沿进行侦察。他说他只是要到预备阵地上的第90轻装甲师那里去，但实际上他走偏了路才到达了前线。当时的情况似乎是这样：澳大利亚师的士兵向斯图姆的车开了枪，打死了他的同伴。于是，汽车司机掉转车头，企图逃脱射击，并在斯图姆还挂在汽车外面的时候就以全速疾驰。这时，斯图姆的心脏病发作了（斯图姆患有高血压病），从汽车上摔了下去，但司机却未发觉。因此，希特勒于25日凌晨命令隆美尔返回非洲。隆美尔于当日傍晚回到他的沙漠司令部。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蒙哥马利24日的主要命令是：一、彻底打通北部走廊；二、新西兰师从“酢浆草”目标地带和米泰里亚山脊向南扩张战果。当时弗赖伯格已经在积极行动，并且在7时向利斯报告说一切已准备停当，“将作出最大努力来保障第10装甲师通过。”但第10装甲师运动迟缓，弗赖伯格不得不依赖第9装甲旅。可是第9装甲旅也未能在米泰里亚山脊以远夺得任何地盘，并且在作战过程中还遭到重大伤亡。中午，蒙哥马利在弗赖伯格的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下令盖特豪斯的第10装甲师必须在第30军全部炮兵的支援下，于当天晚上打到新西兰师的战线之外，进入开阔地带。为了强调这一命令，蒙哥马利还给拉姆斯登的参谋长打电话重申：第10装甲师必须推进到“皮尔森”目标地带，以便为新西兰师的进攻提供保护；还说，他准备接受重大伤亡。由此可见，在24日那天，蒙哥马利就已经对他的装甲部队指挥官的积极性感到十分怀疑了。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第10军军长在情况危急时没有魄力，也未当机立断；军的装甲师又普遍缺乏旺盛的进攻意志。可见这不是他们习惯打的仗。”这是完全不公正的。在那一天，高地师和第1装甲师不顾坦克遭到重大损失，奋力作战以肃清北部走廊的敌人，到傍晚时该装甲师就差不多到达腰形山脊了。在南部作战地段，蒙哥马利要求盖特豪斯的坦克部队在敌人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的火力下冲过米泰里亚山脊，盖特豪斯对这一命令犹豫不决是完全有道理的；而向米泰里亚山脊右边作包围运动又受到地雷场的阻碍。

　　 在那一天，空军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应当记住，空军是此次作战中的一个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沙漠空军不仅在进攻前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实施了猛烈轰炸，而且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对第8集团军进行了不停顿的战术支援。例如在24日，沙漠空军大约出动了1000架次，主要用于直接支援集团军。“台风”式战斗轰炸机痛击了曾把自由法国旅击溃的敌基尔集群；敌第15坦克师和利托里奥师的坦克集团遭到了轻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穿梭轰炸；敌着陆场遭到了攻击，而英军战线则有空中保护伞的保护。

　　 当夜幕降临时，为保障第10装甲师向前推进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第10装甲师的阵势是：第24装甲旅在右、第8装甲旅在左，其左翼侧则由只剩下两个坦克团的第9装甲旅加以保护。弗赖伯格最初担心的事又重新出现了，他很快就向他的军长报告说，第10装甲师“还没有作好进攻的准备”。利斯向拉姆斯登查问时，发现拉姆斯登对这次作战的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这些疑虑肯定是有道理的。山脊上地雷场的纵深比预计的要大，并且炮轰猛烈，情况十分混乱。这时，又来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说什么敌人正向第24旅的正面发动进攻，加之第8旅的一个通道的出口是敌人用防御炮火掩护的缺口，因此混乱越发加剧了。更使混乱局面越发不可收拾的是，在22时敌人飞机的炸弹击中了第8装甲旅的“舍伍德游骑兵”。坦克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拥挤在一起。运汽油和弹药的卡车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成了敌人炮火的极好目标。英军的掩护炮火越来越远离这支停止前进的装甲部队，为了避免因炮轰而遭到更多伤亡，它必须马上分散。因此第8装甲旅旅长卡斯坦斯25日凌晨向盖特豪斯建议说，他的进攻应当取消。盖特豪斯向拉姆斯登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拉姆斯登同意这个建议并上报德·甘冈。

　　 这样就发生了蒙哥马利称之为“战役中的真正危机”而德·甘冈则称之为“第一踏脚台”的事件。当时，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正在熟睡，而他有一条严格的长效命令，睡觉时不准人叫醒他。蒙哥马利在他1945年发表的小册子《论战争中的高级指挥》中曾经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原则：“明智的指挥官应当只看很少的文件和书信；他不应为了处理他的军队的事务而熬夜；在晚上，他应当吃完晚饭后就回他的帐篷车，以便有时间静心考虑和反省问题。保持头脑清醒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生活方式与蒙哥马利的性格和指挥方法很适应，虽然是否普遍适用很值得怀疑。理查德·奥康纳爵士将军肯定是“一位明智的指挥官”，但他和我谈论这个问题时（虽然他同意蒙哥马利当时所采取的方针）却对我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大多数事情都发生在夜里！”

　　 正如德·甘冈在《作战胜利》一书中所描写的，他（德·甘冈）认为危机就在眼前，因此决定叫利斯和拉姆斯登于凌晨3时30分来和蒙哥马利开会。然后他叫醒了蒙哥马利，把开会的事告诉了他。（蒙哥马利有一次对我说，德·甘冈在叫醒他之前就发布了命令，这是他作为参谋长的坚定品质的一个特点。）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在第8装甲旅的正面上，虽然斯塔福德郡义勇骑兵队已经通过了一个通道，但盖特豪斯十分担心拂晓时从地雷场冲击的装甲部队可能位于米泰里亚山脊的暴露的西斜面上，因而容易被敌人逐个瞄准消灭。他要求退回到东斜面比较安全的地带。蒙哥马利向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的计划必须贯彻执行，绝不允许撤退。他对拉姆斯登的一切怀疑现在都得到证实了（当第8集团军抵达班加西时，他将解除拉姆斯登的指挥职务），他把拉姆斯登留下来，坦白地对他说，如果他或盖特豪斯不赞成继续推进，他将找别人来代替他们。

　　 我在研究隆美尔时，曾这样写道：“这是阿莱曼战役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陆军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怎么样，‘骑兵精神’在那天晚上消亡了，‘沙漠战老手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挨训。从此以后，他们的坦克不可能再担负独立的任务，而只能在诸兵种的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中担负一部分任务了。蒙哥马利开始实行德国人早就实施的做法，使装甲部队成为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确，几天以后，第9装甲旅就在“增压”行动中投入作战，准备毫无怨言地接受百分之百的伤亡。装甲兵指挥官们过去常常对上级的命令“无端抱怨”，评头品足，从而在1942年5-6月间损害了第8集团军在加扎拉的作战。自“增压”作战以后，像这样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虽然，从蒙哥马利的观点来说召集一次会议很有必要，但第10装甲师战线上的形势很快就暂时改善了，因为在拂晓时第24旅的两个团已经打出了地雷场，而第三个团则留在后面作预备队。当盖特豪斯把拉姆斯登开会后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卡斯坦斯时，第8装甲旅已经有两个团越过山脊了，第三个团也正在沿着走廊跟上来。但在7点钟的时候，所有打出去的三个团又退回到山脊下掩蔽起来，而在他们左边的第9装甲旅和新西兰师的装甲部队则处境困难，停留在开阔地带上离敌人坦克和大炮约1000码远的地方——这证明坦克部队指挥官的疑虑是有道理的！

　　 蒙哥马利在接待完亚历山大的视察后，又一次在新西兰师司令部召集两个军长开会。会后，他就开始进行亚历山大即将向丘吉尔报告的那种“一会儿突击这里，一会儿突击那里”的战斗了。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西兰师进一步向南推进将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他把进攻矛头转向北面，命令澳大利亚第9师开始进行“粉碎性”作战行动。现在形势很明显，只有北面战线有获胜的希望。24日夜至25日黎明前南面第13军对“二月”地雷场实施的第二次进攻已经失败；实际上，在第50师的一个旅企图突破穆纳西卜失败后，蒙哥马利在南面战线的所有部队就全都处于守势了。

　　 在25日夜至26日黎明前，澳第9师进行了一次干净利落而引人注目的进攻，从而更加逼近海岸公路，大大改善了该师以及炮兵的观察能力。但是装甲师或高地师却没有取得什么重要进展，第8集团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了。此外，斯图姆死了，隆美尔又回来指挥（但蒙哥马利并不知道这件事），可以预料，这一变化很快就增强了轴心国反攻的力量和势头。

　　 有几件事使人们对这次战役的状况深感忧虑，虽然蒙哥马利从来没有完全承认他有过这种忧虑，但这种忧虑却促使他在10月26日用一整天时间来冷静地检查自己的处境。10月27日艾伦·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叙述了一个令人十分紧张、焦虑的时刻，这则日记是这样结束的：“那天幸好我没有收到蒙蒂的关于他在战役的这一关键时刻感受如何的信（这封信几天以后才收到）。”蒙哥马利的感受如何，是可以想象的。人们常常用“外科医生的无情”这句话来形容蒙哥马利在这个时期对待人员伤亡的态度，但是简单的数字统计表明他的步兵的消耗率已高到危险的程度。在23日至26日拂晓这段时间里，新西兰师大约伤亡和失踪了1000人；南非师600人；澳大利亚师1000人；高地师2000人。整个集团军的伤亡和失踪总数估计为6140人。对德军和意军伤亡和失踪人数的估计偏高了，因为敌军俘虏人数有限，德军628人，意军1534人。被打坏不能使用的英军坦克约有300辆，其中仅第10军就有93辆在修理。（几乎无法确定英军在这次战役中所损失坦克的确切数字，因为在任何时刻进行统计，都必须搞清在主要由英军控制的战线上回收了多少坦克，有多少辆就地修理，有多少辆送回后方修理，等等。亚历山大在11月1日给丘吉尔发了一份电报，上报最新估计数字，从中可以了解有关情况。那份电报的结尾是：“对损坏坦克的回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在头六天已经回收了213辆。在这些坦克中只有16辆被认为不可以修理。”）无论如何，蒙哥马利仍有约900名坦克手。成问题的是步兵。步兵师的战斗人员在整个集团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因为在战斗中伤亡的大部分是步兵 [ 注：“一般步兵营在发起进攻时有20名军官和400名士兵。以后大约还有130名士兵带着支援武器、无线电设备在最后目标地带与他们会合。一个营大约有250人不参加积极战斗。如果原有的420人进攻力量减少到300人，那么这个营在获得补充兵员并加以编组和训练以前，是不可能再执行重要的进攻任务的。在坦克团中，投入战斗的人数比这还少。在坦克数量齐全时，一个坦克团的乘员数目还不到200人。”摘自巴茨福德出版公司出版的迈克尔·卡弗的《阿莱曼》一书。 ] 。蒙哥马利当时实际上已没有步兵预备队，所有的步兵师都部署在前线了，特别是新西兰师和南非师几乎没有什么补充兵员。蒙哥马利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峻事实：到26日，尽管英军损失了大量人员和武器，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蒙哥马利预定在24日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无怪乎蒙哥马利在《从阿莱曼到桑格罗河》一书中这样评述道：“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来周密地考虑形势。”

　　 在轴心国方面隆美尔也有许多问题要考虑，也为许多事感到忧虑。他在25日晚向希特勒呈送的第一个形势报告是一个悲观的报告。他的装甲车损失相当严重，（由于隆美尔缺乏预备力量，这种损失对他的影响较之对蒙哥马利更为严重），他的修理设备也不如蒙哥马利的好。轴心国有127辆坦克被摧毁，这意味着隆美尔现在只有148辆德国坦克和221辆性能较差的意大利坦克了。第15装甲师只剩下40辆坦克了。燃料的短缺更使他毛骨悚然。当他在返回非洲途中在罗马停留时，人们告诉他说，非洲战区剩下的石油只够发放三次了（大约够三天作战之用）。迅速补充石油储备至关重要，但26日装载着3000吨石油的“普罗塞宾纳”号供应船在海上沉没了。另外，装载着1000吨石油和1000吨弹药的“特格斯蒂”号供应船也在图卜鲁格港被击沉。在他返回前线后的第一天夜晚，他只抽空睡了几个小时。次日凌晨5时他到达指挥所时，听到了英军在重炮拦阻射击的支援下进行连续冲锋的声音。在某些地方，“德军每发射一枚炮弹，英军要发射多达500发炮弹”。据说第28高地或“腰形山脊”已被英军占领。隆美尔观看了第15装甲师、利托里奥师和伯萨格里利师的一个营所进行的一次反突击，他看到英军火炮和飞机进行强有力反击，德军进展甚微，感到十分烦恼。隆美尔认为这里是战役的焦点，英军正试图从“腰形山脊”向西北猛冲到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与代巴之间的海岸。因此，他把第90轻装甲师从预备阵地调出来，并让的里雅斯特师在代巴以东长时间停留待命。那天晚上，隆美尔认识到，如果在他的右翼侧再出现麻烦，他的坦克就回不来了。于是他下令第21装甲师向北行进。这时他已经感到绝望，他这样写道：“同时我向元首司令部报告说，除非供应情况立即得到改善，否则这场战役就要输掉。而根据以往经验判断，供应情况几乎没有希望得到改善。”

　　 与此相反，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后，他的头脑清醒了，行动计划明确了。26日中午他发布了第一组命令：命令高地师继续在第一目标地带内扫荡；命令澳大利亚师准备在28日夜间向北作第二次进攻；在此期间，第30军除了帮助第1装甲师推进到腰形山脊以远外，将不遂行任何重大作战任务；第7装甲师则继续休整。但是，比这一切重要得多的是他的长期决定。他已经决定实施大有希望获胜的机动，并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来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实施猛烈的最后打击。晚上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重新部署部队的目的在于，派出一个加强的新西兰师来突破海岸上的，也就是原来的北部走廊稍偏右处的德军防御工事，从而打开一个缺口让第10装甲师开进。他把这一作战行动叫做“增压”行动。作为第一步，他把本战役中尚未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南非师和印第4师从翼侧调到右边，从而让新西兰师撤到休整区域。然后，他向第7装甲师发出预先号令，让它作好准备向北开进（已经在27日上午用无线电测向器测定了腰形山脊对面的敌第21装甲师司令部的位置）。在此期间，第10装甲师应继续努力“取得进展”。

　　 这个师26日夜至27日黎明前发动进攻的目的是夺取两个防御阵地，每一个阵地约距腰形山脊一英里。西北面的那个叫做“山鹬”，西南面的那个叫做“沙锥鸟”。在第30军和第10军的炮兵的协助下，第7摩托旅的两个营应在夜间夺取这两个阵地，以便拂晓时第2装甲旅能够越过“山鹬”，第24装甲旅能够越过“沙锥鸟”推进。但是，正像阿莱曼战役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次战斗未能按计划进行，而变成了整个阿莱曼战役中最英勇的一次战斗，变成了对隆美尔装甲部队的另一次痛击。这个战斗故事的细节说来话长，很吸引人……在卢卡斯·菲利普斯准将的《阿莱曼》一书中对这次战斗作了非常生动的叙述……。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第2装甲旅的那个营未能夺取“山鹬”阵地，但第2步兵旅的一部分人员则在维克托·特纳上校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黑暗中到达“沙锥鸟”阵地区域，并挖好战壕，供伴随步兵前进的第76反坦克团的13门6磅炮弹反坦克炮和一些66磅炮弹火炮使用。

　　 27日那天，从拂晓直到黄昏，这支小小的部队顶住了德军和意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这支小部队实际上是独立坚持战斗的，因为第24装甲旅不能取得足够的进展来援救他们，而第2步兵旅的炮兵“前方观察官”则在夜里失踪了。特纳原可以要求炮兵支援，但这时他无法和炮兵取得联系。敌人最猛烈的进攻发生在下午4时左右：隆美尔对英军战线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突击，他集结了第21和第15装甲师、利托里奥师和阿里泰师一部来对付腰形山脊的英军阵地，而其第90轻装甲师则对付澳大利亚师。英军在第2步兵旅参与下击退了隆美尔亲自监督的进攻。第二天隆美尔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敌人具有可怕的优势，而我们的人力物力则非常薄弱。我能否在失败中幸免于死，决定于上帝的旨意。失败者的命运是悲惨的。”与此相反，英军第2步兵旅尽管遭受了严重伤亡，特纳上校也受了重伤，但官兵丝毫也不沮丧，他们于当天傍晚怀着胜利的喜悦带着剩下的一门大炮撤出战斗。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对该旅的战绩进行周密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他们击毁了德军坦克22辆，意军坦克10辆。特纳上校被恰如其分地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后来，伦敦和开罗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在阿莱曼战役的这一阶段，蒙哥马利“迟缓误事”。这种看法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尽管预期的突破没有实现很令人失望。《英国官史》对这一阶段的事态发展作了这样的总结：“10月26日至28日两天的战斗表明，在一个不断获胜的战役中，局部仍会出现反复。敌人已经遭到了无法承受的损失：非洲军团可以使用的坦克已从148辆减少到77辆，而利托里奥师则损失了27辆。从进攻转为防御对英军是有利的……。英军阵地配置有大量坦克和反坦克炮并得到优势炮火的支援，隆美尔对这样的阵地的正面实施连续猛攻的策略已被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策略。他本人也知道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策略。他本想把他的装甲部队撤到较远的后方，在那里构筑一道新防线，这样，他就可以像过去那样，把英军坦克吸引过来，在英军第10军和第30军的炮兵还来不及开上来并在主战场雷区找到新阵地以前，就把英军坦克消灭掉。然而，即使采取这种策略，正如他后来回顾这次战役时所说的那样，也只不过是能争取到一点点时间而已。隆美尔曾这样说道：“在缺少大规模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英军在富凯对一条类似阿莱曼的防线实施进攻将会遭到猛烈反击。他们将被迫携带火炮，而这将意味着把他们的一切武器装备都搬到前线。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喘息时间，以待情况改善：比如涅别尔韦弗团可能到来；又如我们可能真的得到了“虎”式坦克，——至少会有什么人设法改善一下供应情况吧。即使如此，我们能否在非洲战场上坚持更长的时间，仍然是大有问题的。”因为，隆美尔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困难——长期缺乏油料。28日夜间，英国的一架“威灵顿”式飞机用鱼雷袭击了在希腊近海航行的油轮“路易西安诺”号，把它装载的1459吨石油击沉了，而11月1日英国飞机对护航船队的一次空袭则击沉了装载石油和弹药的“特里波利诺”号运输船和另一艘供应船“奥斯蒂亚”号。甚至用飞机从克里特岛空运石油这种万不得已的办法，也因为从马莱迈起飞的“容克”52式运输机遭到攻击而受到了妨碍。

　　 总而言之，28日蒙哥马利已把他的新计划准备停当，这一新计划很快就能给他和盟国带来需要的决定性胜利。8时，他给利斯和拉姆斯登下达了命令：腰形山脊地区必须转入防御；第1装甲师必须撤出战线，重新编组。中午时分，他告诉弗赖伯格说，在澳大利亚师在北面占领更多的地盘后，经过休整的新西兰师必须沿着海岸打下去。这项任务不是由弗赖伯格单独来完成（实际上，他也不能单独完成），他将得到几个步兵旅的支持，第9装甲旅也将再次归他指挥，该旅可以优先补充坦克。同一晚上，第7装甲师受领了向北进攻的任务，它将把第4轻装甲旅留下来，但带上第44师的131步兵旅。这样就为粉碎性打击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预备队。那天夜里，澳大利亚师采取了第一个步骤，进一步向埃尔萨山西北面一直延伸至海岸的德军突出部的中心蚕食。

　　 有几个师从前线撤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开罗和伦敦，引起了很大的惊恐。艾伦·布鲁克生动地描写了丘吉尔29日上午对这件事的反应。丘吉尔问道：“我的蒙蒂在干什么呀，是不是让战斗停下？（蒙蒂在失宠的时候仍然是我的蒙蒂。）近三天来，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现在却要从前线撤走他的部队。如果他打算使一场战役半途而废的话，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能在七天内突破敌人的防线呢？”12时30分召开了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上艾伦·布鲁克不得不针对丘吉尔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的责难为蒙哥马利辩护。但在艾伦·布鲁克获得史末资无条件支持以前，布鲁克的辩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而且布鲁克自己内心也有怀疑。他曾这样说道：“返回我的办公室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被一种绝望的孤独感折磨着。”

　　 蒙哥马利在这样一个困难时刻，能够指望得到一位关心自己前途的参谋总长的支持，不是依靠运气，而是依靠战绩。在敦刻尔克的那些日子里，以及在敦刻尔克以前和以后的日子里，艾伦·布鲁克一向都采纳蒙哥马利的主张。因此，在阿莱曼战役中，蒙哥马利能够指望得到布鲁克的信任，并且还能够指望这位上司从战略上对中东的价值作出判断。这些东西，过去韦维尔从来也不能指望从他的上司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那里得到。艾伦·布鲁克总是支持他的野战指挥官，而迪尔在1941年5月6日送给首相的备忘录中却未能支持韦维尔（这份备忘录是在隆美尔在非洲发动第一次成功攻势之后不久写的），迪尔在这份备忘录中称：“敌人入侵的可能性已暂时消失，但是德国陆军和空军部队从巴尔干战区撤出后六至八周内可能集结起来进行入侵。在我看来，目前已在中东或正在运往中东途中的坦克数量已够，在今后三个月内，没有必要再从英国本土运出。然而，按每月10%的消耗率计算，每月将运出约50辆坦克作为补充。”一个野战指挥官的作战行动能够得到拥有政治权力的军事上司的信任，这是一种强大的增援力量。这种增援力量蒙哥马利在非洲时经常能得到，但隆美尔（和韦维尔）却经常得不到。

　　 然而，蒙哥马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按“军事需要”来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从而使人们对他产生了误解并对他的能力失去信心。他的某些未经说明的行动对别人产生了影响，但他缺乏移情能力或直觉，未能预见到这点而采取预防措施。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军事行动，竟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伦敦的焦急不安的上司面前。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29日上午，亚历山大、凯西（驻开罗的国务部长）和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里少将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这使蒙哥马利马上明白白厅在惊惶不安。德·甘冈现在还记得，当凯西问要不要发一封电报给首相使他在思想上对挫折有所准备时，蒙哥马利回答道：“如果你发那样的电报，那你一定会被撵出政治舞台！”在蒙哥马利把自己的意图向视察者解释后，客人们才愉快地走了，凯西和亚历山大都向伦敦发了电报让白厅放心。接着特德也找上门来了。空军也对蒙哥马利的显而易见的缓慢行动感到十分着急，担心既定的进攻如发动得太迟，会使他们不能夺取机场来救援马耳他（及其他机场）。蒙哥马利给特德看了“增压”作战计划，但特德觉得这个计划还不够大胆。特德雄辩地为自己的要求进行争论，但他得到的唯一回答却是：“这是一次猛烈的较量。”于是，特德只好耸耸肩膀说：“好吧，这是你们的战役。”他们从地图篷车出来一起步行了几百码到伙食帐篷，在那里迅速地吃了一顿午饭。饭快要吃完时，蒙哥马利对特德说：“有一些关于隆美尔部署的新情报，这意味着一个变化。”

　　 这份情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师在上一夜的进攻中与之交战的德国部队已识别为第90轻装甲师的第155战斗群。这不仅表明隆美尔的全部精锐部队已投入了北面作战地段，目的显然在于堵住英军沿海岸向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进攻；而且还表明隆美尔现在手头已没有德军预备队了。在这次战役开始之前，威廉斯曾经用蒙哥马利所谓的“精辟分析”向蒙哥马利指出，德国部队和意大利部队是“交叉部署”……也就是说是交错地地配置在一起，如果能够把它们分隔开，那么突破纯由意大利部队构成的正面就不成问题了。威廉斯所说的情况现在看来已经出现了，于是他和德·甘冈就建议（正像麦克里里那天早晨所建议的那样）把“增压”作战的出击线更向南移动一些，以便新西兰师能够进攻德意部队的接合部。蒙哥马利立即改变计划，并决定澳大利亚师在30日夜间至31日黎明前以相当大的力量发动第三次攻击，向海边进击，但在第二天夜里，“增压”作战的矛头则应对准轴心国部队的结合部，主要是打击意大利部队。

　　 这种作战方向的转变使隆美尔慌了手脚。他曾经正确地估计了“增压Ⅰ”行动的意图并且作了相应的部署。但现在全都搞错了。澳大利亚师打得很出色。该师虽然遭到顽强抵抗，进展困难，未能一直打到海边；但他们夺得了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许多阵地，俘获了500名俘虏，赢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并且在隆美尔发动的许多次凶猛的反突击中守住了阵地。“增压作战”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但由于涉及某些“指挥监督问题”，蒙哥马利又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迟了24小时。推迟总攻时间是弗赖伯格建议的，其理由是步兵感到疲乏，需要进行侦察以及把各不同参战部队及其支援兵器结合在一起尚有困难。根据计划他将统率两个步兵旅，即151旅和152旅，每个旅由一个“瓦伦廷”坦克团进行支援，以协助他的师向前推进。当时第9装甲旅已加强到拥有79辆“谢尔曼”式和“格兰特”式坦克、53辆“十字军”式坦克，该旅跟在弗赖伯格师的后面推进，越过步兵的目标，夺取泰勒阿卡基尔和拉赫曼车站以远的地方，从而形成一个屏障来保证第1装甲师在拂晓以前编成战斗队形，以进行预期决定性的坦克会战。蒙哥马利接受了弗赖伯格的意见，于10月31日6时30分将“增压”作战的总攻时间改为11月2日1时5分。

　　 在我们分析英军装甲部队在“增压”战役中实施作战突破以及追击时，我们应当记住，当时投入作战的相当一部分坦克都是新补充的，这些坦克有的是临战前赶运来的，有的在交付使用时没有带上必要的零件，其性能往往不能令人满意。诗人基思·道格拉斯（后在诺曼底牺牲）曾描写过这方面的情况，他的作品《从阿莱曼到泽姆泽姆》是关于这次战斗的一篇卓越的、根据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报道。当时，他所属的团正等待着与第1装甲师一起在11月2日凌晨的黑暗中向前进攻。

　　“我们望眼欲穿的新坦克终于来了。它们在一个钟头内就来了四辆。这就需要完全改变部队的编成并为新坦克提供乘员，因为交付坦克的乘员已经返回交付站去了。担任炮手的军士被提升为坦克指挥官。到处更换坦克意味着需要急速解开工具袋，重新分发口粮特别是酒类，发疯似地寻找更多的地图，并且必须在地图上作标记。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新坦克的到来完全改变了这个区域的地理环境。部队已经习惯于根据与下一辆坦克的距离以及行进方向来识别每一辆坦克。在黑暗中从该区域的一端派往另一端的士兵往往会在原来没有坦克的地方突然碰上了坦克。这就引起了很大混乱。新坦克上的无线电台必须根据本团的频率检查和校准。分配给我的那辆坦克的无线电台出了故障，于是不得不找备份零件进行修理。起初无线电员把自己关在炮塔里打开灯工作，但很快就遭到禁止，因为灯光从炮塔顶的隙缝里露出来了。后来，他只得用手电照射着工作。新坦克在弹药、汽油、润滑油、水和内部配件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坦克里没有“汤姆生”式冲锋枪，也没有露营用帐篷。坦克的轮带不够紧。坦克的机关枪上沾满了灰尘和油污，而且还无法除掉，因为在黑暗里除垢，只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小零件的丢失。在这种时刻交付这种状态的坦克并不是个别情况，说它具有代表性一点也不过分。”

　　 这就是战争的实际情况……坐在内阁办公室里的首相和大臣们以及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后的评论家们，在他们研究地图上的箭头时，往往把这些实际情况给忘了。

　　 当“增压”作战行动在11月2日开始的时候，步兵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51旅和152旅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目标，在他们的右翼侧和左翼侧的第28毛利营和第133车载步兵旅也都夺取了能保证执行翼侧保卫任务的阵地。至于第9装甲旅，它的任务异常艰巨。据了解，德军在拉赫曼铁路线上以及在泰勒阿卡基尔周围筑有坚强的防坦克战壕工事。弗赖伯格在进攻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道：“我们全都明白，用坦克去攻击一堵由火炮构成的墙壁，听起来多么像另一次巴拉克拉瓦战斗呀。这应当是步兵干的事，但我们再没有多余的步兵可供调遣，只好由装甲兵来干。”第9装甲旅指挥官约翰·柯里说，他的旅这样打可能遭受50%的损失。弗赖伯格回答道：“损失可能比这要大得多。集团军司令说，他准备接受100%的损失。”该旅进行的11英里接敌行军令人灰心丧气。新补充的坦克上的设备效率很低；坦克摆来摆去地沿着走廊开进时所卷起的滚滚灰尘使能见度变得极差；炮击使坦克和士兵遭到损失和伤亡；一个分队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掉过头来再往前赶。结果，该旅三个团的坦克中只有94辆在发起总攻时可以使用，而发起总攻的时间根据柯里的请求还推迟了半小时，即推迟到6时15分。这一推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使敌人赢得了30分钟时间，这时天色已逐渐亮了。

　　 但是，与在巴拉克拉瓦的那次冲锋不同，第9装甲旅所实施的自杀性冲击绝不是一场灾难。从统计数字看，该旅的伤亡是骇人听闻的：94辆坦克中，有74辆被打坏（虽然后有许多辆已修复）；当天的战斗伤亡了官兵230人，而拉赫曼铁路线上的敌火炮防线仍未突破。但另一方面，该旅摧毁了敌防线上的35门大炮（这是该战斗阶段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战果），而且该旅幸存的坦克还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使第1装甲师的第2和第8装甲旅得以爬出走廊，在开阔地上展开。但这两个旅的进攻也被阻挡住了。在德、意军方面，非洲军团的损失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更严重一些。德军第1装甲师14辆坦克被击毁，40辆被击伤。（根据基思·道格拉斯的证词判断，这样的损失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一天里，非洲军团又损失了它所剩不多的坦克中的70辆。虽然蒙哥马利有理由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增压”作战计划未能最后解决问题而感到懊恼，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在8时15分的时候，非洲军团指挥官冯·托马将军向隆美尔报告说，他的战线只是勉强地维持下来，如果英国人再继续进攻，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突破。如果说，胜利的实质在于敌军士气的溃败，那么，蒙哥马利通过“增压”作战已经获得了一个胜利，因为隆美尔在分析了他的处境后已经决定，他的唯一行动方案是撤退到富凯的防卫力量薄弱的预备阵地。但是甚至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什么希望。隆美尔在他送呈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形势报告中这样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这支军队将逐步毁灭。”

　　 而这时蒙哥马利必须做的事则是结束这场“事先精心布置的战役”，并组织追击。希特勒给蒙哥马利帮了一个大忙，因为11月3日他发出了这样一封灾难性的电报：

　　致陆军元帅隆美尔：

　　我和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对你统率下的德、意军队的勇气深信不疑的信任，注视着在埃及的这场英勇斗争。在你目前所处的形势下，除了坚持战斗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要把每一门大炮、每一个士兵都投入战斗。“领袖”和“最高统帅” [ 注：此处“领袖”指墨索里尼，最高统帅指意军最高统帅。——译者 ] 也在尽一切努力给你送去继续作战所需的物资。你的敌人尽管占有优势，也一定是筋疲力尽了。在历史上，在坚强的意志战胜占优势敌军的事例已不止一次。至于你的军队，你可以告诉他们，除了胜利或牺牲外，别无其他出路。
阿道夫·希特勒

　　 这封电报使隆美尔的心灵遭受了创伤，他这样说道：“当我按照最高当局的指示发出坚守现有一切阵地的命令时，一种麻木不仁的感情攫住了我。”当时非洲军团只剩下30辆坦克。当隆美尔把希特勒的电报拿给冯·托马看时，冯·托马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可能“不放弃一寸土地。”这时，英国的装甲部队已插了进来骚扰他南面暴露的翼侧。隆美尔发布的要求长途跋涉的意大利步兵撤退的命令以及要求他的机动部队实施战斗撤退的命令也已在执行中。要让这些部队返回去是很困难的。隆美尔作出了最大努力，而英国沙漠空军则在战斗地域和撤退路线上空全力出动。11月3日夜间，印度师和高地师实施了两次猛烈冲击就解决了战斗。更多的装甲车辆冲进了开阔地带，而重型装甲车则开始威风凛凛地向前推进。正如蒙哥马利所预计的，到战役的第12天他就迫使隆美尔退却了。

　　 我们没有必要对双方官兵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说长道短，我倒喜欢一个比较低调的故事结尾。这个结尾是霍罗克斯将军提供的。他在战役结束后不辞辛劳地去看望了澳大利亚第9师师长莫斯黑德将军。在评价参战部队的战绩时，这个师是个关键，而霍罗克斯来看望莫斯黑德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对他的师的战绩表示祝贺。莫斯黑德回答得很简单：“谢谢你，将军。我的士兵是很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