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问题·第十八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我终于到达我在阿尔及尔的新工作岗位，我发现J．吉米·摩根已去意大利前线。我们参谋部的另一个军官到梅宗布朗奇机场去接我。乘DC－4式飞机旅行十分舒适，不像上次去北非时乘坐的我们称作“达科塔”的美国著名的DC－3运输机。
DC－3运输机的粗鲁别名叫“飞行尿盆”，机身两旁部有一排凹背座椅，它的设计似乎总让人觉得有个突出的金属物顶在颈部和背上。我在“达科塔”飞机上飞行了数百英里，有时不如找个像邮包的东西或轮胎作座位更舒服些。我承认我每次乘飞机都有些不光彩地晕机。但我已学会如何对付他们对“丢面子的”妇女辅助队员的粗鲁取笑，而且晕机从未使我失去对飞行的喜爱。
我到达阿尔及尔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找住宿地，因为我不愿意住在比亚尔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医院里。英国的住宿津贴与美国的相差很大，我们只有十九个法郎，而美国人有三十个法郎。因此精明的法国妇女不愿让英国人住宿，她们把最好的住处都给了美国人，这是可理解的。最后我以美国人的标准付钱，在司令部附近的一个法国将军的家里找了一间房间住下。他们对我十分客气，但对北非发生的事态明显地表示不满，因此我不得不把他们当作嫌疑分子注意保密。
在这里，很难有机会才能洗上个热水澡，对我们中许多人来说，简直就像中了魔似地到处想办法。可是由于命运的讥讽，我在司令部的那间小办公室实际恰恰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浴室，遗憾没有热水。和平时期这一定是底楼一套非常舒适的套间。我的写字台是放置在澡盆上的一块木板盖，厕所在档案柜后的隐蔽处，同我在开罗的优美办公室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我在司令部刚安顿下来，他们就交给我一张任务清单，吉米·摩根希望我能在他从意大利回来之前处理完。显然这里有大量工作要做，整个司令部里都呈现出一片紧急的气氛。就工作而言，除了其它职务外，我还被任命为北非无线电通信技术侦听委员会主席。我在开罗担任过类似职务，所以在这儿也难免担任此职。这意味着除了皇家空军外我还要参与海军和陆军的无线电侦听工作。但我觉得这项工作并不难，因为委员会的不少成员是从东线过来的，他们过去早已接受了我的领导。
吉米·摩根准备让我立即承担任务，他分配给我各种具体的无线电情报任务。他也相当愿意派我到突尼斯、马耳他、意大利以及后来到科西嘉、撒丁去处理问题。他在很多方面很像罗利·斯科特－法尼，长得又高又结实，有一种孩子气的幽默感，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亲妹妹看待。“麦克，我对你十分放心，”他会说，“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对付得了。”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交了好运，总是和那些相信我能同男人一样完成任务的人一起工作。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情报参谋长伍利空军准将是最支持我的人，我就在他的参谋部工作。对于妇女的能力，人们在实践之后认识到了，因此我相信，人们在战争中对妇女的看法是妇女运动的重大转折点。
在西北非的最初几周，我对远在东面的爱琴海Y小组极为担忧。在我刚离开开罗之际，运气不佳的“爵位礼”战斗开始了，原来设想，战斗以夺取罗得岛开始，然后由此向北部的邻近岛屿多德卡尼斯群岛实施突击。第一个目的是开辟一条近路，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俄国提供补给，第二个目的是建立一些较近的基地，以便进攻罗马尼亚石油设施，这也许可促使巴尔干国家倒戈；第三个目的是影响土耳其，使其参战，同我们站在一起。自这年初起，我一直和那些负责在这场战斗之前和之中无线电侦听的人一起工作，他们负责对敌人通信联络和雷达进行严密的监视和分析研究，并且特别注视巴尔干和爱琴海地区轴心国空军部队的发展和活动。我们也要和通信、作战部门一起制订作战计划，破坏敌人的早期预警网和岸基无线电导航设施。苏伊士公路参谋部对东地中海敌实力和部署已有清晰的了解，几乎没有任何情况能逃过休·沃特、塞西尔·古尔德和他们的小组。德尔塔和昔兰尼加的野战分队足以监听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大部分无线电报通信，但为了填补我们侦察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原驻贝鲁特后面山区的一个野战分队也迁至靠近叙利亚阿勒颇机场的内拉布。
温斯顿·丘吉尔一直力主开辟这条新战线，对付敌人顽强的抵抗。在北非和西西里胜利的鼓舞下，以及知道德国人深陷于意大利的防御战，他督促中东的司令们立即完成占领罗得岛的作战计划。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也了解爱琴海对于保护来自巴尔干的石油供应的重要性，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加强了罗得岛的驻军，增加了克里特岛、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德国空军力量。我们从Y情报来源获悉，最近约有三百多架飞机转场到这个地区，我们看着他们一批批从其他战区飞抵这里。我们的参谋长们接到了敌军集结情况的报告，但丘吉尔不管盟军在东地中海受到很大消耗的事实，也不顾美国方面明显地不愿参加，力主发起这场战斗。现在是下大赌注的时候。丘吉尔向中东司令发电报说，“随机应变，大胆尝试”。
他们也确实大胆，享里·梅特兰·威尔逊上将、夏尔托·道格拉斯空军上将和安德鲁·科宁汉姆海军上将等向最高司令部驻阿尔及尔前线指挥所要了一些加强部队，他们就以这些远远不足以组织这场攻势正常所需的兵力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果盟军在意大利投降的当天对罗得岛猛烈进攻，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但是他们犹豫了，他们仍然等待他们所要求的海、空军援助。这时，罗得岛的意大利驻军司令决心与德国人共命运，准备抵抗到底。萨勒诺的形势依然严重，如要取得战斗胜利，萨勒诺极需美国增援部队，然而艾森豪威尔不愿把部队调到东地中海。
对罗得岛直接进攻的计划不得不放弃，改为首先夺取爱琴海的科斯、勒罗斯和萨摩斯等一些小岛。夺取科斯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地区除了罗得岛之外，只有该岛才有相当规模的机场，而在多德卡尼斯群岛未建空军基地之前，盟国的空军基地都远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从这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要在这些岛屿上空作战，时间非常有限，十分危险。
作战计划要求R．洛夫空军中校指挥的第243联队转移到科斯岛的安蒂马奇亚，并要求Y部队派一个无线电话侦听分队到战斗机前线引导组配合工作。由于参加突击的运输机极为有限，上级要求第276联队把侦听分队的人员和装备压缩到最低限度。
九月二十六日一支小规模的野战分队离开巴勒斯坦到了科斯岛。这支分队是非洲战役结束后从沙漠撤出来的野战分队人员组成的，他们在非洲的工作非常成功。分队人员包括乔治·柯蒂斯空军中尉、五位中士外语人员(其中有些是巴勒斯坦人)：R．科尔特曼、H．S．鲍曼、I．雅各布森、S．W．G．艾萨克、G．J．科克曼，此外还有无线电机械员惠特尔下士。尽管当地驻军保证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但因为缺少车辆，他们几乎等了两天，才到达安蒂马奇亚。他们急急忙忙把设备架设好之后，还是无法与战斗机引导台建立电话联系。但是不管怎样，当建立了联系之后，野战分队就开始截获有价值的德国空军通信。
早在他们开始工作的第二天，他们就向作战室发出了警报：德国战斗机已起飞。半小时之后，三个Ju．88轰炸机中队，在至少一个Me．109战斗机中队的掩护下向科斯岛飞来，我们又向战斗机引导台通报了有关这支飞机编队的详细情况，该编队共有十八架Ju．88轰炸机和一些掩护的Me．109战斗机。当他们接近科斯岛时，野战分队又报告了他们的航向和高度。第243联队就立即派出四架喷火式战斗机待机截击。这占了我们防御战斗机实力的半数，虽比敌机少，他们还是击落了四架Me．109和一架Ju．88。但是敌人空袭力量太大，大部分敌机仍越过我们的防御圈，将我们的机场炸得再也无法使用。停在机场上的四架喷火式战斗机只剩下两架，如果当时也让这四架起飞对付敌机结局也许会好一些。
敌人的无线电话通信大部是用双码明语报告目标的方格坐标位置。侦听员从这些通信中获悉，德国战斗机部署在罗得岛，它们将与从希腊出航的轰炸机会合，在轰炸机完成空袭返航时，还护送一段航程。当敌机到达科斯岛和勒罗斯岛时，他们必定要报告他们的位置和高度，我们就可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轰炸机也是这样，我们在他们实施空袭前一小时就可听到他们的通信。轰炸机实施空袭时，每次分三波，每波由三至八架Ju．88型轰炸机组成。侦听员可听到敌轰炸意图、战斗机的油量等详细的情况，这对我战斗机引导组十分有用。只有一次空袭中，敌轰炸机保持了无线电静默，He．111型飞机袭击勒罗斯岛的主要港口，返航时又轰炸了科斯岛。
但是第243联队接到预警之后，除了向驻埃及的东地中海空防司令部发紧急电外，其它就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战斗机，他们本可以抵挡住德空军的攻击。使侦听员们特别泄气的是，他们侦听的消息本可弥补岛上雷达早期预警能力的不足，最后却未实现。当时，随进攻部队派到科斯岛的两个机动雷达站中，一个根本未投入战斗，另一个由于未找到理想的场址，很长时间都未发现目标，探测距离汉二十至二十五英里。敌机如在对我较有利的高度飞行时，Y部队对甚高频通信的侦听距离则达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英里左右。野战分队发现空袭的早期迹象时，可在攻击前一个半小时发出警报。在这次进攻的初期，Y部队所截获的无线电话通信再次证明具有很大情报价值。
但是分队在科斯岛的时间很短。他们在岛上的一星期里，不断遭到敌机轰炸，报务员们实行一天二十四小肘的监听。他们在露天生活和睡觉。他监听来袭飞机的“工作室”是利用山边岩石凹洞，外面搭一块帆布遮挡太阳。
华盛顿的参谋长们决定不让艾森豪威尔再从意大利战区抽调部队。他们对此态度十分坚决，因为担心爱琴海战斗升级为全面的战役，他们不愿因此而削弱打算用于西北欧大规模攻势的兵力。
十月三日，敌轰炸机再次袭击了科斯岛，进一步破坏了安蒂马奇亚登陆场。当侦听员们准备上早班时，联队作战室电话通知他们有一支敌进攻部队已在离他们八英里外的盐碱平地降落。仅数分钟之后，柯蒂斯和他的部下发现在他们西北一英里半降下一百五十名敌伞兵。他们向作战室报告，一小时半后作战室命令他们关闭监听台，向第243联队报到。敌人进攻的规模看来相当大，部队携带了装甲车和野炮。
分队立即烧毁所有的文件，砸毁无线电接收机和发电机，带了一些干粮和轻武器，一路上躲躲藏藏地来到作战室。洛夫空军中校告诉柯蒂斯，要想尽办法把他的部队撤离该岛。当时敌人伞兵距离太近，形势非常危险，由于工作的机密性和巴勒斯坦中士们是从纳粹的压迫下逃亡出来的原因，柯蒂斯决定销毁发薪簿。
他们沿着季节河的河床，朝着南部的卡德曼沿海悄悄地退去。子弹在他们周围呼啸，头顶上盘旋着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Me．109战斗机，四下寻找攻击目标，因此他们想最好还是找一条深深的狭窄季节河河床，躺到黄昏以后，再继续去海岸。他们后来终于在天刚黑时到达了目的地。
柯蒂斯意识到，如果他们当晚不能撤离该岛，那么第二天白天只能躲进山里，等到晚上再逃。海滩上已集结了很多部队，都在找船。他们找到的几艘显然已遭到破坏的船。当地意大利兵营的人也无能为力，他们干脆扔了武器逃走了。
乔治·柯蒂斯后来报告，“我们开始用袜子、腰带、撕下的军裤等一切可用的东西，把从小码头拿来的木头捆扎成一个木筏。我们必须赞扬雅各布森中士，他在建造木筏时和以后的救船中，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和毅力。
“二十时半，敌机飞临我们上空，投下了照明弹。我们估计马上要开始轰炸了，就赶紧把木筏放入水中，发现它只能载两人。我们只好回到岸上，大家全身都湿透了。我们上木筏前，就把轻武器全扔到海里了。
“我们听说六时去土耳其的帆船可能在深夜赶回来。所以我们决定沿海岸再走远点，尽量躲开村子和可能被炸的地方，一直等到半夜，同时还派人不断观察有无回来的船(一趟航程需二十小时)。
“雅各布森中士记得，他在十一时半看见一艘小船沉在码头附近，于是他和我便回去查看。我们发现船体没有洞，这时来了一帮意大利人表示要帮助我们。我们并不欢迎他们，就离开了这艘船，回到我们在沙滩上挖的沙坑。我在午夜前回到码头，仍未见到帆船回来的迹象。雅各布森中士则再次到海上去查看那艘沉船。看来这船仍较完好，我们就开始打捞，把它拖到海滩上用钢盔把水掏出来。水快掏干时，来了三个意大利人，指点我什么地方可找到两只桨和一个舵。由于他们帮了这个忙，我们就把他们捎上了。
“快要就绪时，又来了一大帮意大利人，要求把他们也带上。但是船上已经饱和，不可能再加人，我们怕出事，就急急忙忙地离了岸，不幸把水壶落在岸上。这时已是十月四日凌晨二时，为了在黎明前尽可能离岛远一些，大家不停地轮换，人人都拼命地划着桨。这三个意大利人不会划桨，就让他们掏水，船内因此还比较干。
“我们向大陆的一个信标行驶，这是我们知道的最近点。但是海流很强，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天亮时我们约行驶了一半航程。但看来离科斯岛还太近。我们看见一艘摩托艇向东驶去，我开始担心这是一艘“E”型艇，因我知道敌进攻部队中有两艘，但是它未找我们的麻烦，按其航向直驶而去。
“斯图卡式和Me．109型机编队在我们上空飞过，我们看着他们对还在海滩的不幸的人们轰炸和扫射，但没有一架向我们俯冲。
“连续划了九小时之后，于十一时到达大陆。在我们上岸的地方有一个海岸警卫队和宪兵站，我们幸运地获得一些淡水。他们有一艘‘轻舟’，指挥员是一名英国军官，他给了我们一些干粮，但无法带我们离开这里。”
在这里，有七名希腊老百姓从科斯岛送来的英国空军人员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宪兵告诉他们，应先到邻近的一个村子，然后到马尔马里斯港，那是土耳其政府在那一带的行政中心。上陆时乔治·柯蒂斯和雅各布森中士都没有鞋子，后来向希腊难民要了几双，可大家谁都没有袜子。走了三英里他们到了该村，遇到前一天乘船到这里的第7南非空军中队的人。当晚他们在乡村学校的课堂里就地而寝，第二天早晨继续步行到三十公里外的村子，这时刚勇的雅各布森中士体力消耗太大，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总算找到了一头驴，这才继续上路。十二个小时之后当他们到达一个村子时已是午夜，他们在这里吃了一顿米饭，并休息了一天。雅各布森和其他三人由于走不动只得留在当地，土耳其人答应在他们恢复体力之后立即送他们上路。其余的人继续赶路，每人只有两条小面包作为干粮。他们于次日早晨五时出发，一直走到晚上八时，在一个小宪兵站附近露天睡了一觉。第二天五时又继续赶路，终于在晚上六时到达马尔马里斯港，在那里吃了饭，还在床上睡了觉。
在马尔马里斯港休息了一天，然后乘上一艘过于拥挤的轻舟，仅有的口粮是一个小面包和一些德国波莱。十月十三日下午，他们到达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科尔特曼中士和惠特下士被收容住院，乔治·柯蒂斯和其他三名中士直接飞回开罗。柯蒂斯在报告的结尾作了这样的评语：“分队的全体人员自始至终表现了极大的冷静、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柯蒂斯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鲍曼中士受到通报表扬。
第276联队情报主任休·戴维斯空军少校遇见了这批回埃及的人，他报告说：“他们尽管极度疲劳，却保持了最高的士气。从谈话中可看出，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地撤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在沙漠作战的长期经验和在柯蒂斯中尉既富有同情心，又非常机智的领导之下，大家的团结合作。”
我以如此之长的篇幅记述了野战分队在这次特别行动中的经历，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Y部队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正直、诚实和同志精神，我很荣幸与他们一起工作。
我们占领科斯岛为时不到三周，勒罗斯岛也在其失守两周后失守。十一月二日，萨摩斯岛也被德军夺取。
为了进一步阻止敌轰炸机的活动，地中海空军司令部对克里特岛和希腊的机场实施攻击，骚扰轴心国在该地区的航运。此外，在战役行将结束时还调来一些“英俊战士”战斗机援救在爱琴海被围困的部队。但这种援助太有限，也太晚了。
就整个战争而言，“爵位礼”是一次小规模的入侵行动。但对伟大的战略家温斯顿·丘吉尔的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否正确，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可能在担心苏联领导人的帝国主义野心？如果美国人也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热心于这场战斗，如果他们同意给予更多支援，我们完全可以取胜。如果爱琴海在我们手里，土耳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参战，那么他们的机场可由我们控制，而德国人的每一行动都表明他们十分担心出现这种局面。这种局面对巴尔干德军的压力必然会使他们的第5和第8军不可能在意大利进行顽强抵抗。也许更重要的是，难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今天会落在俄国人的统治下吗？
当时英帝国总参谋长文斯康特·阿兰布鲁克元帅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记述：“如果当时我有足够坚强的性格来说服那些美国参谋长，使他们看到曙光，那么战争可能会大不一样。如果我们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都参战，整个战争也许在一九四三年结束。”十五年之后，他又补充说：“克里特岛和罗得岛的胜利本可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引起最令人高兴的反响，而我们也不必向巴尔干派一兵一卒。”
多德卡尼斯群岛战斗时西北非盟军司令部里的居民总督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最近在其八十五岁生日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谈到地中海当时的战略问题时，记者问他：“当时我们的战略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可以采取另外的战略，使战后形成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形势？”他回答说：“回顾当时的情况，我甚至在当时就觉得美国人似乎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丘吉尔是最杰出的伟人，因为他总是向前看，他总是考虑未来——沉思盘算……。
“丘吉尔感兴趣的是未来的发展，而我们的美国朋友那时已被他们的新盟友俄国所缠住。他们觉得俄国人十分了不起，比英国这样一些疲惫的欧洲国家也许还好。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计划。
“丘吉尔当然想让我们通过卢布尔雅那 [ 译者注：南斯拉夫一地 ] 缺口突入巴尔干，亚历山大元帅的部队也有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我们本可在现在的铁幕线以东二百五十英里划线，但计划全都付之东流。美国人坚持在法国登陆，可问题是要考虑打败了德国人之后，苏联帝国主义的势力可能延伸多远，我们又怎样尽可能远地把俄限制在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