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火之角·第二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到费尔莱德之后，我便得知我的工作为什么如此保密。我的任务是监听德国空军的通信联络，而我却对无线电业务一窍不通，我甚至都怀疑我是否会使用矿石收音机。
但我同另外五名从各地空军部队抽调的妇女辅助队员很快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复杂的无线电接收机和寻找敌军的通信频率。
我们单位的指挥官是E．J．奥尔韦上尉，机房设在一辆靠近崖边的篷车上。我们的装备至少最初少得可怜，当时只有两台战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喜爱的“哈里克拉福特”名牌民用接收机、一部示波器和一组天线阵。如果没记错的话，为了防止好奇人闯入营区，附近还设有一个哨位。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陌生的工作，大家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每班六小时。我们头戴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经常是干扰很大的德国空军飞行员之间和他们同地面站的通话。最初，我们用40兆周的频率(甚高频)监听敌军的近程通信。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负责寻找敌人的通话，一旦发现，我们使迅速跟踪，马上就会听到德国人通话中常用的“完了，请讲”等字句。报务员把她听到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她的本上还记着通话时间、守听频率和呼号。记录本上中有空行以便我们写下译文。因为我们搞不清哪些呼语属于哪个“大队”或联队，故在记录本上作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为空军部和破译人员分析之用。明显具有紧急战术价值的内容，立即被译成文，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或通过空军部转交海军。其余部分在敌方通信联络终止后处理。一位经验丰富的报务员协助我们找台，一发现敌台，他立即大声喊道：“发现敌台”，空闲的妇女辅助队员随即开始记录。在早期的年月里，我们的监听技术很不熟练，工作令人疲倦不堪，对长时间监听和寻找敌台尤感不适应。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又极不愿意找不到敌台。现在回顾起来，便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时对德国空军情况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
一年前当我还在德国留学时，我永远不会想到来年夏天我竟加入了这样一秘密机构，成为曾当过我舞伴的那些哈雷安德赛尔空军无线电学校年青军官们的对手。那时，我常应邀参加他们在餐厅里举行的舞会。由于生活的巧合，哈雷后来成为德国Y部队的训练中心。
乍看上去，“哈里克拉福特”接收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复杂，上面装满了各种开关、旋钮和刻度盘，同过去家里用的收音机截然不同。然而后来，我们不仅能熟练地辨别出敌人的通信联络，还很快破译了他们空对空或空对地通信联络的密语及为判明自己、攻击对象或侦察区域位置而使用的坐标。如果不掌握这些坐标，截获的敌方通信就几乎毫无价值。解密如同猜字谜，我们当时既年轻又兴致勃勃，觉得好像是在同德国空军玩一场死亡游戏，但不管怎样都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很快就变得极为严肃了。我们的工作日志每天都作为急件送交空军情报部，他们迅速地判读，并马上转送X站，即政府设在英格兰中部布莱奇莱的破译中心，正式名称为政府机要学校。那儿的密码分析专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慎重仔细地把那些突出的细节记录下来，以同世界各地大量特种部队监听到的材料以及诸如照相侦察、特工人员的报告等其它来源的情报加以综合整编。
在费尔莱德时，我们监听的通信联络多发自德军侦察机或正在袭击法国公路的Ju．87俯冲轰炸机。当时，公路上挤满了大批惊慌失措时难民和溃退的法军。我们后来得知，截获的敌军通信为掌握从阿布维尔至瑟堡大溃退中失掉联络的军事分遣队的位置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每天，有时每天数次，我们这些姑娘们都收听到飞越海峡的德军侦察机发回的有关气象或英国海军护航运输队舰只数量和位置的报告，我们和战斗机飞行员们都把这些情报称为“送奶车”，因为情报源源不断，尤其是在早晨。
我们的耳朵渐渐地习惯了各种德国口音，可以“判读”(我们的术语)由于天电干扰和难以捉摸的密语而造成很大失真的敌方通话。例如，我们很快就推算出“教堂顶”意为高度，“印地安人”意为敌机等等。我们甚至还可分辨出一些德军飞行中队指挥官的嗓音。后来我们还听说，海峡彼岸的德国情报机构当时也在一丝不苟地监听着英国皇家空军的通信联络。实际上，我想他们的Y部队可能比我们效率更高。
空军部很快意识到，监听敌方无线电通话是对其它战术或战略情报极为有价值的补充，在敌方发动侵略时尤为如此。最初的实验是成功的。早在战前，设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契德尔和吉肯沙兹的两个皇家空军站和海外其它数个Y部队侦听单位就开始监听德国空军多数经加密的无线电报(莫尔斯式)联络。从此来源获得的消息对整编德国空军战斗序列、实力，兵力部署，有时还包括对方意图等情况具有很大的价值。没多久，德国空军在西部战场的无线电联络很少能逃过Y部队的截收了。
在费尔莱德，我们的宿舍在附近一家素食旅馆里。现在年纪大了，对人也更为体谅，回想起来，对那家店的女主人和客人颇怀内疚之感，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简直噬血如兽。每天，霍金奇空军基地都用卡车为我们运送食品，其中包括大量鱼、肉，而我们又不得不在他们的厨房做饭，并同他们共用一个餐厅。这对持素食主义伦理观的他们，一定是件极为讨厌的事。当一位客人经过我们的餐桌，闻到令他作呕的味道时，他愤怒地喊道：真恶心！臭肉！而我们这群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却洋洋得意地夸耀我的荤食，并发出阵阵哄笑。
调到这儿的六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杰弗里·皮尔逊夫人。遗憾的是，虽然她德文非常流利，但却有些耳背，因而也就不适合做此工作。
“皮科克夫人，我希望把这件事做完”，她这样命令道。
“波科克，”那位疲倦、矮小的女人坚持说，“我叫波科克。”
“皮和波我听着都一样”，皮尔逊夫人立即反驳道。我们便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第一批到的人称自己为“Y军六神妮”，其中有一位名叫S．L．菲利浦斯的下士，她是从霍尔敦空军基地调来的。她好像仅三十多岁，但在我眼里俨然已是一位中年女子了。她非常了不起，对人关怀备至，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Y部队中我们这些军官和其他人的靠山。但不幸的是，她不适应监听工作，因而主要工作也就压在另外四个人的肩上。
我常同巴伯拉·彭伯顿一起值班，她由于工作出色后来荣获帝国勋章。巴伯拉是一个快活、迷人的姑娘，脸上总挂着妩媚的笑容。她在汉堡度过了童年。每当我们白天下班后，我们总是躺在旅馆花园的地毯上，一边欣赏，一边数着飞机在空中留下的道道白烟。蔚蓝的天空才使我们想起当时已是盛夏时节。那年夏天，虽然敦克尔克恐慌未寒，但老百姓中竟不存在着任何形势的紧迫感。人们觉得尽管德军正大踏步地迈向爱丽舍宫，但那终究不过是发生在海峡彼岸外国人领土上的事，就象一场板球赛中的胜负那样无关紧要。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我渴望人们幡然醒悟。
我们设在崖顶的工作车很快就变得不够用了，那里仅能容纳两部接收机，而我们又需要增加更多的侦听频道。此外，我们还需要安装更有效的电话系统，以将所获情况直接转送用户，不必经过空军部而受耽搁。同时，我想由于敌人在英国沿海登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这批年轻的妇女在易遭袭击的沿海突出部的山头上独立工作，多少使空军参谋部感到担心。当地有一个设在更远处悬崖上的雷达站，但与我们相隔很远。我们单位位于罗姆尼沼泽地之上，那里是一片平坦的海滩，数世纪以来都被人们称为走私犯的天堂。夜晚，雾霭笼罩了沼泽地和宽大的海堤，崖边卷起团团白云。这时人们很容易就感到这个地区是敌人绝妙的登陆场。夜幕降临之后，万籁俱寂，薄雾环绕在工作车四周，掩盖了所有人烟生迹。此时此刻值班，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空军部决定将我们迁至霍金奇。霍金奇位于福克斯通以北的丘陵地带，那里设有一个前进航空站。我们搬进航空站边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大家都把它称为“五塑节小别墅”，这里是最初截获敌方无线电话通信的地方。我们单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德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和数名空军无线电报务员及技师。我们于七月初到达此地。不久，我们的指挥官艾尔威上尉在波斯卡姆丘陵地带一次试验特别通信装备的飞行中遇难，他的职务由R．K．巴杰上尉接替。
这会儿，德国人的通信联络已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们每天都可获得有关他们空军的新情况。我们收听到战斗机与战术轰炸机袭击机场和英国东南角护航运输队时空中传递的指示以及飞行中队本场下达的着陆命令。德国侦察机每天对海峡中的航道至少搜索两次，遇有任何动向，都将报回，故敌人有关护航队的任何通话都极为重要。每当我们得知我舰被敌机发现后，便立即向多佛的海军指挥部和阿克斯布里奇第11战斗机大队发出预报。英国东南部为第11战斗机大队的防区，他们接预报后马上派出战斗机护航。
有时我们听到德国飞行员向总部报告英国驾驶员“喝醉了”(皇家空军对飞机在海上迫降的称呼)，便立刻报告，我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队将尽力把落水的飞行员救出。不幸的是，英德战争初期，德国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们强，他们行动极为迅速，并经常使用亨克尔式59型水上飞机抢救落在海峡里的机组。当时，我们的侦听部队没有测向装备，除非敌人用明语通话或使用密语坐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判定出事地点。
空军情报部逐步整编出一套完整的德国空军战斗序列，包括他们的实力、装备和位置，侦听部队从而可通过对方的呼号判明很多德军单位。消息来源包括诸多方面，如侦听部队、战俘、击落的敌机以及“特殊渠道”。现在我们了解到，在海峡彼岸英国当面，有两个德国空军指挥部，第2航空队部署在低地国家，第3航空队位于法国。我们对它们的活动掌握得很清楚。
搬到霍金奇后，我们空军妇女辅助队员的宿舍设在驻有家属的营区，工作间就在那幢“五塑节小别墅”中。过去，那个带有大花园的素食旅馆是我们工作之余宁静的休息胜地，而现在的驻处吵得人不得安宁，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降落或飞临机场上空，闹得人难以入睡。附近多佛和福克斯通港口也经常遭到袭击。头顶上轮番出现呼啸而过的飞机，它们就像踏着机关枪和高炮恐怖的节奏在表演一场空中芭蕾舞。肯特郡这一带不久就被人们称为“狱火之角”。不管活到哪天，我都不会忘记被击落的飞机发出的刺耳尖叫，随后便是撞击地面引起的沉闷的爆炸声。后来几个月中，这种声响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每一次都引起我一阵恶心。
多佛上空的气球阻塞网多次阻止了敌人的空袭。但那些肥大的气球在夏日照耀下闪烁着银光，它们也成为Me．109战斗机最好的目标。风大时，会有几只气球被刮散，后面危险地拖拽着钢缆，空军的战斗机不得不追上去把它们击毁，落下来时就成了一堆银灰色的破片。现在想起来的确有些后悔，每当我们见此情形时，总要欢呼一阵。我想，当时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紧张的状态中得以一时的解脱吧。
没多久，我们便同多佛的海军部队建立密切的联系。一九四○年七月十八日，他们通知说“古德文号”轻型军舰被击沉，这个消息使我们颇为震惊。我们加强了对敌军侦察机工作频率的监听，同时还逐步增加了对敌E型艇(高速鱼雷炮艇，可布雷)短波通信的收听。保证海峡中的护航队和其必不可少的食品、油料给养顺利通过是项十万火急的任务，我们需要每一份有助于挫败敌人袭扰的情报。
七月九日星期五是极为残酷的一天，我们目睹了刚刚抵达霍金奇的第141中队九个飞行员中的六人在与德军的对抗中被击落。每天我们都听说霍金奇或邻近机场蒙受了新的损失。戈林正确领会了希特勒进攻英国计划的前提是消灭皇家空军，他现在加紧了在英国上空的大规模屠杀，为德军登陆铺平道路。这就是英国之战的开端。
不久，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敌轰炸机，探照灯雪亮的光柱直刺云霄，高炮阵地不断传来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似乎永无休止。更使我们不安的是格里斯那兹角峭壁上的德军重炮阵地也开始对我们这个地区进行炮击。日日夜夜，我们从防空洞里钻进钻出，但从未在值班时离开过岗位。
在比京山、曼斯顿、西莫林等邻近机场的作战室里情形相同，空军妇女辅助队员都坚守岗位，不断地标绘着敌人空袭的示意图。德国空军为摧毁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将注意力转到英国沿海的雷达网，但人们忠尽其责的献身精神却不曾有过丝毫地动摇。在英国之战中，作战室里的工作大多依靠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人们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对妇女能否承受战争环境考验的疑虑从而也一扫而光。在战争中我观察到，敌人轰炸初期，妇女总的来说比男人勇敢，但后来她们趋于消沉，而许多最初慌了手脚的男人能恢复镇定，变得越发勇敢。就此而言，男女之间并无多少区别。
一日，敌人的轰炸和炮击比以往更猛烈，我们单位的一个男人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崩溃，另外一、两个姑娘也泪汪汪的，缺少睡眠和敌军持续不断的轰炸对人的影响正在产生作用。当时我在妇女辅助队的值班员中资历较深，又刚刚晋升为下士。我感到人们的歇斯底里就要发作了，我不得不迅速地制止。生平第一次，我狠狠地打了那个男人几个耳光，效果正如我所料。倒霉的是，挨打的人军衔比我高。我的指挥官巴杰上尉正好在为英国东南沿海建立侦听站外出选点了，我无法听取他的忠告，只好打电话给G．R．“罗利”·斯科特－法尼少校(后升为上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担心受到军法制裁。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初的担心真是多余。
七月下旬，我们截获的敌人通话清楚地表明，德国人在海峡上空使用了涂着红十字的侦察机，我们把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径向空军部作了通报。英国当局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严重抗议，表明今后对此类飞机决无豁免。为我们定时“送奶”的德国飞行员已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总等着他“开始通话”汇报情况。记得他的呼号是“山鸟1号”。他断定我们在侦听，所以总是喋喋不休地用英文对我们唠叨。
“我知道，英国侦听站，听见我吗？”他总是这样愉快地问道。“怎么样，在你们头上扔颗炸弹吧？听着！呜……呜……”，然后他就对着话筒独自笑了起来。
他与众不同，我真希望能见到他。但战争是极为残酷的，终于一天我们接到指示，每次听到他通话时就立即通知第1战斗机大队。一天，一架喷火式战斗机突然向它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起火，他也没能跳出来。我们听见他绝望地呼唤着母亲，咒骂着元首。此刻，我情不自禁地为他祷告：“快跳伞啊！快啊！上帝，救救他吧！”可是这无济于事，他最终未能逃生。他的声音一直到飞机坠落出我们接收频率范围之外才消失。我走出房门，心里感到一阵悲哀。
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是断送他性命的人之一，意识到我对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做了些什么。我想起档案局伤亡统计处那些令人心酸的信件。明天，就要有一位德国母亲心痛欲碎了。这时，我发誓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尽早地结束这场残杀。“山鸟1号”同我们的飞行员一样勇敢，不管用什么语言，天下军人职责的含意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深深地怀念着他，他在我们心中曾是那样一个快活的青年。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我被提升为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官，很快就被调到雷丁的军官训练班。但因为过度疲劳和缺少睡眠，我已经记不清学习的课程，只记得训练班设在一所寄宿男校里。我荣幸地成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在情报部门里的第一名军官，我父母自然都感到极为骄傲。我庆幸当初没有接受去当机要员的要求，而是等待着一项更为有趣的任命。训练班结束时，学员们在分配榜上看到一条使人好奇的消息：“1246号部门助理军官A．B．莫里斯(情报部门行政处)”。他们都尽力打听我的去向，但我深知这是不能透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