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白马的男人·第二十八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红军士兵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充满着幸存者的内疚感，他们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同志时，就会对自己最终能活下来感到有些不安。他们如兄弟般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安慰道贺，但是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数周无法安眠。这种异常的平静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不敢想太多，他们    需要细细回味在所经历的战斗中发生过的一切。

　　 毫无疑问，他们所经历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但对他们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都是重要的时期。他们思念着自己的家园、女友和妻子，畅想着自己会受到社会何等的尊重。然而，对于女兵而言，她们的前景就暗淡多了。没有足够的男人来满足她们的需求，而那些怀孕的女兵清楚自己必须拿出勇气来面对。一个年轻的女士兵在写给自己朋友的信中说：“宁卡，你已经有了个女儿，我也快有孩子了，可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丈夫而沮丧。”许多女士兵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乡后，对外人讲自己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

　　 从其他角度来看，战争是一场特别的经历。在1937年和1938年的排除异己的浪潮过后，战争让苏联人尝到了自由这种令人振奋的滋味。全面结束恐怖时期的希望已经实现，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托洛茨基已经死了，苏联正在与西方列强签署协定，内务委员会似乎也没有理由再成为多疑症患者。但是回到苏联以后，人们看到朋友突然被捕，内务委员会的小分队在偷听他们早上的电话，这才开始意识到以前的生活又回来了。

　　 人们在前线接近死亡的经历极大地减轻了在斯大林主义淡化下的恐惧心理。军官和士兵都变得非常坦率，特别是谈起自己对未来渴望的时候。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希望废除集体式的农场。军官们相信现在是那些苏联官僚主义的精英阶层去面对类似变革的时候了，这些军官在1942年秋天的时候被赋予高于政治军官的地位。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就曾不很严肃地怂恿过这类谣言，暗示将有更多的自由，实际上却始终盘算着在战争结束后就将其粉碎。

　　 随着胜利的接近，红军的军官们在锄奸团和内务委员会的眼中已经变得过于自信了。那些政治军官并没有忘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们被降级时，红军中的对手对他们的凌辱。他们又开始极度地关注起士兵家信中关于德国和家乡生活条件对比的内容。阿巴库莫夫的锄奸团担心在军官当中会出现新“十二月党人”的情绪。

　　 1814年俄国军队攻入法国时，俄国士兵就将那里的生活和国内糟糕的条件进行过对比。现在，苏联当局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份报告解释说，那个时候，法国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它让俄国人有机会意识到俄国文化的落后、沙皇专制的压迫等等。正是如此，“十二月党”人(1825年他们企图发动起义)得出结论：必须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如今，情况已经不同了。或许一些地主的财产比集体农庄还多，因此，在政治上落后的人会得出封建制经济优于社会主义多样性经济的结论。这种影响是消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对这种态度采取残酷斗争的原因。

　　 政治部还惊悸于士兵们的“反苏联言论”。那些士兵抱怨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一个士兵被指控说他曾有过这样的言论：“我们不相信后方的生活正在逐渐变好，我亲眼见过。”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前线还饱受着虐待。苏军在战争即将结束前曾有具体指示，阵亡战士的尸体连内衣都要剥去，只有军官能穿着衣服下葬。这项指示使得一些苏军部队几乎发动兵变，不受欢迎的军官在战场上被自己人打黑枪的数字也明显上升。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和德国刚投降期间，锄奸团以“系统的反苏联言论和恐怖主义倾向”为由逮捕的人数明显增加。甚至一个苏联秘密警察来复枪营的参谋长也被逮捕，因为他在部队中系统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他诽谤党内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并且美化德国的生活，“诽谤苏联新闻媒体”。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他在古拉格劳改营劳教八年。

　　 从1944年到1945年，红军中政治犯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在那年苏联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是处于战争时期，在取得胜利的那年，有不少于135,056名红军士兵和军官被军事法庭判处“反革命罪”。和上述情况相类似，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在1944年判处123名高级军官有罪，而1945年，这个数字是273名。

　　 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德国俘虏的红军士兵。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命令每个方面军都应当成立专门安置战俘和被苏联流放充军人员的营地。计划成立100个营地，能容纳10万人。做过战俘的人员都要接受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锄奸团组织的审查，在80个曾被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俘虏过的红军的将军中，只有37个幸存下来。他们当中有11个被“锄奸团”组织逮捕，并被苏联秘密警察部队军事法庭判了刑。

　　 整个遣送回国过程直到1946年12月1日才结束。“共有550万人被遣送回国，当中有1,833,567人在战争中被俘虏过，有超过150万人曾被德国俘虏过的红军士兵不是被送到古拉格(339,000人)，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和更艰苦的北方。”被强行送往德国的平民都成了“国家潜在的敌人”，要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监视。他们还被限制接近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周围100公里的区域，他们的家人也是嫌疑的对象。即使在最近的1998年，申请加入俄国研究机构的申报表格中还包含有申请人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曾在敌人的监狱营中待过的部分。

　　 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几乎无视士兵的生命，参加柏林战役中的三个军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有78,291人阵亡，274,184人受伤。如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承认，之所以出现不必要的高伤亡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赶在西方盟军之前攻到柏林，另一方面是进攻柏林时集结的部队过多，导致出现了自己部队炮轰误伤的情况。

　　 那些在卫国战争中负伤的人员受到的待遇同样令人齿冷。即使幸运的伤残者也要排着长队等候数小时安装人工假肢——看起来像那些在波罗季诺失去一条腿的人拄着走路的一段段笨重的木头。但是，几个主要城市不久就做出决定，不允许街道上出现像“茶壶”似的伤残者，那样会毁坏街道的容貌。因而，这些伤残者或是聚拢在一起，或是遭到驱逐。许多人被送到仅次于遥远北方的白地群岛，他们似乎也成了古拉格的囚犯。

         那个夏天，弥漫在苏联的愤怒和受挫情绪通过多种形式表现了出来，最令人震惊的是邪恶的反犹太主义暴乱。在中亚地区，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攻击的对象，在超级市场和学校遭到痛打。当地人明日张胆地叫嚣：“等我们的孩子从前线回来，我们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当地政府对此只是简单声称这是一种流氓行径，对那些犯罪行为却不给予处罚。

　　 最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暴行发生地基辅。9月初，一位苏联秘密警察的犹太裔少校在街上遭到两名穿军队制服的反犹太主义者的袭击，他们当时都喝醉了。那名少校最后拔出手枪打死了两名袭击者，他们的葬礼很快变成暴力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抬着棺材在街道穿行，后来队伍突然冲进了街道边一家刚刚重建的犹太人市场。仅那天就有将近100个犹太人遭到毒打，其中5人被杀，36人被打成重伤后送往医院。这种动荡的局面不断加剧，以至于犹太人的超级市场前必须雇用专职的警卫。这次遭到谴责的就不只是“流氓行径”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描述为了“戈培尔的最佳继任者”。第二年，当局就禁止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所著的有关犹太人遭受浩劫的“黑色书籍”发行了。

　　 我们很难知道斯大林在反犹太主义上到底走了多远，以及他对托洛茨基的厌恶程度。这其中的原因部分来源于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斯大林似乎认定犹太人是国际大家庭和国际受怀疑对象的一部分。“世界大同主义”暗指背叛。在斯大林死前不久，在歇斯底里地镇压“医生阴谋”的活动中，反犹太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尽管斯大林是个格鲁吉亚人，他却成为了一名俄国沙文主义者。和其他人(比如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紧裹在国家主义的外罩里。在5月24日发表的那篇昭著的演讲中，他颂扬俄罗斯民族具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毅力，坚强的性格，凌驾于苏联其他民族之上。这番讲话主要是针对南部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斯大林曾下命令，残暴地流放了许多生活在那些地区的人，并直接造成了数万人死亡。但是，与希特勒相比，斯大林从本质上看只能算是一名政治狂徒，而称不上种族灭绝者。

　　 然而，任何东西都无法贬低俄国的胜利，共产党的路线随即搞起了个人崇拜：“我们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全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导师和军事领袖斯大林同志。”任何一场能取得胜利的战斗，斯大林都会不知羞耻地走在前头，可在出现灾难时，尤其是由他一手造成的灾难，他就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指挥官们必须承认他的智慧和导师地位，任何归功于自己的行为都是极度危险的。

　　 如果任何一个苏联公民受到了国外的称赞，斯大林就会疑虑重重。当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对朱可夫倍加赞颂时，斯大林就对他更加的不信任了。由于斯大林担心贝利亚的权力，他很快就对此加以了控制，斯大林此时更关心的是红军和朱可夫巨大的声望。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时，朱可夫一直陪同他，甚至乘坐艾森豪威尔的专机一起飞往列宁格勒。每到一处，这两个伟大的指挥官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艾森豪威尔后来曾邀请朱可夫和他的“革命伴侣”莉迪亚·奥娃一同访问美国，但是，斯大林召集他的元帅立即赶到莫斯科，破坏了这个计划。他很清楚朱可夫已经和盟军总司令建立了真正的友好关系。

　　 尽管朱可夫明白贝利亚在挖自己墙脚，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最主要的威胁是斯大林的嫉妒心理。6月中旬在柏林时，有人在记者会上向朱可夫问到关于希特勒死亡的问题。他迫于无奈，向世界承认“我们还没有发现和确认他的尸体”。将近7月时，斯大林又一次打电话给朱可夫，问起希特勒尸体的事。采取这种方法来戏弄朱可夫给斯大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二十年后，朱可夫从勒热夫斯基那里得知事情真相后，还是很难相信斯大林当时是在羞辱他。他坚持说：“我和斯大林关系非常友好，斯大林救过我，只有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想整治我。”锄奸团的局长阿巴库莫夫是反对朱可夫的主要力量，斯大林非常清楚发生的情形并且默许了他的做法。

　　 在苏联的首都，人们把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尊称为“我们的圣乔治”——莫斯科的守护神。莫斯科于5月9日举行了胜利庆典，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和欢乐的日子，除了欢笑，还有催人泪下的场面。红场上还将计划举行完整的阅兵式来纪念胜利，苏联每个方面军都将派出一个团参阅，苏联海军和空军也分别派出一个团。在纳粹德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旗帜也特地取了回来，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神圣的标志。德国的旗帜也被收集，并取出来用做其他目的。

　　 苏联的元帅和将军们猜想斯大林将主持6月4日阅兵，他是苏军总司令和最高统帅，理应担负起这个庆祝伟大胜利的责任。然而，依照俄国的传统，检阅胜利队伍时必须要骑着马。

　　 在阅兵前一周，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到自己郊外的别墅。朱可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是个骑兵战士，斯大林就问他现在是不是还会骑马。

　　 朱可夫答道：“我有时还骑马。”

　　 斯大林说：“那么我们这样吧，你主持阅兵，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朱可夫说：“谢谢你给我这样的荣誉。可是由你主持阅兵会更好一些，你是总司令，这是你的权力。”

　　 斯大林说：“我年纪大了，主持阅兵有点力不从心了。你正年轻，还是由你主持吧。”临别时，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主持阅兵时你要骑一匹阿拉伯牡马，到时候布琼尼元帅会为你安排好的。

　　 第二天，朱可夫到中心机场观看阅兵的彩排，他在那儿遇见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瓦西里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父亲原准备由自己主持胜利大阅兵，可后来很奇怪地发生了一点意外。三天前他在训马场骑马时，由于没有灵活地使用马刺，他骑的那匹马受惊跑了。我父亲紧抓着马的鬃毛，尽力使自己坐在马鞍上，可最终还是从马上掉了下来，摔伤了肩膀和头部。他站起身后，吐了口唾沫说，‘让朱可夫主持检阅，他是个老骑兵’。”

　　 “你父亲当时骑着匹什么样的马？”

　　 “一匹白色的阿拉伯牡马。你主持阅兵时，也要骑这匹马。不过，我求你不要提及此事。”朱可夫对瓦西里表达了谢意。阅兵之前的几天，他一有机会就去马厩训骑这匹马。

　　 阅兵那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下着雨。莫斯科人有句俗语，“神为死者哭泣”。雨水沿着帽檐淌下来。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穿着崭新的制服，胸前挂着勋章。9点57分，朱可夫骑着那匹阿拉伯牡马，停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门附近。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官员在列宁陵墓前就坐时，人群发出的隆隆鼓掌声不时地传到他的耳边。10点的钟声敲响时，朱可夫催马进入了红场，乐队奏响了格林卡的《荣耀属于你》。一曲终了，全场都静了下来。心情和朱可夫一样紧张的罗科索夫斯基，稳稳地骑着一匹黑色的军马。他下达命令的声音响彻全场。一支由200名老兵组成的队伍行进到陵墓前时，他们在斯大林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把纳粹旗帜猛掷在地上。这场面成了阅兵活动的高潮。朱可夫坐在那匹健壮的阿拉伯军马上接受人们欢呼的时候，却没有想到阿巴库莫夫正在密谋着陷害他。

　　 朱可夫在郊外的别墅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朱可夫和几位亲密朋友在别墅里举行庆祝胜利宴会的过程被记录了下来。他们的罪名是没有把第一杯酒敬给斯大林同志，骑兵司令克留科夫将军后来因此事而遭到拷问和关押。他妻子莉迪娅·鲁斯拉诺娃是位著名的民族歌手，由于她拒绝了阿巴库莫夫阴险的求欢，就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指挥官命令她给自己和那里的军官唱歌，她回答说，只有在我的同志们(也就是其他“犯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我才唱歌。

　　 胜利阅兵一周后，由于斯大林元帅“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大元帅军衔。此外，斯大林还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胜利勋章。胜利勋章是用铂金制成的五角星，上面镶着135颗钻石和5颗大红宝石。盛大的庆典宴会和各种荣誉都昭示着一个真正的沙皇专制统治者出现了，而这位独裁者对中亚的饥荒却置若罔闻。

　　 第二年，阿巴库莫夫通过对朱可夫的同僚严刑逼供的手段，把这位元帅流放到了乡下，后来，这位元帅又被软禁在自己的乡间别墅。1965年5月9日，朱可夫才结束在国内的流放生涯，这一天也是他在卡尔斯霍特接受德国投降二十周年纪念日。他只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短暂时间的国防部长。当日，克里姆林宫的国会宫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在随从的簇拥下走进大厅时，所有的客人，包括部长、元帅、将军和大使在内都起身相迎，朱可夫出现在了队伍的最后。勃列日涅夫在最后时刻向朱可夫发出了邀请，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很快就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朱可夫刚出现在大厅，人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一边敲着桌子，一边不断重复呼喊：“朱可夫！朱可夫！朱可夫！”看到这样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则是铁青着脸。

　　 朱可夫只好又回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像以前一样受到严密的监视。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里，尽管他得以平反昭雪，可他还是从未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过。他一生中受到的最深一次伤害就是发现在希特勒尸体一事上，受到了斯大林的戏弄。

         德国人战败的痛苦要追溯到一战和战后，那时人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出现了混淆，世界对抗德国的思想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接受审问时，纳粹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表现出了一种受伤的无辜，声称西方盟国对他们误会太深，美国和英国的审讯者对此哑然失色。那些军官只承认犯了“错误”，并没有犯罪，所有的罪行都是纳粹党徒和党卫军造成的。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把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表述成“1933年所犯错误的延续”，这种委婉的说法比任何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托词都漂亮。他说：“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因此失踪，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我们的研究从1933年起开始倒退。”按照他的思路，如果纳粹不对犹太人迫害的话，那么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就能帮助他们研制出更先进的“神奇武器”——或许，一个原子弹——这样就能阻止德国免于布尔什维克的侵占。尽管这只是无力的诡辩，布卢门特里特却没有意识到，这与他企图把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党人分离的初衷自相矛盾。他坚持说，1918年出现过革命动乱，与之相比，1945年却没有发生过兵变，这些明显地说明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形成了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

　　 接受审问的德国将军不断地谈起一名德国军官的荣誉，他们表露出的歪曲逻辑混乱让人十分惊讶，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这是“一种颠倒的道德观”。在对300人进行审讯后，一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些将军赞同每一次‘成功的’行动。”成功就是正确，那么没有成功的行动就是错误的。例如，战前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使盎格鲁－美国人从那时起就开始憎恶德国人。如果当时把反犹太人运动延迟到德国人赢得战争后，或许就对了。1940年对英国的轰炸也是错的，如果当时他们能克制自己的行动，他们相信英国肯定会参加希特勒侵占苏联的战争。当时把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战争中的囚犯)当牲畜一样对待是错误的，现在他们把德国人视为牲畜。对美国和苏联宣战是错误的决定，因为美国和苏联联合起来比德国强大。这些不单是支持纳粹的将军们单独的供词，它几乎反映了所有这些人的普遍想法。他们从未想过进行种族灭绝和屠杀战俘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他们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罪行的痛恨仅在于盟军认定他们也牵涉其中，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根据美国陆军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甚至是那些平民们在接受审问时都会不自觉地使用德国宣传的那套陈词滥调，他们的受毒害程度可见一斑。例如，他们很自然地把盟军的轰炸行动称为“恐怖袭击”(TERRORANGRIFF——戈培尔语)，而不是使用常用词“空中打击”(LUFTANGRIFFE)或是空袭。这份报告中把这种现象称为“纳粹主义残留”。许多文职官员都会以自怜语气谈起德国人经受的苦难，尤其是在遭到轰炸的日子里。可是，当提到这种大规模毁坏城市的震慑战略最初是由德国空军实施的时候，他们又满腹愤恨地默不做声。

　　 对于所犯下的罪行，德国人都有借口来逃避责任。许多纳粹党党员都声称他们是被迫入党的，只有党内的领导人才应该对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普通的德国人没有责任，他们只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出卖了”。就连那些德国将军都暗示他们也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假如希特勒不对他们的指挥过多地错误干涉，他们也许就不会战败。

　　 那些文职官员和将军不只满足于为自己开脱，他们还试图去说服审讯者相信纳粹德国对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文职官员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会对德国宣战，在告诉了他们是德国对美国宣战这个事实后，他们都对此表示怀疑。这与他们认为德国是战争的真正受害者的观点是矛盾的。

　　 德国的军官和文职官员都试图给他们的征服者讲课，向他们说明美国和英国真正应该做的是和德国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点他们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纳粹德国在1941年对苏联发起突然攻击，才使得共产主义席卷中欧和东南欧，1917年至1921年间的革命浪漫都未能达到这一点，这一事实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布尔什维克少数派设法利用俄国残酷的社会现状成立了专制制度国家，纳粹也是利用国家的前途命运来混淆因果的。正如几位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一个在1933年迫切期望法律和制度的国家，却以历史上最罪恶和不负责任的政权建立而告终。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东普鲁士的妇女和儿童，去承受与当年德国人迫害苏联和波兰人相类似的苦难。

　　 新的冷战格局让许多第三帝国的老兵相信，他们的失误就在于错误地选择了战争时机。在战败后的近三十年，艰难的历史辩论和德国经济的奇迹共同促使大半的德国人直面国家的过去。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背负着惨痛历史的情况下能够如此付出去承认真理。

　　 波恩政府也对为纳粹主义和它领导者的“招魂”的企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斯大林散布有关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一刻逃到西方的假情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希特勒的尸体还留在铁幕的另一边。1970年，克里姆林宫最后决定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处理尸体。这位第三帝国领导者的葬礼着实让人毛骨悚然：在柏林举行胜利庆典时，希特勒的颌骨就被勒热夫斯基小心地存放在了一个红色的盒子里。后来，“锄奸团”组织保存着希特勒的颌骨，而苏联秘密警察保存着希特勒的头盖骨。最近在前苏联的档案馆又发现了这些遗留物。尸体的想象部分 [ cdhyy注：剩余部分？ ] 在晚上被挖出来，焚烧了。它原是埋在马格德堡(民主德国西部城市)一个苏联陆军阅兵场的下面的，尸体的骨灰丢入这座城镇的污水处理系统冲走了。

　　 不只是希特勒的尸体没有妥善安葬在一个可辨认的墓地。不计其数的战争牺牲品——不仅包括交战双方的士兵，同时也有平民——都埋入了炸弹和炮弹炸成的废墟中。从1945年起，沿着泽洛高地，在柏林城南部的松林里，以及在德国重新完成统一后，在新首都的城建的施工地点，每年都能发现大约一千具遗骸。这场由于希特勒为满足不可一世的虚荣心理，而导致的人类历史上最无理性的大屠杀，彻底地揭示了施佩尔关于历史只强调“最终结果”论调的错误。无能、疯狂地拒绝接受现实以及纳粹政权的惨无人道，在它们结束之后才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