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第二十五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5月1日黎明时分，筋疲力尽的苏军士兵纷纷靠着建筑物的墙壁睡在人行道上。口译人员勒热夫斯卡娅在期待帝国总理府被占领的消息时，看到了一名士兵正枕着一扇破门，蜷曲着身体熟睡着。醒来的士兵正重新包扎脚上的绷带，他们根本不知道前天下午希特勒已自杀的事情，其中一些人只要一看到德军战俘仍然会叫喊“希特勒是个笨蛋”。
元首的死讯在当天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一直被严密地封锁，只有几个高级德军官员获悉了此事。党卫军旅长蒙克向克鲁肯贝格暗示了此事，然而他却无法放弃纳粹那种愚笨的华丽修辞手法。“燃烧的彗星消失了。”他只是这样对克鲁肯贝格说。
军官们也正等着谈判的消息。不过那天早上刚过了一半，苏军就恢复了对德军的新一轮炮火袭击，谈判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了。克莱勃斯将军未能达成停火协议。苏军指挥官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戈培尔拒绝了。苏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5突击集团军大量的火炮和“喀秋莎”火箭发射器再次对柏林城早已半毁坏的建筑物进行了打击。
蒙克那天早上还对克鲁肯贝格说，他担心苏军会进入城市地铁隧道并绕到帝国总理府后面。“目前的首先要务是，”克鲁肯贝格记录道，“派遣一小队‘诺德兰’师的工兵通过城市地铁向波茨坦广场前进。”他没有说出细节和具体时间，不过可能就是他的这一命令导致了整个战场中的最具争议性的事件：德国在兰德韦尔运河下建造的城区铁路隧道在特宾斯大街附近那一段被炸毁了。
党卫军工程兵使用的毁坏战术几乎无疑是一种“空心炸药”方式，即，将一大圈炸药捆在顶上将一幢建筑炸毁。这是使用如此少量的炸药来炸毁有如此厚度的加固混凝土建筑的唯一方式。人们对爆炸的估计时间甚至是日期大相径庭，这要取决于抢劫来的手表和钟表，而且与永远躲在暗无天日的掩体和隧道的内的人的判断有关。最可靠的一种说法是，爆炸发生于5月2日早。炸药的爆炸时间出人意料地比计划推迟了很久，可能是因为“诺德兰”师工兵先遣队在实施任务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不管情况如何，爆炸使得大水涌入，从而导致长达25公里的城区铁路和城市地铁隧道的洪灾。对人员伤亡的估计大约为“50～15000”人。一部分柏林人认为，苏联扶植的新德国当局将死者用车运到了安哈尔特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型运河港，然后用碎石将它们掩埋了。根据一些更为保守的说法，死者通常估计约为100人，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隧道内有数万平民和几列“医疗火车”——装满伤员的地铁车厢，不过由于水是向各个方向流，因而水位上升并没有那么快。当洪水上升时，妇女和儿童沿着黑暗的隧道向外奔跑时自然非常惊慌，一些筋疲力尽和受伤的士兵以及喝醉酒的人在水中滑倒了。一些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不过这么高的估计死难人数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地方的水深不到一米半，人们有大量的时间从施塔特米托地铁站附近的所谓“医疗火车”中撤离出去。另外发现的许多尸体同样可能是那些早就在地下救护站因受伤而死亡的士兵和平民的，它们都被置于了隧道连接地段。洪水将尸体冲走了，后来也没有人有时间来确认某些人的具体死因。一些死者显然是党卫军人员，埋于格鲁斯汉堡大街一个犹太人公墓的50名死者中可能就有他们的尸体。
帝国国会大厦内部的战斗仍然很激烈，这使劳动节那天苏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国会大厦楼顶的战绩非常滑稽。一名苏军士兵在努力将一枚德军手榴弹扔回时判断错了目标，结果手榴弹从门过梁上反弹回来并在他脚下爆炸，炸掉了他两只脚。他两旁的士兵们继续战斗，他们又累又渴，嗓子和鼻孔被灰尘和烟干灼得非常痛。这使一名苏军军官不禁想起了1933年希特勒用来镇压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事件。
交火直到下午很晚才停息，地下室的德国人大声叫嚷着希望与苏军高级军官谈判。年轻的涅乌斯特罗耶夫上尉要别列斯特中尉假扮一名上校，他给了他一件皮袄来盖住肩章去与德军谈判。不久，德国人开始从地下室中出来了。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装，身体很脏，没有刮脸，眼睛向四周紧张地张望，“笑起来像一只温顺的狗”。大约有三百名德军士兵和军官放下了武器，近二百人被杀死，地下室中临时建造的救护站内还躺着五百人——他们在苏军对国会大厦发起攻击前就已经受伤了。
另一个更加牢固的堡垒是位于蒂尔花园区西南角的巨大的动物园高射炮台。尽管它牢固得足以能够抵挡203毫米榴弹炮的直接攻击，不过内部的情形却是不可言状的。炮台内部有几千名惊慌失措的平民，在设备完好的野战医院里，还有一千名伤员和病人。
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穿过兰德韦尔运河后从南部攻入了蒂尔花园区，不过攻占动物园高射炮台的任务交给了第79近卫步兵师的两个团。攻占它根本是不可能的，因而在4月30日，苏军派出了德军战俘作为使者交给了德军指挥官一封用铅笔写的最后通牒书。内容如下：“建议你们放弃抵抗投降。我们保证，不会处死任何部队人员，包括党卫军和‘暴风部队’人员。”
5月1日，最后回来了一名战俘，并带来了一个答复：“我们在下午11时收到了你们的通告，我们会在今天午夜投降。要塞指挥官哈勒尔。”哈勒尔实际上并不是要塞指挥官，德军之所以推迟这么长时间做出答复，是因为他们做好准备在当天晚上突围。
那天，德军另外一个被包围的堡垒是柏林最西北角落的施潘达要塞。结构上，它要比动物园高射炮台更为引人注目。施潘达是于1630年用砖在哈弗尔和施普雷河会合处的一个小岛上建造的，战争期间，它名为陆军毒气防御实验室，不过这似乎掩盖了它的真正用途。
在4月30日，苏军第47集团军最后终于要攻打这个可怕的障碍了。该要塞的火炮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哈弗尔河两边的桥。为了避免一场全面攻坚战，集团军指挥官佩尔霍罗维奇将军派出由格里申少校领导的第7部通过宣传涣散敌军的斗志。扬声器卡车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进行广播，而德军则以炮火进行回答。
第二天是5月1日。佩尔霍罗维奇命令派遣格里申少校向要塞指挥官送去一份投降建议书。格里申将下属军官们召集在了一起。“由于任务如此危险，”他说，“我不能对任何人强下命令，我需要有人自愿陪我前去。”所有的七名军官都志愿参加。格里申表示，马库斯·沃尔夫的弟弟和东德未来的电影制作人康拉德·沃尔夫不能去，要塞内有党卫军军官，如果他们意识到他是一名穿着苏军军装的德国人，他们会当场将他射杀。沃尔夫的最好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加尔却被挑选上了。他和格里申挥舞着白旗从树边出来了，他们慢慢接近了德军在一辆烧毁的坦克周围建造的一个障碍，障碍位于护城河上砖桥的前面。
德国人看到他们来了，从一个石头阳台上放下一个绳梯。石头阳台离主要的入口有几十米高，周围设有护栏。格里申和加尔爬上了绳梯，绳梯在空中剧烈地摆动起来。他们爬到了阳台上，忐忑不安地进了后面一个没有照明的房间。他们认出房间内有一群国防军和党卫军军官，很显然，容上校是要塞的指挥官，他的副手是科赫中校。容上校戴着金属镶边眼镜，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剪着一头灰色的短发，军装的领子松松地围在肩上，看上去不像个职业军人。不过格里申和加尔都不清楚他的真正身份。
谈判开始了，苏军一方的谈判者基本上是加尔。加尔是一名犹太语言学家，而格里申几乎说很少德语。科赫解释说，希特勒已经下达了一项命令：任何试图向敌军交出要塞的军官将被当场枪毙。不幸的是，第47集团军还没有听说希特勒已经死了。加尔感觉到，尤其是党卫军军官处于一种神经崩溃的边缘，会不计后果将任何人当场射杀。加尔说，柏林现在几乎是已被全部包围了，苏军在托尔高与美军会师了，进一步的抵抗只是徒劳的牺牲生命。如果他们投降，苏军不会处死他们，每个人都可获得食物，伤员和病人还可以获得医疗援助。他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他们拒绝投降，如果苏军不得不强行攻占要塞，上面的保证无一可以落实。“我们都是军人，我们都知道会流大量的鲜血。如果我们许多士兵在战斗中阵亡，那么我不能保证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么你们将为这儿所有平民的死亡负责。德国已经流了这么多血，保留每一条生命对它的未来都很重要。”
党卫军满腔仇恨地看着他。气氛如此紧张，他担心形势会一触即发。格里申表示，他们需要在下午3时前做出决定。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两名苏军军官转身，走回有光亮的窗户。当他们爬下绳梯时，他们的身体因紧张而发抖。加尔禁不住担心党卫军会在上面把绳子割断。
到达地面以后，他们很想跑步穿过要塞前的空地来到树林中的安全区域，同志们还在那儿等着他们回来，不过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大步快跑的样子。在树林中，同志们跑上前来拥抱他们，他们解释说没有获得任何答复。他们只能等。要塞内有党卫军军官，另外希特勒曾命令将投降的军官当场击毙，这使他们感到非常沮丧。
在第47集团军指挥部，佩尔霍罗维奇将军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会投降吗？”
“我们不知道。根据指示，我们给他们定下了15时的最后期限。如果他们同意投降，就会派一个代表来到我们的前线壕沟。”
“好的，加尔同志。你要确定在那个壕沟内做好准备，以备他们真的投降。”
时间慢慢接近下午3时，气氛又开始凝重起来。苏军开始非常紧张拿德军的守时习惯开玩笑。
“上校同志！”一名士兵同志喊道，“看！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他们辨认出阳台上有两个人影正准备从绳梯上爬下来，要塞守军准备投降了。加尔告诉自己要表现得自然，装作对接受德军投降已习以为常了。
德国使者是埃宾豪斯和布雷特·施奈德两名中尉。他们来到后，俄国军官和士兵们冲上前去拍着他们的后背以示祝贺。他们向加尔解释说，德方同意了投降条件，不过投降协议首先要以书面的形式写下来并要双方签署。苏军欣然将他们领进了第47集团军指挥部，在这儿两名德军使者看到到处都是苏军在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后留下的空瓶子。一名高级军官还在地板上的一张床垫上熟睡。他被叫醒了，看到有两名德军军官后，于是告诉勤务兵准备一些食物。格里申少校来了，他听说德国要塞部队坚持首先要书面写下谈判的细节问题。“典型的德国人！”他嘟囔着。
当谈判细节写下并由双方签署后，苏军军官拿来了一瓶白兰地酒并把杯子倒满。俄国人将酒一饮而尽，布雷特·施奈德中尉在过去的一周内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只谨慎地喝了酒杯的两指宽酒。他们哄然大笑，又将酒杯倒满。他们叫喊着，“战争结束了！”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指挥部上校参谋的到来打断了庆祝活动，他们向他解释了这儿的情况。他转向两名德军军官中较为年长的埃宾豪斯中尉，然后问道，如果苏军坚持对要塞进行重型轰炸和攻击，那么他认为要塞能坚守多长时间。“至少一个星期。”埃宾豪斯语气生硬地表示。俄国上校看着他，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战争结束了。”格里申少校说。“作为军官，你们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桌子上放着一盒“烈马”牌香烟，埃宾豪斯中尉自己可以随便抽。
两小时后，格里申和加尔进入了要塞，这回不是通过阳台而是从大门进去的。俄国士兵将投降部队的武器堆起来，并指挥德军去外面站成一列。
当两名俄国军官站在那里望着这一情形时，容和科赫来到了他们面前。“我们要跟你们说再见了。”科赫以一口标准的俄语说。看到他们脸上惊奇的表情，他笑了。“是的，我会说一点儿俄语。我小时候在圣彼得堡住过。”
加尔突然感到心头传来一丝丝凉意。在谈判期间，科赫一定是理解了他和格里申说的每一句话。不过，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记得格里申没有说过诸如“先答应他们的一切要求以后再说”此类的话。
在院子内，加尔和格里申看到了平民们从要塞内的地下室走出来，他们脸色苍白，战栗发抖。佩尔霍罗维奇将军要加尔告诉平民们他们都可以回家。后来，一名围着头巾的年轻女人(当时由于头发无法洗，许多女人都是这样)抱着孩子来到了他们面前，她感谢他成功地劝说德军投降，从而避免了流血。她泪流满面地转身离开了。
施潘达要塞投降的感人气氛被后来的事件破坏了。容上校和科赫中校实际上是格哈德·容教授和埃德加·科赫博士，这两人是研发沙林和塔崩毒气的主要科学家。他们所在的实验室不是仅如其名字标示的那样，只研究如何对化学武器进行防御，实验室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是“对战争毒气是否适宜用作野战毒剂进行总体测试”。
第47集团军的一名中校立刻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情况并汇报给了苏军专家委员会的一名负责将军。委员会的这些专家们的肩章上都绘有木齿铁轮和扳手标志。将军希望能在第二天与这两名德国人会谈，不过俄罗斯秘密警察军官听到了这个消息，于5月1日晚先行来到将这两名军官提走了。将军大怒。红军直到6月中旬才找到俄罗斯秘密警察关押容和科赫的地方然后将他们接管了过来，最后在8月份将他们押回了莫斯科。
另外两名主要的科学家，施图德雷厄博士和许尔特·奥弗贝格博士关押在了施潘达并被命令“继续工作”。施图德雷厄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使用神经毒气攻击坦克，主要使用了德军在库默斯多夫的老旧的火炮试验场，这是第9集团军在森林中的集合地点。这些人都表示对塔崩和沙林毒气的情况一无所知。另外在红军对柏林形成威胁时，德国已把所有的原料销毁了，因而苏联红军什么都无法证明，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样的问题。
在夏天，施图德雷厄和许尔特·奥弗贝格被飞机押往苏联本土，他们在位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一个特别营与容和科赫会合了。在容教授的领导下，这个小组拒绝与苏联当局进行合作。他们坚持称自己是战俘。苏联带来了其他已经答应合作的科学家来劝说他们改变主意，不过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他们也没因为所持的立场而受到苏联的虐待，并于1954年6月作为最后几批战俘返回了德国。
在柏林南部，第9集团军的残部进行了最后一次攻击以突破科涅夫部队的最后一道障碍。第12集团军在贝利茨地区坚守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保持向易北河方向的撤退路线畅通，同时为雷曼将军指挥的位于波茨坦地区的所谓“施普雷”集团军群的近2万名人员保持一个畅通的行动路线。不过，他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贝利茨那天早上受到了苏军从波茨坦调集来的自行火炮的猛烈轰炸。“空中坦克”飞机中队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俯冲轰炸和对地攻击力度。
一个苏军步兵团已占领了贝利茨南部六公里的一个名为埃尔肖茨的村庄，这是筋疲力尽的德军部队的一个重要交叉口。对德军来说，幸运的是，“库马”师最后四辆“豹”式坦克突然出现了，并逼迫苏军士兵开始向后撤。事实上，“豹”式坦克的油箱已空了要不得不丢弃在那里，不过坦克前面的路段却是非常空阔。许多掉队者都是筋疲力尽和长期食不果腹，因而来到埃尔肖茨后就倒下了。平民们和士兵们一同分享那些人的食物，并照顾伤者，将其送往校舍，那儿有柏林来的一名医生和一名乡村巡回护士在尽力实施救治工作。只有一个党卫军小队还具备足够的气力，能够不中途休息一口气穿过村庄。
在他们身后，森林内的战斗仍在继续，科涅夫的部队继续在追捕德军那些小队或是大队掉队人员。国际劳动节的早上，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一个旅被派遣返回森林“去肃清仍在森林内徘徊的大队德国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苏军指挥官立刻开始实施行动，”报告称，“两个小时内，敌军就损失了13辆运兵车、3门攻击火炮、3辆坦克和15部卡车。”很难相信，德军单独一个战斗编队内仍然还有这么多作战车辆。
苏军部队也在攻击贝利茨。德军一个小队正试图穿越贝利茨南部的一片芦苇地。小队由二百名德军人员组成，配备最后一辆“虎”式坦克和一门攻击火炮。这时他们受到了连续的火力攻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立刻到达树林，并涉水走过涅普里茨河。河对岸有一条通往布鲁克的路，到达那儿后就脱离危险了。
温克的第12集团军参谋人员集合了这个地区的卡车和车辆来运输那些劳累过度的德军士兵。他们成立了一个野战炊事部队，任务是给2.5万名德军士兵和几千名平民做饭。“当士兵们与我们会合时，他们就立刻倒下了。”温克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表示。“有时候，为了让他们爬上卡车，我们需要狠狠地鞭打他们，否则他们会躺在地下永远起不来。这太可怕了。”原来胖乎乎的巴塞将军现在瘦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几乎用尽了最后一点体力。”
事隔许多年以后，许多经历过哈尔伯基尔灾难的人仍然愤愤不平，他们指责指挥官在一切都已失去时还在继续这场战争。“这是绝对的服从，”一名幸存者写道，“抑或是在面临责任时的一种怯懦？那些支持希特勒的军官们在身后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他们全都是只顾自己逃命，根本不管士兵、平民和儿童的死活。”
这种指责尽管包括一定程度的真实成分，不过太笼统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第12集团军努力去救护士兵和儿童的情形时更是如此。即使是在第9集团军内部，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恶劣。另一名士兵回忆了奥托·克里斯特·克拉夫特·冯·阿尔贝蒂尔少校在当天是如何在努力救援一名重伤人员时阵亡的。少校已经看到了集团军的失败命运，也看到了他家在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附近的庄园已被毁。“一个很受人爱戴的领导”被士兵们埋在了通往埃尔肖茨村庄的路边上。
赖希黑尔姆上校本人则痛斥一名高级军官抛弃部下独自逃生的最明显事例。第56装甲军军长霍尔斯特将军下午2时突然出现在第12集团军位于根廷和唐格明德的指挥部。“你怎么在这儿，霍尔斯特将军？”赖希黑尔姆惊异地问道，“你的部队呢？”
“我哪还有什么部队？”霍尔斯特反诘道。
实际上是他抛弃了他们，他和妻子带着两辆车和两匹最好的马离开了。赖希黑尔姆称，他要立刻与温克将军会面。赖希黑尔姆进去把集团军指挥官叫醒了，告诉他一定要把霍尔斯特逮捕。不过温克将军太疲劳了。赖希黑尔姆回来了，“你可以离开希特勒，因为他是一名罪犯，”他对霍尔斯特说，“不过你不能离开部下。”霍尔斯特没有理他，继续穿过易北河向前行进。
在柏林，那天下午，帝国总理府下达了一道命令，支援“诺德兰”师的最后一辆“虎”式坦克要进行撤退，“立即接受蒙克将军指挥”。命令中没有解释原因。由于戈培尔绝对反对任何投降的念头，在没有告知戈培尔的情况下，鲍曼和蒙克开始计划从柏林逃跑。尽管这两人曾下令立即处死不能坚持战斗到最后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自己早就在地下避弹所内准备了用于逃跑的平民服装。
苏军新一轮的轰炸使得克鲁肯贝格先遣队与大部队进行联系更加困难。受伤的弗内特和法国志愿者仍在死守盖世太保设在普林茨－阿尔布切街的总部。在他们东面几百米远的地方是“丹麦”志愿者，正位于腓特烈街的科赫街地铁站周围，而“挪威”志愿者正在莱比锡街和普里特市场附近保护他们的左后翼地区。
戈培尔现在已意识到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要求召见曾同意帮助毒死他六个孩子的党卫军医生孔茨。戈培尔此时正在元首地下避弹所的书房内，与德国宣传部的国家秘书瑙曼进行谈话。孔茨被告知在外面等十分钟，然后戈培尔和瑙曼同时起身离开，让孔茨与玛格达·戈培尔单独待在了一起。她说，元首的死已为他们夫妇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德军柏林城防部队将于当晚努力突围，戈培尔全家因此要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孔茨后来宣称，他努力说服她将孩子们送往医院，将她们置于红十字会的保护之下，不过她拒绝了这一提议。“我们在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他描述道，“戈培尔回到了书房对我说，‘医生，如果你帮助我的妻子杀死六个孩子，我将不胜感激。’”孔茨又一次提出了拯救六个孩子的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帝国宣传部长回答道，“他们是戈培尔的孩子。”他离开了房间。孔茨同玛格达·戈培尔待在一起，后者努力忍耐着同他待了大约一个小时。
过了一会儿，戈培尔回来了。“俄国人可能随时会来并打乱我们的计划，”他的妻子说，“我们必须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玛格达·戈培尔带着孔茨来到了卧室并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支充满吗啡的注射器，她们然后去了孩子们的房间。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早就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了，不过还没有睡着。“孩子们，不要害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打一针，这是儿童和战士们都需要注射的。”然后她就离开了房间。孔茨留下来并给孩子们进行吗啡注射。“注射完以后，”他对锄奸团人员审讯者称，“我出去来到了前厅，告诉戈培尔夫人说，我们要等十分钟让给孩子们睡着。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9时差20分。”
孔茨称，给熟睡的孩子们喂毒药，他下不了手。玛格达·戈培尔告诉他把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通普费格找来。她然后和施通普费格一起掰开熟睡的孩子们的嘴，将毒药胶囊放进了他们嘴里然后将他们的下巴合上。人们后来发现大女儿黑尔格脸上有严重的淤伤，这表明吗啡可能对她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两个成年人试图将她的嘴掰开时，她可能挣扎过。做完这件事后，施通普费格回去了，孔茨和玛格达·戈培尔来到了戈培尔的书房。戈培尔正在房间里非常紧张地走来走去。
“孩子们的事做好了，”她告诉他，“现在我们要考虑自己了。”
“我们快一些，”戈培尔说，“时间不多了。”
玛格达·戈培尔取下了金色的党章和金色香烟盒。金色的党章是希特勒4月27日作为一种荣誉送给她的，金色的香烟盒上则带有“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的标记。在副官京特·施韦格曼的陪同下，戈培尔和妻子上楼来到花园。他们两人拿了两支手枪，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站在一起，而在几米远的地方，希特勒夫妇二人的尸体被火化然后埋在了一个小的弹坑内。戈培尔夫妇咬碎了氰化物胶囊，然后两人同时对自己开了枪。根据另一种说法，施韦格曼后来又对他们开了枪以有备无患。两支手枪和尸体放在了一起，施韦格曼根据承诺将便装油桶里的油倒在了尸体上。然后，他引燃了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个葬礼柴堆。 [ 注：一些历史学家相信，所有情况下使用的毒药都是氢氰酸。苏联对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的验尸报告表明，“在口腔内发现有氢氧酸化合物胶囊的残留物质，这和戈培尔夫妇的情况类似。 ]
下午9时30分，汉堡无线电台向德国人民预告要宣布一个庄严和重要的消息。首先播放了瓦格纳的葬礼音乐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使听众们对将宣布的消息有了心理准备。邓尼茨海军元帅称，希特勒已经牺牲，他“在部队的最前面”战斗而死，邓尼茨本人将接任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由于供电时断时续，柏林城内很少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鲍曼明显不耐烦要等待戈培尔一家人把事了结。魏德林将要在午夜投降，向北穿过施普雷河的突围的行动将要提前一小时进行。元首地下避弹所的人员，包括陶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康斯坦茨·曼齐亚利都已得到命令，提前做好出发的准备。以后，准备自杀的克莱勃斯和布格多夫已无影无踪了。
克鲁肯贝格碰见了阿图尔·阿克斯曼和“诺德兰”师的前任师长齐格勒。蒙克先前曾把克鲁肯贝格召进来问他，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是否仍然希望对市中心进行防御。他补充称，魏德林将军已下令从西北部突破苏军对柏林的包围圈，不过停火协议将要在大约午夜时分生效。克鲁肯贝格同意加入突围队伍，他和齐格勒然后一块去召集“诺德兰”师和在这一地区的其他部队。克鲁肯贝格首先派出了一名助手，命令一些边远先遣队撤退。弗内特上校此时还在普林茨－阿尔布切街领导一支部队防守盖世太保的指挥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后来再看到克鲁肯贝格的助手，他可能是在传达命令途中死了。
当鲍曼和蒙克试图将每个人都编入突围部队时，地下避弹所内顿时一片混乱。最后，快到下午11时了，他们才开始撤退，这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第一队突围部队由蒙克指挥，计划通过元首总理府的地下室出发，然后沿一条非常复杂的路线前往腓特烈大街车站，其他人则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前进。突围途中最困难的地段就在车站北部，他们不得不穿越施普雷河。借助夜幕的掩护渡河是不行的，因为受轰炸的建筑物燃烧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区域。从帝国总理府出发的第一批部队，其中包括蒙克和秘书们，明智地绕开了主要的威丁桥，他们使用了下游的一座金属人行桥，并向慈善医院前进。
“诺德兰”师部队的“虎”式坦克和自行攻击火炮将作为先头部队承担穿越威丁桥的主要突击任务。关于这次突围的消息已经传开，成百上千的党卫军、国防军士兵和平民早已汇集在这儿。对这样庞大的一个会合人群，苏军部队是不可能发现不了的。由“虎”式坦克引导的第一批大规模冲击行动就在午夜过后开始了，不过尽管这辆装甲巨物成功地摧毁了桥北部的障碍，不过它遭到了齐格尔街后面苏军重型火力的打击。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虎”式坦克，后面的许多平民和士兵倒下一片。艾克斯曼受伤了，不过他还是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在坦克被击中时，鲍曼和施通普费格医生被炸昏了，他们后来恢复了知觉并继续前进。鲍曼带着希特勒遗嘱的最后一份复印件，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到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后，他可以利用它在邓尼茨的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
德军不久又发动了一次渡桥攻击，这次是使用20毫米四联装自行高射火炮和一辆半履带装甲车辆。这次攻击行动基本上也失败了。德军大约于早上1时第三次发起了冲锋，一小时后又进行了第四次攻击。鲍曼、施通普费格、施韦格曼和艾克斯曼开始是在一块儿的，一行人沿着铁路线向莱特街车站前进。他们后来分开了，鲍曼和施通普费格转向东北的斯德丁车站前进，艾克斯曼走了相反的方向，不过后来遇到了一名苏军巡逻人员，他回去沿鲍曼的方向前进。不久后，他看到两具尸体，认出了它们是鲍曼和施通普费格，不过没有时间来查看死因。在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中，只有马丁·鲍曼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枪子，尽管这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其他人，包括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戈林都是自行了断的。
克鲁肯贝格同时已集合了大部分党卫军法国志愿者护卫部队，他们同齐格勒和来自“诺德兰”师一个更大的部队会合了。克鲁肯贝格估计这支混合部队中至少有四五个人是获得过“骑士”勋章的。他们在天亮后不久成功地穿过了施普雷河，不过就在离格松登鲁曼地铁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他们遭到了重型火力的攻击。齐格勒被一颗跑弹击中，受了重伤。部队中还有几个人也倒下了，其中包括欧仁·瓦洛特——“骑士”勋章的获得者，一名年轻的法国志愿者。他三天后死在附近的一家地下室。
由于苏军部队在这一地区的增援力量如此之强，克鲁肯贝格和其他人员别无选择，不得不沿原路返回。在齐格尔街的尽头，他们看到了蒙克从他们手中调走的那辆“虎”式坦克，但一个坦克手也没有了。克鲁肯贝格的一名军官发现了附近有一个木工房，在里面，他们发现有一些工作服然后用它进行了化妆。克鲁肯贝格成功地到达了达勒姆，并在朋友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星期，最后不得不投降了。
朱可夫在从第3突击集团军库兹涅佐夫将军那儿听说德军突围的消息后，立刻下令进行全面戒备。可以理解，这一“令人不愉快的说法”——即高级纳粹领导人，尤其是希特勒、戈培尔和鲍曼可能在试图逃跑令他很是不安。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不难想象斯大林会发多大的脾气。苏军军官急忙召集起正在用酒精和女人来庆祝“五一”节的士兵。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一个旅被派去实施搜捕，警戒线也迅速建立起来了。这使贝伦范格少将率领的来自古城堡防区东部的部队进行的第二次突围行动归于失败。他们试图沿着舍讷豪舍里向北部突围。贝伦范格，这名忠诚的纳粹党员和他年轻的妻子在一个小巷中自杀了。
在哈勒尔上校答应交出动物园高射炮台的午夜即将来临时，“明谢贝格”装甲师第18装甲掷弹兵团的剩余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辆开始从蒂尔花园区向西撤退，他们然后向西北方向的奥林匹克体育馆和施潘达地区推进。就这件事同样也很快传出了一些消息，有人传言，温克的集团军正驻扎在城市西北部的措森(瑙恩)，医院火车正在那里等着将士兵们运往汉堡，成千上万的掉队者和平民们或步行或乘着不同的车辆向同一方向行进。一个大约五十人的小队遇到了来自“大德意志”广播中心的三辆卡车，这其中包括希姆莱的弟弟恩斯特。和希姆莱的人生道路不同，恩斯特是一个有名的摄影棚技师。
哈弗尔河有一座桥名为夏洛滕布鲁克，从这里可以通往一个古老的市镇施潘达，桥仍然完好并由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先遣队防守。在滂沱大雨中，在苏军第47集团军的重型炮火攻击下，德军装甲车辆冲过了桥，后面紧紧跟随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和平民。杀戮是惊人的，“到处都流着血，卡车在爆炸。”一名得以逃生的人记述道。德军使用的一项战术明显奏效了。德军在河东岸部署了陆军自行高射炮车辆，它们携载20毫米四联装火炮，压制了苏军的火力。猛烈的火力掩护持续了有一分钟，另一波次的士兵和平民借机蜂拥冲过桥并躲在了对岸一个毁坏的房间内，跑得慢和跛脚的人在空阔区域就成了苏军炮火下的亡灵。除了一波次又一波次步行的人，卡车、轿车和摩托车压着早就被装甲车履带碾碎的尸体也过了桥。有许多人过桥时死了，其中就有恩斯特·希姆莱，可能是死在敌人的枪下抑或是被蜂拥的人群践踏死的。
虽然桥上的杀戮惊人，然而大量的德军却使苏军不得不撤向河岸。施潘达镇大厅炮塔内的苏军机枪持续给德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两辆“虎”式坦克然后轰炸了拉特豪斯，第9装甲师的一个小组攻占了这炮塔。装甲车辆主力部队继续向西面的斯塔肯推进，不过大部分的部队在后来两天内都被包围起来了，只有少数人到达了易北河和安全地带。
根据方面军指挥部的命令，苏军军官仔细地检查了坦克内被烧毁的尸体。“死去的坦克手，”朱可夫写道，“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希特勒的随从，不过要确认燃烧坦克内的尸体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在德国人在试图冲出苏联的包围圈时死了多少人。
5月2日上午1时55分，18岁的播音员理查德·拜尔在马祖里掩体内的播音室内进行了“大德意志”电台的最后一次播音。俄国人忽略了德国在泰格尔还有一部发报机。“元首已离开了我们，”他根据稿子宣布道，“帝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