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毁灭·第二十四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苏军计划于4月29日拂晓发动对帝国国会大厦的攻击。苏军指挥官急于占领它，以便为莫斯科的“五一”庆典作准备。
不过压力来自指挥链中的那些人，他们急切希望达到作战结果，同时认为一切都是照原计划进行，斯大林什么都没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苏军一旦完成了对城市的完全包围，就已阻止了美军的介入，斯大林已经放心了，不再会干预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了。不过，帝国国会大厦仍然是对“法西斯巨兽”取得胜利的首选标志目标，因而它自然成为了苏联舆论的焦点。
就在几小时前，一名战地记者被召进第150步兵师的指挥部并被命令交出手枪。他照说的那样做了，害怕犯了一些过失被遣送回国。一名上校拿走了他上缴的手枪然后出了房间，回来时拿着一件崭新的武器，这名战地记者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上头有命令，”上校说，“任何人去帝国国会大厦前必须配备一把冲锋枪。”
在零零星星的交火声中，沿着一条曲折的路线，这名记者被带到了“希姆莱的官邸”——德国内务部。上面几层楼的战斗仍在继续，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冲锋枪咔嗒咔嗒的扫射声清晰可闻。在地下室内，厨师们几乎发出了同样大的噪音，他们正在为攻击部队准备早饭。在一楼，涅乌斯特罗耶夫上尉——一名将要带领苏军对帝国国会大厦发动攻击的营长——此时正努力确定所处的位置。他一会儿低下头看地图，一会儿又抬起头看看前面的灰色建筑物。这时，对作战延误感到极不耐烦的团长来了。
“我们前面有一幢灰色建筑。”涅乌斯特罗耶夫解释道。团长从他手中一把抓过地图，开始研究起了他们所处的位置。“涅乌斯特罗耶夫！”他气恼地叫道，“那是帝国国会大厦！”年轻的营长从来没想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已如此接近。
这名记者也正透过窗户向外凝神，外面的国王广场“到处都是炮火弹光和炸弹的爆炸声，曳光弹不时划过夜空”。帝国国会大厦距此地已不到四百米了。“如果不是因为战斗，”他写道，“几分钟就可走完这段路程。现在看起来它却是不可逾越的，一路上都是弹坑、铁路枕木、一段一段的铁丝和壕沟。”
德国防御者在整个国会大厦周围设置了防御工事网，更令人感到畏惧的是，一道天然水障流过国王广场正中央。隧道被炮火炸塌了，充满了从施普雷河渗透过来的水。隧道本来是作为阿尔伯特·施佩尔的日耳曼人新纳粹首都宏伟开发工程的一部分而进行挖掘的，现在，美丽一如“希罗尼穆斯·博施风景画”的地方已风光不再。一些现实主义者搞了一个恶作剧，他们将帝国国会大厦正面被盟军炸弹轰炸掉的女神柱头像放在了石头堆上。
早饭后，“每个人都开始检查他们的武器和备用的弹药”。早上6时，第一支突击连冲出去了，他们“才刚过了五十米就被敌军强大的火力压制得趴在地上”。两个实力大减的排随后又发起了冲击，不过又有许多人都牺牲了。重型火力同时来自国王广场西部的“克勒尔”国家歌剧院和国会大厦本身。由于攻击部队陷入交叉火力网之下，苏军迅速部署了另外一个师来攻击歌剧院，不过他们要首先扫除筑堤后面的建筑物。为了支持对国王广场发动攻击的步兵，苏军在那天早上同样在莫尔特克桥部署了更多的自行火炮和坦克。炮火硝烟使得士兵们几乎看不到天空。
在重型火炮和坦克火力的支援下，第150步兵师营在上午11时刚过就到达了灌满水的隧道。不过两小时后当他们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冲击行动时，他们后方受到了重型火炮的阻击——在两公里外动物园掩体内，德军使用掩体顶端的防空火炮对他们开了火。他们被迫隐蔽起来，并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发起攻击。在下午，第171步兵师继续清除国王广场北部外交部内的建筑物，并且调集了更多的自行火炮和坦克。包括152毫米和203毫米榴弹炮在内的大约九十门火炮和“喀秋莎”火箭发射器持续对国会大厦进行轰炸。鉴于它能够承受如此大的打击，这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座五十年前第二帝国时期建造的建筑物多么牢固。
那天早上另一幢遭受重型轰炸的著名建筑就是戈林设在威廉街的空军总部，它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抵抗力同样很好。由于它非常坚固并且接近帝国总理府，因而成了纳粹党高级成员的一个会集点。他们穿着军装，假装在进行这场伟大的战斗。制服的混杂非常鲜明：在空军和党卫军人员中间，有一名年长的人民冲锋队军官，穿着一战时期的“威廉明妮”军装，看上去像是“刚从蜡像博物馆里逃出来”。
政府办公区现在是重兵把守，所有的部队都已撤进了里面，一共有近一千人，包括一大部分党卫军外国志愿者。不过向西撤退的路线实际上已被切断了。分别从蒂尔花园区南部和北部实施攻击的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3突击集团军只是受到了来自动物园大规模高射炮火的阻滞。在他们后面，科涅夫坦克部队剩余的一个军和朱可夫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分别从南北方向占领了夏洛腾堡的大部。不过在西部，希特勒青年团先遣队仍然死守赫尔街的部分地区和哈弗尔河上的皮切斯多夫桥。他们同样守住了通往北部仅两公里远施潘达的一座桥。
在那个冰冷的雨天早晨，驻守在威廉街的党卫军法国志愿者早已是饥肠辘辘。当有人带进来一个面容恐慌的敌军士兵时，他们立刻抢过了他的小帆布配给包。这位俘虏一直对他们说自己是乌克兰人不是俄罗斯人，他还透露第二天苏军将对他们发动大规模进攻。不过，“查理曼大帝”已剩下了不到三十人，而且已用光了一大部分储存在帝国总理府的反装甲手雷。另外，党卫军“赫尔曼·冯·肖尔茨”营最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辆“虎”式坦克也撤进了蒂尔花园区，以抵挡为第3突击集团军和第8近卫集团军提供作战支援的苏军坦克。
在元首地下避弹所内，元首死的那天早上“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时有军官们进进出出”，不过气氛却是异常凝重。希特勒由于害怕毒药不起作用，因而在前天晚上坚持对施通普费格医生的氰化物胶囊进行了试验。希特勒钟爱的德国牧羊母犬“布伦迪”自然成了试验对象。他对这种狗的感情要追溯到1932年，那时在他穷困潦倒时，有人送给他这样一只狗。由于所住的房间太小根本不足以养狗，他不得不把狗寄养在别处。这只狗后来又逃回来了，这件事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他对无条件忠诚的痴迷。不过布伦迪的绝对忠诚并没有能够挽救她和产下的四只小狗的命运。它们被带到了帝国总理府花园毒死了，戈培尔的孩子们才刚还同这些大脚爪的小狗们嬉戏呢。
希特勒除了担心希姆莱的背叛，另一件让他最为忧虑的事就是害怕被俄国人活捉。已经有消息称，墨索里尼已被游击队处死，他和情妇克莱尔·佩塔奇的尸体被倒挂在了米兰。有人就这篇无线电新闻报道给他准备了一篇特大号的“元首字体”抄本，这样希特勒就不用戴眼镜看了。很可能是希特勒用铅笔在“倒挂”一词上加了下划线。希特勒无论如何已作了决定，自己的尸体将被火化以免俄国人把它放在莫斯科展览。历史记录也是他深深关注的一个问题。新娘子愿意陪他一同自杀，如果她不愿意，他显然也不想让她活着接受敌人的盘询。这样，死亡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晚上收到了来自凯特尔陆军元帅的电文，他证实不会再有任何救援力量了。而那天早上，在苏军对政府办公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炮火轰炸后，蒙克旅队长也警告称他们只能抵抗两天或更少的时间了。魏德林将军后来在那天早上晚些也来了，他估计由于缺乏弹药，德军的抵抗在晚上就可能崩溃。他再次要求准许他带领部队从柏林突围，希特勒没有马上答复。
当魏德林与希特勒在一起时，爱娃·希特勒带陶德尔·容格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她送给了容格一件自己显然从来没有穿过的银灰色狐皮披肩。陶德尔·容格猜测着当希特勒和妻子单独在一块时会谈些什么内容，他们两人缺乏大多数新婚夫妇所共有的话题。她同样在想自己穿着这样一件银灰色狐皮披肩如何能逃出柏林市中心。(希特勒送给爱娃的礼物品味在最近几年已有很大的提高。1937年，他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有关“埃及之墓”的书。)
魏德林将军此时已返回了布德勒区。一路上，他躲过炮火轰炸，弯腰冲过一道又一道废墟。对他这样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进行这样一个旅程实在是不堪重负。下午一时，在他刚返回指挥部一小时后，一名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一个先遣小队的护卫下从帝国总理府来到了这儿。他交给魏德林一封信，信上印有鹰、纳粹十字标志和镀金大写的“希特勒”字样。希特勒在信中对魏德林指示道，绝对不允许投降。如果能够与其他作战部队会合，魏德林可实施突围。“如果突围后找不到其他部队，那么就组织小股部队在森林内继续战斗。”这个森林正是希特勒拒绝“在里面游荡”的森林。魏德林顿时来了精神，他乘坐“诺德兰”师的一辆侦察车从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通告指挥官们做好准备，他们将于晚上10时从夏洛腾堡向西突围。
中午饭前，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斯谢，详细指示他如何处理自己和妻子的尸体，(苏联锄奸团在5月份的前几天在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得出结论，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在前一天即4月29日即接到命令，向帝国总理府花园运送几桶便装汽油)。希特勒然后同他的营养学家康斯坦茨·曼齐亚利，以及留下的两名秘书陶德尔·容格和格里达·克里斯蒂安共进了中餐，爱娃·希特勒大概是没有食欲因而没有同他们一块吃饭。尽管希特勒看起来非常平静，不过他们在进餐时并没有谈话。
饭后他来到了妻子的卧室。一会儿以后，他们两人出现在了前厅的走廊，京斯谢已经召集纳粹核心阶层的人都来到了这儿。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布格多夫将军和两名秘书同他们进行了最后的道别。玛格达·戈培尔显然情绪混乱，呆在地下避弹所房间内没有出来。这间房是她从马苏尔医生手中接管过来的。希特勒穿着平时经常着的服装：“黑色裤子，灰绿色的军用上装”，白色衬衣扎着领带，这身装束将他同其他纳粹领导人明显区别开来。爱娃·希特勒穿着一件黑色礼服，“胸前别着粉红色的花”。希特勒漠然地同他那些亲密同事们握了下手，然后离开了。
地下避弹所下层房间已清扫干净。不过这儿却不是死一般的寂静，楼上的帝国总理府小卖部传来了开派对时的大声喧闹，党卫军接线员罗胡斯·米斯被命令打电话制止他们喧闹。另外一名警卫人员也被派去加以制止。京斯谢和另外两名党卫军军官站在走廊里，指示他们要使元首最后保持清静。不过又一人打破了寂静，这次是玛格达·戈培尔，她请求去看看希特勒。当门打开时，她一把推开京斯谢闯了进去，不过希特勒把她打发走了，她哭着回到了房间。
似乎没有人听到希特勒对着自己头部开枪的声音。下午3时15分刚过，京斯谢、戈培尔、鲍曼和最近刚到总理府的艾克斯曼跟着希特勒的男仆海因茨·林格走进了希特勒的起居室。其他人透过他们的肩膀向里面窥视，门然后在他们面前关上了。京斯谢和林格抬着用国防军毛毯裹着的希特勒的尸体来到了走廊，沿着楼梯走到了总理府花园。林格偷偷地取下了他主人的手表，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在苏军到来把他变作战俘前，他还要想办法处理掉它。爱娃·希特勒的尸体——毒药使她的嘴唇有些卷曲——也抬了上来，放在了希特勒尸体的旁边，离出口不远。有人然后用便装油桶给两具尸体浇上了汽油，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多夫依次对元首进行最后的致敬。当用作引火的纸和破布扔在两具尸体上时，他们举手行了希特勒式的敬礼。一名曾在小卖部与一群人喝酒的党卫军警卫从侧门里看着这一情景，他迅速下了楼梯跑到地下避弹所。“元首火化了，”他对罗胡斯·米斯叫道，“你不去看一看？”
第3突击集团军的锄奸团先遣队前一天接到了前往政府办公区的指示，他们不久发现最终目标其实是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很少，自相矛盾而且不可靠。”锄奸团大队口译人员叶连娜·勒热夫斯卡娅写道。苏军给一个侦察连下达了活捉希特勒的任务，不过他们并不确定希特勒是否在柏林。锄奸团大队审讯了一个“活口”，不过他年龄只有15岁，是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眼睛充血，嘴唇爆裂”。勒热夫斯卡娅记录道，他曾向他们开枪，“现在他坐在这儿，四处观望，什么都不懂。他还只是个孩子。”他们在4月29日晚很幸运。一名试图与母亲会合的护士在穿过苏军的防线时被抓住了，她没有戴制服帽。前天，她还在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同伤员们在一起，她听说希特勒“在地下室”。
勒热夫斯卡娅描述称，一辆美制吉普车是如何带她们向市中心前进的。一路上她们通过了被炸开的路障并跃过坦克壕沟——部分充满碎石和前进的坦克扔掉的空油桶。“当我们接近市中心时，空气开始变得凝重了。那些日子留在柏林的任何人都会记起那有刺激味道的、充满浓烟的空气，天空因漂浮着浓烟和砖灰而变黑了，人的牙齿上经常有沙砾的感觉。”
由于轰炸和街道上充满碎石的原因，她们不久就不得不放弃了车辆。她们带的市区图几乎毫无用处，街道标志在轰炸中被毁坏了，因而他们不得不向德国人问路。在路上，她们看到，信号兵从洞中钻过墙，然后展开陆上电缆；一辆草车将干草和受伤的士兵带向了后方区域；作为投降标志的床单和枕头套从头顶上的窗户外垂下来。轰炸剧烈时，她们就取道地下，从一个地下室穿过另一个地下室。“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德国女人们问她。在街上，她看到，“一名老年女人，没有戴帽子，扎着显眼的白臂章，带着一名小女孩和小男孩穿过马路。两个小孩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也都戴着白臂章。当她经过我们身旁时，老女人叫了起来，根本不管我们是否能听懂。‘她们都是孤儿，我们的房间被炸了，我正将她们带到别处，她们都是孤儿。’”
戈培尔的六个孩子根本没有成为孤儿的危险，她们的父母准备带她们一块儿共赴黄泉，或者更精确地讲，是先送她们上路。
戈培尔的孩子们似乎非常喜欢地下避弹所的新生活。每次使地下避弹所都感到震动的爆炸后，男孩子赫尔穆特都会宣布一下，仿佛这只是个游戏。“阿道夫”叔叔对他们很宠爱，给了他们很多三明治和蛋糕，将它们放在了茶几上，上面蒙有一块儿僵硬的印有花押字的桌布。孩子们甚至可以使用希特勒的个人浴室，这是整个地下避弹所内唯一一个浴室。不过她们的父母早就为她们的未来作了打算。在4月27日晚，玛格达·戈培尔在地下避弹所走廊拦住了刚来的党卫军医生赫尔穆特·孔茨。“她说需要同我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孔茨在这件事后不久对苏联审讯者称，“她立即补充说，形势已到了这个地步，最为可能的是由她和我将孩子们毒死。我同意了。”
孩子们没有被告知4月30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看到母亲极度紧张的情形，她们一定是想到发生了一些极为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想起给孩子们吃午饭，直到最后陶德尔·容格突然想到了孩子们，这也预示着下午将要发生的不祥的事情。
当尸体还在上面花园内燃烧的时候，地下避弹所内大多数人的心情开始有所好转。许多人开始酗酒，不过鲍曼却把主要心思放在了政府更替和下一届德国政府组建事宜上。他向邓尼茨海军元帅发了一封电文，邓尼茨此时正在设在波罗的海海岸基尔附近普伦的指挥所里。电文只是简单地通知是邓尼茨而不是帝国空军司令戈林被任命为元首的接班人。“委任状已发出，您应根据当前的情况，立即采取一切相应的措施。”他没有告诉邓尼茨元首已死，可能是因为没有希特勒，他没有任何权力基础。最糟糕的是，希姆莱在普伦与邓尼茨在一起，邓尼茨并没有因叛国罪拘捕他。如果说鲍曼还有机会加入新一届纳粹政府并同希姆莱对抗，那么他需要离开柏林。不过，戈培尔、克莱勃斯和布格多夫都决定留在柏林自杀。
还有一些不希望自杀的人，其中就有巴塞的第9集团军，他们试图从柏林南部的森林突围。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士兵和平民已偷偷溜过科法涅夫元帅的封锁线。急急如丧家之犬，尽管疲惫不堪，他们仍逼迫自己前进。
一些编队早已到达了库默斯多夫的预定会合地点，另外一些部队还正向这儿奔赴而来。就在前一天，第9集团军的部队又进行了一次努力，试图用几辆坦克作为先头部队带领平民冲过前面的障碍。苏军一阵猛烈的炮火行动粉碎了他们的突围行动。苏军第530反坦炮兵团负责在没有步兵支援情况下守住库默斯多夫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此时他们发现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德军向他们冲来，试图突破防线。“炮手通常不得不抓起冲锋枪和手榴弹打退德军步兵。”苏军报告称。报告然后夸张地宣布，敌军“在他们的火炮阵地前留下了1800具尸首、9辆坦克和7辆半履带装甲车辆”。
德军“库马”师的一名下士看到最后三辆“虎王”坦克因燃油耗尽被丢弃和炸毁。第9集团军指挥部的军官现在也不得不步行，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丢弃了“大众”敞篷车。他们的装束看上去很奇特，也很引人注目。他们下身穿着带有总参谋部宽线条纹的裤子，却戴着钢盔，拿着卡宾枪。这名下士说，他们紧张地四处张望，非常不习惯森林中的近距离作战环境。不过，真正的危险来自空中攻击和有故意使炮弹在树梢上爆炸的炮兵。“我们到达了一个空地，那儿只剩下了一辆坦克，地下早躺满了伤员。我们走开了，其他士兵彼此争着爬上一辆坦克的景象太恐怖太让人感到心酸和痛苦了。”爬上坦克顶的人将重伤员挤开，许多重伤员的胳膊和腿被炸掉了，残肢上的绷带也松开了。
当人们的压力达到极限时，它会以猜疑的形式爆发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内部就突围方向发生了争执。一个人抓住另一个和他意见不合的人，逼得那人背靠在树上，并对着他的脸尖叫：“你这个叛国者，你想把我们领到俄国人的手中。你是自由德国组织的人！”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他拔出枪对着那个人的脑袋开了一枪。
在柏林市中心，那些躲在防空洞和地下室的市民们仍旧过着一种极度灾难性的生活。有条理的生存方式已完全崩溃，人们试图通过营造一种例行性的活动以安慰自己。在一个离政府办公区非常近的地下室内，一个裁缝的妻子总是在同一时间准时地将一块餐巾铺在她大腿上，将一块儿面包切成小块儿涂上果酱，然后分给丈夫、女儿和残废的儿子。
许多人现在都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一名抱着瘦弱小儿子的年轻女人总是不停地讲自己的丈夫。他是一名消防队员，后来被送到前线去了。她有两年没见着他了，她排遣忧虑的方式就是为他列一个家务活清单——换一个门把手，换一个窗钩。不过，现在房屋在炮火中又被烧毁了。“孩子一脸痛苦的表情，”口译员勒热夫斯卡娅在等待帝国总理府被占领时记录道，“他显然很难忍受母亲老是讲这个故事，这已是第一百遍了。”
由于担心混战中会受到不正当的报复，因而每个人都感到战栗不安。妇女们一有机会就溜回自己楼上房间，撕碎和烧掉希特勒的照片或是任何可能暗示支持帝国的东西。他们甚至被迫毁掉丈夫、兄弟或是情人的近照，因为照片上的他们穿着国防军的制服。
柏林城中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外部世界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那天解放了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西方盟国同时发现，在罗科索夫斯基冒险穿过梅希伦伯格后，克里姆里宫已意图占领丹麦。英军迅速做出了反应，向汉堡和波罗的海海岸的基尔前进以拦住苏军。
在4月30日，杜鲁门总统同样告诉马歇尔元帅，英国已请求美国派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先行解放布拉格。“我个人认为，”马歇尔元帅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称，“除了从后勤、战术和战略意义上考虑，我很不情愿仅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美国领导人仍然未能领悟到这一事实：德军在全力抵抗苏军的同时却是迫切地希望向美军投降。曾在1933年推动希特勒上台的弗朗茨·冯·巴本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对美国审讯者表示，德国人害怕所有的男性都成为苏联的奴隶。他们怀疑，“各方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秘密协议，俄国人得到了许诺，他们可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人力。”
那天早上传达希特勒信息的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下午6时又回到了魏德林将军设在布德勒区的指挥所，当时魏德林将军和参谋们正根据希特勒的授权制订当天晚上的最终突围计划。这名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传达了一份电文，要求所有的突围计划暂且搁置。魏德林要立即向帝国总理府汇报。
当魏德林到达元首地下避弹所时，他受到了戈培尔、鲍曼和克莱勃斯的迎接。他们将他带到了希特勒的房间，告诉他元首夫妇在这儿自杀了，两人的尸体己被火化并埋在了楼上花园的一个弹坑内。魏德林被逼发誓，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这个消息。外部世界了解这个消息的唯一人选就是斯大林。他们将在当天晚上安排与苏军的停火，克莱勃斯将军将告知苏军指挥官然后由后者转达给克里姆林宫。
颇感迷惑的魏德林不久就给指挥部的雷费尔打了个电话。他表示不能告诉他这儿所发生的事情，不过需要参谋部的大量参谋人员立刻与他会合，包括参谋长冯·杜温上校。
苏军继续利用重型火炮对距离帝国总理府北部不到一公里的国会大厦进行攻击。一个突击营的指挥官涅乌斯特罗耶夫上尉深受一个问题困扰。所有的军士都希望自己的排都能够第一个冲进国会大厦，每个人都想着将第3突击集团军的红旗插上国会大厦，这一行为将获得苏联永远的荣耀。为了“送给斯大林的一个特别礼物”，涅乌斯特罗耶夫营组建了一个红旗方队，成员经过政治部挑选，全都由共青团员组成，其中包括一个格鲁吉亚人。有些民族的成员被断然排除在外，如车臣、蒙古和克里米亚鞑靼族人，因为苏联英雄的称号被禁止授给那些流亡民族的人。
师长沙季洛夫将军一阵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给了方面军指挥部一个错觉，他们以为帝国国会大厦早已被占领，并将这一消息迅速报告给了莫斯科。现在，他命令下属指挥官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红旗插上楼顶。由于浓烟，夜幕过早地降临了。大约下午6时，第150步兵师的三个步兵团在坦克的全力支援下，开始对国会大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行动。
步兵们发现窗户和门都被封闭或是用砖堵死了，他们需要重型火炮炸开一条通路。他们最终冲到了大厅，之后发现德军防御者从楼上石头阳台上使用反坦克手雷或是手榴弹攻击他们。苏军一名攻击者别利耶夫大尉清楚地记得巨大的石头柱上溅着的血迹。
伤亡是惨重的，不过红军士兵根据通常的战术，组合使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从栏杆后面进行开火，开始沿着宽敞的楼梯一步步地向上前进。由海军人员、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组成的德军守军有一部分撤进了地下室，其他人则是沿着走廊边战边向后和向楼上撤退。反装甲手雷和手榴弹使许多房间着起火来，不久大厅就充满了浓烟。
这像是一场殊死的橄榄球比赛，当参赛双方还在混乱中并列争球时，红旗方队的两名成员试图乘乱带着红旗冲向楼顶。他们成功地到达了二楼，然后却被机枪火力压制得寸步难行。护旗方队所在的团称，护旗方队成员于下午10时50分又进行了一次冲锋并获得了成功，红旗最终飘扬在了国会大厦的顶楼上。这种说法需要谨慎地对待，因为苏联一直宣传国会大厦是于5月1日被占领的。
不管确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胜利红旗的升起”那时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甚至是苏联官方说法都承认这场残酷的战斗持续了整晚。当苏军一步步向楼上冲击时，德军开始在地下室从后面对他们进行攻击。有一时，克洛奇科夫中尉看到一群士兵蹲着围成了一个圆圈，看上去像是在检查地板上的什么东西。他们突然一起向后跃开，然后他看到地板上有一个洞。这一群人刚才是同时向在下层地板上的德军头顶扔了手榴弹，而德军却根本没有发现他们。
在柏林市中心，那天晚上，遭受过轰炸的建筑物燃烧的火光映红了黑漆漆的街道，并在地下投下了形状非常奇怪的阴影。空气中的烟灰和尘土几乎让人无法呼吸，不时地会传来石头建筑轰然倒塌的声音。更具恐怖效果的是，探照灯光束晃来晃去，搜寻德国空军早已销声匿迹的夜空。
一个党卫军外国志愿者士兵小队躲在了“大陆”旅馆内的地下室。妇女和孩子早就把这儿占满了，他们不自然地用眼睛瞅着因战争而变得精疲力尽的士兵们。旅馆的经理来到他们面前，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杰考伯大街的防空洞。这群党卫军外国志愿者感到一阵痛苦的怨恨，他们为了这些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却对他们抱以冷眼。他们转身离开了。仍在战斗的士兵们发现自己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们不再是勇敢的防御者，而是一种危险。在医院，甚至有一家传染病院，护士们立刻没收了刚到的伤员的武器，这样俄国人就找不到任何射杀伤员的借口了。
曾和蒙克一同待在帝国总理府的“诺德兰”师的前任指挥官齐格勒，突然出现在了驻威廉街的德国空军部。不用说，他已经明白了情势的迫切。不过，让每个人惊奇的是，由一名比利时人指挥的只有20名党卫军人员的一个排也来到了。这个排的人都在大声欢笑，在场的一名士兵写道：“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刚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支部队刚在安哈尔特火车站进行了一次坦克搜捕行动，并宣称已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坦克的坟墓”。对那些防御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最后一个阵地的外国志愿者来说，由于共同面对死亡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非比寻常的友谊。在“诺德兰”师隶属空军部指挥的一个组成部队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三个拉脱维亚人和“我们的两名俄国士兵”——毫无疑问是吸收进战斗部队的“希维人”。
雷菲奥尔上校在布德勒区接到了来自帝国总理府的一个电话。根据命令，他负责向苏军在柏林的指挥部传达一个信息，转达克莱勃斯将军希望同苏军安排一个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的意愿。
双方在苏军第8近卫集团军作战区域安排停火。整个过程从下午10时开始，直到第二天一大早才结束——这已是5月1日了。崔可夫将军命令发给克莱勃斯将军一张通行证，使他可以来到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该指挥部设在了腾珀霍尔夫机场西部舒伦堡的一个半郊区房屋内。崔可夫一直在与作家弗塞沃德·维什涅夫斯基、诗人多尔马托夫斯基和作曲家布兰特进行庆祝，这三人在柏林的主要任务是创作一首二战胜利的颂歌。
克莱勃斯将军在大约下午10时来到了前线，陪同他来的还有冯·杜温上校和担任上校翻译的一名拉脱维亚人尼兰蒂斯。克莱勃斯将军本人尽管一直主张对苏军进行全面抵抗，他自己却早已每天都偷偷地在剃须镜子前加紧学俄语。
德国的全权大使就在早上4时前被带到了崔可夫的指挥所。布兰特由于是唯一没有穿军装的人，因而被推进了碗碟橱中。穿着随军战地记者服装的维什涅夫斯基和多尔马托夫斯基假扮了参谋军官。
克莱勃斯开始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对机密的消息。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外国人，阿道夫·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崔可夫直接撒了个谎，以迷惑谈判对手。
克莱勃斯然后宣读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和戈培尔的一份声明，声明要求“为已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寻求一个最令人满意的出路”。坐在崔可夫右侧的维什涅夫斯基在笔记本中记录下了整个谈话过程。
崔可夫然后给在施特劳斯贝格指挥所的朱可夫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朱可夫立刻派他的副手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来到了崔可夫的指挥所，他不希望最后宣称接受德军投降的是他的死敌崔可夫。朱可夫然后给正在别墅内的斯大林打了个电话，斯大林的警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接了电话。“斯大林同志已上床休息了。”他对朱可夫说。
“请将他叫醒。情况紧急，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斯大林几分钟后拿起了电话，朱可夫向他通告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
“现在他终于灭亡了，”斯大林评论道，“很可惜我们不能活捉他。希特勒的尸体在哪儿？”
“克莱勃斯将军说尸体火化了。”
“告诉罗科索夫斯基，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不要同克莱勃斯或是希特勒政权的任何人进行谈判。如果没有紧急情况，早上之前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我希望在阅兵前休息一会儿。”
朱可夫完全忽略了苏联要在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在红场举行“五一”阅兵，贝利亚还特别解除了莫斯科的宵禁。朱可夫想到首都的卫戍部队此时正进行调动以部署在苏联领导人集合的列宁博物馆 [ cdhyy注：列宁墓 ] 和阅兵路上。
崔可夫对德国一方的真实状况实际上一无所知，每次当他谈到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时，克莱勃斯就会扮演起一个外交家而不是一个军人的角色，他辩称，苏联一定要首先承认邓尼茨政府，只有那样，德国才能向苏军投降，从而阻止“叛国者”希姆莱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单独签订投降协议。不过崔可夫凭着他那强烈的小农意识般的机灵劲儿，识破了他的伎俩。
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此时已加入了与克莱勃斯将军的谈判，他最后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他们非常狡猾，”他说，“克莱勃斯宣称自己没有权力就德国无条件投降问题作决定。根据他的说法，只有邓尼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具备这个权力。克莱勃斯试图与我们达成停火协议，如果他们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想就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说得很对，瓦西里·丹尼洛维奇。”朱可夫回答道，“告诉他如果戈培尔和鲍曼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将把柏林炸成废墟。”在与苏军大本营进行协商后，朱可夫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期限设定为5月1日的早上10时15分。
没有收到德国方面的任何答复。最后期限已过去了25分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对市中心的其他地区发动了“飓火攻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