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希望·第二十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处于恐惧中的柏林人不得不相信戈培尔的对外宣传，寄希望于温克率领集团军正赶来救援。
对美国正在着手对抗苏联战斗的谣言，他们也是半信半疑。在4月23日的夜里，许多人都听到了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过，却没有投放炸弹。人们传言那些飞机一定是美国飞机，或许是 美军在空降伞兵部队。但是，美国的两个空降师却根本没有登机。
那时候，唯一到达柏林的一支部队既不是美军也不是德军，而是一支法国志愿者部队。4月24日星期二早上4时，正在新施特雷利茨附近的党卫军训练营的克鲁肯贝格旅长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自波美拉尼亚之战后，“查理曼大帝”师的残余部队就驻扎在这里。电话是从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打来的。魏德林将军已经告知海因里希，坚持撤掉齐格勒旅队长的“诺德兰”师长职务。电话通知克鲁贝格旅长立即向柏林进发，但是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只是被简单告知到帝国总理府向党卫军地区总队长费格莱恩处报到。参谋建议他带着护卫，因为在去往柏林的路上或许会有麻烦。
恩里·弗内特是位幸存下来的营长。当时，他立刻被叫醒，并集合起下属。克鲁肯贝格，穿着一件党卫军将军所穿的长长的灰色皮革大衣，开始了对下属官兵讲话，他要求志愿军护卫他去柏林。大多数人显然都乐意去，由于车辆有限，克鲁肯贝格和弗内特从中选出了9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军官，就连师里的随军牧师蒙西尼奥雷伯爵也去了。克鲁肯贝格在战后辩称，这些志愿者都不是纳粹主义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辩解也许是对的。不过，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或许比意大利或是西班牙更接近于纳粹主义。不管怎么说，这些志愿者随时准备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中献身，都是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无论他们是相信“新欧洲”主义或是“老法兰西”。
志愿军在口袋和帆布背包里塞满了弹药，带上了营部剩余的反坦克手雷。上午8时30分，他们在路旁列队，随后登上了车辆。他们突然看到帝国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独自驾驶着一辆敞篷梅塞德斯车过来了。希姆莱的车子从他们的右边疾驰而过，希姆莱甚至都没有认出自己的部队。他没有带警卫和随从。直至数年后，克鲁肯贝格才想到，当日希姆莱一定是从吕贝克返回他在霍恩吕兴的秘密住所。前一天，他已经同瑞典红十字会代表贝纳多特伯爵见过面了。
两辆装甲运兵车和三辆载重卡车向柏林进发了，他们已经得到消息，苏联的坦克已经到达了奥拉宁堡。因此，克鲁肯贝克选择了一条更偏西的路线。进入柏林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管是派遣的分队、流浪者、难民或是外国工人，每个人都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柏林。许多德国国防军士兵嘲笑这些“查理曼大帝”师的志愿军，提醒他们前进的方向是错误的。一些国防军士兵敲着自己的脑门，嘲笑他们脑子有问题。一些士兵大喊着战争快要结束了。他们还遇到了“诺德兰”师的信号分队。信号分队的指挥官说，他们已接到了转移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命令。这时，克鲁肯贝格已经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个消息。而且，他也不清楚齐格勒与魏德林之间的过节。
在前进的路上，一架苏军战斗机对他们进行了机枪扫射，打死了其中一个人。在不远处传来的轰隆炮火声中，克鲁肯贝格指挥着车队沿着小路向前推进。战前他曾在柏林任职，对这些路有所了解。他们借助松树林的有利地势，逃脱了苏军飞机的轰炸，渐渐地接近了柏林。然而，道路已经变得极其难走，到处都是路障和炸毁的桥梁。于是，克鲁肯贝格命令卡车返回新施特雷利茨的营地。他把两辆装甲运兵车留了下来，但是大部分法国志愿军只能徒步走完剩下的20公里了。
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赖希斯波特菲尔德，这个地方紧挨着奥林匹克体育馆。在那里，这支已精筋疲力尽的部队发现了一个德国空军的供应仓库。他们几乎都喝了为飞行员特制的可可饮料，这种饮料里掺有苯丙胺之类的苏醒剂，结果，他们都难以入睡。克鲁肯贝格和他的副官帕胡尔上尉穿过已显荒凉的柏林市区到第三帝国总理府向费格莱恩报到。
而那天早上，从他们身旁经过的党卫军最高领导人希姆莱最终还是跨越了雷池。“忠心的海因里希。”他们在元首法庭上这样称呼他，这显得有些可笑。他最终被判叛国罪。他很不擅长搞阴谋，并且对事业缺乏信念。他的唯一优势就在于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想到他最终会沦为一位叛国者，毕竟，曾几何时，就是这位党卫军全国领袖骄傲地创造了党卫军格言——“忠诚就是我的荣耀”。
根据施佩尔的说法，希姆莱仍对希特勒下令撕掉驻匈牙利的党卫军师的臂章一事耿耿于怀。不过，如果希特勒将希姆莱召至自己身边，或是隐隐约约向他暗示自己将他的地位置于马丁·鲍曼之上，那么他立刻就会热泪盈眶，并会当场向元首表示自己的忠心。他是被优柔寡断害苦了。其实，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当试图与西方盟国展开谈判时，他相信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自己就可以维持秩序”。
在与贝纳多特进行的最初两次会面中，希姆莱没敢将谈话超出释放集中营犯人的话题之外。“这位帝国领导人已完全脱离了现实。”贝纳多特在希特勒生日后与希姆莱进行了会面后对舍纳贝格如是说。希姆莱拒绝听从舍纳贝格的意见，不愿抛弃甚至是谋杀他曾如此忠实追随的那个人。
希姆莱曾打算于4月22日返回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去探望元首，舍纳贝格最终成功地劝说他放弃了这一念头。此前两人已从费格莱恩那儿听说了元首大发雷霆之事。舍纳贝格担心，一旦这位上司看到元首，他的决心会再次动摇。希姆莱派人向希特勒提议派党卫军警卫营进行柏林防御，元首立刻接受了，并在地图上指出该营将要部署的位置——帝国总理府附近的蒂尔花园区。元首同样命令把一些重要的犯人——“要人们”——进行转移，准备在柏林战役失败之时拿他们当祭品。
在4月23日晚，希姆莱和舍伦贝格在吕贝克与贝纳多特见了面。希姆莱此时已意识到希特勒已决定留在柏林自杀，决心孤注一掷并急切地希望同西方盟国展开谈判。他正式要求贝纳多特代表他与西方盟国联系并安排西线战场的停火事宜，并且承诺把所有的斯堪的那维亚战俘遣送到瑞典。现在，希姆莱立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届时他是应当鞠躬还是握手，这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了希姆莱对现实问题的处理方式。
对仍囚禁在柏林的最后一批犹太人而言，苏联红军的到来意味着或许是十几年噩梦的结束或是在最后一刻被处死。汉斯·奥斯卡·勒文斯泰因是在波茨坦被捕的，后来被转到了柏林城北威丁区柏林犹太人医院的舒尔大街 [ cdhyy注：原译“斯特拉斯”，后同 ] 过渡营中。他们大约六百人挤在两个过道中，吃些马铃薯皮或是生的甜菜根，喝一些“汤水”。他们有许多人都和勒文斯泰因一样是半犹太人——纳粹党称之为“米斯林格”；还有许多人属于受纳粹保护的犹太人特权阶层，如组织过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中立国国籍的外国犹太人也被囚禁在那儿，尤其是南美洲犹太人，他们由于国内的亲友向党卫军部门提供咖啡豆而得以大难不死。
这个集中营的指挥官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多贝克。他前几天收到了枪毙所有犯人的命令，不过他显然非常紧张。一名犯人代表来到了他面前并同他开始商谈一个简单交易。“战争结束了，”他对多贝克说，“如果你救我们，我们也会救你。”犯人们然后准备了一个大的表格，上面有他们所有人的签名，证明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多贝克曾经放了他们。表格送去两个小时后，大门开了，党卫军守卫也不见了。不过获释后来并不是一件完全令人高兴的事，苏军士兵来到集中营，强奸了犹太姑娘和妇女，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人曾受到纳粹的迫害。
当苏军进入柏林时，从柏林另一个方向走来了一群“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苏联、法国、英国、美国和挪威的战俘、被德军抓去德国充劳工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大声欢呼着苏军的到来。科涅夫元帅是从南面到达柏林的，眼前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群人走在坦克履带轧过的痕迹上，知道这些地方至少没有地雷。
从东部到达柏林的格罗斯曼同样看到了“成百上千名胡子拉碴携妻带女的俄国农民”。他写道，在那些脸上长满胡须的“大叔”和虔诚的农村长者的脸上有一种“冷酷的绝望表情”，这些人是“斯塔罗斯基”——由德国人任命的俄村长和警察流氓，他们一路奔波来到了柏林，现在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被“解放”了。
“一个老妇人正步行离开柏林，”格罗斯曼在笔记本中草草记录道，“她头上戴着一条小围巾，看起来恰恰像去朝圣，一次前往俄罗斯辽阔疆域的朝圣。她肩上扛着一把伞，伞把上挂着一个大铝锅。”
转调西线德军以对抗东线苏军的计划，希特勒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凯特尔和约德尔却承认现在已别无选择。德空军作战参谋部发布了相应的作战命令。斯大林的狐疑，加上苏联的报复政策，现在使某些事情几乎变成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
斯大林仍在关注着有关波兰的一些麻烦事，他在波兰临时政府组建问题上绝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认为，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波兰人民的意愿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苏联，”他在4月24日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有权做出努力使波兰存在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这当然意味着新政府要完全受控于柏林 [ cdhyy注：莫斯科？ ] 。“同样有必要考虑到波兰与苏联接壤，大英帝国和美国就不具备这个条件。”由于柏林已被苏军包围，而且西方盟军被排除在外，斯大林现在觉得已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缓和了。尽管此前苏军曾对美国空军进行了多次指控，不过那天下午，美军两架飞机受到了苏联六架战斗机的攻击，其中一架被摧毁，苏联方面却根本没有道歉之意。
斯大林仍然在通过激发两名元帅之间的竞争来向两人施压。从4月23日天际初现第一线曙光那一刻起，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就已开始从吕本扩展，现在又进一步向北扩展到了市中心。科涅夫的右翼作战分界线一路延伸到了安哈尔特车站。雷巴尔科的坦克军已到达泰尔托运河，驻扎在了马林多夫，距安哈尔特车站南部仅有五公里之遥了。朱可夫根本不知道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已到达柏林，直到4月23日晚，卡图科夫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一名联络军官才向他汇报了此事。闻悉此情的朱可夫大吃一惊。
自从于4月22日晚到达泰尔托运河后，雷巴尔科的三个军就进行了一天的休整，为发动全面的渡河攻击行动做准备。运河的混凝土河岸和河北部的防御工事似乎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另外，尽管运河对岸的德军人民冲锋队先遣队几乎根本不足与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相匹敌，不过这部分德军却获得了第18和第20装甲掷弹兵师的“骨干部队”强力支援。突破火炮部队两天前根据命令开赴前线，不过措森公路上包括供货马车在内的各种车辆堵塞严重，这使得该部队的前进一直比较缓慢。倘若德国空军仍然还有可投入作战的飞机的话，那么这条路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攻击目标。卢钦斯基的第48近卫步兵师及时地赶到了，准备夺取运河上的桥头堡，火炮部队也紧急部署就位。完成这一切并非易事，他们需要在4月23日晚将近三千门火炮和重型迫击炮部署到位，前线每公里就要部署650门火炮，包括152毫米和203毫米榴弹炮。
4月24日早上6时20分，苏军对泰尔托运河的轰炸开始了。这次，苏军比强渡尼斯河或是维斯图拉河时进行了更强的火力准备。在火炮攻击行动即将结束时，科涅夫来到了雷巴尔科的指挥所。在办公楼的八层楼顶平台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一群指挥官观察着战斗进展情况。苏军的重型火炮摧毁了运河对岸的建筑，支援航空兵集团军派出了一波次又一波次的轰炸机，步兵们开始使用可折叠的强击登陆艇和木划艇渡河。7时前，第一批步兵营已渡河成功，并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中午后不久，第一座浮桥架好了，坦克开始向运河对岸开去。
其实在苏军开始强渡泰尔托运河前，德军在柏林防御圈的东南部区域的压力陡然骤增。在4月23日拂晓前，崔可夫的部分步兵部队已成功取道克珀尼亚南部渡过施普雷河和达默河到达了法尔肯贝格。他们发现了许多种渡河工具，包括皮划艇和豪华汽艇。就在当天和次日晚上，崔可夫的近卫步兵师和卡图科夫的先头旅部队开始向布里茨和诺伊科林前进。第28近卫步兵军称，当地平民对苏军显得如此害怕和乖乖服从，以至于就差“舔我们的靴子了”。在4月24日早些时候，第5突击集团军的一个军，在“第聂伯”小型舰队炮舰的支援下，穿过了施普雷河北前进到了特雷普托公园。
在4月24日，当天开始放亮时，魏德林几乎出动了所有前夜曾在腾珀尔霍夫机场加油完毕的残余部队，对包围柏林的两支苏军发动了反击。尽管“诺德兰”装甲师“赫尔曼·冯·扎尔茨”重型装甲营摧毁了几辆“斯大林”型坦克，不过苏军却是如潮水一般漫天涌来。“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第5突击集团军的一名师长这样写道，“党卫军发动了六次进攻，但每次都被打退了，在地下横七竖八地留下了大量穿着黑色制服的尸体。还有一些‘豹’式坦克和‘费迪南’车辆正着火燃烧。中午前，我们的师又开始向前推进了，他们控制了整个特雷普托公园，黄昏之际，我们到达了城区铁路。”德军一名参战者这样写道：“这是一场血腥的苦战，残酷无情。”这同样是一场毫无顾忌的厮杀，苏军政治军官称“弗拉索夫和他的部队人员也参加了柏林战役”。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那时几乎全部都在布拉格。
当科涅夫的坦克集团军沿着泰尔托运河战线向前推进时，他的后翼部队受到了威胁。在西部，温克的部队正向特罗伊恩布里岑和贝利茨前进，在右翼，第9集团军正试图从柏林东南部的森林中突围。
卢钦斯基将军早已开始将第28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东调以对抗德军第9集团军，方向主要是沿着柏林－科特布斯高速公路一线。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几乎完全忽略了孤立无援的第9集团军后，现在终于开始迅速采取行动了。苏军航空兵司令诺维科夫元帅负责集中第2、第16和第18航空集团军对正穿过森林的大约8万德军部队进行打击。苏军指挥官至今还不清楚的是，德军是突破重围回到柏林还是会向西突破与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会合。
在4月24日早晨，贝利茨－海尔斯塔腾医院综合体内护士们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地面突然开始晃动，坦克发动机和履带的声音也随之清晰可闻。卢钦斯基将军的一个坦克编队将瑞士红十字会代表从路上赶开，隆隆地开进了综合体内，配备冲锋枪的坦克乘员开始对第一幢建筑开火。此时，他们只对抢夺表感兴趣，口中大喊着“乔治！乔治”！护士们和成年病人们后来听到苏军在贝利茨强奸、抢劫和随意杀人的消息，于是做了面对最坏情况的打算，而来自波茨坦医院的儿童们根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护士们不知道她们将会被温克将军的年轻士兵们所救。另一方面，希特勒现在仍坚信温克会率领集团军前来拯救他和柏林。在元首地下避弹所内，几乎再也没有人提起施泰纳所谓的集团军先遣队了。对于希特勒的要求，忠心耿耿的邓尼茨海军元帅答复称，他正在派所有的海军人员来参与这场事关德国命运的柏林战役。他计划利用容克－52型机在柏林紧急着陆并将海军士兵运送到柏林市中心。这显示出他根本不顾及现实情况，同样没有考虑到海军士兵的生命安全。
克鲁肯贝格旅队长在午夜到达柏林，这令地下避弹所的人非常惊讶，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够突入市内。他最后去见了克莱勃斯将军，两人1943年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就已经认识了。克莱勃斯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他对这位旅队长称，在过去的48个多小时内，大量的军官和部队人员接到进入柏林的命令，但“你是唯一一个能成功完成命令的人”。
元首地下避弹所尽管在建造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却缺少适当的通讯设施。为了向元首召开的临时会议汇报苏军的进展情况，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勃尔特上尉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先在柏林市电话簿中找出一个市外围的民居电话号码，然后拨打这个电话。如果是居民接了电话，他们就会向其询问是否看到了苏军部队。如果是一个俄国人回答，通常还伴随着一连串冗长的骂人话，那么答案就不言而喻了。为了了解欧洲形势，他们偷偷地从希特勒的首席新闻秘书海因茨·洛伦茨那儿取来最新的路透社新闻报道。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突然发现，为了掌握到唯一相当可靠的信息源，曾对他们的到来视而不见的每个人现在都对他们客气起来了。
躲在地下避弹所的大多数人都无事可做，他们坐在一起喝酒，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并讨论着是用手枪自杀好还是服毒好。大家普遍认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地下避弹所。尽管这儿又冷又潮，不过它的条件仍然要远远好于柏林其他任一地下室或是防空洞。这儿有发电机提供的水和电力照明，食物和酒也永远不缺。上面帝国总理府的厨房仍然能够使用，并经常提供一些烹饪食物。
柏林市民现在把他们的城市称作是“帝国的火葬柴堆”。巷战和房屋清理行动开始使得平民遭受伤亡。拉腾克上校是一名来自图拉并隶属于波格丹诺夫第2近卫集团军的军官，他在柏林西北边的腾尼肯多夫敲了一家地下室的门，没有人应答，因此他踢门而入。里面顿时传出一阵冲锋枪火力，他当场阵亡。苏军其他士兵开始通过门和窗户向里面射击，并击毙了那名枪手——显然他是一名着平民服装的德国防军军官，一名妇女和儿童也在枪战中死于非命。“这栋建筑随即被我们的人包围起来，并被烧毁了。”报告称。
“锄奸团”对盘查隐蔽起来的德国防军军官迅速发生了兴趣，基于这个原由，它建立起了特别追捕大队，并网罗了一名自从1927年就成为纳粹党员的间谍。这名间谍保证说可为他们找到德军军官，交换条件无疑就是要保住自己一条命。他们一共抓住了20人，包括一名德军上校。“当‘锄奸团’敲另外一名军官的家门时，这名军官先杀死了妻子，然后自杀了。”报告称。
苏联红军士兵决定使用电话网络，不过是为了无所事事找乐子。在对房间进行搜索时，他们通常会停下来随意拨柏林的电话号码。只要是德国人接电话，他们就会以准确无误的俄国口音宣布苏军已到达该地了。这“立刻使柏林人大吃一惊”，苏军政治军官这样写道。同样不久后，第5突击集团军的政治部门开始汇报苏军中发生了“不正常的现象”和“不道德现象”，包括抢劫、伤人和酒后驾车等。
苏军许多真正有前线作战经验的士兵表现得不错。当第3突击集团军的一个工兵先遣队进入一个房间时，“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告诉他们女儿生病了，正躺在床上。她显然是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女儿免遭强奸，不过工兵们似乎没考虑那么多，只是给了她一些食物然后走了。不过，另外一些前线士兵对德国人可能就很残酷了。有人称之是来源于“战争本身的非人道暴力事件”的影响，也有人称之为把女人作为“击败敌人的代替品”的冲动。一名历史学家写道，苏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通常都会发生一波暴力事件，不过会很快平息，另一支新部队又会掀起另一轮暴力事件。
在4月24日，在德军进行顽强防御的一个狭窄地带，第3突击集团军将第5火炮突击师派上了用场。重型火炮摧毁了17间房屋，造成120名防御者丧生。苏军称，有其中四个房间，德国人都是先挂起白旗投降然后一会儿又开了火。这是战斗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一些士兵，尤其是人民冲锋队的成员希望投降，并会偷偷地挥舞起一个白色手帕，而更多的狂热分子仍会继续战斗。
德国人使用三门突击炮发动了反击，却被侦察兵舒利任科的英勇行为挫败了。舒利任科在找到三颗反装甲手雷后，在一个被毁坏的房子中占据了有利地形。一枚德军炮弹在他附近爆炸，几乎震聋了他的耳朵，碎土浇了他一头一脸，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攻击已经接近的坦克。第一辆坦克着火了，第二辆坦克被摧毁了，第三辆匆忙逃窜，他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不过第二天，他就被“一个穿着平民服装的恐怖分子杀害了”，而当时杀他的人可能是一个装备较差的人民冲锋队成员。早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苏联就认为德国国防军和恐怖主义分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事隔不久，作家维斯利·格罗斯曼就驾驶一辆吉普车来到了柏林东北部的魏森塞区，这是苏军第3突击集团军的作战中心地段。孩子们一会儿就将吉普围了起来，向他要糖果并且好奇地看着他在膝盖上展开的地图。格罗斯曼对他们的大胆举止感到惊奇。他来这儿是想四处看看。“我曾想象柏林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我未曾料到的是，柏林城内有大量鲜花盛开的花园和一些小块园地。”他写道，“空中有火炮的隆隆声，但在安静下来的时刻，一个人可以听到鸟儿的叫声。”
在4月25日黎明，当克鲁肯贝格离开已遭破坏的帝国总理府时，空气还有些冷，天空晴朗如洗，西柏林仍然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和空旷气氛。在魏德林设在霍恩措伦达默的指挥部内，安全检查非常简单。岗哨只要求出示支票簿证明身份就可以了。魏德林告诉齐鲁肯贝格如何分散受重创的装甲军以支持希特勒青年团先遣队和装备极差的人民冲锋队部队，这些部队都不能投入激烈的战斗。克鲁肯贝格将负责柏林东南部“C”区的防御，指挥党卫军第11“诺德兰”装甲掷弹兵师。他从谈话中感觉到，齐格勒之所以被解除“诺德兰”师长的职务是因为他没有把部下团结起来。
关于齐格勒被解职一事众说纷纭，魏德林的参谋长雷菲奥尔上校相信“希姆莱曾命令齐格勒秘密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撤退”，这就是他为什么被拘捕的原因。为数不多的党卫军指挥似乎已明白继续战斗下去将毫无意义，齐格勒无疑是其中一员。在被解职前不久，齐格勒已许可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佩尔松前往瑞典大使馆，以弄清楚大使馆官员是否愿意帮助余下的瑞典人回国。
一名目击者称，齐格勒那天早上就在腾珀尔霍夫机场北部的哈森海德大街指挥部被一位不知名的党卫军旅队长逮捕了，随行的一名配带自动手枪的护卫人员封锁了通往师指挥部的通路，齐格勒被押向了一辆汽车。他给站在入口处惊讶的军官敬了礼，并表达了问候：“先生们，大家好！”然后，他被驱车押往了帝国总理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名军官，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福尔默嚷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领导了？”克鲁肯贝格则在报告中描述称，当齐格勒独自驱车前往帝国总理府时，他完成了一个完全正常的司令官交接仪式。
无论如何，其间并没有多长时间。中午刚过，克鲁肯贝格就来到了，稍后不久，费内特“查理曼”营的人员也来了。“挪威”和“丹麦”装甲掷弹兵团的兵力现在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营，克鲁肯贝格了解到这个情况时感到非常震惊。而那些被送到赫尔曼广场一个地下室救护站的伤员也没有丝毫的安全感，躺在“一个血迹斑斑的桌子上”，他们感觉像是被放在了“一个屠夫的砧板上”。
当克鲁肯贝格到达新司令部时，德军泰尔托运河南部贝利茨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在一片慌乱中也被放弃了。“挪威”和“丹麦”团正在运河附近不耐烦地等待着运输卡车，而这些卡车此时正艰难地通过沙砾堵塞的街道向他们靠近。当这些卡车最后到来时，有人发出了一声警报：“装甲车冲过来了！”这声喊叫甚至在老兵中间都激起了一阵“坦克恐惧症”和混乱，人们争相冲向车辆，已突破进来的两辆T－34坦克非常容易地就找到了攻击目标。卡车开动时，外边还挂着一些正试图爬进来的人。
当沿着赫尔曼大街向北逃窜时，他们看到了有人留在一个房间山墙上的“党卫军叛徒延长了战争”的口号。他们毫不犹豫就想到了那些罪犯“这是共产党人的杰作。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清除内部的敌人？”
不久，苏军的坦克开始对腾珀尔霍夫区“百舌鸟”战斗机残骸中间的“明谢贝格”装甲师残部发动了攻击。苏军对该型战斗机起的“机架”的位置掌握得完全精确。火炮的隆隆声，坦克火力的噼啪声和不时夹杂着的“喀秋莎”火箭齐射尖啸声，一直延伸到了“诺德兰”师的指挥所。克鲁肯贝格脸部被弹片击中，受了点儿轻伤。
由于新卡伦已被苏军的战斗集群多处突破，克鲁肯贝格在赫尔曼广场附近准备了一个撤退阵地。卡尔施泰特百货商店的两个塔楼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苏军四个集团军行进的绝佳观察所，从这里可以看到苏军第5突击集团军、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正从特雷普托公园、新卡伦和马林多夫三处向此奔杀而来。
克鲁肯贝格将一半的法国志愿者部署在了赫尔曼广场的另一边，由费内特指挥，这部分人装备了反装甲手雷用来攻击苏军坦克。费内特大队有100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们被命令只在近距离发射反装甲手雷，目标只能瞄准炮塔。党卫军认为，最佳攻击点是炮塔，如直接命中就能使坦克手丧失战斗力。
在那天傍晚和夜里，费内特指挥的法国志愿军摧毁了苏军的14辆坦克。德军的坚决抵抗给了苏军一个措手不及，并且阻滞了他们的进攻。在克费尔斯腾达姆西区边的哈伦什桥，三名属于帝国劳工人员营的年轻人在只配备一挺机枪的情况下成功坚守了48小时。
腾珀尔霍夫机场的战斗还要持续一天，苏军的火炮和“喀秋莎”火箭发射器持续地攻击着政府大楼。在机场，走廊内回响着伤员的尖叫声，弥漫着浓烟和化学物质烧焦的气味。“一阵轰炸过后会出现片刻的宁静，但这不过是发动机怒吼声和履带咔嗒咔嗒声的前奏，苏军新一轮的坦克攻击开始了。”
当魏德林溃败的军队在4月25日下午向市中心撤退时，希特勒把魏德林宣召到了元首地下避弹室，并坚定地向他表示，事情会好转起来的。“局势一定会有好转，”他对魏德林说，“从东南方向，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会赶来援助柏林，他们将同第9集团军一同给敌军毁灭性的打击。舍尔纳指挥的部队将从南部发动攻击，战争形势会变得对我们有利。”使整个东线战场形势更趋毁灭性的是，冯·曼陀菲尔将军刚刚汇报称，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突破了他在斯德丁南部的防线。德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德特勒夫森少将那天也不得不去了元首地下避弹所一趟，他发现那儿的人们笼罩着“一种被催眠术引发的自我欺骗”。
那天晚上，克莱勃斯将军命令克鲁肯贝格撤回“诺德兰”师防御“Z”区(采特姆)，这是由盖世太保总部北部威廉斯街的空军部下达的指示。克鲁肯贝格马上赶回来证实此事，但他发现地下室里满是无所事事的空军人员，根本没有人过问此事。他后来又去了下登林登国家歌剧院。距离此地几百米坐落着苏联大使馆，已被苏联人废弃。在1942年6月22日凌晨，里宾特洛甫就在歌剧院向杰卡诺佐夫通报了德国防军入侵苏联的消息。现在，视野所及，下登林登已是空旷一片。克鲁肯贝格在歌剧院的地下室内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剧院内有一个以前用作王室包厢的一个巨大的、像王座一样的扶手椅，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在上面舒舒服服睡了一两个小时。期间，敌军也没有来打扰他，没有一架投掷小型炸弹的U－2双翼飞机飞临此地。
由于柏林的陷落已迫在眉睫，驻兰斯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向苏军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一个请求：“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能向柏林派遣盟国特派战地记者。人数至少23名，如果可能，最好更多，因为‘柏林的陷落将是世界最重要的新闻事件之一。’”克里姆林宫没有做出答复，斯大林显然不希望柏林派驻任何记者，尤其是那些无法无天的西方记者。不过，他将受到另一个全然无法预料的事件的困扰。
在那天，纳粹主要的德意志广播电台陷入了沉寂。不过在4月25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这件事不久就传遍了世界。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苏军弗拉基米尔·鲁沙科夫少将的第58近卫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与美军第69师的部队会师了，纳粹德国被一分为二。这一信息迅速沿两条指挥链向上传达：从布莱德利到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艾森豪威尔，由科涅夫到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安东诺夫。各国首脑迅速获悉了这一消息，斯大林和杜鲁门互发电报后同意宣布这一事件。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反应就是派遣记者，但他后来不久就因这个决定而后悔了。
苏军第34军的军长格列布·弗拉基米诺维奇·巴克拉诺夫将军命令准备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宴会。政治部提供了大量的红色材料来装饰桌子和乐队指挥台，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被立了起来，同时还临时准备了杜鲁门的小幅照片以及有趣的各种各样的星条旗。有关人员还为宴会准备了许多酒。第5近卫集团军那些最迷人的女兵也派来了，她们穿着崭新的军装，魅力四射。
巴克拉诺夫将军频频举杯庆祝胜利和和平，赞颂各国在战争中凝成的友谊，欢庆法西斯巨兽的最终灭亡。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一群爱热闹的美国记者却充分调动了祝酒会的气氛。红军士兵也喝了大量的酒，因而安全状况就不如平时那么有效了。
酒会进行到一半时，当俄国军官“同漂亮的女兵翩翩起舞”时，《波士顿旅行者》的记者安德鲁·图利对《圣路易斯邮报要讯》的弗吉尼亚·欧文开玩笑说：“我们去柏林吧。”“好的。”她答道。他们从酒会溜了出来，开着吉普车去了易北河，在那儿向守卫渡口的俄国士兵出示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身份证。他们高喊“吉普”并做出了游泳的动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俄国哨兵感到有些迷惘，但他们还是放了行。两人开车到了渡口并通过了易北河。
这两名记者带了一份最远标志到卢肯瓦尔德的地图。在这样一个炮火纷飞的前线，担心在途中都可能会被“草率地当作间谍”，他们还从酒会中偷了俄国人在托尔高树起的临时制作的美国国旗，并将它绑在了吉普的一侧。每当有所怀疑的俄军哨兵或是交通管制员招呼他们停下来时，他们就大喊“美国人”并亲切地咧嘴一笑。“保持笑容。”图利对弗吉尼亚·欧文说。
他们在夜幕降临前到达了柏林，并和科瓦尔斯基少校见了面。这是位少白头的年轻人。他们结结巴巴地用法语进行了交流。科瓦尔斯基少校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但当她们说“我们都是战地记者，我们奉命前往柏林”时，他就深信不疑了。不幸的科瓦尔斯基，根本不知道两名记者的旅行是没有经过批准的，也没有想到他以后可能会为此承担责任。他带他们来到了设在一个半毁坏房间的指挥所，表现出了典型的俄罗斯人的好客精神。他告诉一名勤务兵去为客人们弄些开水来。这是一名左脸颊上有一个大的伤疤的凶猛的蒙古族人。他还给弗吉尼亚·欧文带来了一瓶只有1／4满的科隆香水、一个已有裂纹的镜子和一些面霜。少校然后命令准备一个宴会。桌子上倒放的牛奶瓶上放上了点燃的蜡烛，罐子里插满了春天盛开的鲜花。庆祝会然后开始了，桌上摆满了冒着腾腾热气的鲑鱼肉，黑色的俄罗斯面包，木炭上烧烤的羊肉，“丰盛的浇着肉汁的土豆泥”，干酪和一大盘一大盘的面粉糕饼。“这名俄国军官频频举杯，每次敬酒，他都会站起来，跺跺脚跟，深深地弯下腰去，将一大杯伏特加酒一饮而尽。除了伏特加酒，还有一种酒性很烈，少校简单称之为‘烈酒’的酒。”每次举杯之际，他们都要为“已故的前任罗斯福总统、斯大林、杜鲁门总统、丘吉尔、红军和美国吉普”干杯。
对他们的创举感到飘飘然的两名记者第二天回到了托尔高，图利将之描述为“我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显然，他从来没有想到它的严重后果。美国当局很是恼怒，不过苏联当局怒之更甚。兰斯、华盛顿特区和莫斯科之间频繁发送电报就此事进行协调。震怒的艾森豪威尔决定，由于两名记者是非法进入柏林，因而他们的新闻稿在呈交莫斯科审查前不能发表。由于局势变化如此之快，意味着当它们可以发表时早已经过时了。令艾森豪威尔尤其不高兴的是，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他派遣其他记者参加德国投降仪式的计划。不过，受害最深的可能就是轻信别人并帮助和款待图利和欧文的那些俄国人。诚然，甚至是参与托尔高庆祝会的军官在战后的审查浪潮中都成了苏联秘密警察部队的怀疑对象，因为他们曾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国人进行了接触。
斯大林希望尽快把柏林围个水泄不通，这就需要苏军尽快占领从柏林到易北河的被划分为苏占区的德国所有领土。除参加柏林战役或是打击德军第9和第12集团军的部队之外，科涅夫的其他集团军部队根据命令都要向西推进。继托尔高地区之外，苏军于4月24日和25日两天到达了易北河其他地区，由罗季姆采夫将军指挥的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5近卫集团军、第32近卫步兵军和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也到达了易北河。巴拉诺夫将军的第1近卫骑兵军则更是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斯大林的骑兵司令谢苗·布琼尼元帅的特别要求下，科涅夫交给了巴拉诺夫将军一个特别任务。苏联情报人员获悉，苏联北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牝马场的种马于1942年被船运到德国，现在正存放于易北河西部的里萨。这支近卫骑兵部队渡过了河，找到了这批种马然后将它们带了回来。这几乎相当于跨越格兰德河的边界军事行动。
为了满足斯大林对掌握柏林局势详细情况的需要，俄罗斯秘密警察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代表希洛夫将军准备了一份有关该城市状况的详细报告，贝利亚于4月25日将这份报告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希洛夫称，越是接近柏林市中心，毁坏情况就愈严重，许多建筑物由于苏军的炮击还在起火燃烧。“在许多建筑物的墙上，你可以不时看到大写的‘PST’字样(比如安静)。”柏林市民明白无误地解释称，这是纳粹政府在危机时试图镇压人们对其军事政策的批评。柏林人早就在谈有关柏林城内未来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不过，“在被问及是否愿担任当地市长时，十个德国人没有一个给出肯定的答案，理由琐碎，不一而足。”他写道，“他们看上去都怕承担后果，不敢干这一行工作。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关押在军营中的战俘中挑选柏林的市长。”被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无疑都是受过相关政治训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在对被俘的德国人民冲锋队成员进行盘问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当被问及他们中间为什么没有德国正规军官兵时，答案是那些人害怕为以前在苏联所做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因而愿意向美国人投降。人民冲锋队可以向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投降，因为他们没有对苏联人犯下什么罪行。”希洛夫抓紧时间使用第105、和157和第333俄罗斯秘密警察前线近卫团在柏林内外设立了警戒线。
最令希洛夫感到惊奇的可能就是柏林的防御状况了。“在柏林周围的10～15公里区域内没有任何大型永久防御设施。某些区域内有火力壕沟和枪眼，汽车高速公路上布了地雷。当你去柏林城时，会碰到一些战壕，不过分布比苏军占领的其他城市还稀疏。从对人民冲锋队的盘问结果之中，他同样了解到了柏林城内德军正规部队和弹药是如何少之又少，以及人民冲锋队成员是多么不情愿打仗。希洛夫同时发现，德军的防空系统几乎不能发挥作用了，因而苏军的航空兵在对城市打击时可以不受到任何威胁。所有的这些信息自然都是极为保密的，苏联宣传机构表面上还不得不强调苏军在柏林面临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
为了避免说出任何可能有政治歧义的话，希洛夫暗示了德军继续进行抵抗的原因。“根据对德军战俘和平民的盘问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仍然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贝利亚使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他认为，很有必要改变“苏联红军部队对德国战俘和平民的态度”，这需要对平民事务军事化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他建议，“为了在德国的苏战区后方营造一种正常的气氛”，方面军应当设立一名新的副司令员来负责平民事务。毋庸赘言，每个方面军的新副司令员都应当由苏联秘密警察驻各方面军的常驻代表担任，包括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希洛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梅谢克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灿德纳瓦。他认为，同时应当确立一种指导原则，即“方面军新副司令员同时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代表，并且就开展清除敌对分子工作对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曾有一个时期，当斯大林和贝利亚对那些居功自傲将军心存疑虑时，这些秘密警察机构代表根本无需对军事指挥链负责。
为了证明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报告称：美国人早就准备对德国占领区实施管理了，而苏联目前却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谨告知您：在德国西部领土，盟军部队已设立了管理平民事务的特别副指挥官一职。最近被任命担当这一职位的卢修斯·克雷少将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局副局长。”当贝利亚听说三千名“有着经济和管理专业技能”的特别训练军官将归于其旗下时，他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国相比，由于报告强调受秘密警察机构的控制，苏联担当这一职位的人选显然将具备不同的资格。这份报告以通常的格式结束：“兹待您的决定。贝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