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轰炸的城市·第十九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4月23日，纳粹在布鲁格控制的电台宣称，元首已决定留在帝国首都，从而给这场战争赋予了“整个欧洲的意义”。当天早上，苏军第3突击集团军发布的报纸的头版头条写道：“祖国欢庆，我们到达了柏林的街道！”
柏林的平民对思想意识形态的事业也无动于衷了，能在苏 军轰炸中幸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情形还会进一步恶化：卡扎科夫将军沿着通向柏林城东部的石勒希切车站的铁路线用特别加宽的卡车运来了600毫米攻城加农炮，每发炮弹都重达半吨。
除了三个高射炮台，柏林城内最大的避难所就是柏林城铁路主站附近的安哈尔特车站掩体了。该掩体是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地上三层地下两层，墙有四米半厚。当局提供了松木凳子和桌子，以及作为紧急供应食品的罐装沙丁鱼。由于燃料和食品都很紧缺，两者很快就被席卷一空。安哈尔特掩体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同柏林地铁直接相连，当然此时已没有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了。人们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步行五公里到达城北车站。
掩体内已人满为患，条件差得简直骇人听闻。3600平方米的地方挤了1.2万人。人们非常拥挤，即使厕所是空的也无法使用，人们根本走不到厕所。一名妇女描述了她是如何在一层楼梯度过六天时间的。爱清洁的德国人尤其无法忍受这种状况。由于水供应切断，饮用水成了第一需求。车站外面有一个抽水机还可以使用，掩体出口附近的年轻女人们于是冒险跑着提桶去取水。由于苏军已把车站作为一个主要的炮火轰炸目标，因而许多人都死在了取水的路上。不过把水取回来的人得到了那些由于身体太虚弱而不能亲自去取水的人的永久尊敬。他们会让那些没有勇气冲过苏军交叉火力的人喝口水，作为交换，后者会分给他们一些食物。
一些主要的交岔路口都设立了反坦克路障。宪兵队继续在这儿检查路人的证件，随时准备逮捕和处死那些逃兵。穿着平民服装的德军军官和士兵开始零零散散来到地下室。“开小差突然变得非常自然，几乎值得褒奖了。”一名妇女在4月23日星期一早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想起了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亲率本国精兵三百人拒守山地关口温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她们在学校里经常听到的。“可能在这儿或那儿，300名德国人会那样做，不过300万人却不会。人越多，表现学校书本上那样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越小。实际上，我们妇女对此也不很理解，我们也很敏感、务实和乐观。我们希望人们能活下来。”
当那天早上沿着城区铁路 [ cdhyy注：S－Bahn，原译“S形隧道铁路线”，后同 ] 捡煤块时，她发现，为阻塞城市南部的俄国人，南部的隧道早已经被堵住了。她还听说一个人在隧道的另一边因叛逃罪被绞死了。很明显，他被绞死时脚离地面不是很高。一些孩子正在将尸体蜷曲旋转，逗弄着尸体玩。
在回家的路上，她被眼前的童子军景象惊呆了：“在大的钢盔下，带着稚气的娃娃脸……他们的身材如此瘦削，如此弱小，穿在身上的军装显得太大了。”她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对这种“儿童虐待”现象如此愤怒，如果他们再大几岁，她也许就不会这么悲伤了。她得出结论，大自然物种保护的生存法则已被破坏，有人正将未发育完全的人投入战斗。这是“精神变态的症状”。
也许正是由于死亡同性成熟紧紧联系在一块的法则的影响，在苏军抵达城边后，年轻的士兵们急不可耐地希望失去贞操。女孩们非常清楚可能被苏军强奸，因而她们几乎宁愿将“第一次”献给任何德国男孩，也不愿它被一个醉醺醺又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苏军士兵拿走。马祖里的“大德意志”电台广播中心有五百多名工作人员，2／3都是年轻姑娘——许多人才刚过18岁。在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种“崩溃的真实感觉”蔓延开来。在由各种声音组成的丰富的音响中，人们酩酊大醉，随意满足自己的各种冲动。同样，在没有照明的地下室和掩体内，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进行着大量的性行为，死亡的危险所引起的性欲望几乎不是什么神秘的历史现象了。
一名挪威记者描述了柏林城当时的气氛。他称男孩和姑娘们只是“满足欲望”和“疯狂地寻求快感”。不过，这种说法表明他并不了解柏林城当时的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面临强奸危险的女孩子们。不管如何，在柏林动物园掩体周围，在蒂尔花园区废墟间初绽的杜鹃花丛中，有些人在野合。除此，许多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人只是迫切地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此时，人们的另一种本能就是像松鼠一样进行贮藏。汉莎航空公司的一名秘书，19岁的格尔达·彼得松居住在离城区铁路站不远的诺伊科林。她正在家中时听到附近有一辆空军紧急供应货车在铁路线上抛了锚，妇女们于是冲出去抢夺车上的物品，她们跳进包厢和柳条箱内，拿走任何可以拿的东西。这时苏军飞机突然飞临上空对地攻击，使用机关枪对她们进行扫射并投掷小型炸弹。格尔达注意到身边的一个女人正抱着满怀的卫生纸。格尔达滚到了一辆货车下躲起来，而那个女人当场死亡。“她竟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死。”格尔达想。在跑回公寓楼前，她拿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小包飞行员紧急供应食品，包括软糖和麦芽片。这些麦片后来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关于洗劫赫尔曼广场的卡斯德特百货商店的事件，有人作了生动的描述。排队的购物者在4月21日的第一波次轰炸中被炸得血肉横飞。据说，党卫军部队试图炸掉这幢建筑，并允许平民可以先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有人说党卫军在炸毁建筑时还炸死了许多过于贪婪的洗劫者。实际上，党卫军“诺德兰”师起初接管这栋建筑时并不想炸掉它，他们想利用卡斯德特的姊妹塔观察苏军在诺伊科林在和腾珀尔霍夫机场的攻击行动。
一旦电力供应中断，无线电就停止广播，唯一可以获得的信息就是传闻了，柏林城内散布的消息虚假的成分更多一些。有人称，莫德尔陆军元帅没有自杀，他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了。帝国本身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谎言网，不管谎言是多么的不准确，任何事情看上去却都是真实可信的。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第7政治部空投了大量传单对柏林进行闪电宣传攻势。传单告诉德军士兵“继续战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走进苏联监狱是活命的唯一方式，他们根本不值得为法西斯政府送命。其他的一些传单则为德军提供了向苏军投降的“安全行为通行证”。该政治部宣称心理战取得了成功，因为“在柏林投降的50％德国人”都在投降时向苏军出示了这样一张传单。苏军一共空投了95种传单，共约500万份。其他的大约166万张传单都是由苏联派遣德国平民和士兵穿越边境线回来分发的。在柏林攻击行动中，2365名平民被派回来对城市进行渗透。同样被派回来的还有2130名德国战俘，其中1845名战俘又带回来8340名战俘。由于这项战术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而第3突击集团军司令命令由政治军官监督大量释放德军战俘。
经过改造的战俘——德国当局称之为“策反战俘”的人被苏军从前线派回了柏林，并带回了新战俘写给家人的信。比如，马克思下士在信中这样给父母写道：“我的亲人们，昨天，我沦为了苏军的阶下囚。我们听说俄国人会枪毙俘虏，不过实情并不是这样。俄国人非常友好，他们给我们食物，为我们供暖，我感觉很好。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也很快会再见到你们，我的亲人们。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活着，身体很好。”从信的措辞和落款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由马克思口述，由苏军军官笔录的。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信件的口头传达效果却抵得上成千上万份传单。
苏军向柏林散发了一种专门写给柏林妇女的传单。“由于纳粹集团害怕受到惩罚，因而他们希望尽量拖延战争。不过你们妇女没有什么好怕的，没有人会碰你们。”传单然后呼吁她们劝说德军军官和士兵们投降。苏军政治军官一定清楚苏联德战区内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暴力事件，因而即使是根据大多数战时宣传口号的标准，这也是苏军做出的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保证。苏军宣传人员同时组织了“妇女、演员和教授”进行的无线电广播，并保证听众不会受到任何方式的伤害。
一份更有效的信息来自“腓特烈港居民写给柏林守备部队的信”。“苏军来到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信中写道，“食品供应也开始了。腓特烈港的居民们告诉你们不要相信戈培尔关于红军的宣传。”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自己尤其是孩子们面临的饥饿危险是比强奸更令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凯特尔陆军元帅前天晚上带着由希特勒提供的三明治、巧克力和白兰地酒离开元首总理府避弹所后，开始驱车向柏林的西南方向驶去。很幸运的是，他途中没有遇到列柳申科的坦克部队。凯特尔首先来到了德军第20军驻在维森堡的指挥部，该指挥部离美军在采尔布斯特的桥头堡只有30公里。克勒将军的军主要由一些所谓“年轻”的师组成，人员大部分是从帝国劳工营征召过来进行准军事训练的人。他们远远没有接受充分训练，不过他们士气并不低落，这一点温克将军很快就发现了。
在4月23日的最初几个小时，凯特尔来到了第12集团军设在一个森林地带车站的指挥部，他受到了温克将军和其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的欢迎。凯特尔陆军元帅和温克将军两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凯特尔华而不实，自负狂妄，愚蠢残暴，爱拍元首的马屁；温克，尽管头上出现了银丝，不过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他极为机智，并为同僚和士兵们所爱戴。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称他们的来访者是一名“出色的军士，却不是一名陆军元帅”。这多多少少有些微辞。在所有的无条件服从希特勒的将军中间，德国陆军最为痛恨的就是凯特尔了，认为他是“陆军掘墓人”的罪魁祸首。
凯特尔开始向温克和赖希黑尔姆大谈调派第12集团军将元首从柏林城拯救出来的必要性。他看起来像是正对一个纳粹党集会进行激情澎湃的演说，中间还不时挥舞着手中的陆军元帅指挥棒。“我们让他说完，然后把他送走。”赖希黑尔姆后来说。不过，温克早就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他确实会根据命令沿柏林方向发动进攻，不过不是去赶着救希特勒。他希望从易北河打开一个通道，以使士兵和平民们逃离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和苏军的魔爪。
现在已经不相信任何将军的希特勒，坚持他向第12集团军下达的元首令要通过无线电台向“温克的军队”播放。军事命令在战斗中公开，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先例。“狼人”无线电台也随即加以效仿，宣布“元首已从柏林发布命令，要求与美军作战的部队迅速东调以保卫柏林。16个师已开始调动，预期可随时到达柏林。”此举的所有目的就是诱使柏林民众相信美国人现在正在支持德国人对抗苏联红军。碰巧的是，美军那天对易北河中部的空中作战行动突然停了，这大大减轻了德军第12集团军的压力。
温克和他的作战参谋人员知道凯特尔和希特勒一样是个幻想成狂的人。他们认为，缺乏具备作战能力的坦克，此时任何对抗苏军两个集团军的想法都是荒诞不经的。温克计划派一支部队继续对波茨坦发起攻击，而第12集团军的大部将转而向东，在柏林南部与巴塞的第9集团军会合，并帮助其摆脱困境。
具体的命令迅速下达了。在那天晚些时候，温克将军乘坐一辆大众敞篷车去给那些年轻的士兵们发表演说。这些年轻士兵中，部分人将对东北方向的波茨坦发动攻击，部分人将攻击在贝利茨对特罗伊恩布里岑和医院综合体形成威胁的苏军。“孩子们，你们还要再一次参加战斗，”温克在演说中表示，“你们的行动再也不是为柏林，也不再是为帝国了。”他们的任务是把人们从战争和俄国人的手中救出去。第12集团军一名为汉斯·迪特里希的年轻狙击手将此时的心情描述为“充满着一种忠诚的感觉、一种责任感和同志般的友谊”。
尽管大家想法不一而同，有的人相信应当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有的人认为应马上攻击俄国人而不是西方盟军，温克的领导艺术还是深深打动了他们。“我们就要转向了！”曾受美国人重创的“沙恩霍斯特”师的一名营长彼得·雷蒂西写道，“现在要迅速向东前进以对抗苏军了！”
此时，在柏林战役中出现的另一名重要的将军就是担任德军第56装甲军军长的赫尔姆特·魏德林了。魏德林看上去有些像埃里克·冯·斯特罗海姆教授，不过也只是在头发上类似而已。
在4月23日早晨，魏德林给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打电话进行了汇报。克莱勃斯将军给了一个“明显冷漠”的答复，并通知他已被判处死刑。带着一种非比寻常的身心之勇，他于当天下午来到了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希特勒显然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他认定，这个他曾希望因胆小而处死的家伙正是指挥帝国首都防御的最佳人选。正如雷达菲莫尔上校所述，这正是发生在帝国政权内部的典型“悲喜剧”。
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实力已大为削弱。第9伞兵师只剩下了少量部队，“明谢贝格”师也剩下了一小队人。尽管第20装甲掷弹兵师战斗编制保持较好，不过该师的师长肖尔茨少将在进入柏林后不久就自杀了。只有“诺德兰”师和第18装甲掷弹兵师还保持一个较好的战备状态。魏德林决定保留第18装甲掷弹兵师作为反攻力量，其他作战编队被分散部署到不同的防御区域以作为“骨干力量”。
城市的防御被划分成了八个防区，以从A到H的八个字母作为标记。每个防区由一名将军或是上校军官指挥，不过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前线作战经验。在外围防御线内，德军沿着城区铁路环线建立了一条内部防御圈。南部的兰韦尔运河和北部的施普雷河之间坐落着柏林的最中心的区域。唯一真正的据点就是三个混凝土高射炮台——动物园掩体、洪堡和腓特烈沙根。德军在此储备了用于128毫米和20毫米火炮的大量弹药，三个炮台之间由于有地下电话线相连因而通信状况保持非常良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儿还挤满了成千上万名伤员和平民。
魏德林发现，要防御柏林，他面对的是150万名苏军，而包括他自己的部队在内，手头只有大约4.5万名空军士兵和党卫军，另外还有4万多名人民冲锋队成员。城内60辆坦克几乎全部来自他的部队。据称城内还有一个配备大众汽车的装甲营，每辆汽车配备一个六联装反坦克火箭挂架，不过没有人知道这个营在哪里。在中心政府办公区，德军在帝国总理府内部署有大约两千名士兵，蒙克旅的队长将担任指挥官。 [ 注：苏联估计德军的柏林防御力量有18万人。这是因为苏联红军算上了那些他们后来俘虏的人，包括没有武器装备的人民冲锋军、铁路官员和帝国劳工机构的成员。宣传机构实际上也把德军的城防力量夸大了。 ]
4月23日下午，魏德林面临的最直接威胁来自苏军第5突击集团军、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他们将对柏林东部和东南部发动攻击。那天晚上，仍有作战能力的装甲车辆被命令返回腾珀尔霍夫机场加油。在机场，在主要包括“百舌岛”在内大量被毁坏的空军战机中间，装甲车辆在一个巨大的政府办公大楼附近的供给站加了油。根据命令，这些装甲车辆将转向东南方向对布里茨发动反攻。他们会得到几辆“虎”式坦克和一些烟幕弹投射器的增援，不过这支部队最主要的反坦克武器是“用脚走路的斯图卡”——反装甲手雷的昵称。
在结束了对第12集团军的巡视后，凯特尔下午3时回到了帝国总理府，他和约德尔最后一次去看了希特勒。在返回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设在克拉姆普尼兹的临时指挥部的途中，他们听说俄国军队正从北部向柏林进逼。这是苏军第47集团军，德军一大早就放弃了那儿的兵营。
在魏德林离开后，帝国总理府内那天下午仍是一片忙碌。在凯特尔汇报12集团军的情况时，希特勒又给自己注射了另一剂“乐观的白日梦”良药——这已是他不可救药的嗜好了。他又恢复了信心，坚信苏军会被打败。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后一次回到柏林了去看希特勒，这让每个人感到惊奇，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本人也是如此。在希特勒生日那天，由于希特勒周围有那么多其他人，施佩尔对自己的道别并不是很满意。尽管他对这位既是元首又是主人的人的感情已有变化，不过由于两人之间非同一般的友谊——有些人称之为同性恋——他仍然明显感觉受到了自我谴责。
施佩尔最初是从汉堡乘车来的，由于他途中尽量绕开难民所经之路，因而最后发现走入了死胡同。苏军已到达了瑙恩，他不得已又回到了空军机场，在那儿要了一架双座的“百舌鸟”教练机，飞到了柏林西郊的柏林加图机场，然后转乘一架“白鹳”侦察机并在勃兰登堡门降落，从而来到了柏林市中心。一向对他非常崇拜的爱娃·布劳恩看到他以后大喜过望，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她预测他会回来。由于嫉妒心理一向对他恨之入骨的伊凡·鲍曼看到他后似乎也很高兴，并在楼梯最底层欢迎他的回来。施佩尔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最后一刻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的人。对鲍曼来说，由于他不会像周围的人尤其是戈培尔一样痴迷于为帝国殉葬的疯狂念头，因而这也是他保住自己脖子上脑袋的唯一希望了。
施佩尔发现，希特勒平静得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希特勒向他询问了有关邓尼茨海军元帅的几个问题后，他马上感觉到希特勒意欲提名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希特勒同样就去贝希特斯加登或是留在柏林征求了他的意见，施佩尔认为最好是在柏林而不要在向农村撤退的过程中结束这一切，否则“很难产生传奇色彩”。希特勒似乎已确信施佩尔和他取得了一致，他们两人又讨论了希特勒以及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的事宜。
在4月23日晚，当施佩尔仍然还在总理府地下避弹所时，鲍曼拿来了戈林从巴伐利亚发来的一份电报。戈林从科勒将军那儿听到了有关希特勒的第三手消息，消息称希特勒已于前一天崩溃，并宣布将留在柏林自杀。戈林仍然是法定继承人，因而他此时可能一定担心鲍曼、戈培尔或是希姆莱会对他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他显然不知道邓尼茨早已被选定为继承人。戈林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同顾问和科勒将军讨论了目前的形势。科勒将军是那天早上从柏林飞到巴伐利亚的，并带来了元首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内不确切的消息。戈林稍后起草了一份电报并于那天晚上发给了柏林：“我的元首：鉴于你已做出留在柏林的决定，你是否同意，根据1941年6月29日发布的命令，作为你的副手，我立刻接管对帝国的所有领导权，具备对国内和国外事务全权处理的自由？如果今天晚上10时前收不到你的答复，我就认为你已经丧失了行动自由，并且认定你先前所发布的命令的实施条件已经成熟，我会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佳利益采取行动。你知道，对你而言，这是我一生中感觉最悲伤的时刻，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此时的感觉。愿上帝保佑你，希望你能尽快来我这儿。忠实的赫尔曼·戈林。”
对鲍曼来说，现在激起希特勒对戈林的疑心应该不是一件什么难事。戈林后来给里宾特洛甫发了第二份电报，召他去讨论有关事宜，这进一步使希特勒相信戈林是在进行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鲍曼起草了一份答复件，对戈林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并解除了他所有职务、头衔和指挥权力。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方案，他可以借健康为由辞去所有的职位，这可使他免于受进一步的指控。戈林没有任何办法，只有同意。尽管如此，根据鲍曼的命令，一个党卫军卫队包围了伯格霍夫，戈林事实上成了一名囚犯。使戈林备受侮辱的是，厨房被锁起来了，以防止这位不体面的帝国空军元帅服毒自尽。
这场闹剧过去后，施佩尔去探望了玛格达·戈培尔。他发现，她正在一间水泥房间的床上躺着，由于心绞痛发作而面色苍白。戈培尔很少有时间陪她。后来大约在午夜，在希特勒休息了以后，一名勤务兵来了，告诉施佩尔说爱娃·布劳恩邀请他去她那儿一趟。爱娃下令准备了香槟酒和蛋糕，然后两人聊起了过去的事情：慕尼黑、大家一起度过的滑雪假日以及伯格霍夫的生活。施佩尔一直喜欢爱娃·布劳恩——“一个来自慕尼黑的女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现在他仰慕她是因为她仍然保持着一种“尊严和几乎是那种欢快的平静”。勤务兵早上3时回来了，告诉两人希特勒又醒了。施佩尔离开了爱娃，去跟那位曾经使他扬名立万的人最后道别。道别只持续了一会儿。希特勒的态度既粗暴又冷漠——施佩尔，他曾几何时的最好朋友，现在已从他的头脑中彻底消失了。
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给妹妹格雷特·费格莱恩写了最后一封信。“赫尔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她指的是格雷特的丈夫，“赫尔曼去了瑙恩，去组织一个营或是其他什么部队了。”她不知道，费格莱恩去瑙恩事实上是为了同希姆莱进行一次已经流产的秘密会晤，这是他们两人同西方盟国求和计划的一部分。“他想自己奋斗摆脱困境，继续在巴伐利亚进行抵抗行动，不管怎么说可能要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她显然错了，她的妹夫已爬得太高，已不甘于仅做一名纳粹党徒了。
在自己的单纯世界里非常实际的爱娃·布劳恩然后开始着手集中处理自己的要务了，她希望格雷特毁掉她所有的私人信件。“一定不要让别人发现海泽的账单”——海泽是她的裁缝，爱娃不希望公众知道她在元首的名义下是如何的奢侈浪费。她再一次对首饰处理问题表现出了关注，“不幸的是，我的钻石表正在修理。”她这样写道。她要求格雷特找到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施特格曼，很显然，是他负责安排钟表匠修理表的。这名钟表匠无疑是一名在最后几次死亡进军中从奥拉宁堡集中营中“撤离出”的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