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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最后一个生日·第十七

元首的最后一个生日·第十七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4月20日,星期五。这是连续第四个好天气了,这天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56岁生日。这个日期的好天气通常会促使陌生人在街道上互相问候,谈谈好天气或是它可能带来的奇迹。 现在,只有最狂热的纳粹分子才会谈起希特勒的超自然能力,不过仍然有许多顽固分子试图庆    祝这一事件。毁坏的建筑物挂上了纳粹的新旗帜和标语牌,标语牌上写道:“帝国首都向元首致敬!”

   在过去,帝国总理府在元首的生日那天会收到大量的生日礼物。六年前,为表达“最真诚的祝贺”,柏林动物园的医学教授卢策·黑克献给了元首一个重约1230克的鸵鸟蛋以制作镶金编带。不过在1945年,元首的生日信件和包裹却很少,这当然不只是因为邮政系统崩溃的缘故。柏林动物园也遭到了毁坏,里面许多动物都在挨饿。

   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部队也非常清楚这一日期。柏林的空袭警报早上就响起了,难以计数的飞机开始飞临柏林上空用规模更大的轰炸来给元首祝寿。对美国空军和英国空军轰炸机组人员来讲,这几乎有着双重的庆祝意义。由于苏军已接近柏林,因而这也将是他们对帝国首都倒数第二次轰炸了。

   戈林此时正在柏林北部乡村别墅卡林豪内,他被罗科索夫斯基进攻前的轰炸惊醒了。尽管德军非常需要卡车车队执行其他紧急任务,然而在这儿,一支装满戈林掠夺来的财物的空军卡车车队已整装待发。一支机动摩托先遣队将护送它们南下。戈林给他们简单交代了几句,然后目送他们离开。放好了炸药的工程兵军官陪同这位帝国元帅来到了炸药的撞针杆旁,戈林此前已要求亲自炸掉卡林豪。爆炸向外扬起了大片的泥土,象征虚荣并过度扩建的建筑物就这样倒塌了。戈林没有向后再看一眼,直接走向了将要驶向柏林的庞大的豪华轿车,他需要在中午前赶到帝国总理府去祝贺元首的生日。

   希姆莱前天晚上就回到了霍恩吕兴的疗养院,并在午夜要了香槟酒来庆祝元首的生日。他已经安排好了,要与红十字会的康特·福尔克·贝纳多特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诺贝特·马苏尔单独会面。马苏尔于那天早就秘密飞到了滕珀尔霍夫区机场。贝纳多特和马苏尔猜想希姆莱可能是想讨论释放犯人问题,不过希姆莱的目的却是与西方盟国建立一个通讯渠道。尽管帝国党卫军全国总指挥仍然对希特勒一片忠诚,不过他觉得现在可以取代元首了,他可以作为帝国的领导人与西方盟国进行谈判。他希望说服犹太人,使他们相信最后解决方案是双方都需要暂时置之脑后的事情。

   戈培尔,这位唯一打算与希特勒一同留在柏林直到最后的纳粹领导人,那天早上发表了一篇元首生日祝词。他在祝词中号召所有的德国人都要义无反顾地支持希特勒,相信元首会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疯了,”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在日记中写道,“或者他是在玩一种冷血的伎俩。”

   戈林、里宾特洛甫、邓尼茨、希姆莱、卡尔腾布伦纳、施佩尔、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在中午前驱车来到了总理府,在那里,他们一行人穿过了一个巨大的房间。房间是用抛光大理石砌面,门几乎开到了天花板。这个建筑杰作象征着纳粹的伟大力量,并有些近乎电影艺术的风格。它部分已遭毁坏,看起来非常俗丽,然而却透着深深的灾难意味。

   那天,许多人在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福时都觉得希特勒看起来比本人至少老了二十岁。他们要求他们的领导人趁现在还有时间赶快向巴伐利亚转移,但希特勒却信心十足地表示,俄国人在抵达柏林前将遭受最沉重的失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要担任德国北部地区指挥官的邓尼茨和元首诚挚地道了别。尽管戈林宣称会在巴伐利亚组织抵抗行动,他却受到了希特勒的冷遇。不到一个月后,施佩尔对美国盘问者这样说道,希特勒“对戈林和其他人的胆小感到失望”。希特勒以前总是告诉自己,自己的亲密战友都是勇敢的人。

   在那天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主要的问题是讨论多长时间之后德国在柏林南部会被一分为二。英军到了吕纳堡希思,并正向汉堡前进。美军到了易北河中部,已抵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并正向巴伐利亚进军。法国第一集团军正向德国南部前进。在东南部,苏联红军已到了维也纳西部。在意大利,盟军正沿着波村河谷向北部推进。有人在会议上又提出了纳粹领导阶层放弃柏林的问题。“使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惊奇的是,”施佩尔说,“希特勒宣布他将留在柏林直到最后一刻,然后才会飞向南部。”希特勒的随从则很惊讶地发现:“撤退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会议以后,纳粹其他领导人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离开柏林去办公务。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卡尔腾布伦纳分别离开了柏林去了不同的方向。根据详细指示,帝国总理府的一些工作人员第二天将前往伯格霍夫。“很不幸的是,元首的生日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庆祝气氛,”鲍曼在日记中记述道,“先遣人员接到命令飞往萨尔茨堡。”

   那天下午,一个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破损的帝国总理府花园内站成了一队,其中有些人曾因摧毁苏联坦克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帝国元首慢慢地从队列前经过,他自己本人已不能颁发任何奖章了。为了避免他的左臂摇晃得太厉害,他把它放在了背后,并用右手紧紧抓住。只有片刻,他才能松开右手。希特勒看上去像一个深深地受压制的恋童癖者,他在队列前停留了一会,窝起一边面颊,带动了一只耳朵,努力地笑着,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略带猥狎的表情。

   那天晚上,在地下掩体窄小的起居室中接见了一些亲密的随从后,希特勒就早早地上床休息了。爱娃·布劳恩带领其他人去了楼上的帝国总理府开庆祝会。鲍曼和马苏尔医生也在场,因而这是一个非常陌生和不和谐的庆祝群体。一个由施佩尔所设计的大圆桌上摆上了食物和饮料。他们喝了香槟,并假装进行跳舞,不过留声机只有一张唱片可以播放,那就是《血染的玫瑰告诉你什么是快乐》。据希特勒的秘书陶德尔·容格称,大家爆发出了许多歇斯底里的笑声,“这太可怕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受不了回去睡觉了。”

   撤退问题已变得沸沸扬扬了。4月15日,星期天,爱娃·布劳恩向希特勒提到,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卡尔·勃兰特正将自己家人向图林根转移。让她害怕的是,希特勒大发雷霆,说勃兰特选择的地方马上将要被西方盟国占领,那是叛变行为。他命令鲍曼负责调查此事。鲍曼接到命令与“爱娃·布劳恩”和接替勃兰特并对帝国忠心耿耿的党卫军外科医生“施通普”进行了会谈。爱娃·布劳恩在写给一位最好的朋友赫塔·奥斯特迈尔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她将它描述为“确实卑鄙的行为”。尽管身处纳粹权力中心阶层,爱娃却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现实情况一无所知。

   勃兰特第二天被以失败主义罪起诉。法官是艾克斯曼,勃兰特被判处了死刑。不过,判决却迟迟没有执行,看上去似乎是鲍曼的对手们捣的鬼。这其中就有希姆莱,他最终意识到鲍曼在利用法庭诋毁自己的名誉。勃兰特逃脱了纳粹的判决,不过后来却被盟国判处了死刑(1944年10月,勃兰特指控马苏尔医生曾向希特勒提供危险药物,结果是他因此担任了负责卫生和健康的帝国特使。后来,西方盟国指控他曾指使对犯人实施安乐死和医疗实验,他辩称对实验室无法控制,盟国驳回了他的辩护)。

   勃兰特,作为一位对奥柏萨兹堡权力阶层曾经的知情者,在阿施恩盘询中心向美国审判者曾写过一份有趣的文件,名为《希特勒周围的女人》。他称,希特勒从来没有结婚,因为他希望“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保持他的传奇神话。只要他保持单身,那么千百万的德国女人就可以获得崇高荣誉,她们就有可能伴随希特勒左右”。希特勒甚至当着爱娃·布劳恩的面谈到过这一点。1934年,他同样当着爱娃的面宣布:“一个男人越是伟大,女人就越是无足轻重。”

   勃兰特相信在希特勒和爱娃两者的关系上,父女因素比师生因素更多一些。不过,不管他正确与否,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元首的情人绝对不是蓬巴杜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法庭支持或是反对德国人民。为了保持元首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独身生活的神秘性,她许多年来都不得不像一个仆人一样隐藏自己,因而有时拿出贵妇人的架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勃兰特称,她“像私人奴仆一样”对待自己非常听话的妹妹克里特尔。克里特尔嫁给了费格莱恩。

   希特勒的性趋向最近受到了大量关注和猜测。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了顾全至高无上的元首形象,希特勒一直在压抑他的同性恋倾向。这也解释了他的大量躁狂现象和神秘行为。他的家族成员坚持称他从未与爱娃做爱,不过爱娃私人秘书的说法却是相反的,因为爱娃来到波霍夫后曾服用药物来控制她的月经期。希特勒在即将走完生命尽头时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口臭,这对爱娃来说更加没有身体上的吸引力,不过她像希特勒另外几位亲密的女性伙伴一样,明显地还是对希特勒非常迷恋。两种说法都没有证据,不过,当爱娃拒绝离开总理府地下掩体前往巴伐尼亚安全区域时,希特勒曾给了她深情的一吻。这也否定了两人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形式性接触的说法。

   像希特勒本人一样,爱娃也总是为电影的魅力深深吸引,电影看上去似乎是他们两人的一个主要话题。为了给纳粹领导夫人们经常聚会的场合增加一丝生活情绪,戈培尔在国宴上特意邀请了一些电影明星。在生活封闭期间,爱娃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出席国宴并与电影明星们会面。爱娃把她与希特勒的命运用一部电影的结局进行了定义。爱娃最后的作品无疑是一部完美的情节剧,她自己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女主角。女主角几年来一直处在她所深爱的男人的阴影背后,一直处于屈辱和被遗忘的角落,她的感情在最后的结局中才得到了证明,她的付出最终得到了承认。

   爱娃的家具4月15日被转移到了总理府地下室希特勒房间的隔壁,从那时起她也住在了那个房间里。“她总是表现得很完美,”希特勒的空军助手尼古冯斯·冯·贝洛这样写道,“她迷人而且待人亲切,她在最后一刻也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由于面临被俄军士兵活捉的危险,因而爱娃和希特勒的秘书在德国外交部被毁坏的花园内进行了手枪射击练习。她们对自己的技能深感自豪,她们甚至要求与地下掩体内的军官们进行射击比赛。

   “我们早已经听到了前线传来的炮火声,”爱娃·布劳恩在给赫塔·奥斯特迈尔的信中写道,“我全部的生活都在掩体度过。你可以想象到,我们严重睡眠不足。不过我很高兴能在他的身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昨天,我给戈里特尔打了个电话,这可能是我给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了。从今天起,电话再也接不出去了。不过我仍然坚信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好转,他也充满希望。”

  那天早上,柏林普通的女人们在空袭后开始出来排队领食物。远处的炮声证明了她们的恐惧终于来临了,这可能是她们最后一次储存食物了。阳光使许多人的情绪都有好转。“突然有人记起这已是春天了,”一个年轻的姑娘那天下午写道,“在被炮火熏黑的废墟里,在无人看管的花园里面,传来了阵阵丁香花的香味。”

   由于渴望获得新闻消息,当报童来临的时候,早已有一小股人群在报亭前等候了。“报纸”现在只是一面印刷,它们包含了更多的宣传口号而不是信息,唯一有用的一个版面是《空军每日公告》。《空军每日公告》尽管有意对消息进行了回避,但还是通过提到的镇名暗示了苏军的进展情况。报纸中那天提到了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上泽洛高地西部17公里的明谢贝格,这暗示着俄国人已确定无疑突破了德军防线。

   不过,在那个时候获得食物是第一要务,有传言称他们被困于西里西亚的同胞已经只能吃草根和树皮了。食品杂货店前的长队中有人说,俄国人也会使他们挨饿。人们对食物的渴求现在已变得赤裸裸了,只有那些可以吃可以喝或是可以交换食物的东西才有用处。从今天起,柏林市民将开始接受“危机配给”,即一些香肠、熏肉、大米,干豌豆、豆子或是小扁豆、一些糖和肥肉。这是当局间接承认柏林城已被包围并且处于备战状态。

   随着水、煤气和电力严重中断或是切断,柏林市民突然面临着一种原始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已经只能在阳台的地板上用三块砖围起个小火炉煮半腐烂的土豆了。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战斗,精明的家庭主妇将贵重的物品放进了手提箱然后藏进了地下室。此时,从2月初到现在,柏林已遭受了83次空袭。此前,柏林城内人们仍然每天去被炸弹轰炸的办公室,表现出了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此时这种正常的生活突然中断了。

  朱可夫元帅回忆道,在4月20日下午,“苏军第3突击集团军所属第79步兵军的远程炮兵对柏林开火射击”。然而,实际上,柏林城内很少有人感觉到了这一点。朱可夫看上去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只是急于显示先于科涅夫攻击了柏林。由于柏林是处在火炮的极限射程范围,因而只有东北郊区受到了影响。

   当朱可夫确定科涅夫的坦克集团军正从南部向柏林行进时,他当天晚上即向第1和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卡图科夫和波格丹诺夫下了一道紧急命令。他交给了两人一项“历史任务——首先冲进柏林并且升起胜利的旗帜”。根据命令,他们要派遣每个军中最精锐的旅,在次日早上4时前分别突破到柏林的一个郊区,并将在第二天立即汇报战况,这样斯大林可以获知消息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消息。实际上,朱可夫元帅的第一个坦克旅直到4月21日的晚上才抵达柏林郊区。

   同时,在柏林的东南,科涅夫元帅正在加紧催促两个坦克集团军穿越施普雷沃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执行柏林南部攻击任务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雷巴尔科的先头坦克军中午试图突袭距离措森只有20公里的巴鲁特,不过第一次攻击失败了。“雷巴尔科同志,”科涅夫元帅在电报中指示道,“你的部队又在呈单线推进了。一个旅作战,其他整个集团军都停着。我命令你们以展开的战斗队形沿数条路线,经由沼泽地通过巴鲁特-卢肯瓦尔德地区。执行情况随时向我汇报!”该镇两小时后即被占领。

   列柳申科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继续向南部和西部纵深地区前进,并沿着一条几乎平行的战线向于特博格和波茨坦挺进。斯大林仍在担心美国人可能会突然攻击柏林,苏军大本营当天警告朱可夫、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称,他们可能会遭遇到西方盟军,大本营同时下发了识别符号。不过科涅夫和苏军大本营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科涅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东南方向前进时会遭遇到从柏林南部方向后撤的巴塞第9集团军。科涅夫和朱可夫的想法一样,都想要首先突入柏林。当天晚上,他向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发布了命令:“致电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同志本人。命令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突入柏林。任务完成情况即时汇报。科涅夫。”

  随着4月19日和20日泽洛高地防线的溃败,德军再也没有前线可言。筋疲力尽的掉队者拼命后撤,临时组建的战斗小队同遭遇的苏军进行了小规模的激烈战斗。第9集团军司令部向海因里希汇报了他们的防线,它们也只不过是地图上标识的一道瓷器描笔线——一名参谋军官为控制混乱秩序而下的一道无法执行的命令。

   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在4月19日晚到达施特劳斯贝格的边缘。对撤退的德军部队来说,情况更糟糕的是,所有西向撤退的道路都被日益增多的惊慌失措的难民堵塞了。当T-34坦克到达韦尔诺伊兴机场时,防空炮兵连降低88毫米火炮仰角以攻击地面目标。尽管德军仍在柏林西部坚持防御战,“我们士兵都明白,”一名德国参战士兵写道,“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了。”

   在4月19日早上,“诺德兰”师正在明谢贝格西北部地区作战,而魏德林驻在该地区的司令部此时正被迫迅速后撤。“挪威”团正从普里茨扎里撤退,在他们南部的布科森林,“丹麦”团、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德军第18装甲掷弹师的残部会合到了一起。

   魏德林命令他们在布科森林发动反击,不过这是徒劳的。“诺德兰”侦察营几乎已全被包围,并受到重创。希特勒青年团先遣队的命运更悲惨,他们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并被困在了燃烧着的森林的一个角落。苏军坦克小心地保持在反装甲手雷的攻击射程之外,“然后开始向树顶方向开火,”斯图尔曼·贝克尔报告称,“下面正是我们的阵地,我们的人员开始被上面倾泻下来的弹片击中。”

   战争中幸存的德军士兵被迫沿着小路穿过松树林向施特劳斯贝格撤退。苏军步兵沿着壕沟迅速追击,坦克紧随其后提供掩护火力。德党卫军“斯堪的那维亚”师空军人员现在只有陆军步兵武器和几门迫击炮。一门德军攻击火炮出现了,并试图攻击苏军T-34坦克,不过它马上被摧毁了。这时,一辆“虎王”坦克从树丛中冲了出来,击毁了两辆T-34坦克,使局势开始有所好转。

   侦察营的残部在施特劳斯伯格附近的树林中重新集结。他们包扎了伤口,维修了车辆,并对武器进行了清洁。在这种凄惨的状况下,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尔巴赫仍然发表了一篇元首生日贺词,大谈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进行战斗的意义。

   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朗根多尔夫受伤后被送进了党卫军战地医院。在外科医生给他动手术时,他听到了戈培尔发表的希特勒生日贺词。党卫军外科医生嘟囔着说:“现在让他自己承受这一切吧。”护士们都是来自荷兰、佛兰德斯、丹麦尤其是挪威的志愿者。朗根多尔夫注意到,在刚送进来的重病号中,一名年轻的挪威女护士发现了自己的党卫军恋人,他头部受了重伤。“她紧抱着他,将他的头放在大腿上,一直陪伴他到死。”如同所有外国法西斯主义分子加入党卫军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自己的国家没有了,现在奋斗的事业又没有了。满怀着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刻骨仇恨,他们成了柏林保卫战中可怕的斗士。

   在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丹麦”和“挪威”团死守施特劳斯贝格机场,抵挡住了卡图科夫坦克的进攻。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克劳茨是“丹麦”团的指挥官,他的车辆被苏军炮火直接击中,他因而也在战斗中牺牲。附近的小教堂内有一个公墓,部下们就将他的尸体放在了那里,但根本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不得不向西南的柏林环城公路区继续撤退。

   “诺德兰”师在撤退过程中尽量避开大路,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交通处于混乱之中,尤其是在吕德斯多夫附近地区。德军成百上千车辆在向西退却过程中受到了载满难民的农用小车的阻碍,而这些农用小车经常受到苏军“空中坦克”对地攻击飞机的机枪扫射。有些德军士兵已经有五天没有分到配给粮食了,他们冲进已经被主人丢弃的房间。一些人如此疲劳,他们在吃了所能找到的食物后,便一头倒在床上,而身上的军装仍然沾满了穿越战壕时涂满的泥巴。他们睡了很长时间,以至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在敌军到来时他们才会醒过来。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如此疲劳,因而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睡,他醒来后发现周围已经进行了一场战斗。

   为执行命令,军官们不得不拔枪相向。一名少校阻止住一辆正向后方运载伤员的自行高射火炮。他命令驾驶员开着高射火炮对准敌军冲去,炮组人员告诉炮管已被击坏,不能用了。少校仍然坚持意见并且命令他们将伤员放下来。附近的一些人民冲锋队成员大喊:“开枪射杀他!开枪射杀他!”少校这才后退了。除非由宪兵队使用冲锋枪强制实施命令,否则一名军官根本阻止不了德军的撤退。

   流言和惊慌情绪进一步加剧了路面上的混乱状况。经常有人发出虚假的预警信息:“苏军来了!”有时,他们一叫喊,苏军坦克竟真的出现了。德军士兵宣称,曾有一个“赛德利茨战俘”从撤退的德军中开车穿过,命令他们一直向后撤退到柏林的另一面波茨坦。这种情况可能是确实的,因为苏联红军第七政治部会尽力推动“反法西斯”俘虏冒任何风险。

   红军士兵在穿过柏林西部的松树林时,明显感觉到非常轻松。天气已经转暖,仍然穿戴着皮帽和缝补夹克的人员非常羡慕那些早已换了夏装的人。“越是接近柏林,”一名俄国人写道,“地形和莫斯科周围越是相似。”不过苏联红军的一些习惯并没有加快他们的行进速度。4月20日,明谢贝格遭到了严重的抢劫,这些人“大部分是军官和特种团成员(如坦克和炮兵人员)……一天内有五十多名士兵被逮捕,一些人被遣送到了步兵营。他们当着当地居民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衣服、鞋子和其他东西。这些人辩解说,他们抢劫不过是想弄一些东西寄回家。”

  当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被苏军逐渐赶向柏林西部郊区时,第101军的残部已于4月19日晚从柏林城市北部撤退到了贝尔瑙地区。伤员被丢弃在了路边,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还有燃油了。有许多伤员后来就在原地成了苏军的炮灰。

   贝尔瑙内的德军大部分都是由受训军官和技师临时组建起来的团部队,一旦在学校和民房内找到住处,他们就一头倒下睡着了。一组信号兵新兵则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兵营。4月20日的最初几个小时,苏军第47集团军所属的第125步兵军对该镇发动进攻时,一名德军军士不得不四处行走,将他们踢醒,逼迫他们进行防卫。“这一切全都没有意义了。”一名指挥官几年后这样写道,不过当时国防军仍然继续战斗,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不这样做。

   贝尔瑙之战是德军在惨烈的柏林战役开始前实施的最后一次真正的防御行动。这场战斗有些混乱,持续时间也较短。指挥年轻新兵的德军军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再也无力阻止德军的全面溃散了。许多人开始逃跑,独自一人或是一小队一小队成群地溜了。当苏军第47集团军占领贝尔瑙后,第30近卫步兵旅的一个炮兵连向柏林方向发射了一枚礼炮。与此同时,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突破了柏林的东北郊区,来到了环城公路区的外围。许多苏军士兵都听说环城公路是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奇迹,不过那些看过斯大林玻璃陈列橱的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第7政治部越来越多地把战俘作为间谍派回去煽动德军叛逃。在第3突击集团军的阵地,德军一个人民冲锋队营的五名士兵于4月20日被派遣回去做战友们的工作。“他们第二天几乎把整个营的人员都带回来了。”尽管苏军政治部做出了保证,许多俄国士兵看上去似乎仍在乐此不疲地寻找党卫军人员进行报复。“你是党卫军!”他们会叫喊着斥责战俘。如果战俘惊讶地笑起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当场射杀。一些人被俄罗斯秘密警察逮捕并被锄奸团人员指控为“狼人”成员。这些人后来还被迫承认“使用化学物质对水井和河投了毒”。

  第9集团军的一多半部队,包括党卫军第101装甲军、党卫军第5山地军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守卫部队,在巴塞将军带领下不久就开始向西南方向的施普雷瓦尔德 [ cdhyy注:“施普雷互尔德” ] 撤退了,尽管从元首总理府地下掩体发出了命令永远不能放弃奥得河防线。

   在朱可夫和科涅夫要求坦克集团军司令加速向前推进的时候,元首心血来潮,于4月20日再次下达了对苏军实施反击的命令,尽管反击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希特勒命令克莱勃斯将军从柏林的西部对科涅夫的集团军部队发动攻击,以阻止苏军对柏林形成包围。预期用来“击退”苏军第3和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的部队包括“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师和所谓的“文斯多夫装甲集群”。“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师全部由帝国劳工部先遣队儿童组成,“文斯多夫装甲集群”一共装备了来自该地训练学校的六辆坦克。

   一个警察营那天被派遣到了施特劳斯贝格地区,任务是“抓捕逃兵并处决他们,开枪打死那些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撤退的士兵”。甚至是这些被派作执法者的人都在半路上都逃跑了,一人投降后对苏军盘问者称,“甚至在苏军发动攻击前,大约就已有四万名逃兵藏匿在柏林城内,现在这个数字正在迅速上升。”他接着说,警察和盖世太保也无法控制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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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