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总攻·第十二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4月初，当柏林正在等待苏军从奥得河发起的最后总攻的时候，这座城市里充满了疲惫、绝望和不祥的预感。
瑞典武官向斯德哥尔摩报告称：“昨天，好心的冯·蒂佩尔斯基希又一次请我们参加了在梅伦塞举行的晚会，我只是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次晚会。我已经不再希望会听到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了，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按部就班地发展。这次晚会充满了悲剧色彩，会场里充斥着绝望的气氛。大多数人甚至已经不再用外表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一些伤感的人在借酒消愁。
只有那些纳粹党人还仍然抱着狂热的决心，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方式的投降都会招致死刑。他们和希特勒一样，认为每个德国人都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1944年9月，当西方盟军和红军以极快的速度向德国推进的时候，纳粹还希望即使在它战败以后仍能够继续打击它的敌人。它决定建立一个抵抗运动组织，代号为“狼人”。
这个代号的提出是受到了赫尔曼·朗斯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小说集的启发，赫尔曼·朗斯是一个为纳粹崇拜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于1914年被杀。1944年10月，这一计划开始启动，与此同时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汉斯·普鲁兹曼被任命为“特别防卫总监察官”。曾经在乌克兰研究过苏联游击队战术的普鲁兹曼从柯尼斯堡被召回，他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司令部。但是由于纳粹的计划众多，因此各个竞争派别都想建立自己的机构或都将现有的组织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即使是在党卫军中也有两大派别，“狼人”和奥托·斯科尔兹尼的党卫军特种兵部队。而如果算上尚未启动的盖世太保的“邦德舒”计划，派别的数量将达到三个。
理论上，训练内容包括使用海因茨牛尾汤罐头盒、塑料炸药以及缴获的英国铅笔制作炸弹用于破坏活动。他们设计了包括装有炸药的衣服在内的许多种装备，其中还包括一种由爆炸物作衬里的雨衣。“狼人”们学习的技能还包括用一米长的特制钢丝或者用无声手枪杀死哨兵。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他们的口号是，“让白天变成黑夜，让黑夜变成白天！杀死你见到的每一个敌人！做一个狡猾的人！窃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和干粮！妇女们，在任何你们能帮忙的地方支持‘狼人’。”他们通常三至六人一组行动，每六天领取一次食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油料仓库。纳粹下令为他们配发2000部电台和5000套爆破工具，但他们并没有及时得到这些装备。美军空袭中遗留下来的尚未爆炸的炸弹被回收，集中营里的囚犯们被迫对它们进行检查并取出炸弹中的材料以便再利用。
4月1日晚8时，纳粹在广播中向全体德国人发出了加入“狼人”的号召。“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人、每一个英国人、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我们的目标……任何德国人，不论他从事何种职业，处于哪一阶级，只要他为敌人服务就必将感受到我们复仇之手的力量……我们的座右铭是‘征服或死亡’。”几天后，希姆莱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挂出白旗的房屋里的所有男性都将被杀死。执行死刑时必须毫不留情。任何年龄在十四岁以上的男性都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一份4月4日的文件表明，“狼人”的真正目标来自纳粹在1918年就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我们很清楚敌人的计划，我们知道如果失败，德国决不会像1918年那样再次崛起。”纳粹下令处死所有投降者是为了防止“施特雷泽曼政治”的重演，正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19年签署了《凡尔赛公约》。纳粹党就是从那次失败的耻辱中成长起来，它用自己可怕的影响力把德国从那次失败中拉了回来。
希特勒青年军的男孩们被派往精心挑选出来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埋设炸弹，之后可以从当地的纳粹克赖雷特那里得到住所和食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并未详细说明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会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家。到了最后，训练变得非常仓促，许多人没有炸死敌人反而炸死了自己。
除了两起暗杀事件——暗杀亚琛和克兰肯哈根两个城市的市长——以及对平民的恐吓作用以外，“狼人”计划最终收效甚微。希特勒青年军用粉笔在墙壁上写满标语：“叛逆者要当心，‘狼人’正在盯着你们。”随着盟军的步步进逼，斯科尔兹尼和普鲁兹曼似乎都已经不再热衷于他们的计划——如果斯科尔兹尼在他的审讯中所讲的话可以让人相信的话(普鲁兹曼在接受过一次简短的审讯后就自杀了)。希姆来的心理状况也在4月中旬有所变化，他在此时想到了通过瑞典进行谈判的主意。他要求普鲁兹曼将“狼人”的行动转为“完全的宣传活动”。但唯一的问题是，在戈培尔控制下的“狼人”的发报机仍在发布进行游击战的命令。
在东部前线，红军在1月至3月间的快速推进意味着德国不可能采取任何有组织的抵抗措施，留下来的部队往往都是人民冲锋队民兵。“狼人”的宣传活动只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了锄奸团组织和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密切注意。在西部，“狼人”也很快就被盟军击溃。那些为“狼人”行动所准备的碉堡“仅仅支撑了10～15天”，而被盟军俘虏的希特勒青年军士兵们的狂热也很快消失，他们完全变成了“惊恐的、伤心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会服毒自杀，这些毒药是“为了让他们从残酷的审讯中解脱而发给他们的”，而实际上纳粹发给他们这些药丸的真正目的是防止他们叛变。许多人在被派出执行恐怖活动的时候就偷偷逃回了家中。
有人指出整个“狼人”计划与德意志的民族特征不符。一位匿名的柏林女作家写道：“我们日耳曼民族不是一个游击民族。”“我们在等待领导，等待命令。”她曾经在纳粹执政以前到过苏联，在火车上曾经有苏联人用这样的玩笑来讽刺德国人缺乏创新精神。这个人说：“德国同志们会对一个火车站发动突袭，但前提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买到一张站台票！”
一些报告表明，虽然并不是“狼人”计划的一部分，但许多盖世太保们都变成了便衣警察，因为一旦军管政府成立，盟军一定会再次使用这些人。随着最终的失败已经渐渐变成现实，几乎所有的狂热的纳粹信徒们都迅速开始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些党卫军成员，为了防止被逮捕，偷来了那些原本是为“狼人”准备的伪造的档案。一些人找从死人身上取来了国防军军装和军饷簿以给自己提供一个新的身份。当党卫军士兵对逃兵们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的军官却在为自己的逃亡做准备，对此许多德国士兵感到十分气愤。德国战俘告诉他们的美国审讯官说，许多党卫军成员都让裁缝们在自己的夹克上缝上一个巨大的字母“P”，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逃跑的时候把自己伪装成波兰劳工。
纳粹威胁士兵们继续战斗的工具不只有“临时军事法庭”和党卫军的死刑执行班。宣传部不停地在编造故事来宣扬苏军的暴行，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女人民委员们会将受伤被俘的士兵们阉割。宣传部在柏林和奥得河前线都有自己的宣传小队，他们会在墙壁上写满大字标语，就像那是平民们写的一样，标语有“我们坚信胜利！”，“我们决不投降！”和“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儿童不受红军野兽们的侵犯”等等。但的确有敢于表达自己的真正战争情感而不怕受到红军报复的人。他们是一些德军的伤员，这些人仍会举起自己的残肢断臂高声喊出“嗨，希特勒！”
此时的雷曼中将接受了一项最不令人羡慕的艰巨任务，他被任命为“柏林大防御区”的司令官，他所面对的将是纳粹有组织混乱的极点。于1942年被免职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痛斥了纳粹在柏林防御中的做法。他后来曾写道：“希特勒和帝国首都防卫代表戈培尔从未考虑过应该怎样保卫柏林，而当他们开始考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且，这座城市的防御措施完全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自从希特勒在2月初宣布柏林为要塞以来，雷曼已经是第三个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了。他发现自己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些方面包括希特勒、戈培尔、由希姆莱统帅的预备兵、空军、维斯图拉河司令部、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军以及控制着人民冲锋队的当地纳粹党组织。虽然希特勒已经下令为柏林的防御战作准备，但他却没有为此而调派任何部队。他只是向雷曼保证如果敌人到达柏林，他一定会有足够的兵力。无论希特勒还是戈培尔都不能接受失败。尤其是戈培尔，他一直坚信苏军会被控制在奥得河附近。
柏林的人口在4月初大约在300万～350万之间，其中包括12万婴儿。当雷曼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些孩子的食物问题时，希特勒瞪着他说：“柏林现在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孩子。”雷曼直到此时才终于明白他的最高领袖根本不关心人民。戈培尔也坚持说他们有足够的罐装牛奶储备，而且如果柏林被围困的话，他们可以把奶牛集中到这里。而当雷曼问他奶牛用什么来喂养的时候，他却无言以对。而更糟的是所有食品仓库部位于城郊，那里并没有良好的防御措施，很容易就会被占领，而纳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这些食品转移到城里来。
雷曼和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明白柏林没有一支可供他们指挥的部队，因此他们建议戈培尔批准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逃离这座城市。但戈培尔回答说：“党卫军和施普雷地区的警察指挥官会很好地组织平民的撤退。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下达撤离命令。”显然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么多人在撤退中所面临的食品供给问题，因为对此他只字未提。可供使用的火车也所剩无几，几乎没有列车有足够的燃料可以运送病人和伤员。大批的难民也许只能步行逃难。有人怀疑戈培尔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的斯大林一样不想让城市中的平民撤离，并且希望以此来激励士兵们更加奋勇地保卫城市。
柏林的地区司令部是坐落在霍恩措伦达姆的一座坚固的建筑物，在这里雷曼和他的军官们正在努力弄清他们可用的士兵和武器还有多少。雷菲尔上校很快发现，“柏林防御区”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和“要塞”一样，它只是元首司令部提出的另一个空洞的词汇，而人们却要拼死保卫它。他发现“这样一个目光短浅、浮夸官僚、血腥残暴的体制足以让任何人头发变白”。
只是保卫城市的外围就需要十个师的兵力，而实际上整个柏林防御区从理论上讲只有一个高射炮师、“大德意志”军警卫团的九个连、两个警察营、两个工兵营和二十个未受过任何训练的人民冲锋队营。如果城市受到围困，他们还能够召集二十个营的人民冲锋队民兵。虽然理论上柏林的人民冲锋队民兵数量已经达到了6万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连武器都没有。通常，一个来自军队的指挥官会在红军逼近的时候把手无寸铁的人民冲锋队民兵们遣送回家，而纳粹党派来的指挥官却几乎不会表现出任何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纳粹克赖雷特认为他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他的人远离他们妻子的影响，远离那些可能会削弱他们反抗意志的人。人民冲锋队民兵得不到任何干粮，他们必须由自己的家人送饭。指挥官们很快发现，只有那些曾经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们才会表现出一些“责任感”，其他人一有机会就会逃走。
柏林的所有部队中，装备最精良的是第一高射炮师，但在柏林保卫战开始以前它并不在雷曼的指挥范围之内。它以三座坚固的巨型高射炮台为基础——分别位于蒂加藤公园的动物园堡垒、洪堡海因和菲特烈斯海因区——它拥有口径分别为128毫米、88毫米以及20毫米的枪炮，并且有足够的弹药。而雷曼的炮兵只有一些战争初期从法国、比利时和南斯拉夫运来的陈旧的大炮，它们的口径也并不统一。通常每门炮所拥有的炮弹数量都不足六枚。唯一的防御指导方针是一份战前的指示，雷菲尔将它称为“德国官僚主义的杰作”。
柏林的纳粹党谈论的话题是调动军队和平民去修筑防御工事——一座城外30公里的“障碍圈”和一座环城的防御圈。但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在最多的一天也只有7万人，通常每天的参加人数不足3万。车辆和工具的缺乏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柏林大多数的工厂和办公场所仍在运作，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雷曼让洛贝克上校，一位工程军官，去接管由纳粹负责的混乱的防御工事建设工程，他还要求卡尔绍斯特的军事工程学校派出一支爆破队。军官们对施佩尔保留柏林桥梁的意图感到不安，他们无法忘记在雷马根大桥上处决军官那一幕。雷曼的工兵们负责对托特组织和帝国劳工处进行管理，他们的装备远比平民劳工们精良，但遗憾的是他们发现很难为自己的挖掘机找到燃料和零件。监狱中的1.7万名法国战俘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被送到了工地上，他们的工作是设置路障以及在城市街道的拐角处挖散兵坑。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成效极其有限，而且这些法国战俘通常也正是那些最不愿工作的人，他们经常逃出战俘营与德国女人鬼混。
与那些应该派出部队保卫柏林的军官们所进行的联系很难取得成功。雷菲尔来到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会见海因里希的参谋长金策尔中将，金策尔只是瞥了一眼雷菲尔带来的柏林防御计划就说：“那些柏林的疯子们应该自己来为这些事情操心。”第九集团军总参谋长霍尔茨少将也认为这份计划与他无关，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用一种在雷菲尔看来过于夸张的语气说：“第九集团军要坚守奥得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赶回柏林，但我们是绝不会撤退的。”
雷曼和雷菲尔在当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海因里希和他的军官们已经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与纳粹完全不同的计划。为了保护更多的平民，他们不希望在柏林进行绝地反击。阿尔贝特·施佩尔已经暗示过海因里希的第九集团军应该从奥得河撤回柏林。海因里希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他认为避免在柏林进行作战的最佳方法是让雷曼把所有防御柏林的兵力都派往奥得河。
避免在柏林作战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原因是纳粹已经把年仅14岁的男孩们当成“炮灰”来对待。许多平民的屋中都挂着在苏联阵亡的儿子的遗像，遗像前总有人在默默祈祷纳粹政权会在剩下的孩子们被送上前线以前垮掉。一些人干脆公开谴责纳粹犯下了残害儿童罪，它一边利用受到迷惑的希特勒青年军士兵们的狂热情绪，一边用死刑来威胁更多的男孩加入它的阵营。年长的教师们冒着被告发的危险教给学生们避免被征召的方法。几星期前戈培尔刚刚发表了一次演说，在那以后情况变得更糟。“只要元首一声令下，”戈培尔说，“所有的母亲都必须为我们人民的未来竭尽所能。”但显然现在的希特勒和戈培尔正在将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投入到一项没有未来的事业中去。
普兰兹劳堡区一个名叫艾里克·施米特克的14岁男孩被征召为“高射炮协助员”，并接到命令到赫尔曼·戈林位于赖尼肯多夫的军营中报到。他的父亲已经被召入了库尔兰的军队中，他的母亲非常悲伤地与他一同来到军营。孩子在进入军营时感到更多的是惊奇而不是害怕。三天后，这些孩子们被分配到驻扎在城市西部紧邻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国家运动场的部队中。但在去往那里的路上，他想起了父亲从东部前线回来时对他说的话——他现在必须为这个家庭负起责任。他决定逃跑，并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战争结束。而他在这支部队中的大多数同龄人后来都在战争中丧失了性命。
由希特勒青年军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征召的所谓的希特勒青年师也在国家运动场接受训练，他们受训的内容是如何使用反坦克炮。艾克斯曼向他们讲述斯巴达的英雄事迹，并竭尽全力坚定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希特勒的忠诚。他对他们说：“我们只有胜利或失败两种选择。”一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将要进行的自杀性任务是如此的令人鼓舞，而“闪电”女兵的一支小分队也在国家运动场进行训练的事实无疑也增加了浪漫的气氛。
此时的纳粹还在准备一支名为“国防军援助军”的由女性组成的援军。少女们要宣誓效忠，誓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宣誓，对伟大的元首及国防军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保持忠诚和服从。”这些誓词听起来像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对于那些已经把性冲动转化为对权力的追逐的人们来说，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幻想。
在使馆区威廉大街，政府官员们正在试图说服仍然留在这座城市的外交官们相信，“他们可以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发出后两小时内对它们进行破译”。与此同时，这里也流传着有关城市东部“红区”里的人们组成了瓦解纳粹政权的共产主义突击队的传言。瑞士大使馆武官向斯德哥尔摩报告说：“纳粹的高层官员中也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气氛，他们希冀能把自己的命卖得贵一些。”实际上，唯一一支从事破坏活动的部队来自城市的另一边，他们是苏联控制的穿着德国军装的“自由德国”组织，他们悄悄地穿过德军的哨卡，正在向柏林前进。他们所做的事情似乎只有切断电缆，虽然后来“自由德国”组织宣称它的部队曾经炸毁了柏林的一座军火仓库，但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种说法。
4月9日，党卫军在各个集中营里对许多知名的纳粹政权反抗者进行了一次屠杀。纳粹所下达的命令是要在他们被敌人释放前杀掉他们。曾经在1939年11月8日试图暗杀希特勒的乔安·吉尔格·艾尔斯在达豪集中营遇害，迪特里希·邦赫菲尔、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将军在福洛森堡集中营被处死，而汉斯·冯·多纳尼则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杀害。
“复仇的时刻到来了”成为了纳粹宣传V型武器的口号，但在奥得河前线等待苏军最后总攻的军官对此却无动于衷。即将到来的是苏联人复仇的时刻，而他们很清楚没有任何超级武器可以拯救他们。许多军官由于受到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而编造更多的谎言来欺骗他的下属，他们做出种种承诺——威力巨大的超级武器、敌人阵营中的分歧和即将到来的援军。而这些做法使得德军在战争末期军纪更加涣散。
就连党卫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士兵和军官的怨恨。党卫军“1月30日”师的书记官埃伯哈德·鲍姆加特在回司令部处理一份报告时却无法通过哨卡，他向窗户里看了一眼就立刻明白了原因。他后来写道：“我以为我是在做梦。一群军人围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屋子里充满了刺耳的音乐、噪音、笑声、尖叫、杯子碰撞的声音和浓重的烟雾。”第二天，翻译官格奥尔格给鲍姆加特看了一副《真理报》上的漫画，但这丝毫也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漫画上是一幅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在帝国总理府寻欢作乐的景象，标题是，“德国兵每天的坚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长久。”
许多人民冲锋队和那些临时组成的部队没有得到什么超级武器，他们只得到了像“45号人民手榴弹”这样毫无用处的武器。这种“人民手榴弹”只是一块包着一点炸药和一个8号雷管的水泥，它对投掷者的危险比对目标的威胁更大。另一支由军官学校学员组成的小队只得到了一些1940年从法国军队中缴获的步枪和每人五发子弹，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却是苏军的近卫坦克集团军。而纳粹仍然坚持了它的一贯作风，它不断为部队起一些极具声势的名字——所谓的“冲锋队”其实根本没有可以摧毁任何东西的武器，而“装甲敢死队”则希望用徒步与坦克对抗。
最有理由担心被俘的部队是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把这支部队派往奥得河前线是希姆莱的主意。他无法说服希特勒同意这一建议，因为后者仍然不愿使用斯拉夫军队。早在战争初期德国总参谋部就对建立一支百万人的乌克兰部队表示支持，但希特勒否决了这一计划，因为他执意要将“统治民族和奴隶民族”分开。而此后乌克兰人所受到的种种虐待也让德国国防军的这种希望彻底破灭。
4月初，弗拉索夫将军在一名联络官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与海因里希就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弗拉索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苍白的脸上嵌着一对“机敏的眼睛”，刚刚刮过的下巴颜色铁青。在弗拉索夫进行了一番乐观的表态以后，海因里希直截了当地问他，这样一支刚刚组建的部队会在战斗中有怎样的表现。德国军官最担心的是这些俄罗斯志愿者会在最后一刻拒绝与他们的同乡作战。而现在第三帝国几乎注定要灭亡，对于弗拉索夫的志愿者们来说，除了铤而走险再没有什么可以刺激他们的东西了。
弗拉索夫并不想欺骗海因里希。他说他的计划是从集中营的战俘里至少征召六个师的兵力，最好是十个，而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纳粹政府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考虑这一计划。他意识到了苏联方面针对他们所进行的宣传攻势有多么危险，但他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一次在奥得河桥头堡战役中证明自己的机会。
比塞将军为他们在法兰克福南部选择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地区进行作战。第33集团军的侦察兵立刻就发现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立刻用扬声器展开了攻心战。弗拉索夫部队的进攻在4月13日全面展开，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战斗，第一师向苏军阵地前进了500米，但苏军的炮火十分猛烈，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第一师师长比亚琴科将军发现他们不会得到他所预期的德军派出的空中或炮火支援，因此他无视比塞的命令将部队撤下了阵地。弗拉索夫的部队有370人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其中包括4名军官。比塞大发雷霆，而克莱勃斯将军下令将这支部队撤下前线并剥夺了他们的武器以便更加有效地使用。弗拉索夫的士兵有苦难言，他们抱怨说自己的撤退完全是由于缺乏火力支援，但是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们，德国炮兵正在为总攻保存他们最后的炮弹。
在4月的前两个星期里，在桥头堡上仍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苏军的进攻是为了向纵深推进。在奥得河前线之后所进行的活动更为剧烈，在短短15天里，28个苏联集团军进行了重组和新一轮的部署。第70集团军司令波波夫上将要在得到上级指示之前就对下属的各军军长下达命令。
一些集团军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长距离的迁移。根据苏联陆军条令，一个机械化纵队每天的行进距离应在150公里以上，而隶属于第49集团军的第200步兵师则在25小时内行进了358公里。被调往波美拉尼亚战场的第三突击集团军士兵们最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及时赶回主战场，“可能当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回家了”。真正的战士决不想错过这场战争的最高潮，他清楚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为什么能够激起红军其他部队的嫉妒心。
虽然真正的战士都非常希望在柏林亲眼见证胜利，但随着总攻的一天天临近，逃兵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大多数逃兵都是刚刚被召入部队的士兵，他们大多数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逃兵数量的增加还意味着针对平民的抢劫暴力行为的升级：“一些逃兵把从平民那里抢来的财物装上马车，把它们伪装成军需品从前线运回后方。”
尾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仅在4月上旬就抓获了355名逃兵。4月8日的一份报告表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更担心纪律问题。“许多士兵仍在后方地区游荡，他们自称是掉队的士兵，其实他们都是逃兵。他们偷盗、抢劫、施暴。最近，在第61集团军的区域内共有600多名逃兵被捕。所有的公路上都挤满了军用车辆，有些的确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而有些则是运送抢劫物品的。这些人把车辆留在马路和院子里，自己到仓库或民宅里寻找更多的东西。许多军官、士兵和军士看起来根本就不像红军，而一些衣着完全不同于红军军装的人也并没有受到注意，很难分清士兵、军官和平民。士兵不服从军官的危险事件也时有发生。”
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和锄奸团组织也展开了对可疑分子的大搜捕行动。在贝利亚看来，这些人既无能又过于热心。他们把148540名犯人抓到了苏联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集中营里，而“只有不到一半人在服劳役”。他们只把那些在红军后方抢劫人送走，却忽视了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波兰爱国者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纳粹分子。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不断遭遇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小股德国散兵。这些小团伙经常会在路边伏击落单的苏军车辆以得到食物，而苏联军方的报复手段只是摧毁最近的村庄，杀掉那里的平民，就像当初德国人在苏联的做法一样。
红军官兵现在既紧张又信心十足。年仅22岁的某工程旅副旅长彼得·米特罗法诺维奇·谢贝列夫刚刚被提升为中校。他在4月10日的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舒拉、塔娅，现在这里有一种不平常的、可怕的寂静。我昨天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不要感到惊奇，那的确是一个音乐会！演出的是一些来自莫斯科的音乐家。这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不禁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我想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我必须告诉你们两件昨天发生的事情。我陪一个从后方来的人来到了前线，我们走出了树林，在一个沙堆上躺了下来。奥得河就在我们面前流过，一片长长的沙洲顺着河流延伸，但沙洲还在德国人的占领之下。在奥得河后边是屈斯特伦镇，一个普通的小镇。突然湿湿的沙子从我的周围飞过，随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德国人发现了我们并且从沙洲开始向我们射击。
“两小时以前，我们的侦察兵带来了一名被俘的德国下士，他通过翻译问我，‘我在哪，长官？是在朱可夫的军队里还是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强盗团伙里？’我笑着对这个德国人说，‘你在朱可夫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里。但你为什么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叫做强盗团伙呢？’这个下士回答道，‘他们在战斗时从来不守规矩，所以德国士兵都把他们叫做强盗团伙。’
“另一件事情。我的副官科利亚·科瓦连科手臂受伤被送进了医院，但他却从那里逃了出来。我因为这件事训斥了他，但他却抱怨道，‘你这是在剥夺我与战友们分享首先进入柏林荣誉的权力。’……爱你们的彼得。”
对于大多数忠诚的官兵来说，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西方盟军的快速推进。第69集团军政治部向士兵们报告说：“我们的推进速度过于缓慢，德国人可能会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投诚。”
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共青团员的做法是让老兵们向新兵们讲述真实的战争情况。共青团员们还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给家里写信。尤其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辆T－34坦克。他们的坦克“共青团员号”已经“摧毁了几辆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并且用它的履带碾死了许多德国鬼子”。在党员会议上，党员们都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抢掠和酗酒”。
与此同时，炮兵团则“特别注意补充伤员留下的位置”，他们认为一旦到达柏林伤亡人数会骤然增加，因为炮手们将直接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所以每次执行任务时炮兵们都必须受到严格要求，而且每个团都训练了一些预备兵以顶替伤员。
为了保密，“当地的居民都被送到了距离前线二十公里以外的后方”。军队中开始实行无线电静默，每部野战电话都被贴上标签，上面写着：“不该说的不要说。”
另一方面，德国也在积极地为最后一战做着准备，但他们强调的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军人和他的家庭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这个人的军衔有多高。他们还发布了一份有关处死柯尼斯堡指挥官拉什将军的通告，他将被绞死，而根据法律他的全家也被作为背叛纳粹事业者的直系亲属而被捕。
东普鲁士的最后挣扎和奥得河的危机同样对柏林的士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月2日，苏军大炮对柯尼斯堡中心地带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苏军炮兵上尉伊诺泽姆釆夫在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炮兵连发射了60枚炮弹，将一座碉堡打成了“碎石堆”。俄罗斯秘密警察最担心的是有人会从城里逃跑。“柯尼斯堡城中被困的士兵们都在穿上平民的衣服逃出这座城市，东普鲁士的证件检查工作必须进行得更加严格。”
“空袭十分有效，”伊诺泽姆采夫在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大量使用了燃烧弹。建筑物中即使只有一个德国人，他也会被大火赶出来。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巷战，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攻占柯尼斯堡将会成为攻占一座巨大城市的经典战例。”第二天，他的战友萨万诺夫在战斗中阵亡，整个团在城里为他鸣炮表示哀悼。
城市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被埋在了废墟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伊诺泽姆釆夫写道，“准确地说，这是由于上万具尸体在瓦砾堆下腐烂而造成的。”伤员挤满了城市中每一个有用的地下掩体，拉什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了。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43集团军也攻进了这座城市，就连科赫的副省长都极力要求放弃这座城市。但此时柯尼斯堡与萨姆兰半岛半岛之间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切断了，虽然德军试图突围，但由于组织混乱这次反攻在4月8日晚最终失败。猛烈的炮击截断了许多出城的道路。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在没有通知拉什的情况下要求平民集合起来准备突围，但他们的集结引起了苏军炮兵观察员的注意，他们也因此而遭受了灭顶之灾。
到了第二天，城市已经完全笼罩在浓烟之中，只有喀秋莎火箭爆炸的火光还依稀可见。侥幸活着还的平民把床单挂到窗口以示投降，有人甚至试图夺下德国士兵手中的武器。拉什明白这座城市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不再希望援军的出现，也不愿让难民和市民们遭受更多的痛苦。只有党卫军还想继续作战，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4月10日上午，拉什和其他德国军官作为城市议员来到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司令部。幸存的3万名士兵也出城投降，他们的手表和其他有用的物品立刻被红军士兵洗劫一空。在这座千疮百孔的城市里，红军士兵们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强奸妇女的勾当。
伊诺泽姆采夫来到了这座弥漫着浓烟的东普鲁士首都。“一座头颅被炸掉半边的俾斯麦铜像用它仅存的一只眼睛注视着指挥交通的苏联女兵，注视着来来往往的红军战车，注视着成群结队的巡逻士兵。他好像在问，‘为什么俄国人会在这里？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末日被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强调。4月16日夜里，满载7000名难民的哥雅号医疗船被一艘苏联潜艇击沉。这是航海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最终只有165人获救。
对柏林的总攻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开始。4月6日，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战争日志上写着：“在第九集团军的前线上，敌军的活动十分频繁——坦克发动机和履带的声音不时从屈斯特伦西南的登陆场区和基尼茨的西北部传来。”他们估计对柏林的进攻将在两天内开始。
但五天以后，他们却仍在等待。克莱勃斯将军于4月11日在措森致电海因里希说：“元首认为苏联人对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进攻将在4月12日或13日展开。”第二天，希特勒又让克莱勃斯打电话再次通知海因里希：“元首的直觉告诉他苏军的进攻会在一两天之内开始，也就是4月13日或14日。”希特勒在一年前就曾试图预测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日期，但他失败了。现在他又想再一次用自己的离奇的预测给他的崇拜者们一个惊喜，这似乎已经成了他能够证明自己仍然控制着局势发展的最后几种手段之一。
4月12日晚上，柏林交响乐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组织这次演出的阿尔贝特·施佩尔邀请了海军上将邓尼茨和希特勒的副官冯·贝洛上校。虽然电力已经中断，但大厅里仍然被蜡烛照得十分明亮。“音乐会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贝洛写道。演奏的曲目包括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施佩尔后来说这首乐曲是他给乐队的暗示，让他们在演奏之后立刻逃出柏林，避免被抓去参加人民冲锋队)和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中的最后一幕。尽管瓦格纳的乐曲没有将听众们拉回到现实当中，但是这种可以脱离现实的短暂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据说在演出结束之后，纳粹党就组织了一批希特勒青年军士兵站在剧院门口，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提着一个装满了氰化物罐的篮子，并将这些罐子分发给了每一个出来的听众。
到了4月14日，苏军的进攻仍旧没有开始，希特勒在这一天向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下达了一道命令。可想而知，这道命令强调“任何玩忽职守的人都将被作为人民的叛徒对待”。命令接下来的部分严重歪曲了历史，它竟然以突厥人在维也纳被击败为参考：“布尔什维克人一定会和古老的亚洲人遭受相同的命运。”而事实上，维也纳最终落入了东方游牧民族的手中，并且根本没有被收复的可能。
第二天，一个名叫迪特尔·博尔科夫斯基的16岁的柏林男孩描述了他在一列来自安哈尔特车站的城市列车上看到的情景：“人们的表情里充满了恐惧，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咒骂声。突然有人喊道，‘安静！’他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嘈杂声。我们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小个子士兵，他戴着两枚铁十字勋章和一枚金质的日耳曼勋章。他的袖子上有一个镶着四个金属坦克的臂章，这表明他曾近距离摧毁了四辆坦克。‘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他喊道，整个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即使你不想听我说些什么，也请你停止抱怨。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绝不能丧失勇气。如果别人赢得了这场战争，如果他们只做了一部分我们曾在占领土地上做过的事情，那么在几个星期以内这片土地上就不会有一个人存在。’车厢里变得异常安静，即使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可以听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