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集团和总参谋部·第十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在苏军进攻波美拉尼亚的最后阶段，冯·蒂佩尔斯基希在梅伦塞为各国驻德武官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他们参加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次也许可以听到一些真实的内幕消息。柏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一些人相信希特勒已经死于癌症，战争将很快结束。一些人的说法也许更加可信，他们说随着红军的逼近，德国共产党会很快采取行动。还有人传言人民冲锋队已经发生了兵变。

　　 那天晚上出席的德国军官们都在谈论波美拉尼亚的惨败，他们把这归咎于物资储备的缺乏。瑞典武官尤林·丹菲尔说，会谈的结束方式是一些军官感叹他们多么希望能够与英国进行一次严肃的谈判。有人对他说：“英国要承担欧洲命运的部分责任，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德国的文化被一场‘红色风暴’毁灭。”许多德国军官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在1940年拖延了时间，德国国防军就可以在1941年集中兵力对付苏联，那么现在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尤林·丹菲尔说：“一些出席会议的人员变得非常伤感，这让会议气氛变得十分低沉。”

　　 德国军官受到的欺骗虽然与希特勒的高级将领们所受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为进攻苏联感到遗憾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没有取得胜利。让德军感到汗颜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军官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其他主力部队的行为感到愤慨。在最后的九个月里，军队中的反纳粹情绪日益高涨，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纳粹政权对七月密谋者的残酷镇压，但主要还是由于希特勒无耻的忘恩负义行为和他对整个军队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他对总参谋部表现出的厌恶情绪，和他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陆军将领的做法让人们深恶痛绝。而且，他对党卫军在武器、人力及晋级等诸多方面的优待也使人们越来越痛恨这支纳粹近卫军。

　　 一位德国海军高级军官向尤林·丹菲尔谈起了最近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级军官们讨论了在东线发动绝地反击迫使苏军退回1939年前线的可能性。“如果这次尝试能够成功，”这位海军军官说，“它将为我们赢得最好的谈判时机。为了能够采取这次行动，希特勒必须下台，让希姆莱接替他的职位以保证良好的秩序。”这个想法不仅显示出德国军官是多么缺乏想象力，还可以看出柏林的军官们对前线的局势是多么的缺乏了解。维斯图拉河与奥得河的行动已经让德军丧失了进行持久战的能力。现在所能考虑的问题只是红军还需要多少天才能从奥得河前线到达柏林，这条让德国军官感到可怕的前线可能在未来成为波兰的边境。

把希特勒和古德里安之间矛盾激化到顶点的事件与屈斯特伦的形势有关。屈斯特伦处在苏军在奥得河上的两个主要的桥头堡之间，它是通往柏林的大门，位于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交汇处，距离柏林以东80公里，而且占据着柯尼斯堡到柏林的主要公路帝国一号公路。

　　 屈斯特伦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朱可夫希望将两个主要的桥头堡——北部的由别尔扎林的第五突击集团军控制，南部的由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控制——联系起来以形成一个巨大的集结地为即将到来的柏林战役做准备。另一方面，希特勒坚持用五个师的兵力从法兰克福发动反攻，并从南部包围崔可夫部队。

　　 古德里安曾经极力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知道他们既没有飞机和火炮的支援也没有足够的坦克来发动这次反击。但悲剧还是在3月22日发生了，德军进行了重新部署，而那一天海因里希正在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里听着希姆莱冗长的演说。第25装甲掷弹师在它的换防部队没有到达之前就已经从屈斯特伦走廊撤退。别尔扎林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转瞬之间，屈斯特伦就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古德里安还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把德国国防军从覆灭中拯救出来。就在屈斯特伦走廊失守的前一天，古德里安还曾来到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与希姆莱会面，当时他正和希特勒“在碎石路上散步”。希特勒让他们俩单独谈话。古德里安单刀直入地指出他们已经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现在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尽快停止残酷的屠杀和轰炸。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你是唯一一个仍与中立国保持联系的人。我们的外交部长已经无法说服希特勒展开谈判，所以我必须请你利用你的关系，并且和我一同去要求希特勒下令停战。”

　　 “我尊敬的将军，”希姆莱回答道，“现在这样做还为时尚早。”虽然古德里安极力要求，但希姆莱仍不肯改变主意。古德里安想他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仍然对希特勒心存恐惧，要么就是因为他出牌过于谨慎。古德里安派他在党卫军中的心腹、地区总指挥冯·阿尔文斯莱本去向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艾斯曼上校探听消息，并让他告诉艾斯曼，希姆莱正在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福尔克·贝纳托特与西方盟国进行接触。艾斯曼对他说，首先现在让西方领导人来考虑和平条约已经太晚了，其次希姆莱认为他是整个德国中最不适合进行这种谈判的人。

　　 3月21日晚，希特勒对他的陆军参谋长说自己应该休息几天，因为他的心脏病已经太严重了。古德里安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温克将军正在从车祸中恢复，而克莱勃斯将军也在六天前在措森受伤，因此希特勒不能离开自己的职位。正当他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副官走进来告诉希特勒施佩尔想见他。(他肯定是弄错了时间或地点，因为施佩尔此时并不在柏林)希特勒顿时勃然大怒并拒绝了这个请求。显然，他是在向古德里安抱怨，“每当有人想要单独同我见面的时候，他一定有不好的事情要告诉我。我再也受不了这些表面上安慰我，但实际上却给我增加痛苦的人了。他总在报告的开头中写道，‘战争失败了’，这就是他现在想告诉我的。我通常把他的报告锁在保险柜里，不去看它们。”但他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却说希特勒其实并没有这样做过，他其实读过这些报告。但希特勒对于雷马根大桥失守的反应表明他对失败只有一种反应，那就是责怪别人。3月8日，约德尔亲自来参加形势分析会，并告诉希特勒他们没能成功炸毁那座桥梁。当时在场的一位军官回忆道：“希特勒当时显得很平静，但第二天他却暴跳如雷。”他一下子下令处死了五名军官，这让整个国防军都为之惊恐。

　　 就连党卫军也很快发现自己无法从希特勒的震怒中幸免。希特勒从鲍曼或者费格莱恩(两个人都想削弱希姆莱的实力)那里听说，驻守在匈牙利的党卫军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作为一种羞辱性的惩罚，希特勒决定剥夺他们引以为荣的臂章。希姆莱也不得不亲自发布这道命令。而古德里安对此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希姆莱这次到匈牙利并没有给他的党卫军留下什么好印象。

　　 德军于3月27日从法兰克福再次发动了反攻，希特勒一直拒绝放弃这里。第九集团军军长比塞将军是这次反攻的总指挥。虽然战斗之初德军打了苏军的第八近卫集团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最终德军还是伤亡惨重。暴露在阵地上的大批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遭到了苏军大炮和飞机屠戮般的攻击。

　　 第二天，在经过从措森到柏林的90分钟的车程以后，古德里安在当天的形势分析会召开以前对他的副官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今天我一定要对他直截了当地说点什么。”

　　 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里的气氛非常紧张，而这时希特勒还没有出现。凯特尔和约德尔都在场，比塞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他是被希特勒召来解释屈斯特伦溃败的原因的。

　　 约德尔仍摆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而古德里安还是那样的言辞刻薄。显然，希特勒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听到巴顿将军的坦克到达法兰克福郊外的消息而有丝毫的好转。随着比塞的解释，希特勒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突然发难，问反击为什么会失败。不等比塞或者任何人做出解释，他就开始长时间地抨击各级军官以及总参谋部的无能。他还责备比塞没有使用火炮。

　　 古德里安打断了他的演说，他告诉希特勒比塞已经用尽了他手中的所有炮弹。“那么你也应该给他更多的炮弹！”希特勒立刻冲他吼道。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注意到，在古德里安在为比塞辩解的时候，他的脸已经开始因愤怒而涨红了。参谋长又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拒绝将库尔兰的部队撤回保卫柏林的事情上。随着争论的升级，会场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可怕。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写道：“希特勒的脸色由白变青，而古德里安的脸色却由红变紫。”

　　 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害怕。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溜出会议室，给措森的克莱勃斯打了一个紧急电话。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并说他必须以某个借口中断这次会议。克莱勃斯同意了他的建议，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随即回到会议室告诉古德里安，克莱勃斯有急事找他。克莱勃斯同他进行了长达十分钟的谈话，参谋长也在这段时间里平静了下来。当他再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约德尔正在报告西线的战事发展情况。希特勒坚持让除了凯特尔和古德里安以外的所有人都离开会场。随后他让古德里安暂时离开柏林去疗养一段时间。“在六周以内，形势将会变得非常紧急，而那时我将非常需要你。”凯特尔问古德里安将会到哪去进行疗养。古德里安很怀疑他这样问的真实动机，所以他说自己暂时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措森和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参谋们都为当天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希特勒解除古德里安的职务让他们感到前途黯淡。他们现在的处境就如同德迈齐埃上校所描述的那样：“整天处在惶恐与不安之中，做着明知道没有意义却不得不做的事情”。希特勒对军事战略的轻视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位独裁者的魅力就在于他“罪恶的能力”和完全的是非不分。他严重的性格混乱，虽然不能被定义为精神病，但却可以让他变得十分疯狂。希特勒已经完全认为自己是所有德国人民的代表，他相信任何反对他的人就是与所有的德国人作对；而如果他死了，那么没有一个德国人还能继续活下去。

　　副总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被提升为正职。一位军官写道：“这个戴着眼镜、有点罗圈腿的矮子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微笑，让人总觉得他有点像古罗马传说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他有一种敏锐的、总是带着一点讽刺的智慧，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说一些笑话和轶事。克莱勃斯是一个参谋而不是一个指挥官，他是一个典型的副指挥官，而这正是希特勒想要的人。在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克莱勃斯还曾在苏联担任武官职务。而对于一个国防军的军官来说，他一直对自己与斯大林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而感到自豪和与众不同。“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将永远是朋友。”1941年初，苏联领导人曾经在莫斯科火车站为日本外交部长送行的时候对克莱勃斯说过这样的话。“我坚信这一点，”克莱勃斯回答道，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陆军的指挥官们对这样一个投机主义者并没有太多的尊敬，他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颠倒黑白的人”。

　　 古德里安走后，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要求上前线，而克莱勃斯却坚持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说：“战争总会结束，我希望你能在这最后的时刻给我一些帮助。”弗赖塔格·冯·勒林赫芬感到他不得不同意这个请求。他认为克莱勃斯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他拒绝加入“七月密谋”的唯一原因是他确信这次行动注定将会失败。但有人却注意到他在战争学院的老同学博格道夫是怎样说服他加入鲍曼和费格莱恩的圈子的。也许在鲍曼的阴谋中，只有像克莱勃斯这样忠诚的人才会保证军队的绝对服从。鲍曼显然正在为他的即将到来的元首梦拉拢支持者，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事情。他早已为他桑拿浴室里(他和费格莱恩经常在这里互相吹捧)的密友费格莱恩安排好了党卫军全国总指挥的职位。

　　 来自措森和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参谋们对他们所看到的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感到恐惧。他们还看到了希特勒是如何对待他身边的人的，这代表了他的喜好和权力斗争形势的转变。希特勒把戈林任命为“帝国元帅”是为了让他来维系自己仅存的一点威严，虽然他还与希姆莱保持着一种亲切的关系，但这位“党卫军全国总指挥”自从平息了“七月密谋”以后就早已丧失了权力。这个时候的希姆莱虽然仍是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头目，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希特勒用来平衡陆军部队的砝码。

　　 戈培尔的宣传才能虽然在纳粹的衰落中对它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自从他与一个捷克女演员有染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和以前一样的宠信。希特勒认为纳粹党的高层官员绝对不可以离婚，他始终站在玛格达·戈培尔一边。而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也不得不为了纳粹政权而继续维系他的婚姻。

　　 海军上将邓尼茨得宠是因为他的忠诚和新一代的潜水艇，希特勒把它当作复仇的最有力武器。在德国海军中，邓尼茨被称作“忠诚的希特勒青年团员昆克斯”， [ 注：Hitlerjunge Quex，一部纳粹宣传片中的忠诚的希特勒青年集团军群士兵， ] 因为他简直就是“元首的传声筒”。而鲍曼显然是“政治集团”中地位最高的人，希特勒把这位得力助手称为“亲爱的马丁”。

　　 军官们还看到了“政治集团”中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希姆莱和鲍曼都用“您”来称呼对方，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相互之间的尊敬”。他们还看到了费格莱恩“把脏手伸向每一件事情”，他在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希姆莱这个他刚刚结交的“朋友”。希姆莱显然已经忘记了曾经的背信弃义，他很愿意让他的下属，元首未来的妹夫，用“您”来称呼他。

　　 爱娃·布劳恩已经回到了柏林，她要和她尊敬的元首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从鲍曼3月7日的日记中却完全看不出大多数人对她从巴伐利亚返回所感到那种意外：“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乘坐一列邮政列车返回柏林。”如果鲍曼提前已经知道了她要回来的话，那么希特勒也应该知道。

　　 3月13日，空袭造成了2500名柏林人死亡，12万人无家可归，鲍曼“以安全为根据”下达了一道命令，他要求将所有接近前线的战俘都转移到德国的腹地。我们不清楚他的这道命令是否加速了已经开始了的集中营撤退行动，然而对生病战俘所进行的屠杀行动，对幸存者所进行的转移行动，是第三帝国覆灭过程中最为血腥的一幕。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和被认为具有危险政治倾向的人通常会被党卫军或者盖世太保吊死或枪毙。有些时候，甚至连人民冲锋队都会被派去执行死刑。那些收听外国广播的人也被列为“危险人物”的行列。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对抢劫者十分残酷，尤其当这些人中有外国工人的时候。德国公民都可以获得赦免。在疯狂的报复中，意大利武装劳工所遭受的折磨比任何民族团体受到的都要多，这大概是因为德国人更希望在那些叛变的盟友身上报仇。

　　 在下达了撤走战俘命令以后不久，鲍曼就于3月15日乘机飞往萨尔茨堡。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视察了这一地区的许多矿井，他是在为藏匿纳粹的战利品和希特勒的财产寻找合适的地点。3月19日，他乘火车回到了柏林。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下达了“尼禄命令”或者称之为“焦土命令”——任何可能为敌人所利用的物品都会在德军撤退时被销毁。而这时鲍曼刚刚找好了藏匿纳粹赃物的地方，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巧合。

　　 正是阿尔贝特·施佩尔最后的备忘录坚定了希特勒实行“焦上政策”的决心。那天早晨，施佩尔试图说服希特勒不要炸掉桥梁，因为那样会“切断一切德国人逃生的后路”。但希特勒的答复中充满了对德国人民的轻视。希特勒对他说：“这次你的备忘录会得到一份书面回复。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我们就会失去人民，而我们也不必再去担心他们的生存问题。相反，摧毁这些东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战争证明我们的民族十分弱小，未来会完全属于那些东方的强者。只有那些无能者才会在战争以后存活下来，而优秀的人们都将死去。”

　　 施佩尔随后又来到了陆军元帅莫德尔在鲁尔的司令部希望说服他不要炸毁铁路，他在3月20日上午收到了希特勒的书面回复：“所有军用运输、通讯、供给设施以及帝国领土上的一切物资”都要被毁掉。施佩尔的所有职务都被解除，他所下达的保存工厂的命令也即刻被废除。施佩尔立刻用一种“反失败主义”的论调来为自己辩解，他说这些工厂和其他一些设施不能被摧毁，因为德军还会在反攻中将它们夺回。但希特勒已经看穿了他的计谋。这件事最大的作用是让施佩尔最终认识到希特勒是一个“罪人”。

　　 施佩尔在3月26日从莫德尔元帅的前线司令部回到了柏林。他是被希特勒召回的，希特勒对他说：“我听说你已经不再信任我了，很明显你也不再相信我们还会赢得这场战争。”他想让施佩尔去休假，施佩尔希望就此辞职，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

　　 虽然已经被免去了所有的官职，但施佩尔仍尽力阻止那些地方长官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因为他还保留着对炸药的控制权。但是希特勒又在3月27日发布了另一道命令，要求炸毁、烧毁或拆除所有的铁路及其他运输设施，并且毁掉包括电话、电报机和广播站在内的所有通讯设施。施佩尔于3月29日清晨再次回到柏林，他与包括最近被解职的古德里安在内的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将军，以及那些还没有达到狂热程度的地方长官们进行了联系，希望他们能支持他的计划，共同抵制希特勒疯狂的破坏行为。古德里安带着“悲哀的笑容”警告他“小心丢了脑袋”。

　　 当天晚上，希特勒就警告施佩尔，说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他又问施佩尔是否相信他们还能赢得这场战争，施佩尔说他不相信。希特勒说“他不能放弃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他说他对自己的事业感到失望，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他规劝施佩尔“悔过自新，保持忠诚”。他给施佩尔24小时时间考虑是否愿意再次相信德国还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希特勒显然非常担心他会失去一位最有能力的部长，还没有到24小时他就拨通了施佩尔的电话。施佩尔又被召回到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

　　 “怎么样？”希特勒问道。

　　 “尊敬的元首，我将无条件地支持您。”施佩尔回答道，他突然决定撒谎。希特勒变得十分激动，他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了施佩尔的手。施佩尔继续说道：“但如果您能够再次批准我执行您在3月19日颁布的法令，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希特勒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让他起草一份授权书。在这份授权书中，他取消了几乎所有的有关毁坏武器库和兵工厂的决定，这都是为了他自己。希特勒也肯定知道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显然他最大的希望是让自己最器重的部长再次回到自己身边。

　　 与此同时，鲍曼也在通过地方长官下达各种命令。比如，他注意到医生们已经开始为来自东部的被强奸的妇女们堕胎。3月28日，他决定用法律来约束这种状况，并下达了一项被定为“高度机密”的法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堕胎的女性必须首先接受犯罪调查局军官的审察，只有在证实她确是受到红军士兵的强奸后方可堕胎。

　　施佩尔为了避免毫无必要的破坏行为经常造访哈斯莱本的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他发现海因里希将军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施佩尔在战败后接受美国人的审讯时说，他曾向海因里希的参谋长金策尔将军建议将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撤回柏林西部以保护这座城市免受更多破坏。

　　 海因里希现在要负责柏林的防御，因此他可以和施佩尔共同工作以找出最好的方法来保护尽可能多的桥梁。这种做法有着双重重要性，因为主要的供水管道和污水排放系统都与这些建筑密不可分。58岁的海因里希在总参谋部有许多仰慕者，有人这样说：“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个完美的传统的普鲁士军官。”他刚刚被授予骑士勋章。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兵”并不喜欢整洁华丽的将军军服，他更喜欢穿在前线时穿的羊皮夹克，裹着一战时期的皮绑腿。他的副官一直没能说服他去定做一件新的短上衣。

　　 赫尔穆特·雷曼并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将军，他被任命为柏林的防御总指挥。他准备炸毁这座城市的所有桥梁。施佩尔在海因里希的支持下再一次打出了“失败主义”这张牌，他问雷曼是否相信最终的胜利。雷曼当然不能说不。施佩尔随即说服他接受海因里希的折中建议：仅仅破坏最外面的红军前进路线上的桥梁，保存柏林中心的桥梁完好。在与雷曼会面以后，海因里希告诉施佩尔说他不想和苏军在柏林进行持久战。他只希望红军能够尽快到达柏林，并且出其不意地抓获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高级官员。

　　 哈斯莱本的司令部总会受到一些不受欢迎者的打扰。地方长官格赖泽尔丢下了被围困在波兹南的平民来到柏林接受他的紧急任务，他来到了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并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他说他想在这里当一名副官。梅克伦堡和布兰登堡的地方长官希尔德布兰特和施图茨也都来到这里，他们想要一份形势简报。其实他们想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俄国人什么时候会来”——但他们还没有这个胆量，因为这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戈林也是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常客。他非常关心“松德塔费尔”的情况，这是一支由著名的德军王牌飞行员鲍姆巴赫中校率领的部队，它的任务是用新式的无线电制导炸弹炸毁苏军通往奥得河桥头堡的桥梁和必经之路。德国海军也组织了“爆破”船队，船队使用一种自爆船只，让它们沿河向下游漂流。但这些进攻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虽然伤亡惨重，但苏联工程兵仍然在冰冷的河水中继续进行修理工作。许多人在严寒和急流中丧命。鲍姆巴赫向陆军参谋们承认再继续下去不会有任何意义，也许把飞机的燃料分配给装甲部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艾斯曼上校说，和许多空军王牌飞行员不同，鲍姆巴赫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戈林的刚愎自用和他的不负责任一样荒谬可笑。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一名军官说，他闪烁的眼神和特制军服上的皮毛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快乐的集市妇女”而不是一个帝国元帅。他总喜欢戴着他所有的勋章和金线织成的肩章到各支部队中视察，他把时间都花在给陆军指挥官们写信抱怨他们的人没有向他敬礼上了。

　　 在一次于哈斯莱本举行的计划会议上，他把他在奥得河前线上的两支伞兵部队说成了“超人”。“你们在进攻时一定要带上我的两个空降师，”他宣称，“这样你们就能把苏军送进地狱。”但戈林没有注意到许多军官根本就没有当过伞兵，而且德国空军的许多飞行员也没有执行空投任务的经验。他倍加珍惜的第九空降师将是进攻开始以后第一支被击溃的部队。

　　 戈林和邓尼茨希望从空军和海军中抽调3万人参加地面战争，而对于这些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事实却毫不在乎。他们成立了一个海军陆战队师，师长由一名海军上将来担任，只有一名陆军军官负责来对他们进行战术和行动指导。党卫军在与陆军部队的竞争中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他们成立了更多的警察旅，和由党卫军司令部人员组成的机械化旅。它的代号为“一千零一夜”。党卫军的代号随着第三帝国末日的一天天逼近，而变得越来越富有异国情调：这个旅的反坦克分队的代号是“玛莉安·魏尔玛”、侦察营的代号是“一千零一夜”。

　　 4月2日，希姆莱的一位参谋在他的特别列车中建议在现有的2.5万人基础上再增加4000名“前线支援者”。纳粹首脑们正在试图达到“80万人计划”中制定的目标。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怀疑德国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器分发给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人，而这样会使情况比没有他们时更糟。但是纳粹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给这些人发了一些火箭筒，并且给每个人一枚手榴弹，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几个敌人同归于尽。艾斯曼上校写道：“很简单，这个命令不亚于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

　　 纳粹党还在尽力保持“阿道夫·希特勒自由兵团”思想，鲍曼还在3月28日与“卡尔滕布伦纳博士”就此进行了讨论。党卫军成员仍然在为他们在理论上的资格而斤斤计较。每当戈培尔博士在他的宣传攻势中提出军事命运逆转的例子的时候，党卫军们总是喜欢展示他们的历史知识。弗雷德里克和布柳彻被一再地提起，卡尔滕布伦纳又向宣传部提出了波斯国王大流士战败的历史。

　　 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从纳粹领导层得到了几乎不可能兑现的承诺。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所谓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位于奥得河前线第九集团军的北部，这支部队其实已经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它的主体是杂牌军和新兵。比塞将军的第九集团军也是一个大杂烩，它甚至还有一个穿着潜水兵服的突击炮连队。

　　 奥得布鲁赫前线的德军几乎全部是预备役部队，纳粹只给他们了几块面包、几根腊肠和一点烟叶就把他们送上了前线。一些更年轻的士兵得到了糖果作为烟叶的替代品。他们在紧靠前线后方的村庄里架起了锅灶，年轻的预备兵们开始挖战壕。其中一个人写道，这里的人都是“患难之交”。他们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部队来形容。没有人，甚至是他们的长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们只是挖掘，然后等待。从他们所开的玩笑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一个被俘的士兵这样告诉他的苏军审讯官，“生活就像是孩子的衣服——又短又臭”。

　　 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德国老兵们都知道，只有傻瓜才会觉得待在“土堡”里不舒服，它通常有两米高三米宽，底部由几个小树桩支撑。一个士兵写道：“我的防空洞非常舒适，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木制的桌子和椅子。”从附近村庄里抢来的床垫和鸭绒被让这些小屋变得更加舒适。

　　 由于火光和浓烟会引起苏军狙击手的注意，所以士兵们很快就不再洗澡修面。到了3月底，他们干粮也变得越来越差。很多时候，每个人只能得到半块黑麦面包(一种像石头一样硬的军用面包)，炖菜和汤直到晚上才能从距离前线很远的后方运来，这时它们已经变冷结冰了。运气好的时候，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4升的杜松子酒，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得到“前线战士包裹”——为前线战士准备的小包裹，里面有蛋糕、糖果和巧克力。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洁净的饮用水的极度匮乏，许多士兵因此得了痢疾，他们的战壕也因此而变得脏臭不堪。

　　 年轻的预备兵很快因为极度的疲劳和紧张而变得非常憔悴。晴天里有“空中坦克”战机的轰炸，白天有大炮和迫击炮合奏的“交响乐”，夜里还不时会有炮弹来夺去他们的生命。但是对于这些年轻的新手来说，最多的战斗经历就是四个小时的夜间站岗。每个人都害怕被苏军的突击队抓去当“口舌”。没有人敢在白天外出活动。一个苏联狙击手在波尔迈尔爬出战壕的时候打穿了他的脑袋，他曾是格哈德·蒂勒里在波茨坦军官学校里的战友。出去救他的奥特斯泰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没有人看到枪口的火光，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子弹是从哪里射来的。这里的德军也有自己的狙击手。这个人“完全是一个疯子”，在休息的时候，他会穿上一套殡仪员穿的黑色燕尾服，戴一顶黑色的帽子，衣服上别着金制的日耳曼十字勋章，这件俗气的装饰品被人们称作“煎鸡蛋”。人们容忍了他这种怪僻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射杀过130名敌人的骄人战绩。这个狙击手通常会躲在前线后方的一座谷仓里，战壕中拿着望远镜的了望员会告诉他目标的方位。曾经有一次，了望员向他示意有一条狗正在苏军的阵地里奔跑，他只用一枪便射杀了这条狗。

　　 在这种弹药奇缺的日子里，部队每天早上必须上报前一天消耗的具体数字。有经验的连队指挥官们都会夸大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知道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储备。在3月的最后几天里，德军的指挥官们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们觉得苏联人在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想“一石二鸟”。奥得河西岸进行的桥头堡攻防战不仅是为了进攻柏林准备跳板，而且是想在大举进攻前耗尽第九集团军的所有弹药。德军的每门大炮每天发射的炮弹数量被限制在2枚以内，它们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反击，因此苏联炮兵们可以从容地对准目标发射炮弹。向泽洛高地发起总攻只是时间问题。

　　 士兵们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睡觉或者给家里人写信，虽然他们知道从2月末以来邮件投递就已经几乎中断了。军官们觉得邮政系统的瘫痪至少有一个好处，因为许多士兵在得到家里传来的噩耗时都会自杀，不管是他们的家园被炸毁还是他们的家人被杀死。被俘的德国兵告诉他们的苏联审讯官，他们的大炮向自己的阵地后方开火，这样做是为了警告他们不要撤退，很难判断他们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只是为了讨好苏联人。

　　 士兵们都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被击败，他们只是在等一件事——撤退的命令。每当一名排长在向他的连级指挥部打电话得不到回音时，这支部队通常会变得极度恐慌。许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那些让他们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指挥官们将他们抛弃了，但他们并不想冒着被党卫军宪兵抓获的危险撤退。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把自己藏在地堡的最深处，然后祈祷苏联士兵在丢进一颗手雷以前给他们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即使苏军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他们也经常会面对一次迅速的德军反攻的危险。任何投降的人都将面临死刑。

　　 虽然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充足弹药，但是走投无路的德军士兵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抵抗者。3月22日，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对古特－哈森诺展开进攻，它位于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附近的冲积平原之上。第920突击炮训练旅和第303“多伯里茨”步兵师立刻进入了戒备状态。他们很快布置好了防御阵形，并开始观察苏军的T－34型坦克。军士长魏因海默一声令下：“对准目标，开炮！”格哈德·劳达恩几乎是在前一颗炮弹退膛的同时就把下一颗炮弹塞了进去。炮兵们用良好的节奏发射炮弹，顷刻之间就有四辆T－34型坦克被摧毁，但是紧接着一道强光闪过，随着装甲车的颤动他们感到了一次剧烈的爆炸。劳达恩的头重重地撞到了钢板上。他听到他们指挥官在大声地喊叫，“劳斯！”劳达恩挣扎着想要掀开舱盖跳出坦克，但没有取下的耳机和话筒挡住了他的去路。这里他才发现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随后他发现其他的士兵也受到了装甲的保护。在敌军坦克的重重包围下，他们似乎已经无路可逃了。但这时他们的驾驶员索尔达特·克莱因从一个舱门又爬回了座舱。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又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他们争先恐后地爬了回来，装甲车开始缓缓倒退。敌人的炮弹就在他们的炮管前爆炸，但幸运的是外层装甲和内层装甲之间有一道空隙，正是这道空隙救了他们。“‘士兵的好运’终于来到了我们这边。”劳达恩说。他们甚至还能把这辆车驶回了斯特劳斯堡南部拉斯菲尔德的维修基地。

　　 身处奥得河前线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正对的奈斯前线的军官们都为他们纷乱的思绪所困扰，苏军的审讯官报告说：“军官们对形势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官方的看法，一种是只能和最亲密的朋友交流的自己的观点。”他们都坚信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家园，但他们也都非常清楚目前的形势已经无药可救了。“人们必须分清不同的作战单位。”一名被俘的上尉在第21集团军司令部里对一名第七部的审讯官说道，“正规军十分强大，他们军纪严明，士气高涨。但在那些临时组成的杂牌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军纪涣散，只要苏军一出现，士兵们就会立刻乱作一团，逃离阵地。”

　　 另一名德国中尉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做一名军官就意味着像钟摆一样，在骑士勋章、桦木十字架和军事法庭间摇来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