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的桥头堡·第八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2月份和3月份，当争夺奥得河桥头堡的战役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经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的“波罗的海平台”。在2月的第二和第三个星期里，罗科索夫斯基的四个集团军穿过维斯图拉河进入了西普鲁士的南部地区 。
然后，在2月24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部队向北直逼波罗的海，将波美拉尼亚分成了两半。
德军最弱的部队是第二集团军，它仍在试图保持从东普鲁士经过弗里斯奇尼赫鲁格沙洲到达维斯图拉河入海口的唯一一条陆路的畅通。第二集团军的左翼刚好穿过埃尔宾的诺加特河，并且试图保住它在玛丽恩堡的“日耳曼骑士要塞”的阵地，这种做法使它成了维斯图拉河集团军中战线拉得最长的部队。
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从2月24日开始发起进攻。第19集团军向西北方向的斯坦丁和巴尔登贝格的中间地带进攻，但它受到了顽强的抵抗，延缓了推进速度。罗科索夫斯基解除了该集团军总指挥的职务，并派遣了一个坦克军去协助第19集团军的进攻。坦克部队和第二、第三近卫骑兵军的协同作战加速了斯坦丁的陷落，而它正是波美拉尼亚防线的“基石”。
苏联骑兵在波美拉尼亚防线的进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奇袭的方法占领了许多城镇，海滨城市韦巴就是其中之一。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极右翼是第二近卫骑兵军，它由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克留科夫中将指挥。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将领，他的妻子是俄罗斯十分受欢迎的民歌歌手莉迪亚·鲁斯拉诺娃。
朱可夫也于3月1日在斯坦丁东部大约五十公里的地方向北发动了进攻。由第三突击集团军、第一和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十分强大，几个弱小的德国师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由几个坦克旅组成的先头部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当它们穿过村镇的时候，毫无准备的平民都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它们。第三突击集团军和第一波兰集团军在后面巩固它们夺取的阵地。3月4日，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到达了科尔贝格附近的波罗的海。第一个到达海边的是第45近卫坦克旅，指挥官莫尔古诺夫中校派人给朱可夫和他的军长卡图科夫送去了两瓶海水。这证明了卡图科夫的预言，他曾经对格罗斯曼说过：“进攻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我们机械化部队的强大程度，而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迅速的推进意味着很少的损失，敌人也会因此而感到恐惧。”
德军的整个第二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与德国间的联系完全被切断，雪上加霜的是，波兰又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在前一天对它以前的盟友纳粹德国宣战。在朱可夫部队东部被切断的部队是党卫军“查里曼大帝”师，这个编制为1.2万人的部队现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它与其他三个德军师一起盘踞在贝尔加德附近。冯·特杜将军命令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并到达奥得河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查里曼大帝”师的指挥官武装党卫军旅长古斯塔夫·克鲁肯贝格带领着他的1000名法国人悄悄地穿过积雪覆盖下的松树林。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些在疯狂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驱使下联合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反动的贵族们正在成为希特勒在柏林的帝国总理府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希特勒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些帝国的守卫者们的同情心却极为有限。当第二集团军指挥官魏斯警告希特勒他们已经在埃尔宾伤亡惨重，而且在这里不久以后就将失守的时候，希特勒只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经常说的话：“和所有的将军一样，魏斯也是个骗子。”
仅仅是在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到达波罗的海两天以后，波美拉尼亚战役的第二阶段也很快拉开了序幕。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被临时抽调到了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里，朱可夫在电话中对他说，他希望卡图科夫的部队“在回来的时候完好无损”。这次行动的战略是让机械化部队从西部向东波美拉尼亚和但泽推进，而用罗科索夫斯基最强的第二突击集团军从南部沿维斯图拉河推进。
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指挥官弗久宁斯基中将对日期非常敏感，他在整个战争中曾经受伤四次，而每一次都是在那个月的20号，所以现在他决不会在这一天离开他的司令部。弗久宁斯基不想让那些从普鲁士抢来的战利品被白白浪费，他让他的部队把家畜、面包、大米、糖和干酪装上火车运回列宁格勒，来弥补那里的人民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
弗久宁斯基的进攻切断了玛丽恩堡堡垒守军与外界的联系，这支部队曾一度得到过波罗的海海上的欧根亲王号重型巡洋舰的火力支援。这里的守军在3月8日夜里全部撤退，而像魏斯警告的那样，埃尔宾也在两天后被攻陷。德军的第二集团军同时受到了来自西南两面的威胁，他们现在已经全部撤回了但泽和格丁尼亚，以使尽可能多的平民和伤员能够从两个港口撤离。
3月8日，也就是苏军开始向西进攻但泽两天以后，红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斯道夫镇。两天以后，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到达了劳恩堡。一个坦克旅截住了一队正在向港口逃亡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们在雪地中跌跌撞撞地逃进树林躲藏，而他们的手推车却在红军坦克的履带下被碾碎。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比其他难民队要幸运得多。
在离劳恩堡不远的地方，红军发现了另一座集中营。这是一座女子集中营，医生们立刻开始救助幸存者们。
波美拉尼亚平民的命运和东普鲁士人民的命运没有什么区别。希姆莱禁止东波美拉尼亚的平民撤离，因此红军的进攻在3月4日就切断了他们逃往波罗的海的路线。和东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也失去了所有的消息来源。但是大多数人都听到了传言，他们拒绝相信纳粹政府，并且开始为自己做准备。
拥有土地的家庭——村民们称他们为“庄园主”——知道他们是最有可能被杀的人，佃户们也催促他们为了自己而尽早逃走。他们准备了马车和手推车。在斯道夫附近的庄园里，一个名叫利布萨·冯·奥尔德绍森的妇女已经有了九个月的身孕，她的继父就是曾经在施奈德米尔拒绝牺牲当地人民冲锋队民兵的巴龙·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庄园里的木匠为她特别做了一辆马车，上面盖了厚厚的地毯以抵御大雪。临产的母亲可以躺在里面的床垫上。
3月8日凌晨，利布萨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撤退的命令已经到了！”有人在外面喊道，“快！快起来！我们得走了！越快越好！”她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包好了所有的珠宝首饰。庄园里已经聚满了难民，有些人甚至没等主人离开就开始抢夺这里的东西。
许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人都发现，那些以前曾是法国战俘的劳工都坚持要和他们一起离开，而不愿意留下来等待被红军解放。当他们爬上马车的时候，已经可以依稀听见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他们向东逃往但泽。但即使是最先逃走的人，也在几天以后被卡图科夫的坦克旅追上。
在得知他们也许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利布萨在半夜里醒来。在烛光的照耀下，她看见她的继父已经穿上了军装戴好了勋章，她的母亲也同样穿戴整齐。因为就要被红军追上，他们决定自行了断。苏军在内默尔朵夫和东普鲁士的暴行已经使他们确信红军不会让他们继续活下去。“是时候了，”巴龙·耶斯科说，“再过一两个小时苏联人就会到这里。”利布萨和他们一起走下马车，准备和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在最后一刻她改变了主意。“我想和你们一起去，但我不能。我有一个孩子，那是我的孩子。他(她)正在使劲踢我，想活下去，我不能杀死他(她)。”她的母亲理解她的心情，并说要留下来陪她。她的父亲感到迷惘而沮丧，他不得不丢掉了军装和手枪。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红军把他们当作普通的难民，如果他们被发现是“贵族”，那一切都完了。
苏军到来的第一个信号是从一片杉树林中升起的信号弹，随之而来的是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随着一片小树倒下，那些巨大的怪物出现在树林中。一些士兵开炮恐吓村民，然后手持机枪的士兵们会搜查每一间屋子。他们在进屋的时候都会开枪示威，这让屋子里变得乌烟瘴气。他们和德国人想象中的征服者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破烂的褐色军装上污渍斑斑，靴子破成一片一片，枪也只是用麻绳拴在脖子上。这和他们早些时候在新闻片里看到的胜利的德国国防军的样子完全不同。
苏联士兵一边喊着“乔治！乔治”！一边疯狂地到处抢掠。一个名为皮埃尔的法国战俘对他们提出抗议，他说自己是一个盟军战士。但这样做是徒劳的，有人用枪托狠狠地给了他的肚子一下。他们还搜查难民的行李和包裹，直到听到外面的军官命令他们才出去。士兵们都把自己的夹克塞得满满的，他们跑出来再次钻进坦克里。
当因为害怕而颤抖的平民们为在与第一波敌人的遭遇中存活下来而感到庆幸时，第二波又突然出现，这一次是一支骑兵部队。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有人会被强奸。门被狠狠地撞开，一小队红军士兵冲进屋里寻找他们的牺牲品。
希特勒解除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魏斯的职务，原因是他警告元首司令部埃尔宾可能会不保。随即他让前“大德意志”军指挥官冯·绍克尔将军接替了魏斯的职位。
3月12日，冯·绍克尔将军被召回帝国总理府了解他的新职位。这个老骑兵走进房间，他戴着一副单片眼镜，脖子上挂着由钢剑和橡树叶图案构成的骑士十字勋章。绍克尔身材瘦小举止优雅，他是一个公开反对纳粹的“褐带”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希特勒让古德里安向他简要介绍了但泽的情况。之后，希特勒告诉绍克尔，他必须从地方长官阿尔贝特·福斯特那里接受他的命令。绍克尔盯着希特勒回答道：“我不想这样做，我可不愿意让一个地方长官来给我下达命令。”他不但没有称呼他为“尊敬的元首”，而且还这样直截了当地反驳了他，即使是经常和希特勒发生争执的古里安也被他的这一举动感到震惊。但令旁观者们感到更为惊奇的是希特勒的顺从。“好吧，”他轻声回答，“你可以自己决定一切。”
绍克尔在第二天乘飞机抵达但泽。他决定坚守两个港口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逃走。但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一百五十万，而其中至少十万人是伤员。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党卫军开始把一些散兵们当作逃兵吊死在树上。食品也极度匮乏。一艘装载着但泽和格丁尼亚六天食物的2.1万吨的补给船触雷沉没。
德国海军不仅在难民的撤退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顽强和英勇，它还顶着苏军不断的空袭和波罗的海舰队潜艇的威胁一直对岸上进行火力支援。欧根亲王号和莱比锡号巡洋舰以及老战舰西里西亚号一直在用它们的主炮对围城的苏军进行打击。但3月22日，红军从两个港口之间撕开了但泽－格丁尼亚防线，很快两座城市都处在苏军炮火的精确打击和不断的突袭之下。
城镇和港口不断受到战斗机的机枪扫射，苏联的“空中坦克”战机也同样对民用和军事目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教堂和碉堡一样坚固，尤其是在好像所有的建筑物都将被夷为平地的时候。等待船只逃亡的伤员们躺在担架上颤抖。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都在害怕他们会无法挤上逃亡的船只，他们成了最好的攻击目标。没有时间去帮助伤员或同情死者，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孤儿被集中起来。在不停的高射炮的咆哮中没有人能听见他们的啜泣。
小股的海军士兵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船只——补给船、驳船、舢板、拖船和鱼雷快艇——迅速把平民和和伤员运到临近半岛的海拉港。海上的驱逐舰所派出的小艇数量和他们使用的防空火炮一样多。水手们在开炮时几乎从不迟疑，尽管一次小小的脱靶就会掀翻那些小一点的船只。3月25日，一个来自波兰抵抗组织的妇女给卡图科夫将军带来了一份格丁尼亚防御体系的计划书。起初他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但随后事实证明它是真的。当苏军攻进格丁尼亚郊区的时候，德国海军们仍在继续他们的运输，他们加快了节奏以使尽可能多的难民和伤员能在苏军到达以前脱离险境。他们的小船现在又要面对另一种武器的攻击——卡图科夫的坦克兵们已经学会了怎样瞄准海上目标，这使水手们的任务更加危险。
一个刚刚从东普鲁士东北部的梅梅尔的梦魇中逃脱的“大德意志”军的野战排士兵发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又多了一次。在躲进一个地窖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医生正在几盏提灯的灯光下为一个孕妇接生。一个士兵这样写道：“如果通常来说婴儿的降生总是一件喜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出世只能增添更多的悲剧色彩。在这个由尖叫声构成的世界中，母亲的喊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新生儿的啼哭也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出生而感到悲哀。”士兵们真希望在他们往港口逃难的时候那个孩子会死去，这样对他(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随着浓重的黑烟里冒出一片片火光，苏军对格丁尼亚的进攻也拉开了序幕。最后的总攻终于开始了，3月26日傍晚红军最终占领了城市和港口。
红军士兵对格丁尼亚的洗劫和对幸存者的残暴甚至让苏军高层都感到震惊，但政治部的报告仍然很委婉：“特殊事件的数量仍在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不道德现象和军事犯罪。我们的军队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错误的政治现象，一些官兵没有对自己的祖国尽忠职守，而是打着复仇的旗号强奸抢劫。”
与此同时，南部的但泽也遭到了来自西部的猛烈攻击。守军被一点点逼退。3月28日但泽也同样落入了红军的手中，没有逃走的平民承受了严重的后果。绍克尔的余部向东撤到了维斯图拉河入海口，他们在这里一直被围困到战争结束。
对于德国军官，尤其是那些波美拉尼亚人和普鲁士人来说，但泽这座以层式尖顶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商业及工业城市的陷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意味着德国人的波罗的海生活将永远终结。在对这个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的覆灭表示哀悼的同时，他们也对曾经为之英勇奋斗过的政权的荣誉闭上了双眼，而那也正是这场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泽有一个用尸体制造肥皂和皮革的解剖医学院，但他们一定知道在维斯图拉河的入海口有一个斯塔福集中营，因为在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曾有过一次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参加的人不仅包括党卫军还有国防军。
西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受到的苦难可能比不上东普鲁士，但平民们的命运却好不到哪去。他们文化被毁灭，教堂的古老的建筑被付之一炬。
劳恩堡的苏军指挥官向阿格拉年科上尉抱怨说：“制止暴力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阿格拉年科发现红军士兵并不愿意将强奸委婉地称为“对平民进行的暴力行为”或者“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使用的都是那些赤裸裸的字眼“操”，“你得骑在她们身上”。在格韦茨，他继续写道，妇女们都“把孩子作为挡箭牌”。苏联士兵又一次把疯狂的暴力行为、醉酒后的性欲以及对孩子所产生的怜悯混合到了一起。
年轻的妇女为了避开士兵们的注意把木灰和烟灰擦到自己的脸上。他们用头巾包过眉头，用厚厚的衣服掩饰身体的曲线，装作老太婆在路边蹒跚。但这些伪装并不总是管用，许多老妇也同样会遭到强奸。
德国妇女发明了自己的词语来形容她们所经历的事情，许多人会说：“我不得不做一些让步。”有人说她曾经做了13次让步。利布萨·冯·奥尔德绍森在记述的文字中透出一丝惊讶：“她的恐惧中似乎还带有一丝对自己忍耐力的自豪。”但是更多的人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一些人变得神经质，一些人因此而自杀。但是和利布萨·冯·奥尔德绍森一样，大多数孕妇不会采取这种解脱的方式，她们有一种对未出生婴儿的天生的责任感。
一些妇女在脸上点上许多红点以表示自己患有斑疹伤寒。许多人发现了“伤寒”这个词的俄语写法，她们在门上挂上用西里尔文字写成的牌子，告诉士兵们这一家已经感染了伤寒。在许多边远地区，整个社区的人都会躲到一个远离大路的农庄里。在靠近大路的地方会有一个放哨的人，如果苏联军队转向他们的藏身之处，他就会发出信号，晚上用手电筒，白天摇动衬衫。妇女们会立刻躲藏起来，禽畜都会被赶进树林深入的围栏里。这些逃生方式肯定在“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就曾经被使用过，它们存在的时间可能和战争一样长。
在但泽被占领以后不得不重返家园的难民所见到的战争标记中，最可怕的是那些“绞架小径”，这些地方是党卫军和宪兵队绞死逃兵的地方。被绞死的人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我在这里被绞死是因为我不相信我们的元首。”利布萨·冯·奥尔德绍森一家在两个港口被占领以后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路上他们也看到了一些被苏军抓到并绞死的德国宪兵。沿途尽是一些被苏联坦克推进沟渠里的马车残骸，地上散落着床单、陶器、皮箱和玩具。拉车的牛马死在路边的沟渠里，肋骨上的肉已经被人割走。
许多波美拉尼亚人在苏军占领的第一星期里就被杀害。在普特卡默的村庄附近，一对老年夫妇被推进了冰冷的池塘里，他们死在那里。一个男人被绑在了一具犁上，他不得不拖着它走动，直到他倒地不起，又立刻被折磨他的人用机枪打成了马蜂窝。在格伦巴赫拥有一个庄园的赫尔·冯·利沃聂乌斯在被肢解后扔进了猪圈。即使是那些反抗纳粹的地主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埃伯哈德·冯·布伦瑞克和他的家人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卡岑附近的吕布茨的庄园里等待红军的到来。但是他的名声和被盖世太保疯狂追捕的事实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一家人都被拖到屋外枪杀。村民和法国战俘们有些时候会保护一些庄园主，但其他许多地主们都只能听天由命。
每一件事都无法预测。在卡岑，一位名叫冯·普特卡默的老妇在炮火和坦克引擎的声音可以被听见的时候躺到床上。不久，一个苏联士兵闯进了她的卧室，在占领了邻近的村庄以后，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让她把床让给他睡。她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那是她的床，但是她可以给他一个枕头让他睡在床边的地毯上。然后她双手合十开始祈祷。由于酒喝得太多，这个年轻的士兵没有争辩就躺在地毯上睡着了。
在占领波美拉尼亚以后，阿格拉年科上尉这个总是在搜集素材的剧作家开始到处记录他的所见所闻。他注意到，每当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什么的时候，人们总是以恐惧的眼神看着他，因为他们认为他一定是一个俄罗斯秘密警察。
3月23日，当他们到达科尔贝格的时候，他为春天的忽然到来而感到非常高兴。“鸟儿开始鸣唱，泥土开始复苏，大自然不会关心战争的发展。”他看到了红军士兵们在学习如何骑上他们抢来的自行车，他们一路上都在摇摇晃晃。实际上，前线司令部已经下达了一项关于禁止士兵们在路上骑车的命令，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被撞死。苏军迅速占领波美拉尼亚使得许多外国劳工和囚犯得到解放。晚上，他们在路边燃起营火；白天，他们继续返乡的旅程。大多数人在身上披着国旗以显示他们不是德国人。阿格拉年科和一些军官曾见到过一些立陶宛人展示他们的国旗。他写道：“我们已经向他们解释过了，现在他们的国旗已经是红色的了。”显然，和大多数的俄国人一样，阿格拉年科也认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纳粹－苏联密约的一部分。
当被解放的外国劳工和战俘用国旗庆祝的时候，德国人也戴上白色的臂章从房子里打出白旗示意他们已经投降。他们知道任何抵抗或者只是表示出一点怨恨，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苏联在克斯林任命的市镇长是一个名叫乌泽夫·卢丁斯基的55岁的犹太珠宝商，当他在市政厅门前的台阶上宣布苏军的公告时总会戴上他的圆顶礼帽和红臂章，德国居民则安静地听着这些公告。在韦巴，占领它的骑兵队已经抢走了这里所有的钟表，所以每天早上，这里的乡长(Burgermieister)不得不拿着一个很大的铃铛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口中喊着“干活了”！(Nach Arbeit！)叫醒村民去为苏联政府劳动。
在斯塔加德，阿格拉年科看到了一个戴着打着补丁头盔的坦克兵来到了地方法庭对面广场上的新墓碑前。这个年轻的士兵读着每一块墓碑上的名字，显然他是在找某个人的名字。他在其中一块前停下了脚步，摘下头盔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他突然扬起他的机关枪，向天空长时间地射击——他在向他脚下埋葬的指挥官致意。
阿格拉年科还曾与一些年轻的女交通管理员交谈，她们都对他说“我们不会很快结婚。”“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女性，我们只是士兵。”由于红军的900万伤亡人数，她们似乎已经感到她们在战后也许会因为成为独身的一代人而抱怨。
在朱可夫部队一步步夺取“波罗的海平台”的时候，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仍在西里西亚苦战。他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横跨奥得河的布雷斯劳要塞，这里的守军在狂热的地方长官卡尔·汉克的领导下仍在负隅顽抗。但科涅夫可不想错过攻打柏林的战役，因此他一边像朱可夫攻打波兹南一样围攻这座城市，一边让他的部队通过施泰瑙和奥赫劳两座桥头堡穿过奥得河。他的目标是奥得河南部支流的城市奈斯，因为从这里他可以从南部向柏林进攻。
2月8日，科涅夫的部队从两座桥头同时发动进攻。守卫施泰瑙桥头堡的所谓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是攻击的主要目标，但他们防线很快就被击溃。为了加快对奥赫劳桥头堡的进攻，科涅夫又将雷巴尔科的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调往这一阵地。到2月12日，布雷斯劳已经完全被包围起来，同时陷入包用圈的还有8万名平民。
列柳申科的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继续向奈斯推进，并于六天后到达。他们在途中发现只有少数居民还留在这里。经常会有当地的牧师来将一封村民的“友好信”交给他们，而且根据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记载，德国医生有时会“帮助我们救治伤员”。
列柳申科不久以后就受到了一次卑鄙的偷袭。他发现“大德意志”军和内林的第24装甲军的残余部队正在破坏他的通信线路和后方梯队。经过两天的激战，这些德国士兵不得不撤退，这样科涅夫就牢牢控制了奈斯附近方圆100公里的地区。这里成为了他进攻柏林的根据地，也保障他对布雷斯劳的围攻。但直到3月底，苏军和德军的第十七集团军都一直在奥赫劳桥头堡南部激战。
纳粹曾认为保卫德国领土的信念会自然激起人们抵抗苏军的意志，但通常这种情况却不会发生。“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已经彻底击垮了德国人的士气，”一位被俘的第359步兵师战士对他的苏联审讯官说，“他们告诉我们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那根本是死路一条。”
舍尔纳将军计划在劳班发起反攻，这一计划在3月1日正式实施，德军对苏军的第三近卫集团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收复了这里。戈培尔欣喜若狂。3月8日，他驱车前往哥利兹与舍尔纳会面，与他同行的还有宣传部的摄影师们。随后他们一同前往劳班，在这里他们在集市广场上发表演讲互相祝贺，并且检阅了常规军、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军。戈培尔在照相机前为一些希特勒青年军士兵授予铁十字勋章，然后参观了在此次行动中被摧毁的苏军坦克。
第二天，舍尔纳又开始了另一次收复失地的行动，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布雷斯劳以西40公里的斯特里奥。德军在收复这里以后宣称街道上只有几个幸存者在四处游荡，科涅夫部队的暴行让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士兵们都发誓要杀掉每一个被他们抓到的红军士兵，但这一次，他们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纳粹政府将没有因为他们用铁锹打死苏联战俘而感到不安，但鲍曼关于“德军士兵在撤离的地区大肆抢劫”的报告却让政府大为震惊。他通过陆军元帅凯特尔下达了命令，每名军官每周至少要对他们士兵对平民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汇报。
西里西亚的战斗十分残酷，双方都要求自己的士兵遵守最为严酷的战争纪律。舍尔纳宣布要严厉惩处装病者和掉队者，这些人甚至会不经军事法庭审判就被在路边被绞死。第85先锋营的士兵说，3月下半月仅仅是在奈斯就有22人被处以极刑。“由于逃离战场、掉队、自伤而被处死的人数每周都在增加，”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囚犯报告中写道，“死刑宣判会向所有的士兵公布。”
方面军司令部第七部的宣传专家们很快从囚犯审判中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士兵们对军官们的怨恨心理。由于极差的通讯状况和突然的撤退行动，很容易使德军士兵相信他们的指挥官已经丢下他们独自逃走。比如，当德军的第20装甲师在奥波莱附近受到围困时，士兵们开始接到许多传单，上而写着：“舍尔纳将军已经抛弃了他在奥波莱的军队！他已经开着自己的防弹车逃回了奈斯。”许多德军士兵身上都生了虱子，许多人从12月开始就没有换过内衣，也没有洗过澡，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些完全无用的虱子粉”。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军饷了，许多士兵从圣诞节前到现在一直没有收到过家里的来信。
苏军的纪律也变得更加残酷。根据斯大林的第5号警戒令，任何部队的后退行为都会被视为战败。斯特里奥的苏军指挥官由于“玩忽职守罪”被推上了军事法庭，原因是他的团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戒状态。虽然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十分英勇，但还是没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这一耻辱的事件进行了彻底调查，指挥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这位上校最后得到怎样的判决，但从以往的惯例来判断，他肯定要在古拉格集中营服刑几十年。另外一名中校和一名上尉一起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原因是上尉没有安排好野战炮的位置就离开了阵地——他“去休息了一下”(苏联人对酗酒的委婉说法)。德国人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野战炮无法投入战斗，敌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上尉最后被开除党籍，并被送进古格拉集中营服刑十年。
对于官兵们来说，他们的恐惧来自紧跟部队的锄奸团组织小队。在他们受苦、受伤、失去同志以后，他们最痛恨的人就是那些锄奸团组织的特工们，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亲历过前线的危险而且总是想用叛国或怯懦这样的罪名把他们送进监狱。士兵们暗地里流传着一道关于锄奸团组织的歌曲，里面用的还是它在1943年以前的名字——特别行动部：
一块弹片打穿了我的油箱
我跳出了T－34，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
他们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部
“你为什么没有和坦克一起被烧死，杂种？”
“下一次我一定会的。”我回答道。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士兵们在战斗过后不仅会疲惫不堪，他们还要忍受自己长满虱子的脏臭的身体和痢疾引起的巨大痛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保证士兵们的健康和安全并不是红军的主要任务。士兵们从不洗内衣，饮用水也不会被按照要求煮沸消毒。准备食物的场所卫生条件极差，一份报告指出：“家畜是在路边脏兮兮的稻草堆上被屠宰的，香肠是在一张很脏的台子上被制成的，做香肠的人穿着一件污秽不堪的袍子。”
虽然早在去年冬天苏军在波兰就已经发现过三种不同的伤寒，但直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军队高层将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大约有1／3到2／3的人都受到虱子的折磨。前线部队的情况更糟。这种情况直到西里西亚的战局稳定以后才得以改善，每个团都建起了澡堂，每月洗三次澡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标准。内衣必须用一种名为“SK”的特殊液体洗涤，这种液体里含有一些可怕的化学成分。有命令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进行伤寒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接种，但实际上红军可能并没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3月15日，科涅夫就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展开了对西里西亚南部地区的进攻。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在一次向南部新城的进攻中切断了奥波莱附近一支3万人的德军部队与外界的联系，同时苏军在奥波莱和拉蒂博尔之间穿过了奥得河形成合围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第59和第21集团军就包围了爱沙尼亚的德国党卫军第22师和第168步兵师。苏军第七部的宣传专家们送来了一批“反法西斯”德国战俘，并试图让他们说服被围困的部队相信去苏联的战俘营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差，但这些“使节”大部分都被下令枪毙了。
这个时候让德国士兵们感到有趣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党卫军里的爱沙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会捡起那些用德语写成的苏联传单问党卫军士兵上面写了些什么。士兵觉得可笑，因为哪怕只保留一张传单都会有被处死的危险，即使只是用来卷烟或是擦屁股。3月22日，红军士兵在林克维茨村附近抓获并击毙了几名正在急匆匆地烧毁文件的爱沙尼亚第22党卫军师的军官。他们还在农家的后院里找到了一些没有被完全烧毁的文件，这些报告中包括一些命令和党卫军军事法庭的判决书。
德军从外部打破苏军在奥波莱的包围圈的计划被粉碎，被围困的3万名德军士兵伤亡过半。科涅夫得到了临近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向东南方向进攻的援助，3月30日，第60集团军和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占领了拉蒂博尔。至此，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基本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西里西亚北部地区。
虽然德国的领土在迅速丧失，但纳粹政府仍不愿改变它的战略。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这个夸大的称号已经不只是令人怀疑，它已经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然而更可笑的是它的总司令设在奥得河西部的新的司令部。
希姆莱的司令部设在柏林北部90公里哈斯莱本(普伦兹劳东南部的一个村庄)附近的一个片树林中。与柏林的距离让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可以不用为突袭担忧。这座司令部主要由标准的木质营房构成，周围是装有铁丝网的高墙。唯一不同的是“帝国元首军营”，这是一座比普通营房大许多的特殊建筑，它的装修十分华丽。希姆莱的一位参谋说：“典雅的卧室是由红木构成的，里面有一整套家具和一块淡绿色的地毯。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女士的闺房，而不像是一位统率千军的将军的居所。”
门廊里有一块以“日耳曼民族”为主题的巨大的仿哥白林挂毯，包括那些昂贵的瓷器在内的所有物品都由党卫军工厂制造。军官们想，这也许就是纳粹高官们对戈培尔所说“全民战争”的实践。希姆莱的日常作息也完全不像一个陆军司令。早晨起床以后，他要先沐浴，由私人按摩师按摩，吃早餐，开始工作时已经是10：30了。不管形势多么危急，希姆莱的睡眠也是不可以被打扰的，即使是需要他立刻做出决定的紧急情况也不能例外。他最想做的事情是颁发奖章，他非常喜欢这种庆典，这可以让他毫不费力地体现出自己的杰出才干。古德里安说他的一个梦想是能够得到一枚属于自己的铁十字骑士勋章。
相反，希姆莱在帝国总理府的形势分析会议上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他的军事行动官艾斯曼说，希姆莱在帝国总理府不断重复的两句话是军事法庭和战地临时军事法庭，好像是在念某种咒语一样。撤退意味着缺乏进取心，而这一点只有通过最严厉的措施才能得到改善。他还会经常提到“无能怯懦的将军们”，无论将军们犯了何种错误，他们得到的惩罚只是解职或职务变更，但撤退的士兵们却会被枪毙。
战地临时军事法庭通常都是元首司令部所提倡的做法，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原则上的方法论。早在2月初红军到达奥得河的时候，希特勒就像1942年的斯大林一样下达了“不准后退”的命令，并为此而成立了一支阻止军队撤退的部队。正如命令中第五段中所说，“军事法庭应该采取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原则是那些害怕在战场上英勇阵亡的人就应该因为懦弱而不光彩地死去。”
这一原则又在3月9日有关成立“机动战地临时军事法庭”的元首令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三名高级军官、两名书记员、两名打字员以及最重要的由一名军官和八名士兵组成的执行小队。它的行动原则非常简单：“判决必须要毫不留情。”这个组织在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它随时准备着审判每一名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希特勒对他自己士兵发动的“突然袭击”也波及到了空军和海军，博格道夫随即也签发了一道命令，他要求每个行动的负责人都要“从帝国的意志出发”。马丁·鲍曼也不甘人后，他抢在纳粹党之前向各地方长官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通过简易法庭将那些“怯懦者和宣扬失败论的人”判处死刑。
第一道元首令下达四天以后，希特勒又下达了另一道关于军队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命令(它的起草者很可能就是鲍曼)：“所有部队指挥官的首要任务是在政治上激发他的士兵，每一名指挥官都要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作对我全权负责。”
对于希姆莱这个向立场不坚定者鼓吹冷酷无情的人来说，总司令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他在没有通知古德里安的情况下，以感冒为由回到了位于哈斯莱本以西40公里的霍恩吕兴疗养院接受私人治疗。在听说了他司令部里的混乱情况以后，古德里安驱车来到了哈斯莱本。就连希姆莱的党卫军总参谋长拉默丁都开始恳求他做点什么。在得知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在霍恩吕兴疗养以后，古德里安立刻去那里拜访他，他已经想好了对付希姆莱的策略。他说希姆莱明显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而操劳过度——他是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德国警察局局长、内务部部长、后备军总司令和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古德里安建议他辞去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古德里安看到了他的机会，因为显然希姆莱也想这样做，只是他不敢希特勒提出这件事。他说：“你能允许我替你说出这个想法吗？”希姆莱无法拒绝这样的提议。当天晚上古德里安就对希特勒说出了这件事，并且建议让戈特哈特·海因里希将军 [ cdhyy注：原译“亨里希” ] 来接替这一职位。海因里希是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总司令，接下来他会在拉蒂博尔挑战科涅夫的集团军群。虽然不愿意承认选择希姆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希特勒最终还是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古德里安的提议。
海因里希到哈斯莱本进行了权力接管。听说他的到来，希姆莱回到了哈斯莱本和海因里希进行权力交接，他向海因里希介绍了目前的形势，其中充满了夸张和自我辩白的言辞。海因里希不得不一直听着他冗长的演讲，直到电话响起。希姆莱拿起了电话，那是第九集团军的指挥官比塞将军打来的电话，他在屈斯特伦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通往要塞的通道失守了。希姆莱立刻将电话交给了海因里希。“你是集团军群的新任总司令，”他说，“命令应该由你来下。”然后就不体面地匆匆离去。
在屈斯特伦两侧的奥得河桥头堡上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如果苏军在任何被占村庄的屋子里发现了纳粹军装或十字标志，他们通常会杀死屋里所有的人。然而当一个村庄被红军占领又被德军收复以后，这里的居民却不会说苏军的坏话。
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不愿意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而白白牺牲。一个瑞典人从屈斯特伦乘车来到柏林向这里的瑞典武官尤林·丹菲尔汇报情况，他说一路上他经过了“20个德国宪兵设置的关卡，设立这些关卡的目的是抓捕那些逃兵”。另一个经过这个地区的瑞典人说德国部队显得很单薄，而且“士兵们由于疲劳过度而显得无精打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奥得布鲁赫是一块湿地，这里有许多沟渠。在这里挖战壕和防空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大多数地方挖不到一米就会见到水。虽然这个2月并不像以往那样寒冷，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少“战壕足”病的发病人数。除了有许多部队缺乏战斗经验以外，德国军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弹药和油料不足。例如，在党卫军“1月30日”师中，司令部的轻型军用车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被使用，炮兵们在没有得到允许以前绝对禁止开火，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两发子弹。
红军士兵挖的战壕有些像一根弯曲的香肠，他们还挖了一些散兵坑。他们的狙击手隐蔽在灌木丛或者一些房屋的残垣断壁中，在良好的伪装下，他们通常可以一动不动地连续待上六到八个小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高级军官和运送补给物资的人。德国兵不能在白天外出活动。而由于只能在夜间活动，苏军的侦察小队可以轻易地越过德军的防线，为他们的情报官抓到一个个不幸的德国士兵来审问。炮兵部队的前线了望员们也把自己伪装得像狙击手一样；实际上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成狙击手，只不过使用的枪要大一些。
红军还有一个专长，他们可以在水面以下25～30厘米的地方搭建水下桥梁，这个特长在奥得河桥头堡的攻防战中显得十分有用。德军飞行员发现在他们的斯图卡式飞机上很难发现这些水下的桥梁。
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仍在继续宣扬德国最终的胜利，但是这位柏林市长兼帝国防卫专员已经开始下令在城市内部和边缘地带修建路障。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平民，大部分是妇女，都被赶到城外，把他们仅有的一点力气都用到了坦克壕上。人们不顾纳粹政府对失败论者的严厉惩罚，纷纷开始议论纳粹的残酷和无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浪费时间修筑这些毫无用处的防御工事。一位参谋军官语气强烈地写道：“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见过一个坦克壕，不管它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敌人的，它根本不可能阻止坦克的进攻。”军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些东西阻碍了军队车辆通往泽洛高地，也造成了从奥得河西岸村庄逃往柏林的难民的混乱。
与此同时，由于被迫加入人民冲锋队而不得不留下来的勃兰登堡农民也发现耕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当地的纳粹党农户管理者接到命令征集所有的车马用于运送伤员和弹药，就连自行车都被强行霸占用于建立所谓的反坦克师。但能够说明国防军从维斯图拉河撤退时所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最好例证是他们已经需要拿走人民冲锋队的武器。
第16和第69人民冲锋队营集中在奥得布鲁赫边缘的弗里岑，这里与前线的距离很近。它们招集的人数只有113人，其中32人是在后方修筑防御工事的人员，14个病人或伤员。剩下人的任务是守卫坦克路障和桥梁。他们有三种机关枪，其中包括一些苏联人的武器，一个缺少主要部件的火焰喷射器，三支西班牙手枪以及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228支步枪。这个武器状况的报告十分精确而且可信，因为波茨坦的地方长官已经发出警告，错误的武器状况报告“等于触犯军法”。但在许多情况下，民兵们就连这些几乎无用的武器都没有，因为纳粹的地方长官要求人民冲锋队将他们仅存的武器交给国防军。
纳粹党的首脑们从盖世太保的报告中得知，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的做法表示轻蔑，因为他们总是命令别人去送死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做。特别是难民，他们显然“对人性的要求更加苛刻”。为了平息这种不满，纳粹摆出了许多军事姿态。勃兰登堡的地方长官向纳粹党员们发出了呼吁，号召他们在“我们需要前线新鲜的空气而不是闷热的房间”的口号下志愿参战。纳粹党的组织部部长莱博士来到了元首司令部，同时他还带来了一份成立一个由“4万名狂热的志愿者”组成的“阿道夫希特勒自由集团军群”。他要求古德里安立刻从军队抽调出8万支机关枪。古德里安向他做出承诺，只要他把人聚集起来。就马上为他们提供枪支，但他清楚这完全是夸大其词。希特勒的脸上也没有被打动的迹象。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戈培尔已经开始因为希特勒减少在公共场合出现而感到惊恐不安。他最终说服希特勒到奥得河前线进行一次视察，主要目的是为了新闻片的拍摄。3月13日，希特勒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视察。党卫军巡逻兵事先对所有路线进行了检查，并在希特勒的车队到达之前在路边列队保护。实际上希特勒没有接见一个普通士兵，所有部队的指挥官都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召集到弗里岑附近的一座曾经属于布柳彻元帅的古老庄园里。当他们见到衰老的元首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惊讶，一位军官甚至将他所看到的元首描写为“惨白的脸色”和“毒蛇一样闪烁的双眸”。比塞将军就其部队所在前线目前的形势做了一份正式报告。另一位军官回忆道，当希特勒谈到坚守奥得河防线的重要性时，他很清楚地指出：“现在的武器装备也是我们仅有的武器装备。”
发表这样的演说一定让希特勒觉得口干舌燥，所以在返回柏林的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的司机说，他坐在那里“走神”。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外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活着离开过帝国总理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