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大清理·第七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2月14日，东普鲁士，一个驶往拉斯登堡的红军车队调转方向驶上通往昂格贝格的小路。这条岔路通往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整个地区都笼罩在一片悲凉肃杀的氛围当中。
一道架着蛇腹式铁丝网的高墙依稀可见。车队很快遇到了一道路障，旁边是一块用德语书写公告牌：“止步！军事禁区！平民禁入！”这就是希特勒以前的司令部“狼穴”的入口。
卡车上载着来自第57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师的前线警卫部队。部队的长官们穿着红军军装，但他们并不受军事指挥系统的控制。由于是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的成员，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他们对红军也没有同志般的感情。他们所驾驶的破旧的车辆都是从各支部队中淘汰下来的。虽然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但锄奸团组织和俄罗斯秘密警察却并不喜欢这样。
他们的领导者是穿着将军军装的二等国家安全委员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43年4月，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不久以后，他被贝利亚任命为锄奸团组织最高长官。阿巴库莫夫不像他的上司那样喜欢逮捕一些年轻妇女来奸淫，但他却特别喜欢用橡胶警棍殴打囚犯。为了不弄脏他办公室里的波斯地毯，在那个不幸的人被带进办公室之前，他总会先铺上一层“沾满血污的地毯”。
虽然仍然是锄奸团组织的首脑人物，阿巴库莫夫还是被贝利亚派到东普鲁士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后方去执行“重要的清洗任务”。由阿巴库莫夫直接领导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有1.2万人，他确定这个数量比任何一支跟随红军部队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都要多，甚至超过了跟随朱可夫部队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的人数。
地面上满是泥泞的雪。从阿巴库莫夫写给贝利亚报告里可以得知，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已经下车封锁了道路，而他和锄奸团组织军官们则开始进行检查工作。由于已经得知了德国人在拉斯登堡地区设下的愚蠢圈套，所以他们变得格外小心。在入口的右边有几个碉堡，里面有地雷和一些伪装物，左边是卫兵居住的兵营。锄奸团组织军官们找到了一些元首亲卫营的肩章和军装。由于希特勒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担心红军对他进行空降兵突袭，所以这支元首亲卫营的兵力实际上已经被增加到了一个加强旅的水平。
随着道路向森林里延伸，阿巴库莫夫看到道路两旁都有路标。他的口译员把上面的字翻译给他——“严禁走下公路”，“小心地雷”。他把这些细节详细地记录在了给贝利亚的报告中，他知道这些报告最终会被交给斯大林。这位苏联领袖对希特勒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感兴趣。
阿巴库莫夫报告中最为让人震惊的是它反映了苏联人以前对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无知。虽然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1945年初苏联俘虏了大批的德军将领并且进行了审讯，但苏联对这个地方仍然知之甚少，他们大约花了两个星期才找到了这个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为防范空中侦察所作的伪装非常完美。所有的道路上方都覆盖着绿色的伪装网，所有的直路上都有伪装用的树木和灌木。所有外露的照明灯具用的都是蓝黑色的灯泡，就连那些高达35米的观察哨也被伪装得像松树一样。
当他们越过第一道外围区域以后，阿巴库莫夫看到的是“钢筋混凝土围墙、带刺的铁丝网、大片的雷区、大量的碉堡和兵营”。在一号门，所有的地堡都已经在不到三个月前，也就是1944年11月20日希特勒离开这里以后被炸毁，而阿巴库莫夫显然并不清楚这座堡垒是在什么时候被遗弃的。他们越过了第二道围墙，然后是第三道。在中心区域，他们发现了一些安装了装甲铁门的碉堡，它们通往一个可以容纳80辆汽车的地下车库。
“我们小心翼翼地进到里面，”阿巴库莫夫写道，他们发现了一个空保险柜。他继续写道：“房间的装饰很简单。”(这里曾经被描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体。)锄奸团组织军官们一直不敢确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直到他们看到一扇门上挂着的牌子，上面写着“元首国防军副官”。而一间挂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合影的房间被确定为纳粹头子的住处。
他们最后来到了希特勒指挥他的部队对苏联发起无情猛攻的地方，但是阿巴库莫夫没有描述当时他们有怎样的感受。他似乎早已被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的规模惊呆了，他显然很想知道是否贝利亚和斯大林也想要一座同样的建筑：“我想我们的领袖参观这座希特勒司令部并且看到这些设计精良的碉堡的情景一定很有趣。”虽然胜利即将到来，但苏联领袖们的所获得的安全感似乎并不比他们的敌人多多少。
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锄奸团组织和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在“处理占领区的不稳定因素方面不可或缺”。“这些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斯大林在与美军空军元帅特德会晤时对布尔将军说，“但他们善于使用自动武器、防弹汽车和轻型装甲车。他们还有先进的侦察装备。”
在德国领土上，比如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的首要任务是围剿沿途的德国抵抗者。苏联政府把所有的人民冲锋队民兵都当作德国国防军来对待，但是由于几乎所有15～50岁的男性都加入了人民冲锋队，所以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所对付的所谓的“国防军”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居民。那些没有逃走的人民冲锋队民兵在很多时候都被当成了破坏分子，不论他们的年纪有多大。据报告，有两百多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被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当场击毙”，但实际数字却要比这大得多。
在波兰，斯大林所说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指少数与德军串通的波兰人，他所指的是所有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内军”的人，正是这个组织在一年前发动了华沙起义。斯大林把这次反对德国的起义当作了“反对苏联政策的罪行”，在他看来，这次起义的目的就是在苏军到达以前为“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夺得波兰首都的控制权。而他自己在1939年背叛波兰与纳粹妥协和贝利亚在卡廷对波兰军官所进行的大屠杀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他还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波兰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其实比苏联还要大，它的人口减少数量超过了20％。斯大林一直认为波兰和它的政府都应该是他的战利品，而他的这种想法在红军中也有极大的影响。当苏军穿过波兰进入德国领土的时候，许多人感到“我们终于夺回了我们自己的土地”，他们本能地把波兰当作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斯大林在雅尔塔所宣称的共产主义临时政府在波兰很受欢迎是完全是主观臆断。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有关波兰人的记述可能更有启发作用，但他还是做了补充，“一部分波兰人还是忠于我们的”。反对苏联统治的波兰人被当成了“敌对分子”，不论他们曾经为抵抗纳粹做出过多少贡献。“国内军”是一支盟军部队的事实也同样被忽视。朱可夫在提到需要加强部队管理时说：“我们必须加强对前线部队的教育工作，以便在我们驻扎在波兰的时候，士兵们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而他们所谓的“驻扎”却将持续45年以上。
贝利亚以“伊万诺夫”的名义在3月20日任命希洛夫为波兰安全部“顾问”，这可以反映出他对波兰临时政府的控制程度。顾问的职务并不比苏联二等国家安全委员高多少，因此这个职位对希洛夫非常合适。他曾经监督了高加索地区的驱逐行动，并亲自领导了1939年利沃夫的镇压行动，那时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他们对那些可能反抗苏联统治的军官、地主、牧师和教师进行了大清洗。大约二百万波兰人被赶进了古拉格集中营，一场集体化运动也随之展开。
斯大林的计划十分周密，他要将“国内军”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混为一谈，或者至少证明这两个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戈培尔也尽量利用每一个反抗苏军的游击队组织作为他宣传的例证。他声称爱沙尼亚有4万名抵抗者，立陶宛有1万人，而乌克兰的抵抗者则多达5万人。他还引用1944年10月7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说：“反抗者中有乌克兰籍的德国国家主义者。”而这也让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后方大清洗”运动有了更多的借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双方都从对方的宣传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3月初，苏军又对它在波兰的另一个潜在敌人展开了调查。锄奸团组织一到波兰就开始了一项“针对罗科索夫斯基亲属的调查行动”，这大概是为了弄清他们中有没有人可以被当作“敌人”。罗科索夫斯基有一半波兰血统，几乎可以肯定这项调查是在贝利亚授意下进行的，他仍然对罗科索夫斯基曾经从他的手下逃脱而耿耿于怀。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担任政治委员工作的尼古拉·布尔加宁是斯大林派来监视罗科索夫斯基的密探。
不久以后，斯大林铲除“国内军”的决心从一件小事意外地变成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主要矛盾。2月5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空军中尉迈伦·金乘坐的B－17型飞机紧急降落在库夫莱夫机场，这时一位波兰青年请求他们带他一起走，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带他一起在休钦的苏联空军基地降落进行飞机检修。美国士兵借给了波兰人一套军装，而当他们在空军基地降落后“这个波兰平民假装成一名机组人员杰克·史密斯”。安东诺夫在他的抗议书中写道：“直到苏联司令部出面干涉以后，金中尉才承认这个人不是他们的机组人员，而是半路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他将被送往英国。”安东诺夫最后得出结沦“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是一个从伦敦来到波兰的恐怖分子。”美国政府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歉意甚至还在波尔塔瓦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对金进行了军事法庭审判，并邀请安东诺夫派人参加了这次审判。但斯大林仍极力地将这件事严重化，他对埃夫里尔·哈里曼说，这证明了美国人正在帮助波兰恐怖分子攻击红军。
3月22日，在苏联的米莱克空军基地又有另一个事件发生：一架美军的“解放者”式飞机由于燃料不足而在这里迫降。苏联指挥官从上次事件以后就提高了警惕，他在飞机上安排了警卫，并要求机上人员在附近的一个小屋中过夜。经过两天的扣留之后，由唐纳德·布里奇中尉率领的十名美军士兵在要求从飞机上取下他们的个人物品。但是，他们一上飞机就无视一切警告擅自起飞。安东诺夫在给莫斯科的里德将军的信中写道：“负责接待这些美军士兵的技术上尉梅拉梅德耶夫对此事感到十分气愤，他于当天引咎自杀。”他的死使锄奸团组织军官们迁怒于那些奉命看管这架飞机的官兵们。这一事件再次证明“敌对势力正在利用这些飞机把恐怖分子、破坏分子以及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员运往波兰”。
很难想象，苏联政府是真的如此多疑还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逼到了这种境地。安东诺夫将军要求所有的美军飞机都必须在“苏联和红军控制的区域内”降落，毫无疑问这是斯大林的指示。
在东普鲁士，有报告称“一些上千人的德国部队”在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后方对其发动进攻。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立刻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加强了树林中的清理行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部队只是由一些藏匿在树林中的当地人民冲锋队民兵组成。通常他们只是伏击一些卡车、摩托车和马车，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食物。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在克雷贝格发现了两个“秘密面包房”，它们为城外树林中的士兵们提供面包。他们还抓到了一些到树林中送食物的年轻妇女。
在2月21日的一次清理活动中，由希斯马图林少尉率领的第127前线警卫团的第14警戒小队在搜索一片茂密的树林。扎夫戈罗德尼中士发现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双长袜，这让他产生了怀疑。他们搜查了整个地区，发现了三条伪装得很好的壕沟，顺着壕沟他们找到了一个地堡，里面藏着三个手持步枪的敌军士兵。
扫雷仍是后方清理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提高排雷能力，苏军为每个俄罗斯秘密警察前线警卫团配备了20条警犬。它们还被用于搜索更多的藏在东普鲁士树林中的德军士兵。
许多报告都被地方长官夸大以显示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一份有关“被送交锄奸团组织审讯的恐怖分子”的报告显示，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出生于1900年以前。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长官灿那瓦汇报了一名被捕的德国人乌尔里希·贝尔的情况他出生于1906年，“他交代说，他在1945年2月被一名当地的德国间谍机构人员豪普特曼·施拉普发展为一名间谍。他的任务是在红军后方执行解救其他情报人员并开展破坏、谍报和恐怖活动。贝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在他手下获救的情报人员达12人之多。”但在许多情况下，抵抗者或者当地的人民冲锋队民兵都被描述为“留在苏军后方执行破坏任务的情报人员”。最荒谬的事情是发生在西里西亚的“破坏兴登堡附近的输电线路”事件。在经过一番恐怖的搜索行动以后，俄罗斯秘密警察才知道这是由红军在一次炮弹射击练习时造成的，是炮弹的碎片切断了电线。
另一方面，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锄奸团组织长官宣布他的下属“在科瓦由瓦村发现了一所德国的破坏分子训练学校”。这一次是真的，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人都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惊惶失措的德国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苏联战俘。这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中许多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只是想更容易地回到家乡，但即使以最快速度向苏军投降，他们也会性命不保，因为苏联政府和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
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在搜索房屋和谷仓时花费的时间要比他们搜索树林所花费的时间多很多。一支部队在一座干草堆上发现了八名德国妇女。“一位细心的军士”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女人，而是“穿着女人衣服的德国士兵”。关于事实真相的报告有许多。
显然，东普鲁士的农民与苏联农民一样幼稚，他们会在接受搜查的时候不停地盯着一个东西看个不停。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妇女在看到搜查者的时候立刻坐到了一个箱子上。俄罗斯秘密警察士兵上前把她推开，并在箱子里发现了一个男人。一个巡逻兵看到房主总是不停地看家里的床，他的神情紧张。他们随即推开了床垫，发现床板做得格外高。他们又掀开了床板，最后发现了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在另一间屋子里，他们又发现一个男人藏在一个衣架上挂着的大衣下面，他用一条皮带系在腋下把自己吊了起来，以使他的脚也能藏在大衣底下。通常，人们都会藏在最明显的地方，比如棚舍、谷仓、干草堆等，但警犬很快就能找到这些人。只有少数的避难所会建在地下。很多时候，俄罗斯秘密警察士兵们不愿意费力去搜查一间房屋，他们釆用放火的方法，而那些没有被烧死的人在跳窗逃跑的时候也会被他们击毙。
许多人民冲锋队民兵都想待在离自己农庄比较近的地方，而那些国防军的抵抗者们则更愿意逃回德国。他们通常会穿上他们杀死的红军士兵的军装，如果不幸被抓到，他们一般都会被当场杀掉。所有被捕的人，不论他是德国人、苏联人还是波兰人都会先被关在一个“预备监狱”里。这些建筑通常是那些窗户上被装上铁栏杆的强占房屋，在外面的墙上用粉笔写着：“监狱，苏联俄罗斯秘密警察。”接下来这些人会受到锄奸团组织的审讯，根据他们坦白的情况被送到战俘营或者劳改营。
俄罗斯秘密警察的长官们还严密监视着他们的“生意”。前斯大林格勒俄罗斯秘密警察指挥官，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俄罗斯秘密警察指挥官罗加丁少将发现，“在一些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里，许多军官和士兵并没有尽忠职守，他们只对收集战利品感兴趣。以前曾有过规定，战利品要在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各个团之间平均分配，而且不能让红军师的参谋知道。在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里经常有买卖和交换战利品的事件发生，这种无视纪律情况的发生极大增加了非常事件发生的频率。有的士兵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另一些人却除了搜刮战利品以外什么也不干。现在是时候让那些掠夺者们再次回到工作中来了。”显然他们需要受到惩罚，而对于红军师的参谋所采取的隐瞒策略最具启发作用。红军的师级司令部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因为它发现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回报。
毫无疑问，红军痛恨后方的俄罗斯秘密警察“老鼠”，而俄罗斯秘密警察显然也同样对红军不满。他们并不愿意处理被德军和红军丢弃的武器弹药，“许多武器被土匪和当地人偷走。得到这些武器的年轻人组成了武装团体，他们恐吓当地的平民。这也为土匪帮派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红军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用手雷炸鱼，这是一项在东普鲁士和波兰红军中非常盛行的活动。
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不仅要对付德军抵抗者和人民冲锋队民兵，还要清理红军的叛变者们。3月7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一支俄罗斯秘密警察巡逻队在德茨村附近遭到了一支15人组成的叛军部队的伏击。另一伙8个人组成的部队就藏在附近的树林中，他们都是在1944年12月底叛变苏军的。两天以后，俄罗斯秘密警察报告称“他们发现了更多来自前线的叛军”。另一支叛军部队是由原第三集团军的士兵组成的，他们目前在奥特埃尔斯堡附近活动。这支部队的领导者是一名受命于“红旗”组织的乌克兰上尉，他于3月6日从医院逃跑。这支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冲锋枪和步枪，它由各种人组成。这些人有的来自苏联城市图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沃罗涅日，有的来自乌克兰，其中还有一个波兰人、三个德国妇女和一个来自奥特埃尔斯堡的德国人。
大多数叛变者，尤其是那些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被波兰人笼络过来的。他们都希望悄悄地逃回家乡，一些人把自己装扮成女人，还有一些人给自己缠上绷带，到铁路军需站去偷窃伤员通行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苏联政府不得不再给伤员增加一个特别通行证。经常会有一些人凭空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真的叛变了还是在战斗中被杀。1月27日，东普鲁士的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两辆T－34型坦克外出执行任务，然而它们连同16名坦克兵步兵却一同消失了，无论是生是死，再没有人见过他们。
虽然后方有大量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但红军士兵仍然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德国情报机构在2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军将领正在担心部队的纪律会越来越涣散，因为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富裕的地区。”他们到处抢掠破坏，被迫服劳役的平民经常被无故杀害。混乱状况的出现还由于“苏联平民也来到东普鲁士搜集战利品”。
苏联英雄、坦克旅旅长戈列洛夫毫无意义的死亡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许多军官都感到惊恐。2月初的一天，他在距德国边境几公里的地方疏导交通的时候，被一名喝醉酒的士兵开枪杀死。格罗斯曼写道：“这种酒后发生的血腥暴力事件是不能容忍的。”某个俄罗斯秘密警察团在那一年的前十周内就因为车祸而造成了5死34伤。
那些年轻的女交通管理员不会用她们的哨子来疏导交通，她们选择了朝天鸣枪的方式。有一次，一辆汽车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后方的公路上造成了交通阻塞，一位名叫莉迪亚的女交通管理员跑到了驾驶室的窗口对司机大骂起来。但这丝毫不起作用，她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污言秽语。但是突然她看到一个人从后面的车中探出头来，并愤怒地挥动着手枪，她突然之间有了精神，因为那个人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当那个司机看到这位元帅的时候，他几乎被吓昏过去。他的上司也被吓得惊惶失措，随即就跳出了汽车，躲进了路边的灌木丛里。
苏军进入德国的土地，意味着斯大林强迫德国人为苏联工作的计划可以开始实施了。2月6日，苏联政府下达了一道命令：“将所有17～50岁的可以劳动的德国人按1000～1200人的编制组成劳工营运回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修复战争创伤”。这些德国人被命令穿上保暖的衣服和靴子到集合点报道，他们还要带上被褥、换洗的内衣和两星期的食物。
由于人民冲锋队民兵都被送进了战俘营，所以到3月9日为止俄罗斯秘密警察只抓到68680名德国劳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朱可夫和科涅夫部队的后方，而且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起初，这些劳工营都被留在当地清理碎石协助红军。苏联士兵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劳工。阿格拉年科曾看到过一个红军下士命令一些德国男人和女人站成四列，然后他用蹩脚的德语向他们下令：“向着西伯利亚，操！”
到4月10日，运回苏联的劳工人数迅速增多，59536人被送到了西部地区，大部分到了乌克兰。虽然人数要比斯大林预计的少得多，但他们受到的折磨至少与当初苏联劳工在德国受到的不相上下。受到迫害最多的自然又是妇女们，她们被强迫把孩子留给亲戚或朋友看管，有时，她们还不得不丢弃孩子们。她们要面临的工作不只是繁重的劳动，她们会经常遭到看守们的奸淫，而这种“工作”的副产品就是可怕的性病。另外2万名男劳工被派去拆毁西里西亚的工厂。
斯大林曾向布尔将军提到过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他把他们称为“宪兵队”，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从不阻止抢掠、强奸和滥杀无辜。在他们的报告中似乎只提到过一次他们阻止暴行的事例。俄罗斯秘密警察第217警卫步兵团的一个小分队在4月份逮捕了五名士兵，原因是他们闯入了“一间收留被遣返回国的波兰妇女的旅馆”。
在俄罗斯秘密警察长官们交给贝利亚的报告中间接地反映了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在保护平民免受暴力伤害上做的工作有多么少。3月8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代表希洛夫报告了自杀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发动进攻两个月后的3月12日，东普鲁士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长官向贝利亚报告称：“德国人，尤其是妇女的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那些没有枪支和毒药的人最常用的自杀方法是上吊。许多女人不愿意吊死自己的孩子，她们一般会先割断孩子的腕脉再割断自己的。
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不会因为自己的士兵强奸妇女而惩罚他们，只有当他们从真正的受害者那里染上性病时才会受到处罚，而受害者也正是被上一个强奸者传染的。强奸被苏军称作“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委婉说法。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仍在沿用类似的委婉语言。有人在提到大规模强奸问题时写道：“红军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极大地损害了苏联和红军的声誉，并且会对我们与这些我们曾经路过的国家未来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这句话也可以间接说明在波兰也发生过许多强奸事件。但从一个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红军官兵就连那些刚刚从德国被解放的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女人也不放过。许多女孩在被抓到德国时只有16岁，有些甚至只有14岁。任何试图证明红军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复仇目的正义之举的努力，都被苏联士兵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强奸行为所破坏。苏联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所限制传播的刊物也不只是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笔记，有一份报告中描述了更多的细节。
3月29日，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将一份来自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报告交给了斯大林的副官马林科夫。“这是一份有关被德国抓捕后又被红军解放的年轻人的备忘录。齐甘科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部长)讲述了许多有关那些从德国奴役下被解放出来的苏联平民的真实经历，其中还描述了他们是多么的高兴。青年们表达了他们对斯大林同志和红军的感激之情。”
齐甘科夫在报告中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2月24日夜里，35个中尉和他们的营长来到了埃尔斯东部十公里的格鲁滕贝格，他们闯进了一间女人的宿舍，强奸了这些妇女。”三天以后，“某坦克部队的一名上尉骑马来到了少女们收谷物的地方。他下马与一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名叫格里琴科·安娜的女孩说话。‘你从哪来？’他问道。她如实回答了这位上尉。他命令她靠近一点，她拒绝了他的要求。上尉随即向她开枪，但她并没有死。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在布恩斯劳镇的司令部有一百多名妇女。她们被特别安排在一座离司令部不远的房屋里居住，但这里却并不安全，因为许多士兵都会在夜里来到这里恐吓、骚扰甚至强奸她们。3月5日深夜，六名来自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官兵闯进这里，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开始殴打并侵犯这些妇女。即使他们的指挥官命令他们离开也无济于事，士兵们会用他们的枪来威胁他，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群殴。这种事情远不只这一次，几乎每晚都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些妇女们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个名叫玛丽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
“她们受到的侵犯不胜枚举，”齐甘科夫在报告中继续说道，“2月14日夜里，一个惩罚连在他们的上尉的指挥下包围了一个牧牛的村庄，他们开枪杀死了那里的红军警卫。闯进妇女们居住的房屋，并且对她们进行了有组织的强奸，而这些妇女们刚刚被红军解放。
“军官们也经常对妇女们进行骚扰。三名军官在2月26日闯进了一间粮仓的宿舍，当索罗夫耶夫少校试图阻止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我需要一个女人。’说完以后，他就闯进宿舍干起了奸淫的勾当。
“1926年出生的兰佐娃·薇拉曾被强奸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先头部队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第二次是在2月14日被一个士兵强奸。从2月15～22日，艾萨耶夫中尉通过殴打和恐吓的方法逼迫她和他上床。许多军官和军士都告诉这些被解放的妇女说，‘上面已经下令不许你们回到苏联，即使你们回去也只能住在北方(比如古格拉集中营)。’由于他们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许多妇女都认为在红军和她们自己的国家里，她们已经不再被当作苏联公民来对待，所以她们不可能被允许回家。”
红军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在德国充当奴隶的苏联女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德国人”，而正是这种思想成了他们残酷对待妇女的理由。那些历尽千辛万苦才在德军的统治中存活下来的年轻妇女都被看成了“德国玩偶”。一个飞行员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歌：
年轻女孩对德国人微笑
早已忘记了她们的家人
当时局变得艰难，你们忘记了自己的猎鹰
只为了一块面包，就把自己卖给了德国人
很难说清这些关于女人们向德国人妥协的谣言是由谁先开始传播的。政治军官们在1944年底或者1945年初发表的评论并不是谣传的开始，但显然这种观念是由于政府的煽动而形成的——任何被抓到德国的苏联人，不管作为战俘还是奴隶都是他们自愿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自杀或者“加入游击队”。只有那些在红军服役或者在兵工厂工作的妇女们才与“苏联女性的荣誉和尊严”相配。但根据一个女军官和一些女兵的描述，自从红军踏上外国的土地以后，她们就开始受到男性官兵越来越多的侵扰。
为强奸事件向高级军官提出抗议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生于1926年的叶娃·施图尔说，‘我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伊始就参加了红军。不久德国人来到了我的家乡，我被强行抓到德国。我在这里的一家工厂里做工，终日以泪洗面，等待着有一天能够获得解放。很快红军来了，但它的士兵却侮辱了我。我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我的兄弟也在红军中，但他却打我并且强奸了我。这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所有的这一切，”齐甘科夫总结道，“使获得解放的苏联平民产生病态的、负面的情绪，这会让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家园以前产生不满和怀疑的心理。”但他的建议并非在红军中整顿军纪，而是希望红军主要的政治部门和共青团“在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中开展更多的政治文化工作”，以便使他们不会把对红军的不满和意见带回家乡。
到2月15日为止，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就从德国解放了49500名苏联平民和8868名外国公民，这些人大多数都在西里西亚地区。但这在被解放人口总数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仅仅一星期以后，苏联政府就预计他们需要接收的前红军士兵和平民的总人数约为400万人。
政府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救治那些在集中营中饱受摧残的人们，而是清理其中的叛国者。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对那些受到外国思想玷污的人们进行政治再教育。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都接到命令在他们后方的波兰土地上建立三个过渡集中营。每个再教育小队都有一套活动电影放映机，一个带有扩音器的收音机，两架手风琴，2万本共产党手册，40米用于写标语的红布和一幅斯大林同志的肖像。
索尔仁尼琴描写了获救的战俘们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害怕因为投降而受到惩罚。但红军太需要增援了，绝大多数人都被送到了预备役部队中接受训练和再教育，以使他们为对柏林的总攻做好准备。而这只是一种缓刑的方法。战争结束以后还会再次进行清理，即使是那些在柏林战役中有英勇表现的战士也难逃被送入集中营的厄运。
红军对“肉盾”的急需意味着那些从未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劳工们也将被推上战场。而大多数来自被斯大林在1939年占领的土地上的“西部白俄罗斯人”和“西部乌克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波兰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
当他们到达清理营的时候，获救的苏联战俘都会产生许多疑问。“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在回到苏联以后会得到全部的公民权力吗？他们会不会被剥夺某些权力？他们会被送到集中营去吗？”苏联政府仍然不认为这是一些实际问题。它们很快被归结为“法西斯宣传的结果，因为德国人使我们的人民受到了恐吓，这些宣传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战后”。
政治工作者们在集中营中发表演讲，内容大多是关于红军的胜利、苏联后方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尤其是斯大林同志。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政治部部长在报告中说：“他们还会给这些人播放苏联电影。这些影片得到了他们的喜爱，尤其是在斯大林出现在电影中的时候，他们都会高呼‘万岁’和‘红军万岁’这样的口号，电影结束以后他们都会欢呼着离开。被解放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背叛了我们的祖国。”在克拉科夫的清理营中，在四十个被怀疑的对象中只有四个会被作为叛国者逮捕。但这个数字在不久以后就有了大幅度提升。
有许多故事(虽然人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讲述了许多奴隶在获救不久就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处决。例如，瑞典武官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苏军占领西里西亚的奥波莱以后不久，就有250名奴隶被召集到一起开了一次政治会议。随即他们就被红军或者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赶到了一个角落里，有人向他们喊出了一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不加入游击队，然后士兵们就向他们开枪射击。
“国家的背叛者”这个词所包括的范围并不仅限于那些为德国人卖命的战俘们，它还包括了那些在1941年被俘的红军士兵，一些人只是由于伤势过重而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刻。索尔仁尼琴用一种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的方法分析了“国家背叛者”和“背叛国家者”之间的不同：“他们不是背叛她的人，而是她的背叛者。并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们，背叛了他们的祖国，而是他们精明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苏联在1941年通过无能和准备不足这两种方式背叛了他们，然后又拒绝承认他们在德国的战俘营中受到的折磨。最后，当他们激动地认为通过自己在战争最后一周的英勇表现可以“弥补过失”的时候，他们又被再次逮捕。索尔仁尼琴觉得“背叛自己的士兵又宣布他们是背叛者”的做法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所有的苏联士兵，不论是被俘的不幸者，还是没有被俘的幸运儿，都永远不会原谅那些穿上德国军装的苏联人，不管这些人当时处于何种境况。弗拉索夫部队的成员、党卫军志愿兵、乌克兰和高加索集中营的守卫、冯·潘维茨将军的哥萨克骑兵兵团、警察部队、反游击队“安全小分队”，或者即使是那些不幸的志愿援助者们都被认为是真正的叛徒。
所有这些人总共大约有100～150万人，而红军则坚持说德国国防军中的志愿援助者人数就超过100万人。这些被强迫为德国工作的人或者自愿投降的人经常会被立刻或在被捕后不久被红军杀死。“弗拉索夫士兵和其他纳粹的帮凶通常会被当场处决”，最近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这样记载。“这并不奇怪，因为红军的战争法规要求每一名士兵都要对所有的背叛者毫不留情。”这同样也与人们的地区荣誉感有关。处决通常会找一个来自同一地区的人执行：“奥廖尔的人会杀死奥廖尔的叛徒，而乌兹别克人也会为那里的叛徒执行枪决。”
可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在搜索那些曾经当过集中营守卫的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的时候为什么会那样的无情，因为这些人通常会比德国人更加残忍。但实际上俄罗斯秘密警察对待红军战俘和那些曾经穿上过敌人军装的叛徒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被要求“对所有的犯人都应该一视同仁”，叛徒、强盗和以前的战俘都被按照对待“叛国者”的标准来对待。
虽然集中营的看守们很难让人们产生同情心，但大多数的志愿援助者都是被强制加入或者由于饥饿而不得不屈服的人们。在这两种人之间是那些为党卫军或国防军效力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他们来自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哥萨克还是高加索地区，他们都痛恨苏联的统治。一些弗拉索夫士兵并不因为加入敌人的部队而感到后悔，因为他们还没有原谅苏联军官和部队在1941年和1942年滥杀无辜的做法。还有一些人是痛恨强制集体化的农民，但许多普通的弗拉索夫士兵和志愿援助者都非常的天真无知。在一个德国的战俘营中举行的一次宣传会上，当一个口译员正在叙述他们将如何再次为弗拉索夫部队征召志愿者时，一个俄国战俘举手问道：“主席同志，我们想知道在弗拉索夫部队里每个人每天能够得到多少支香烟？”显然，对于他们许多人来说，军队就是军队。如果你能吃饱，而不用在集中营里挨饿受虐，那么穿谁的军装又有什么区别呢？所有这样想的人所遭受的痛苦都远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即使那些战后在古拉格集中营里生存了15年或者20年的人们也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那些被认为曾经与敌人合作的人直到1995年第50个胜利日到来时才再次获得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力。
人们发现了一些曾在德国军营里服役的苏联战俘所写的信件，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人是志愿援助者。其中一封是写在一本德国书的封底上的，上面这样写道：“士兵同志们，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们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要杀死那些德国监狱里的苏联人？我们不幸被俘，他们让我们为他们的部队工作，而我们工作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不被饿死。现在这些人又回到了俄国一边，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军队，而你们却杀死他们。我们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苏联将领们在1941年和1942年背叛了这些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