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奥得河进军·第五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到了1月第四个星期，柏林已经处于一种“歇斯底里和崩溃”的状态。每天晚上都会有两次防空警报响起，一次在8点，另一次在11点。来自北部地区的难民流传着许多关于被红军抓获的难民悲惨命运的传说。
匈牙利这个德国在巴尔干地区仅存的盟友也公开地倾向苏联一边，而关于苏联坦克快速推进的谣言也使得人们预测整个东部前线正在瓦解。普通士兵们都希望敌人只会杀死军官和党卫军们，工人和权力低微的官员们都努力让自己相信俄国人不会对他们不利。
有关东部前线形势的确切消息是从铁路工人们那里传来的，他们经常可以比总参谋部更早知道敌人向前推进了多远。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冒险收听BBC广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如果他们被邻居向盖世太保们告发的话，他们将被送进集中营。但许多忠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人们仍然对宣传部新闻中的每一句话深信不疑。
公共交通设施仍在被一再地修复，人们也仍在废墟中艰难地继续着他们每天的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人被安排在离他们工作场所较近的地方居住，睡袋成了必备的物品，行军床也成了人们招待从东部逃来的亲戚朋友的必需品。人们都在讨论着各种逃离柏林的方法。关于苏军在东普鲁士枪杀地主的传言使人们相信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成为红军攻击的目标。苏联宣传的目标是既要消灭“容克军国主义”又要消灭国家社会主义。
那些想逃离柏林的人必须万分小心，因为戈培尔已经宣布未经批准擅离柏林与叛逃同罪。首先，这些人一定要得到一个通行证，而获得它只能以在外地有十分重要的工作为借口。许多确实需要因公出差的人都在暗地里得到了许多羡慕的同事所提出的建议：“千万别再回来了！待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幻想着能够躲到一个僻静的乡村角落里，而且那里的农田还能够生产食物。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到处寻找购买伪造的通行证，这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也发现他们极为受欢迎。政府人员要幸运得多，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都将迁到南方去。
而最为可怕的还要数希特勒命令党卫军所进行的大清洗行动。1月23日，当红军越过旧的帝国前线的时候，许多与“七月密谋”有关的反抗者们都在波洛成斯监狱里被处死。这些受害者包括赫尔穆特·詹姆斯·冯·莫尔特克伯爵、欧根·博尔茨伯爵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温·普朗克。
戈培尔的新口号“我们要取胜，因为我们必须取胜”，让许多非纳粹分子感到失望的轻视，但大多数的德国人却从未对它产生过怀疑。除了那些纳粹的狂热者仍然相信“最终胜利”以外，大多数德国人坚持的原因是他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戈培尔不留余地的宣传战略早在东部战事对德国不利时已经开始，而这已经渐渐消除了德国人的其他任何想法。
戈培尔，作为柏林的帝国防卫代表和宣传部长，显然对他的角色非常投入：视察军队、发表演说、检阅人民冲锋队并且对他们极尽赞美之辞。人们几乎已经看不见希特勒的一点影子，他已经从那些新闻片中消失了，他最近的一次演讲也是在1月30日纪念纳粹执政12周年时的事了。他的声音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听起来也完全变了味。因此有许多传说他被杀或受到监禁的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柏奇提斯加登还是在柏林。当戈培尔慰问轰炸中的受害者而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不愿去看一眼重创下的柏林。
人们见不到元首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公众生活中淡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外表上的巨大变化。一些军官再次见到希特勒时都感到震惊，他们自从7月20日的爆炸事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少校说：“他经常会把背弓很深，这使他已经开始有些驼背。”曾经神采奕奕的双目已经黯然无光，白皙的皮肤已经略带灰色。他拖着左腿走进会议室，他的握手是那样的无力。希特勒还经常用他的右手抓住左手以掩饰它不住的颤抖，还没有到56岁的他看起来已经有点像一位古稀老人。他失去的东西还有他对各种细节和数据的惊人的控制力，而这也正是他用以击溃怀疑者们的武器。他也不再能够从挑拨下属相互争斗中得到乐趣，他现在看到的只有周围人们的背叛。
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每天到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的时候，都可以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对军队的抵触情绪。古德里安在乘坐他的加长奔驰轿车到达这里时党卫军哨兵都会向他敬礼致意，但是一旦进入，他和副官的皮包都必须经过检查。他们的手枪都会被取走，党卫军警卫会用熟练的眼神检查他们的军装，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凸出部分。
军官们在进入帝国总理府以前还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前的敬礼方式已被禁止使用。国防军的所有军人都必须使用“日耳曼式的敬礼”，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式敬礼。许多人都是先把手伸向帽子，然后又突然把整条胳膊直直地伸出去。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就对这种环境极不适应。他的前任就是因为“七月密谋”而被绞死的，而另一个同谋者，他的表兄巴龙·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也自杀了。
帝国总理府已经几乎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了，壁画、挂毯和家具都已被搬走。天花板上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打碎玻璃的窗户被用木板钉上，胶合板隔开了那些由于轰炸而被严重破坏的地方。不久以前，弗赖塔格曾在通向形势分析室的一条宽阔的大理石走廊里遇到两个穿着华丽而且烫过头发的少妇，他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样的女人和这样的环境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问凯特尔副官她们是谁。
“那是爱娃·布劳恩。”
“爱娃·布劳恩又是谁？”他继续问道。
“她是元首的夫人。”凯特尔对他的惊讶微微一笑，“另外一个是她的妹妹，她的丈夫是费格莱恩。”帝国总理府的国防军军官们都十分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外面很少有人听说过爱娃的事情，即使是那些定期从措森的陆军最高司令部来访的人也对此知之甚少。
弗赖塔格当然知道费格莱恩这个人，他是希姆莱的联络官。他认为他是一个“带着慕尼黑口音的俗不可耐的暴发户，他外表傲慢、举止粗俗”。费格莱恩经常会在将军们谈话里打断他们，他总是试图参与每一件事情。尽管如此，弗赖塔格还是鼓足勇气向他求助。他的一个朋友由于“七月密谋”被捕，并且仍然被关押在盖世太保司令部的地下室里。他对费格莱恩说，他敢保证他的朋友与这个阴谋毫无关系，并且求他至少帮忙查出他的朋友将受到什么指控。出乎意料的是费格莱恩答应去作一下调查，并在不久以后释放了他的朋友。
费格莱恩曾是党卫军骑兵的指挥官，并且因为他在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战争中的表现而被授予过骑士十字勋章。他是一个自恋狂，他显然非常喜欢使用他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是希姆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他不断地与爱娃·布劳恩接近，和她跳舞，不停地缠着她。有人怀疑他们两人有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爱娃对希特勒非常忠诚，但费格莱恩可能太有野心了以至于他不惜冒险去和元首的夫人调情。1944年6月3日，在盟军入侵前夕，费格莱恩与爱娃最小的妹妹格雷特尔结婚，希特勒是他们的证婚人。那也是纳粹主义下最为接近王室婚礼的一次。
希特勒道貌岸然的军事领导集团努力在极其腐败的同时，装出一副公正严明的样子，它的自相矛盾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假惺惺的忠诚的掩盖下是军阀和纳粹党高官们斗争所带来的无能和混乱，除了他们所穿的军装、他们所敬的军礼和每天两次的形势分析会议以外，这个组织已经最大限度地脱离了前线的实际情况。随着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恶化和帝国的崩溃，争权夺利的钩心斗角也愈演愈烈。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都把自己看作希特勒的继任者。可能所有纳粹领导者的幻想都源于一种想法，世界会接受第三帝国内部任何形式的继任，不论它还剩下多少土地。
1月的第三个周末，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占领了克拉科夫和拉多姆之后终于进入了西里西亚。科涅夫为了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保留上西里西亚地区的矿井和工厂，决定从卡托维兹到拉蒂博尔对这一工业矿藏区采取半包围战术，以便为德军留下一条逃跑的道路。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原本正在向布雷斯劳进军，但在接到科涅夫的命令后，他们不得不紧急左转，并开始沿奥得河东岸向奥波莱前进。科涅夫调集了第21、59和60三个集团军将德国人从这里赶了出去。
1月27日夜，几个隶属于德军第17集团军的师从上西里西亚撤离并逃向了奥得河，他们几乎全部被早就等在那里的雷巴尔科将军的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俘虏。雷巴尔科的坦克是用一些白色的纱布伪装起来的，这些东西是从一间西里西亚的纺织厂缴获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斯大林的“金子”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正如古德里安所预言的那样，这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使得施佩尔两周前在克拉普尼兹对德军将领们所作的有关军火生产的承诺变成了一句空话。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言德国最多还能再撑几个星期。失去这些矿井、钢厂和工厂对德国的打击，可能比过去两年盟军在鲁尔工业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而德军的撤退却是元首司令部批准的，这可能是整个行动中最出人意料之处。希特勒解除了哈佩尔将军的职务，并且用他十分器重的舍尔纳 [ cdhyy注：原译“朔尔纳” ] 取代了他。舍尔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的座右铭是“在恐惧中奋斗”。只有在士兵们对他的惩罚的恐惧更甚于对敌人的恐惧时，舍尔纳才会感到满意。
与第17集团军撤退不同的是，只有很少的妇女和儿童从上西里西亚逃亡。许多人，尤其是老人，除了留下来别无选择。寡妇们不愿离开她们丈夫的墓地，许多人都不愿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几代人生长的田园。他们有这样的预感，如果离开，他们将永远无法回来。一位乘坐农用马车试图从苏军部队中穿过的瑞典妇女告诉瑞典大使馆人员，虽然苏军在某些地方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德国的宣传似乎更加可信。她还说这并不让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知道德国人曾经在苏联做过什么。苏联军队在发现可疑的“游击队”活动时也同样十分残忍，有一次，一个步兵连的军官在一个村庄的街道上发现了一名苏联巡逻兵的尸体，他随即下令杀光了村中所有的平民。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快速推进也为苏联政府制造了一些麻烦，在他们后方进行镇压活动的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团经常会遭到沿途的德国散兵的袭击。这些散兵们必须很快集结到一起，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参考一些红军的书籍。跟在进攻部队之后的俄罗斯秘密警察步兵师师长卡尔波夫将军，在1月26日向俄罗斯秘密警察前线总指挥梅什克抱怨说，他们的三个团对这一地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这里地形复杂丛林茂密，他们需要更多的军队和车辆在他们穿过奥得河的时候来为他们的通讯和物资作保障。
而与此同时，科涅夫的第五近卫集团军正在攻打奥赫劳附近的一座可以越过奥得河的桥头堡。虽然布雷斯劳东部施泰瑙的攻坚战仍在继续，但列柳申科的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攻占了附近的奥得河西岸的一座桥头堡。显然，列柳申科的坦克兵们很好地利用了维斯图拉河进攻前的时间。他对他们进行了针对“虎式”坦克的进攻训练，并不十分强劲的火炮也得到了改进。他们现在练习的目标已经变成了来自布雷斯劳的德国船只。
德国方面也在紧急调动第169步兵师加强西里西亚首都的防御，元首司令部将其称为“布雷斯劳要塞”。在得知苏军占领施泰瑙桥头堡的消息以后，希特勒命令冯·绍克尔和内林两位将军立即展开反攻，虽然他们的军队根本没有收复失地的可能。
步行逃亡的妇女和儿童的命运更加糟糕。所有没有参军的丈夫都加入了人民冲锋队来保卫这座城市，妻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宣传车的喇叭一次次地通知所有平民离开城市，惊慌的母亲们无法在火车上占据一席之地，她们只能采用最平常的方法来保护幼小的孩子，装上满满一水瓶热牛奶，尽可能把孩子包得更加保暖一些。除此之外，她们还希望纳粹党的社会福利机构NSV能够在沿途给予她们一些帮助。
直到走出了布雷斯劳，妇女们才发现她们的孤立无援。离开城市的机动车辆非常少，只有仅有的几个幸运儿能够搭便车。公路上的积雪很厚，妇女们不得不舍弃她们的婴儿车抱着孩子前进。在刺骨的寒风中，她们很快发现暖瓶里的牛奶已经变冷。只有一种方法可能喂饱饥饿的婴儿，但她们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让她们给孩子哺乳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上了锁，有些是被遗弃的，有些里面还住着不想给任何人开门的人。一些绝望的母亲只好在草棚或一些挡风物后面给孩子一只乳房，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不但孩子吃不到奶，母亲的体温也急剧下降，一些人的乳房甚至因此而生了冻疮。一个年轻的妻子在给妈妈的信中讲述了她的孩子是怎样被冻死的，她也描述了其他母亲的命运：一些人抱着冻死的婴儿号啕大哭；一些人背靠着大树呆坐在路边的雪地里，大一点的孩子站在母亲旁边啜泣，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晕倒了还是已经死了，因为在那样的温度下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而就在这个时候，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又加快了它向西北方向推进的速度。他告诉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避过那些可能会遭受抵抗的地区，以每天70～100公里的速度前进。但1月25日，斯大林却打电话通知朱可夫停止前进。斯大林这样说道：“当你到达奥得河的时候，你的部队将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相距150公里。你现在不能这样做，而且你必须等到罗科索夫斯基完成东普鲁士的任务，并且在维斯图拉河部署好部队以后才能继续前进。”斯大林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波美拉尼亚沿岸的德军会从朱可夫的右翼发起反攻。朱可夫请求斯大林让他继续进攻，因为等待罗科索夫斯基完成进攻可能需要花费他十天的时间，而这将会给德军足够的时间在梅斯里茨构筑防御工事。斯大林最终极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朱可夫的军队穿过了被纳粹称为瓦尔塔的地区，这是纳粹在1939年入侵波兰以后占领的波兰西部的一块土地。这里的地方长官阿尔图·格赖泽尔即使是用纳粹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在自己的辖区伐尔特省施行了最为残酷的剥夺政策。超过七十万波兰人失去了财产和家园，而这些东西都被分给了来自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德国人。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已经完全被政府抛弃了，他们没有食物、没有房屋、也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更甚于此，超过十六万人被迫进入了罗兹市狭小的犹太人聚居区，他们不是饿死就是在集中营里被迫害致死。苏联坦克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这里仅有850人幸存。
波兰人更加渴望复仇，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希洛夫在给贝利亚的信中抱怨说，这经常会影响情报收集工作。他写道：“波兰第一集团军对待德国人尤其残酷。被俘的德军军官和士兵经常无法到达战俘聚集地，他们在路上就会被杀死。举例来说，第一步兵师第二步兵团曾俘获了80名德军官兵，而最终到达战俘聚集地的人却仅剩下两个，其他的人都在路上被杀。这两名幸存者受到了该团团长的审问，而这位团长却在把他们送交情报机构审讯的路上把他们杀掉。”
朱可夫用两个坦克集团军快速推进的决定取得了成功，德国人没有得到任何建立防线的机会。在它们的右翼，第三突击集团军、第47、61集团军和波兰第一集团军向维斯图拉河平行推进，它们在比得哥煦和施奈德米尔之间保护了进攻部队暴露的侧翼。波格丹诺夫的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别尔扎林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在中路一前一后向前推进。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也在左翼向波兹南推进。但波兹南与罗兹情况不同，在1月25日到达波兹南的时候，卡图科夫发现它在3月以前不可能被攻陷。因此他按照朱可夫的指示继续前进，而波兹南则被留给紧随其后的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处理。崔可夫感到十分不快，这似乎又加深了他对朱可夫的不满。
和东普鲁士的科赫一样，格赖泽尔也命令城中的所有人抵抗到底，而自己却早早地逃跑了。他在1月20日以前不允许任何平民逃离，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许多地方一半以上的居民最终无法逃亡。再次跟随崔可夫第八近卫集团军的瓦西里·格罗斯曼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德国平民，他们经常从窗帘后偷偷地望着我们。”
许多人都在向外张望。格罗斯曼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部队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前进。士兵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在抽着Makhorka香烟，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喝酒，还有人在打牌。一队用地毯装饰的马车经过，驾车的人坐在羽绒床垫上。士兵吃的不再是干粮，他们现在吃的是猪肉、火鸡和鸡肉。他们的脸上第一次泛出红色，也再也看不出饥饿的模样。”“德国人已经被我们的先头部队征服了，他们转头向后退去。他们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马匹被那些波兰人抢走。”和大多数苏联平民一样，格罗斯曼也并不清楚1939年和1940年发生过什么，因此他当然也不会清楚为什么波兰人会和苏联人一样对德国人恨之入骨。斯大林与希特勒分割波兰的密约由于苏联的新闻管制而被掩盖起来。
格罗斯曼从来不愿掩藏任何令人不快的真相，即使他永远也不能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德国人曾经从伏罗希洛夫格、哈尔科夫和基辅三个地方带走了250个女孩。政治部部长曾经说这些女孩被带走时几乎赤身裸体，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她们的腹部由于饥饿而肿胀。而我们军队里的一位记者却对我说，在我们的士兵从她们那里拿走一切以前，她们个个都衣着整洁。”
格罗斯曼很快就发现红军士兵究竟拿走了多少东西。他写道：“一个女孩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得到解放的苏联女孩经常被我们自己的士兵们强奸。强奸我的人年纪很大，甚至比我父亲还大’”。但格罗斯曼不愿相信这些事实。“前线的士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日以继夜地前进，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神圣的，只有那些跟在后面的士兵才会强奸、抢劫和酗酒。”
波兹南的巷战预示着柏林将发生的一切。格罗斯曼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待在斯大林格勒，他非常想看一看崔可夫，这位创造了“斯大林巷战学院”这一名词的将军会怎样做。格罗斯曼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取胜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把机械化部队优势转化为劣势而把步兵劣势转化为优势，但现在崔可夫所面临的形势和当初斯大林格勒的一样，不同的只是他和德国人掉换了角色。他在波兹南的街道上疯狂地对德国人进行攻击，而他所使用的主要是机械化部队而不是步兵。”
格罗斯曼在波兹南的战斗中与崔可夫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崔可夫当时就坐在一间寒冷的、灯光明亮的房间里，它位于一座被临时征用的别墅的二楼。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各支部队的指挥官都在汇报波兹南巷战的进展情况。”没有电话的时候，崔可夫就会吹嘘他是如何“粉碎了德国人在华沙周围的防卫圈”。
“崔可夫一边听电话，一边伸手去够地图，他说，‘对不起，我刚才忘记戴眼镜了。’”那副眼镜在他的大鼻子上显得很奇怪，“他一边读着报告，一边用铅笔敲打着鼻子上的那位‘助手’。”(当他对一位军官发火时，崔可夫更喜欢用他的拳头，而那绝不仅仅是轻轻敲几下而已，他的一位参谋这样评价他。)“他突然冲着电话吼道，‘如果他们想从西边突围的话，就让他们去吧，我们会像挤虫子一样挤扁他们。现在德国人的末日到了。他们逃不掉的。’”
崔可夫有一次这样讽刺朱可夫：“有一件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当你考虑我们的战斗经验和良好的情报系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个细节。我们不知道波兹南有一个一流的要塞，它是整个欧洲最为稳固的要塞。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镇，我们可以在行军的路上攻占它，而现在我们真的进来了。”
当崔可夫还在后面对付波兹南要塞的时候，他的其他部队和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向奥得河东部的梅斯里茨防线推进了。他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德国人的抵抗而是自己的供给问题。铁路已经被撤退的德军破坏了，而波兰的铁路又与苏联的规格不同，因此，供给只能依靠美国的卡车进行。显然，俄国的历史学家并不知道，如果没有从美国借来的卡车，红军的进攻所花费的时间会多得多，而这样就会使西方盟军率先到达柏林。
几乎每一位苏联士兵都清楚地记得他们通过1939年前线进入德国的时刻。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克洛奇科夫中尉回忆道：“我们穿过一片森林，看到了一块告示板，上面写着，‘就是这里——可恶的德国。’我们进入了希特勒的帝国。士兵们开始好奇地四处张望，德国的村庄在许多地方都与波兰不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用砖头和石块砌成的。他们花园里有修剪整齐的果树，道路很平坦。”和许多苏联人一样，克洛奇科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并不是没有脑子的”德国人，要拿他们富足舒适的生活来冒险侵略苏联。
在向柏林进军的路上，格罗斯曼跟随着从波兹南派出的第八近卫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它的政治部在沿途张贴了许多海报，上而写着：“害怕得颤抖吧，德国法西斯，清算的日子到了！”
在他们洗劫什未林时，格罗斯曼还在这支部队里。他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燃烧……一个老妇从一座燃烧的房子的窗户里跳出来……劫掠仍在继续……黑夜就如同白昼一样，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点燃……在这个镇的指挥官办公室里有一个身着黑衣的德国妇女，她颤动着毫无血色的双唇在低声咕哝着什么。她的身边有一个女孩，女孩的双眼肿胀，脸上、脖子上、手臂上都有可怕的淤痕——她被司令部的一名信号兵强奸了。强奸她的人也在场，他的脸饱满而红润，但看起来昏昏欲睡。指挥官正在审问这些人。”
格罗斯曼还记录：“妇女们眼中的恐惧……残酷的事情在德国女人的身上发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用蹩脚的俄语和夸张的手势，讲述他的妻子在那一天被十个男人轮奸的经过……被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的苏联女孩也好不到哪去。昨天晚上，有几个苏联女孩躲到为战地记者提供的房屋里过夜，但我们在半夜里被尖叫声吵醒，那是一个记者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大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后又恢复了秩序。”格罗斯曼还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间农舍里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
1月30日，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这时德国军人才突然发现柏林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朱可夫的先头部队不仅已经轻易地进入了梅斯里茨防御区，而且奥得河也已经处在他们的进攻范围内。上午7：30，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听说兰德斯贝格的公路上已经“挤满了敌人的坦克”。侦察机紧急起飞。
希姆莱坚持只需用火车运送一个虎式坦克营就可以收复失地。他对参谋们的反对充耳不闻，因为这位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固执地认为一个营的虎式坦克就可以击败苏军的整个坦克集团军。但当这些重达50吨的庞然大物还被固定在火车上时，它们就已经受到了三四辆苏联坦克的攻击。在火车紧急撤回到屈斯特伦以前，这个营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最终被说服固定在火车上的虎式坦克并未处于最佳攻击状态，希姆莱才放弃了把营长送上军事法庭的念头。
这时希姆莱又模仿斯大林1942年的样子下达了一道“任何人不得后退”的命令，虽然他的命令不可能得到相同的回应。命令标题是“失败者的命运是死亡和惩罚”。命令的最后还试图以这样的话来鼓舞人心：“经过几周的残酷考验，德国土地再次解放的日子即将来临。”另一道命令是禁止妇女们为撤退的部队提供食物。那天还有一道命令宣布：“万能的上帝从未放弃过我们，勇敢的人们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他的帮助。”这道命令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神学角度来看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希姆莱还注意到关于纳粹高级官员乘飞机逃跑的流言传播得很快，尤其是有关地方长官科赫和格赖泽尔的，因此他想来一个杀鸡给猴看。就在他下达其他命令的同一天，他宣布将擅离职守的比得哥煦警察局长处以极刑。一位“未经允许就离开市镇”的镇长几天后也在奥得河畔的施韦特市被绞死。
希特勒执政12周年纪念日也同样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击败两周年的纪念日。贝利亚接到通知与陆军元帅保卢斯、冯·赛德利茨将军以及在工业区坚守时间最长的施特雷克尔将军进行对话，这次对话是通过一间牢房的中麦克风进行的。
贝利亚得知“被俘的德国将军情绪都很低落”，他们都因为丘吉尔六星期以前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演讲而感到恐惧，他在演讲中对斯大林提出的用东普鲁士和其他地区来补偿波兰的建议表示支持。这些德国将军们感到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苏联控制的“自由德国”运动中拥有职位，保卢斯说：“纳粹在这一问题上比我们更积极，因为他们要牢牢抓住德国，尽量保持它的完整。”
冯·赛德利茨也建议让反纳粹的德国战俘在德国发动一场革命，他也认为“让德国割地赔偿是不公平的”。所有被俘的将军现在才意识到，所谓的“反纳粹德国军官联盟”只不过是苏联利用的工具而已。赛德利茨说：“我每天都处于极度的焦虑当中，我不知道我们选择的路到底对不对。”纳粹把他称作“叛国者赛德利茨”，并且已经给他定了死罪。
保卢斯说：“希特勒正在绞尽脑汁地想要让德国人民投入新一轮的牺牲，这是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德国人都被一个狡诈的篡权者欺骗了。”
施特雷克尔回应他说：“为什么上帝如此的痛恨德国人，他为什么要把希特勒送给我们！德国人真的这么卑鄙吗？他们真的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吗？”
保卢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过去了两年，而现在整个德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斯大林格勒。”
希姆莱的恐吓和鼓励对于改变战局没有任何作用。当天晚上，第89警卫步兵师副师长叶西翩科上校就率领他的部队趁着夜色穿过了奥得河。他们成扇形散开，在屈斯特伦北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
别尔扎林带领着来自第五突击集团军的部队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朱可夫所说的“突然袭击”，他们在1月31日上午攻陷了基尼茨。“德国士兵还悠闲地在街上走动，饭店里坐满了军官。去往柏林的列车仍然准时发车，电话线也都在正常工作。”而帝国总理府和这里只相距65公里。车站站长问叶西翩科是否允许开往柏林列车发车，叶西翩科告诉他列车将被暂时中断，这意味着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有发往柏林的列车。
在同一天，就在屈斯特伦的南部，古萨科夫斯基率领第44近卫坦克旅从另一座桥头堡穿过了奥得河。他也因此而再次成为了苏联英雄，并且得到了他的第二枚金星。在两边的桥头堡取得突破的苏军士兵立刻开始在奥得布鲁赫(奥得河与泽洛高地之间的冲积平原)冰冻的泥地上挖掘战壕。他们原本以为德国人会马上开始疯狂反攻，但德军被发生的一切惊呆了——戈培尔仍在试图做出战争仍在华沙附近继续的样子——这使他们无法迅速地调动地面部队进行有效的反击。德国空军在第二天早上就派出战机对新挖的战壕和反坦克炮位发动了空袭，而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苏联的防空师都没有出现，因此崔可夫的部队这时就显得十分脆弱。他们不得不把反坦克炮对准天空来尽力守住他们的阵地。
苏军穿过奥得河的消息无论对平民还是对士兵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瓦尔特·拜尔是少数一些从东普鲁士逃离的人之一，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位于屈斯特伦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小镇布赫斯穆兰韦格。正当他以为可以享受这最后几天快乐时光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他这样回忆道：“回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2月2日晚上，一个惊慌失措的邻居跑到他家里告诉他，大约有八百名苏联士兵已经占领了附近的一个橡树林，而那里距他们的村庄只有五百米远。
除了几个连的人民冲锋队以外这里没有任何部队，而这些民兵的装备也只有步枪和几支火箭筒。他们在一个小学校长的指挥下始终与苏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发现苏军的狙击手已经爬上了橡树。法兰克福的第六要塞团派出了一个由反苏联的高加索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应急作战营来支援这个村庄。拜尔，作为一名曾经上过的前线士兵，被任命为一支部队的军官。
当拜尔和他的士兵们在战壕观察橡树林的时候，一个高加索人指着那片树林用蹩脚的德语对他说：“你不要开枪，我们也不开枪，我们不打同志。”拜尔报告了他说的话，因此所有的高加索人都被调离了前线，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挖战壕。而当他们被苏军俘虏以后，并没有因为他们拒绝开火而得到宽恕。
这支临时的德军部队又有新成员加入，他们是一些年轻的纳粹“纳帅堂”装甲掷弹师的预备役士兵。这些人的年龄大多在16～18岁之间。他们开始用迫击炮向橡树林开火。他们一共有350人，穿着杂乱无章的军服。有人戴着钢盔，有人戴着“卡皮”帽(Kappis－sidehats)，也有人戴着鸭舌帽，许多人除了身上的纳粹军装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都为自己的任务而感到万分自豪，但是他们连一整箱炮弹也抬不动，他们也不能把枪托牢牢地抵在肩窝，因为那对于他们的手臂来说太长了。在他们的第一场战斗中，苏联的神枪手们从容不迫地把他们一个个杀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也因头部中弹而身亡，只有几个人侥幸生还。
拜尔历尽艰险逃回到家里，他发现家中的地窖已经变成了急救站，而他们所有的床单都被撕成了绷带。
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是一个战略要地，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整个奥得布鲁赫，它的西边就是泽洛高地。当崔可夫的部队试图占领这里时，他们遭到了德军增援部队的强力阻击。2月2日，第506纳粹重型掷弹营到达了桥头堡的北部，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它一共向苏军发射了1.4万枚炮弹。库阿马鲁克装甲团也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参加战斗，它刚刚在2月4日重新配备了坦克，它被派往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南部对苏军发起进攻。但是由于上地开始解冻，坦克无法前进，它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红军越过奥得河的消息让柏林感到震惊，戈培尔的新闻官威尔弗雷德·冯·奥芬在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来了！这样的惊呼在柏林迅速传播。”
纳粹主义的谎言也变得更加狂热，那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大德意志”师的警卫团在街上接受检阅，他们被告知奥得河的桥头堡已经被夺回。他们乘坐柏林的公共汽车来到了泽洛，在那里俯瞰奥得布鲁赫。
又一个新的纳粹师建立起来，它被称为“1月30日师”以纪念纳粹当权12周年。这支部队主要由党卫军的老兵们组织，但他们大多数人的伤还没有痊愈。埃伯哈德·鲍姆加特是一位正在养伤的前党卫军警卫旗队的士兵，他接到命令要和其他受伤的党卫军士兵一同接受检阅。一位中尉告诉他了一些有关这个师的事情，它的任务是保卫帝国的首都，所以这支部队需要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要求他们参加阅兵，并高喊希特勒为他们提出的党卫军宣言：“忠诚是我们的荣誉！”
正如党卫军高级官员们看到的那样，这种狂热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2月12日，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贝格尔向希姆莱报告说，他们的部队已经变得完全不像一支正规军了，部队中混杂着许多平民，这使得它失去了凝聚力。这支部队已经“再也不能称为是党卫军部队了”。
即使是那些党卫军志愿兵们，在到达奥得布鲁赫后也感到自己的激情大受打击，这里已经变得满目疮痍。“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支隶属于“1月30日师”的部队中的士兵们这样说。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部队连坦克和迫击炮都没有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再次遭受了重创。“这不是一支部队，它只不过是一堆人而已。”鲍姆加特由于无法治愈的伤势而被安排到了司令部工作，它建立在一个临时征用的农舍里。他们把这里的家具粗暴地扔出了起居室，然后装上了军用电话和打字机。而“新房客”们发现，农舍的瓦片屋顶显然会成为苏联大炮攻击的目标。
鲍姆加特发现自己被拴在一台打字机前，敲着三个红军逃兵的采访报告。他们曾经趟过冰冷的奥得河，而他们肩上坐着的就是他们的师长，从那以后，他们就决定叛逃到德国一边。司令部的德国口译员会把截获的《真理报》上的文章念给大家听，这份报纸是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发行的，上面描述了盟军准备如何对待德国。失败的念头让鲍姆加特和他的同事们感到惊恐，他们心里都在想：“我们必须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5年2月9日，在希姆莱的鼓励下，苏军叛将安德烈·弗拉索夫将他的司令部警卫营投入了桥头堡战斗。这支俄国人的部队在屈斯特伦北部的桥头堡与苏军的第230步兵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弗拉索夫的部队战斗得十分英勇。德国宣传部把他们描述为“充满激情与狂热”的战士，他们证明了自己是近战专家。敬佩他们的德国部队都把他们称为“坦克杀手”，这可能是由一位很受欢迎的记者最先提出的称号。他们的上司扎哈罗夫上校、四位曾经获得过二等铁十字勋章的军官和希特勒本人都致函弗拉索夫，向他表示“同志般”的祝贺，称赞他的警卫营“出色的战斗能力”。
对曾经被当作“下等人”对待的人们极尽赞美之辞很好地说明了纳粹当时是多么的绝望，虽然希特勒并不承认这一点。2月12日，戈培尔接收了一队哥萨克骑兵作为“第一批反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志愿者”。他们甚至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得到了一瓶“白啤酒”作为奖励。戈培尔称赞他们是“热爱自由的农民勇士”。不幸的是，他们在意大利北部热爱自由的方式让柏林方面受到了许多抱怨，费乌利区的德国民政顾问对他们对待平民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这些哥萨克人却和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党卫军志愿者们一样，拒绝接受弗拉索夫和他的旧式的俄罗斯至上的思想。
希特勒对苏联坦克的大举进攻也做出了反应，他命令建立一个“豹式装甲”师，但在典型的纳粹体制下，这个听起来很有震撼力的反坦克部队却名不符实。它主要由一些来自希特勒青年军的自行车连组成。每个人在自行车的前轮两侧分别装上了两支反坦克火箭筒。他们可以迅速地下车并对苏军的T－34和斯大林坦克发动进攻。这种想法是可笑的，即使是日本也不让他们的神风突击队队员骑着自行车上战场。
然而，当希姆莱谈到他们的反坦克火箭筒时总是好像把它当作一种超级武器，就像V－2战车一样。他对与坦克进行近距离作战感到十分兴奋，但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士兵都宁愿用88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在半公里以外去攻击苏联坦克。希姆莱还对那些关于反坦克火箭不能打穿敌军装甲的传言感到十分气愤，他说这“绝对是谣言”。
随着敌人的一天天逼近，纳粹的高官们显然已经开始考虑自杀这个司题。柏林地方司令部发布了一道命令，“政治官员”将得到使用武器的最高优先权。一个制药厂的主管告诉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和她的一个朋友，他的实验室里最近出现了一只要求他为帝国总理府提供毒药的“金鸡”。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现在才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战争中最残酷的阶段，而这场战争正是由他们自己发动的。为那些由于“七月密谋”而在最近被处死的人而展开的报复行动，在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内开始。2月3日上午，美国空军对柏林发动了异常猛烈的空袭，约有三千人在这次空袭中丧生。新闻区和其他一些地区被完全摧毁，帝国总理府和党的帝国总理府都被击中，普林茨－阿尔布切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和人民法院都遭受了重创，几天前还在对着“七月密谋者”们大呼小叫的大法官罗兰·弗赖斯勒被压死在地窖里。这个消息让沮丧的反抗者们稍稍高兴了一下，但集中营和监狱受到破坏的流言让他们更加担心仍然在押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希姆莱能够把这些人当作谈条件的筹码而暂时不会杀掉他们。马丁·鲍曼在日记中描述了那天的空袭：“遭受空袭的有新的帝国总理府、希特勒的居所、餐厅、冬季花园和党总部。”他关心的似乎只有那些纳粹的标志性建筑，而没有提到平民的伤亡情况。
根据鲍曼日记中的记载，2月6日最重要的事情是爱娃·布劳恩的生日。希特勒显然“心情不错”地看着她和其他人跳舞。和往常一样，鲍曼正与卡尔滕布伦纳在私下商量着什么。2月7日，科赫和希特勒进行了商讨，希特勒显然已经原谅了他放弃柯尼斯堡的罪过，因为他已经下令枪毙了那些擅离职守的人。当天晚上，鲍曼在费格莱恩家吃晚饭。客人还有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也正是鲍曼、费格莱恩和卡尔滕布伦纳正在设法陷害的人。前线的战事非常紧张，但希姆莱，作为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仍然可以离开他的司令部放松一下。饭后鲍曼和费格莱恩一起与爱娃·布劳恩聊天，话题大概是有关她离开柏林的事情，因为希特勒希望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第二天晚上，她邀请希特勒、鲍曼和费格莱恩夫妇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告别晚会。她在第三天，2月9日晚上和她的妹妹格雷特尔·费格莱恩离开柏林去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让鲍曼护送她们上了火车。
鲍曼这个纳粹党党务办公厅主任教唆他的地方官员们阻止妇女和儿童的撤离，却从未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那些从东部地区仓皇逃难的人们。他们在处理难民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无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然而由于纳粹的等级制度，人们很难判断不负责在哪里结束、不人道从哪里开始。在一份2月10日的“撤退情况”报告中，他们才突然发现在波罗的海沿岸仍有八十万平民在等待救援，但由于每辆列车和每艘轮船平均只能承载一千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船只和车辆来运送这些难民。”但纳粹的领导者们却永远也不会放弃使用他们豪华的“特别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