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图拉河的“纸板屋”·第二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格伦将军对苏军的估计毫不夸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威胁的部队不是那么突出。苏军在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前线上部署了670万人，这比德军及其盟友1941年入侵苏联时兵力的两倍还多。
希特勒坚信红军会在那年夏天崩溃，但事实证明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计算错误之一。
“我们失败了，”一位德国军士在1945年1月这样说道，“但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我们就会战斗下去。”东部前线的战士们因为战争而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开始相信只有死亡才能够结束这一切。以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任何其他的结果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他们在苏联的土地上都做过些什么，红军正在准备以牙还牙，投降意味着他们的余生将在西伯利亚的劳改集中营里像“斯大林马”一样度过。一位阿尔萨斯的老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再是为希特勒而战，不再为纳粹主义而战，不再为第三帝国而战，不再为我们战火中的未婚妻、母亲和家庭而战。我们战斗，只是因为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为自己而战。所以我们不会死在满是冰雪和烂泥的牢房里，我们会像老鼠一样战斗下去。”
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前一年的灾难，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被围歼。纳粹的高级军官们威逼利诱，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普通士兵的士气。“你们根本不需要怕苏联人的进攻，”他们这样说，“如果敌人发动进攻，我们的坦克将会在四小时后到达这里。”但老兵们都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
虽然古德里安在措森的参谋们已经就确切的进攻日期做出详细报告，但前线的官兵却似乎并未收到这些信息。被苏军突击队俘获的德军304步兵师下士阿洛伊斯告诉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情报官员，他们原本预料攻击会在圣诞节前展开，但后来他们被告知进攻会于1月10日开始，因为那是天是斯大林的生日。
东部前线匈牙利、维斯图拉河和东普鲁士的战事纷纷告急，古德里安与他的助手巴龙·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一同前往希特勒在齐根贝格的住所。他向希特勒报告了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是由格伦和德国空军司令塞德曼收集整理的。空中侦察显示苏军已在维斯图拉河及东普鲁士附近集结了八千架战机。戈林打断了他的话。“尊敬的元首，别相信他的话，”他对希特勒说，“那些不是真的飞机，它们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货。”凯特尔的奴才嘴脸此时显露无遗，他用拳头敲着桌子信誓旦旦地说：“帝国的元帅绝对不会有错。”
会议在一种黑色喜剧的气氛中进行着。希特勒再次重复他的观点——情报机构的数据“荒谬绝伦”，而整理这些情报的人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古德里安完全相信这些数据，他气愤地争辩着，而他竟也被当成了精神病。最后，希特勒断然拒绝了将完全暴露于空袭之下的维斯图拉河哈尔佩将军的部队和东普鲁士莱因哈特将军的部队撤入防御工事。他还坚持将受困于库尔兰半岛的20万德军士兵从海上撤回以保卫德国边境。古德里安对元首司令部这种“自欺欺人的战略”感到厌恶，他已经准备离开这里了。
希特勒此时又突然想夸奖古德里安几句：“东部前线从未像现在这样储备充足，这是你的功劳，我要向你表示感谢。”
古德里安反驳道：“东部前线就像是一座‘纸板屋’，如果有一处被击破，其他部分很快就会全部垮掉。”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在1941年也用了同样的比喻，不过那时候是用在苏军身上。
古德里安心情沮丧地回到措森。他在想希特勒和约德尔怎么会如此缺乏想象力，这是否与他们来自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有关——这些地方没有受到威胁。古德里安是一个东普鲁士人，他的家园将受到苏联人的报复，而且也许会被永远占领。希特勒对他的装甲集团军司令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进行了嘉奖，他把纳粹侵占的波兰西部伐尔特省的代芬霍夫奖给了他。但现在苏军将要发起的进攻也威胁到了这个地方。而他的妻子还在那里，她受到当地纳粹党官员的监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她不可能离开。
就在24小时后，古德里安的参谋们得到可靠消息，苏军的进攻将马上开始而并非几天之后。红军的工兵在夜间排雷，坦克也被开上了桥头堡。希特勒命令维斯图拉河前线的装甲部队全线出击，完全不顾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进入到苏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一些高级军官开始怀疑希特勒是不是要下意识地放弃这场战争。
红军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作战的习惯。德军的老兵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模式，他们称之为“苏联人的天气”。苏军坚信他们在冬季作战中拥有明显的优势，无论霜冻或泥泞他们都可以应对自如。由于苏军不穿短袜而用亚麻布裹足，因此他们冻伤的几率相对较低。天气预报说这将是一个“奇怪的冬天”。经过1月的严寒，紧接着“大雨夹雪”的天气将会到来。德军已下达了命令：“所有的皮靴必须补好。”
红军实力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增强——重型武器、周密的计划、对行动良好的伪装和控制，而正是这些行动经常使德军在战争中失去优势。但苏军也有其自身弱点，最大弱点就在于它极为涣散的军纪，这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它确是事实。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少壮派军官之间的摩擦。
对于十七八岁的中尉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学校。战地记者、小说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样写道：“在那个时代，一年、一个月，甚至是一场战役都会使一个青年人成熟。”当然，许多人无法活着度过他们的第一场战役。为了证明他们可以领导那些老兵们(有些已经到了他们父辈的年龄)，他们表现出自己的蛮勇并为此而付出代价。
军纪不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红军士兵受到的来自政府的不人道的对待，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其复杂的民族特性。一位作家这样评价道：“苏联步兵都是勇敢顽强、容易满足、粗心大意的顽固的宿命论者，正是这些特性使他们无可比拟。”一个步兵师里的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对同志们的情绪变化做出总结：“第一种情况，士兵在没有长官在场的情况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他会威胁恐吓别人以炫耀自己，他总是想阻挠别人或者拉一个人和他进行愚蠢的争辩，人们可以从这种不安中看出，生活对他来说是多么艰难；第二种情况，士兵在长官面前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他时刻准备服从任何命令，可以轻信任何许诺，他会为受到表扬而狂喜不已，并随时乐于赞扬上司的严厉，而这些长官也正是他在背后取笑的对象；第三种情况，共同工作或战斗时他是一个英雄，他不会让他的同志处于危险之中，他安静地死去，好像这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红军坦克部队的官兵们则心情非常之好。和苏联空军一样，他们在战争初期也经受了巨大的失败，但现在他们正在开始为自己的英雄地位而感到高兴。瓦西里·格罗斯曼是另一位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他发现“坦克兵”们和斯大林格勒的狙击手一样让他着迷。他带着崇敬的心情将他们描述为“骑士、炮兵和步调一致的机器工人”。但红军的最大力量来自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第三帝国终于进入了他们的有效射程。苏联的破坏者们将会明白那句谚语的真正含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苏军早在1944年10月就已经规划好了这场战役的基本方针。苏军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元帅领导，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后开始成为了领袖。斯大林想完全控制苏联，他允许指挥官们拥有自己的职权范围，这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所无法得到的。和希特勒不同的是，他能够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希望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红军的指挥官们越权行事。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安排最高司令部代表监督行动情况。现在，虽然他仍没有亲赴前线的想法，但他已经开始身体力行。
斯大林还决定对他的高级将领进行改组，如果这造成他们的嫉妒和不安，他也不会感到不快。最大的调整是更换了进攻德国的核心部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个子很高，外表英俊、举止优雅，他与绝大多数又矮又胖的苏联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他一些方面他同样与众不同。他出生于康斯坦丁·罗夫斯基家族，有一半的波兰血统，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波兰骑兵队的军官，这使他在斯大林眼中十分危险。斯大林对于这个国家的仇恨早在1920年波苏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曾由于红军在攻打华沙的溃败而受到责怪。
当罗科索夫斯基得知他被调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指挥东普鲁士的进攻时，他感到十分震怒。那个身材矮胖、性格粗暴，曾经在1941年12月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取代了他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罗科索夫斯基非常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被从最重要的位置替换下来？”他怀疑是朱可夫这个他当作是自己挚友的人在暗中使坏，但实际上是因为斯大林不想让一个波兰人获得攻占柏林的荣誉。罗科索夫斯基受到怀疑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曾在1937年的红军大清洗中被捕入狱，在贝利亚的党羽逼迫下承认叛国罪所受到的侮辱，即使他有再好的心理平衡也会变得有些偏执。而且罗科索夫斯基还知道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和苏军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的首脑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一直在监视他。毫无疑问，斯大林使他仍然笼罩在1937年被捕的阴影中。他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如果他在指挥中再犯错误的话，他将被直接送回俄罗斯秘密警察的监狱。他在权力交接时对朱可夫说：“我非常清楚贝利亚能做什么，我曾在他的监狱里待过。”苏联的将军们在八年以后才得以向贝利亚报复。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沿维斯图拉河前线集结，他们的数量不仅超过德军而且具有压倒性优势。在朱可夫南边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他将向东攻占布雷斯劳。他的主要任务将从桑多梅日的桥头堡开始，这是维斯图拉河西岸最突出的部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希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用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冲垮敌人的防线。
贝利亚的儿子这样评价科涅夫：“小眼睛中透出邪恶，光光的脑袋看起来像个南瓜，表情中充满了自命不凡。”他可能是斯大林最为看中的将军，他也是极少数的几个残酷得让斯大林都佩服的高级将领之一。在不到一年前，他成功地粉碎了基辅南部科尔孙的包围圈，在那之后他被斯大林提升为元帅。而那也是这场残酷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役。科涅夫命令空军在桑得拉夫卡这个小镇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这迫使在那里的德国人暴露在风雪之中。正当他们历尽苦难在1944年2月17日突围成功时，却又掉进了科涅夫的另一个陷阱。他的坦克部队径直冲向这些部队，机枪向他们扫射，坦克的履带从他们的身上碾过。当德国人穿过大雪落荒而逃时，科涅夫的三个骑兵师又开始穷追不舍。即使德国人已经将武器举过顶，哥萨克骑兵的马刀还是无情地砍下他们的头颅。那一天有两万名德国人丧生。
随着科涅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桑多梅日桥头堡的进攻开始，维斯图拉河进攻的序幕也在莫斯科时间1月12日凌晨5时正式拉开。这个时候正漫天飞雪，能见度几乎为零。在一队队的战俘被迫踏过雷区之后，步兵控制了前线。苏军开始了密集的炮火攻击，平均每公里有三百门大炮，也就是说每隔三到四米就有一门。德军防线全面崩溃，士兵大多数选择了投降，每个人都面色铁青，瑟瑟发抖。一位后方的装甲兵军官称他眼中的景象是一场“火雨”，他还说那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那天晚些时候被俘的第16装甲师官兵说，他们的师长穆勒少将早在炮轰开始时就丢下他们逃向凯尔采镇。
苏联坦克兵在他们的炮塔上漆上了这样的标语：“开进法西斯的老窝！”“等待德国侵略者的只有复仇和死亡！”下午两点，当他们的T－34和重型斯大林坦克前进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的装甲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冻，这也成了他们最好的伪装，即使是在冰雪和烂泥混杂在一起的棕色的土地上。雷巴尔科将军的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主要目标是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当斯大林在莫斯科向科涅夫下达作战任务时，就用手指在地图上指明了这一区域。那时他只说了一个词：“金子。”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科涅夫知道斯大林想得到完好无损的工厂和矿井。
进攻开始后的当天上午，由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开始进攻东普鲁士。接下来的1月14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从纳累夫河的桥头堡开始大举进攻，朱可夫率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马格诺索夫和普瓦维两座桥头堡开始进攻，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雪，浓雾直到中午才渐渐散去。上午8点30分，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以一轮25分钟的连续炮轰开始了进攻。装备精良的步兵营在自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占领了马格诺索夫桥头堡。第八近卫集团军和第五突击集团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突破了第三道防线。接下来最大的障碍是皮利察河。朱可夫的计划是让步兵师先占领这个会合处，以使他的近卫坦克旅通过。
波格丹诺夫的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右翼的坦克旅率先通过了皮利察河。作为先头部队，第47近卫坦克旅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支援，包括工兵、自行火炮、机械化高射炮，以及一个冲锋枪营。进攻的目标是桑哈切夫镇南部的机场，它是华沙西部一个重要会合点。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坦克旅向北推进，沿路击溃了一队队逃亡的德军士兵，用他们的履带碾碎了一辆辆德国军车。
左翼的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突破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古萨科夫斯基上校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太久的等待使他在率领第44防卫坦克旅到达皮利察河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拒绝等待舟桥部队的到达。河水看起来很浅，因此为了节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命令部队先用炮火将冰面打破，然后直接将坦克驶过河床。这些坦克像破冰船一样从碎冰中穿过，发出刺耳的噪音。坦克兵一定觉得这很糟糕，但古萨科夫斯基好像并不关心这些问题。朱可夫也同样只想着让坦克旅尽快过河，以便用它们来对付德军的第25和第19坦克师。之后的进攻道路上将是一片坦途。
1月14日攻占普瓦维桥头堡同样顺利。他们的计划并不是要对整个前线进行轰炸，而只想炸出一条通道。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在进攻拉多姆路上了。与此同时，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最右侧，第47集团军开始从北部包围华沙，波兰第一集团军也冲到了市郊。
1月15日下午，“由于在东部取得的巨大进展”，希特勒离开了齐根贝格的“鹰巢”乘专列返回了柏林。早在三天以前，古德里安就已经开始极力要求希特勒返回。希特勒起初还说东部前线的部队必须要自己解决问题，但最后他还是同意停止所有西线的行动并返回柏林。他没有同古德里安及东线作战部队进行任何协商就将“大德意志”军从东普鲁士调往凯尔采去支援维斯图拉河前线，但这意味着这支部队将离开战场至少一星期时间。
希特勒花了19个小时到达柏林。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事。他让马丁·鲍曼 [ cdhyy注：原译“梅尔廷·博尔曼”，后同 ] 暂时不要离开上萨尔斯堡，因为在那里只有他陪伴他的妻子的爱娃·布劳恩和她妹妹格雷特尔·费格莱恩。
斯大林此时斗志高昂，当天晚上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参谋长——空军参谋长特德元帅，由于天气原因他的飞机在开罗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特德此行的目的是与斯大林讨论未来战事的发展趋势，但斯大林洋洋得意地说德国人在阿登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他还十分高兴地看到德国人在库尔兰保留了三个师作为“荣誉驻军”——他们就是古德里安一直想调回德国的北方集团军。
这位苏联领袖非常想得到特德的赞赏。很明显，斯大林想让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相信，他在苏军进攻时已经尽一切努力帮助艾森豪威尔摆脱在阿登陷入的困境。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已经预见到这会加深美国人和更为多疑的丘吉尔之间的矛盾。
苏联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斯大林会在1月20日发动进攻，但他在1月6日收到丘吉尔求助信的第二天就下令在1月12日发动进攻，虽然那时的天气状况开不利于进攻。他其实完全曲解了丘吉尔来信的用意，那封信并不是求斯大林将盟军从阿登解救出来。他在信中说“盟军已经控制了局势”，而且斯大林也从他的西方联络官那里得知德军在该地的威胁已完全消除。丘吉尔写信只是为了询问红军何时发动进攻，因为苏联政府即使是在已经清楚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之后仍不愿透露自己的计划。
苏联早从10月份就开始准备维斯图拉河进攻：有来自苏联的消息称进攻有可能在“1月8～10日展开”。所以斯大林非常乐意让人们觉得是他将盟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在他有了提前行动的理由之后。丘吉尔越来越关心斯大林在波兰建立他的“卢布林傀儡政府”的意图，这个政府是由贝利亚的俄罗斯秘密警察控制下的流亡的波兰共产党建立的。随着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雅尔塔会议的一天天临近，斯大林也希望当他与英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部队能够安全控制波兰。他可能会在波兰颁布残酷的法令，只是因为这片土地就在苏军的后方。任何意欲反抗的人都会被当作破坏者或法西斯对待。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理由让斯大林提前采取行动——斯大林担心到了2月份由于天气转暖会使坚硬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这样会减慢坦克的推进速度。
与特德的会面使斯大林大受启发。美国的报道称：“斯大林强调，维斯图拉河进攻的困难之一是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暗探混杂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以及操俄语的德国人中间。他说这些人都配有电台，但是苏军基本上已经成功地消除了这些威胁。他认为肃清后方和保证供给同样重要。”斯大林对于德国间谍的过分夸张是为了使其在波兰施行暴政合法化。贝利亚还想把非共产党抵抗组织“国内军”作为法西斯对待，根本不管它曾在华沙起义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
接下来的24小时证明穿过维斯图拉河前线的苏军的确是在全速前进，每一支部队都争先恐后。
朱可夫的坦克集团军得以快速推进的部分原因是由于T－34型坦克有着简洁坚固的构造和能够适应冰、雪、泥各种路面的宽大履带。即便是这样，机师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野外的维修车间无法维持很长时间。一个坦克兵感叹道：“啊！战争前的生活多好呀，那时我们的零件多得用不完。”正如朱可夫向他的坦克部队保证的那样，苏军的“空中坦克”轰炸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就会出动支援前线。古萨科夫斯基上校炸出了一条通往皮利察河的道路，他吹嘘说：“我们的坦克可以比去柏林的火车还快”。
德国在华沙的小股守军没有一点获胜的机会。德国守军包括几个工兵分队和四个警卫营——其中一个营还是由一些有听觉障碍的军人组成的。第47近卫坦克旅和第47集团军的南北合围切断了他们与上级部队第九集团军的联系。
A集团军群哈佩尔将军的军官在1月16日傍晚向陆军最高司令部发出警报——他们已经无法再坚守下去了。作战部主任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与古德里安就目前形势进行了讨论。他们最后决定将自主权交给该集团军群，古德里安签发了这一命令。但是在恰纳特拉格希特勒的午夜形势分析会上，没等古德里安将军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来得及提出，希特勒在古德里安那儿的官员向他报告了放弃华沙的建议。希特勒勃然大怒。“你必须立刻停止这样做，”他吼道，“华沙必须要守住！”但他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中断了。几天以后，希特勒签发了一道命令，任何命令在下达到部队以前都必须经他批准。
华沙的陷落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与古德里安之间的分歧，而古德里安还在对希特勒调动“大德意志”军的决定提出质疑。当得知希特勒将第六装甲集团军调往匈牙利而不是维斯图拉河前线时，他更是怒发冲冠。但希特勒却拒绝与他讨论此事，因为在他的眼中，放弃华沙的错误要严重得多。
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18日中午的会议上，古德里安当众被希特勒训斥，但更糟的还在后面。陆军最高司令部官员巴龙·冯·洪堡上校回忆说“那天是博宁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都站在地图桌旁，手持‘葡萄气’酒为他庆祝，这时人事部副部长迈泽尔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中尉闯了进来。他说，‘冯·博宁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另外两名军官也一同被捕，他们是冯·克里斯滕中校和冯·德姆·克内泽贝克中校。是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们带到普林茨－阿尔布切街，并由盖世太保审讯。
希特勒把波兰失守看作是又一次背叛。在将哈佩尔将军解职的同时，他还撤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第九集团军军长的职务。但这实际上是他极度自负的心理在作祟，他无法容忍自己失去了一个外国首都的事实，即使这是一个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也不行。古德里安为他的三个下属辩护，他坚持他也应该受到审讯，因为他应该对放弃波兰的决定负全责。希特勒早就想整治一下这位总参谋长了，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在维斯图拉河战役最为关键的时刻，古德里安受到了第三帝国安全最高办公室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审讯。被捕的两名中校在两周后获释，而博宁却被关押到集中营里直到战争结束。
博宁被捕的第二天，马丁·鲍曼来到了柏林。他在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东线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正在放弃伐尔特地区，敌军坦克的先头部队正在逼近卡托维兹。”就在那一天，苏军穿过了霍恩萨尔察以东的德国边境。
古德里安的妻子在“第一颗炮弹落下前的半个小时”离开了施洛斯岛代芬霍夫。古德里安写道：庄园里的工人们(他们是重新定居下来的波罗的海德国人)“泪流满面地站在她的车旁，许多人都愿意继续跟随着她”。虽然毫无疑问他们都非常想离开这里，但他们也的确是对女主人忠心耿耿。关于东普鲁士战况的流言已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苏联红军和波兰士兵，尤其是后者，在目睹了波兰首都的惨状后，都不会再对德军有一丝一毫的怜悯。第三突击集团军的陆军上尉克洛科夫这样写道：“当我们在1945年1月17日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进入华沙那空荡荡的街道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堆的残垣断壁，除了积雪覆盖下的废墟以外别无他物。饥饿疲惫的人们都在向家中走去。”战前的131万人口已经只剩下16.2万人。在1944年10月血腥镇压了华沙起义之后，德国人有计划地摧毁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历史遗迹，虽然起义者们从未使用过这些建筑物。瓦西里·格罗斯曼穿过废墟来到了犹太人聚居区，而这里已经只剩下一座布满碎玻璃和铁丝网的3.5米的高墙，以及德国人建立管理犹太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聚居区的其他地方都是“碎砖头堆砌的红色海洋，格罗斯曼不知道那下面究竟埋葬了多少犹太人的尸体。很难想象有人能够逃脱这场劫难，但是一个波兰人带着格罗斯曼参观了四名犹太人的藏身之处，那是在一座很高的建筑物的顶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