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休息·第五

作者：当纳德·麦金泰尔 ·英国

出自————《猎潜战》

出自————《战争通史》

　　 事情总是有尽头的，我们在冰岛的不得已的停泊也结束了。1942年2月，我们又来到了利物浦(到那儿去是为了短时间的休息)。我们期待着返回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去担任勤务，但接到的命令却是要“沃克”号横渡大西洋到加拿大去，在哈利法克斯停泊。这也很使我们高兴，因为在去加拿大的途中我们必须到亚速尔群岛的德尔加达港去补充燃料。由于这是一个中立的葡萄牙港口，我们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和平的环境中逗留是件很愉快的事。英国的领事殷勤地邀请我和“沃克”号的几个军官到他那周围种满花木的公馆里去用早餐，并用当地的葡萄酒招待了我们。

　　 但是，首先我们得和锚泊在港内的葡萄牙警卫船交换传统的海军礼节。这种礼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就是值日官必须正式拜访警卫船的船长。很快“沃克”号的值日官就穿着礼服、带着佩剑前往拜访。迎接他的是传统的海军哨音和一些执行礼仪的军官，在这次的仪式过程中，那些作为英国老盟友的葡萄牙水兵为了表示友好起见，递给我们小艇上的人几瓶葡萄酒。这一来，就把仪式的庄严性给破坏了。

　　 到达哈利法克斯以后，我才知道我被任命为“大西洋西部护航编队”中的一个舰群的指挥官。虽然离开早已熟悉的地区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有关德国潜艇活动情况的最近的通报使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到达的地区正是特别需要我们的地区。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给德国潜艇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美国所拥有的各型护航舰艇为数极少，又没有事先计划好的护航勤务组织，他们认为，如果德国潜艇对美国东岸附近的航运进行破坏，则配置在各战略据点的快速猎潜艇舰艇编队及飞机将能给它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这些交通线大多数在沿岸海区，上述见解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实际上却完全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所犯的错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所犯的错误，就是鲜明的例证。显然，美国人把这些教训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不足为奇的，美国人就是不善于根据盟国的经验来筹划自己的战略，虽然盟国一再暗示：“我们已经打了两年了，知道怎样处理各种问题”。不仅如此，上述错误见解实际上与美国人自己的经验也是相矛盾的。美国海军为了在大西洋护航和防潜而组织的编队，即所谓支援兵力，在美国参战前的1940－1941年一直在大西洋活动，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由于采用了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护航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所护送的约2600艘船只中，只损失了6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很有名望的美国海军少将席姆斯也是一个防潜权威。如果美国人听信了他的意见，也许还能使美国和盟国避免船舶吨位的巨大损失。关于防御德国潜艇的问题，席姆斯将军曾经写道：“……我们的战术应当是使德国潜艇在向商船接近时不得不进入我们武器的有效距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重新组织护航运输队，这种方法是在实践中经过考验了的。这种行动完全是积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船只集结成护航运输队，并用我们的海军兵力来保护它，我们就能够迫使敌人来和我们的海军兵力作战，否则，敌人便无法完成任务。目前，我国海军兵力在护送单艘船只的同时又要找敌人决战，这样只是无谓地消耗了自己的人力物力。如果建立体系，则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敌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我们使用特别重要的集中原则时，敌人就无法使用这一原则”。

　　 虽然席姆斯将军郑重地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各种船只，其中包括运送现代战争所必需的石油的大量油船，仍然沿美国海岸单独航行。1942年2月，商船吨位的损失剧增到500000吨，达到了最高月记录。同年3月，组织了护航运输队，结果，航行在波士顿以南，船只仍继续不带警戒航行，以致在5月份船只的损失达到了700000吨的更高月记录。在这个地区，直到4月才击沉了一艘德国潜艇，难怪德国潜艇艇员后来把这一阶段叫做“幸运时期”。6月间向特里尼达港和阿津巴港开来了第一批护航运输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就这样，直到1941年夏天，美国人才很好地吸取了教训，但是，这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随着各航运海区先后建立护航体系，德国不得不退向远海去寻找弱敌。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金曾经写道：“在这方面我可以说，对船只护航不仅是一个克服潜艇威胁的方法，而且也是唯一的能指望取得胜利的方法。用以对付德国潜艇的所谓巡逻和搜索活动已经一再证明是没有用的”。最初，美国人由于面子关系，不愿在美国沿岸使用英国军舰，但在组织了完整的护航体系以后，各同盟国的防潜兵力便开始互相替换使用了。可是，这些都是在我离开“沃克”号以后发生的事。当我还在“沃克”号任职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哈利法克斯和纽芬兰之间活动。在这冰冷的大西洋北部海区中，所有船只都是编成护航运输队航行的，这里，“除了严冬和风暴以外，别无敌人”。

　　 在战时担任舰长的两年多的过程中，包括在北大西洋在小型军舰上渡过的两个冬天，我所从事的紧张的王作，开始影响到我的健康。

　　 海上生活基本上都是在露天的舰桥上和舰桥下面那间小小的“艇长航行时住舱”中度过的。冬天，虽然身上穿着好几层“保暖”衣服，但很少是干的，所以总是冻得要命。与我到过的其他海区相比较，冬天纽芬兰附近航行条件的特点，是坏天气的时间特别长，气候特别冷，甚至内舱舱壁上也结了一层冰。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员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商船船舷上的载货标志表明该船的载货吃水深度，表示最小吃水深度，即表示最大安全程度的线，用特别的警告字母标出，即WNA－Winter North Atlantic(只用于冬季在大西洋航行)。因此，护航兵力中那些小小的轻护航舰和驱逐舰冬季在北大西洋上时常要受到相当猛烈的颠簸，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驱逐舰，可以说无论是军舰本身和它的舰员，都要受到颠簸的影响，而轻护航舰由于航海性能很好，只有舰员才受到颠簸的折磨。

　　 1941年，各护航队的舰只大部分是排水量1010吨的“花”型轻护航舰。“花”型轻护航舰是用流水作业法建造的，仅用于护航，它性能很好。驱逐舰的舰体细长、匀称，航速较大，但在坏天气时，为了避免颠覆和受到严重损伤，只能迎浪航行。至于“花”型轻护航舰则不然，它的舰肋骨处较宽，可以在大浪中有把握地、安全地向任一方向航行。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摇摆得轻微些。它也受到没有规律的摇摆，这样的摇摆只有久经海上锻炼的人才能经受得住。但总的说来，驱逐舰的摇摆使得人们无论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更加易于疲劳。因为驱逐舰摇摆起来的时候作螺旋运动，舰首部分轰隆作响(大风浪时，被抬起来后，又猛力向下抛去)，当螺旋桨露出水面时，舰体振动得很厉害，当它那由较薄的能被拉长的钢板铆成的长长的舰体在波浪上被折弯而到处都渗水时，舰上又是多么潮湿啊！驱逐舰不像其它各类的舰船那样随波起伏，而星破浪前进，让那巨大的绿色浪头拥上前甲板，以横扫一切之势轰轰冲向中甲板。

　　 在这种情况下，交接更都很可能发生意外事件。任何一个不谨慎的动作，或者在安全地方不使用保险索而冒失乱冲，都可能使人马上掉到海里。如果天气太坏，则禁止在上甲板走动，在小风暴天气，任何人也不得单独走出舱室。当然，不幸事件很少发生，但是所有的人几乎常常是浑身透湿。这使接更人员的处境异常困难，但交更人员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在住舱甲板上烘烤衣服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而且，由于舰上，放衣服的地方不够，水兵们又不能带上好几套更换的衣服出海。虽然不断地把水舀出去和不断地用拖把擦甲板，但是住舱甲板上，水还老是随着军舰的摇摆流来流去。军官舱和军官休息室里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随时都可能被抛到甲板上去，这样睡觉实在是不怎么舒服。睡吊铺倒是要舒适得多。

　　 冬天在北大西洋上，风暴有时连续好几个星期。气旋一个接着一个，不给人以喘息机会来弄干一下衣服和舱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生士气低落，小的口角变成大吵架，些微不和变成敌视，即在舰员之间发生各种磨擦，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类事件我很少听到，相反地，共同经受的艰苦都使舰员团结得更紧了。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已经濒于严重的神经衰弱。有一次，在有风暴的黑夜里，当我们接近纽芬兰的圣约翰港的时候，信号手在与港口信号台交换识别信号中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但我却大怒起来，粗暴地斥责了信号班长——一个和善、沉静的人，又是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员。以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轻率的行为，并决心在以后更好地掌握自己。就在那时候，我怀疑起来，我是不是由于紧张的战斗环境而开始患上了神经衰弱呢？

　　 因此，当我到达港内，听说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曾击毙普林的罗兰要来接替我的职位时，我没有立即想念这个意外的变动。交舰以后，我奉命到一个新的美国海军基地阿靳希阿去担任英国代表。

　　 我出发到阿靳希阿去的时候，并没有明确了解到我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阿靳希阿，直到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港口是罗斯福和印吉尔会见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最初制订了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

　　 现在，阿靳希阿作为美国“支援编队”的前进基地，将在战争中起一定的作用。指挥“支援编队”的美国将军，从他在阿靳希阿的司令部监督在大西洋西部的所有护航运输队以及其中的护航兵力的行动。到大西洋的中央，过了名为“交接班线”的子午线，上述职责就由英国西部近海司令担负了。

　　 阿靳希阿还要供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护航群停泊，以等待出海护送东行的护航运输队。这是因为加拿大舰群所使用的纽芬兰最大的港口圣约翰还太小，不能容纳大量的军舰。

　　 因此，就有必要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建立一个基地。较之利物浦、格里讷克等这样的老海港一点也不逊色的船坞设备、修理厂、供应系统、供油设备，还有完善的空军基地，都要在几个月内建成。对于那些对造价毫不在乎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工作。

　　 美国人到来之前，阿靳希阿只不是一个小村庄，因此，它所在的那个海湾也不叫阿靳希阿湾，而是用邻近的一个大村镇普拉森提亚的名字命名。阿靳希阿的房屋零乱地分散在一个不大的罗马天主教堂的周围。但是，当我到来的时候，村子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了。

　　 美国人用他们通常所有的那种高速度和热情开始在空地上建设基地。巨大的掘土机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整天彻夜地轰鸣着。铺路就像铺地毯那样快。有时候，当道路不需要了的时候，又同样迅速地消失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样一回事，一天傍晚，当我从将军家吃完饭回家时，我发现去的时候所走过的一条路已经没有了。

　　 在我以前，担任英国驻美军基地阿靳希阿的代表是海军大尉埃利森。我指望他能向我介绍工作情况，但是他没有这样作。我的职责是维护英国护航群的利益，这些护航群现在担任护送护航运输队横渡整个大西洋，而在护送护航运输队返航之前，则利用阿靳希阿作为补充备品和修理的基地。

　　 由于我不是派到美国将军的司令部或组织供应的基地司令部来工作，因此还不太清楚我应该怎样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我是此地唯一的英国海军军人(我属下的工作人员都是加拿大人)，大家对我都非常怀疑：我是不是来教训美国人怎样执行职责的呢？或者，我是不是会来争夺对英国军舰的作战使用实施监督的权利呢？因为目前这些英国军舰在大西洋西部是改由海军指挥部实施监督的。在美国参战以来的这一阶段，在我们两海军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很可能，那些美国海军的领导人害怕我们依据自己两年多的战争经验，要求在决定作战问题方面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因此，当地的美国海军最高首长布里斯托尔将军对我的接待是不大热诚的，而且布里斯托尔将军的参谋长海军中校卡涅(他以后官运亨通，升任了海军作战部长的要职)还非常客气地向我暗示，叫我最好只管行政性的问题，而不要去过问作战方面的事情。开始时，为了更好地组织护航群的接待、靠码头和补给工作，我曾拼命要求阅读有关将要来到的护航群的运动情况的报告，但这些报告是“作战文件”，因此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尽管最后我说服了美军司令部，使他们相信根据工作性质我确实需要阅读这类报告，但就是在这以后，根据“军事保密规则”的规定，还是禁止发给我报告副本，我不得不向将军的副官去要所需的文件。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只大的保险柜，上面安着很复杂的锁，用来保存这些秘密文件。事后想起这些事情，我还禁不住要笑。

　　 这样的接待使我感到惊奇和不快，但一想到能在陆地上工作，而且这里既没有灯火管制，又可以成磅地而不是成两地获得肉类，每晚都能舒舒服服睡觉，而不必卷成一团以防从床上掉下来，这样，就足足可以补偿我所遭到的冷淡待遇了，想到这里，我又产生了力量，耐心地等待着这种最初的冷淡逐渐消失。

　　 最后，我终于同卡涅成了好朋友，对于将军司令部的其他成员，我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

　　 至于谈到护航群，它们都得到了各种必需品。当然，在这方面美国人所具有的办事才能起了不小的作用。舰艇的修理是由“草原”号修理舰进行的。“草原”号同时又是布里斯托尔将军的旗舰。舰上的设备，特别是舰员的热情和组织性，使我和那些被修理的护航舰的舰员感到惊奇。我由于工作关系曾经与我们自己的修理舰打过交道，它们与美国修理舰比较起来，显得差多了。

　　 美国海军与英国海军不同的是，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指望在国外的修船厂和基地。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学会了熟练地利用浮动的“舰队辎重队”，即修理船和供应船。在这些方面，英国海军可以向他们学习一下，以便恢复自己舰队的机动能力。

　　 我一回想起在阿靳希阿所度过的时间，总是感到非常满意。在护航群没有来到的时间内，当港内没有英国舰船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空闲时间。卡涅给了我和我的司令部一所典型的纽芬兰式的小木房，在这所小房内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在阿靳希阿，供给的食物绰绰有余，烟类和酒类都不必纳税，有时，我甚至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祖国的人民正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但是，那总是这样安慰自己：这一切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还记得，有一次由于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用生肉作饵在冰下钓鳟鱼的事情，使妻子感到惊讶不满，向我提出了意见，原来，我在钓鱼钩上挂的肉比她在家每天配给的肉还要多些。在我到达阿靳希阿后不久，布里斯托尔将军突然死去了。美国海军首脑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的去世使人感到非常惋惜。不久，他的战役编队指挥官的职位由布雷讷德将军接替了。布雷讷德将军是个和善可亲的人。很快我就和他接近起来。

　　 司令部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除了卡涅之外，我主要是和海军少校伍尔德里顿、英格索尔和麦基打交道。后来这几个人都获得了将军军衔。轮机工程师麦基是个非常有耐心的温和的人，他与我在一起工作。他是个头等的职业工程师。只要我们军舰的艇长提出要求，那怕是极小的请求、他都不惜一切力量来满足这些要求。

　　 就在这时候，美军的行政机关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这样的：停靠着“草原”号修理舰(该舰负责我国军舰的修理和维护工作)的木质码头由于汽油管漏油而起了火。火焰笼罩了整个码头，很快就蔓延到修理舰上。修理舰由于只考虑到防御冬季风暴的侵袭，而忽略了能否迅速离开的问题，因而用沉重的锚链从舰首和舰尾系到岸上。在这手忙脚乱的时候，要把军舰解开来是来不及的，因此很快火焰就蔓延到全舰。至于我，这时候所关心的只是在“草原”号舰首附近靠着码头的两艘英国轻护航舰的命运。如果这两艘舰不能在最短时间内酿汽开车，则它们甲板上的许多深水炸弹定会被火烧着。

　　 我无法给他们以帮助，只能束手旁观，独自猜测：深水炸弹会爆炸呢，还是只燃烧不爆炸呢？幸而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与火的搏斗终于胜利了，虽然差点儿没有被烧着：当轻护航舰离开码头时，深水炸弹上的油漆已经烤起了泡。

　　 修理舰在火灾中受了很重的损伤，我根本猜想不出今后美国人将怎样来修理和维护我们的军舰，因为岸上的车间和仓库都还没有建成。但是，没有过多久，就像变戏法一样，忽然又出现了另一艘设备同样好的修理舰。

　　 对我来说，火灾倒产生了一点好的后果。火灾迫使美国将军及其司令部的军官搬到了岸上，这不但大大便于组织通信，而且也便于我与他们联系工作。

　　 我还记得，最初，当卡涅——想到要从旗舰上搬到“石头舰”上去的时候是如何惊讶，但后来他终于估计到了岸上的方便条件，因而到战争末期，对于编队指挥官来说，从岸上进行指挥已成为习惯了。

　　 就在那时候，严寒的纽芬兰的冬天已经快过去了。江河湖泊都已解冻。因严寒而冻硬的纽芬兰土地变成了难以通行的泥泞。由阿靳希阿通向圣约翰的道路，就象森林中的小路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不久美国人派出了自己的筑路队，并且很快就铺成了一条金属板铺盖的道路。这一来，到江河湖泊上去钓鱼就方便得多了。我是一个钓鱼迷，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钓鱼。

　　 不久我了解到，原来卡涅和我有同样的嗜好。的确，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钓鱼手。这里许多人都有钓鱼瘾。

　　 由于有着共同的钓鱼嗜好，我与将军和将军司令部更加接近了。

　　 但是，我感到，这个海军基地的某些军官在憎恨我。

　　 基地副司令对我和我的军官怀着敌意。我们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障碍。但是，在将军和卡涅的支持下，以及由于麦基常常起缓冲作用，我们才没有遭到敌人暗箭的伤害。

　　 的确，有一次我几乎倒了霉。我还记得，那一天基地发出了演习战斗警报。我以为这里离最近的敌占区也有三、四千里，因而根本没有理会这次警报，继续开灯行车，结果被夜间巡察兵扣留了，但是我赶紧溜到了避难所——英国领事馆，才免于在禁闭室过夜。

　　 关于我的这一过失，按一般程序报告了将军：给逗乐了的卡涅打电话问我，根据我的意思他应当怎么办。我告诉他愿意受到最严厉的纪律处分。事情到这儿就算完了。

　　 当春天过去，炎热的纽芬兰的夏天来到了的时候，英国护航群所活动的大西洋中央地区又成了战斗行动的中心。美国人已学会了在近海保护自己的船只，因此德国潜艇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容易地取得胜利了。我的心又被吸引到那正在开展决定性战斗的地方，我开始请求派我到在航的军舰上去担任指挥职务。

　　 上级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解除我现在的职务。在6月末，当我原来所在的“金星”号的现任舰长海军少校奥彭晋升为海军中校的时候，我请求让我去接替他。我很高兴，得到的答复是：当“金星”号所在的护航群下次来到阿靳希阿时，我应随其回国，归国后即接替奥彭。我的职位将由海军少校布鲁姆接替。布鲁姆长期在英国西部近海工作，曾获得“优异十字章”。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我那艘出色的军舰上，就是这艘军舰，在16个月以前我曾难舍难分地和它告别，可是现在，我又能重新指挥它去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