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上的战斗·第二
作者：当纳德·麦金泰尔 ·英国
出自————《猎潜战》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一开始，我就很想参加防潜部队，到敌人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去作战。当我知道在大西洋上将展开激战的时候，我就希望参加大西洋的防潜部队。这支部队当时还很小，正在大西洋地区进行苦战。
我认为，猎击潜艇(即偷偷地接近潜艇，然后消灭它)，对于一个海军军人来说，最能发挥他的作战技能。帆船时代结束以后，海军的高度个人技巧逐渐为各种仪器和装置的动作所代替。随着仪器和装置的大规模发展，海战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数学计算，使用技术兵器，以及将火炮准确地瞄向距离数十海里的几乎看不到的目标。
而在防潜斗争中，则通常是在近距离上与敌人接触，战斗的结局要取决于良好的海上训练。
我是一个比较年青的舰长，叫我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呆在舰队主力中的驱逐舰上，几乎没有机会与敌人直接接触，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可怕的事情。我怎么也不能安于给舰艇编队担任警戒的这种平淡无味的工作，而且，老是给“大哥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当差，我是很不满意的。
不久，我的宿愿实现了。1940年冬，我终于被调到大西洋战区。
但是，最初的几个月使我很失望，很少与敌人遭遇，这是由于我们的指挥部所采用的战术有错误。我们的船只在哪里被潜水艇击沉，指挥部就要我们直到哪里去搜索敌人潜水艇，等我们到达时，德同潜水艇早就逃走了。结果疲于奔命，一无所获。
这是我们在大西洋上渡过的最艰苦的一个冬天。象其他大多数的护航舰艇和猎潜舰艇一样，我们主要是在骇人的风暴条件下，在漂航中渡过了这个冬天。就在这时，命令源源而来，时而叫我们去搜索向我单艘船攻击的德国潜艇，时而又叫我们到巡逻飞机似乎发现了潜望镜的地区去。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样一次航行。“金星”号与同型的“飓风”号毫无目的地进行巡逻。有时驶往发现德国潜水艇的地点。气压表的水银柱迅速下降，说明气旋快要来了。
风浪在不断地增大，不久我们就开始了漂航，使主机保持适当的转速，以便能够操舵。
气象条件继续恶化，刺骨的寒风迅速增大。海上掀起了惊涛骇浪，浪峰被风吹散，变成水沫倾泻而下。对于严寒的大西洋来说，这是很普通的天气。
操纵军舰已经越来越难了：骇人的飞浪猛烈地冲击着军舰。舰首深深地陷入海浪中，舀起大量的海水，海水轰鸣着涌向舰尾，冲洗着所遇到的一切。
这时，在上甲板上走动是很不安全的。因此，我们将舰员分成两部分，在舰尾的人员不得去舰首，在舰首的不得舰尾。
在舰首除我之外还有值更官。我们坚持了两昼夜，吃饭和睡觉都很难挤出时间来。
巨浪忽而把我们的军舰抬得很高，忽而又猛力地把它向下摔去。由于军舰剧烈地摇摆，电罗经失灵了，磁罗盘很快地转来转去，致使舵手无法使军舰按罗经的指示来保持航向。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从舰桥上向站在下面的舵手发命令来操舵。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让舰舷向着海浪。
但是，波浪随时都可能使军舰偏转，单只靠舵手操纵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用车来帮助操纵，时而使右主机加速，时而使左主机加速。只有这样，才能使军舰保持舰首顶浪。
这样做要求有良好的目测能力，如果主机加速稍一过分，军舰就可能猛力地扎入迎面扑来的巨浪中。这种情况要求人力极度的紧张。
夜间是最折磨人的时候，天空电光闪闪，大雨如注。一眼望去，只见滔天白浪滚滚而来，冲向军舰，在我们上空飞溅开来，急泻直下，似乎要把军舰象蛋壳一样打得粉碎。
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这次大风暴中，我是怎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站在舰桥上，望着那向我们疾驰而来的浪峰。勇敢的“金星”号英勇地迎击着每一个飞浪。我紧抓着栏杆，提心吊胆地对军舰说道：“爬上去！爬上去”。它真象奇迹般地爬了上来，于是我们得救了。
想起这一切，常常使我回忆起挂在我们大队长舱室内的一幅画来。画上绘着大风暴里海上的一艘驱逐舰，在画的下面写道：“上帝啊！保佑我吧，浪是这样大，我的军舰又这样小。”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为护航所急需的军舰，却在那广阔无边的汹涌的大洋上进行徒劳无益的搜索。
漫长的严冬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些在海上的人，都感到对我们军舰使用不当的倒霉的日子应该很快结束了。1941年2月，诺布尔将军的影响发生明显的作用。不久以前，诺布尔将军在利物浦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简化了岸上各级司令部和舰艇编队的组织，重新部署了所有的兵力，并且对作战计划进行了很多修改。
海军中出现了新风气。我们在大洋上航渡，现在已经不象以往那样毫无目的了。司令部愈来愈具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
传出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例如有人说，很快就会编成一些新护航群，这些护航群经过合同训练以后，将作为具有固定编制的独立编队来活动。这样就能用非常协调的护航群来护送护航运输队，而不致象从前那样用胡乱拼凑起来的舰艇群担任护航了。
二月间，诺布尔将军决定亲自到大西洋视察，以便改进现在的组织，他乘坐了海军少校库奇曼所指挥的驱逐舰。库奇曼是这次航渡的护航队长。
在全部航渡过程中，岸上司令部不断干涉护航队各舰的行动，给各舰长带来许多麻烦。护航队长不能单独定下决心。与他愿望相反，护航队各舰为了服从司令部的命令，一直进行着徒劳无益的搜索。只有库奇曼这艘载着将军的军舰单独警戒着运输船。
护航运输队虽没有受到攻击，但诺布尔将军决心要结束这种混乱状态。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这对以后我们所取得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3月回到利物浦以后，我才知道又有了新的任命：叫我指挥一艘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破旧的驱逐舰“沃克”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金星”号的舰员一起共过艰苦，挪威战役期间连续不断的空袭和大西洋上严酷的冬天，将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现在，当要和“金星”号的舰员分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18个月以后我又会回到“金星”号上来，和它一起度过那些与垂死挣扎的敌人激战的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怀着苦恼的心情接收了这艘陈旧的“沃克”号军舰和这些陌生的舰员。“沃克”号负过重伤，它的舰首部分是刚刚焊接上去的。这样的焊接往往不十分可靠，因此，我不能对“沃克”号抱很大的希望。
但是，我的情况并不那么糟。不久，我奉命指挥一个新编的护航群。我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参加大西洋上对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这使我产生了与敌人作战的希望，而当“沃克”号的舰员已变成一个具有战斗经验的团结的集体时，我又恢复了以前的信心。
和我交换军舰的那位军官是我的老朋友泰特，他也是海军少校，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一个很好的人。后来，他成了大西洋上一个知名的指挥官。泰特在一次激战中牺牲了。
在交接军舰的过程中(交接军舰并没占很多时间)，我们检查了秘密文件，清点了舰上的各种备品。以后，我们参加了护航会议，并反复阅读了航行教令和护航勤务教令。
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在三月初我就驾驶着“沃克”号由格拉德斯通港池沿默尔济河顺流而下，开到已清扫过的航道上，在这条航道上已编成了护航运输队，该护航运输队一直伸展到爱尔兰海。
护航的最初几天，对于护航队长来说总有很多事要做。要按照船名单清点40至80艘船。免不了有个别船会掉队，不能保持规定航速，这就必须督促它加快航速，或命其返回去参加较慢的护航运输队。通常总有一两艘船要发生大、小事故，这时就须决定：是将其留在原地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会合呢，还是命其返回港口进行修理，以及是否给它派出警戒舰艇。
在开始阶段，护航队长几乎一小时也不能离开舰桥。值更人员换了班，黑夜来临了，但护航队长和信号班长却仍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处理着使护航运输队能正常运动的许多问题。
现在，要讲一讲护航运输队长和护航队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洋护航运输队的队长通常由退休的海军将军担任，或由航运部门的负责人员担任，这些人被临时授予海军后备队准将的军衔。护航运输队长带着少数通信人员位于该次航渡的旗舰上。他的职责是保持护航运输队的内部纪律，以及保障整个护航运输队的航行和机动的安全。他还应按照护航队长的要求，采取措施使船只避开敌人的攻击。
在理论上，护航队长只负责在袭击时保卫护航运输队。但是，要把护航运输队长和护航队长的职责严格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护航运输队中船只的灯火管制不严是违犯内部纪律的行为，如果严格地按照规定，则应该由护航队长根据护航运输队长的请求派军舰去纠正。但在实际上，由于一艘运输船灯火管制不严，可能使整个护航运输队受到敌人的袭击。因此，任何一艘护航的军舰发现类似的违犯纪律的现象时，都有权就地制止，而不必请示护航运输队长。
护航运输队长的军衔较护航队长的军衔高，如果他骄傲自大，要求在职责分工上遵守条文的每个字句，就会引起各种磨擦。幸而护航运输队长们都知情达理，经常尊重护航队长们的建议，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护航队长对全面的情况了解较多，而他们自己却了解较少，因为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能力有限。
护航勤务教令中有一条很奇怪的条文，根据该条的规定，整个护航运输队的安全，归根结底，由护航队长负责。老实说，只有一次当我与护航运输队长的意见不一致时，我才利用了这条规定。
事情是这样的，我所护送的一群船只在大风暴的天气里接近了英国本土的近海。在航行中我收到一个电报，其中说明迎面开来的一个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和航向，如果我们继续按原航向航行，就一定会与它碰撞，这是一定要避免的。我知道本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因为我的航海官早晨测过舰位。但运输队长却偏信他的旗舰航海官，虽然他的航海官只能大致推算一个舰位。终于，他干脆拒绝了我的建议。此后，我们交换信号相互挖苦了一番，最后，被激怒了的护航运输队长仍不得不认输。
这样的冲突只发生过一次。总的来说，我与护航运输队长是相互尊重的。我们的国家应该感谢这些勇敢的人，他们年龄虽然很大了，但仍回到海军来，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组织和保卫护航运输队，使其准确地保持队列。
在由爱尔兰海进入大西洋以前，护航运输队经常成两路纵队航行。在船只保持好与前临船的距离以前，这种纵队往往长达10海里以上。
在这时候，要检查灯光信号通信和无线电通信，要进行炮手的操练，以及进行其它准备。这时，护航舰艇不断地围绕着护航运输队航行。从天亮到天黑不断地响着信号灯百叶窗的声音。天黑以后，就只能听到夜间遮光信号灯上百叶窗的低沉的响声。我的通信人员——信号班长和两个信号兵几乎一直没有睡觉，因为很多事情得依靠他们。
不良的能见度和不平静的海面，增加了编组大量船只这一工作的困难，也加重了护航的责任。应当指出，护航队长没有雷达，而所有船只又全都进行了灯火管制。至于舷灯和航行灯，则显然是禁止使用的。
当护航队的各舰都进入大洋以后，护航运输队长将护航运输队编成十一或十二路纵队，整个队形的宽度约6海里，纵深约2海里。然后，护航队长将自己的10艘左右的军舰在护航运输队周围3－5海里处构成一个警戒圈。警戒圈的周长约为45海里，因此护航队各舰之间的距离通常约为8海里。
每艘军舰在警戒圈的一定地段担任巡逻。当护航运输队以固定航向运动的时候，各护航舰需在警戒幕中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内来回行驶，以保障这一区域的防御。
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同一航向上航行两分钟以上，任何时候都不能进行规则的曲折运动，这是防潜的金科玉律，因为这样能给德国潜水艇造成最大的困难。
一个接着一个的舵令和操舵兵的复诵，连同声纳工作时发出的声音，日复一日地在舰桥下面我的航行时的住舱中造成不停的嘈杂声。很快我就习惯了这种声音，再不去理它，甚至可以熟睡了。但是，每一个新的声音，值更官不安的声调或声纳回声性质的改变，都会马上把我惊醒。有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弄清自己醒来的原因，就已经走在去舰桥的路上。
有时我躺在床上，突然产生一种不可理解的不安的感觉，感到出了什么问题。当我来到舰桥上时，感到害怕的值更官总是说：“对不起，舰长先生，我们稍微偏离了警戒位置”，或者说：“我怕我们会与护航运输队失掉接触。能见度变坏了。我正准备去叫您呢”。
在这种情况下，要监督非常分散的警戒兵力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那时，我们舰艇上的无线电话是短波的，敌人能在远距离上截听我们的通话。超短波电台是在以后才得到的。
因此，除了特殊情况外，我们都不能用短波电台进行明语通信，因为这可能使敌人得到重要的情报。一切通知都得使用费事的密码发送，或者用目力信号设备来发送。
这样一来，给各护航舰和护航运输队长的重要通报和战术信号，在白天就只有尽可能用信号灯来发送。信号灯的百叶窗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敲击着，给邻近的护航舰发送通知，该舰收到通知后，又向其邻舰转达。那时给护航队负责军官配备的为数不多的通信人员简直是在创造奇迹，他们在任何天气和任何能见度条件下都能保持有效的通信联络，就象那些在摇晃得十分厉害的小的护航舰舰桥上工作着的信号手一样。但是，即使通信人员这样努力，到天黑时也往往还剩下一些重要的信号未能发出。
我焦急地盼望着得到一部超短波电台，因为舰队已开始装备这种电台，这种电台是根据租界法案由美国供应的。有了这种电台，对于在拖得很长的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护航舰艇的指挥，就简便得多了。从此，用信号灯来呼唤舰艇的枯燥的方法，按字母发送命令的麻烦手续，以及使用虽然简便但不安全的短波无线电进行通信的方法，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每艘军舰的舰长都能随时用无线电话与其他舰艇通信。
此外，在各种场合下的战术机动，现在可由许多军舰同时准确地完成。这样一来，各护航舰合同行动的效果就大大增加了。
但是，这里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由于过分信赖超短波电台，使得信号手的训练水平不断下降，以致当电台发生故障时，往往使军舰在实际上无法与邻舰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超短波通信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各舰的电台都用同样的频率工作，自然可能互相妨碍。如果因为太空充满了永无休止的关于普通问题(例如给养问题)的电报，因而不能发送须要立即执行的某种重要机动的信号时，真是再没有比这更不愉快的事了。
用超短波通信有时还会产生一些笑话。两个发音不同的通信人员用超短波同时讲话，往往会变成怪声怪调，就象剧院里表演的精彩的滑稽节目一样，简直叫人笑破肚皮。
但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当我指挥护航群的时候，目力信号通信还是通信和指挥的基本手段。
由于舰艇非常分散，各舰之间的通信联络又很薄弱，这就需要很好地训练各舰的舰员，使他们能由一个信号了解整个命令，并使每个舰长不需要补充指示即能了解到对他的要求。
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往往会使运输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现在大家都知道，象我们的护航队这样分散的兵力，不能够完全保障运输船免受潜水艇的攻击。护航的军舰围绕着指定的警戒位置作曲折运动，能用声纳搜索相当大的水区，但在黑夜里，任何一艘操纵得好的潜水艇都能够隐蔽地从护航舰艇之间钻进去。因为在夜里由于害怕发生碰撞而不能进行曲折运动。只有在月夜，我们才不必异常紧张靠着护航运输队，而能够集中精力去搜索敌人。因此我开始爱上了月亮。直到现在，每当看到一轮明月，我就想起了战争初期那些漆黑的冬夜。那时，在大风浪中由于没有月光，能见度不超过200公尺，因此我们不得不“紧贴着”护航运输队，希望到天明时，所有的船只都还在一起。
有时我根据某一艘商船来保持舰位，而这艘商船却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整个护航运输队。直到天明时我们才发现，在空旷的汹涌的大洋上，就只剩下我们和这艘商船。
德国的潜水艇艇员则不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潜伏在水下的时候，用噪音测向仪隔相当远的距离就能发现敌舰，因而可以及时浮上来以生力投入攻击。
幸而，在我第一次担任护航队长的时候，在航渡中没有遭到敌人攻击。这样，我就有时间来研究解决第一次战斗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一再和军官们一起讨论战术题目，希望他们能解答各种问题。但是直到我们航行了约600海里，与护航运输队分手，并开往大西洋中部某地与另一护航运输队会合(以便将其带回英国)时，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稍许令人满意的反攻击方法。显然，到时候情况本身会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后来，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因为了解到“沃克”号的大部分军官都是有经验的职业海军军人，他们已习惯于观察黑夜的水平线，加之，我自己也有很好的视力。此外，多年以来我参加过多次夜间演习。根据这些我相信，如果德国的潜水艇在我们警戒扇面内攻击运输船，我们一定能在它到达齐射点以前发现它。
声纳官兰顿中尉是我的副长。他过去是在轮船公司工作。他是一个优秀的海军军官和航海员。
我们舰上的军官还有海军中尉斯特迪和布雷、志愿后备队少尉韦斯特累克、水雷枪炮官卓别麟和海军后备队准尉曼。很快我就了解到，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可以信赖的。
“沃克”号的轮机官奥斯本中尉是由超期服役的水兵提升起来的，战争一开始他就在“沃克”号上服务。无论在任何天气他都能想办法保证军舰正常航行。只有当了解到同类型的其他旧军舰上的情况时，我们才真正对奥斯本有了正确的估价。在这些陈旧的军舰上，轮机官的工作主要是不断地修理破旧的蒸汽管路，并尽力从破旧的机器中挤出一切潜力来。使用这样的设备只有经验丰富的轮机官才能避免故障。我们的轮机官奥斯本、轮机军士长内普和锅炉军士长拉格无疑都是本专业的能手，因而“沃克”号从来没有使我丢过脸。
在远离海岸的大洋中与护航运输队会合，对于我来说常常是很担心的事情。在阴雨天气，在大西洋上航行总要碰到很多困难。有时，在风暴天气里，“沃克”号或整个护航运输队在大洋里航行许多天，既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星星，根本没法测舰位。
保障在不良天气与护航运输队会合的一般行动程序如下：我们首先开到护航运输队可能到达的最远的地点。在这个地点，护航队的各舰一般进行疏开，使舰与舰之间的距离稍大于能见距离，然后沿着向此接近的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进行搜索，这样可以弥补航行方面的相当大的误差。夜间，大家都紧张地望着黑暗中，努力寻找商船的廓影。有时候，护航运输队出于我们估计之外，来得很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十分焦虑：它是不是已从我们旁边过去了，现在离我们愈来愈远了呢？
但是，突然间响起了无线电话的铃声，传来令人愉快的消息，有一艘护航舰发现了护航运输队。大家都轻松地吁了一口气。随即所有军舰都向护航运输队驶去，以便占好在警戒幕中的位置。
在良好的天气，在海上搜索护航运输队要简单得多。
我们的护航群除“沃克”号以外、还有驱逐舰“文诺克”号、“志愿者”号、“萨多尼克斯”号和“镰刀”号以及护航舰“柏露贝”号和“哈德兰基”号。
我将“沃克”号驶近护航运输队长所在的船，与他交换了一下最近的情况：四小时以前，第25号船发生了故障，现在以全速追赶护航运输队。但在黑夜来临之前它能否追得上呢？也许，应该叫它转到为掉队船只规定的、远离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上去，以免被德国潜艇发现。
第53号船的操舵装置损坏了。为了使它有较大机动余地，已将它排在队尾。第37号船的一名船员患重病，须尽快送到有医生的军舰上去。
关于这些问题谈话花费了我大半天的时间，这时候我的护航群的各舰在其负责的扇面内执行巡逻，伴送护航运输队向英国方向，也就是向德国潜艇集中的地域开去。
我们愈是向东前进，我就愈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商船的船员是不是知道他们的护航队装备很差，未必真能击退敌人的坚决攻击呢？要知道，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鱼雷爆炸，到那时，能挤上载得满满的救生艇，在冰冷的大洋上漂泊，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幸运了。于是我想到，如果我不能防止敌人潜艇的攻击，那就只有竭尽全力向敌人报仇。
到当天晚上，我们获得的许多情报，说明敌人已 [ cdhyy注：原书似乎缺“发现”二字 ] 我护航运输队，并在监视我们。我命令各舰加强观察，并作好准备以便抗击敌人的攻击。
至于以后的情形，请看下章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