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追击·第十

作者：S．W．C．帕克 ·英国

出自————《马塔潘角海战》

出自————《战争通史》

　　 当11点钟初次截取到普里德姆－威佩尔给他的部下发出的紧急命令时，坎宁安海军上将本来很希望他会把意大利人引过来，因为亚基诺在追击英国巡洋舰的同时，也高速地向英国主力舰队接近。

        11点35分，坎宁安下令将舰队航向由300°变为290°，中午又下令从290°变到270°，希望很快追上“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因为据说，这艘意大利战列舰已经降低了航速。但英国主力舰队每小时仍只能走22海里。

　　 12点15分左右，由于“厌战”号预见到战斗已迫在眉睫，便弹射出两架旗鱼式水上飞机分别进行战斗观察和炮火校正。舰队枪炮长巴纳德在回忆录中说：

　　“在12点至12点30分之间，白天与敌人接战的可能性看来很大，因此我们舰队各方面已处于一级备战，舰上的炮塔都已对准了北方。从海图上看，敌人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追着普里德姆－威佩尔舰队，这样双方也就是正以大约50节的速度相互逼近，大约在12点40分两个舰队将达到互相可以看得见的距离。驱逐舰被派到舰队前面，担任保护主力舰队的警戒任务。这时，全舰队呈现出一种高昂的对战斗的急切心情。以前我们在地中海只在白天看见过一次敌舰队，就是在卡拉比亚那难得的一次。那次，我们的炮火校正机弹射出去太迟了，结果当第一次齐射时，‘厌战’号的第一架水上飞机还卡在弹射器上呢，由于我忘不了那次的惨痛教训，所以这次我恳求指挥官趁时间充裕，将水上飞机弹射出去。它们飞出去了，但毫无消息，那种不祥的沉寂又开始降临了。

　　“到12点25分，无论是普里德姆－威佩尔的舰队，还是敌舰队，我们都还没有得到什么消息。直到12点30分，我们才收到普里得姆－威佩尔12点10分发出的一份失去接触的电报。同时又看见了普里德姆－威佩尔舰队出人意外地在舰队左舷前方出现，我们才消除了疑惑。看来我们的两支舰队一直在地图坐标位置上有大约10海里的误差。

　　“大约到12点50分，我们才知道，由于我们的航空兵飞机袭击敌舰才使普里德姆－威佩尔的巡洋舰摆脱困境，但也使意大利的战列舰调头向西返航了。对战斗情绪权高昂的坎宁安舰队来说，这是十分令人懊丧的消息。坎宁安本人的情绪也十分不好，即使是平常办事很谨慎的军官，没有极正当的理由，这时也不敢接近他。‘厌战’号减低了航速，等待‘巴勒姆’号赶上来。

　　“然而白天的时间还很长，鱼雷轰炸机迫使意大利人放慢速度的希望还是相当大的。”

　　 舰队当时的观测员博尔特少校(巴斯三级勋爵士、殊勋金十字勋章和殊勋十字章获得者A．S．博尔特海军少将)在这一天飞机两次长距离出击中，因作出了坚决而出色的观测报告而出了名。让我们读一读他的评论吧：

　　“根据我的飞行日志，我第一次是12点15分从‘厌战’号弹射起飞的，这次飞行实际上持续4个小时另40分钟，这时，双方主力舰队正以高速度相互接近。英国主力舰队以23节的航速驶向普里德姆－威佩尔的巡洋舰分队。可以预料，最多两小时就要与意大利舰队的先头舰遭遇。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的水上飞机从‘厌战’号起飞，执行战斗观察任务．我的职责是在双方舰队之间尽快建立目视联络，然后再根据从空中的观察，对战术形势作详细的报告。

　　“我起飞前，没人告诉要我在任务完成后是返回舰上呢还是回苏扎湾去。我知道，第二架水上飞机是接受了指令要返回苏扎湾的。我想，我会在空中收到司令官根据战术形势的需要而发出的命令。而在‘厌战’号上，舰长却认为，要水上飞机返回基地的必要命令是由参谋长发出的。

　　“双方舰队没有象原先预料的那样遭遇。意大利主力舰队受到那次鱼雷攻击后，并没有继续向东南方向行驶的迹象。尽管我曾在非常有利条件下持续飞行达到五个小时，但我的飞机安全续航时间大约是4小时45分钟。我一直坚持到燃料仅够飞行15分钟时，‘厌战，号一直没有给我任何指示。这时要飞到苏扎湾得用一个多小时，因而是飞回舰上，还是毁掉飞机，观在必须作出决定不可了。

　　“尽管舰队正在紧紧追赶我们认为被鱼雷击中而放慢了速度的‘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到头来司令还是决定要我返回舰上。我的飞机被命令降落在‘厌战’号前面水上。计划是让飞机与追上来的‘厌战’号平行滑行，然后用右舷的起重机把飞机吊上甲板。海面风平浪静。驾驶员赖斯使飞机在‘厌战’号前大约370米的地方熟练地降落下来。他接着一转向，以大约10节的速度与从后面很快跟上来的军舰平行滑行，我们从没有使用过这种返回舰艇的降落方法，飞机受到舰首弓形浪涛的极大冲击。然而我却从容地指挥赖斯把飞机引到起重机抓钩下面的一个位置上。科普曼少校，即后来的大英帝国上级勋爵士、巴斯三等爵士、殊勋金十字勋章获得者海军中将尼古拉斯·科普曼爵士，在这次行动中与我配合得很默契。他一看到我做出完成挂钩的信号，便很快将我们吊离水面。到指挥台去消除同有关人员的误会时，飞机又被吊上弹射器，重新加上了油。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军舰仅仅耽搁了1海里的路程。我简直不相信，在这一行动中，军舰航速连18节都不到。”

　　 12点28分，驱逐舰“贾维斯”号看见普里德姆－威佩尔的“奥赖恩”号在210°方位。几乎与此同时，“奥赖恩”号也看到坎宁安的驱逐舰警戒屏。12点30分，坎宁安下令将航向由270°转回到290°。13点零5分，普里德姆－威佩尔奉命率领他的4艘巡洋舰，沿290°航向，为主力舰队打头阵，并保持在能看见对方的信号的距离上。费希尔描述这次同主力舰队的会合时说，他们从舰队司令那里得到的并不是那种原先期待的十分诚挚热情的欢迎。

　　费希尔继续写道：“一定是由于那次撤退，我们才十分意外地看见了我们的司令的，我们的观测员克拉斯克推算的舰位和主力舰队观测员汤姆·布朗里格标定的舰位之间的误差也才暴露出来。我不记得误差是多少了——大概是10海里或是15海里。但后来，当我们同主力舰队对照并校正航线图时，才知道事情麻烦得很。在这方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后来不得不修改正式航程以求得航图上两舰队位置的一致。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克拉斯克和我都十分肯定，我们是对的，汤姆·布朗里格是错误的。但为了维护作为上司的总司令的威望，我们不得不把自己说成是错的。

　　我记得司令见到我时，曾问过我：

　　“敌人在哪里？”

　　我回答：“对不起，不知道。一直没有看见他们。”

　　 费希尔说，他们没有受到欢迎，是指他们又被派去打头阵继续进行搜索。坎宁安本人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写道：“我当时对普里德姆－威佩尔的舰队作战和行动都十分满意。”

　　费希尔继续写道：“整个下午，我们缓缓地向西行进，同主力舰队拉开一定的距离。我们又恢复了常态，胆量也越来越大了。”

　　 14点“可畏”号重新与舰队会合，这时我们拥有3艘主炮口径15英寸的战列舰和1艘装甲航空母舰，外加13艘驱逐舰在周围游弋警戒，前面16海里处还有4艘主炮口径6英寸的巡洋舰，整个舰队呈现出一派强大无比、势不可当的气势。天空万里无云，大海也很平静。风力也变弱并转向西北。这就是说，“可畏”号此时用不着改变很大航向，就可以使飞机起飞和降落了，舰队也能以超过22节的稳定速度紧紧地追击敌舰了。但坎宁安司令逐渐明白，他的舰队一点也没有缩小与意大利舰队的距离，反而被意大利人甩得更远了。14点以前，亚基诺的舰队一直是以28节的航速向300°行驶，后来因为驱逐舰需要节约燃料才减速到25节。然而由于各架飞机发回的报告每次都不相同，所以上述情况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又由于在这个宽大的海域里有三支不同的舰队，所以飞机错误的报告一直没有能够得以纠正。因为“可畏”号上这时没有飞机，也暂时失去了与敌人尾随接触的机会。然而到下午两点，与第一支鱼雷轰炸机队一道返航的三架大青花鱼式飞机已经重新加好了油，组编完毕。它们又一次起飞去尾追敌舰并确定它们的方位。到下午3点，上尉观测员迈克·哈沃思发现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并将它的位置、航向和航速作了报告。他看到了鱼雷轰炸中队对这艘意大利战列舰发动攻击的情况，但一直到黄昏才发回常规报告。

　　 亚基诺依据所得到的少量情报，对下午3点时的局势是这样估计的：除去“奥赖恩”分队的4艘巡洋舰以外，英国只有1艘战列舰和一些小型舰艇掩护着的一艘航空母舰在海上活动；这支英国舰队速度居于劣势，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他还认为，真正的危险仅在于英军发动的空袭。14点25分，他曾收到过两个相互矛盾的报告。第一是耽搁了很久的来自罗得岛的报告说，12点25分，侦察机发现了1艘英国航空母舰，6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正在距亚基诺本人估计离他80海里的东方。第二个报告来自海军最高指挥部，根据无线电交叉定位法测知，敌舰13点15分的位置在亚基诺舰队170海里的东南方。他认为飞机的报告不可靠，尤其是关于敌舰位置的判断靠不住。另一方面他比较相信，用无线电交叉定位法测得的敌舰位置是准确的。说实在的，这种情报准确不准确跟环境关系很大，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气象条件，仪器的误差和人为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所测的结果。

　　 亚基诺更关心的似乎是英军对其舰队发起空袭，而不大注意与英舰进行海面炮战所造成的危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舰队在火力和速度方面都占有优势，能够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战机；而英军发动的空袭除了造成物质方面的损失外，还会使他大大减低速度，从而立即抵消他手中最大的王牌，即自由选择战机的本钱。他尤其知道，在这方面最大的危险来自于英国海军航空兵的鱼雷轰炸机。然而如果他与机场和航空母舰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那么敌海军航空兵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机会就变小了，因为英国人得首先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确定他的舰队的位置，然后再冒着意大利舰队的令人生畏的防空炮火进行攻击。亚基诺在他的记述中描绘了由莫里姆机场起飞的三架英国旗鱼式飞机，携带着鱼雷在中午时刻对他的“的里雅斯特”分舰队发起的那次攻击。桑森尼蒂的舰只迅速疏散，组成猛烈凶狠的炮火封锁网，迫使飞机在远距离内发射鱼雷。这次进攻没有成功。

　　 14点20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遭到自希腊默尼迪机场起飞的皇家空军布伦亨式飞机的攻击(参看附录三)。炸弹是在高空中投下来的，都落在“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旁边很近的地方，爆炸掀起巨大的水柱，担没有造成损失。半个小时后，又有9架布伦亨式飞机从高空发起攻击。意大利战列舰采取了躲闪的措施，并组织炮火对空射击，结果所有的炸弹都落到大海里去了。2点20分和5点，皇家空军对“的里雅斯特”分舰队又先后发动了攻击。虽然炸弹落在距意大利巡洋舰很近的地方，但都未击中目标。“扎拉”分舰队在2点15分和4点46分之间连续遭受轰炸机的攻击，但也未奏效。亚基诺抱怨说空中没有一架意大利或德国的飞机保护他们。他说，“我感到困惑，空军太缺乏合作。空袭过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战斗机的保护。”

　　 但是，亚基诺现在就要受到他认为是对“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发起的最重要的攻击了。他说，“这一次，飞机显然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行员在进攻中发挥了高超的能力和不平凡的勇敢精神。”进攻是戴利埃尔－斯特德率领的“可畏”号的第2支鱼雷轰炸力量。这一次进攻是同皇家空军发起的高空轰炸同时进行的。亚基诺说：“这三架鱼雷轰炸机偷袭了我们，因为当时人们都在忙于对付高空轰炸，所以直到它们几乎在我们上空时，我们才发现它们。”

　　 紧接着哈沃斯的报告，戴利埃尔－斯特德在15点10分看到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他们先迎着太阳急速爬高，又设法降到5000英尺，后来被一艘在意大利战列舰前面担任警戒任务的驱逐舰发现了。三架大青花鱼式飞机转到战列舰的前头，并开始发起攻击，“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向右舷转了180°，炮弹在它的左舷前方和船中部的海面中掀起巨大水花。赶来增援的两架旗鱼式战斗飞机，看见这艘战列舰正在调转航向，便决定从右舷一边向它发起攻击。它们立刻从8000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开炮扫射，意舰的右舷和尾部又溅起了巨大的浪花。

　　 亚基诺描绘了战斗机对他的指挥台和战列舰甲板上进行的机关炮扫射。这曾一度使他的了望人员和炮手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3架大青花鱼式飞机能继续从正面并在很近的距离上对战列舰进行攻击。意大利人想马上改变航向，但在真正转向时，由于“我们都把心提到嗓子眼，眼睛又死死盯着敌机，似乎是熬过了漫长的时间。”亚基诺特别提到那一架英国指挥机，说它表现了高超的技术和巨大的勇气并能在飞到很近的距离内发射鱼雷。正在“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开始慢慢向右舷转向时，亚基诺说鱼雷落在距他的战列舰前面1000多码的水里。他还又清楚地看到鱼雷向军舰驰来的航迹。这以后的几分钟就象几个小时似的，难熬极了。舰上的机关炮开火了，那个离战列舰很近的飞机，显然处境十分困难。所有的炮都对准他射击。它向左猛转弯，象是要横穿“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上空，朝右舷炮火比较稀疏的方向躲避。这时飞机完全暴露在前甲板机关炮的火网之中，使他多处中弹。突然那架飞机摇摆了起来，在舰首前十几码远的航道上掠过，然后急剧下降，最后栽入右舷一侧大约1000码的大海中。亚基诺写道，“这个勇敢的飞行员没有来得及庆贺他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战果，就死去了。”观测员库克和炮手布伦克豪恩也同机阵亡。二十年代后期在达特茅斯军校学习时，我就认识了库克。我们的三个同伴就这样英雄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就在“维内托”号迅速向右舷转向时，看来鱼雷已不可避免地要击中船尾部。飞机刚刚坠毁于海中，鱼雷果然击中船体左舷，巨大的冲击力使大量的海水灌进了船内。3点30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引擎停转，并开始慢慢地向左倾斜，船尾也一点一点地开始下沉。这时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又向其尾部进行轰炸攻击，爆炸溅起的大量脏水又涌上了后甲板。

　　 “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完全停了下来。它看来是彻底被打垮了。亚基诺这时仍然不知道，英国舰队正在他后面65海里处以22节的速度向他赶来。哈沃思在飞机上观察到了这一切，并定期发回了报告。他这样写道：

　　“飞机是分两批轮番进攻的，因为大青花鱼式飞机的爬高速度比旗鱼式飞机快。第一次俯冲轰炸看来使敌人有一点惊慌失措。他们紧急转弯180°以躲避飞机投下的炸弹。我看到敌舰的第一次急转向之后，又看见从烟囱里冒出一股股的浓烟，接着他们又转了180°，回复到他们原来撤退的航向。这时候，毫无疑问，敌人的航速是大大降低了。以致他们的驱逐舰在航行时船尾的螺旋桨都没有掀起明显的浪花。

　　 午后不久，起飞的第二支鱼雷轰炸机队在空中飞行差不多4个小时了，它们参加了整个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15点54分至16点零5分之间，“可畏”号向逆风方向航行，让这些飞机在甲板上降落下来。勇士们一个一个都回来了。但一直到他们在作战指挥部里集合，指挥官询问任务执行情况时，他们才知道了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战果和命运。有一架飞机返回得很迟，差不多是在它续航时间的极限时才降下来的。但戴利埃尔－斯特德的飞机完全不见踪影了，由于其续航时间早已超过，我们对他安全返航抱的希望也减小了。但我们决没有失去最后的一线希望，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飞行员都不得不返回陆地机场，或被迫降落在海面上，然后再被搭救起来。

　　 航空兵指挥官丹尼斯·博伊德少将向坎宁安司令报告说，敌舰可能中了3枚鱼雷。司令回答：“干得好！黄昏时再来一次！”在充满爆炸的闪光、燃烧的浓烟和溅起无数水柱的战场上，很难看清到底是否击中了敌舰。戴利埃尔－斯特德获得了他应得的殊勋金十字勋章。在他果断的指挥下，在这次成功地袭击“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并削弱了其战斗力的行动中，他们都尽了一份职责。副指挥官A．惠特沃恩上尉在为这位未返航的指挥官写的请功报告中说：

　　 “我们指挥官约在15点10分，俯冲下去向敌舰发起攻击。当那艘左舷指挥驱逐舰向他开炮后，(我)在5000英尺的空中观察不到他了。这时，两架战斗机发起攻击，结果这艘舰向左舷猛转了大弯，同时意大利的战列舰也开始向右舷转弯。我驾机一直向战列舰的船头俯冲下去，投下了鱼雷。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指挥官飞机的确切情报。返航归来的一架飞机上的观测员和炮手都证实，指挥官施放了鱼雷后，马上看到从战列舰的左舷一侧的中间部位掀起一个巨大的水柱，因为当时这架飞机是跟在指挥官后面投放了鱼雷的，但是弹着点离外船头远一些。但在飞机准备撤离时，他们又看见一个巨大的水柱从战列舰左舷船尾下面腾起。

　　 “这次差不多机上全体人员都看到了。我想这是击中了目标。”

　　 15点58分，哈沃恩在尾随敌机时发出下列电报：

　　“敌人已大大降低了航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