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了一顿揍·第十三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一直敦促他的军事计划人员寻找轰炸东京的办法。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 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阿诺德将军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改装双引擎B－25轰炸机。二十四个机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跑道上标出的模拟飞行甲板上演练短程起飞滑跑。这个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利特尔中尉。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利特尔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十六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会合。“迈克特遣舰队”——这是它现在的代号——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六百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由于计划人员安排时间表时忽视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舰队的航行多花了一天，假若没有这个缺陷，这次行动就十分顺利了。
四月十七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用粉笔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只想让东京着火罢了。”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七时半之后不久，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接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利特尔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多飞一百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七百英里。
“让杜利特尔上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八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利特尔上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同伙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利特尔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中队起飞了。七时二十五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一位飞行员的飞机总是失速，我们差不多将他的资产开列了清单。但十六架轰炸机中最后一架在八时二十四分飞走了，一分钟以后，我的值班参谋在旗舰航海日志上写道：‘改变航向，转弯九十度，立即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速度撤出该海区。’”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杜利特尔率领他的B－25米切尔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每一位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钢厂、飞机厂和电站。杜利特尔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两个小时以后，当杜利特尔的轰炸机低空掠过东京湾的时候，这样的自杀勇气的确没有必要了。东京城里的人正在吃午饭，他发现的一队巡逻机没有发出警报。他真走运，阻御低空飞行的敌机空袭首都的银色阻塞气球，刚刚在上午的防空警报演习结束后取下来了。当他窜入这座城市乱七八糟向外延伸的北郊的上空时，甚至在他上面的高空中飞行的九架战斗机也没有发现他。“继续在郊区上空向正南方向和东京东区中心方向低空飞行。升到一千二百英尺的空中，转向西南方向飞去，向极易起火的地区投下燃烧弹，”他一面丢下第一颗高爆炸弹，一面如实地记着航空日志。“高射炮火非常猛烈，但只有一架飞机差点被击中。下降到房顶高度，然后钻进西郊低空的烟雾之中。调头向南飞到海上。”
警报器再次拉响了。在午餐时间拥挤的街头和公园里，当第一批轰炸机掠过上空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头顶望去。人们挥着手，以为是日本空军在作逼真的表演。只有当爆炸震撼着首都，滚滚浓烟升起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是真的轰炸。在撤退的航空母舰上，监听着东京广播电台的美国听众，从播音员声音后面的颤悠的警报声中，知道了杜利特尔的飞机已经到达城市上空。格鲁呆在美国大使馆里，正同瑞士大使共进午餐，他最初不相信这是“真事情”。他打了一百美元的赌，在后来的二十分钟里，另外十架美国轰炸机掠过头顶，城市里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他只好输掉了这笔钱。这十架飞机遇上了大风，和头两架飞机拉开了距离，但是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继续制造了混乱，使日本人的防务陷于瘫痪。另外三架B－25轰炸机同时到达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的上空，日本战斗机驾驶员不知所措，好半天弄不清楚袭击是从哪个方向来的，美国轰炸机趁机向东逃往中国海，日本战斗机想追也来不及了。
袭击日本的十五架B－25轰炸机，好不容易飞抵中国海岸。一架飞机的油快完了，改变方向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机组人员立即被吃了一惊的俄国人扣留。黑暗、大雾、缺油排除了试图在国民党人的机场着陆的可能性，尽管已经通知这些机场接待他们。杜利特尔的飞行员被迫跳伞，但在中国游击队的帮助下，除了十一人外其余的人终于被安全护送到国民党战线的后方。三人在强迫着陆时死去，八人被俘虏，受到审问和拷打。《朝日新闻》题为《敌机轰炸校园》的文章，谴责这次袭击是“惨无人道、贪得无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从而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飞行员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两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枪手被处决，其他人受到帝国的“宽大”，死刑改为长期徒刑——后来只有四人活了下来。
除了破坏九十座建筑物和造成五十名平民的死亡以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多少实际的损失。但是，正如总统所预料的那样，它直接地激发了美国的士气。“杜利特尔干得漂亮，”《洛杉矶时报》赞扬说。罗斯福为这件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说，这次进攻是从“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Lost Horizon》里面的神秘天堂）发动的。其实，他是为了掩盖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事实。日本人已经猜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严刑拷打才从俘虏那里得到口供。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立即出海追击敌舰。山本海军大将由于自己的战舰未能阻止美国轰炸机侵犯皇宫的神圣领空而感到极度痛苦，他退到旗舰上自己的舱室里，让他的参谋长指挥这场徒劳的搜索。哈尔西的特遣舰队轻易地躲开了追击的飞机，有雷达放哨，舰队穿过阴霾雾障航行，两天以后，帝国海军放弃了追逐。
袭击东京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灾难。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国大陆的前线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但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原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却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即除非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以扩大日本的边防当作当务之急，否则整个帝国海军很快就要巡逻，阻止航空母舰对日本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的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将这三个背靠背的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也就使每一个行动铤而走险。但是，“胜利病”使海军参谋本部盲目自信。
轰炸东京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陆军参谋本部给侵华远征军的一道命令，侵华远征军派遣五十三个营讨伐国民党控制的浙江省和江苏省。七名美国飞行员因为参与袭击将被处死。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农民被屠杀。十万日本兵在乡村烧、杀、奸、掳，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这次严厉的报复是要警告国民党人不得再与美国的轰炸机合作。它还使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因为美国事前没有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害怕他的极易走漏风声的司令部泄露计划。日本的野蛮报复是在严厉警告美国人：对日本神圣领土的任何袭击，必将受到激烈的报复。
缅甸的战斗撤退
袭击东京促使饭田将军对在缅甸的十五集团军催得更紧，要它加速进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国民党人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供应。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日军推进到离腊戍不到二百英里的地方，腊戍是掸邦高原脚下的一个小镇，滇缅公路的起点，蒋介石正在紧急从中国向这个地方派遣三个精锐陆军师。这位中国领袖原来相信杜利特尔的轰炸机是来增援陈纳德上校实力日蹙的“飞虎队”的，当他发现非但没有增援的空军，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反而被派往印度并在维韦尔的指挥下作战的时候，他当然非常愤怒。
为了守住缅甸，英国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持。亚历山大将军现在面临着日军的北上攻势，但印度洋上的英国船只遭到袭击却使他得不到增援部队和供应品。日本部队向印度推进的速度导致印度爆发内乱，给予甘地的独立运动以新的推动力。二月，蒋介石飞到印度，企图劝告这位圣雄在面临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时候放弃他的独立运动。但是甘地，这位印度人眼中的圣人，却说必须利用这场危机来推进独立。“他们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平等对待我们，”他对这位委员长说。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的同情心，他本人由于被排除在同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之外，提出抗议的次数够多的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甘地呼吁全印国大党拒绝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代表团，尽管代表团保证英国人在战后将考虑印度的自治。“英国必须放弃对印度的控制，”甘地宣布，他坚持认为英国在次大陆的存在等于“向日本发出邀请”。对于新德里的军、政当局来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屡不妥协，是在面临着外部的实际危险时来自内部的一个威胁。
就在印度和中国处于这种互相冲突的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时候，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驾到了。他在中国服务了十三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被罗斯福总统挑选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位坚韧的战士，有着一股“起来就干”的冲劲，的确是一员优秀的战将，但却是一位蹩脚的外交官。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同时，“英国佬”的“无所作为”的态度使他感到恼火，所以，他不久就要一面打日本人，一面对付盟军司令部。
以往的经验告诉史迪威，中国的将领们是看不起他们的吃不饱、训练差、装备不足的农民军队的战斗力的。然而，史迪威仍然相信好的领导可以灌输战斗精神。蒋介石在用“外行战术”教训他的时候，他驳斥了这位委员长的如下说法：中国军队只有在对日本军队占有五比一的优势时才能发动进攻。史迪威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到达重庆的，仰光的陷落使国民党人惊慌失措，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是从这个港口运进的，港口陷落后，通往缅甸的供应线就会断绝。尽管如此，史迪威费了一个星期的口舌，说服蒋介石同意由他指挥中国的第五、第六军进军缅甸，保卫腊戍。
亚历山大将军在腊戍和曼德勒之间的眉苗山中避暑地建立了司令部。甚至在仰光的陷落断绝了他的外部援助之前，他就对他面临的军事困难抱有悲观的看法。他不得不以装备很差、由于最近遭到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军队进行防御。在日本人打算征服的所有国家中，他们指望从缅甸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援助，因为缅甸人非常憎恨英国的统治。“缅甸独立军”和日本人肩并肩战斗，身穿袈裟的和尚被怀疑向敌人递送情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当史迪威到达眉苗，在一家浸礼会建立他的指挥部的时候，这座殖民地夏都的典型英国气派激起了他的“反英国佬”的成见，这里草坪如毡，红砖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总督府旗杆大厦尤其显得醒目，英军司令部现在就设在这座大厦里。在史迪威看来，亚历山大将军这位被丘吉尔委以拯救缅甸重任、在敦克尔刻撤退时打不垮的英雄，好象是一名目中无人的英国皇家禁卫军军官，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的”。在一群风姿潇洒的参谋当中，只有新到达的威廉·斯利姆中将才给这位久历戎行的美国将军留下了不屈的战士的印象。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当他听说，他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暂时阻止日军的进攻，只待经过若开山脉向西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以便他们和剩下的军队以及数以千计的难民可以一起逃之夭夭就行了的时候，他的怀疑就更加强烈了。大约九十万印度人，象一股人潮向北方逃走，当地的缅甸人憎恨他们，把他们当作比英国人更坏的外国剥削者。他们拥挤在天花和霍乱流行的营地里，严重妨碍了军事护送队的行动，两个月来，由于不断遭到缅甸村民、强盗土匪和日本兵的袭击，护送队的兵员已经大大减少了。
英国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保留下来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仍然有可能守住缅甸北部。他首先希望继续控制滇缅战略公路，以便实现他所制订的计划：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异想天开，不切合实际。
亚历山大和史迪威能够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那就是在扩大战斗范围的时候，缅甸的地形决定了他们所要采取的战略。除了南北走向的三大流域以外，复杂的地形阻碍了交通。仰光的陷落意味着将缅甸南部拱手送给日本人，可是，当盟军退守缅甸北部和脐状的滇缅公路时，缅甸腹地和盟军防守的战略要地却是曼德勒。曼德勒盘据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个弯曲部，如果敌人占领了这座宝塔林立的古都和交通中心，那么英国和中国军队将会发现他们被困在西面的钦敦和东面的喜马拉雅这两个高耸云天的山脉中间。
史迪威到达时，他发现英军正在卑谬前线重新进行部署，卑谬位于伊洛瓦底江的下游，离仰光一百五十英里。他同意他的中国第五军应当进军锡当河岸边的东吁，从萨尔温江由东往西横跨缅甸建立一道平行的防线。北面一百英里的地方是油田，临时凑合的蒸馏塔正在炼油，亚历山大将军依靠这些油田给他的坦克旅和数以百计的车辆提供石油。史迪威和斯利姆意识到，他们的战线太长太弱，阵地防御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打算将卑谬－东吁防线坚守足够长的时间，直至发动反攻。这个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因为蒋介石在向东吁战线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而在东吁只有一个中国师。
可是，在三月二十二日，为了报复头一天对仰光的一次袭击，两百架日本轰炸机对缅甸中部的简易机场发动了空袭，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机场上的许多飞机，摧毁了盟军的空军力量。陈纳德“飞虎队”幸存的飞机逃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皇家空军剩下的飞机飞到印度。日本人虽然在步兵数量上处于劣势，现在却控制着天空，使英国部队的士气更加低落。“我们看到天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许多，”当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轰炸他的防线的时候，斯利姆记下了这样的话。“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日军对薄弱的盟军战线中部不断施加压力，在这个薄弱部，只有东吁的一个中国师守卫着通往锡当河的公路、铁路线。这个第二○○师正在孤军奋战，得不到军里其他师的支援，因为蒋介石的将领寻找各种借口——从敌机过多到铁路车辆太少——推迟将主力部队送往战场。“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恼火极了，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大红印交给他，使得他的部下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
中国的将军们不把第五、第六军的主力部队送往战场，使盟军守住缅甸中部战线的企图落空。三月底，东吁差点陷落，亚历山大急忙命令斯利姆解除中国部队所受的压力，从卑谬向南发动进攻。在卑谬，印缅混合编成的第十七师仍然控制着伊洛瓦底江上的交通线，反攻在遭到日军的“侧击”后失败，损失了十辆无法弥补的坦克。现在亚历山大将军看到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放弃整条防线。
四月一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撤退，英军从卑谬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中国军队在损失了三千人和大部分装备后，从东吁沿着锡当河撤走。进行撤退的那几个星期刚好是缅甸中部荒山最干燥的时候。温度上升到华氏一百一十五度，缺水便盟军士兵陷于绝境，可他们还要在敌机的骚扰下经常进行后卫战。用卡车运兵使英军离不开扬满灰尘的公路，敌人趁机渗透到他们的翼侧摆设路障，截击撤退的纵队。
数以千计乘着牛车或者步行的难民，使行军极为缓慢。对于又渴又累的斯利姆部队的士兵来说，这简直是一场不堪忍受的折磨。少得可怜的腌牛肉、米饭和硬饼干难以充饥，硬饼干里尽是象鼻虫（Weevils），士兵们挖苦地说是“维他命W”。英国军队占少数。“缅甸兵团”大部分是第十七师的印度兵、廓尔喀士兵以及在平原同胞逃走后和缅甸师呆在一起的当地山区部落的士兵。斯利姆将军依靠他在印度时曾长期在当地部队中服役，才使他现在能够把这支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部队团结在一起。然而，甚至他也承认不可能执行亚历山大将军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他们在卑谬以北大约一百英里的东枝同中国部队会师，然后停下来守卫油田并封锁通往曼德勒的公路。
斯利姆和史迪威企图在干旱的山区建立四十英里宽的防线，可是防线上的兵力太薄弱了。英国部队和中国部队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要想让友军守住一个阵地，拿斯利姆的话来说，“就象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槛前栖息那样地困难。”日军不断地进攻，渗透到薄弱的防线后方发动袭击。到了四月十四日，斯利姆接到报告：他的防线又要崩溃，往油田的北面撤退已经势在必行。他下令开始炸毁油田设施。斯利姆的疲惫不堪的士兵赶在追击的日军前面，继续往北撤退，在他们身后，仁安羌缅甸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储油罐正在熊熊燃烧。四月十六日夜晚，从翼侧包抄的敌军封锁了公路，断了他们的退路。由于不能突破强大的日军的包围，这些绝望的士兵苦战了两天，直至中国第三十八师赶来支援方才逃出陷阱。援军的英勇行动向史迪威和英国人证明，当这个友军遇到优秀的指挥官时，是多么地勇敢善战，英国人后来授予孙立人将军一枚“帝国勋章”。
在仁安羌突破日军的包围，使斯利姆损失了仅有的坦克、许多大炮和大部分运兵车。现在，由于他的一半部队面临着被切断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危险，他无论如何要赶快组织对曼德勒的防御。亚历山大将军在四月十八日预料到这座城市会丢失，于是命令斯利姆开辟一条跨过钦敦江向西撤退的路线。与此同时，他希望“优先考虑”同东面的中国军队保持接触：“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逃往印度。”
日本人不会让盟军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当英军战线被迫溯伊洛瓦底江北撤的时候，日本第十五军的另一支挺进纵队正在锡当河旁的彬马那痛击中国第五军，还有一支挺进纵队在萨尔温江对过的克伦山山坡上歼剿中国第六军。
“我认为我们挨打了，”史迪威在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发狂似地敦促蒋介石向他的将军施加压力，命令他们增援前线，可是，使他恼怒的是，这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是一再要求给他的军队发西瓜，好让他们更好地打仗。已经到达的中国部队太弱了，当日军在四月二十日夜间发动主攻的时候，中国第五十五师溃不成军，伤亡惨重，幸存者干脆逃往克伦山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事情，”吃惊不浅的史迪威向一位随军记者讲出了心底话。
日军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经过密铁拉进军腊戍，切断滇缅公路。中国的另一个师只是在敌人于四月二十四日北进抵达东枝之后几小时才赶到，史迪威非常气愤，答应给他的士兵五万卢比的赏金，然后亲自率领他们收复这座关键的山间车站——不料日军已从他的翼侧包抄过去，正乘汽车从公路奔往一百五十英里以北的腊戍。
日军突破了盟军的东部防线，以便实现切断滇缅公路的战略目标。在西部战线，斯利姆将他的部队撤至离曼德勒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英军的阵地也在崩溃。四月二十五日，亚历山大将军同史迪威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炸弹就扔在离他们几码的地方。英国人断定，他们必须撤过伊洛瓦底江，然后前往印度，不然的话，他们的军队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挺进的一支日本突击部队的包围。史迪威由于不愿放弃至少是对缅甸同中国之间的陆上交通的部分控制，宁可同仍由他指挥的三个中国步兵师一起，向北撤往密支那铁路终点站。“天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十万中国军队带到印度，我们就会有些资本，”他写道。重庆允许他把三个师带到边界另一边的阿萨姆进行重新武装和重新训练，使他感到鼓舞。
斯利姆将军的计划比较实际，也比较紧急。他必须抢在沿钦敦江北上的日军的前面，带领剩下的一万三千人的军队向西越过钦山，赶到印度边界。
四月三十日，日军的挺进纵队进入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迫使前往守卫腊戍的两个师的中国增援部队折进北部山区关口。当天晚上，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和英军后卫跨过阿瓦大桥，阿瓦大桥是宽阔的伊洛瓦底江上的一座大桥，位于曼德勒的南面。由于这座不少宝塔被炸弹炸坏了的城市已经丢给了敌人，斯利姆在午夜之前不久，下令点燃二月初就已放好的炸药：“一声巨响，这座桥在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五十分被炸掉，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我们丢掉了缅甸。”
盟军沿着弯弯曲曲的钦敦江流域向西北作令人难以忍受的撤退。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一辆辆燃料已耗光的卡车，经常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抛锚，这都阻碍了盟军的撤退，斯利姆的疲惫不堪的军队，不得不在敌机的持续不断的袭击下，在一百多英里的路途中进行顽强的后卫战。五月五日到达瑞琴，五天五夜的渡运将数以千计的军队和难民送到钦敦江的对岸，廓尔喀士兵则在阻击着日军的先头部队。五月十日，敌人突破了后卫，廓尔喀士兵沿着加列瓦峡谷撤退到丛林中去的时候，同敌人进行了最后的交火。现在，这支筋疲力竭的队伍沿着卡波溪谷逃却，前前后后有九十英里长。开始下头场季风雨，溪谷里雾气檬漾，地上泥泞不堪，毒蚊使这条“死亡溪谷”里缺乏奎宁药的士兵普遍染上疟疾。
五月十六日，斯利姆的先遣纵队终于跚跚到达阿萨姆邦的达武镇。一万二千名士兵最后到达印度，结束了英国军事史上最长的撤退。在掩护九百英里撤退的时候，一万三千多名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丧失了生命，七十五万以上的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将军仍然可以报告：经过长途行军，他的军队的衣服虽然褴褛不堪，他们的面容十分憔悴，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士兵肩扛着武器，他们的战斗精神并没有垮掉。这归功于他和“比尔”·斯利姆沉着冷静的指挥，斯利姆的不屈不挠的军人作风使这场灾难没有变成全军覆没。经过整编和重新武装，这些军队很快就要参加保卫印度的战斗。亚历山大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交出指挥权的时候，满怀信心地保证：“我们当然要夺回缅甸，它是英帝国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和斯利姆将大部分英军撤出缅甸，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史迪威将军调来十万中国军队保卫印度的计划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灾难。他让剩下的三个师从二百五十英里的铁路线上加速撤退的决定受到了挫折，罗卓英将军以枪口相威胁，强迫征用一部机车拉他自己逃跑。机车撞上前面的一列火车，阻塞了单轨铁道。“那个胖王八蛋，”他一面咒骂他的这个中国副手耽误了他的事情，一面企图集中足够的卡车将他的军队送过这段被阻塞的铁道，可是没有成功。罗斯福曾经答应向蒋介石提供一批飞机，开辟一条空中供应线并使之保持畅通。现在，第一批美国运输机当中的一架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在瑞博简易机场着陆。“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把您接走，先生，”这架C－47运输机的驾驶员报告。“醋性子乔”不愿要飞机，而是往北出发，企图赶在敌人的前面到达密支那。但是北进的道路被难民的牛车阻塞，而且他的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地抛锚。
到了五月五日，史迪威意识到日军将要赶在他的前面到达密支那，于是决定步行撤往印度。带着二十头骡子，他们一行一百一十四人，包括一名美国浸礼会医生和十九名缅甸护士，五月七日动身，准备西渡钦敦江。他们在丛林中沿着大象的足迹行走了五天，以野草树叶弥补干粮的不足，直到抵达霍马林。他们从霍马林乘筏顺溪而下，行完了这段路程的最后一部分。五月十三日，他们跨过宽阔的钦敦江——只比日军早到三十六小时，最后他们还要行军五十英里，翻过丛林密布的山峰，才能到达印度。
五月十四日，这位六十岁的三星将军终于到达阿萨姆，他的不可屈服的意志力和厉害的舌头，使得他那一帮落伍者在这次长途跋涉的最艰苦阶段没有一个人掉队。史迪威坚韧不拔的英雄功绩使他出了名，但“醋性子乔”对盟军事业失败之惨不抱幻想。在他希望带出去的十万中国军队中，只有不足一万人最终到达印度。“我挨了一顿揍”，他在飞回重庆鼓励蒋介石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之前在新德里对记者说。“我们逃出了缅甸，丢尽了脸。我觉得我们应当找出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然后回去将它收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