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之剑·第二十五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11月，也就是在天王星行动开始的一年后，一架道格拉斯运输飞机低低地飞过了斯大林格勒。苏联外交官们正乘坐着这架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德黑兰会见在那里等候的美国和英国领导人。

        乘客中包括早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就在柏林担任杰卡诺佐夫的翻译官的瓦连京·别列日诺夫。

　　 “我们紧贴着窗户彼此沉默着，”别列日诺夫后来写道，“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雪地上散布的几座房子，紧接着我们便看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混乱场景：墙壁的土块，半被摧毁的建筑物的残骸，高大建筑物下的碎石瓦砾，孤立的烟囱。”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些建筑物的残骸中，还是能看到象征新生命的迹象。“在白色大雪背景的映衬之下，老百姓们的黑色人影更加显眼，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新建筑物的建设痕迹。”在重新穿越俄罗斯大草原的时候，苏联官员们用画点方式来点数所看到的坦克残骸数量。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把“斯大林格勒之剑”赠送给了“苏联人民”。剑刃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赠给刚毅的斯大林格勒市民——来自国王乔治六世的一份礼物，同时转达着全英国人民的无比崇敬之情。”丘吉尔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演讲才能，让这次会议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斯大林双手接过这把宝剑，然后举到嘴边亲了亲剑鞘。接着他把宝剑递给了伏罗希洛夫元帅，可是这位元帅笨拙的动作却让宝剑滑出了剑鞘。宝剑落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

　　 在晚宴中，斯大林举起了自己的酒杯。“我提议大家共同干一杯，”他说，“为即将到来的对德国人战争罪行的审判而干杯……为我们团结一致，尽快处决所有这些德国战犯而干杯。”一些原始资料显示，斯大林原计划对5万名纳粹德国国防军官员处以死刑，以此来永远地打垮德国军人的政治信心。丘吉尔生气地站起来并且宣布，英国人民将永远不“支持这样的大屠杀行为”，在没有合适的审判裁决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该被杀死的。他起身离开了宴会。斯大林自我解嘲地缓解着由他挑起的紧张气氛，跟着丘吉尔走了出去。出门之前，斯大林双手抱肩肯定地说，他一定会把丘吉尔重新请回宴会，因为刚才自己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

　　 德黑兰会议讨论了同盟国在战后的对德政策。丘吉尔提出的从巴尔干半岛入侵德国的计划被否决了，因为这将会引发另外一场战争。西方国家同盟国的努力已不仅仅是针对解决欧洲西北部的问题了，但是他们的策略却把整个东方和欧洲中部的命运全都送到了斯大林的手中。丘吉尔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却对此无能为力。红军战士的牺牲和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可怕苦难，已经让斯大林彻底将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控制在了手中，因为相对而言，同盟国们的牺牲是不足为道的。少数研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为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取得的种种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大林充分地运用着政治家的敏锐的预见能力，同时用小恩惠收买了罗斯福，在1943年5月15日宣布废除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假装对此结果无可奈何，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则暗中组织共产国际的残余成员，以不同的名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开展着自己的工作。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已经成为促进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最好宣传资料。这样好的宣传资料，甚至使得那些曾经对斯大林在镇压西班牙内战中所表现的残忍行为表示不满，和对1939年所签订的纳粹－苏维埃公约表示不满的人们对苏联政府重新恢复了信心。这场胜利的战争，激活了左翼雕塑家、画家、小说家和诗人们的爱国斗志，如像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诗歌中，就高度地赞扬了这座倾注了全世界的爱，并给全世界带来希望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对于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们来说，未来都是一样的惨淡，但还是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德国会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来解救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幻觉，居然在夜晚能够听到枪炮反攻的声音。但是在NKVD四周满布铁丝网的集中营中，战俘们这样的希望简直就是空想的肥皂泡。

　　 被关押，如同参加战斗一样，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俘虏也是构成战争的一个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因素。当三名德国伤员来到战俘集中营时，他们的样子让来自第44步兵师的奥地利医生迪波尔德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三个人外表看来极像犹太人，但是却穿着纳粹德国带有鹰徽和卍字饰物的军服。他们中的一位自我解嘲地说：“医生，20世纪最大的奇迹是一名犹太人在为阿道夫·希特勒战斗。”这三名士兵来自匈牙利工兵营，被俘之后，俄罗斯人从自己的仓库中找出这些衣服给他们穿上了。

　　 尽管在1943年夏天战俘们的日需口粮有所增加，但是这样的供给仍旧不稳定，而且各个战俘营之间的情况也极不一样。战俘们的日需口粮常常被腐败的俄罗斯军需官偷去，用以交换伏特加；或者被守卫的俄罗斯战士偷去，给自己处于半饥饿状态中的亲人食用。大多数虐待事件都来自俄罗斯人的凭空猜测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但是除此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下，对功绩奖励的严格控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一切事情都是没有定数的。平常对德国战俘穷凶极恶的俄罗斯士兵，却在看到德军俘虏孩子的照片的时候异常温柔。而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所战俘医院中，早已形成定式思维(未来的命运不是被射死就是在长途迁移中被饿死)的德国战俘，却意外地发现，俄罗斯人竟饶恕了三名曾经试图逃跑的德军俘虏。

　　 即便是在条件有所改善的1943年春天，在多数战俘医院中，俘虏的死亡率都是每天1％。这个问题仍旧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一带，糙肤病、肺结核、水肿和坏血病，以及其他很多疾病的威胁都是造成死亡率极高的因素。一位苏联女医生告诉她的德国医生同行们，正在遭受坏血病威胁的斯大林格勒的老百姓数量远比德国战俘要多得多，她已经接到命令，带领一支工作小组，从德国医生们那里搜集药材和绿叶蔬菜，以便从中提取含有维生素的浓缩物。为充分利用尚可利用的东西，战俘医生们中间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发明创造，比如用以测量血压的血压计就是利用废弃的金属制品制成的。医生们从吸血昆虫的内脏中提取成分，制成了独特的疫苗，以对抗斑疹伤寒。一切丝织品都被拆开，以充当外科手术中缝伤口的线，而手术刀则是用磨快的罐头盒盖来代替的。

　　 战俘们早已清楚明了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像乞丐一样苟且偷生。他们偷窃和制造了许多可以利用的小玩意儿，他们还想出了如何使自己的日需口粮变得更可口的方式，例如，将汤中的鱼骨头在火炉上烘烤干，然后将他们碾碎食用。然而，一些发明创造却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伊尔门，战俘们因为饥饿而被迫吃麦秸和毒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很快就死亡了。一名在厨房中抓取了少量黄油食用的战俘，也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因为他的胃早已无法习惯这些油脂性食物。

　　 合围圈中糟糕的日常饮食，是造成众多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在战俘医院中，甚至造成了更严重的无法挽救的后果。战俘们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他们的脖子虚弱得几乎无法支撑起他们的头。那些垂死的战俘们，害怕见到阳光，似乎正在习惯即将到来的永久的黑暗生活。

　　 死亡就意味着永久的解脱，就像筋疲力尽地睡去一样的让人感觉轻松。在医生们意识到病症的严重性之前，很多人就早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尚能呼吸的人们分享着温暖的床，但是很多人还是在醒来之后，发现身边的战友们早已死亡了。一些人一旦发病，很快便死去了。1943年4月7日，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死于斑疹伤寒，而在关押他的弗罗洛夫军官集中营中的5000名战俘中，就有4000人死亡。三年后，他的家人才得知他死亡的消息。在为迎接新一年的圣诞节而准备的圣母马利亚像，题上“Light，Life，Love(光明，生命，爱)”的题词后数周，库尔特·罗伊贝尔在耶拉布嘎集中营中死去了，时间是1944年11月20日。

　　 少数在艰难的环境中幸免于难的人，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自杀了。在一所战俘医院中，当一位官员醒来的时候，发现邻床的战友起床向窗口走去——他试图借助“窗户上破碎的玻璃片刺透心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甚至在那些比较健康的战俘们看来，活下去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他们的日需口粮——比如直接穿肠而过的未经磨碎的谷子——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能量以支撑他们从事NKVD所规定的繁重工作。唯物主义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中被重新解释，很多人认为“人类不过是另外一种原材料”，先被利用和最后被丢弃。俘虏们被当成驮畜使用，他们首先必须在尚未被开发的林区建造自己的营房。木制小屋是根本不允许被居住的，俘虏们住的是在春天和秋天会被雨水淹没的地下掩体。一旦营地初具规模，繁重的劳动便成了俘虏们的每日必修课，他们被强迫砍伐原木，有时候也砍伐树木当做冬天使用的燃料。那些留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战俘们，则被迫重新修建城市和修补伏尔加河中的沉船。后来他们与古拉格的俘虏们一起，被强迫修建斯大林式的产物——“伏尔加－顿河”人工运河。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不久，苏联政府便暗中积极筹划彻底破坏纳粹统治集团，并扶植一个傀儡共产党来代替纳粹党的统治地位。所有拥有军衔的德国战俘们，都被划分为“反法西斯党成员”和“法西斯党成员”。

　　 1943年春天和夏天，那些年长有资历的德国军官战俘们，被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集中营中迁到了苏兹达尔的一个永久的战俘基地——沃科夫48号集中营。这里拥有一个老式的小酒店和健康的矿泉疗养地，因为相对奢华的设施，这里被取名为“城堡”。NKVD将施密特从保卢斯身边调到他处囚禁，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会产生不好影响的因素。

　　 负责管理战俘事务的NKVD部门，首先组建了一个名为“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高级组织。为了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贝利亚启用了已经被驯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工作。两个月后，另外一个团队组织(德国军官联盟)建立，为的是吸引那些不支持国际委员会的反纳粹主义者。

　　 这个部门的副官——梅利尼科夫少将——负责这个组织的所有行动。尽管NKVD对该组织的行动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是梅利尼科夫还是将自己的工作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门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负责监控德国共产国际的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是斯大林的前任间谍头目，他已被直接指派担任另外一项重要的间谍工作，这或许就是他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造访斯大林格勒的原因。但是当时，他穿过伏尔加河到西岸的请求却被崔可夫拒绝了。

　　 1943年8月19日，三位曾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并肩作战的德国军官：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在接受苏联政府的审问之后，被从沃科夫的集中营一起送往鲁诺弗的一个“再教育中心”接受教育。塞德利茨容易激动的情绪已经渐渐地平息了，因为他认为许多官员都已经团结一致，极力要从希特勒手中挽救德国。因此，他天真地将自己当成了这些反希特勒官员们的首领。

　　 早在9月份的时候，梅利尼科夫就将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三人送回沃科夫集中营，去游说那些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将军们，让他们积极与苏联政府合作。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晚了，将军们穿着睡衣睡裤与他们见面，然后仔细地听着他们所讲述的每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塞德利茨夸张地宣称现在俄国人正在进行着又一场打败拿破仑的战争的时候，斯特雷克将军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当塞德利茨和拉特曼极力劝说将军们加入反希特勒政权的活动中去的时候，斯特雷克、西克斯特·冯·阿尼姆、罗登博格和普费弗生气地指责他们是叛国贼。尽管如此，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还是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德莱伯将军和施勒默尔将军游说了过来。

　　 在塞德利茨看来，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他们必须反对希特勒，才能挽救整个德国国家的命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危险性。此时才提出反抗纳粹党，在同盟国们看来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同盟国根本不愿听取他们的任何意见，甚至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时候，也不给他们任何发言机会。而此时，那些企图反抗纳粹党以挽救德国命运的组织者们(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也清楚地看到了，NKVD的梅利尼科夫不过是将他们作为维护苏联利益的工具使用罢了。

　　 苏联原始资料显示，1943年9月17日，塞德利茨作为德国军官联盟的主席，向梅利尼科夫将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从那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们中间挑选3万士兵，组建一个军团。“根据塞德利茨的想法，”梅利尼科夫向贝利亚汇报道，“这支军团将成为推翻希特勒统治集团后新的德国政府的基石。”

　　 “塞德利茨认为，”梅利尼科夫补充道，“他自己是构成未来的自由德国军事力量的首选领导人。”他也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为新闻报道和无线电台做好一切相关宣传准备，“他将派专人深入德国后方，去游说那些将军们，团结一致地共同对抗希特勒政权的统治”。塞德利茨还将给“他的亲密好友，德军中央前线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希特勒司令部参谋机构的负责人冯·克卢格和托马斯将军送信，以寻求他们的合作”。

　　 在拉特曼将军、柯尔菲斯将军和京特·范胡文上校的陪同下，塞德利茨于9月22日向苏联政府递交了自己的计划。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帮助他们“从一支反对纳粹党的小军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支撑德国新政府的基石”。在计划中，整个军团需要1个陆军参谋机构、2个军团参谋机构、4个完整的师，和一支后备军用飞机团(其中包括3个轰炸机中队、4个歼击机中队和一个空中侦察空军大队)。简言之就是需要7位将军，1650名军官和4.2万名士兵。从这份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塞德利茨似乎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德军战俘死亡率毫无概念。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塞德利茨建议：“所有这些军队，将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向德国突进，进入柏林。”在场的NKVD官员指出，向德国派遣如此大规模的空中力量，恐怕非常的困难。但是冯·塞德利茨却说，具体细节可以由俄罗斯政府根据情况来定夺。可是，柯尔菲斯将军却无法抑制对这样一个空想的愤怒之情。“这简直就是乌托邦，”他说，“居然企图用飞机来运送所有的军队。”他还补充道：“俄罗斯空军指挥官们一定由此推断，德国将军们都是空想主义者。” [ 注：当然，或许这样一个计划的提出是冯·塞德利茨将军的计谋，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哄骗苏联政府将自己和成千上万的第6集团军的战士们送回家。如果这个推想是事实，那么在战后，当提及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将面临的是来自从前那些已经与斯大林统治集团合作的德国将军们的谴责。 ]

　　 塞德利茨似乎对他和他的同僚们所激起的这些愤怒之情和敌对态度天生就有忘却的本领，但是很多军官们却难以接受这些反法西斯分子们将要建立王朝的做法，因此他们宣布要同那些与俄罗斯人勾结的德国官员们彻底决裂。作为对那些反法西斯分子的一种挑战，他们开始恢复德国纳粹党举手敬礼的方式。这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让那些既不想成为“反法西斯分子”一员，又并非希特勒忠臣的军官们感到日子非常的难过。一位中尉已经在地板上睡了很多天，因为他的中立态度，让任何一方都不允许他睡在床铺上。

　　 1944年2月，俄罗斯飞机开始在德国境内和德军前线部队中空投由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署名的传单。在盖世太保向希姆莱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塞德利茨的签名确实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坚守在前线突出部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吉勒将军将来自国际委员会阵雨般倾泻而下的传单复印件送回德国总部，他也将谢尔巴乔夫通过前线部队送给他的塞德利茨和柯尔菲斯将军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一并送回了德国。盖世太保再次分析了手稿的笔迹，毫不怀疑地确认那些传单确实是由塞德利茨亲自署名的。

　　 来自苏联的这些传单在德国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希特勒为此紧急召见希姆莱会谈。尽管一同参加会议的施蒙特将军怀着无比的忠臣之心签署了一份陆军元帅宣言，但是，这仍旧无法使希特勒完全信任和放心。3月19日，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克莱斯特、布施、魏克斯和曼施泰因被召集到了贝尔霍夫，然后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联合宣言，内容是表明自己与“背叛我们的神圣事业的卑鄙的叛国贼”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彻底决裂，并且宣布绝对效忠希特勒。

　　 另一方面，梅利尼科夫的部门开始对时局产生种种疑惑。部队组建早已结束，被宣传资料争取过来的德国人，已经不单单局限在单个的小分队上了，整个纳粹德国国防军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分化瓦解。塞德利茨将目前存在的“缺乏成功感”状况归因于“德国人缺乏变革的精神。经过蓄谋已久的准备，采用暴力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那些有能力对此有所作为的组织却不采取有效措施，他们天生对失败和由此带来的后果有种恐惧感”。尽管目前的时局对德国方面非常的不利，但是塞德利茨仍旧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够“正式承认”国际委员会作为全新德国王朝的政府出现。但是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用他惯常的斯大林式的理解方式告诉人们，要对塞德利茨的计划提高警惕，因为在他看来，塞德利茨“正在以极其阴险狡诈的方式”来“破坏苏联与同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毫无疑问，”他写道，“如果苏联政府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那么将会激怒英国和美国发动一场对苏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亲德国主义的最好表现方式。”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盟约的阴影长期地影响着苏联人民，马努伊尔斯基认为，塞德利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罗登博格将军和“前任德国军队情报机构头子”范胡文上校(实际上他只是一个信号官员)的授意下展开的。

　　 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多疑症变得更加严重。1944年5月，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主席韦纳特派遣三名德国军官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执行对红军的宣传任务。其中两名军官斯托尔茨上尉和威力米格中尉拒绝执行他们的任务，结果他们被秘密地送回莫斯科，接受韦纳特、乌布利希、冯·塞德利茨将军和拉特曼将军的严格审问。据说在接受审问的第四天，他们便承认自己是“德国军官联盟中的一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于是这两位军官都被NKVD以纳粹党双重间谍的身份逮捕，并且接受更进一步的审问。其他的德国军官，包括罗登博格将军，也被逮捕，并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马努伊尔斯基认为，自己先前的猜测此时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并且认为所有的德国军官都该被立刻调离前线宣传组织。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些失败的尝试并未引起西方同盟国们的怒火，何况在这样的战争阶段，这些失败的尝试对他是有利的。

　　 此时，几次失败的尝试让塞德利茨的情绪陷入了低潮。NKVD的官员们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重新调动他的积极性，他们甚至在塞德利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上面有四朵用杏仁酥糖做成的玫瑰，NKVD说它们分别代表了塞德利茨的四个女儿。就像所有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一样，塞德利茨也会无端地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情绪。7月20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已经失败，接踵而来的是盖世太保在全德国范围内对德国军队反抗行为的镇压。在听到冯·维茨勒本被处以死刑的消息后，斯特雷克被说服签署了一份呼吁反对希特勒的声明，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塞德利茨非常的鄙视。

　　 1944年8月8日，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汇报，保卢斯终于在一份给德国人民的宣言上签了字。但是后来保卢斯给北方集团军群的一份投降声明，却是NKVD在“谢尔巴乔夫同志的授意下”伪造的，并且在8月21日，强迫保卢斯和其他29名被俘将军们签了字。

　　 在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之后，保卢斯的声明再次地触怒了希特勒。在元首看来，保卢斯已经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了。但是，从随后一年半的被监禁生活来看，保卢斯并未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上尉，在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中被打死了，这使他得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认识到自己此时所肩负的任务。他希望尽全力能将战争的失败降到最低限度，并且尽量地减少无谓的牺牲。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上尉，则根据施芬哈福特(Sippenhaft)法令 [ 编者注：一种“株连法令” ] 在不久之后被德国政府逮捕了。那年秋天，他们的罗马尼亚母亲埃列娜·康斯坦丝·保卢斯——一直以来都对纳粹党不满意——得到了盖世太保的通知，如果她放弃保卢斯的名字，那么她将被赦免。据说这位母亲在听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不屑地转过了脸。于是她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一个集中营中。

　　 被切断一切消息来源的保卢斯，请求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一次会谈，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解释“苏联对战败德国所采取的方针”。他认为，他“和其他支持德国战俘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将军们，完全拥有资格来知道苏联政府对待战败德国的方针”。

　　 1945年2月，在与NKVD负责德国战犯的头目克里文科和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第三理事会的头目阿米亚·扎哈罗维奇·科布拉夫进行会谈的时候，保卢斯表达了希望能尽量从毁灭中挽救德国的想法(恰好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科布拉夫便作为苏联驻柏林大使，掌管着杰卡诺佐夫在苏联大使馆的刑讯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给贝利亚的报告中，克里文科和科布拉夫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对德国采取军事攻击，那么这些被俘的德国将军们，将会非常的沮丧。炮兵出身的冯·塞德利茨将军，对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非常的担忧。塞德利茨宣称，德国正处在被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瓜分的危险之中。德意志将被瓜分得支离破碎，而最好的出路或许是，“作为苏联第十七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45年5月9日，当德国彻底投降的消息正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传开之后，克里姆林宫接连不断地鸣炮表示庆贺。斯特雷克记录了此时他和他的同僚们的感受：我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耳边响起的是俄罗斯胜利的炮声和苏联战士们兴奋地吟唱的歌曲”。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胜利无疑是极大的骄傲，因为在经历了差不多四年，付出了接近900万的死亡人数和1800万受伤人数之后，噩梦终于结束了(在被纳粹德国国防军俘虏的450万苏联战俘中，生还的仅有180万)。老百姓的伤亡人数是无法准确统计的，但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数量达到了1800万。这样算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战争中的全部死亡人数超过了2600万，比德国的总体死亡人数多5倍。

　　 1946年，在纽伦堡特别法庭上，保卢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庭，苏联新闻界把他称作“斯大林格勒的幽灵”。后来他被囚禁在莫斯科的一所别墅中，在那里，他的日常生活除了打牌就是写战争回忆录。他迅速地变老了，他的抽搐比从前更加糟糕。1947年，他的妻子在巴登－巴登逝世，最终都没能再见到自己的丈夫。除了她的家人以外，唯一没有忘记她的是她的出生国罗马尼亚——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其中一员。

　　 1947年11月，当冷战迅速爆发并尖锐化后，苏联政府将那些在1943年4月13日被宣判有罪的战犯，“不问身体状况”一律送往乌拉尔山脉尽头的沃尔库塔北部的劳动营中强迫接受劳动改造，而从前的纳粹冲锋队成员、党卫队营地守卫、秘密野战警察和宪兵连——甚至包括“少年希特勒”组织成员——都被转移到了“特别体制”集中营。对战犯的定义，扩大到了在战争中曾对老百姓施加暴行，掠夺他们的鸡和喂马匹的饲料的行为上。

　　 作为德国未来政体构成部分，德国民主共和党迅速地在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领土内成长壮大。一些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年长军官，包括拉特曼、柯尔菲斯、米勒和施泰德尔被指派了职务，个别人甚至加入了人民警察。对共产主义的归附，让阿尔诺·冯伦斯基将军得以有机会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的候选人。一直追随冯伦斯基的亚当上校，却被派去担任无足轻重的社会团结党的一个职务。而冯·塞德利茨将军则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权利。

　　 1949年，另外一场斯大林主义式的清洗高潮又一次地席卷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战俘们面对的是完全捏造的“战争罪行”的审判。伴随冷战一起到来的，是对西柏林的大举围攻。战斗能手埃里希·哈特曼被指控摧毁过苏联飞机。斯特雷克将军被带回斯大林格勒，接受一个军事法庭的审问，因为他被指控犯有蓄意摧毁拖拉机工厂的罪行。其实，他的军队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像大多数在这个时候被指控有罪的战犯一样，他被判处死刑，而非25年的监禁。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役”，因为苏联战俘们被强迫在他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里从事重体力劳动。1950年7月，彻底陷入绝望中的冯·塞德利茨将军被逮捕，并被以战争犯和“(战败国)极端保守的复仇主义将军”的罪名，判处25年的监禁。

　　 少数没有引起争议的德国俘虏过上了勉强可以称作是平静的生活，而这要归功于那些拥有同情心的俄罗斯妇女们。在某些时候，俄罗斯人这样做似乎是沿袭了旧的风俗习惯。位于莫斯科和高尔基之间，途经卡姆什科夫战俘集中营一直延伸到弗拉基米尔州的道路，是旧时沙皇时代人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必经路线，沿线的农民们会出来给路过的人们送水，甚至是帮他们搬运物品。相似的人类善良的本性，在这里一直保留着。

　　 来自奥地利的医生汉斯·迪波尔德则深深地被他的俄罗斯同行们的同情心感动着。理查德·施贝勒博士来自海德堡的魏茨泽克医院，他是非常让人尊敬的德国卫生官员，1946年早春他突然病倒了。在伊尔门湖战俘集中营中，他经历了斑疹伤寒、伤寒和白喉的威胁幸存了下来。起先，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患了疟疾，但是事实上，他是在工作中无意识地被感染，得了血中毒。他的同僚们对此非常的懊悔，因为这位医生的死亡完全是他们的误诊一手造成的。医生们给他用了磺胺类药物和仅剩的青霉素，两间俄罗斯药房的医务人员也拿出了早已分配给俄罗斯病人们的青霉素给他使用，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这位受尊敬的卫生官还是去世了。

　　 医院公墓靠近一条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低矮的松树和杜松灌木丛，公墓后面是大片的森林。俄罗斯医生们决定为施贝勒举行一场遗体告别仪式，集中营指挥官同意医生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举行葬礼。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施贝勒恢复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出席葬礼的人群中，甚至有一位在高大瘦弱的牧师陪同下的政治委员，只是处于极度悲伤状态的俄罗斯医生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对于那些第6集团军的幸存者们来说，这场宗教式的葬礼仪式，并不仅仅是为现在去世的这位卫生官举行的，而是为所有躺在这里和遥远的南部地区的人们，所有在斯大林格勒和俄罗斯大草原上死亡的，以及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中死亡的德国士兵们而举行的。现在，伴随着基督教的祈祷词，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了。

　　 自从1945年以来，已经有大约3000名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俘被释放了，这些人或单个儿或成批地被遣送回家，通常都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直到1955年的时候，苏联仍旧关押着9626名德国战俘，就如同赫鲁晓夫描述的那样，这些人是被“证明犯有战争罪行”的真正的战犯，而其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生还者们大约有2000名。1955年9月，在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这些战俘们才最终获得了自由。这其中包括斯特雷克将军、塞德利茨、施密特和罗登博格，以及13年前在参加了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举行的宴会之后，就来到合围圈的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就在被释放之后不久，俾斯麦写道：“感谢命运对我的垂青。”

　　 当结束了一段的旅程之后，塞德利茨意识到，在冷战之后自己将要面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1944年4月，在缺席的状态下，他被宣判为卖国贼，并且他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个判决在1956年被推翻，但是新的联邦德国国防军拒绝恢复他的军衔和抚恤金。与共产党敌人的合作，让他在人们眼中成了另类人物，尽管七月阴谋的幸存者之一阿希姆·奥斯特将军公认应该恢复塞德利茨的军衔，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与那些刺杀希特勒的官员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他的骑兵祖先们一样，塞德利茨“这个非常倒霉的人”最后忧郁地死去。

　　 作为影响久远的历史事件，在牺牲第6集团军的问题上，人们为推卸责任而展开的唇枪舌剑远超过了应该承担责任的举动。一直与希特勒的统治政策不太和谐的施密特不仅不愿与苏联政府合作，而且还始终保持着对发动自由德国运动的官员们的鄙视之情。曾经指控被保卢斯强迫坚持战斗的亚当上校此时却受到了毁灭性的报复，沦落为一个“在苏联占领区领取抚恤金”的人。

　　 在东德，被指责为希特勒的附属和行事优柔寡断的保卢斯徒劳地为自己辩解着。自1953年秋天被释放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在那里他一页接一页地写着辩解词，极力向人们解释着自己当时的处境。1957年，经历长期病痛折磨的保卢斯在德累斯顿去世，他的尸体被送到德国西部，与他的妻子一起葬在巴登－巴登。

　　 他的对手崔可夫将军——从前的第62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已经带领新组建的第8近卫军团长驱直入柏林，这位在伏尔加河遭受危难之际于9月的一个夜晚被紧急任命的将军，此时身兼着苏联在德国占领区指挥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元帅和赫鲁晓夫的代理国防部长的职务。根据他的命令，成千上万不知名的苏联战士在斯大林格勒被处死。后来为了统计的需要，这些被处死的苏联战士们，被分配到了各个战役的死亡人数之中，而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