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城·第二十四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2月2日，寂静终于降临在了这座被毁的城市——斯大林格勒。但是，这样的寂静却让人感到窒息。就像格罗斯曼所描述的那样，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场景：被炸弹炸出的弹坑非常深，以至于低低斜斜的冬日阳光，都无法照到它们的底部；“铁路轨道上平躺着被炸毁的货车，就像死 去的马匹一样安静”。
3500名老百姓们被编排为一个个埋葬小分队，他们把冻僵的德国人的尸体堆放在路边，就像堆放柴草一样。尽管他们有一些骆驼拉的两轮轻便车，但是大多数的搬运工作都是靠临时凑成的平地雪橇和手推小车完成的。德国人的尸体被掩埋在夏天挖好的掩体和巨大的反坦克沟渠中。后来，1200名德国俘虏也被编派去做同样的工作，使用人力代替马匹来搬运这些尸体。根据一位战俘所说的：“几乎所有这些工作小组的成员们不久都死于斑疹伤寒。”其他的“大约每天十来人”，根据一位在贝克托维卡营地的NKVD官员所说的——是在押送到工作场所的途中被射死的。
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立刻消失，随着春天的来临，伏尔加河的河水开始解冻，大量凝固的黑色皮肤飘上了河岸。1944年12月，当戴高乐将军前往莫斯科，途经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发现仍旧不断地有德国人的尸体被挖出，而这个情况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存在。几乎在这座城市中进行的任何建筑施工，都曾经挖出过战争所留下的人的尸体。
远比战争死亡人数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庞大的幸存者的数量。斯大林格勒党委在所有“从法西斯主义占领下解放”的区域举行了会议，并迅速地组织展开了一场人口普查活动。结果显示，至少有9796名老百姓躲藏在废墟之中，在战火中幸免于难。其中包括994名孩子，而只有9名孩子得以与他们的父母相认，更多的孩子则被送去孤儿院，或者被委派去做清扫城市的工作。报道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些孩子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根据战后不久便到斯大林格勒进行援助工作的一位美国工作人员所说：“大多数孩子们已经在寒冷的冬天中躲藏了4～5个月。他们极度的饥饿，当我们给他们衣服的时候，他们蜷缩在角落中，害怕说话，甚至害怕看到人类的脸孔。”
斯大林格勒党委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苏维埃当局必须立即在这座城市的所有管区恢复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一份给莫斯科的报道中这样写着。2月4日，红军政治委员们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召开了一次政治大会，到会者包括幸存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在聚会的演讲词中，使用了大篇文字来赞扬斯大林同志和他对红军的领导才能，这使得这场聚会演变成了一场表彰大会。
起先，大会宣布不准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老百姓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因为疑心颇重的苏联政府对所有这些曾经逃亡的人们都表示怀疑，认为他们都首先应该接受审问，证明自己与德国人完全没有联系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地雷清除小分队开辟了一条“特殊安全通道”供返回家园的老百姓使用，但是不久后，许多老百姓们都在伏尔加河还没有解冻之前，未经允许就悄悄地渡河返回斯大林格勒。在那些破损的建筑物残壁上，出现了很多用粉笔涂写的类似的话语：“妈妈，我们都很好。请在贝克托维卡找我们。克拉瓦。”这些多是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的启示。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后，许多人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亲属，也根本不知道这些失散的亲属是否还活着。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非常虚弱，以至于根本无法站立的德国战俘，也被强迫参加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召开的这次政治大会，被迫听取三位德国共产主义者——瓦尔特·乌尔布赖希特、埃里希·韦纳特和威廉·皮克——的高谈阔论，以及他们对德国人的训斥。
在此期间，投降的德军俘虏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中，德军俘虏的死亡率有多高。因为被虐待而死亡，因为苏联人的麻木无情的暴行而死亡，特别是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死亡人数，更提升了德军俘虏的死亡率。直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9.1万名德军战俘被关押，但是春天来临的时候，却大约有一半都已经死亡了。在后来的报道中，苏联红军承认那些对俘虏细心照顾的命令被忽视了，而且他们根本无法统计有多少投降的德军俘虏是被红军在“无法控制”的状态下射死的，而通常这种“无法控制”是出于对亲属或者战友们的死亡的报复行为。
在所谓的医院中，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由于地面上找不到可以避寒过冬的建筑物，因此位于察里津咽喉处的坑道被重新指定为“第一战俘医院”，这是所有战俘医院中最大最恐怖的一所。坑道的墙壁不断地淌着水，难闻的恶臭味完全代替了新鲜的空气，这样的环境堪称是疾病滋长流传的最佳温床。用罐头盒制成的原始煤油灯掠夺着仅有的氧气，忽明忽暗地在坑道中闪烁着，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性。每一个坑道都十分的狭窄，刚够伤员们肩并肩地躺在潮湿的地面上。在如此拥挤的地方行走是非常困难的，随时都能听到因为已经遭受冻伤之苦的脚被踩踏而发出痛苦呻吟的声音。因为军医们没有妥善处理，因此许多这些脚部冻伤的德军俘虏最终都死于坏疽。是否其中存在那些有幸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被截肢，因此而活下来的冻伤者，根本无法考证。
收容了4000多伤员的战俘医院的条件非常糟糕，对于通过腐烂的肉体而传播的真菌，医生们也感到束手无策。医院已经没有绷带和药品可以使用了。在如此肮脏的环境中，溃疡和敞开的疮口为破伤风的侵入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公共厕所只是一个被吊起来的水桶，不断地有遭受痢疾之苦的人们从旁边走过。这样的设施糟糕得无法形容，而且晚上根本没有用以照明的灯。许多伤员都虚弱到无法从地面上站起来，这里也没有足够的护理员来随时给伤员们提供帮助。甚至连护理员本身也因为营养不良而非常的虚弱，不久便开始发热生病。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得从被污染的沟壑中为伤员们挑水。
医生们甚至没有准确的伤员名单，更别提适当的医疗记录了。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包括最基本的止痛药，都被俄罗斯第二线军队和野战医院部队的人们偷走了。第297师的新任牧师被一位苏联少校从脖子后射死了，因为他试图弯腰帮助一位受伤的德国士兵。
俄罗斯卫生官员们对这样的医疗条件大为震惊。一些官员们还是有同情心的，俄罗斯指挥官们把他们的雪茄拿出来，与德国医生们一起分享，但是其他的苏联工作人员却用面包交换医院工作人员手中在较早的时期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手表。来自第44步兵师的医生迪波尔德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女兵部队的外科医生——典型的粗野乡下人形象——兴高采烈地走进来，用从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手中得到的银制怀表交换东西。他将这个传家宝式的怀表拿给我们看，然后换得了半个面包。他将这个面包划分成几份分给其他人，而他自己只留下了其中最少的一份。
苦难也让人渣们露出了马脚。某些人无耻地利用和压榨着曾经的战友，窃贼们从死尸和虚弱的病人们身上偷盗还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果谁身上还有表、结婚戒指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那么不久后，就会在黑暗中被夺走。但是，大自然的因果报应不容忽视，偷东西的人们很快就被脏物上附带的受感染的吸血动物传染上了斑疹伤寒。当一位行迹非常恶劣的口译员死亡之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金戒指和值钱的东西。
起先，苏联当局根本没有为这些伤员提供日需口粮。NKVD和红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虽然苏联人知道德国人会投降，但是却并没有为这即将到来的投降做好准备工作，更别提为战俘们提供食物了。德国共产主义者埃里希·韦纳特声称，为战俘提供的日需口粮，因为暴风雪而受到耽搁未能及时到达，但是这个说法却让人表示怀疑。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当局对德军战俘们的残忍与漠不关心，以及官僚主义者们的无能。当然，首先是苏联军队和NKVD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在苏联自身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苏联当局根本不愿意为德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许多红军战士们都吃不饱，更不必说老百姓们可以吃上饱饭，因此任何给曾经掠夺自己祖国的侵略者们提供食物的想法，都是有悖常理的。在断粮几乎两周后，日需口粮终于在三四天后到达了战俘营。但是数量却非常的少，给伤员的食物配给量，少到甚至十个人分享一个面包，加上由少量小米和咸鱼熬成的汤。希望得到更好一点的待遇的想法，对德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尤其当苏联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们想到，在德国的苏联人也许遭受的待遇更糟糕的时候，这种奢望更成了天方夜谭。
另一方面，在医生看来，威胁伤员们的最大的恐怖因素并不是饥饿，而是斑疹伤寒的传播。当第一例病例出现在合围圈中的时候，很多医生都预感到将会出现一场瘟疫，但是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会引起恐慌。在坑道医院中，医生们采取隔离的方法来减缓疾病的传播，不管是患有白喉还是斑疹伤寒，都要被隔离开来。他们清求苏联当局能为他们提供清除虱子的设备，但是这个地区的许多红军战士和几乎所有老百姓们，都正在遭受虱虫的侵扰。
如此多的死亡人数并非意料之外。为生存而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想要再次看到家人的幻想也如肥皂泡一般的脆弱。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似乎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只能靠纯粹的幻想而生活的世界。死亡就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式，在痛苦与筋疲力尽的双重作用下，飘浮失重成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感觉。而那些希望存活下去的人们，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在与死亡作斗争，不管这种斗争的支撑力量是来自宗教信仰，还是想要与家人相聚的决心。但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等待他们的，最终还是死神。
能够离开战俘集中营，成了他们可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像韦纳特描绘的一样，这些战俘们“拖着破旧衣服中那魔鬼般的灵魂，艰难地蹒跚而行”，一个挨着一个。一旦行军让他们的身体稍微有些暖和了，他们就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变得更加活跃。一些路过的老百姓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毯子，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甚至还向他们扔石头。此时最好是能尽量走在俘虏纵队的前面，并且最好是能走在红军押解人员的旁边。一些路过的红军战士们，不顾命令的禁止，向这些俘虏纵队开枪扫射取乐，就像1941年德国士兵对待红军俘虏纵队的方式一样。
在行进途中活下来的俘虏们，直接被赶进了指定的战俘集中营中，唯一的区别只是距离的远近之分。例如，原来在北部地区的战俘们，被迫行走了12英里，到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杜波维卡集中营去。这次行军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夜间，他们被赶进没有屋顶的破损建筑物中——这些建筑物是被纳粹德国空军毁坏的，而苏联押解人员从来不曾忘记这一点。
这样的行军简直就是死亡之旅。最糟糕的一次行军，是从察里津溪谷出发，经由古木拉克和戈罗季谢，最后到达贝克托维卡集中营。这次行军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是在途中没有食物和水，还要忍受零下25～30度的寒冷气温的情况下完成的。在行军途中，时常会有枪声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出，然后就有人倒在雪地中。当然，这些在枪声中倒下的人，都是虚弱得无法再前行一步的人。如同饥饿一样，口渴是威胁着这些德军战俘的另外一个可怕的因素。虽然周围满是雪，但是就像身处大海之中的老船员一样，苦涩的海水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用以遮身盖体的东西，因此德军俘虏们不得不睡在大雪地里。许多人一觉醒来后，发现紧挨着自己的战友早已死亡，僵直地躺在自己的身边。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战俘们自觉地组成了一支小分队，每隔半个小时就将那些熟睡的战友们唤醒一次，以避免他们在睡梦中冻死。那些被唤醒的俘虏们，立即起来活动自己的身体以制造热量，然后换班职守，等待唤醒下一批人员。很多人甚至不敢躺下睡觉，这些人像马匹一样站立着睡觉，几个人一伙，然后将毛毯盖在头上，以便从自己的呼吸中获取少得可怜的热量。
痛苦并没有因为新一天的到来而有所减轻，行军中的恐惧占据了德国人的心房。“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简单，”一位幸存下来的中尉这样说道，“能够自己行走的人，继续随着纵队前行。而那些不能自己行走的人，不管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疾病，都会被射死或者被扔下活活饿死。”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尉，在夜晚停留的时候，用自己的羊毛套衫与一位俄罗斯农妇交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备用，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为自己储藏点可以食用的东西，说不定第二天，他就会因为虚弱而倒下。
“我所在的纵队，出发的时候有1200人，”一位来自第305步兵师的士兵详细地叙述道，“但是当我们到达贝克托维卡的时候，仅有1／10，也就是120人活了下来。
贝克托维卡集中营的门口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引人注目的大字：“进入这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的幻想。”
在到达俘虏集中营之后，苏联押解者们再次对德军俘虏搜身，将他们身上最后的值钱东西全都搜光，然后让他们站着等待“入营登记”。很快，德军俘虏就发现，这样的等待是根本没有止境的，被分成五列的等待队伍必须忍受寒冷的侵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待。最后，在接受NKVD“入营登记”之后，德军俘虏们被赶进木质的小屋，大约四五十人一间房。我们“就像是装在铁桶中的鲱鱼”一样地被关押起来，一位幸存者回忆道。2月4日，一位NKVD官员向顿河前线指挥部抱怨说，“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光贝克托维卡集中营，就容纳了5万名德军俘虏，其中“包括生病的和受伤的”。
面对这样的条件，NKVD官员们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可以用以运输的工具，于是不得不向军队乞求一辆可供运输使用的大卡车。在骆驼拖行之下，两轮轻便车终于运来了水。一位被俘的奥地利医生写下了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肮脏的雪和泛黄的尿冰是唯一可以用来解渴的东西……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更多的新尸体。”两天后，俄罗斯人为战俘们提供了“汤”，但这也不过就是把满袋的麦麸倒进温热的水中而已。那些对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满的德军战俘们，愤怒地从身上抓出虱子，然后抛向看守他们的俄罗斯人身上。当然，这样的后果是立刻被射死。
不久后，苏联政府便开始划分战俘们的种类。首先是根据国家的界限，其次是根据政治的界限。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战俘们，被划分出来安排在厨房工作，其中罗马尼亚人拥有更大的特权，以使他们能够发泄对从前的同盟者的不满。当然，等待德国俘虏的就是地狱般的生活了，因为在没有投降之前，他们曾克扣其他国家军队的供给品，以供自己的军队使用。罗马尼亚俘虏常常袭击那些出来为自己的小屋寻找食物的德国俘虏，并且把他们找到的食物据为已有。而德国俘虏唯一可以避免这样的掠夺事件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看守人员保护他们搬运食物的同伴。
“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军士长记述道“我们的奥地利同胞居然否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称自己为‘Austritsy’，希望以此来得到更好的待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真实地存在着。”更让德国战俘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人们“将所有的战争过失都归咎给了这些‘永远是德国人’的战俘身上”，尤其是那些奥地利战俘们的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奥地利战俘不断地指责着普鲁士的将军，认为是这些将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非奥地利的希特勒。
生存下去，仍旧是一切斗争中最重要的目的。“每天早晨都有死亡的战俘被拖出来放在营房的外面。”一位装甲部队军官写道。这些衣不蔽体，冻僵的尸体被堆放到营地的一边，摆放成似乎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围墙。根据一位在贝克托维卡的医生估计，这座“尸墙大约有一百码长，六英尺高”。另外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准尉则估计，每天至少有五六十人死亡。“我们的眼泪早已流干。”这位准尉后来写道。一位曾经给俄罗斯人当翻译的德军俘虏，得以有机会看到战俘集中营的“死亡登记簿”，他记录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截止1943年10月21日，仅仅在贝克托维卡集中营，就有4.52万名战俘死亡。一份NKVD的报道承认，截止次年4月15日，共有55228名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集中营中的战俘死亡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在天王星行动开始直到德军投降之间，究竟有多少德国人成了俘虏。
根据迪波尔德医生的观察：“饥饿改变着战俘们的灵魂和性格，容易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之中的改变，而难以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的改变。”和罗马尼亚人一样，德国人也同样采取了同类相食的野蛮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从冻僵的尸体上切割下来的瘦肉，被用水煮沸，最后以“骆驼肉”的名义提供给存活的人。吃到这些肉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吃的是人肉，因为他们的皮肤开始发红，这与大部分人苍白色的皮肤有着很大的区别。类似情况的汇报不断地从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其他营地涌来，甚至在天王星行动中被俘的那些俘虏们中间，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份苏联原始资料显示：“只有在枪口下，俘虏们才会停止这样野蛮的行为。”苏联当局安排为战俘们提供更多的食物，但是不称职和营私舞弊现象却使得任何措施的执行都非常的缓慢。
长期以来的体力消耗、寒冷、疾病和饥饿，以另外的方式改变着战俘们的基本人性。痢疾的流行让人们对那些因为虚弱而倒在粪坑中的人视而不见，任由他们淹死在大粪之中。只有少数人有力气，并且有想法要将这些倒下的人拉出来。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人们的生命根本不被重视。那些正在遭受痢疾侵害的人们，此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急切地需要厕所来解决自己的痛苦。
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常常发生。一位正在厕所中忍受饥饿和痢疾的双重折磨的年轻陆军中尉——曾经是一位家中拥有几座城堡和庄园的伯爵——无意中听到一位士兵用家乡方言谈论着某些事情，于是他立刻大声地喊叫，询问这位士兵是从哪里来的。这位士兵告诉他一个小村庄的名字。“你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士兵反问道。这位官员告诉他自己来自何处。“果真如此吗？”士兵笑道，“我想起来了，我曾经看到你开着红色的奔驰跑车去猎捕野兔。嘿，现在我们居然同在一条战线上。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你饿了，或许我可以帮助你。”这位士兵已被挑选作为战俘医院的护理员，在医院中，很多伤员在吃自己的日需口粮之前就死亡了，因此这位士兵便将这些人的口粮搜集起来，在他值班的时候把它们分给其他活着的人。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机遇，挽救了这位年轻伯爵的生命。幸存者们几乎都不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而首先死亡的是那些体格肥胖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格瘦小是一种非常好的优势，因为这样的人消耗的能量少，所需要的食物量也就自然少。在合围圈和后来的战俘集中营中，相等剂量的日需口粮只能提供非常少的能量，因此大自然那种强壮者生存的法则，在这里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因为战俘们的食物并不是根据体形大小而分配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苏联劳动营中，只有马匹是按照体形大小喂食的。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苏联政府开始对这个地带的战俘进行整顿。来自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车兵团的德国战俘，其中包括那些曼施泰因在12月展开的援救行动中被俘的人，以及罗马尼亚和其他轴心国的人，总共大约23.5万名战俘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20个营地和战俘医院中。
德国将军们被首先转移，他们的目的地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战俘集中营。那些年轻的官员们所乘坐的车非常的舒适，因此被这些官员们嘲讽地称为“怀特火车”。那些曾经信誓旦旦地要坚守到战斗最后一刻的官员们，此时正被巨大的压抑和痛苦折磨着，因为没有信守诺言，现在又享受着远比他们的部下优厚的待遇。“与自己的部下同甘共苦是一位将军的最基本职责，”一位陆军中尉这样说道，“而不是躺在卧铺车厢中，独自享受。”属于幸存者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残忍而简单地依赖着所拥有的军衔。超过95％的士兵和军士死亡了，但在年轻军官和年长军官中，这个死亡比例分别只有55％和5％。如同一些外国新闻记者所指出的一样，那些为数极少的年长官员们，只有在投降之后才受到了饥饿的威胁，因此苏联人对他们采取的看管措施，远比对那些德国士兵们所采取的措施要严密得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德国将军们所得到的这些特殊待遇，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疑问。
也有少数官员是被送往莫斯科周围的战俘集中营去，比如鲁诺弗、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和苏兹达尔。那些被苏联当局认为要接受“反法西斯主义教育”的官员们，则被送往位于喀山东部的耶拉布嘎修道院中。当然，运送这些军官的条件就并不那么好了。在3月的一次战俘转移中，1800名战俘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1200人。除此之外，大量的疾病还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包括斑疹伤寒、黄疽、白喉、坏血病、水肿和肺结核。随着春天的来临，另一种疾病——疟疾——又开始在战俘们中间肆虐横行了。
被转移的士兵和年轻官员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2万人被送往塔什干东部的贝卡巴德，2500人被送往萨拉托夫东北部的沃利斯克，5000人沿着伏尔加河被送到阿斯特拉罕，2000人被送往沃罗涅日北部的乌士曼，其他的则被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部的巴瑟亚诺福斯基和临近高尔基的奥兰奇和卡拉干达。
在起程之前，俘虏们都要接受登记，很多人在所希望从事的职业一栏中写下“农业劳动者”，希望自己被送往农场。那些麻木的烟瘾者们，则早早地收集好骆驼粪便并将他们晾干作为烟叶，以备在路上使用。在经历了贝克托维卡的恐怖生活之后，他们相信噩运即将结束，被迁移到其他地方成了得以重生的象征。但是不久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每一节运送俘虏的火车车厢都要被塞上100个人，而整节车厢唯一的一个洞在车厢中部，它拥有着呼吸和供战俘们排泄使用的双重功能。对于战俘们来说，寒冷仍旧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口渴，因为俄罗斯人给他们干面包和咸鱼吃，却很少给他们水喝。在这样的绝望处境中，战俘们不得不依靠舔食凝结在车厢铁皮上的冰过日子。因此在每次停车放风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忍受不住口渴，抓起地上的脏雪就往嘴里送。许多人在悄然中死去了，当他们被同伴发现的时候早已死了很久。于是这些死尸被堆积在车厢门口，等待搬运人员来把他们拉走。“Skolko kaputt？”——“死了多少？”每当停车放风的时候，苏联战士们就会用生硬的德语这样叫喊着。
一些迁移过程甚至长达25天。最糟糕的要数经过萨拉托夫，然后穿过乌兹别克斯坦，最后到达贝克托维卡的那次迁移了。在一节车厢的100人中，仅有8人存活了下来。当俘虏们最后到达能够看到帕米尔山脉的接管营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废弃的水坝。战俘们从换防值班的俄罗斯卫兵们口中听说，营地会对他们采取除虱措施，但是不久后他们便对此措施彻底失望了。除虱措施不过就是全身被简单地刮一遍，就像“从羊身上剪羊毛一样”，然后再把药粉喷在身上。很多人便死于这种粗制滥造的化学药品。
在贝克托维卡，根本没有棚房可以住，只有泥土搭成的煤舱可供栖身。一位已经参加苏联军队，作为卫兵指挥官的德国下士对这里的境况感到非常惊讶：“从未有俄罗斯人像这样野蛮地对我。” [ 注：在其他营地中，俄罗斯人也启用德国人做卫兵。其中为数最多的是由200名德国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明原因地成了撒克逊人)组成的刑罚部队。他们的装备是木制棍棒，并且被批准使用“反法西斯斗士”的称号，他们不许德国战俘们在点名时争吵，尽管大多数争吵是为了要解决折磨战俘们的腹泻问题。 ] 然而让战俘们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能够在战俘集中营之间频繁地迁移，比如在类似古拉格的集中营之间迁移。来自贝卡巴德集中营的战俘们，很多去了浩罕或者是更好的集中营，比如楚马，因为那里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一个天然的大游泳池。在那里的意大利俘虏们，甚至有机会可以去抓麻雀，为自己的汤增添丰富的营养。
那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们发现，接纳他们的克拉斯诺阿梅斯克集中营已经变成一个劳改营了。在这里，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他们能吃上荞麦粥和鱼汤，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却是非常危险的。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很多战俘被派到伏尔加河去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打捞那些被纳粹德国空军和德国军队炸沉的俄罗斯船只。一位俄罗斯造船厂的管理员，对在这里工作的战俘们的条件和死亡人数大为震惊，甚至在告诉自己女儿关于这里的一切之前，要她再三发誓不会泄露半点情况给他人。
NKVD对斯大林格勒的控制从未松懈过。在伏尔加河两岸工作的德国战俘们发现，在斯大林格勒城中，首先被修复的建筑物是NKVD司令部，紧接着便有长长的妇女队伍出现在司令部的外面，她们是来为亲属们领取救济品的。那些曾隶属于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猜测着自己一定还得在这里当上许多年的战俘劳工。后来莫洛托夫的讲话证实了他们的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因为他宣布：在斯大林格勒城建好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德国俘虏看到他们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