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桥梁·第二十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薄薄的云层压得很低，”第44步兵师军医汉斯·迪波尔德这样写道，“低得触手可及。一架迷航的运输机在那片云层中间绝望地呜咽着。”
“空中桥梁”的运送方法在战争中非常少见，能够在俄国人的头上建立起一条永久的运输线的想法，让柏林和拉斯滕堡那些只知道看地图 和表格的幻想家们感到十分的满意。鉴于希特勒说风就是雨的特性，每名将军和参谋人员都挖空心思地希望能掌握更多数据，因此对空军基地的指挥员们威逼利诱，就是希望能掌握最新的数据和行动的证明。但情况适得其反，高层的介入只能是让事态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对希特勒盲目追随的德国空军军官们，绝对遵守对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的命令，因此他们启用了那些根本就不是运输机的飞机，比如用来训练飞行员的容克－86飞机，为的就是让表面数字更好看一点儿。甚至连滑翔机都被考虑在内，直到他们听说俄国战斗机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消灭掉之后，才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混乱还因为后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在飞机还未做冬季保养之前，就匆忙地将容克－52飞机派往了前线，为的就是向元首证明，后方空军基地拥有快速执行命令的能力。大批事先没有通知的运输机鱼贯而来，使得前线机场陷入一片混乱，更糟糕的是居然连一个空中补给运输行动指挥部都还没有设立。直到11月底，菲比希将军和第8空军的参谋人员奉命执行指挥任务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可是，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从开始就注定会败得惨不忍睹。
冯·里希特霍芬上将早已警告过，在合围圈中他们需要六个齐全的机场，而不仅仅是一个，而且还必须配备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上将还非常担心跑道不足，可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恶劣天气中，他的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12月19日是空运成效最卓著的一天，154架飞机带着289吨补给物资降落在围圈中，然而这样的日子少之又少。气候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皮托姆尼克野战机场吸引了所有敌人的注意，因此飞机被击落和失事坠毁的事件，常常迫使机场进入暂时关闭状态。那些烧得精光的金属残骸被推倒了跑道两边的雪地中，成了“散发寒光的机器墓地”。夜间降落成了危险性最大的事情。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防空炮兵根本无法准确地分辨敌我，他们不得不借助探照灯来辨别哪些是苏军的轰炸机。可是，这些从地面上射出的光柱，恰恰成了苏军炮兵的最好导向标。
德国空军的机组成员时刻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年轻和缺乏经验的飞行员们深深地震撼”于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场景，尤其是等待在跑道旁边准备离开的伤员们的条件，还有成堆冻僵的尸体，因为野战医院外面的冻土太硬而无法掩埋。
德国空军运来的补给确实为第6集团军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丝毫无法掩盖他们的怨气。当一批货箱被打开，发现里面装的都是马郁兰和胡椒粉这样的调味品之后，第6集团军的军需官韦尔纳·冯·库诺斯基中校暴跳如雷：“哪个蠢货装的这批货物？”一旁的随从军官打趣道，至少胡椒粉还可以在巷战中派上些用场。
在苏军进攻塔钦斯卡亚之后，德军运输机的运送次数更少了，空余出了很多可以使用的飞机。容克－52飞机的新机场设在距离皮托姆尼克只有200英里的萨利斯克，这个距离是这种飞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距离，因此，任何耗油偏高的飞机都不会被启用。无奈之下，部分德国空军的大型四引擎飞机——载重六吨的福克·沃尔夫200秃鹰飞机和载重量达到十吨的容克290——被启用，但是它们比老式的“容阿姨”三引擎运输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并且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一旦萨利斯克机场在1月中旬成了苏军的攻击对象后，幸存的容克－52飞机只好转移到沙赫特西北方向的齐瓦列沃。这个新机场，不过就是一条农田中开辟出来的满是积雪的跑道，周围根本没有地方可供居住，因此地勤人员、飞控人员和机组人员们只好居住在圆顶冰房子和帐篷里。
发动机在空中结冰的问题日趋严重，同时在地面，引擎也变得越来越难发动了。大雪常常让基地的工作陷入瘫痪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厚厚的积雪中将每架飞机挖出来。齐瓦列沃的防空高射炮非常少，仅在1月18日那天里，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对机场进行了18批次的空中袭击，摧毁了停在地面的另外50架容克－52飞机。这样成功的空中袭击，对于红军航空兵来说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空军飞行员信心不足。
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将这项注定失败的任务执行好。他们对最高领导层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12月12日，里希特霍芬这样对德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说。一周后，当听说戈林竟对希特勒说斯大林格勒的补给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合围圈已成了最好的减肥场所。除此之外，我只能说要么他压根没有读过我的报告，要么他压根就不相信报告的内容。”
就在戈林依然故我地大鱼大肉的同时，蔡茨勒将军为了表达对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官兵们的同情之心，把自己的每日伙食标准降到了第6集团军的水平。据阿尔伯特·施佩尔说，他在两周内体重下降了26磅。从马丁·博尔曼那里得知此事之后，希特勒命令蔡茨勒恢复正常每日饮食标准。作为让步，希特勒禁止在元首统帅部里饮用香槟和白兰地，“以示对斯大林格勒英雄们的崇敬之情”。
只有为数极少的德国国内老百姓知道第6集团军濒临灭绝的现状。“我希望你们能很快突围，”一位年轻的德国妇女在1月中旬给她一位当兵的笔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一旦突围成功，你就可以立刻离开那个地方了。”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比勒弗尔德市的纳粹党首领写信给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告诉他小丹尼尔斯出生了，对他荣获骑士十字勋章并且得到了晋升表示祝贺，并且告诉将军自己期待着他“能够立刻回到我们中间”。
一种虚幻的气氛笼罩着柏林的政府高官。对现在的局势感到非常的不安的施佩尔陪同着他的妻子——“像大多数人那样对局势一无所知”——前去看歌剧《魔笛》。“但是，陪坐在包厢中，和这群盛装的观众们一起坐在柔软豪华的坐椅上，我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拿破仑从俄国撤退的时候坐在巴黎大歌剧院的那些人，只不过现在，在前线受苦的是我们的士兵。”他仓皇地逃回自己的办公室，疯狂地将自己淹没在工作之中，希望借此能逃避现实，同时能克制住对自己远在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中做列兵的兄弟的那份“愧疚的负罪感”。
最近几天，施佩尔的父母疯狂地给他打电话，他们刚刚接到消息，说他们最小的儿子恩斯特正躺在一个由马厩改成的“临时野战医院”里，那里“屋顶半敞开，没有一面墙”，而他正承受着黄疸病带来的高烧、腿肿和肾部疼痛的折磨。施佩尔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哭泣着说：“你不能让他在那里受罪。”父亲则质问他：“你和你们这帮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他在那里受罪而束手无策呢？”最让施佩尔无奈和愧疚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为了遵守希特勒下达的禁止高层官员利用职权对亲属的前途施加影响的命令，施佩尔便用只要这场战役结束便会被立刻调到法国的借口，搪塞掉了弟弟的请求。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封信中，恩斯特说自己无法忍受亲眼看到野战医院中其他伤员痛苦死去的场景，于是重新回到了前线战友们中间，而不顾自己双腿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被围困在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等待着俄国人的最后一击。有谣传说，不但有一支党卫队装甲军正在向合围圈挺进(这当然是希特勒曾经许诺在2月中旬一定做到的事情)，而且甚至是一个师的兵力将会通过空运进入合围圈中，以加强防御。
其中一些谣言简直荒唐至极。某些心怀叵测的家伙造谣说，苏军第4装甲军已经打到了距离他们的阵地只有十几英里的地方，但是保卢斯却通知霍特将军停止一切进攻。甚至某些士兵相信，保卢斯已经与俄国人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出卖了他们。另一则谣言说：“俄国高层指挥官员已经下令，任何射杀(被俘)德国飞行员的人都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德国飞行员在大后方驾驶运输机执行任务，而且苏联的飞行员十分的短缺。”
不论是在机场营房还是在草原上挖出的类似史前人类村落的防空洞中，谣言随处可闻。如果有任何可以供掩体中的小火炉燃烧的木材，浓烟就会从用空罐头盒拼成的烟囱里冒出来，木板、桌子甚至是死人的床铺，都被劈开当柴烧。另一种取暖的方法是裹着防雨油布挤在掩体里，但是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少得可怜的热气使得虱子跳蚤们跳得更欢了，使人奇痒难忍，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士兵们两人一组挤睡在一张床上，为了保持仅有的温度，头上还盖着厚厚的毛毯。遍地的死人死马，养肥了啮齿动物，在草原上寻找食物的老鼠，更是变得贪婪无比。一名士兵报告说，就在自己睡觉的时候，老鼠“啃掉了他的两个冻伤的脚指头”。
当饿得摇摇欲坠的小马拉着雪橇，将每日给养送到的时候，冻得像僵尸一样的德国人，就会从包裹身体的破布堆中钻出来，希望能打听到一些最新的小道消息。因为没有可以融化冰雪的燃料，所以他们从来也不洗脸刮胡子。他们深陷的双颊如蜡纸一般的黯淡无光，而且胡子拉碴——胡子因为缺钙而如野草般杂乱。他们的脖子像老年人一样又细又长。他们的身上长满了虱子，洗澡换衣服，就像享受一顿美餐一样遥不可及。每日的面包供给量也降到了200克以下，而且常常甚至还不到100克。加入伙食中的马肉，全部由本地自行提供。寒冷的天气让死马肉仍旧新鲜美味，但是因为无法解冻，根本无法用刀子割马肉，只有用工兵铲才能分开马肉。
寒冷和饥饿，让那些离开哨位的士兵们只能依靠躺在那里来节约体力，掩体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的唯一的避难所。经常，士兵们的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因为寒冷的天气阻碍了血液的流动，这就使得士兵们的生理和精神活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传来传去的书籍，要么就被翻烂了，要么就被扔在雪泥之中无法再读——其实现在人们也没有力气去读书了。同样，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德国空军军官们也放弃了国际象棋，转向一种叫做skat的纸牌游戏，因为寒冷的天气已经让他们再也无法聚精会神地思考了。在很多时候，没有食物可吃，不再让人变得麻木不仁了，而是让人产生了疯狂的幻觉，这就好像古代的那些神秘主义者，通过营养不良来倾听神的旨意。
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因为战斗休克而自杀或者死亡的具体人数，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一样，在其他部队中，一旦被围困，这样的人数就会急剧飙升。更何况在历史上，像第6集团军这样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一些士兵疯狂地在掩体中吼叫，还有一些人则干脆躺在地上像困兽一般地咆哮。许多士兵在狂躁不安的时候，不得不被战友们使用武力制服，或者只好将他们打昏。谁都害怕身边的战友会精神崩溃或者失去理智，因为他们害怕这种状态也会传染。然而，最可怕的还是斑疹伤寒，得这种病的人鼻孔扩张，嘴唇乌黑，眼白变成粉红色。这种恐惧就像是中世纪的人们对瘟疫的恐惧一般，让人谈虎色变。
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无法抑制住对世事的眷恋。对家乡的思念，和永远无法再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见面的愁绪，让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人们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喜爱思考的人们，要么就是陷入对过去种种美好的回忆，要么就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在一个战壕中出生入死的战友。更有甚者，对那些因为饥饿而猛啃木头的老马，也产生了强烈的怜惜之情。
在1月初的这7～10天的时间里，也就是在苏军还没有发动总攻之前，德国人还是没有在家信中提到任何有关现实中的不幸。“我收到了250毫升的伏特加和13支香烟作为新年礼物。”一名叫威廉的士兵，在一封一直都没有到达父母手中的家信中这样写道，“可是，我现在全部的食物就只有一小片面包。当大家吟唱《伏尔加之歌》的时候，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想念过你们。我们正坐在一个大笼子里——当然它并不是金子做的，而是俄国人的包围圈。”很多士兵在信中以撒谎来掩盖真相，为的是不让亲人担心。“我们都盼望着春天能够快点到来。”一名叫塞佩尔的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天气实在是糟糕透顶，不过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养好身体，并且有一个好用的炉子。今年的圣诞节过得很好。”可是，还是有一些士兵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痛苦感受：“我现在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想念你们三个人。”一名士兵在写给妻子和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了能够离开合围圈，自残事件越来越多了。自残将会导致的被枪毙风险已经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列了，然而，就算这样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自残也常常会加速自己的死亡。皮肉之伤是不会被允许送出合围圈的，打穿自己右手的做法又太过明显了，何况在前线战斗力量紧缺的情况下，自残的程度就必须严重到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可是，假如俄国人发起总攻，那么甚至只是“微微影响行动的一点点轻伤，就等于宣判了这个人的死刑”。
从1月初开始，投降事件越来越多，很多德军士兵不做任何抵抗就投降，或者甚至是主动投向敌人。逃亡者大都是一线士兵，部分原因是他们逃跑机会相对多一点儿。也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拒绝撤离的例子，除了勇气以外，更重要的是极其强烈的责任感。第16装甲师某连连长罗贝克中尉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是却继续坚持战斗，甚至连伤口都没有认真地处理一下。就算是他的师长也没有说服他去好好把伤口包扎一下。最后，斯特雷克将军不得不亲自来找他。
“我强烈要求继续与我的士兵们待在一起，”罗贝克立即说道，“我不能在战斗进行到这样关键的时刻离开我的部队。”斯特雷克闻到了伤口散发出来的味道，立刻意识到罗贝克的残肢正在化脓，他不得不命令这位连长立刻乘飞机撤出合围圈到后方医院去治疗。
对于那些无法自己行走的伤员们，平地雪橇或者是救护车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安全撤离的工具。救护车司机被看做是“飞车英雄”，因为他们的伤亡比例实在是太高了。一辆移动的车辆——再加上有限的燃料——立刻就会成为俄国人炮火和空投炸弹攻击的对象。
能够自己行走的伤员和病员们就得自己徒步穿越大雪，走到后方医院去，很多停下来稍做休息的人，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眼睁睁看着这样场景的伤员们，强忍着伤痛坚持走到了医院。“有一天，有人敲响了我们所在的掩体的门，”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一名空军中尉这样回忆说，“门外站着一名老人，他是负责修路的托特(Todt)组织的一名成员。他的双手被严重的冻伤，再也不能使用它们了。”
到达飞机场旁边的野战总医院，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安全地撤离合围圈，甚至连在那根本无法御寒的帐篷中接受治疗都没有办法保证。战伤和冻伤还不是最让医生们感到棘手的事，超负荷的工作才真的要把医生们压垮了。流行性黄疸病、痢疾和其他疾病因为营养不良而常常发生，并且由于没有足够的燃料来融化雪水，脱水的现象也让这些疾病变本加厉。待在野战医院的伤员们，比在前线更容易遭受苏军的空袭。“每隔半个小时，俄国人的飞机就会对机场进行一次轰炸”。一名下士后来报告说。“那些已经被送上飞机，就等待起飞的战友们，却在得救的最后关头被炸死了。”
如同将军用物资运入合围圈一样，将伤病员运出合围圈也同样危险重重。仅在12月19日、20日和1月4日这三天里，共有超过1000名伤员被运出了合围圈。但是平均来算，如果把那些根本没有空运行动的日子算上，那么从11月23日到1月20日，每天运出的伤员数只有417人。
被挑选上飞机并不仅仅依靠伤势的严重程度来定。有限的机舱空间，使得人们不得不根据治疗的优选法来决定被运送出合围圈的人员。“只有那些能够自己行走的轻伤员，才有希望被运出合围圈。”一名传令官后来回忆道，“一架亨克尔飞机的机舱里，最多只能放十四副担架，但却可以挤进20名还有行走能力的伤员。因此，假如你受的是重伤，或者得了非常重的病，重得无法行走的话，那么就等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可是，万事都得靠点运气。根据军衔，这位军官设法将一名步兵军士长带上了自己的飞机，而这名军士长因为背部中弹，已经在野战医院躺了三天了。“究竟这名军士长是怎么到达机场的，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弄明白。”将军还带走了另外一名发着高烧，较为年长的军士长。
遭到部队官兵们痛恨的宪兵，被称做“链子狗”，因为他们的脖子上用链子挂着一块月牙形状的金属护喉板。这些家伙们严守着所有跑道的入口，严格地检查着出入人员的证件和相关的医疗文件，为的就是确保没有任何假装生病负伤的人蒙混过关。1月份，眼看着逃出合围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为了阻挡涌向跑道的真真假假的伤员们，宪兵们越来越多地动用了手中的冲锋枪。
战争进行到1月的第二周，德军不得不动用四引擎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来运送伤员和补给物资，以此来弥补运输飞机数量上的不足。可是，这些飞机一旦超载就面临着坠毁的危险。第9高炮师的一名军士就亲眼目睹了一架载有他的两名战友的秃鹰运输机笨拙地开始加速起飞的场景。由于起飞后拉得太急，机舱里面没有很好固定的人们无助地向后猛的挤去，飞机的机尾也随着猛烈下沉。几乎在天空中垂直竖立的飞机，不管发动机如何拼命地挣扎吼叫，整个飞机还是轰隆一声掉到了机场边上——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团烈火腾空燃起。
在合围圈的西端，士兵们目睹的则是一些容克运输机最后的命运。当然，大家对这些每天都执行运送伤员任务的飞机已经非常熟悉了。常常，这些飞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飞到足够的高度，因此成了苏军高射炮火的攻击对象，结局当然非常悲惨。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次这样凄惨的场面，心情因此而沮丧到了极点。”
随着伤员、机要兵和一些技术专家在合围圈即将合拢之际被运送出去，一些军官和士兵也被运了出去。由于德国本土对消息的严密封锁措施，这些在合围圈即将合拢之前被运送出去的士兵们，直到乘火车到达哈尔科夫之后，才知道自己离开的合围圈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曼施泰因的副官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记述了自己妻子的堂弟——21岁的年轻人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自从圣诞节离开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家中后，1月2日就接到命令要他前往顿河集团军群位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的情景。接着，他被命令重返合围圈，加入第76步兵师进行战斗。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曼施泰因邀请这位年轻人与他共进晚餐，因为饭桌上的谈话气氛要轻松一点。曼施泰因和施塔尔贝格都毫不掩饰地赞扬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赞扬这位仍旧秉持着第9步兵团波茨坦传统的年轻人重返濒临失败的战场的勇气。而这位年轻人却表示，之所以回来，绝对与希特勒无关，而是身为一名光荣的普鲁士军官的职责。最后，他用一种淡淡的语调将此事淡然处之：“我是一名士兵，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当然也包括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1月19日，也就是苏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胡贝将军返回了合围圈。他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希特勒根本不接受斯大林格勒失败的结局，他连有关合围圈情况的汇报都不听。相反，元首却一再地努力说服，要自己相信他会展开第二次营救行动。
胡贝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将军也沉浸在希特勒那极具蛊惑性和催眠性的乐观主义幻想中——这就是“阳光疗法”。“我彻底失望了，”胡贝的情报军官多纳王储这样写道，“这样一位无比勇敢正直的战士，居然就这么容易地被说服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听说，胡贝冒死“规劝希特勒立刻结束这场战争”，当1944年胡贝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各种各样的谣言蜂拥而至，但都认定希特勒在其中下了黑手。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胡贝在飞回合围圈之前，向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汇报了相关情况，曼施泰因也同样认为，胡贝已经完全臣服于希特勒的狂妄自信。可是另外一方面，曼施泰因发现，胡贝敢于直言犯上，建议希特勒将军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一名将军，这样一来，如果第6集团军失败，那么元首个人的威望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胡贝是一位受到希特勒青睐的将军，然而他对第6集团军失败结局的直言不讳势必会让希特勒起疑心，悲观主义情绪瞬时笼罩了所有的将军。保卢斯也认识到了这点，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一名战功赫赫的年轻将士才能符合希特勒那些有关战争的虚妄之想，也才有可能劝说希特勒接受即将失败的现实。
保卢斯的脑海中闪现出了这样一个人的名字——温里奇·贝尔上尉。贝尔佩戴铁十字勋章的黑色装甲兵制服，一定会给元首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贝尔不但负责每日更新战争形势图，而且还要负责整理来自各方的报告和数据，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少数几名对情况了如指掌的军官之一。
1月12日早晨，贝尔接到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此时，苏军发起的总攻已进入第二天，仓促之间，他连写几封家信让同事们带出合围圈的时间都没有。他将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记包好，放入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中，确保它们的安全，然后匆忙地赶往皮托姆尼克。机场的跑道早已处在敌军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的火力之下，当贝尔跑到早已装满伤员的亨克尔111型飞机前时，宪兵们拿着冲锋枪，正在极力地阻挡数百名不顾一切地冲向——甚至就是爬向——飞机的德军士兵。
大约飞行了一个半小时，飞机降落在塔甘罗格。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靠近南亚速海的地方气候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冷。一辆参谋部车辆正在机场等候他，他被直接带到了冯·曼施泰因元帅的司令部。冯·曼施泰因叫来了另外一些军官，一同听贝尔汇报战局。贝尔汇报了所有的事情：饥荒、伤亡比例、士兵们的心力交瘁、躺在雪地里等待撤离，冻得血液都凝固了的伤员、食物以及油料和弹药的极度短缺。当贝尔汇报完之后，曼施泰因告诉他：“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全都告诉希特勒。”第二天，贝尔登上了飞往拉斯滕堡的飞机，元首正在那里等候着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尽管挂在天空的太阳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可是天气还是如往常一般的寒冷。在机场上，原定送贝尔去东普鲁士的驾驶员光着双手在给发动机预热。当他返回机场指挥部的时候，双手上的皮因为接触了冰冻的金属全都被扯下来了，因此，不得不另外派一名飞行员来执行这次飞行任务。
贝尔在夜幕初降的时候到达了狼穴，在警卫室里，他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带和手枪。从这里，他被直接带入了作战室。18个月后，也就是在这里，斯道芬堡将装满炸药的公文包放在了这间屋子里。大约有20～25名高级军官参与这次汇报的旁听。十分钟后，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向这名年轻的装甲兵上尉行礼致意。
“你好，上尉先生！”
“你好，我的元首！”身着笔挺黑色军装，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的贝尔，立正回答道。贝尔早已从他的姐夫——元首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那里了解到，元首是如何对待带来坏消息的“凶事传播者”的。元首总是想方设法地控制局面，强调自己的主观想法，并且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而对方往往是只知道前线某一部分的情况。同样，这次谈话也不例外。
当希特勒又把他拟订的“迪特里希作战计划”(利用党卫军装甲师来进行反攻获胜)兜售了一遍之后，他对贝尔说：“上尉先生，请你在回去之后把这个计划转告给保卢斯将军，并且告诉他，我的心和我的希望将与他和他的第6集团军共存亡。”可是，贝尔早已对希特勒的这种“小把戏”有所准备，他十分明白，自己绝对不能一言不发地就打道回府。
“我亲爱的元首，”他回答道。“我的总司令命令我前来向您汇报战局，现在，请允许我为您宣读这份报告。”面对在场的这么多人，希特勒无法拒绝上尉的请求。
贝尔开始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断他。上尉没有漏掉任何细节，甚至包括开小差投向俄国人的德军士兵比例的增加。站在希特勒背后的凯特尔元帅，无法忍受贝尔的这种直言不讳，挥舞着拳头示意上尉立刻停止一切言论。然而，贝尔却装作根本没有看见的样子，继续描述着前线的场景：士兵们心力交瘁、饥寒交迫，再加上弹尽粮绝，整个军队根本无力抵抗俄国人发起的新攻势。所有关于每日空运补给的数据，都牢牢地记在了贝尔的脑袋里。希特勒询问这些数字是否准确，当贝尔肯定地点了点头之后，他转向在场的一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军官，要他对此事做出解释。
“我亲爱的元首，”那名空军将军回答道，“我这里有每日飞行记录和空运货物的清单。”
“但是我亲爱的元首，”贝尔立刻打断了那位将军的话，“对于前线战场上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派出了多少架飞机，而是我们真正收到了多少补给物资。我们并不是在指责德国空军，空军的飞行员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可是，我们收到的物资确实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些。或许一些连队将收到的物资据为已有，没有向上级报告，但这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出入。”
在场的一些高级军官们试图用“愚蠢的问题”来岔开贝尔的话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居然站在了贝尔的一边，也许是元首想表现出自己是与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将士们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总参谋部的。但是当贝尔谈到第6集团军面临的危险境地的时候，希特勒起身走到了插满小旗的大地图面前，而这张图看起来与从前毫无差别。然而贝尔知道，这些“与几个月前没有丝毫差别的”小旗，现在实际上仅仅是“只有数百人的师”。希特勒重复了前面提到过的计划，再一次强调自己会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反攻来扭转目前的局势。他甚至还说，自己已经在哈尔科夫附近集合了一支党卫军装甲军，即将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贝尔早已从冯·曼施泰因元帅那里了解到，这支党卫军到达东线战场还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与现实完全脱钩了。他生活在一个由地图和小旗组成的虚幻世界中。”对于贝尔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民族主义的年轻德国军官”来说，这个惊人的发现简直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不再相信希特勒的任何言论了，我确信，我们一定会以失败来结束这场战争的。”
贝尔没有被按照原计划直接送回合围圈。第二天的中午，在空军元帅米尔(当时受命监督德国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援助工作)的陪同下，希特勒又一次召见了他。贝尔后来被希特勒的高级军事副官施蒙特将军接见，并且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彻底的交谈。施蒙特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18个月后，他在斯道芬堡被炸死 [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他在‘狼穴’被斯道芬堡炸死” ] )，他很快就发现这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贝尔对此毫不掩饰。施蒙特立刻认为，不能再送他回到保卢斯的身边了，因为他会传递错误的信息。贝尔被派往黑海海边的梅利托波尔，加入了由米尔奇元帅指挥的“特别参谋小组”，帮助斯大林格勒要塞坚守到战争的最后一刻。
在拉斯滕堡，战前就与贝尔十分要好的施蒂夫将军和伯恩哈德·克拉莫罗斯中校，将他拉到一边询问——以一种隐讳的说法——是否愿意加入某个致力于赶希特勒下台的组织。可是，刚刚才见识到希特勒灾难性的指挥艺术的贝尔，觉得自己不能立刻就与希特勒唱对台戏。克拉莫罗斯表示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不过他警告贝尔，要他对曼施泰因心存戒备。“这个人表面上十分反对希特勒，可是他绝对不会落下任何话柄。最重要的是，他会坚决执行希特勒下达的所有命令。”
克拉莫罗斯的这番评论一点都没有夸大。虽然私下里曼施泰因在他下属面前的种种表现都显示出他对希特勒的不敬，甚至还训练自己的达克斯猎狗伸爪子行纳粹礼，可是，他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去冒任何危险的。在回忆录中，曼施泰因用上了暗箭伤人的话语来为自己辩护：任何军事政变都会将前线部队立刻推上绝路，并且还会在德国国内引发一场空前的混乱。在德国军官中，很多人因为1918年兵变和之后的革命而对布尔什维克恨之入骨，曼施泰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贝尔接受了克拉莫罗斯的忠告，在返回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做汇报的时候，谨慎无比。
曼施泰因对希特勒的害怕，不久就表现出来了。当部下公然讨论谁该为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负责的问题的时候，曼施泰因显得极为烦躁不安，他特地命令参谋长，要他“制止有关谁该为最近发生的灾难负责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不仅于事无补，相反还会造成信任度降低和关系遭到破坏的不良后果”。军官们同时还被禁止在他们私下交往过程中讨论“导致第6集团军走向毁灭的原因”。
事到如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元首所要做的，只是为德国人民起到一个英雄榜样的作用。1月15日，希特勒给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增授了两枚橡树叶，并且向第6集团军的官兵们颁发了178项重要的奖励。至今为止，许多被授勋的人仍然对这些奖章所代表的双重意义理解不清。
尽管曼施泰因也不赞成希特勒的做法，可是他十分清楚，自己必须延长第6集团军的苦难历程。第6集团军多坚持一天，就能为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多赢得一天的时间。现在，希特勒凭借他那荒谬的逻辑，终于可以告诉将军们，自己让保卢斯坚守阵地是如此的正确。
疯狂的行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马克斯·普拉克尔伯，德国空军负责皮托姆尼克无线电通讯的军官，他就记录下了很多次来自上级的奇怪的训话。1月9日，也就是苏军向德军宣布最后通牒的同一天，普拉克尔伯和另外一个同事奉命立即飞离合围圈。“离开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们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信，让我们带出合围圈。”但是，就像任何在那个时候能够逃离合围圈的人一样，重生的感觉同样令普拉克尔伯欣喜若狂：“于是，我把1月9日定为我的第二个生日。”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承受着逃离合围圈而带来的负罪感：“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留下的那些战友的任何消息。”
每位登上飞机的士兵，都带满了其他战友们的家信或者是身边最珍爱的小物品。第16装甲师的那位会弹钢琴的营长患了重病，柯特·罗伊贝尔请求他将自己画的那幅“要塞圣母”带回国内。恶劣的天气耽误了他们的行程，营长的飞机在次日才得以离开合围圈，利用这段时间，罗伊贝尔医生又画了一副自己妻子的肖像，要营长一并带回国内，随附的还有自己在斯大林格勒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医生没有丝毫退缩，只是然而，“希望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士兵们才发现12月22日的圣诞邮件是他们能收到的最后一批来自合围圈之外的邮件了。之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包裹被送入合围圈，最晚的一批是在1月18日，但是，德国邮政的定期航班在1月13日过后就要停止飞行了。那天，士兵们被告知，这是最后一次给家里写信的机会了。很多士兵的家信中都提到他们只有“在信纸上草草写上几行字”的时间，就像某位医生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所说的那样：“合围圈中的人们思绪万千。一些人忧心忡忡，而另外一些人却不以为然，镇定自如。此时揣摩人性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士兵们的家信中，形成强烈对比的主要是满腔爱国豪情和浓浓乡愁两种基调。与那些满口报国壮志的人不同，后者的家信常常以无限柔情的方式开始：“这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能写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
一位名叫R．冯的少校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一直都是我唯一的牵挂。我当然不会放弃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能否再次重逢。我们将会以比敌人更勇敢无畏的精神继续战斗下去。”
“命运”几乎是在所有家信中都出现的两个字。“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命运已经决定背叛我们了。如果有一天你们收到了我为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捐躯的消息，请你们勇敢地面对它。作为最后的请求，请替我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
对那些法西斯政权的狂热追随者来说，国家荣誉和伟大战争的成败远高于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在他们提及这场“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战斗”之时，他们仍旧坚信“我们的武器和我们的领导是世界上最棒的”。为了让这场错误的悲剧看起来更有意义一些，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后代们将会把他们看是保卫欧洲不受亚洲布尔什维克侵略的卫士。“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崇高战斗，世界似乎从未变得如此严酷。”一名军士这样写道。“德国的英雄们将保卫德意志的未来。”
然而，这些信件根本没有到达它们的目的地。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时信件审查员康特·冯·策特维茨上尉受命仔细审查这些来自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信件，并将由此反映出来的军队士气和对当局政权的态度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尽管在报告中上尉已经最大可能地避免突出失败悲观主义情绪，可是，戈培尔还是下令将这最后一批信件销毁。而前面的这些信件内容，则来自一名曾在第6集团军宣传连工作过的低级军官海因兹·施罗特，他后来被调入宣传部工作，受命为这场战役著书立传。 [ 注：这些信件内容转载自一本无名氏所写的“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件”的合集，1954年该书一出版，随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现在，这本书的内容被认为是纯属虚构。 ]
还有一些信件，遭受了另外一种命运。沃罗诺夫将军在1月1日这样写道：“这天晚上，我们听说有一架德军运输飞机被我军击落，坠毁在我方阵地上，在残骸中发现了大约1200封德军士兵的信件。”
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里，扎巴施坦斯基大尉和佳特连科大尉领导的部门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翻译和德国“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来整理这些信件。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写给妻子的日记体家信也在这些信件之中。根据沃罗诺夫和佳特连科所说，12月30日的最后一封信充分地暴露了驻守在西南方向的德军第376步兵师的防御工事非常薄弱，这与NKVD审讯人员从德军俘虏那里得到的消息完全一致。
在苏军1月10日发起总攻之前，第6集团军的主要战略部署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头号敌人一直是饥饿！”一位医生写道，“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凄惨无比地写道，“如果可能，请给我寄一些吃的吧。我实在不好意思提出这个要求，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
德军士兵们开始不顾危险，冒险前往无人地带去寻找俄军战士的尸体，希望能找到一块面包或者是一袋干豌豆，然后用水煮熟了吃。他们非常希望能找到一纸包的盐，因为他们的身体实在太缺这个东西。
合围圈中德国人的饥饿程度越来越严重，但是还有人忍受的痛苦比他们更多。3500名被关押在沃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集中营的俄国战俘死亡的速度正在迅速地加快，一些德国军官震惊地发现，在1月份中，那些幸存的战俘全然变成了食人一族，于是他们向上级做了口头汇报。当俄国部队在1月底到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苏联当局声称，在3500名被关押的俄国战俘中，幸存的仅有20人。
印入苏联战士们眼中的这一场景(闻讯赶来的新闻摄影者拍下了一些镜头)与后来第一个被发现的纳粹死亡集中营毫无差别。在古姆拉克，埃里希·韦纳特描述道：“在一个河沟里，我们发现了一大堆俄军俘虏的尸体，几乎全都赤身裸体，骨瘦如柴。”这些场景，尤其是那些在沃罗波诺沃的电影《战俘营》中出现的场景，更加深了红军战士以牙还牙的决心。
仍旧在德军部队中战斗的数千名希维人同样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在对一具尸体解剖之后，吉尔根松告诉负责的相关德军军官，这名希维人确实是死于饥饿。这一解剖结果“令他十分震惊”，他声称部队中的希维人得到的每日粮食供给量与德军士兵的完全一样。
许多希维人都受到了德军军官的善待，而且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些希维人深受德军官兵的信任。但是，离开合围圈的飞机上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与四面合围过来的苏联军队一起到来的NKVD部队，即将对他们做出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