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泰因来了！·第十八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鹅毛大雪在1942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降临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大雪填满了沟谷，迫使那些住在山洞中的人们，不得不另外开凿出口。
供车辆使用的油料已经所剩无几，用来拉粮食的马匹瘦得皮包骨头，连最小的山坡都没有力气爬上去。第113步兵师的牧师阿尔特曼，在乘坐 一辆马车上山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不能再坐在车上了，因为马匹已经瘦得根本无法再承受哪怕一点点的重力。”
正在某团逗留的牧师阿尔特曼，被团里年轻士兵们的惨状深深震撼。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惊人的相似：“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更多的东西？”他同时还注意到，虽然现在才是12月的第二周，“破烂的掩体中就已经挂满了圣诞节的饰物”。在营部指挥所中，他接到了一个与圣诞节气氛格格不入的电话：“明天一早，枪毙一名德国士兵(19岁，自伤)。”
虽然所有的士兵都处于极度饥饿之中，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对第6集团军所面临的补给困难程度没有清楚的认识。在希特勒命令保卢斯固守阵地的同时，保证将会调动一百多架容克52运输机输送补给物资，可是，从11月23日空中补给行动开始后的第一周里，平均每天的运输架次甚至还不到30架次。11月24日那天，共有22架运输机在穿越敌人防空区的时候迷路而坠毁，还有另外9架飞机在第二天被敌人击毁。亨克尔111飞机被迫放弃轰炸任务来充当运输飞机，以填补运力不足。里希特霍芬三次打电话给耶顺内克，告诉他空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飞机来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补给。他们无法联系到戈林，他正在前往巴黎的途中。
单纯依靠空运根本无法达到每天300吨的最低补给要求，空军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总共才将350吨物资运送到了第6集团军的手中。在这350吨物资中，仅有14吨是供应给已经减少到27.5万人的食物。燃油占全部物资的3／4，可是大部分都要供给驻扎在机场的德国空军飞机所用，因为他们肩负着保护运输机免受俄国战斗机拦截的任务。可是，越来越糟糕的天气条件，大大限制了皮托姆尼克机场梅塞施米特机队的行动自由。一位被俘的德军飞行员告诉审讯自己的NKVD人员，他驾驶着一架Me－109从皮托姆尼克机场起飞执行护航任务，结果却被六架俄国战斗机团团围住了。
12月6日，也就是在开始空中补给的第二周，共有512吨(仍然只有最低补给数的1／4)物资运抵合围圈，平均每天是44架次。食物只占其中的24吨。越来越多的牲畜被宰杀，为的是弥补食物的不足。士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口粮越来越少，可是他们相信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钦佩勇敢的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由衷地称呼他们为“容阿姨”——正是这些三发容客飞机运走了伤员并且将大家的家信带回了德国。“我挺好，身体也非常好。”在12月的家信中，士兵们这样安慰着家人。“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另外一种老调。“不必为我担心，很快我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家了。”他们仍然期待着圣诞节奇迹的降临。
与此同时，斯大林期待着尽快对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进行第二次决定性的打击。“天王星行动”被大本营看做是首要战略计划，紧随其后的是野心勃勃的“土星行动”。这就要求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展开突然袭击，彻底粉碎意大利第8集团军，然后向南推进到罗斯托夫。这个计划是要切断顿河集团军群的余部，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包围在高加索地区。
早在第6集团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挖掘战壕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就与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员一起讨论下阶段的攻势，他将起草好的初步方案在11月26日晚上递交给了斯大林。“土星行动”定于12月10日开始执行，这为部队的重新部署和补充新的战斗力量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斯大林同意这份初步方案，并委派他负责制订详细的实施步骤。然而，现在有一件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曼施泰因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营救第6集团军。
性格暴躁的斯大林此时更加烦躁不安，他希望所有计划能够立刻开始执行——不管是“土星行动”还是迅速消灭第6集团军的行动。他已经下令将红军实力最强大的第2近卫集团军调遣至斯大林格勒以西，准备好对罗斯托夫发起进攻。但是，就像华西列夫斯基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发现的那样，尽管投入了足足七个苏联集团军的力量，但要想将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全部消灭，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11月28日，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分析敌人的行动方向。第二天，朱可夫就向他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假如没有来自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夫斯基两个方向的援军，那么德军就无法成功突围。”他的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新近对战局的研究表明，这也是德军唯一的出路。在向斯大林递交了报告后，朱可夫又与华西列夫斯基(他正被斯大林命令集中全力消灭第6集团军)一起探讨了当前的战况。两位将军私下达成一致，认为必须推迟采取“土星行动”，改以采取“小土星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准备从后方和左翼对曼施泰因的顿河集团军群进行打击，以彻底打消敌人企图援救斯大林格勒的任何念头。
曼施泰因营救第6集团军的计划——代号“暴风雪行动”——是在与元首统帅部进行全面讨论后形成的。(见地图5)目的是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开辟一条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与增援的通道。如果成功，就可以按照希特勒所设想的，让第6集团军继续守住伏尔加河边的这块“根据地”，以便“在1943年继续展开攻势”。可是，曼施泰因深知第6集团军是熬不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的，于是私下里命令他的参谋部起草更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以便希特勒改变主意后使用。新计划要求第6集团军在得到增援后，立刻采取突围行动，并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序列中进行重新编排。这第二个计划被称作“霹雳行动”。
正如朱可夫所预料的那样，“暴风雪行动”采取的是钳形攻势。一个突破口是正南方向的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此处距离第6集团军只有大约一百英里；另一个突破口则选在了顿河西岸的奇尔河前线地区，这里距离合围圈外围仅有大约四十多英里。然而，罗曼年科率领的第5坦克集团军的持续进攻，已经让德军的阵线大大缩水，只剩下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的第57装甲军，还有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残部，可以增援保卢斯的突围行动。
第57装甲军由弗里德里希·基希纳将军指挥，这个军的军事力量原本就很薄弱，只包括两个罗马尼亚骑兵师和第23装甲师，坦克不足30辆。从法国赶来的第6装甲师的实力要强大得多，可是现实状况却令这些法国人感到十分的沮丧。11月24日，该师的奥地利籍师长埃尔哈德·劳斯将军受命前往曼施泰因停靠在哈尔科夫火车站的皇家车厢中，陆军元帅正在那里等待接见他。“他用一种忧郁的语气来描述着当前的战局。”劳斯写道。三天后，当装载劳斯师的第一批部队的火车刚刚抵达科捷利尼科夫斯基的时候，他的军队就受到了苏军炮兵“暴风骤雨般”的迎接。“就像光束那样快，装甲掷弹兵们迅速地跳下了车厢。但是，更快的敌人已经高喊着‘乌拉’向他们冲来。”
霍特对第6装甲师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这个师已经在布列塔尼进行了调整补充，战斗力量大为增强，现在拥有160辆长管四型坦克和40辆突击炮。不久，这个师试验新装备的机会就来了。12月3日，第6装甲师与苏军第4骑兵军，在距离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西北七英里的帕克赫勒宾村附近展开了一场野外战斗。坦克兵们驾驶着自己的铁骑，在冰天雪地中自由驰骋，迅速地从侧翼包抄，切断了苏军第81骑兵师的退路，致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劳斯将军高度赞扬了这次战斗，将这次战斗称作是“帕克赫勒宾的坎尼大捷”。劳斯军队的到来证明了叶廖缅科的猜测是正确的：德国人将会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出发，向东北方向发起攻势，然而斯大林仍旧拒绝向这一地域增派援军。
同样是在12月3日，霍特制订了自己的“暴风雪行动”计划，他在计划的开篇写道：“目的——以第4装甲集团军营救第6集团军。”可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原本作为主攻部队的第17装甲师，被元首统帅部下令，派遣去作为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后备力量。直到行动开始四天之后，这个师才重新回到了霍特装甲集团军中。然而希特勒坚持认为，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装备了88毫米口径坦克炮的新型虎式坦克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德军的第一个虎式坦克营被火速调往东线，加入了基希纳的部队。12月10日夜晚，指挥官们接到了“救援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命令”。
12月12日，在短暂的炮击攻势之后，霍特的坦克军开始向北挺进。合围圈掩体中的德军士兵们听着远方传来的枪炮声信心倍增，并因此产生了无穷的信心。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第6集团军。“曼施泰因来了！”士兵们相互转告着，就像东正教教徒为复活节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对于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们来说，远方的炮声再一次证明了元首永远是信守承诺的人。
可是，希特勒压根就没有让第6集团军突围的想法。在“狼穴”举行的一次午间会议上，他告诉蔡茨勒，第6集团军绝对不能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因为这将毁掉“整个战役的全部价值”，何况先前已经流过了那么多的血。就像克卢格曾经警告过曼施泰因的一样，希特勒对去年冬天的事情至今耿耿于怀，当时他就命令中央集团军群要固守阵地。“倘若一支部队开始逃跑，”希特勒教训陆军参谋总长说，“那么军纪和军令的约束力很快就会随之消逝。”
苏军指挥员们没有想到曼施泰因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叶廖缅科立刻担心起了镇守合围圈西南角的第57集团军。12月12日，同在第51集团军司令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和赫鲁晓夫接到了无线电传来的德军进攻的消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给莫斯科的斯大林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为了不浪费一点儿时间，他立刻与顿河方面军的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取得联系，命令他派遣马林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近卫集团军前往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以阻止曼施泰因的进攻。罗科索夫斯基对这样的安排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让华西列夫斯基惊慌和失望的是，在他当晚终于与克里姆林宫取得联系之后，斯大林为华西列夫斯基这样先斩后奏的举动勃然大怒。他拒绝给出任何答复，这让华西列夫斯基忐忑不安，彻夜未眠。
另一方面，叶廖缅科已经调遣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前往阻挡德国装甲部队的前进步伐。在开始的24小时之内，第6装甲师前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最终，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的争论之后，在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无数次电话之后，斯大林同意在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派遣去协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
在德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第6装甲师到达了上库姆斯基。大雨滂沱，地面出现了短暂的解冻状态。在村子附近的高地上双方展开了一场战斗，就像劳斯将军所描述的一样，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格斗比赛”。这三天“循环式的战斗”激烈无比，彼此都损失惨重。这场战斗充分地证明了配合的重要性——霍特的部队和虎式坦克向梅什科瓦前线进攻，与此同时，第17装甲师前来助阵，里希特霍芬的空中部队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配合。可是，很快就证明，即便是这样做也丝毫不能改变第6集团军灭亡的命运，发生在西北方向大约125英里处的战斗，成了决定其命运的转折点。
斯大林迅速意识到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要想有效地粉碎敌人对保卢斯集团军的营救行动，就必须在梅什科瓦地区阻挡住霍特军队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还要加紧对其他地区的敌人给予致命性的重击。他同意对“土星行动”进行调整。于是，在上库姆斯基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苏军大本营就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指挥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做准备，实施代号“小土星行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突破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阵地，深入到顿河集团军群的大后方去——已不仅仅局限于攻克罗斯托夫。而且，留给部队的准备时间只有三天。
叶廖缅科仍旧非常焦虑。霍特的第6装甲师出现在梅什科瓦河沿岸，这里距离合围圈外缘不到四十英里，而苏联第2近卫集团军却被暴风雪阻挡了行程，根本无法在12月9日之前进入实施反攻的预定地点。他随时准备好迎接第6集团军的装甲部队从合围圈西南方向的突围，然而，他却不知道，希特勒仍旧拒绝下达突围的命令，并且保卢斯的70辆坦克，只有维持12英里行程的燃料。
12月19日，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派遣他的情报官艾斯曼少校飞到了合围圈内。就像曼施泰因后来一再强调的那样，少校的任务主要是督促保卢斯和施密特组织第6集团军做好实施“霹雳行动”的准备。关于这次会议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说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曼施泰因仍旧在避免承担违抗希特勒命令的责任，他没有给保卢斯一个明确的指示，而且还拒绝——毫无疑问，是出于所谓的安全考虑——飞入合围圈当面与保卢斯讨论此事。曼施泰因从一开始就对保卢斯的性格揣摩得非常清楚，假若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他是断然不会采取突围行动的，正是这条锁链紧紧地拴住了保卢斯。在回忆录中，曼施泰因借助夸大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来逃避因为第6集团军的灭亡而受到的指责，可是这对保卢斯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很显然，曼施泰因良心上非常的不安，尽管没有任何人责备他。
12月16日，也就是在霍特展开攻势的第四天，苏军第1和第3近卫集团军以及顿河上游的第6集团军，共同向南挺进。浓浓的冻雾不仅拖慢了部队的脚步，害得坦克纵队也不慎撞进了雷区，苏军的开局打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意大利第8集团军还是在激烈的抵抗了两天之后败下阵来了，何况德军也根本没有可以用以实施反攻的储备力量了，因为第17装甲师也被并入了霍特在顿河东岸的作战部队中。所以苏军坦克部队乘机向南挺进，突入了大雪覆盖的草原之中。大范围的霜冻在12月16日来到了苏联大地，可是也丝毫没有减弱苏军T－34旅对顿河集团军群后方的挺进之势。就在逃跑的德军保障部队将装载物资的车厢全部烧毁之后不久，苏军占领了铁路道口和火车站。
德军最大的威胁来自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巴达诺夫少将率领的第24坦克军，他们已经向前推进了150英里。12月23日下午，他们占领了塔钦斯卡亚以北的斯卡瑟斯卡亚，这一地区正好是德军容客52飞机为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运送补给的基地。菲比希将军接到来自元首指挥部的命令，不得放弃机场，除非机场已经完全处在炮火攻击之下。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所有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都没有想到，苏军的坦克竟然直接开到机场边上，然后才开炮射击。
菲比希和他的参谋人员非常懊恼。机场可以重新夺回来，可是，如果运输机全部丢掉的话，那么第6集团军就真的要彻底覆灭了。他们没有地面部队来阻挡那些“鞑子”(德国空军对苏军的蔑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分派七门高射炮守住公路，同时通知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做好天一亮就逃离机场的准备。众多数量的飞机使得组织工作并不简单轻松。“跑道周围一片混乱，”里希特霍芬的参谋长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根本无法听到对方说的话。”更麻烦的是，机场上空大雾弥漫，云层低得距离地面只有150英尺，并且还下起子小雪。
5点20分，苏军的第一枚炮弹爆炸了。大量坦克横穿草原而来，只是还没有冲上公路。机场上，发动机的隆隆轰鸣声震耳欲聋，许多飞行员起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连两架容克52飞机被苏军炮火击中起火，都没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菲比希通过无线电亲自下令：“所有飞机立刻起飞，前往新切尔卡斯克！”飞行员们丝毫没有耽误时间，“塔钦斯卡亚航班”启程了。虽然刚开始局面有些混乱，但却没有引起大的恐慌。飞行员们接二连三地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已经无暇考虑苏军炮火对他们的威胁了。这对俄国人的T－34坦克来说，就像在玩一场射击游戏。一些坦克，只需在前行的过程中举炮向天空胡乱地射击，就可以轻易地击落几架飞机。甚至有一辆坦克还撞上了一架正要起飞的三发容客飞机，爆炸和烈火立刻将他们吞没。还有很多飞机，要么就是在慌乱间互相碰撞爆炸，要么就是被苏军的炮火直接击毁。霎时，机场的能见度变得更加糟糕，剩下的飞机小心翼翼地躲开燃烧的飞机残骸，拼命逃生。最后，在凌晨6点15分，菲比希将军的座机也随着最后一批飞机升空了。总共有108架三发飞机和16架容克86教练机幸存下来，但是损失的飞机多达72架，这相当于整个德国空军运输机的10％。
在这次大胆的攻击之后，巴达诺夫的部队被围困在敌后长达五天之久，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斯大林对此表示了慷慨的谢意，这支军队被重新命名为第2近卫坦克军，巴达诺夫成了首位获得苏沃洛夫勋章的苏联军人。红军宣传机构报道说，他的坦克总共击毁了431架德军飞机，显然这个数字过分夸大了。这次袭击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此后，塔钦斯卡亚再也没有被作为空军补给运输基地了。德国空军被迫撤到更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临时机场充做一时之用。
霍特的救援结果可想而知。面对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受到的威胁，和苏军有可能向罗斯托夫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在对12月20日捕获的苏联第3近卫集团军参谋长的审讯，已经完全证实这次攻击的可能性)，迫使曼施泰因重新考虑整个战局的部署情况。驻守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德国装甲部队同样损失惨重，仅第6装甲师，在一天之内就死伤了1100人。12月23日夜晚，霍特的装甲部队接到要求他们后撤命令，没有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就连军衔最低的士兵都十分清楚，”劳斯将军这样写道，“这是斯大林格勒失败的信号。虽然没有人知道命令背后的真正原因，但是军官们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就在同一天夜晚，保卢斯和曼施泰因通过电传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战况。曼施泰因警告说，第4装甲军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而北翼的意大利部队也早被打垮。保卢斯询问，是否他接到了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命令。然而，曼施泰因回答说，自己并未收到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除此之外，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假如保卢斯有足够的情报来更新作战地图的话，他将会发现，第6集团军已经陷入了绝境。
12月16日，寒冷刺骨的东北风开始肆虐整个俄罗斯大地，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一层霜冻：电话线、光秃秃的树木和战争的废墟。大地被冻得硬邦邦的，踩在上面竟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当夜幕降临，夕阳闪耀着耀眼的红光沉入地平线下，银灰色的大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蓝纱。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非常欢迎严寒的到来，这让他们精神焕发。“昨天和今天，真正的冬天降临了。”一名战士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这样写道，“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过得很好，就是没有收到你的信。”
没有人比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更欢迎寒冷天气的到来了，在长达五个星期里，他们每天听着伏尔加河上没有封冻的浮冰可怕的撞击声，只能依靠12吨紧急储备的巧克力和U－2双翼机空投的一点军需物资维持生命。12月16日夜晚，伏尔加河终于彻底封冻了，撞击在一起的浮冰再也没有分开过。用厚木板铺设的冰上人工通道开通了，紧接着便开始铺设车行快速通道，他们在树干上浇上水，让树干结实地冻在冰面上。在随后的七周中，大批有履带的运输工具以及1.8万辆卡车和1.7万辆其他履带车渡过了伏尔加河。不久后，大炮就被推送到了伏尔加河西岸，其中包括一门用来突破红色十月工厂区敌人的防守攻势的122毫米榴弹炮。以最小的射角，它将在最短的射程内击毁工厂大楼，这里早已被德国人改成了一座要塞。
让第62集团军感到庆幸的是，弹药的缺少让德军对伏尔加河各渡口的炮击无法再持续下去。河岸一派祥和的景象，人们就像早期的边疆开发地带的矿业开拓者一样，住在临时搭建的小棚里，或者是住在岸边挖成的用防水油布覆盖的地洞里。当人们伐木或者是打瞌睡的时候，一名背着皮制文件包的通讯员，迎着冰冷的阳光直奔司令部而去，心里渴望着从俄式铜茶壶中倒出来的热茶带来的温暖。还有一些人带着保温饭盒迅速穿过人群，直奔前线而去。现在，战士们可以通过结冰的河面走到东岸去，在那里的蒸气浴室洗个澡，第二天晚上再穿着干净而没有虱子的衣服归队。
12月19日，崔可夫将军回到了伏尔加河东岸，这也是自10月份集团军司令部转移阵地之后他第一次过河。当崔可夫徒步走过河面到达对岸之后，他不禁回首，望向那片由他的军队守卫的废墟。崔可夫是应NKVD部队指挥官罗加京少将之邀，前往参加庆祝契卡特科成立二十四周年宴会的。在返回西岸的途中，酒醉的崔可夫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但是被打捞了起来。这位62集团军的司令官，差点无谓地虎头蛇尾地死去。
当俄罗斯人欢迎寒冷天气的到来的时候，保卢斯集团军的医生们却心生畏惧，这是多种原因的共同结果。不管是病员还是伤员的恢复时间，都被延长了许多，野外冻伤立刻成了置人于死地的绝症。炮弹、喀秋莎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在冻得坚硬无比的地面上爆炸，这恐怕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量士兵胃部受伤的原因。从12月中旬开始，“严重冻伤的士兵人数持续猛增”。足部不仅会肿胀和变紫——用防冻油简单地处理一下，缠上纱布后继续回去战斗——更重要的是会变黑和坏死，常常需要立刻采取截肢手术。
早在12月的第二周，医生们就注意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现象。大量士兵突然死亡，“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食物的供给量确实有所减少，但是在医生们看来，这个量还不至于到饿死的地步。“可能的死因，”负责调查此事的病理专家写道，“包括长期暴露在野外，‘心力衰竭’(在合围圈内的600名医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饥饿致死这个词语)和一种到目前为止都不明病因的疾病。”
12月15日，正在塔钦斯卡亚机场附近的野战医院工作的第6集团军病理专家吉尔根松博士受命于第二天飞往合围圈。“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多余的降落伞可以让你使用。”驾驶员对清早赶来报到的医生这样说道。于是他被迫返回了原地。最后，在12月17日，他终于到达了合围圈内。飞行员告诉他，他们已经在皮托姆尼克上空了，吉尔根松透过机舱狭小的窗户，看到“白茫茫的大地上到处都是黑褐色的弹坑”。
吉尔根松找到了医生雷诺尔蒂将军，当时这位卫生部长正在机场附近的一节半埋在地下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假装对吉尔根松的任务一无所知，因为此行是应莱比锡大学内科专家泽格尔博士的要求而来的，而当时，在雷诺尔蒂看来，整个事件不过只是夸大其词的说法而已。 [ 注：后来，医生雷诺尔蒂将军才对此事有所关注。在他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非常寒心地描述着合围圈中士兵们每况愈下的健康情况，称这是“一场对饥饿效果的大规模试验”。 ] 从皮托姆尼克出发，吉尔根松赶往陆军野战医院，地点就在古姆拉克火车站的附近，而且距离保卢斯的司令部非常近。吉尔根松的住所地是一个用木板围起来的掩体，位于陡峭的悬崖的一边。这是一处极其“奢侈”的住所，摆放着一个铁炉子和两张双层床，最令医生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干净的床单。这与附近伤员们的住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伤员们的住在根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帐篷里，而且温度常常是零下20度。
吉尔根松首先向各师的医官了解情况，接着便开始在合围圈中四处搜寻，找一些死因不明的士兵的尸体进行解剖(在这片没有树的荒凉沙漠中，人们只好在十字路口或者三岔路口堆起雪堆，然后在上面插上冻僵的死马腿指路。相关的战术标记和指路箭头就钉在这些令人作呕的路标上)。尸体解剖不得不在任何可能的场所进行：帐篷、地洞、农民的窝棚，甚至是火车车厢。寒冷的气候让尸体保存得完好无损，但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尸体解冻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燃料非常紧缺。一名勤务兵受命日夜不停地在铁铸的炉子边上翻烤尸体。有一次，勤务兵睡着了，结果“那具尸体一面冻得梆硬，而另外一面却早已被烤焦”。
寒冷的天气让吉尔根松穿戴橡皮手套的时候不仅困难而且双手感觉非常痛苦。每天晚上，他还要在烛光下打印尸体检验报告。尽管困难重重，再加上苏军的空袭和炮击，吉尔根松还是设法在月底之前完成了50具尸体的解剖工作。在对其中20多具尸体报告的分析后，他清楚地发现了饥饿致死的迹象：心脏和肝脏完全萎缩，脂肪组织也消耗殆尽，肌肉严重收缩。
仅有少量的可以维持生命的低热量面包和几片马肉显然是不行的，于是顿河集团军群空投了许多小听包装的高脂肪肉酱。但是情况反倒更加糟糕，常常，当军士长第一次去查哨的时候，哨兵对他说：“我一切都好，就是需要吃点儿东西。”于是便得到了一些这种高脂肪肉酱。可是在军士长第二次去查哨的时候，这名士兵已经死了。饥饿致死，就像吉尔根松研究发现的，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平常”。
在第113步兵师中，因为饥饿而死的士兵人数比例非常高，至少是在这里，吉尔根松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个师的军需官早在被合围之前就开始大量地降低士兵们的口粮供给量，为秋天雨季到来期间粮食供应量的不足提前做了准备。结果，士兵们在11月下旬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后来，好几个师在撤退途中被迫丢弃了全部的补给物资，于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不得不集中全部剩余物资，然后平均分配给各个师。这位军需官的先见之明反而害了自己的部队。
吉尔根松，投降后被关在苏联劳改营长达七年之久，但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他一直都反对任何类似“精神压力症”的说法，不论是将它提升到课题高度，还是作为众多不明死亡的原因的做法。尽管最近的研究显示，小白鼠会在连续三周得不到睡眠的情况下死亡，表明睡眠不足也同样会导致人类的衰竭死亡。俄国人不分昼夜的攻势让德军士兵根本得不到充足的睡眠，这势必对士兵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吉尔根松本人也承认这个观点。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他的解释更加复杂。他坚信，精力衰竭、压力和寒冷的气候导致了大部分士兵的新陈代谢严重紊乱。这就意味着，就算他们每天能够摄取大约500卡路里的能量，他们的身体也只能吸收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苏军的战术、恶劣的天气和食物的短缺，共同导致——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加重了饥饿致死的进程。
严重的营养不良，让那些得了原本不足以致命的传染病的病人们痊愈的可能大大降低，比如在合围早期发生的肝炎和痢疾，还有在合围后期的那些更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类伤寒和斑疹伤寒。因为没有足够的燃料来融化冰雪，在草原上没有水可以洗澡，更不用说洗衣服了。“天天如此。”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这样写道，“首要的问题是面对身上不断增加的虱子。虱子就像俄国人，你打死一个，又会冒出十个新的。”虱子成了流行病的携带者，成了斯大林格勒幸存者们致命的天敌。
然而，让医务工作者们最为忧虑的事情，仍旧是因为食物缺乏而导致的身体虚弱。“渐渐的，我们骁勇善战的士兵们开始变得衰老不堪。”一位助理医师写道。他接着描述了一次大腿截肢手术，这次手术是由他在一个只有烛火照耀的防空洞中完成的，当时没有任何麻醉剂。“除了食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与德军士兵们的需求掺杂在一起的，还有对布尔什维克敌人的仇恨和复仇的渴望。在一种被称为“合围圈狂躁症”的状态中，士兵们做梦都想有一支党卫军的装甲军，穿破俄国人的包围圈来解救他们，扭转局势，大获全胜。他们仍旧相信戈培尔所说的话。为了鼓舞自己的士气，很多士兵高唱第6集团军的军歌Das Wolgalied [ 编者注：《伏尔加之歌》？ ] 。这支歌借用了弗兰茨·莱哈尔曲调：“伏尔加河的岸边守护着一位士兵，为他的祖国母亲站岗放哨。”
在德国共产党员的协助下，顿河方面军的前线宣传部门决定利用“战地骄子”对歌曲的喜爱来加紧渗透。他们的扬声器中播放着一首古老而深受喜爱的歌曲，在目前的环境中更能引发人们的伤感之情：“在祖国，在家乡，温暖的亲情正在等待着你们！”为NKVD效力的德国共产党员包括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的东德总统)，诗人埃里希·韦纳特，作家维利·布雷德尔和几名德国战俘——四名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被组建起来从事反纳粹的事业。红军挑选了一些“呼喊者”，匍匐前往德军阵地前的死亡地带，通过大喇叭呼喊口号和朗读新闻。这些人大都不懂德语 [ cdhyy注：俄语？ ] ，于是便由上边提到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负责教他们，而到后来，“呼喊者”多半都被打死了。
宣传支队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一份二三十分钟的录音节目，其中包括音乐、诗歌、歌曲和宣传资料(特别是有关意大利军队防线被突破的消息)。这个节目被用留声机放出，再用高音喇叭送到德国阵地。有时，高音喇叭会被安装在货车上，或者干脆就是用雪橇运送到前线去。大部分的高音喇叭很快就遭到德军的迫击炮攻击，因为军官们害怕自己的属下会听到这些广播。但在12月期间，攻击的次数大大减少，因为德军陷入了弹药短缺的困境。
广播中还穿插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时钟的滴答声”之后，一个声音宣布，在东线战场上，每七秒钟就会有一个德国人死去。“清晰有力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拖着长音说道：“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军队的集体墓地！”之后死亡探戈舞曲便充斥着整个空旷冰冷的大草原。作为额外的伴奏音，从“斯大林管风琴”发射装置中射出的一枚真正的喀秋莎火箭弹，带来了令人心跳停止的爆炸声。
俄国人的传单有了很大的改进，现在都是用德语写的。根据第7部对战俘们的审讯记录显示，“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关于家乡、妻子、家人和孩子的内容”。“士兵们渴望阅读俄国人的传单，尽管他们并不相信那些内容。”就像一位德国战俘所说的一样，“一些人在看到一张画有德军尸体，旁边一名幼童在哭泣的宣传画的时候，不禁掉下了眼泪。传单的背面，则是作家埃里希·韦纳特的几句简短的诗。”然而这名战俘并不知道，特意创作这首名为《想想你的孩子！》的韦纳特，就在不远处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里。
或许，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就是让德军士兵相信，被俘之后不会被枪毙。很多德国军官都坚决不投降，是因为担心俄国人会杀死他们。一份由斯大林本人签发的传单，甚至让等级最低的指挥官都相信，苏联当局的政策正在转变：“‘如果德国士兵和军官们放弃抵抗，那么红军必须把他们当做是战俘，并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摘自国防人民委员会第55号命令，J．斯大林。)”
第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德军部队被围困，第一次被围困在距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被牢牢地困住，直到放弃任何生还的信念，这自然成了之后数十年争论的焦点所在。许多德国参战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责备保卢斯不敢违抗命令，带着被围困的军队突围。其实，任何人的处境都没有保卢斯艰难，他没有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来自上级陆军元帅曼施泰因的明确指示。
“一仆能侍二主吗？”当希特勒拒绝在“暴风雪行动”之后采取突围的“霹雳行动”后，斯特雷克这样强调道。事实上，德国陆军也只有一个主人。自1933年以来，大部分德国高级军官的奴性表明，这支军队已经名誉扫地，并且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能了。事实上，斯大林格勒的灾难与羞辱是这支军队为多年来在德国国防军的庇护下享受的特权与狂妄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德国军人来说，除了加入亨宁·冯·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的小组，已经别无选择了。
争论是否在12月下旬采取突围行动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然而，就连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也认为，“成功突围的几率正在与日递减”。步兵更是不抱任何幻想。“我们饥饿难耐，”一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饥饿与虚弱已经无法让我们继续前行了。”阿洛伊斯·贝克博士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突围可能成功”的“神话”。俄国人将会“像猎兔一般地打死冻得半死的士兵们”，士兵们身体虚弱得根本无法徒步穿越雪地，更不用说冻得硬邦邦的冰层，而且还要背上沉重的武器和弹药。“举步维艰，”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军官这样感叹道，“这又是一个别列津纳。”
日后所有关于“突围还是防御”的争论，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纯学术的偏执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聪慧如曼施泰因一样的人，早已对时局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为了将这场大戏唱下去，他在12月19日将自己的情报官艾斯曼少校派往了合围圈，督促第6集团军做好采取霹雳行动的准备。当然，直到那时为止，曼施泰因都十分清楚，希特勒绝对不会允许部队从伏尔加河撤退，并且永远不会改变这个念头。
事到如今，曼施泰因当然知道，一切营救行动都是枉然。霍特的装甲师在梅什科瓦河沿线被围困住了，损失惨重，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却还没有投入到战斗中去。曼施泰因时刻都对合围圈内的战局和部队的状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当然知道在暴风雪肆虐和极度冰冷的草原上，保卢斯的部队根本走不过这剩下的40～60英里路程，更不用说单独进行战斗了。第6集团军在仅剩的不到70辆坦克的支持下，根本无法冲破苏联第57集团军的防线。更重要的是，到12月19日，曼施泰因清楚地意识到，随着三支苏军部队对德军后方的进攻，“小土星行动”已经彻底崩溃瓦解了德国人的全部防线。
曼施泰因很自然地意识到，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德国陆军来说，他都必须让自己表现出竭尽全力的模样，尽管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第6集团军唯一活命的机会已经在一个月前就消失了。在战后很多年，曼施泰因明显的良心不安，或许是因为希特勒拒绝从高加索撤军，因此他不得不利用第6集团军去拖住七个苏联集团军，不让自己的军队陷入包围的境地。就算保卢斯能够成功突围，然而他的军队必将遭受惨重的损失，而这些残兵败将根本无法在关键时刻对曼施泰因有任何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