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要塞·第十二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斯大林格勒将会成为第二个凡尔登吗？”格罗斯库特上校在10月4日写道，“这里的每个人都问到这个问题。”四天前，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宣称，没有人能改变德军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这之后，格罗斯库特和其他德国军官都感觉到，第6集团军不会被允许停止战斗，不管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的。“这场战争甚至已经转变成了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威望之争。”
9月27日，德军展开了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区的攻势，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德军便意识到，这是迄今为止在苏联战场上遭遇到的最艰难的战斗。红色十月工厂错综复杂的地形和巴里卡德兵工厂坚如堡垒的工事，如同步步杀机的凡尔登一样地让人生畏。假如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神出鬼没的苏维埃军团，更加重了这种杀机。
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古尔季耶夫第308步兵师的军官们，在到达巴里卡德兵工厂和工厂专用铁路线后，看到的是“乌黑而巨大的修理车间，湿漉漉的铁轨闪着微弱的寒光，上面点缀着斑斑锈迹，货车车厢挤成一团，堆满钢架的院子俨然一个小型的钢材市场，到处堆积着煤和暗红色的矿渣，德军炮击留下的烟柱腾空而起，散布在工厂四处”。
古尔季耶夫计划用两个团来防守工厂区，再另外派一个团则负责保护侧翼，包括一条从火焰四射的工人住宅区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深沟。这条深沟不久后便被称做“死亡之沟”。西伯利亚人丝毫没有耽搁，“在寂静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黑夜中，他们用鹤嘴锄翻挖开地上的碎石，在工厂车间的墙壁上凿开小洞作为射击孔，还挖了散兵坑、掩体和交通壕”。一名指挥员的指挥所，则设在厂棚下长长的混凝上墙壁的房间里。古尔季耶夫以训练苛刻而闻名。早在伏尔加河东岸作为预备队的时候，他就让士兵们躲在自己挖好的战壕中，然后让坦克从上面碾压过去。这种“烫衣服”的训练方式是教会士兵们战壕挖得越深越好。
西伯利亚人非常幸运，在德军的图卡飞机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挖好了战壕。“急刹车”或者“音乐家”，是苏军对那种喜欢尖叫的德军俯冲轰炸机的别称，现在它们对苏军的威胁并不大。西伯利亚人将战壕挖得很狭窄，为了降低被弹片击中的可能性，但是炸弹爆炸让大地不停地颤抖，好似地震一般，让躲藏在战壕中的士兵们的胃感到极为难受。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有时，这种强烈的爆炸冲击波还会打碎玻璃，甚至让收音机都跑了调。
这种发生在大规模猛烈空袭之前的进攻，被称做“乔迁酒宴”，通常要持续整整一个白天。第二天早上，巴里卡德兵工厂区域被德军的亨克尔Ⅲ型轰炸机中队进行了地毯式的袭击，又被重炮和迫击炮轰了一番。突然，德军停止了一切轰炸行动。于是在“预备”的号令尚未下达之前，西伯利亚人就已经整装待发，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让人窒息的平静预示的是更猛烈的攻击。不久，他们就听到了坦克的金属履带与瓦砾摩擦发出的尖锐噪音。
在随后的几天中，德军步兵师很快发现古尔季耶夫(Gurtiev)并没有坐等他们的进攻。“俄国人每天早晚都会进行反攻。”一名来自第100狙击师的军士长报告说。崔可夫采取了让德军将领们大为吃惊的连续的反冲锋战术，然而这种战术却让苏军损失惨重。而苏军最有杀伤力的防御形式，却是设在伏尔加河东岸的重炮，他们与西岸的战斗形成了密切的配合。
在红色十月工厂区，来自第414反坦克师的炮兵分队，以大块废弃金属来伪装和掩护，将他们的45毫米和96毫米反坦克炮，巧妙地隐藏在碎石与瓦砾中。他们选择的炮位出人意料，有时射程仅仅是150码或者更少。第193步兵师的两个团，在9月28日早上渡过了伏尔加河，然后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第二天一大早，大批的斯图卡飞机献上了他们的“乔迁酒宴”。德军的攻势，迫使苏军立刻采取应对措施，就连兵力只是正常标准的1／3的第39近卫步兵师，也被派往了战场。
10月份，德军的进攻力度因第94步兵师、第14装甲师和特意空运而至的五个战斗工兵营而大大增强。但在苏联残缺不全的守军方面，通讯经常中断，在没有统一命令的情况下，只能由个人或者小组各自为政。在工厂的战斗中，工兵柯西申科和一名坦克驾驶员都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于是他们就用牙齿咬掉手榴弹的拉环。负责运送反坦克地雷的工兵们，乘着夜色的掩护向前线开进，每人每次都要带两枚反坦克地雷，“夹在腋窝里，就像夹了两块硕大的面包”，然后把它们埋在敌人可能会经过的所有路上。德国人的进攻，格罗斯曼这样写道，最终崩溃瓦解在“顽强的、坚决的西伯利亚人的抵抗”之中。在这次进攻中，德军某工兵营一次就损失了40％的兵力。看望士兵归来的营长，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崔可夫的各师团伤亡惨重、精疲力竭、弹药短缺。然而在10月5日，叶廖缅科的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前来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守住城市，并重新夺回被德国人占领的区域。崔可夫根本不理会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他知道唯一可以坚守阵地的希望，来自河对岸的重炮掩护。但是不久后，德国人就让叶廖缅科的希望化为了乌有。10月16日，德军的攻击相对缓和了一些，但是继而的攻击更加猛烈。西南方向是第14装甲师，正西方向则是第60摩托化步兵师。德军第60师的一个营被苏军的喀秋莎摧毁了，但这已是喀秋莎的极限射程。而为了达到这种最大射程，苏军不得不将火箭炮车向陡峭的伏尔加河岸边推，直到后车轮悬空架在伏尔加河上。与此同时，位于北部斯帕尔塔科夫卡工业区的苏军第112步兵师和第124特别旅的余部，被德军第16装甲师的一部击退了。崔可夫的部队在西岸的控制区域不断地缩小，他觉得自己的部队真的要被残忍地赶进伏尔加河了。
伏尔加河各渡口也因为第62集团军控制的区域的迅速缩减而越来越容易遭到德军的攻击了。德军的炮火和机枪，都可以很轻易地控制各个登陆码头。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伏尔加船夫自愿组成了一个营，他们在伏尔加河西岸与扎伊采夫斯基岛之间搭建了一座狭窄的浮桥。夜间，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的细细人流，源源不断地将食品和弹药运送到河对岸。狭窄的桥面大大缩减了遭到炮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走在这样的桥面上，每次炸弹爆炸都会让人心惊胆战。不过，大件的重型装备，以及伤员的运送，都得依靠货船，修补后的坦克则由驳船来负责运送。“一到夜幕降临，”格罗斯曼写道，“隐藏在防空壕、掩体、战壕和藏身之处的水上运输队伍，就会立刻开始行动。”
在靠近登陆码头的伏尔加河东岸的那些掩体中，设置了自己的野战面包房和地下厨房，士兵们可以得到装在保温容器里热腾腾的食物，甚至可以在简陋的浴室里洗澡。尽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但是东岸岸边部队军纪仍旧如城市中的部队一样严厉。货船和及其船员都被编入由NKVD的新任司令员罗加京少将直接指挥的第71特别勤务连里，这位少将同时还担任了一个伏尔加河地区军事办公室的领导。
渡船船员的伤亡人数也包括在前线部队伤亡人数之中。比如说，“拉斯托什卡”(燕子)号汽船在运送伤员的过程中，一次单程就被炮弹击中了十次。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船员，则在白天将破损的弹洞修好，预备晚上继续运送伤员。伤亡人数随着过重的压力而急剧上升。10月6日，一条超载船只倾覆，21人中有16人被淹死。不久后，另一条在黑暗中运送伤员的船只，因为靠岸时找错了地方，致使34人在雷区中被炸死。尽管有点晚了，但是这个事故还是促使上级“用铁丝网将雷区围了起来”。
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人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狂欢作乐。搜寻逃兵的NKVD某部人员，10月12日在对河边的图马克村进行抽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耻的场景”。——名大尉、一名政治委员、一名预备军士、一名伏尔加河区舰队下士和当地的共产党书记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如同报告所说，他们躺在地板上“和女人们睡在一起”。被带到“斯大林格勒NKVD最高首长罗加京少将”的面前时候，他们仍旧是一幅醉醺醺的样子。
不光彩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在其他地区。10月11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战斗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来自第84坦克旅的T－34炮塔和发动机舱盖上，搭载着第37近卫步兵师的士兵们，对工厂西南方向的第14装甲师发起反攻。这两支苏联军队都是刚到西岸参战的部队。一辆坦克驾驶员，因为观察失误，通过观察镜没有发现前方的弹坑，于是径直将坦克开了进去。根据报告，“喝多了的步兵连连长”，实在受不了这种颠簸然后跳下了坦克。“他跳下坦克，跑到坦克前面，揭开驾驶室舱盖，往里面开了两枪，打死了那名驾驶员。”
10月的第二周，战斗渐渐趋于平静。崔可夫根据直觉判断出，德国人正在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猛烈攻势，此刻或许正在增派援兵。
保卢斯所承受的来自希特勒的压力，丝毫不逊色于斯大林对崔可夫施加的压力。10月8日，根据元首统帅部的命令，B集团军群要求第6集团军在10月14日之前，组织另外一次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德军的伤亡人数，令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参谋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一名参谋军官的战争日志这样记录道：第94步兵师的前线部队只剩下了535人，“这就意味着，在每个步兵营中，平均只有3名军官、11名军士和62名士兵”！他还说，第76步兵师已经“彻底消失了”。只有刚从康斯坦斯湖北岸调来的第305步兵师，可以用来补充第6集团军的作战力量。
大声的讥讽辱骂和漫天飞舞的传单，表明德国人丝毫不准备掩饰自己将对苏军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唯一的难题就是确定准确的目标。苏军各个师部的侦察连每晚都出动，希望尽可能多地捕获“舌头”。倒霉的德军哨兵和送饭的士兵被抓回去审讯，而早被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残暴酷刑的宣传而误导的德军俘虏们，总是表现出非常的合作。汇总各方情报，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拖拉机厂将再次成为德军的主要攻击目标。留下来的工人们和在巴里卡德兵工厂修理受损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工人们都投入了战斗，多数人被编入前线作战部队中，那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则被撤离到伏尔加河对岸。
让第62集团军感到幸运的是，他们的情报部门的预测非常准确。德军的攻击目标很明显是拖拉机厂以及南侧邻近的砖厂，然后向伏尔加河岸边推进。此时崔可夫采取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他将部队从马马耶夫岗调到了北部地区，这一举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是，来自苏军总司令部的削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炮弹配给额的消息，却让崔可夫大为震惊——这是司令部计划进行大反攻的第一个信号。他突然间意识到，斯大林格勒是给敌人设置的一个巨大陷阱。
10月14日，星期一，德国时间凌晨6点，在冯·里希特霍芬上将第4航空队的斯图卡飞机的配合下，第6集团军从狭窄的正面展开了攻势。“满天都是飞机，”第389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等待进攻的时候这样写道，“满地都是高射炮；炸弹呼啸而落，飞机被击中坠毁；躲在战壕里的我们，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出大戏。”德军的重炮和迫击炮炸平了防空壕，白磷弹又将残余的易燃物点燃了。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崔可夫手下的一名军官这样写道，“通讯员在交通壕里跌跌撞撞，仿佛行走在风浪中的船只甲板上。”政治委员们的感受则要诗意化得多。“这些天，斯大林格勒的天空一直是黑的，让人永远无法忘记。”多勃雷宁在递交给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到处暗藏杀机、阴森恐怖，暗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
战斗在拖拉机厂西南方向拉开了序幕。中午时分，第14装甲军一部自北向南推进。崔可夫丝毫没有犹豫，他投入了自己最主要的坦克部队第84坦克旅，迎接以第14装甲师为先遣部队的三个德军步兵师的猛烈攻击。德军第305步兵师的一名军士长这样写道：“我方重型武器的攻击阵营无与伦比。数个六管火箭炮连，空中无数的斯图卡飞机，还有数量众多的自行突击炮，以史无前例的阵容攻击着俄军。同样，俄军也以少有的顽强拼命进行抵抗。”
第14装甲师一名军官写下了下面的这些话语：“这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战斗，地上、地下、废墟间、地下室里，甚至就是工厂的下水道中都在战斗。坦克在废墟瓦砾上爬行，穿过工厂的残垣断壁，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着近距离的平射。许多坦克因为碰到或者压到敌人掩埋的地雷而被炸得东倒西歪。”炮弹落在工厂那些残留的铁制设备上，火星四溅，隔着厚厚的烟尘都清晰可见。
苏军士兵的抵抗顽强得不可思议，但是德军的攻势却锐不可挡。第一天上午，德军坦克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将若卢杰夫的第37近卫步兵师和第112步兵师之间的联系切断了。若卢杰夫将军被落下的炸弹埋在了自己的掩体中(那天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士兵们把他挖出来，然后送到了集团军的司令部。生还的战士们则拿起阵亡战友的武器，继续顽强地战斗着。被尘土包裹的德军坦克，就像一只只凶猛的史前巨兽，浑身都喷着火，一路碾着四处溅落的玻璃，从右边向拖拉机厂的巨大厂房开去。在这样的近距离战斗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前线划分。那些在德军攻击中成为漏网之鱼的小股若卢杰夫的近卫军战士们，仿佛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随时会出来攻击德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一名聪明的德军军官竟将他的前线包扎所设在了一个巨大的冶炼炉中。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第6集团军司令部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拖拉机厂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我军控制，只有后方的几个小包围圈中的苏军仍旧在负隅顽抗。”在第305步兵师的攻击下，砖厂的苏军被迫退过了铁路线。当天夜晚，突入拖拉机厂的第14装甲师的第103装甲掷弹兵团，凭借猛烈的攻击推进到了油罐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但是被埋伏在溪谷中的苏联步兵打退。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第62集团军，在他人的劝说之下，崔可夫早将指挥所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那里的通讯状况要相对好得多。战斗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第84坦克旅声称：我军已经摧毁了“法西斯德国三十多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而我军只损失了18辆坦克。可是这个旅的伤亡情况，在两天后的报告中，仍旧是“正在统计中”。尽管上报的摧毁德军坦克的数量有夸大成分，但是在那天的战斗中，这个旅的初级指挥官的勇猛表现，却让苏军士气大为振奋。
在阵地被德军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某轻型炮兵团的政委巴巴申科表现英勇，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司令部记下了保卫者们最后的无线电呼叫内容：“火炮被摧毁。阵地被包围。我们将继续战斗，绝不屈服。向苏联人民致意。”最终，炮兵战士们用手榴弹、步枪和冲锋枪杀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建立了新的阵地，重新守住了这个地区的防线。
普通苏联士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举不胜举，这些才是“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就像政治委员们所说的一样。这里还有许多广为士兵们称颂的英雄行为：第37近卫步兵师某连的连长戈尼察中尉，凭着缴获的一挺机枪和仅剩的四名战士，在关键时刻击退了一大股德军的进攻。没有人知道在那天的战役中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天晚上撤过伏尔加河的伤员有3500人之多。卫生员们因为过度劳累而接连倒下，许多伤员只能自己爬到河边去。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指挥官们不断地催要来自城中的战况报告，斯特雷克将军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工厂的高墙、装配线和那些大型建筑，在我军的炮弹攻势中纷纷坍塌，但是顽固的苏联人偏大然死守在那里，并且在新形成的废墟上加固他们的防御阵地。”德军的一些营中，仅有50多人还活着。这些士兵乘着夜色的掩护，将战友们的尸体运送到后方去掩埋。对上级指挥的讥讽随即开始滋长，第389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嘲讽道：“我们的耶内克将军前天获得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0月14日以来的六天中，纳粹德国空军开始对伏尔加河渡口和苏军部队轮番轰炸，德国飞机不断地出现在空中。“战斗机部队的协同作战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在递交给莫斯科的密报中对红军空军的失职颇有微词，而实际情况是，苏联第8空军集团军仅剩不到200架飞机，而且其中仅有24架战斗机。然而，尽管这样，如同地面部队一般，德国空军却似乎感到俄军真的是不可战胜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我真的不能理解，人怎么能在地狱中生存下去，然而俄国人就在废墟中，在洞穴里和地下室中，甚至是工厂中残留下来的钢铁骨架中生存着。”德军飞行员们也十分清楚，他们的攻击效果将会随着白天的缩短和天气的变坏而大大降低。
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南面向伏尔加河的突击成功地切断了苏联第112步兵师残余部队与民兵旅的联系，而苏军的这两支部队一直是德军第14装甲军从北面和西面进攻的主要障碍。被包围的若卢杰夫第37近卫步兵师的小股部队继续坚持在拖拉机厂，而其余的则被迫向南面后退。对第62集团军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德军沿着河岸向南进攻，这势必会切断戈里什内师与后方的联系。
新建立的崔可夫司令部总处在危机的边缘，警卫部队被迫不断地投入战斗。因为第62集团军的通讯联络总是被中断，因此崔可夫极力主张渡过伏尔加河，在西岸设立一个后方指挥小组，而包括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内的前线指挥小组则继续留在东岸。不过，对斯大林了如指掌的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提议。
10月16日，德军越过拖拉机厂，向巴里卡德兵工厂发起了进攻，但是这次进攻却被埋伏在废墟中的苏联坦克和伏尔加河岸边的喀秋莎火箭炮粉碎了。乘着夜色，柳德尼科夫的第138步兵师余部渡过了伏尔加河。就在他们从岸边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越过“成千上万爬向码头的伤员”，新部队立刻投入了巴里卡德兵工厂北面的紧张战斗之中。
当晚，叶廖缅科将军也渡过了河，希望能对战局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去年受伤，叶廖缅科将军不得不拄着拐杖行走，他一瘸一拐地艰难爬上河岸，来到拥挤不堪的第62集团军司令部。从地面上的弹坑和那些被炸的防空壕护木中，我们不难想象战斗的激烈与残酷程度。每件物品甚至是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蒙上一层厚厚灰土。在叙述自己的师部在拖拉机厂被消灭的经过时，若卢杰夫将军不禁失声痛哭。然而第二天，就在叶廖缅科回去之后，前线指挥部便通知崔可夫，还会进一步缩减弹药的供应量。
10月15日夜，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北面的苏军部队被德军包围之后，崔可夫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能让人精神振奋的消息了，只有第112步兵师和第115特别旅传来的“多次”请求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的消息。这两支部队不断地提供着“错误的信息”，声称自己的部队已经被彻底消灭。根据斯大林随后下达的命令，这样的撤退请求就是叛国的表现，因此这两支部队的请求被严厉拒绝了。几天之后，战事渐渐缓和下来，卡梅宁上校奉崔可夫之命前去合围圈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他发现第112步兵师还剩598人，而第115特别旅则还有890人。他在递交给崔可夫的报告中写道，这两支部队的高级政治委员“并没有组织防御行动……而是一味地躲藏在自己的掩体中，发疯似的劝说指挥员后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由于“他们背叛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职责”和“不可谅解的懦夫行为”，这两支部队的高级军官和政治委员们很快被送上了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崔可夫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10月19日，顿河方面军和第64集团军从西北方向和南面同时进攻，以减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虽然苏军的这些努力只让第62集团军轻松了几天，但是这足以让残余部队撤过伏尔加河东岸重新补充整编。鼓舞士气的方法越来越玄乎，军队中谣传斯大林本人亲临城市视察战况。一位曾参加过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布尔什维克声称，伟大的领袖曾亲自来到过他从前的指挥部里。这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了在西班牙人抗击摩尔人的战斗中，圣詹姆士奇迹般地现身的故事，当然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然而此时，一位中央要员却极其渴望能亲临斯大林格勒战场，他就是共产国际专管德国事务的官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1923年列宁去世之前，他曾与卡尔·拉狄克发动了第二次德国革命，只是这种尝试注定是个失败的错误举动。后来，马努伊尔斯基被派往乌克兰工作，对1933年斯大林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努伊尔斯基的别有用心不久之后便彻底显露了，因此崔可夫拒绝了他要求到西岸访问的请求。
在柏林方面，就连戈培尔也开始举棋不定：是就此宣告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已成定局，还是谨慎一点儿好呢？早在10月19日，他曾下令所有荣获骑士十字勋章的军人必须回国接受新闻采访，但他担心德国人民会对战争进行的缓慢程度表示不满，因此他不断地提醒德国人民，在短短的16个月内，德军已经向苏联境内前进了多么多么的远。他还下令在德国城市中悬挂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明斯大林格勒与德国之间的距离。三天之后，他又下令不准任何新闻宣传机构提到“红色十月”和“红色巴里卡德”这样的字眼儿，他害怕这样反倒会鼓舞“那些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们”。
就在城市北部工业区战事不断的同时，局部进攻与反击的逐屋争夺战也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陆续上演，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激战58天之久的“帕夫洛夫大楼”保卫战。
9月底，苏军第42近卫团某排占领了一栋距离伏尔加河岸大约300码的恰好可以俯瞰整个广场的四层大楼。刚开始，部队的指挥员是中尉排长阿法纳西耶夫，但在战斗他中弹双目失明了，因此由中士雅各布·帕夫洛夫接替他指挥战争。在战斗中，他们发现了藏在地下室里的几位平民，其中一位名叫玛莉娅·尤里娅诺娃的妇女积极配合军队参加了防御战斗。帕夫洛夫指挥战士们打通地下室的墙壁，以便各个战斗点更方便地联络，他们还在墙上挖洞，为他们的机枪和长管反坦克枪寻找最合适的射击掩体。一旦德军坦克进攻，战士们便散布到地下室或者是高楼顶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最短的射程之内将敌人消灭。因为射击角度的限制，德国坦克则完全失去了还击能力。后来，每次崔可夫提到这件事情，总是毫不掩饰地骄傲地说，帕夫洛夫和他的部下打死的德国兵，远比德军攻占巴黎时死的人还要多 [ 注：雅各布·帕夫洛夫因此成为了苏联英雄，战后，他成了谢尔吉耶沃(原名叫扎戈尔斯克)的一所大修道院的院长，他收留了大批信徒，但是这与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事迹毫不相干。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 ] 。
另外一个故事更像是从书上摘下来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第384炮兵团的炮兵观察员中尉恰尔诺索夫。他把自己的观察点设在了一栋被炮火毁坏的建筑物顶层，便于更好地引导苏军的火力。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这位中尉说道：“舒拉，你好！替我好好亲亲我们的两只小鸟儿，斯拉维克和莉杜莎。我的身体很好。虽然受过两次轻伤，但是并没有多大的妨碍，因此我还在继续引导我的炮兵战斗。为了这座属于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城市，为了这座属于斯大林的城市，我们正在奋力抗敌。在这几天的艰难战斗中，我在为我的故乡斯摩棱斯克报仇。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来到地下室，抱着两个在炮火中解救出来的金发小孩，就像抱着我们的斯拉维克和莉达一样。”后来，在这位中尉的遗体上，找到了来自妻子的最近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我为你出色的战斗表现而高兴，为你获得的奖章而自豪。你一定要战斗到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住你，因为被关进战俘营比牺牲更可怕。”
在那时，这样的信件被当做样板，也被当做典范。也许他们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更多的信件却是欲言又止。在战壕的角落里，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中，写信的战士们总是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没有信封，战士们只好将写好信的纸对折成三角形，就像一只纸船的样子，而船上却满载着他们无数的思念。所有信件的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向故乡的亲人问好，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还活着”)，以及目前的战事情况(“德军的人员和装备不停地被我们捣毁。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不让他们好过”)。红军战士们非常明白，整个苏联都在注视着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在写信的时候字斟句酌，因为特科对信件内容的审查非常的仔细。
即使战士们在给妻子或者恋人的信中对战事闭口不提，但是战争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而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是有关个人价值的问题，这在战友和上级的对他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位叫科利亚(Kolya)的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玛丽娅，我想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分离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吧。一年前的今夜，就是我们离别的夜晚。对你说再见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离别是忧伤的，但是我们必须分开，因为祖国母亲在召唤我。现在我们正在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祖国需要我们用生命保卫这座城市，我们就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命令。”
很多苏联战士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相对他们的敌人德国人来说，或许苏联战士更害怕当俘虏，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政府对苏联人的洗脑进行的更加彻底。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些苏联战士在提及自我牺牲的时候，绝非喊口号或者唱高调。这是这个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是这个国家面临外来侵略者的一种强烈心态。一位斯大林格勒红军中尉在给几周前刚刚结婚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也许人们会责备我，但是当他们读了这封信后，他们就会知道其实我是在为你而战。只是我已无法将你和祖国母亲区分开来，对我来说，你和祖国母亲已完全融为一体了。”
将苏德交战双方官兵的家信进行一次比较性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那段时间里，很多参与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官兵，在家信中提及战争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受伤、幻想破灭甚至怀疑的态度，似乎战争发展到这个地步，并非他们当初想得到的结果。一名德军中尉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经常责问自己，自己遭受的所有这些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所有的人都发疯了吗？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会让我们中的许多人终生被阴影所笼罩。”虽然德国境内满是有关战争胜利的乐观报道，但是很多军人的妻子都已经意识到了事实的真相：“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担心。我清楚地知道你一直都在战斗着。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妻子。我的生命属于你，属于我们共同的世界。”
对战争不满的苏联战士也非常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忘记信件会被审查，或许是因为太过沮丧而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其中许多是抱怨军队供给情况的。一名年轻的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请给我寄点吃的来吧，柳芭姑姑。向您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很多战士承认拣食充饥是常事，还有一些人则告诉家里：“因为供给的食物太差，卫生条件也非常差”，所以许多战友都病倒了。一位得了痢疾的战士写道：“如果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疫病的传播流行简直就是必然的事情。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这可是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呀。”这名士兵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事实。在4169医院里，患有斑疹伤寒的战士会被迅速隔离，因为医生们认为“伤员在运送途中感染了伤寒，到了医院会继续传播给其他病人”。
如同让人抱怨的恶劣食物供给情况和环境一样，浓烈的失败主义情绪也同样折磨着士兵们。被笼罩在斯大林主义之中，甚至连看见自己的影子都要踩上几脚的政治委员们，此时自然对NKVD邮政审查的结果感到坐立不安了。在政治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10月的前半个月中，仅第62集团军就截获了12747封泄露了军事机密的信件。其中甚至有些信件内容直接写上了反苏话语，还大肆夸赞法西斯军队，对红军能够胜利完全丧失信心。”报告中还引述了几个典型例子。一名士兵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这样写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掉，战争非常艰难，我们根本看不到前路在何方。我们甚至都认为，干脆斯大林格勒投降好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苏联老百姓用的都是荨麻或者类似的野草做成的肥皂，而第245步兵团的一名战士却这样写道：“后方的人们高叫着一切为了前线，但是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提供的食物糟糕透顶，分量少得可怜。后方的那些宣传都是骗人的。”哪怕只是在家信中叙述客观事实，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某中尉在家信中写道：“德国飞机真的很棒……我们的高射炮兵只打下几架来。”结果他被认定是叛国者。
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对信件的审查之中。一名18岁的乌克兰人被编入了罗季姆采夫的师，这位天真的孩子告诉他的战友们，不能完全相信那些上级对于德国人的宣传：“我的父亲和姐姐都生活在德占区，但是那里的德国人却不像宣传中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很友好，我的姐姐还在为德国人工作。”他立刻被战友们当场逮捕了。在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正在调查之中。”
其实，此刻红军内部的政治迫害已经有所缓解。斯大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鼓舞士气的政策，对那些在抵抗反动思想的过程中有功的人授予荣誉称号——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勋章。而斯大林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是在10月9日宣布的第307号命令，命令要求重新恢复单一首长制，政治委员降级为参谋顾问，只负责“教育部队”的工作。
而更让政委们痛心的是，居然有那么多的红军军官对自己不满甚至是厌恶。据说，最羞愧难耐的是航空兵团的政治军官。来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报告中，痛心疾首的声称，军队中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态度”。某团长对他的政委说：“未经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来和我说话。”很多政委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因为他们“被迫与士兵一同用餐”。就连少尉军官们都敢发牢骚，为什么政治委员们还要继续享受军官的工资待遇，“既然他们现在已经不管任何事情了，他们最好还是去看看报纸，然后去睡觉”。政治部门如同“没用的阑尾”。在一份递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求助报告中，多勃雷宁斥责那些关于政治委员彻底完蛋了的说法，是“一种反革命言论”。在多勃雷宁10月初递交的一份反映一位战士的言论的报告中，就已经明显地表露了自己的感情。这位战士说：“他们已经设立了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接下来他们还应该设立圣尼古拉和圣乔治奖章。再接下来苏联就彻底完蛋了。”而多勃雷宁却没有对此言论给予任何批评。
对于共产党设立的主要奖项——苏联英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政治当局当然是严肃对待的，虽然红星勋章已经演变成了类似“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奖励，甚至仅仅摧毁一辆德国坦克就能获得这项奖励。10月26日夜晚，第64集团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在等待过河的时候把装有40枚红旗勋章的手提箱给弄丢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为人们以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计划也一同丢失了。但是第二天，在两英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这个箱子，只少了一枚勋章。大家猜测，也许是某位醉酒的战士，感到自己在前线的功劳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不服气而拿走了一枚勋章。当然，这位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了军法处置，罪名是“粗心大意的犯罪行为”。
不管怎么说，这些象征勇敢的奖章还是让战士们为之疯狂。如果某个战士得奖了，那么他的战友们会把奖章放到倒满伏特加的杯中，然后让他喝干杯中的酒，并在喝最后一滴酒的时候用牙齿把奖章叼出来。
事实上，在第62集团军中，真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明星人物并非那些坦克杀手，而是那些狙击手。为了迎接十月革命25周年的到来，苏军部队中开展了狂热的“狙击手”运动，为此宣传上也做了大肆渲染：“一轮为杀死更多弗里茨的社会主义式竞赛展开了。”杀敌在40名以上的狙击手，将被授予“荣誉狙击手”的称号，并且荣获“勇敢”奖章一枚。
巴秋克师的扎伊采夫是其中最著名的狙击手，但是他却不是以杀敌数量多而著称的。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期间，他的杀敌数上升至149人(这离扎伊采夫曾经许诺的150人目标，只相差1人)，而杀敌最多的狙击手，据说叫“济卡”，截至11月20日共杀敌224人。对第62集团军来说，来自乌拉尔山山脚下的扎伊采夫，这位沉默寡言的牧羊人，是全体将士都崇拜的大明星。他的每一次杀敌的消息都会被前线部队争相传递，传为佳话。
在俄语中，扎伊采夫是兔子的意思，所以后来，人们将他的狙击手训练营的学生称为Zaichata，意思是“小野兔”。第62集团军“狙击手运动”就缘起于此。为了宣传“狙击主义”理论，部队还特别召开了技术交流会议。为了培养自己的明星射手，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也相继展开了“狙击手运动”，突出的有第21集团军的中士帕萨尔。他枪击敌人头部的本领非常高超，他的最高杀敌记录是103人。
非俄罗斯族的狙击手们被单独给予表扬：乌克兰人库契仁科杀敌19人，第169步兵师的一位乌兹别克人狙击手三天内共杀敌5人。而第64集团军的狙击手科夫巴萨(乌克兰语意为香肠)的活动网络至少由三条战壕构成：一条用于睡觉，其余两条用做射击，这三条战壕相互连通。他还在相邻排的阵地前挖了假的侧翼阵地。他将一支挂着白旗的竹竿插在假阵地上，然后用一根绳子来控制摇动白旗。科夫巴萨自豪地告诉自己的战友，每当德国人看到这面晃动的小白旗，就会从战壕中伸出头来探个究竟，嘴里还喊着“Rus，komm，komm”！(俄国佬，过来，过来)！这时科夫巴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轻易地将德国人打死。第161步兵团的丹尼耶洛夫也喜欢设置假阵地。他给稻草人穿上苏军衣服，然后自己则躲在一旁等候那些毫无经验的德国士兵向稻草人射击。4名德国士兵成了牺牲品。而来自第13近卫步兵师的，以专门射杀德国机枪射手和野战炮兵见长的多利明上士偏爱于在阁楼里设置阵地，当然，德军炮兵观察员才是最有价值的射击目标。“斯图丹诺夫下士连续两天都在跟踪同一名德军观察军官，最后准确地一枪把他射死了。”斯图丹诺夫还发誓，要将杀敌数从124人增加到170人，作为自己给十月革命周年庆典的礼物。
所有这些狙击明星都有他们的高明之处，而且都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杀了“185名弗里茨”的“荣誉狙击手”伊利英喜欢躲在旧桶或者管道中，他是某近卫步兵团的政工干部，负责在红色十月工厂区作战。他告诉战友：“应该让法西斯分子尝尝红军超人手中武器的威力。”他还保证要训练出十名新狙击手。
据苏联方面的某些资料记载，德国狙击学校的校长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妄图杀掉扎伊采夫，结果却被扎伊采夫一枪击毙。经过数日的跟踪追击，扎伊采夫在一块波纹钢下面发现了这位德国校长，然后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扎伊采夫还缴获了他的步枪瞄准镜，作为自己最珍贵的战利品。这件战利品至今仍旧在莫斯科武装力量博物馆里展出，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关于“狙击手运动”的内容都要上报，但是在递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所有报告中，都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
格罗斯曼被狙击手们的脾气性格和人生经历所深深吸引。他与扎伊采夫等几名狙击手非常熟悉，安纳托利·柴可夫就是其中的一位。柴可夫的父亲是一位酒鬼，他曾与自己的父亲同在一所化工厂工作过。自童年开始他就“饱尝了生活的黑暗与丑陋”，但是生活同时也培养了他对地理知识的热爱。在漫长的等待猎物出现的过程中，柴可夫还在幻想着世界各地的美好景象。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这位战争培养出来的天才狙击手的存在。在狙击学校，柴可夫成绩非常优秀；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20岁的柴可夫可谓天不怕地不怕，“就像一只不畏天高的雄鹰”。他最擅长在高大建筑物顶部伪装潜伏。柴可夫在自己的狙击步枪上改装上了枪口消焰器，为的是避免在射击的时候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他还绝对不在光线不好的时候开枪射击。后来，他还将自己的阵地设置在一堵白墙前面，为的是更好地降低枪焰被发现的可能性。
一天，柴可夫带格罗斯曼一起执行任务，他告诉格罗斯曼，往前线阵地送饭的德国士兵，是最简单和最有规律的目标。不久，一名前来送饭的德国步兵便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柴可夫用瞄准镜对准了对方鼻子以上两英寸的地方。德国士兵应枪声仰天倒下，饭盒滚落了一地。柴可夫兴奋得浑身颤抖。第二个士兵出现了，柴可夫又杀死了他。接着是第三个士兵匍匐前进，但还是被柴可夫一枪要了命。“3个！”柴可夫喃喃自语道。所有的杀敌数回去后都会被记录下来，他的最高记录是在两天内打死17名德国士兵。柴可夫说，如果能打死背水壶的士兵，那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因为这会让德国鬼子只能喝脏水。让格罗斯曼感到困惑的是，这个整天都幻想着国外的样子的年轻人，甚至“连只苍蝇都不忍心打死”，难道会是“卫国战争时期的先灵附体”吗？ [ 注：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理想主义化在格罗斯曼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于是他总是用一种准托尔斯泰式的语言来描述看到的红军战士。在另一个笔记本中，格罗斯曼这样写道：“在战争中，每个俄国人的灵魂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他在罪恶中降生，却会在神圣中死亡。在前线，许多人的思想和灵魂都是非常圣洁的，甚至还有像修道士一样谦逊的品质。” ]
随着狙击手运动的兴起，一批使用其他武器的模仿者也相继出现。第95步兵师的曼恩科夫，以使用长而笨重的PTR(反坦克)步枪而出名。因为在巴里卡德兵工厂附近的激战中摧毁了6辆坦克，所以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第149炮兵师的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则是公认的最佳榴弹射手，在他与另外26名战士被敌人包围，断粮三天后，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是运送粮食，而是运送榴弹。甚至是后来他在战斗中受伤失去了听觉，维诺格拉多夫“仍旧是最好的弗里茨杀手”。有一次，他跟踪追击了一名德军连长，杀死他后，将其身上的文件带回了营部。
就在德军从拖拉机厂向南，对巴里卡德兵工厂的苏军阵地进攻之际，崔可夫在10月17日夜晚又一次转移了自己的指挥所。他将新指挥所的地址选在与马马耶夫岗在同一水平线的河岸上。第二天，一大群德国士兵突击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但是很快就被苏军击退了。
传到里诺克和斯帕尔塔科夫卡以北的拖拉机厂战场的唯一好消息，来自卡梅宁上校。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总体上说战士们依然堪称勇敢。不过，民兵旅中还是存在一些不好的状况。10月25日夜晚，第124特别旅的某分队全体投降了德军，而这支分队的战士“以前都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只有一名哨兵对投降的举动表示反对，但是最终还是被迫加入了投降者的行列。走到一处无人地带时，这名哨兵便假装裹脚布脱落停了下来，并乘机逃回了苏军阵地。其他的逃兵向他开枪，但是都没有打中。这名哨兵——士兵D——安全地逃回了他所在的团，但是随即便被逮捕并且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因为他没有立刻向指挥员报告马上发生的罪行，并且也没有阻止叛国者的投敌行为”。
巴里卡德兵工厂和红色十月工厂附近的消耗战还在继续，双方的进攻与反击交替进行着。一名军官说，第305步兵师某营的“指挥所与敌人太近了，团长甚至能听到在电话这头俄国人‘乌拉’的叫喊声”。一名苏军团长也在战火中坚守着阵地，在指挥所被德军占领之后，居然通过无线电呼叫，让喀秋莎直接对准自己所处的位置开火。
德军士兵们这时才知道，“狗急了也会跳墙”。德军的伤亡人数在飞速地增长。来自伤员们的“卫生员！救命”的呼叫声变成了战地交响曲的一部分，与炸弹的爆炸声，以及子弹在废墟瓦砾中呼啸穿梭的声音浑然融为一体。此时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第62集团军只剩下几个可以固守的桥头堡，而每块地方也不过几百码大。街道被占领，苏军阵地被迫向后推移到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近的地方，巴里卡德兵工厂的一部分已经失守。第62集团军唯一的渡口，也在德军机枪火力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内，所有的增援部队都被派到渡口，以保证它的正常通行。苏军的每个师只剩下了几百人的兵力，但是他们仍旧会在夜间采取偷袭行动。“我们对黑暗，就像对自己的家那样了如指掌。”崔可夫这样写道。
“爸爸，”一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您一直叮嘱我，‘只要坚守信念，就一定会胜利’。您一定还没有忘记这句话，然而现在，每一位头脑清晰的德国人都在咒骂这场残酷的战争。我无法向您详述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格勒，只要是有手有脚还活着，无论男女老少，都加入了战斗之中。”另外一名德军士兵的家信同样充满了苦涩的味道：“别担心，别不安，我死得越快，受的罪就越少。我们总认为俄国人马上就要投降了，但是这些野蛮家伙愚昧无知到根本想不到投降。”还有一名士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身处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戈培尔的话总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硝烟所至，片甲无存。他说的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