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战·第十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没有传出任何胜利的消息，这使得希特勒有一种很深的挫败感，9月24日，他撤掉了哈尔德将军的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神经质的紧张情绪，让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
哈尔德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复无常、权力欲极强，又总爱管闲事的门外汉；而元首则批评他是那种充满怨恨的不配合的将军，总是与自己的胜利意志背道而驰。那天晚上，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强调说，希特勒最关心的是“必须在总参谋部内完全保持对纳粹主义的狂热信仰”。这种强制屈服的方式，使得参谋部内部权力更替的斗争十分的强烈。结果当然不难猜想，危险的处境往往导致彻底的失败。
官职排在约德尔和李斯特后面的保卢斯，听说自己将接替约德尔，被任命为纳粹德国国防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冯·塞德利茨将军则是接替自己成为第6集团军司令的最佳人选。但是希特勒决定任命那些熟悉的脸孔，于是约德尔继续担任自己的职务，而善于溜须拍马的凯特尔陆军元帅也得以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辅助元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同时还肩负协助元首进行军队纳粹化进程的使命。职业军官们把凯特尔称作是“Lakeitel”或者是“只会点头的驴子”，同时他们还看不起其他许多举止懦弱的将军们。“总参谋部正在走向灭亡，”在给七月阴谋的领导者贝克将军的一封信中，格罗斯库特这样写道，“仅存的一点荣誉也丧失殆尽。”唯一让格罗斯库特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军队指挥官斯特雷克将军和第6军指挥部的其他参谋官们与他有一致的想法。“和这些人共事是一件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
免除哈尔德将军的职务，标志着总参谋部作为独立计划编制机构的结束，同时也使保卢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自己的唯一庇护者。保卢斯肯定曾为失去调职机会而暗自沮丧过。希特勒曾经说过，保卢斯率领的第6集团军搅得上天都无法安宁，但是斯大林格勒却还没有攻下。宣传部的人在静静地等待着这座城市的陷落，“以便去拍摄升旗仪式的场面”，而新闻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准许自己前去采访“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因为保卢斯的指挥部在9月26日就曾宣称：“第三帝国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在斯大林格勒共产党机关大楼上空！”甚至戈培尔也开始感到德国新闻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过于乐观”，编辑们得到指示，要加重强调战争的艰难和复杂度。一周之后，戈培尔也开始相信“斯大林格勒的陷落是必然的”，但是三天过后，他的情绪再次发生了变化，他命令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从报纸的头条头版上撤掉。
据格罗斯库特所说，那些相关的压力和批评，“从早到晚”地涌向保卢斯，纷纷指责他还没有攻占斯大林格勒，这使得他的情绪“极度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使得他的痢疾更加严重，参谋部的官员们还注意到，他的左脸抽搐得越来越明显了。设在顿河西岸戈卢宾斯基小村里的指挥部中，保卢斯长久地盯着斯大林格勒大比例尺的详图。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德军占领，来自情报部门的报告也显示，苏军的损失大约是德军的两倍。此时他希望，希特勒关于苏军的后备力量会随时消耗殆尽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自己的军事力量也在迅速地削弱，敌人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让参与进攻的德军损失惨重。
许多针对保卢斯的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合并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两个军之后，兵力几乎达到30万的第6集团军，现在是德军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门外汉们，根本无法理解问题所在，或许有人认为保卢斯应该能够更好地指挥他的部队作战，但提出这种指责的同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保卢斯指挥8个师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的时候，其余的11个师却要试图控制接近130英里长的战线——从顿河大小河曲开始，穿过顿河大草原，直到里诺克以北的伏尔加河，南面则延伸至与贝克托夫卡相对的斯大林格勒以南(见地图4)，而仅有一个师作为后备队。
在北部日渐萧瑟的大草原之外，斯特雷克的第6军、韦尔特·海茨将军的第8军以及贝的第14装甲军遭受到苏军四个集团军的连续猛攻，苏军企图借此来缓解斯大林格勒面临的压力。在右翼，耶内克将军指挥的第4军与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对峙，与兵力较弱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汇合，长长的战线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山区。而苏军方面，隶属于叶廖缅科的军队包括：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驻扎在贝克托夫卡周围的第64集团军、萨尔帕湖附近的第57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然后是一直深入到荒凉的卡尔梅克草原的第28集团军。
对于南部前线的德国军队、罗马尼亚军队和苏联军队来说，大草原上的战争几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所不同的不过是武器更加精良，天空露面的飞机更现代化一些罢了。在两翼作战的装甲部队看来，几周前还可以任他们像战舰一样全速驰骋的大草原，现在却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没有树也没有山，满眼都是光秃秃的，这让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思乡之情更加浓烈。大雨让大草原上变得肮脏不堪，躲在掩体中的德国士兵们听着雨声，看着雨水渐渐地漫过自己的脚踝，除了害怕自己会得上战壕脚和看着老鼠啃食无人区的死尸外，士兵们似乎无所事事。侦察巡逻、突然袭击和试探性的进攻双方仅有的活动方式，战斗小分队匍匐前进到敌军的阵地前面，然后向战壕里扔手榴弹。9月25日，唯一的一次变化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咸水湖附近发生了，苏军第51和第57集团军向罗马尼亚各师发起进攻，虽然他们成功地迫使罗马尼亚军队向后撤退，但却没有能够将德军从斯大林格勒城中吸引出来。
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战斗依然艰苦。作战双方在居民住宅区的废墟中厮杀，这显然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城区中遍布着烧焦的坦克、弹坑、电话线、手榴弹箱，以夹杂在家庭住宅的废墟中的铁床架、灯和各种居家用具。瓦西里·格罗斯曼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住宅区里“遍地都是残砖破瓦，士兵们在只剩下一半的房屋和走廊里战斗着”，那里还能看见枯萎的鲜花，或者是桌子上摊开的某个孩子的作业本。在某栋废弃建筑物中，炮兵侦察兵也许正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用望远镜从墙上的弹洞里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德国兵不喜欢这种巷战，这种近距离的战斗形式完全超出了常规的作战方式，让他们感到无从下手。在9月份战斗的最后几天，苏德双方为争夺位于伏尔加河河岸、靠近察里津河口的一座四层楼向河三层楼向着陆地的大砖墙仓库展开了殊死搏斗。这里的战斗有时候就像是“一块多层蛋糕”，德军在顶楼，苏军在德军的下面，苏军的下面又是德军。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斗，每个人的军装都沾满了暗褐色的灰尘，因此在很多时候，双方都无法辨认出敌我。
德国将军们似乎根本无法想象到在废墟中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还失去了闪电战的巨大优势，虽然一些军事理论专家们宣称，战壕战术是“战争中的非常规形式”，但是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德军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使用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作战方式。第6集团军为了对付苏军的战术，发明了一种名为“风暴－楔子”的战术，而这种战术早已在1918年1月就开始使用了：十人一组，携带机枪、轻型迫击炮和用来清除地堡、地下室和城市下水道中隐藏的敌人的火焰喷射器。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残酷性，甚至比惨绝人寰的凡尔登大屠杀还要恐怖。不久后，在建筑物残骸、地堡、地下室和下水道中进行的这种近距离巷战的作战方式，就被德国士兵们称作“鼠战”。德国将军们被这个带有浓烈粗野色彩的亲昵称呼吓坏了，他们感到士兵们正在迅速地失去对战局的控制力。“敌人好像都穿上了隐身衣，”斯特雷克将军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从地下室、坍塌的房屋、掩体和工厂废墟中出来的苏军伏兵，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让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亡。”
苏军的伪装技巧让德军指挥官们非常佩服，但却无人意识到，正是德国飞机让敌人想到了这些巧妙的伪装技巧。“没有一间房子是完好无损的，”一名中尉在家信中这样说道，“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烧焦的残砖烂瓦，根本无路可走。”在城市的最南端，第24装甲师的空军联络官这样写道：“苏联军队已经在城中会合并加强了防御工事，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开阔的地方，苏军挖掘战壕将坦克或者是坦克炮塔隐藏起来，地下室里还藏着他们的反坦克炮，这些防御工事让我们的坦克几乎寸步难行。”
崔可夫计划使用“防洪堤”战术，将德军的密集队形打散，削弱他们的进攻力量。配备着反坦克枪和机枪的步兵们埋伏在经过加固的建筑物中，误导德军进入那些早已严阵以待的地方，在这些残砖瓦砾的遮掩下，伪装好的T－34和反坦克枪正在等待着德国人的到来。当德国坦克与步兵同时向苏军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敌人的进攻队形分散开来。俄国人使用迫击炮，专门攻击尾随德国坦克而来的德国步兵，将他们打散，与此同时，反坦克枪手们则集中精力去对付德国坦克。在那些预先设有埋伏的地域中，苏联工兵——伤亡率最高的兵种——早已埋好了地雷，等待德国人的到来。“犯一次错误，就意味着再也吃不到饭了”是他们玩笑式的自我警告。如果大雪降临，这些工兵们就会穿着伪装服在夜间行动，悄悄地爬到前沿阵地去埋设反坦克地雷。一名有经验的地雷工兵，一个晚上可以埋设30枚地雷。他们的另一个绝技是从掩体中冲出来，直接把地雷放在前进的德军坦克前面。
大多数的战斗方式都不是大举进攻，但似乎永无休止且残酷无比。这场战役是在“斯大林格勒巷战学院”的突击小组与德军之间展开的，这些突击小组一般是由6～8个人组成的。除了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匕首和锋利的铁锹，可以悄无声息地致德军于死地(铁锹供不应求，战士们不得不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而且晚上睡觉还要枕上它，以免被别人偷走)。在下水道中作战的突击小组，还要配备一名火焰喷射器手和一名携带炸药的扫雷工兵。来自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六名扫雷工兵，找到了一条通往一个德军据点的隧道，他们用300磅炸药，将这个据点连锅端掉了。
苏军采用了一种更普遍的战术，因为他们发现德军部队严重缺乏后方补给力量。崔可夫下令苏军加强夜间攻势，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空军无法在晚上发挥其功效，另一方面，他自己则主观地认为德国人对俄罗斯的黑夜有种恐惧感，一旦苏军在晚上发起攻势，不分昼夜的作战会把德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来自巴秋克上校指挥的第284步兵师的西伯利亚人，被纳粹德国的这些“陆战轿子”们视为天生的猎手，他们对“猎物”的捕杀技巧让德军士兵们深感恐惧。“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吗？”在苏军截获的一封德军士兵的家信中这样写道，“哪怕是一点点声响，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扣动扳机，打出一连串的曳光弹。”而只要有一个哨位发出枪声，同样高度紧张的其他哨位也会跟着一齐开枪扫射，这也是德军仅仅在9月这一个月中，就消耗了2500万发子弹的重要原因。苏军还接连不断地向天空发射信号弹，让敌人以为进攻迫在眉睫。部分是因为要躲开白天出动的德国梅塞施米特飞机，因此苏军的空中战斗部队总是在夜晚对德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这一举动也同样达到了疲劳德军，让他们紧张不堪的目的。
苏军使用双发动机夜间轰炸机，几乎吸引了德军前沿高射炮阵地的所有火力，此外还启用了大量灵巧的U－2双翼飞机在夜间轰炸行动中负责投掷小型炸弹。“俄国人的飞机整晚都在我们的头上嗡嗡的叫。”一名轻工兵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更可怕的是声音的变化，在远处听来，U－2飞机的飞行声音就像是“缝纫机”在工作。可是当飞行员接近目标的时候，飞行员会关掉发动机，像捕食的鸟儿一样地在空中滑翔。直到炸弹落下，我们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只是机翼穿过空气时发出的嗖嗖声。虽然这些飞机只能扔下400公斤的炸弹，但是它们在德国人心中产生的恐惧效应却是巨大的。“我们筋疲力尽地在掩体中等待着它们的到来。”另外一名士兵这样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U－2飞机得到的绰号是最多的，除了“缝纫机”外，还有“值班军士”，因为它总是悄悄地溜到了阵地。“夜半轰炸机”、“咖啡机”和“铁轨撬杠”则是其他一些绰号。因此，第6集团军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报告，请求纳粹德国空军能对苏军机场进行不分昼夜的空袭。“俄国人接连不断的夜间空袭已经让我们无法忍受，部队士兵们丝毫得不到休息。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久后，他们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在现存的战争档案中，并没有有关战争焦虑症的记录。如同英军一样，德国军人医疗机构更倾向于使用“筋疲力尽”的委婉说法，但是他们的诊断报告却和红军的一样，冷漠而简单。德国陆军甚至不承认有这种病的存在。1926年，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七年前，由战争引发的神经机能症就不能当做一种用来申请养老金的疾病。军方认为，既然这不是一种疾病，那么也就不能把它当做申请离开前线的理由。精神崩溃是懦弱的表现，不仅不会得到休养，而且还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那些违反军纪的事件中，特别是临阵脱逃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于战斗休克和一般性的过度紧张而造成的。通过对类似战争情形的研究，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就是，1942年9月，当战争演变成永无休止的毁灭之后，战斗休克使得双方的兵力迅速缩减。如果你看过有关英国对安齐奥和诺曼底战役中的战斗休克病例的研究报告，那么你就会发现，一旦部队被阻截或者被包围，那么战斗休克的数量就会急速上升。
崔可夫与前线指挥部的高级军官们之间就师、军和方面军的炮兵部队阵地的位置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最终，崔可夫赢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将炮兵阵地设在伏尔加河东岸，因为西岸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来部署炮兵。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向伏尔加河对岸运送弹药越来越难了，而“在斯大林格勒，一门没有炮弹的野战炮，和一堆废铁没有任何区别”。
“俄国人占领着一栋房子，德国人占领着另外一栋，”一到斯大林格勒城，瓦西里·格罗斯曼就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我们的重炮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不久后他便找到了答案。如同崔可夫坚持的那样，苏军炮兵集中在伏尔加河东岸的纵深地带，并没有向德军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德军的交通运输线，更重要的是攻击那些正准备集结发起攻势的德军小分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军炮兵观察员们像狙击手一样的躲在残破的建筑物顶层。德国人对这些隐藏起来的苏军战士们可能带来的危险也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将这些人作为狙击手和反坦克炮的首选攻击对象。
一旦发现某支德军部队开始集结，观察员便立刻通过无线电或者是野战电话报告给驻扎在东岸的炮兵，一瞬间，炮火齐射，足以毁灭一切。“在伏尔加河的另一边”，格罗斯曼写道，“重炮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天宇，大地也在重炮的轰鸣声中颤抖。”
在伏尔加河西岸，唯一留守的炮兵部队是装在卡车上的喀秋莎火箭炮。这些喀秋莎火箭炮隐藏在高高的伏尔加河堤坝下面，每当发射前，他们先把卡车倒到河边，迅速地发射完16发火箭弹后，便立刻离开。这种多管火箭发射器是苏军最具心理威慑力的远程武器。它共有16枚130毫米火箭弹，每枚大约5英尺长，可以在瞬间连续发射，发出足以让心跳停止的响声。许多第一次经历喀秋莎打击的人们，都以为自己遇到了空袭。红军战士们之所以将这种火箭炮叫做喀秋莎，是来自于一首战争期间最流行的歌曲，歌中的女子名字就叫喀秋莎(Katyusha)，她的未婚夫上前线保卫祖国母亲去了，喀秋莎答应将永远铭记两人的爱情，等待未婚夫胜利归来。
一种6膛火箭发射器也让苏军战士吃尽了苦头。苏军战士们把这种德国武器叫做“傻子”或者是“驴子”，因为它会发出驴嚎一般的噪音。它还有一个绰号是“万尤沙(Vanyusha)”(意思是小伊万，就像喀秋莎是卡佳的昵称一样)。在第62集团军中有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万尤沙想娶喀秋莎”的话，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 注：类似的绰号和俚语不计其数：子弹被称做是“葵花子”，地雷被叫做是“小黄瓜”，而“舌头”则被用来形容那些被逼问情报的敌军哨兵俘虏。 ]
不久，崔可夫就意识到，冲锋枪、手榴弹和狙击步枪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步兵所能使用的最好武器。在冬日战争后期，擅长于在运动中射击的芬兰滑雪部队，常常使苏军措手不及而且损失惨重。后来红军吸取了这种战术的优点，组建了八人一组的冲锋枪小分队，由T－34便可以直接送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这样的小分队，被认为是最好的近距离巷战编队。在对房屋和掩体清理的过程中，手榴弹则是必不可少的武器。红军战士们把它叫做“装在口袋里的大炮”。在自我保护方面，手榴弹也是非常理想的防御武器。依照崔可夫的命令，每条战壕壁上都留有专门存放手榴弹的凹洞，以便用时随手可取。不过，那些未经训练的战士们在使用手榴弹的过程中也屡屡出事。由于一名新兵的操作失误，爆炸的手榴弹杀死了副连长，周围的许多战士也因此而受了重伤。而其他一些受伤事件，则是因为新兵——主要是来自中亚的红军战士——企图将缴获的德军起爆管装入自己的手榴弹中，结果被炸死了。“必须更加强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训。”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在递交给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强调说。
另外一种对使用者和被攻击者都十分危险的武器是火焰喷射器，在对下水管道、地下室和无法进入的藏身地点进行清除的时候，它的效果非常可怕。操作者很清楚，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他将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人。
红军战士们喜欢使用一些小玩意儿来杀死德国人。新想法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新的陷阱都比上一次更有创意，杀伤力更强。因为无法还击斯图卡飞机的轰炸，营长伊利加什金上尉非常生气，于是他便与列兵列帕钻研起了自己的防空炮。他们把一支反坦克枪固定在车轮轮辐上，然后在地上打上木桩，把车轮固定在木桩上。根据枪口初速度和敌机俯冲时的估算速度，伊利加什金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但是“满脸憔悴忧郁”的列帕却似乎有些怀疑这种计算。最终，他们的辛苦钻研取得了回报，列帕击落了三架斯图卡飞机。
真正的防空炮兵连也在不断地弥补自己在战术上的缺陷。斯图卡飞机的飞行高度大约在4000～5000英尺左右，然后以大约70度的角度进行一个半翻滚式的俯冲，飞机上的汽笛随之开始尖叫。它们结束俯冲时的高度——般略低于2000英尺，防空炮兵们便在斯图卡飞机正要俯冲或是结束俯冲的一瞬间来击落它们。而在俯冲过程中想要射击斯图卡飞机，则纯属浪费弹药的做法。
另一种战术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扎伊采夫首创，不久后，他便成了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最著名的狙击手。扎伊采夫把从狙击步枪上拿下来的瞄准镜装到反坦克枪上，这样他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将反坦克炮弹直接打入敌人据点的射击孔。但是不久后他就发现，这些成批生产的弹药无法满足精确射击的要求。另外，使用常规兵器也一样可以出名，巴秋克师的王牌迫击炮手贝兹迪科，就可以同时将六枚炮弹射上天空。对这些事迹的宣传，是为了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把这些神射手当做榜样。第62集团军的战斗口号是：“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武器。”
坚守那些经过加固的“堡垒”是支撑崔可夫战略中心的要点，而坚守这些战略据点的战士甚至包括年轻的女卫生员和或者是女通讯兵，在与后方失去联系的情况中，她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的局面。她们还必须忍受灰尘、烟雾、饥饿和令人发疯的干渴。自从泵站在8月的空袭中被德军捣毁之后，整个斯大林格勒就再也没有供应过新鲜的自来水了。污水当然是不能喝的，干渴得快要发疯的战士们，只好射穿自来水管，以求从中能找到几滴可以喝的水。
向前沿阵地运送粮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某反坦克分队的一名来自喀山的鞑靼(Tartar)厨师，背着装满茶水和热汤的军用暖水瓶，匍匐穿过敌人的炮火，送到了自己的前线阵地。假如暖水瓶在途中被炮弹碎片或者是子弹射中，那么这位不幸的厨师就会被热汤烫伤。后来，当霜冻变得越来越严重时，暖水瓶里的茶水和热汤都被冻住了，而当“他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挂满了冰柱”。
在双方难以分清的防线上，许多地段的防御纵深仅有几百，这样的情形导致前线指挥部如同前沿阵地一样容易被摧毁。“炮弹在指挥部上方爆炸是常有的事。”第62集团军炮兵师师长季莫菲·瑙莫维奇·维什涅夫斯基上校，在医院中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从掩体中出来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冲锋枪声近得仿佛就在耳边。很多时候，我们简直感觉到德国人就在眼前。”有一次，一辆德国坦克直接开到了他所在掩体出口处，“车体把唯一的出口堵得严严实实的”。维什涅夫斯基不得不和其他军官一起，挖洞逃到远处的一个阴沟中。上校负了重伤。“我被彻底地毁了容，”他写道，“所以，在生活中我将永远失去对女人的吸引力。”
在9月和10月份，德军指挥部的掩体几乎没有被摧毁的危险，因为他们在木梁上覆盖了三英尺厚的泥土，这足以保护掩体不受炮弹的攻击，即便是喀秋莎他们也不再害怕了。被来自伏尔加河岸打来的重炮直接命中，是德军面临的最大危险。在紧张工作的同时，师级和团级的指挥员，也不忘兼顾个人享受。上紧发条的留声机旁，常常摆放着一筐白兰地或者是从法国带来的葡萄酒。掩体中的空气潮湿而污浊，一些官员穿着运动裤或者是乒乓球衫在工作，因为他们的军装早已长满了虱子。
对于士兵来说，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临睡前的“晚安”也被祝对方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代替了，因为黑夜是最危险的时候。在寒冷的早晨，他们醒来后伸展着僵硬的四肢，就像蜥蜴那样，希望在冰冷的战壕中吸收到点滴阳光。白天的时候，胆气稍微足一点了，德国人便在阵地上冲着苏军肆意喊叫：“俄国佬！你们的死期到了！”，或者是“Hei，Rus，bul－bul，Sdavaisa”(意为“不投降就把你们炸得粉碎”)之类的话。把苏联军队打到伏尔加河里，让他们像惊逃的兽群一样被淹死，这样的话也是百说不厌的。
在战斗间歇期间，苏军战士们也喜欢避开敌人的火力偷闲晒晒太阳。战壕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铁匠铺”，弹片被做成了油灯，破布被当成了灯芯，弹筒则是现成的打火机。劣质的“莫合”烟也成了战壕中抢手的东西。烟瘾大的人一致认为，用报纸卷的烟卷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因此他们在卷烟的时候不用彩色的纸，只是用报纸松松散散地卷成一个大粗卷。混合着油墨的味道，“莫合”烟吸起来别有一番乐趣。甚至在打仗的时候，苏军嘴里都叼着“莫合”烟。“打仗的时候吸烟是允许的，”一名反坦克枪手告诉西蒙诺夫，“但是错过你的攻击目标却是不允许的。错过一次目标，也许就意味着你有可能再也过不上烟瘾了。”
每天二两的伏特加，是比烟草更重要的供给品。只要伏特加一出现，战士们便立刻安静下来，眼睛全都盯着瓶子。战争让每个人的精神都极度紧张，他们需要酒精来麻醉自己、来壮胆，所以伏特加的供应量总是不足，战士们甚至会为了伏特加铤而走险。医用消毒酒精根本不会用来消毒，工业酒精甚至是防冻液，在用防毒面具的活性炭过滤之后，都会被战士们当做“伏特加”来喝。许多战士们在去年撤退的途中把防毒面具扔掉了，因此，那些现在还有防毒面具的人就会漫天要价。喝这种“伏特加”的后果可想而知，头疼算是轻的。那些身强力壮，又喝得不多的年轻人，能够从这些劣质酒精中恢复过来，而那些经常喝的人最后都失明了。
在草原深处的部队中，战士们通常一天就要喝一升烈酒。为此他们常常向上级隐瞒伤亡情况，然后均分死者的那份烈酒，或者是用军装、零散军用装备和后方的村民们交换烈酒。用这样的交换方式，你可以在卡尔梅克草原上获得香醇的美酒，其中包括“任何你能想到的美酒，甚至还有用牛奶酿造的美味烈酒”。这样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更加危险。两名村妇被一个“NKVD部队的军事法庭”判处在古拉格(Gulag)服刑十年，因为她们用酒和烟草交换丝质降落伞来做内衣。
苏军指挥官们对医务部门几乎漠不关心，一旦有人因伤不能参加战斗，那些高级军官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医治他们，而是尽快找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但是这种冷漠的态度并未影响那些医务人员，他们勇往直前的身影，依旧活跃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些担任护理工作的人，大多数是只接受过最基本急救培训的女学生或者高校毕业生。
第62集团军的卫生连有100多人，新任连长是18岁的医校学生季娜伊达·乔治芙娜·加芙里洛娃，她是被原来服役的骑兵团举荐而来的。她所在的卫生连，大都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必须克服心理上对战争的恐惧感，穿过猛烈的炮火，匍匍到前线去救治伤员。她们把伤员按照原路拖回安全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背到救治地点。就像她们的上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生理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都非常的强”。
毫无疑问，医务人员是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20岁的漂亮妈妈古丽娅·科洛莱娃，来自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把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留在莫斯科，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医务志愿者。这位志愿到北部战线，服役于第24集团军214步兵师的年轻妈妈“曾经从前线运送回来100多名伤员，并且还独自杀死了15个法西斯”。她因此被追授红旗勋章。在某近卫步兵团当护士的娜塔莉娅·卡什涅芙斯卡娅——参军前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在一天之内，共带回了20名伤员，还“向德国人扔了手榴弹”。斯大林格勒前线司令部也特别的表彰(追记)了另外一名勇敢的医务人员科契涅夫斯卡娅(Kochnevskaya)，她志愿来到前线，并从火线上带回了20多名战士。虽然曾经负伤两次，但是她绑着绷带继续运送受伤的军官和战士们。 [ 注：在众多知名的坦克手中，叶卡特琳娜·佩特柳克是少数作为战斗人员出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妇女。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空军部队中，团长玛琳娜·拉斯科娃是一位杰出的轰炸机飞行员。“我从未这样近地看过她，”西蒙诺夫在卡梅申机场与她会面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根本没有想到她是如此的年轻漂亮。也许我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不久后，我便听说她光荣牺牲了。” ]
大多时候，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这些女卫生员的鲜血都白流了。而那些被她们背回伏尔加河边的伤员们，也无法得到及时的照料，直到夜幕降临之后，这些伤员才像土豆袋一样地被装上船运回河对岸。正如——位女飞行员所说的那样，伤员们在东岸被抬下的时候，伤势往往变得更糟糕了。
几名被打散的飞行团幸存者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里渡过了漫长的黑夜，清晨，他们被奇怪的声音吵醒了，不知就里的飞行员们，穿过森林到岸边去看个究竟。结果，他们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伤员，躺满了整个沙滩”。这些伤员是在夜里被送过伏尔加河的，此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要水喝，而那些“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则在那里痛苦地哭泣着。”地勤人员则东奔西走，希望能尽量帮助这些伤员。在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后，产科护士克拉芙迪娅·斯特尔曼发誓，她一回莫斯科就立刻申请调到前线的医疗部门工作。
即便到达伏尔加河东岸的野战医院，也无法保证伤员们就能活下去。尽管有很多从俄罗斯最好的医院来的医生，但是糟糕的条件却让红军医院看来更像是一座肉类加工厂。距离斯大林格勒大约6英里的巴拉什科夫附近有一野战医院，主要接收胳膊和腿有伤的伤员。但是这里的医疗设备资源却极其匮乏，标准床位也少得可怜，更多的是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三层窄床。一位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不仅对伤员们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而且更对他们的心理状况深感忧虑：“他们常常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谈。”起初她认为，这些从“地狱般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下来的伤员们，永远都不想再回去。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军官还是战士，都非常想重返战场”。被截肢的人因为无法重返战场而郁郁寡欢。事实上，正如那位面部被炸弹碎片划伤的炮兵上校所说的，大多数暂时残废或者是永远残废的人，都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糟糕的日需给养既不利于身体恢复，也不利于士气的恢复。格罗斯曼无限伤感地认为，这就是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悲惨命运。“在医院里，”他在日记本上草草写道，“伤员们只能分到一块小得可怜的咸鱼，而护士们在切这些咸鱼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物资是如此的匮乏。”在那些尚未亲眼看见这些场景的日子里，格罗斯曼根本不相信现实的残酷性。冷酷无情的苏维埃制度规定，最好的食物要送给前线部队。如果幸运的话，伤员们每天可以得到三份“卡莎”——麦糊，或者是荞麦糊——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食物了。格罗斯曼看到的咸鱼，其实是一种极其少见的待遇。
我们从送给莫斯科谢尔巴乔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医院，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中所出现的奇怪现象：炊事员第一，外科医生第二，司机第三。这种比赛标准，完全忽略了医务人员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鲜血短缺的情况下，她们常常是抽自己的血输给伤员——有时一晚就要抽两次——这使得她们经常处于快要垮掉的状态中。“如果她们不献血，”一份报告解释说，“战士们就要死掉”。
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整船的伤员被送往伏尔加河东岸，与此同时，又有整船的“炮灰”被送到伏尔加河对岸的斯大林格勒市去。斯图卡飞机把第62集团军的援军打得七零八落。晚上，新的增援部队在NKVD的监督下又登上了渡河的船。战士们盯着河对面被大火照亮的城市，努力不去理睬那股烧焦的味道。时不时地，河面上还有大片燃烧的浮油。许多船上还专门配备了NKVD人员，而他们的任务是随时枪毙那些不愿到伏尔加河西岸去送死，于是不得不跳河企图逃跑的红军战士。河对面的德军炮火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性命，如果有人因此精神崩溃而闹事的话，船上的军士或者军官就会立刻击毙他，然后把尸体扔进伏尔加河。
他们乘坐的船只满布着炮弹痕迹，充分向人们昭示了渡河的危险性。其中一条救火船，改装后作为战舰加入了伏尔加河舰队，据说一个来回船身上就出现了436个子弹和炸弹碎片击出的洞，仅有一码见方的船体是完好无损的。
德军火力最容易攻击的目标，是那些由苏军工程兵驾驶的运载着诸如修建掩体用的原木等重型材料，驶向斯大林格勒的木筏。一次，当一条这样的木筏靠上伏尔加河西岸后，战士们赶紧跑来帮忙卸载原木，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工兵中尉和他的三个手下被岸上的德军机枪扫射得浑身是洞，“他们的身体和木材，就好像是被一副钢牙撕扯过一样，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随着冬天越来越近，第6集团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时间如此紧迫，他们甚至在夺取红色广场和察里津河南岸的谷仓之前，就为对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工业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攻击而开始做战前准备。
9月18日凌晨，崔可夫把他的新指挥部搬到了距离红色十月金属加工厂大约半英里的伏尔加河岸边。而且，他的参谋人员选择了一个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设立新指挥部，这个地点恰好在一个巨型的油罐下面，他们本以为这是个空油罐。
乘着夜色的掩护，为了把更多的弹药和援军之类的补给运到伏尔加河对岸的红色十月和巴里卡德兵工厂的后面，苏军进行了很多艰难的尝试。多余的人员被撤离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斯大林格勒周围电站的防空火力点大部分都被德军给摧毁了，而且储存弹药的仓库也遭到了破坏。9月25日，那些幸存的女炮手们撤离伏尔加河西岸，之后便被立刻重新安排到了东岸的其他部队之中。
9月27日(星期天)上午6点(德国时间)，德军的进攻行动在斯图卡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拉开了序幕。脱离编队的斯图卡飞机咆哮着俯冲而下，炸弹向连珠一样随之落下，秋日早晨的阳光照在斯图卡飞机银色的机身上，为它平添了一股锐利的杀气。由两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组成的德军地面部队，试图将这个由伏尔加河岸边向西延伸出来的三角形突出部队一网打尽。
第62集团军先发制人，向马马耶夫岗以南地区发动了几次进攻，目的是分散德军在北部的进攻力量。这一进攻举动使得多疑的德军参谋人员大为震惊，他们开始怀疑，苏军侦察兵已经混进了自己的战区，并且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陆上运输线。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引起苏军这一进攻行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己方疏于保密的进攻准备工作。
苏军的主要防御措施是在马马耶夫岗北部五英里之内的工厂区(包括拉祖尔化学工厂、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巴里卡德兵工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内搭建反坦克障碍物和埋设密集的地雷。
轰炸开始之后，德国兵们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起伏的布满碎石的山丘向进攻起点集合。沉重的装备累得他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面对即将开始的战斗，一个个紧张得口干舌燥。在左翼，第389步兵师的一支部队准备向巴里卡德兵工厂的住宅区挺进。起初，一名士兵看到“居民区布局匀称，白色的铁皮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银色的大海一样波澜起伏”。然而不久后，空中投下的炸弹就让这银色的大海变成了红色的狂潮。在中部战线上，第24装甲师从小型机场发起攻击。奥地利第100狙击兵师则负责向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军的空袭和炮击，粉碎了在这条战线尾部战斗的戈里什内指挥的第95步兵师，德国人又重新夺回了马马耶夫岗。
红军又一次的表现出了对苏联平民的冷酷无情。在争夺巴里卡德兵工厂工人住宅区的战斗中，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中士(原来是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警长)看见：“一些携带包裹从屋里冲出来，企图躲避德军火力的俄国妇女，却被身后的苏军机枪打倒在地。”
连崔可夫本人都承认，敌人来势凶猛，“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进攻，我们就得跳进伏尔加河了”。不一会儿，赫鲁晓夫就从前线指挥部打来了电话，他想要知道整个部队的作战状态是否正常。鉴于第95步兵师在马马耶夫岗的悲惨结局，崔可夫忧心忡忡地说，他们最畏惧的是德国人的空中力量。赫鲁晓夫还和集团军政委古罗夫通了话，敦促他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励战士们的斗志。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9月28日(星期一)，纳粹德国空军集中力量对西岸和伏尔加河上的船只进行轰炸，企图切断62集团军的补给线。苏军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高射炮不间断地向空中射击，膛线很快就被磨坏了。装载着补给物资的六只船中，五只都严重受损。崔可夫强烈要求第8空军集团军能够提供更多援助，在自己的部队夺回马马耶夫岗山顶的时候，能对抗纳粹德国的空中力量。崔可夫的这次反攻没有夺回山顶，但却迫使德军后退，马马耶夫岗成了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如果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建立了炮火攻击点，那么斯大林格勒北部和伏尔加河渡口就会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崔可夫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阻止德军实现这一计划。那天晚上，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松了一口气，但是补给船只的损失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数以千计的伤员躺在岸边无法过河，更严重的是，前线部队就快要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中了。
9月29日(星期二)，德军向苏军控制的三角形区域的顶部发起了进攻。西面的第389步兵师一支分队和东北方向的第60摩托化步兵师，同时向奥尔洛夫卡村发起进攻。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苏军仍旧不顾一切地顽强抵抗，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在家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些苏联人是怎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就像一群忠实的狗一样。”
9月30日，北方战线的第14装甲军，受到多个苏联集团军的攻击。在与至少两个苏联步兵师和三个坦克旅对峙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中”，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6装甲师都声称自己击毁了72辆苏联坦克。苏军顿河前线部队的攻势损失惨重，尽管没能缓解奥尔洛夫卡和工厂区面临的德军进攻压力，但却延缓了德军消除奥尔洛夫卡突出部的计划进程，致使德国人最终用于接近十天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
第24装甲师，第389步兵师和第100狙击兵师的大部分军队，向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和巴里卡德兵工厂发起了总攻。“工厂区已被完全毁坏，破烂不堪。”一名狙击手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混乱情景。几乎所有的窗户和屋顶都被炸得粉碎，生锈的机器设备扭做一团，根本无法辨认。“第一批冲锋的战士倒下去了，呼唤卫生兵的声音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密集，不仅仅是来自前方，现在对我们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攻势。”随着苏军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爆炸，炸弹的碎片连同大量的碎石颗粒，也让德军损失惨重。
第二天，为了加速对红色十月工厂区的进攻进程，保卢斯下令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由城市南部挥师北上。在苏军方面，处于困境中的第62集团军迎来了穿过伏尔加河，前来支援的斯捷潘·古里耶夫将军的第39近卫步兵师的到来，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个师直接投入了红色十月工厂右翼的战斗中，更加固了那里的苏军防线。另外一支新援军——由古尔季耶夫上校指挥的第308步兵师(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第二支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也开始横渡伏尔加河了，但是这些到来的援军不过是弥补了苏军先前的损失罢了。
不久，崔可夫面临着一个出乎意料的危险局面。10月1日，德军第295步兵师从罗季姆采夫部队右翼的溪谷悄悄向苏军逼近。驻守在那里的苏联近卫军奋起抵抗，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战斗。夜间，又有一股德军步兵顺着克鲁多托伊溪谷的主排水沟到达了伏尔加河岸边。他们掉头向南，从罗季姆采夫师的后面对苏军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德军向苏军的右翼发动了另一次进攻。罗季姆采夫迅速做出反应，下令属下的所有部队即刻投入战斗，最后终于稳住了战局。
10月2日，德军向崔可夫司令部上方的油罐发起了进攻。这些油罐其实并不是空的。德军的火力直接击中了目标，油罐燃起了熊熊烈火。燃烧的石油从油罐中涌出，顺着山坡向下，途经崔可夫的司令部，最后流入了伏尔加河。除了发报机外，一切设备都停止了工作。“你们在哪里？”斯大林格勒前线司令部不停地发来电报。终于有了答复：“我们在浓烟和火焰的最深处。”
在10月的第一周里，崔可夫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守住正在迅速缩小的狭长河岸。一切取决于伏尔加河渡口。他非常清楚，在苏军损失惨重的同时，德国人也伤亡惨重，然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部队的人数。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固守第62集团军的战斗口号：“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决不退过伏尔加河。”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许多红军战士的信条。在这个时期，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工厂南部地区。当时，德军坦克集中火力正在向废墟中苏军第193步兵师下属的一支海军步兵分队坚守的一个学校进攻，苏军的反坦克手雷已经用光，于是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克当即抓起两个燃烧的汽油瓶。就在他要掷出第一个汽油瓶时，一颗德军子弹击中了他手中的瓶子，火焰瞬时串遍了他的全身。他奋力向距离德军的最后几英尺冲去，将自己撞向了敌军坦克的侧面，将最后一个汽油瓶点燃，奋力砸向了坦克炮塔后面的发动机舱盖。
德军指挥官们也开始担心了。他们的士兵极度疲劳，而且士气也受到了重创。比如，第389步兵师的士兵们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他们甚至希望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而调往法国。德军战线后方的墓地一天天在扩大，那些在9月30日听过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上的演说的人们也丝毫提不起精神。尽管希特勒在演说中大肆吹擂德国的成就，声称他们已经从顿河打到了伏尔加河，但是西方同盟国根本不把这一切放在眼里。希特勒又一次面对失败而口出狂言，坚信“无人能将我们赶出那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