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生命”：9月的战斗·第九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人民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已成为军事攻击目标，是通过8月20日的一份公报。两周后，从未料到自己的军队会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陷入巷战的希特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 。
在困扰希特勒的斯大林格勒问题中，高加索前线的战事，是他首要考虑的事情。9月7日，就在哈尔德对斯大林格勒的战事进展表示满意的同时，希特勒对高加索战线不利现状的不满程度却达到了极限。他拒绝接受陆军元帅李斯特没有足够军队完成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法。刚从李斯特的指挥部赶回来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午餐时还认为李斯特会完全按照元首的命令执行任务。“你在撒谎！”希特勒大发雷霆地尖叫道，愤怒地离开了房间。接着希特勒下达命令，派遣德国国会大厦的速记员到文尼察，要求他们详细地记录下每日战况讨论会中的每一个字。
在从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战役中胜利凯旋之后，希特勒对战争中存在的必要条件，如燃料的供给、人力的缺乏等问题毫不在意，仿佛他的个人意志是凌驾于这些物质条件之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盛怒之下的他，看来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周后重见希特勒的瓦里蒙特将军，也为元首“长时间的盛怒”而感到震惊：“这个人已经不顾脸面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会输掉这次赌博，苏维埃俄国不会在第二次攻击中再被打倒。”同样，重返元首指挥部的空军副官尼古易斯·冯·贝洛，也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所有希特勒的随行人员，无一例外地显现出沮丧的表情，元首则完全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
希特勒似乎对当前的战争有了敏锐的感觉——他曾经告诉过他的将军们，如果不能夺下高加索，那么德国将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伏尔加河已经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兵工厂也已经被彻底摧毁——这些都是蓝色行动要攻击的目标——此刻他十分清楚，必须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而这次占领似乎是彻底征服苏维埃俄国的另一种方式。这位危险的梦想家，已经开始用象征性的胜利来弥补自己的空虚了。
一两次可观的胜利支撑着这样一个错觉——斯大林格勒战役将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优势。在北方前线的战斗中，第16装甲师的明星指挥官冯·施特拉赫维茨伯爵表示，在持续的坦克战役中，取胜的关键在于冷静的头脑、准确的目标和快速的火力。俄国投入了一波又一波的T－34型坦克和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坦克，但是高大的外形，加上装甲外壳又非常的薄，使得这些美国坦克极易被摧毁。苏联坦克兵们并不喜欢美国坦克。“这些坦克根本不顶用，”一位苏联坦克兵在被俘后，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这样说，“这些坦克的阀门总是坏，而且发动机太热，最关键的是这些坦克的传动装置一点儿也不灵活。”
“俄国人向一座小山头发起进攻，”弗赖塔格－洛林霍温回忆道，“我们隐藏在背面斜坡上。接下来的两天之中，他们全都沿着一条进攻路线行动，这让他们完全暴露在了地面上。”被摧毁的坦克足有一百多辆。“只要是能看到的地方，”一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到处都是被炸毁或者是正在燃烧的坦克残骸。”49岁的施特拉赫维茨师长因此而在自己的骑士勋章上又添了一枚橡树叶，但是不久之后，就因为年龄的原因而被调遣回德国了。他的指挥权则由弗赖塔格－洛林霍温接替。
俄国人对这座小山头的进攻完全是在白费工夫，但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却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决心比德国侵略者夺取这座城市的决心更强烈。“显示你的勇气的时候来了……”当俄国的危难时刻到来的时候，安娜·阿赫马托娃在她的诗篇中这样呼吁道。
罗斯托夫陷落之后，任何鼓励抵抗的方法都为俄国当局所默许。9月8日，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军方报纸刊登出了这样一副照片——一个四肢被捆绑着的小女孩。“如果你心爱的女孩像她一样被法西斯分子捆绑着，你会有什么感受？”图片旁边的文字这样说明道，“他们首先会无耻的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一辆坦克底下轧死。勇敢向前冲，把敌人杀死。保护自己所爱的姑娘免遭土匪的强暴是你的责任。”像这样的宣传资料——基本上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歌《杀死他！》的重复——当然没有任何艺术可言，但是它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俄国人的最真实的感受。阿列克塞·苏尔科夫的诗歌《我痛恨》，表达了同样的愤怒情绪。德国人对祖国母亲的亵渎只能用复仇的鲜血洗净。 [ 注：显然，1942年夏天有关“强暴”行为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1944年底和1945年进入德国境内的苏联军队的行为，导致了他们大量的强奸行为。 ] 9月9日，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队，在前进的途中偶然发现了大量《红星报》，其中有伊利娅·爱伦堡写给红军战士的一篇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不要数你已经度过了多少天，不要数你已经行走了多少里路，只需数清楚你杀掉了多少德国鬼子。杀死德国鬼子——这是母亲的祈祷。杀死德国鬼子——这是俄罗斯土地的呼号。不要动摇，不要放弃。勇敢向前冲！”
在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看来，为第62集团军挑选一名合适的指挥官，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显得尤其的重要，因为在现任指挥官的眼中，守住斯大林格勒简直就是天方夜谭。9月10日那天，第62集团军不得不在战斗中退到市中区去。当德国第29摩托化师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库波罗斯诺向伏尔加河方向挺进之后，第62集团军与南部的第64集团军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9月11日，设在察里津河谷的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处在了德军的重炮攻击之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恰在此时到达，在经由伏尔加河进入熊熊燃烧的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被“令人悲伤的烧焦的金属味”而深深震撼。在空气稀薄的掩体中，赫鲁晓夫“阴沉着一张脸，总是简单地用一个字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拿出一盒雪茄，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但是火苗总是在划燃后就立刻熄灭了。稀缺的氧气显示出，掩体中的通风情况简直糟糕得让人担忧”。
西蒙诺夫和他的部下只能睡在靠近察里津河口的隧道拐弯处，简陋的条件使得他们只能和衣而睡。但是，当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发现，除他们之外，掩体中已经没有别人了。“参谋官们不见了，打字员也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像是从掩体中蒸发了一样。”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名正在卷起最后一根电话线的通讯兵。此时他们才知道，前线指挥部已经奉命撤至伏尔加河东岸。德国炮火的轰炸，使得西岸不断坍塌，于是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不得不征得斯大林的准许，将前线指挥部撤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唯一还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是第62集团军的指挥部。
接下来的那天早上，崔可夫将军接到命令赶往新近设在雅米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报到。渡过伏尔加河找到这个新司令部，花了崔可夫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斯大林格勒城中熊熊燃烧的大火腾空而起，隔着宽阔的伏尔加河，崔可夫不需要打开他的美国吉普车的车灯，也能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天早上，崔可夫才见到了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一见面，他们就详细地给崔可夫描述了当前的战局。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斯大林格勒，我们不能后退，现在也无处可退了。崔可夫已被斯大林任命为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新司令员。
“崔可夫同志，”赫鲁晓夫问道，“对上级指派你的这项任务，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们应该与这座城市同生死共存亡。”崔可夫回答道。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看着他，并且告诉他，他的理解完全正确。
当天晚上，崔可夫乘坐一条渡船，从红斯洛波达出发，前往察里津河谷上游的中心码头，他还一并带去了两辆T－34坦克。当渡船一靠岸，早已在弹坑中等待船只到来的人们蜂拥而出，其中绝大多数是想要逃离战火的市民，还有一些则是准备将伤员转移上船的红军战士。一下船，崔可夫便和他的随行人员出发去寻找自己的新指挥部。
在走错了许多次路之后，他们才由一位工兵部队的政治委员带领，前往马马耶夫岗——一个巨大的鞑靼人墓地——由于它的海拔高度，人们称它为102高地。62集团军的新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崔可夫见到了自己的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将军。粗犷率直的崔可夫和精明强干的克雷洛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两个人都对对方和战局了解得相当透彻。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此，他们必须牺牲无数的生命。“时间就是生命。”现实的情况正如崔可夫后来描述的那样简单而残酷。
得到克雷洛夫和一脸严肃、光头浓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的赞许，崔可夫开始对所有有撤退企图的指挥官大敲警钟。一些年长的官员丢下他们的部下，开始偷偷过河。正如崔可夫(Chuikov)所意识到的一样，这些群龙无首的战士们，也同样希望“尽快渡过伏尔加河，远离这个人间地狱”。他要求NKVD的部队控制所有的码头和防波堤，无论军衔大小，凡逃亡者都要被处决。
曾经有许多关于部队的真实情况的说法。那天早晨，第6近卫坦克旅的一名高级军士杀死自己的连队指挥官，然后用手枪逼迫坦克驾驶员和无线电通讯员交出坦克。当这两个人一跳出坦克，这名军士就发动坦克向德军第76步兵师的防线开去。这名军士将一面白旗伸出回转炮塔，调查人员断定，这个“经验丰富的叛国者”，早已“计划好了这一令人作呕的阴谋的所有细节”。而那两名在枪口的威逼之下交出坦克的战士，被认为是“胆小懦弱”，后来两人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枪决。
战争打到此时，第62集团军的人数已经减至大约2万人。余下的坦克也不到60辆，许多坦克已经残破得无法行动，只能当固定火力来使用。但是，崔可夫的军队却有700多门迫击炮和大炮，他命令将所有的重型大炮都撤至伏尔加河东岸去。此时他的首要任务是削弱纳粹德国空军的空中优势对苏军的影响。崔可夫注意到，德军部队不太愿意近距离作战，尤其不愿意在晚上进行近距离战斗。崔可夫认为，为了让敌人疲惫不堪，我们就“必须要让每个德国士兵都有生活在俄军的枪口之下的感觉”。
此刻，摆在崔可夫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摸清那些他从前不知道的部队的情况，了解那些他没有侦察过的阵地的情况，而这些都必须在德国人准备发动第一次重要攻击之前就完成。崔可夫发现，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路障，用卡车就能把它们推倒一边去。相反，来自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报告，却声称俄军“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地下掩体深而隐蔽，炮台都是用混凝土搭造而成的”。然而，不久之后，德国入侵者就发现，真正阻碍他们前进的是残破不堪的城市地貌。
就在9月12日那天，保卢斯、哈尔德将军和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将军都聚集在希特勒位于文尼察的“狼人”司令部开会。关于那天的会议记录不太一致。在会上，保卢斯提出：从顿河一直到沃罗涅日左翼防线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左翼防线的指挥官们，在鼓励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队奋勇作战的问题上，显得非常的笨拙。按照保卢斯的说法，希特勒的计划是建立在俄国人资源完全匮乏的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还需要轴心国部队向顿河侧翼多派遣增援部队。在希特勒看来，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的陷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保卢斯简单地重复了一下昨天他对哈尔德所说的自己对战局的估计：激战需要10天，“然后需要14天来重新整编和部署”。
德国时间4点45分，德军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城的首次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坚持要求在俄国作战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作战时间，都与自己设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司令部保持一致)。在LI集团军群 [ cdhyy注：原书如此 ] 的左翼，第295步兵师直逼马马耶夫岗，同时在右翼，第76步兵师和第71步兵师负责进攻中央火车站和伏尔加河边上的中央码头。“只要一次冲锋，伏尔加河就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了。”——第295师的军官们，用类似的话来激起士兵们的斗志。
数日以来，德军对苏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空袭。“成群结队的斯图卡飞机飞过我们的头顶，”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地毯式的轰炸方式，恐怕连一只老鼠都难以活命。”9月13日，轰炸继续进行着。在马马耶夫岗的司令部里，崔可夫通过炮兵望远镜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从残砖破瓦中腾空而起的烟尘，将天空染成一片灰色。大地随着爆炸声不断地颤抖着，掩体里，细小的土粒不停地从低矮的木头顶上落下，就像沙漏中的细沙一样，使得参谋和信号员们满身是土。野战电话线也被炮弹炸断了，派出去查排电话线故障的线务员几乎无一生还。通讯被频繁地中断，以至于不得不连女话务员也被派出去查排故障。整整一天的时间，崔可夫只和后方指挥部的叶廖缅科联系上了一次，但是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与西岸各师的所有联系。崔可夫不得不依靠人工方式来恢复与各师的联系，然而这些顶着枪林弹雨的通讯员们，在穿过斯大林格勒城的时候，死亡得比那些线务员还要多。
尽管德国人在城市西边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一个小型机场和许多营房，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试图进攻北边凸出部分的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斗比所想的要惨烈得多，以致很多人都私下觉得自己恐怕要在斯大林格勒渡过这个冬天了。
当天晚上，崔可夫决定将司令部转移到先前军队司令部所在的坑道中去，这条坑道一直从察里津河谷延伸到伏尔加河岸边的普希金斯卡娅·尤里察大街。察里津河谷同样也是保卢斯和霍特两个军团的最佳的作战分界线。当塞德利茨指挥的各师从北部战线向马马耶夫岗和中央火车站发起进攻的同时，霍特指挥的第14和第24装甲师以及第94步兵师也在南部阵线上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而他们即将攻打的目标是，高耸在斯大林格勒制高点上的长方形混凝土谷仓。
第71步兵师攻入靠近察里津河北面的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消息让元首指挥部的人们狂喜了一阵。同一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当秘书长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告诉斯大林，叶廖缅科正在电话上等候与他通话的时候，斯大林正在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讨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攻的事情。与叶廖缅科通过电话后，斯大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位将军。叶廖缅科说：敌人正在增强城市近郊的坦克火力，他希望明天就能发动一次反攻。他又对华西列夫斯基说：“立刻下达命令给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要他们立刻渡过伏尔加河，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事情，也一并传达给他。”一个小时之后，朱可夫乘飞机返回了斯大林格勒。
9月14日凌晨，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乘坐两辆车，穿过斯大林格勒城的废墟，南行到达设在察里津的指挥部。遍地碎石瓦砾的街道，勉强可以行走，路程虽然很短，但是他们却要经常停下来。崔可夫显得非常的不耐烦，因为他已经下令进行一次反攻，而他必须要在新的司令部来指挥这次反攻。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他的部队确实让德国人感到有点棘手，但是当太阳升起之后，纳粹德国空军的空中攻击，就让苏军失去了所有的优势，不得不节节败退。那天早晨，唯一让崔可夫感到欣慰的消息是，第13近卫步兵师将于当晚渡过伏尔加河。但是敌人的进攻势不可挡，许多人都开始猜测，罗季姆采夫的部队是否能够成功地达到伏尔加河西岸。
德军第295步兵师继续在马马耶夫岗的斜坡上展开攻势，但对斯大林格勒来说，最直接威胁它的存亡的是来自南面的危险。“两个师都取得了进展。”来自第6集团军的报告这样乐观地说道，“中午时分发动的一次攻击，我们攻入了中央火车站；下午3点15分，我们又占领了自来水厂。至此，我们已经攻打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事实上，早晨的时候，在两个小时之内，中央火车站就在苏军与德军之间三次易手，最后，在下午的时候，被NKVD步枪营重新夺了回来。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穿着一身肮脏的军服，来到了崔可夫的指挥部。在伏尔加河西岸，连续不断的炮火攻击逼得罗季姆采夫不停地跳进弹坑躲避炸弹。罗季姆采夫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浑身散发着浓重的书生气息。这位红军将军和苏联英雄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典型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过早灰白的头发，两边削得很短，头顶的头发则直直向上，这样的发型，越发让他的脑袋显着更长了。37岁的罗季姆采夫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天生就可以蔑视危险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代号为“帕布力图(Pablito)”的部队中服役；在1937年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他是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在这场战役中，西班牙共和军把长途跋涉而来的墨索里尼军队打得落荒而逃。在他的部队中，罗季姆采夫是位受部下尊敬的英雄，大家都以能在他的部队里服役而自豪，他的部下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伤愈准备归队的时候，却被派往其他的部队。
崔可夫让罗季姆采夫对目前的不利战局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崔可夫不久前才把自己的最后一支后备军——来自坦克旅的19辆坦克——派往了前线，却建议罗季姆采夫把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都留在后方营地，战士们只需要携带随身武器、机枪、反坦克枪和尽可能多的手榴弹。
崔可夫召来了NKVD第10步兵师师长、斯大林格勒警卫部队司令A．A．萨拉耶夫上校。自7月以来，萨拉耶夫就一直在斯大林格勒作战，他带领着NKVD的五个团(超过7500人)，现在他的兵力又增强了不少。他已经在伏尔加河两岸组建了一支超过1.5万人的独立军队，并控制着所有的渡口和水上交通。此时，已没有什么可以让崔可夫害怕的了，他告诉萨拉耶夫，如果他不服从自己的支持，那他就会立刻给前线指挥部打电话。高加索前线的一名指挥官，曾经建议将NKVD部队置于军队领导之下，因而受到贝利亚的威胁，说要被“打断脊梁”，所以此时，萨拉耶夫明智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聪明地服从崔可夫的命令。很显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已经开始向军方倾斜了。
萨拉耶夫的民兵部队被命令去攻占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并且要一直战斗到最后。NKVD的一支正规军部队被派往马马耶夫岗，与此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团受命阻止德军向伏尔加河的推进。必须保证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能够顺利抵达伏尔加河西岸。被派往马马耶夫岗的NKVD部队作战英勇，但是损失惨重，这支部队最后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和“斯大林格勒斯基”的称号。在战斗中，萨拉耶夫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失掉了自己的阵地。10月的第二个星期，罗加京少将就接替萨拉耶夫的职位成为了NKVD部队的指挥官，新的司令部设在伏尔加河东岸。
那天晚上，发生了另外一次措手不及的战斗。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斯大林的文职特派员乔治·马林科夫将空军第8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了前线指挥部。当这些高级军官们来到指挥部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要被授予勋章。当时叶廖缅科和朱可夫没有在场，而是隔墙聆听。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马林科夫就对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所报告的，有关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空袭的情况表示怀疑，现在，他更是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这些了红军空军指挥官们的身上了。他极力要求空军军官们详细汇报作战情况，包括具体作战部队和具体作战时间。在听了讲述之后，他又指责这些军官们没有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全力迎战。他极力要求将这些军官送上军事法庭。为了显示他的权威，马林科夫将一名身材矮小，梳着黑色大背头，满脸骄横样的少校叫到了面前。“斯大林少校，”他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儿子说， [ 注：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儿子，也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空军部队中服役。瓦西里·斯大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为了逃避战斗，不久后他转而负责一部关于空军战斗的宣传片的制作。 ] “你的空中部队的战斗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在最近的一次战役中，你的24名飞行员，居然没有一人击落哪怕是一架德国飞机。为什么？难道你忘记了如何作战了吗？你又让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情形？”接着，马林科夫又开始羞辱空军第8集团军指挥官赫留金将军。这样的羞辱一直持续到朱可夫的介入，才算暂时告一个段落。朱可夫提醒大家，罗季姆采夫的军团将要渡过伏尔加河。战斗机部队则要负责在空中掩护他们，绝对要保证不让任何德国炸弹干扰军队渡河。空军指挥官们仓皇而退，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多说一句话。
三天前，最高统帅部已经下令让第13近卫步兵师赶往斯大林格勒。这支军队虽然有1万多人，但是却有1／10的人没有武器。为了躲避德国空军的侦察，他们在伏尔加河东岸的克拉斯那亚斯洛博达附近散开，借助乌克兰白杨、榆树和柳树的掩护，不让德国人发现。从南面的卡梅申过来大这支部队，几乎没有时间来做战前准备。对于眼前的紧急军情，罗季姆采夫非常的清楚，因此一路上，他都催促着自己的部队加快行进速度。卡车的散热器坏了，运载军用物资的骆驼也累得性情大变，车轮扬起的灰尘“将拴在通讯天线上的风筝，也染成了灰色”。行进途中，部队不得不因为躲避黄鼻子的梅塞施米特飞机对他们的低空扫射而好几次散开。
当他们越接近伏尔加河，枫树林就越多，尘土飞扬的干燥的大草原也就越来越少了，干渴的战士知道，水源就在不远之处。他们在一棵树上发现了一个箭头标识，上面写着“渡口”两个字。望着前方腾空升起的滚滚浓烟，战士们用手肘互相推着队伍中的同伴。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恶战，而这滚滚的浓烟，正是这场恶战的第一个标示。
在河边，战士们迅速领取子弹、手榴弹以及日需供给物——面包、烤肠和沏茶用的方糖。在与崔可夫交谈之后，罗季姆采夫决定在天黑之前采取行动。乘着黄昏，第一波近卫军匆忙地奔向停靠在岸边的船只，一切可以使用的船只，包括伏尔加河舰队的炮艇、拖船、驳船、渔船、舢板甚至是划艇，都被他们征用来做渡河工具。而留在伏尔加河东岸等待渡河的战士们，则在估算着这些船只来回所需要的时间。
在整个渡河的过程中，也许坐划艇的人更有恐惧感——尽管水波拍打船身的力度十分轻，但是浆架却仍然吱吱嘎嘎地响。远处炮弹的爆炸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在宽阔的河面回响着，使四周显得空旷而悠远。接着，岸边的德军大炮、迫击炮和机枪转移了扫射目标。炮弹落下，巨大的水柱便腾空升起，把船上的人淋了个透湿。随着炮弹的下落，震昏的鱼儿不久便浮出了水面，银白色的肚皮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一艘隶属于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被德军炸弹击中，20名船员无一生还。为了让自己尽力不去想遥远的河岸，一些人就盯着船周围的水看，就像登山队员抗拒向下看的恐惧一样。而另外一些人，则不停地盯着河西岸燃烧的建筑物腾起的大火，戴着钢盔的脑袋因为害怕而本能地蜷缩在胸前。等待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随着夜幕的降临，河岸边那些燃烧的建筑物，在熊熊烈火的衬托下清晰可见，投下怪异的阴影。飞溅的火星挂满夜空，“烧焦的机器和船只的残骸遍布岸边，眼前的河岸俨如一个大垃圾场”。当他们越是靠近岸边的时候，建筑物的烧焦味和建筑物残骸中飘出的腐烂尸体的恶臭味道就越是强烈。
第一批上岸的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没有上刺刀，他们从船两侧跳入河边的浅水中，奋力冲上陡峭的沙岸。其中一个登陆码头，只距离德军阵地仅有100码左右。不用任何人告诉他们，这些近卫军战士们都非常的清楚，在岸边逗留的时间越长，死亡就离他们越近。所幸的是，德军还没有时间去挖战壕来准备迎战。在左翼阵线上的第42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部，在这里与NKVD的部队成功会合，合力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德军击退。在右翼阵线上，第39近卫步兵团向一座红砖砌成的大型工厂(这座弹迹斑斑的建筑物，被作为纪念物一直保留到今天)发起进攻，以近距离战斗的优势，将德军赶出了这一区域。当第二批红军战士上岸之后，补充兵力后的红军各步兵团便开始向横穿马马耶夫岗的铁路线挺进。
在战斗开始的头一天，第13近卫步兵师损失了30％的兵力，但是守住了河岸。后来那些幸存下来的战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每1万人中幸存者只有320人)回忆说，他们勇敢战斗的决心“来自于罗季姆采夫”。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战士们严格遵守这样的誓言：“伏尔加河就在后面，但是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在德军眼中，罗季姆采夫的反击不过是让他们暂时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德军认为，只要自己攻入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苏军就再也无法把这座城市夺回了。“从昨天开始，第三帝国的旗帜就高高地飘扬在了斯大林格勒市上空，”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士兵这样写道，“市中心和(中央)火车站都在德军的控制之中。你无法想象在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不过，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德国士兵们，早已在“梦想着冬日里地下室，温暖的兴登堡式的壁炉，以及大堆来自家乡亲人的书信了”。
一些德军步兵连已经推进到了察里津河谷。德军的炮火已经可以直接射击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出口，靠近察里津河口的掩体中挤满了伤员。不久后，掩体中温暖潮湿的空气变得让人无法呼吸，参谋官们因为缺氧而接连昏倒。崔可夫决定再次迁移他的司令部，他计划先渡过伏尔加河，而后北上，最后再回到河西岸。
马马耶夫岗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如果德军能占领马马耶夫岗，那么他们就可以用大炮来控制伏尔加河。NKVD的一个步兵团拼命据守在山顶上的一小块阵地上，直到9月16日早晨，才得到罗季姆采夫属下的第42近卫步兵团的残余部队和另外一个师的部分兵力的支援。得到增援的部队，在当天上午就攻下了整个山头。几周前还是情侣们双双的公园的马马耶夫岗，在炮火的洗劫下已是面目全非。炮弹、炸弹和手榴弹的碎片满地都是，却看不到一片玻璃的碎片。整个山坡被炸弹炸得坑坑洼洼，在激烈的攻击与反攻过程中，这些弹坑成了士兵们现成的战壕。近卫军战士肯提亚，将竖立在山头的第295步兵师的德国旗帜扯了下来，狠狠地踩了几脚，他也因此而成为名人，但是某些不光彩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少了。据说，在马马耶夫岗指挥战斗的一位炮兵指挥员逃跑了，原因是“他害怕因为自己的懦弱行为而被抓起来”。当一群德军步兵向这个阵地进攻的时候，驻守这里的苏联炮兵们仓皇四散。一名高级中尉M，在指挥战斗的时候表现“优柔寡断”，没有能够有力地抗击德军的进攻，而此时他的行为就是死罪。
9月16日晚11点，镇守在距离马马耶夫岗北边大约五英里的苏联第112步兵师的一名中尉排长K发现有四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士长不见了踪影。“他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他们的这种叛国行为，而只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连长。”大约凌晨1点钟，政治委员克拉巴诺夫前来这个排调查情况。当来到战壕的时候，克拉巴诺夫听到从德军阵地传来用俄语呼叫的声音。这个声音一一点数着排里的每位士兵的名字，催促他们尽快过去：“你们都应该离弃自己的部队，到德军这边来吧，他们会给你们吃好的，很好地优待你们的。可是在俄军那边，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紧接着，政委看到几个黑影越过无人区，向德军那边跑去。更让他十分气愤的是，居然这个排的其他战士并没有向这些黑影开枪。他发现，包括军士长在内的十名战士跑向了德军阵地。排长立刻被逮捕，并被送上军事法庭接收审判。对这位排长审判的最后结果，也许是死刑，也许是被送到机枪扫射营，已经无从考证。同样在这个师里，一名上尉试图劝说其他两名军官与他一起投降德军，但是其中一名军官“拒绝了他的劝说，并掏枪处决了这名叛徒”，只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这个事件是否掺杂了私人恩怨在里面。
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军发动了接二连三的反攻，但是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和NKVD的残余兵力仍旧顽强战斗着，坚守在马马耶夫岗上。第295步兵师的攻势停了下来，他们的人员伤亡非常的惨重，以至于不得不将各个连队合并起来作战。德国军官的伤亡率非常的高，这要归功于苏军狙击手。在前线阵地坚持战斗两周之后，隶属于第295步兵师，由柯尔菲斯上校指挥的团中的一个连的连长，已经换过三任了，现任连长是一名年轻的中尉。
“零星的死伤”一直在马马耶夫岗持续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苏军的阵地都处在德军的重炮轰击之下。亲眼看到炮弹落下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这些泥土被炸弹翻上了天空，然后又被地心引力重重地拽了下来。大块的泥土结实地砸向地面，而那些微尘则腾空翻卷而起。”被炸弹烧焦的泥土不断地翻腾着，斜坡上，战斗留下的尸体被炸弹掀起，紧接着又被落下的泥土掩埋。据说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人们在对山坡进行清理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德军士兵和一名苏军战士的遗体。很显然，他们是在厮杀到同归于尽之后，被翻起的泥土掩埋起来的。
在朱可夫含蓄的表述之中，这是“斯大林格勒最艰难的时期”。设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是彻底完蛋了，同时，克里姆林宫的气氛也非常的紧张。9月16日晚餐刚完，波斯克列贝舍夫轻轻地走了进来，将一份来自总参谋部中央情报局的手抄文件放在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则由柏林电台侦听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勇猛的德国士兵们攻占了。俄罗斯已经被分割成了南北两块，不久就会在垂死挣扎的痛苦中瓦解。”斯大林将这条消息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在窗前站着，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让波斯克列贝舍夫带自己到参谋总部大本营。在电话中，他给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下达了命令：“把斯大林格勒目前的情况详细报告给我。斯大林格勒是否已经被德军占领了？你们要如实地向我报告。尽快把你们的报告交给我。”
其实，最紧要的关头已经过去了，罗季姆采夫的师已经及时抵达。同一天，德军指挥官们非常明白，苏军的增援部队已经顺利过河，而且，位于察里津河南岸的第35近卫步兵师残余兵力得到了戈里什内指挥的第95步兵师和一个海军步兵旅的增援。纳粹德国空军也发现苏联第8空中集团军与自己对抗的飞机数量在激增，只不过，这些苏联飞行员仍旧对敌人心存恐惧，也往往被击落。“只要有一架梅塞斯密特－109飞机出现，”一名政委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军的飞机就会像旋转木马一样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每个人都拼命保护自己的尾巴。”
然而更让纳粹德国空军感觉明显的是苏军防空炮火的增加。“只要斯图卡飞机中队一出现，”第24装甲师的联络官员写道，“地面的防空高射炮立刻齐射，空中满是炮弹划过的黑痕。”假如有一架令人憎恨的斯图卡飞机在半空中被击中，当燃烧的飞机碎片下落的时候，地面苏军的欢呼声就会立刻爆发。哪怕速度最快的飞机，也对伏尔加河两岸密布的防空火力感到头疼。纳粹德国空军的损失也在增加。9月16日，一架企图越过伏尔加河的梅塞斯密特－109飞机在空中被击中，驾驶员尤尔根·卡尔伯军士被迫跳伞。他落在了河里，可是当他游到岸边的时候，却发现苏联红军战士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群几乎一刻也没有歇息，每一架飞机都被要求不间断地进行穿梭轰炸。9月19日，一位飞行员对飞行次数做了一次统计，他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执行的飞行任务是228次，这相当于过去三年内，在“波兰、法国、英国、南斯拉夫和俄国”执行的全部飞行任务的总和。他和他的整个轰炸机群，每天要在空中待上6个小时之多。
由于大部分德军机场都是设在大草原上的临时机场，因此他们在地面上的生活节奏非常的紧凑，吃饭狼吞虎咽，在不停地响起的电话铃声中，还得仔细研究战斗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和地形图。一旦升空，既定的那些攻击对象根本无法确认，地面上到处是“难以想象的建筑物残骸和熊熊燃烧的烈火”。从点燃的油罐上冒出的黑色烟柱腾空而起，即便是在1万英尺的高空，太阳看着都是模糊不清的。
集团军接连不断地下达着飞行命令：“攻击AⅡ区域、攻击西北阵线、攻击大片居民住宅区，这些地方都有敌人的抵抗力量。”但是，工厂的厂房已经烧得连一堵完整的墙都没有了，轰炸这些“战争废墟”使得德国飞行员们丝毫没有成就感。
对于地面工作组来说，“机务人员、武器维修人员、装载炸弹的人员和无线电工程师们”，必须为“每天三次、四次甚至是五次”执行任务的飞机做好一切准备，丝毫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而对飞行员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傍晚和早晨，但是他们也不能在飞机场周围逗留太长时间，只能“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地”上那深邃的天空：现在已经进入9月的第三个星期了，俄罗斯的寒风越来越刺骨了。9月17日，气温骤降。德国士兵们在早已破烂不堪的夹克里套上羊毛衣服。“士兵们的衣服”，一位随军医生说，“如此破烂不堪，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穿俄军的制服。”
在马马耶夫岗的战斗进行的同时，另外一场为了争夺伏尔加河下游的一座大粮仓的战斗，又爆发了。霍特指挥的第48装甲军急速前进着，不久便将这座天然要塞彻底包围了。9月17日晚上，中尉安德烈·赫兹扬诺夫率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排突围进了包围圈，在那里守卫的第35近卫步兵师，看到前来增援的部队，高兴的欢呼起来。虽然在他们的手中，是两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两支长长的苏式反坦克枪，但是当一名德国军官和翻译举着白旗过来，游说他们投降的时候，他们还是向这辆德军坦克开了火。随即，德军便向这一地区进行猛烈的炮攻，为萨克森第94步兵师——军队的徽章是两把交叉的梅森瓷剑——的进攻扫清障碍。
9月18日那天，驻守在粮仓的50多名苏联守军，击退了的德军10次进攻。他们知道可能不会再有新的补给，因此开始仔细的节约弹药、粮食和水。接下来的两天中，战斗条件异常的糟糕。灰尘和烟雾呛得他们无法呼吸，存放粮食的粮仓也被炸弹引燃，不久后，连可以喝的水都没有了。甚至连冷却马克沁重机枪的水也快没有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这些苏联战士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尿来冷却机枪，就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常常做的那样，但是在苏联的战争资料中，并没有关于这样的事情的细节。)
9月20日，就在苏军的手榴弹和反坦克子弹都快消耗完的时候，德军却调遣了更多坦克前来彻底围剿苏军。连最后的两挺马克沁也坏掉了。粮仓内烟雾弥漫，在这种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情况下，苏联战士们不得不依靠沙哑的吼叫来保持彼此的联系。当德军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向着有声音的地方开枪，而无法准确的看清德国人的位置。那天晚上，虽然所剩的弹药已经少得可怜，但是那些幸存者还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了出来。而伤员们就不得不全部留下了。虽然战斗非常激烈，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一次胜利，不过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在集团军司令部设计臂章的时候，保卢斯还是挑选这座大粮仓，来作为斯大林格勒的象征物。
类似的顽强抵抗，也出现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那些得到加固的建筑物中，为了占领这些建筑物，德军损失了很多的兵力。这些“堡垒”的守卫者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同样遭受着饥饿和干渴折磨的这些战士们，却都顽强地坚守着阵地。争夺位于红色广场上的尤尼汶姆戈百货商店(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司令部设在这里)进行得十分艰难，“制钉厂”的小仓库成了红军战士们的又一个据点。在不远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中，近卫军战士们苦战了五天，墙壁倒下而激起的烟尘充斥着他们的鼻孔和干涸的喉咙。伤员们只能躺在地下室等死，因为年轻的护士由于胸部受伤而牺牲了。在德国坦克就要撞到墙壁的最后关头，在近半营的守军中，仅有六名红军战士得以死里逃生。
在市中心，德军有所进展，但最让红军感到头疼的是，德军正在向中央登陆场方向挺进，如果得手，德军就可以在镁粉照明弹的帮助下，在夜间对重要渡河地点进行炮轰和机枪扫射。德国人决心不让驻守斯大林格勒的红军部队再得到任何的增援和补给。
经过5天的战斗和15次之多的易手，中央火车站最终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罗季姆采夫听从了崔可夫的建议，命令前线军队与德军保持50码的距离，从而使德军的大炮和飞机失去作用。罗季姆采夫的师里的战士们对自己的枪法十分的得意，“每位战士的枪法都如同狙击手一样的准”，使得“德国人只能爬行，根本不敢走路”。
连续的艰苦战斗，让德国士兵们筋疲力尽，红肿的眼睛显然是缺乏休息的表现，而出乎意料的伤亡人数，又让他们一周前还拥有的那种胜利者的心态，早已荡然无存了。一切事情都与从前不一样了，变得让人心烦意乱。炮火让城市变得更加可怕，而且炮弹的爆炸还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只要高大的建筑物被炮弹击中，炮弹散片和砖石的碎片就会漫天飞舞。在这座被炸得面目全非，如同外星球一样的城市中，“陆战骄子”们早已失去了时间概念，即便是正午的太阳，也在不断扬起的灰尘中显示出一种极其苍白的特质。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中，每一位德军士兵必须对周围的立体三维环境更加的敏感，因为苏联狙击手们随时都会出现在那些高大的建筑物中。他们还得时刻注意空中的动向。每当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到来，这些“陆战骄子”们就得如同俄国人一样地迅速卧倒。士兵们常常向空中发射信号弹，因为他们害怕斯图卡飞机会看不到阵地上的红、白、黑三色的纳粹字旗，而误伤了自己的战友。苏联轰炸机也常常在低空盘旋，低得甚至连尾翼上的红星都看得一清二楚。高空中的战斗机，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银光。一位观察员更准确地描述了空战的情景：这些战斗机在空中搅在一起上下翻滚着，看起来更像是游弋的鱼，而不是空中飞翔的鸟。
各种噪音不停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名坦克官员这样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感觉：“在斯图卡飞机俯冲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嚎叫声、高射炮和大炮雷鸣般的响声、发动机的噪音、坦克履带的吱嘎声、我们的火箭炮和斯大林管风琴发射时候的尖叫声，以及四周冲锋枪的哒哒声之中，我们时刻都清醒地感觉到，我们正处在这座燃烧的炼狱中。”伤员们的哀号声最揪心。“那简直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一个德国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是受伤后的野兽发出的哀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思乡之情变得更加强烈。“家是如此的遥远——哦，美丽的家！”一位士兵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此时此刻，我们才深深地体会到家是如此的美好。”在另一边，苏联守卫者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思乡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你好，亲爱的帕琳娜！”一位不知名的苏联红军战士，在9月17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好，并且很健康。没有人能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会活下来的，你我会有重逢的一天的。战争非常惨烈，你从新闻报道中可以了解前线的情况。每一位红军战士的任务都非常明确：尽可能多地消灭弗里茨(苏联人给德国人取的外号)，然后把他们赶回西方去。我很想你，但是我们相隔千里之遥，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9月23日，另外一名叫谢尔盖的战士，却只给他的妻子劳丽娅写了这样一张简短的字条：“德国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根本没有提到家。
9月18日，在北面战线，对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进攻的三个苏联集团军也以失败告终。纳粹德国空军中队调整部署，火速赶往北面战线，配合第14装甲军共同发起反攻，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开阔的草原上协同作战的能力。第二天，苏军又向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了进攻，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苏军的这三个集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不过是第62集团军(62nd Army)两天之内没有遭受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
崔可夫明白，此时绝不能松懈，因此他命令巴秋克上校指挥的第284步兵师——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崔可夫将这支部队作为预备队埋伏在马马耶夫岗下边，如果德军在中央登陆场站稳脚跟，继而沿伏尔加河北上的话，他们就采取行动破坏德军的计划，以防止德军切断第62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系。9月23日早晨，当巴秋克的最后一批西伯利亚战士达到伏尔加河西岸几个小时之后，就立刻投入到了清除中央登陆场的德军、重新建立与被围困在察里津河南岸的苏联军队的联系的战斗中。然而，尽管损失惨重，德军还是将他们击退了。那天正好是保卢斯52岁的生日，德军最终占领了这条宽阔的通道，把第62集团军的左翼分割开来，包围在察里津河以南的小块地区之内。
一向做事认真细致的德国人继续推行着他们原定的计划——彻底消灭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南部地区的抵抗。两天后，他们的攻势初见成效，并且引起了两个早已经没有食物和弹药补给的民兵旅战士的慌乱。这种崩溃状态在一份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呈递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有所体现：第42特别旅的指挥官，“离开他镇守的防线，假装要去与集团军方面的参谋员们商讨对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92特别旅中，尽管它已经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增援。9月26日，这个特别旅的旅长和政委带着他们的参谋官员一起，抛弃部下，也“假装要去与上级司令官商讨对策”，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只是转移到了位于伏尔加河中央的格罗德尼岛上。第二天早晨，“当战士们得知指挥官已经抛下他们不管之后，大家纷纷涌向伏尔加河岸边，争相为自己准备渡河逃生的木筏”。一些人企图借助三根树干和零散的漂流木到达格罗德尼岛，而还有一些人则只好自己游泳过去。敌人发现了这些企图逃命的战士，于是用迫击炮和大炮猛轰他们，很多战士就这样死在了水中。
当机枪营营长雅科夫列夫少校(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最高级别军官)得知旅长已经逃跑、部队已经一片慌乱之后，立刻接手指挥前线作战。但是他很快便发现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因为通信兵也在逃往岛上的人群之中。后来，在中尉苏洛采夫的协助下，雅科夫列夫组织剩余兵力，重新建立了一条防线，虽然人数和弹药都少得可怜，但是他们还是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击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而与此同时，该旅的旅长却一直待在格罗德尼岛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要向留下来的前线守卫者们送去更多的弹药。为了开脱自己，他甚至无耻地向第62集团军指挥部递交了一份歪曲事实的报告。这一举动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倒使得崔可夫的参谋官们对此颇为怀疑。最后，这名旅长被逮捕，并以“违抗第227号命令罪”被起诉。虽然在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法庭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更多的详情，但是至少宽恕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