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卢斯将军的第一战·第五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1941年末，在希特勒的生气失望情绪中，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意外地成为了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一年之后，同样类似的失望情绪，却导致了保卢斯军团的彻底失败。

　　 1941年11月，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莫斯科身上，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安的广袤土地上。

        11月19日，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师迎着暴风雪到达了靠近顿河的罗斯托夫，至此南方集团军群的前进限度已经达到了顶点。第二天，他们占领了通向高加索山脉的最后障碍——横跨大河的桥梁。但是苏联指挥官铁木辛哥立即发起了反攻。由匈牙利人组成的德军左侧翼不堪一击，再加上苏军横越结冰的顿河河面发起的强大攻击，不久便使得克莱斯特的军队不得不向后撤退。

　　 希特勒大发雷霆，因为莫斯科和高加索油田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被自己控制在手。更糟糕的事情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军队的首次撤退。他拒绝相信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没有提供支援的能力，他拒绝接受克莱斯特允许他的军队撤退的事实。在到达米乌斯河流前线时，许多德国士兵早已处于严重的冻伤状态之中。

　　 龙德施泰特在11月30日对希特勒说，如果他的指挥再也无法得到信任，那么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指挥权。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免去了龙德施泰特的职位。接着他命令第6集团军的赖歇瑙接替龙德施泰特的职位，并且要他迅速阻止德军的撤退行动。赖歇瑙试图——或者是假装——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去做，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便无耻地派人给元首指挥部送去了信息，说这次从米乌斯河阵线的撤退已经无法阻止了。戴着单片眼镜的赖歇瑙的这个无耻举动引起了龙德施泰特的极大反感，龙德施泰特愤怒地将他描述为一个“半裸着身体，到处闲逛的无赖”。

　　 12月3日，元首乘坐他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座机亲自飞往乌克兰查看情况。他首先与党卫队警卫旗队的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交谈。但是让希特勒大感意外的是，迪特里希居然赞同龙德施泰特撤退的决定。

　　 龙德施泰特和赖歇瑙都在波尔塔瓦设有指挥部，这座城市曾经居住着第一个入侵俄罗斯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不过在1709年入侵的时候，他就被彼得大帝击败了。在龙德施泰特尚未来得及动身离开之前，希特勒决定与他言归于好。他同意这位年长的陆军元帅回家，但只是回家休病假。9天之后，龙德施泰特接到了一张面值为25万德国马克的支票，作为来自元首的生日贺礼。

　　 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决定继续让赖歇瑙兼任第6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职务，但是他仍然对赖歇瑙心存疑虑。在宴会期间，当希特勒仔细地咀嚼由小米、南瓜和马铃薯制成的泡夫 [ 译者注：一种酥松的西点，内有掼奶油等馅心 ] 的时候，赖歇瑙极力强调自己无法同时兼任两个指挥官的职务。他推荐保卢斯将军——他的前任参谋长担任第6集团军指挥官一职。虽然对此人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希特勒还是接受了赖歇瑙的建议。因而在1942年的新年到来之际，从未真正指挥过一个部门或者军团的保卢斯，发现自己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先是被提升为装甲兵的将军，接着五天后，他就变成了第6集团军的总司令，而这些事情就发生在铁木辛哥发起向库尔斯克的攻势之后。

　　 弗里德里希·威廉·保卢斯来自黑森州的一个自耕农家庭。他的父亲出身在一个邮差家庭里，起先是一所教养院的记账人，后来他成了海塞－拿骚(Hosse－Nassau)的首席财务主管。1909年，年轻的保卢斯非常渴望加入帝国海军，但是没有被录取。一年之后，军队的扩充为保卢斯提供了绝佳时机，但是由于他的出身，保卢斯明显感到自己在帝国海军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他的军队战友们称呼他为“亲爱的上帝”。1912年，他与埃莱娜·罗塞蒂－索列斯库结了婚，这位女子的两个哥哥都是军官，而且她的家庭成员之一与罗马尼亚王侯有亲属关系。埃莱娜·罗塞蒂－索列斯库不喜欢纳粹党，但是保卢斯却对纳粹党非常崇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卢斯就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加入了自由军团，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分享着赖歇瑙对希特勒的赞美。

　　 作为第13步兵团的一名连队指挥员，对自己高要求的保卢斯确实能够胜任他的工作，可是相比机枪连队的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来说，保卢斯的才能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但与隆美尔这位完全不把他的上级长官放在眼里的指挥官所不同的是，保卢斯非常懂得如何搞好与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认真而谨慎地做着他的参谋员工作，靠着咖啡和雪茄的维持，他常常深夜都在专注地研究着地图。他的嗜好是按照当年拿破仑进军俄罗斯的路线画出比例地图。后来他发现，在第三装甲师中的那些军官们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认为“相对隆美尔或者莫德尔来说，他更像一位科学家而非一位军事家”。

　　 保卢斯良好的行为举止使得他十分受年长官员们的欢迎。当1939年8月保卢斯成为赖歇瑙的参谋长后，他甚至能与这位脾气非常暴躁的将军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战争的第一年中，保卢斯与赖歇瑙配合默契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年长官员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在迫使比利时人在金·利奥波德(King Leopold)市投降的过程中 [ cdhyy注：翻译错误，“利奥波德国王” ] ，这种默契的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攻占法国后不久，哈尔德将军把保卢斯调到柏林工作，让他担任参谋部首席参谋官的职务。在这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巴巴罗萨行动”的顺利进行策划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当一切入侵计划都走上正轨之后，赖歇瑙请求哈尔德能让他的参谋长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工作。

　　 作为军队指挥官，保卢斯“难以置信的飞跃”在一周后停止了。1942年1月12日早晨，他的庇护人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突然来波尔塔瓦看他。外面是零下20度的低温，午饭期间，赖歇瑙突然感到不舒适，接着便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倒下。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立即命令第6集团军医术高明的老医官弗拉德医生将赖歇瑙直接接回德国。不省人事的赖歇瑙被牢牢地捆在多尼尔飞机里的扶手椅上。

　　 飞机驾驶员坚持认为要在伦贝格着陆加油，但是飞机却意外地摔落在了伦贝格附近的田野里。弗拉德医生不顾已经骨折的腿，坚强地点燃了求救信号弹。当救援人员随同医生一行终于到达莱比锡的医院的时候，赖歇瑙早已经死亡了。事后，弗拉德将这个如同演电影一样的坠机事件报告给了保卢斯：“甚至元帅的权杖都被摔碎了。”希特勒下令以国葬礼仪安葬赖歇瑙，但他并来出席，而是派龙德施泰特代表自己去参加了葬礼。

　　 尽管保卢斯的孤独个性让他显得有些冷漠，但是相对于许多将军来说，他对士兵们的个人感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据说他曾经取消了赖歇瑙在1941年10月10日下达的关于鼓励“以严厉的手段”对待犹太人和敌后游击队员的命令，但是当第6集团军到达斯大林格勒后，他的宪兵连却要求他的士兵们逮捕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并将他们交给SD特遣队 [ 译者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负责处死囚犯的分遣队 ] ，进行进一步的“严厉审问”。

　　 保卢斯必定要继承他的前任所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就在巴巴罗萨行动一开始，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大屠杀就成了一种蓄意的行为，每当处死了敌后游击队员，“基督怠工者(Judische Saboteure)”的称呼和“犹太－布尔什维克(judeo－bolshevik)阴谋”的说法便会体面地将这一罪行掩盖过去。对敌后游击队员和阴谋破坏者的界定被大大地加宽，甚至远超出了国际公法的规定，只要是经过适当的审判，就可以处死任何被认定是游击队员和阴谋破坏者的人。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的一个命令中，第6集团军司令部警告士兵们，任何穿着平民服装，头发剪得短短的人，都肯定无疑的是红军战士，都应该被射死。那些被认定为行为举止异常的平民们，还有那些给隐藏在森林里的红军战士送去食物的平民们，也都要被射死。“有害的因素”，如像苏联官员们，这个定义已经从当地共产党书记、集体农庄的管理者扩充到了所有曾受苏联政府雇用过的人。如像人民委员和犹太人，都要被移交给宪兵连或者SD特遣队进行严格审问。随后的命令明确指出了“总体方针”——或者处死，或者烧毁村庄——作为惩罚阴谋破坏者的手段。根据党卫队特遣队8月份档案的记录显示，早在1941年7月，冯·赖歇瑙就下达命令处死了3000名犹太人，作为给阴谋破坏者的一个警告。

　　 南方集团军群中士兵们的行为尤其令人厌恶。1941年8月10日，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颁布了下面的命令：“分布在各处的军队、SD下属机构、SS(纳粹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和德国警务机构首长们的职责，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处死布尔什维克罪犯和所有的犹太主义分子。士兵们应该自愿帮助SD处死那些罪犯，或者是作为围观者，并且将死刑场面拍摄下来。”而现在，“没有上级军官的同意”，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执行、观看或者拍摄死刑场面。后来，冯·曼施泰因将军告诉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第11集团军的军官们：“观看处死犹太人，对于军官们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在德国军人的逻辑中——一种在扭曲的思想指引下的逻辑——德国军官们对这样的无耻罪行根本没有任何内疚感。

　　 有时候这样的暴行也会被阻止，但是却不是每次都如此。8月20日，第295步兵师的随军牧师向参谋长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中校汇报，在贝利亚－特沙科夫(Belaya Tserkov)的一个小镇上，90名犹太孤儿正被关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环境中。士兵们将这些孤儿排队，从幼儿一直排到7岁的孩子。他们也会被射死，就如同他们的父母那样被射死。作为牧羊人儿子的格罗斯库特早已被反纳粹分子说服，成为“阿勃韦尔” [ 译者注：德国反间谍机构 ] 的一名官员，早在春天的时候，他就秘密地将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告诉了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于是格罗斯库特立即找到了管辖这个小镇的指挥官，并且坚决要求停止这样的屠杀行动。然后他与第6集团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特遣队的首长保罗·布洛伯尔早已告诫格罗斯库特，会将他的干涉行为报告给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希姆莱，但是还是没能让格罗斯库特停止干涉行为。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支持布洛伯尔的行动，第二天晚上，这90名犹太孤儿被射死，以此来挽回特遣队的脸面。

　　 格罗斯库特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直接递交给了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在给妻子的信中，格罗斯库特愤怒地说：“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在刚回巴黎休假的时候，格罗斯库特便立刻去拜访了反希特勒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陆军元帅冯·维特斯赖本(von Witlzleben)。

　　 发生在贝利亚－特沙科夫的残害无辜婴孩的大屠杀不久便被更大规模的暴行所取代。9月底，在基辅战俘营的33771名犹太人被4a特遣队和两支警卫队赶往基辅城外的巴比大峡谷里杀害了。“格罗斯行动委员会(Gross－Aktion) [ 译者注：Aktion在德语中是动作的意思 ] ”再次进入第6集团军的领域去执行自己的任务。1941年9月27日，赖歇瑙随同他的重要官员参加了城镇指挥官召开的计划讨论会，在会议上，士兵们详细描述着被称作是“疏散”的围捕性大屠杀场面。苏联人和犹太人根本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们几乎没有纳粹党反犹主义的想法，因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盟约明确规定，不允许对已经建立的纳粹党政权有任何的非议。城镇指挥官在他的公告中明确指出：“除了保暖的衣服以外，你还应该带上身份证、钱和贵重物品。”特遣队原以为只有五六千犹太人，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竟然超过了三万。

　　 陆军元帅冯·赖歇瑙在1941年10月10日向第6集团军发布的臭名昭著的命令得到了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的极力推崇，很快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指挥员们便开始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在乌克兰剿杀犹太人和苏联老百姓的义务。“在东方战场上的士兵们，不但是常规战争的执行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的典型代表者，而且更是为所有曾经施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兽性行为的复仇者。因为这些原因，每个士兵都必须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对劣质犹太人种的捕杀，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士兵们的职责就是“将德国人民永远从犹太人和亚洲人联盟的威胁中解救出来”。

　　 报复性的掳掠、放火燃烧和处死行为并未因为赖歇瑙的死亡和保卢斯的到来而结束。例如，1942年1月29日，就在保卢斯接任第6集团军总指挥的三周后，哈尔科夫附近的共青城村有150座农民的房子被德军士兵烧毁。在这次焚烧行动期间，有八名苏联人被射杀，还有两名孩子也死了，据推测，这两名孩子是被如此大规模的焚烧场面吓坏了，四处躲藏，但却反而被大火烧死的。

　　 在长达九年的反斯拉夫和反犹太人的政治宣传的影响下，德国士兵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虐待苏联老百姓，即便少数士兵在这个时候还未完全接受纳粹主义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仍旧采取着虐杀行动，这场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原始的和人为的情绪的并存。尽管在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时士兵们显得有些勉强，但是人为的情绪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而在看到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也要被杀死的时候，原始的愤怒情绪便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士兵们普遍认为，妇女和儿童是不应该被卷入战争中的。

　　 官员们刻意地回避着来自良心上的谴责，他们全力以赴地执行着那些适合战争的命令。那些传统战争的信仰者们对士兵们的这些行为感到震惊，但是碍于上级命令，也未对这些行为横加干涉。“审问结束，俘虏们就要被释放或者是被关到战俘集中营去，”来自第371步兵团的一道命令这样强调道，“没有主管部门军官的命令，任何战俘都不可以被处死。”

　　 对掠夺的尺度，军官们也感到并不那么合适。只有少数士兵愿意付款给当地居民购买牲畜和农产品，弥补因为德国政府拒绝提供而短缺的日需给养。“这些陆战骄子们闯入蔬菜园，拿走了每样可以带走的食物，”第384步兵团的一名连级指挥官，在他们夏天向斯大林格勒挺进的途中，在日记中这样回忆道，“他们甚至拿走了家用的物品——椅子和锅碗瓢勺。这是种耻辱的行为。命令中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但是普通士兵是很难约束好自己的，这全都是饥饿带来的恶果。”俄罗斯的恶劣气候给德国军队带来了严重的不好影响。劫掠俄罗斯人民储藏的过冬食物，就等于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对他们宣判了死刑。酿蜜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用以维持蜜蜂过冬的糖也全都被德国士兵抢走了。

　　 只有少数军官意识到了下面这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德国军队容忍或者支持纳粹党关于将在东方战线发动“闪电战役”的言论，指引着德国军队渐渐变成了半个犯罪集团。彻底的失败来自道德观念的缺失或者是缺乏拥护正义的勇气。单靠匹夫之勇并不能取胜，在俄罗斯战役的早期，纳粹党分子们还不敢采取比免去一位年长官员的职务更糟糕的举动。

　　 希特勒操纵将军们的能力超乎寻常。即使在第6集团军中的大多数将军们并不信奉纳粹主义，但是他们仍然对希特勒非常忠诚，或者是自诩非常忠诚。例如，在4月20日回复希特勒“元首生日”邀约的一封信中，就是以“元首万岁”来署名的。在军人信条的指引之下，只要你不涉及政治，那么任何一位将军都可以完整地保住他的独立性和军人职业生涯的平稳性。第1l集团军的卡尔·斯特雷克尔将军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兵，他就对希特勒统治集团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给他的士兵们的一个声明中，斯特雷克尔这样说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取得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为士兵们的勇敢而欢呼！”斯特雷克尔还私自取消那些来自上级的不合法命令，并且亲自去核实这些命令是否真正的贯彻到了军队的每个分队中。他还任命格罗斯库特为他的参谋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们两人共同指挥一个小分队，一直坚持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而这样勇敢的行为源于他们对军人职责的忠诚，而非对元首的忠诚。

　　 与所有的战争规则不同的是，投降的红军战士并没有保住他们的生命。在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第9装甲师的一个侦察部队指挥官奥古斯特·冯·卡格内克从他的侦察塔楼里看到：“苏联红军的尸体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旁，所有的尸体都是一个姿势——脸朝下。”很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在战斗过程中被杀死的。纳粹党极具迷惑性的宣传同时激起了士兵们的恐惧和仇恨的心理，刺激着士兵们一如既往地屠杀着红军和犹太人。与此同时，不断地提醒德国士兵他们是最勇敢无畏的战士，这样的宣传反而对军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为它试图借助外在宣传来掩盖士兵们心中的恐惧，结果却适得其反。从纳粹党的宣传中，士兵们感受到的最大恐惧是被捕后的悲惨结局。“我们很害怕被俄罗斯人抓住，”卡格内克承认，“害怕我们措手不及的袭击行动会引起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复仇心理。”

　　 那些信奉传统战争模式的官员们对德国士兵从背后任意扫射苏联俘虏纵队的行为感到十分的震惊。这些前后相接的俘虏纵队，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但是夏日的高温，更让他们饱受干渴的折磨，他们棕色的制服和普洛特卡(Pilotka)军帽满是灰尘，他们现在的状态，并不比野兽群好到哪里去。一个看到这些俘虏纵队的意大利新闻工作者这样写道：“他们大多数人都受伤了。他们的伤口没有包扎绷带，血和尘土在他们脸上凝结成块，他们的制服被撕扯成了碎条，他们的双手像刚挖过煤炭一样的黑。他们互相搀扶，缓慢地行走着。”伤员们得不到任何医疗援助，而那些不能够继续前进或者由于筋疲力尽而倒下的俘虏会被立刻射死。苏联俘虏们根本不可能乘坐德国军队的运输工具，因为德军士兵害怕他们身上的虱子和跳蚤会污染那些运输工具。1941年9月3日，600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苏联俘虏被德军用毒气毒死了，这是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惨绝人寰的恶行，这也是旋风分离B型毒气罐的第一次试验。

　　 只有大约1／3的战俘能够幸运地存活下来，一直到达战俘营。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大约870万人中，只有大约300万存活下来了，而其余的570万战俘则死于疾病、寒冷、饥饿和德军士兵对他们的暴行。监管战俘的任务是由德国军队自己负担的，SS(党卫军)和任何纳粹党的组织都没有插手此事。可是德国军队对待战俘的态度正如恺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所作的一样残忍——1914年，在对待被关在坦嫩贝格集中营的9万名俄罗斯战俘时，他就认为这些人“应该被留下来等待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而死”。

　　 在南部战线，一个月前被铁木辛哥攻占的位于罗佐瓦市的一个德国营地，向苏联军队呈现了更为残忍的一幕：在德军的监管下，由于“寒冷、饥饿和德军兽性的野蛮对待”而垂死的苏联红军俘虏的状态。1941年秋天被捕的苏联战士尤里·米哈依洛维奇·马克希姆原属于苏军第127步兵师，他是被送去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集中营的苏军战俘之一。他回忆道：“所谓的集中营里没有任何临时搭建的营房，只是一片被钢丝网围起来的开阔地。1.8万名苏联战士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在12口大锅中煮熟的少量马肉。当值班卫兵分发食物给我们的时候，冲锋枪手会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苏联战士。而这些苏联战士们的尸体会被留在那里三天，作为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前线的德国军官希望苏联俘虏们得到更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这些战俘所能提供的关于敌人数目和进攻计划的情报也许比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刺探到的更多。”第96步兵师的首席情报官这样认为。“这些缺乏战争经验的俄罗斯战士们，”他补充道，“是非常容易被套出情报的。”与此同时，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宣传部门却发出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俄罗斯人的生命来换取德国士兵的存活。但是前线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知道，“只有更好地对待这些苏联战俘”，德国才能更准确真实而及时地掌握苏军的动态。然而，糟糕的事实是，这些苏联战俘得到的只是德军的野蛮对待。

　　 斯大林对国际公法的厌恶给希特勒的歼灭计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因此，当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一个月后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斯大林并不是非常在乎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一表现，但是德国军队的残暴进攻，已经开始扰得他心绪不宁了。

　　 在红军军队中，并没有发布如同纳粹德国国防军那样的残忍射杀战俘命令，但是党卫军成员和其他的德军战士，比如曾经守卫战俘集中营的德军卫兵，还有秘密野战警察的成员们，都无一例外地被红军战士们射死了。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和装甲师的工作人员们也被红军战士处以私刑杀死了。总的来说，这些射杀德军俘虏的行为是散乱而无法统计的，但是这种行为并未被公开化，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苏联当局强烈地渴望得到活口，尤其是那些可以从中审问出情报的官员们。

　　 对于敌后游击队员们，包括红军特遣队来说，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是被看做非常有利用价值的少数德国人群之一。第22装甲师的一位被捕的德军医生回忆道：“我的救护车顶上架着一挺机枪，机枪的旁边是象征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但是这个红色十字在俄罗斯军队中却显得十分滑稽，因为它表示我们只能为我们自己的伤员服务，而不再是对任何人有效的救死扶伤标志。”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12月29日，一个设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多西亚海岸的德军野战医院被苏联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团发现后，异常兴奋的苏联军人杀死了大约160名德军伤员。很多人被直接从医院的窗子扔了出去，另外一些人则被拖出车外，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听任他们活活冻死。

　　 在战争开始的18个月内，德军对红军战士们所施加的暴行——如果不是因为德军的迅速撤退，这样的暴行肯定会更多——让许多德国人不由自主地将这场战争与三十年战争相对比。无论如何，与20世纪最残忍的战争之一——俄国内战相比，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无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移，俄罗斯人的愤怒和可怕的复仇欲望被有关德国军队在“侵占领地”内的所作所为的新闻报道引燃：德军野蛮地烧毁俄罗斯村庄，平民们要么因为食物被掠夺而不得不忍受饥饿，要么就是被残忍地杀害，或者被流放到集中营去做苦力。这种反对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和被唤起的俄罗斯人的复仇心理，决定了德军在这场毫无人性的战争中必将彻底失败。

　　 保卢斯将军在一个困难的时期接管了第6集团军，赖歇瑙的死亡给他带来的震撼也许比他所表现出来的更大。他的第一次实战指挥经验是在1942年1月，那次德军想要围攻莫斯科，但是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红军成功地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事实上，在南部战线的任何一支德国军队此刻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冯·曼施泰因将军的第11集团军，至今都未能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来自高加索山脉的红军在12月底的时候突然袭击了曼施泰因的军团并且夺回了刻赤半岛。希特勒因此大发雷霆，将指挥官冯·施波内克将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保卢斯将第6集团军的指挥部向前移到了哈尔科夫，而这恰恰是铁木辛哥元帅的攻击目标。俄罗斯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度，甚至有的时候比这更低。在铁路和公路上行驶的德国运输车因为彻底结冰而无法继续运行了，可单靠马拉大车来运输仅仅能为德军提供很少的日需给养。

　　 铁木辛哥的计划是切断顿巴斯工业区的道路并且占领哈尔科夫，将德军置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中。但是这个钳形攻势的大部分都没有形成，只有南部军队设法切断了德军的阵线，成功地向德军阵线挺进了差不多60英里。但是能源和支援军队的缺乏，再加上随后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使得红军的前进计划不得不就此搁浅。
第6集团军继续坚守着阵地，但是保卢斯却感到心神不宁。当初希特勒并不情愿将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权交给陆军元帅冯·博克，而这位元帅在反攻过程中又表现得过分谨慎了点。在哈尔德将军的庇护下，保卢斯得以继续担任着他的指挥职务。但他的参谋长——费迪南德·海姆上校却被调走了，接替他的是阿瑟·施密特上校——一位出身于汉堡商人家庭，长着一个尖细的下巴，说话非常的刻薄的人。施密特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同样拥有庇护者的他，默默地在第6集团军内支持着保卢斯的指挥工作。保卢斯非常信赖施密特的判断力，尽心地扮演着计划实施者的角色——有些人甚至更过分地将保卢斯比作傀儡——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采取着施密特建议的各种各样的策略。

　　  1942年的初夏，聚集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国军团对官员们的道听途说不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兵力的补充和队伍的重新装备。对于职业化的德国军队来说，只要春天和新的装备到达，那些有关冬天的可怕记忆就会立刻消失。“军队的士气再度高涨，”一位指挥官在连队的最后18辆坦克得到重新装备的时候这样说道，“我们处在一个最佳的备战状态之中。”他们甚至并不为自己那只有50毫米直径弹药筒 [ cdhyy注：主炮 ] 的主战三型坦克根本无法穿透苏联坦克的事实而担心。

　　 尽管没有明确的命令下达，但是军团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将会发起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攻势。就在3月份的时候，第297步兵师的一位上尉非常不愿意被调回法国参加营部指挥官培训班，可他的上司普费弗将军却对他说：“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场战争也许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你也许将会为留下来体会真实战争感到可怕和后悔。”

　　 3月28日，哈尔德将军驱车前往拉斯滕堡，亲自向元首递交了要求拟定的攻占从高加索山脉直到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地区的计划。此时的德军根本不知道，莫斯科的红军最高指挥部正在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准备重新攻占哈尔科夫一带地区。

　　 4月5日，元首指挥部下达命令，要德国军队做好发起“在东方的最后决胜战役”的准备。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按照原有的“北极星行动”计划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与执行“齐格弗里德行动”计划的芬兰军队汇合，整个计划被重新命名为“蓝色行动”——将在俄罗斯南部展开。

　　 希特勒仍然相信“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优势远超过苏联军队”，因此固执地认为德军不需要任何的后备军。而他同时也固执地认为，自己对指挥官们的撤换已经将最近发生的那些有关失败的记忆从德国军队中完全抹去了。被以最快速度重新任命的陆军元帅冯·博克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夺取高加索油田，更不用说去牢牢地控制高加索油田了。尽管元首指挥部一再地坚信，但是冯·博克却认为，苏联军队不会将储量丰富的油田留给德军。“我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军队也许已经抢先行动占据了高加索油田——我们的进攻也许毫无用处。”冯·博克在自己5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5月8日，就在博克在日记上写下他的忧虑的同一天，瓦尔特·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来到了他的营地，这位将军曾成功地粉碎了德米扬斯合围圈。炮兵出身的塞德利茨是杰出的骑兵将军弗雷德里克的后裔——年轻时曾因为拥有与疾驰的帆船同样快的速度而出名，但更著名的是在罗斯巴赫的七年战争中，带领他的骑兵中队取得胜利的事情。如同他的先辈一样，瓦尔特·冯·塞德利茨也活力充沛，这便注定了他将劳碌一生。当天下午，在与妻子告别之后塞德利茨便坐上了从柯尼希斯巴赫起飞的飞机，前往接任保卢斯集团军下属的第41军的指挥官一职。当塞德利茨在机场与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别，差不多就是14年。”

　　 第二天，塞德利茨就前往了哈尔科夫。塞德利茨发现，这座城市并未因为被占领而受到严重的损害。“除了一所夸大的斯大林式的新式大学和一个巨大的美式建筑拖拉机工厂外，所有的建筑物都呈现着沙皇时代的特征，市中心的每件物品几乎都是用砖头搭建的，只有外露的部分才暴露出房子的主体是由木头构成的。”组成他的新军的有：第44步兵师的两个奥地利师——德国哈布斯堡皇室霍克军团的后继部队，和普费弗将军的第297步兵师。

　　 5月10日，保卢斯向陆军元帅冯·博克递交了他草拟的弗雷德里克计划，用以清除铁木辛哥在1月攻势期间留下的巴尔汶科沃突出部。博克非常担心俄罗斯发起再次总攻，但是这个担心却变成了现实，俄罗斯红军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了攻势。铁木辛哥已经调集了64万人、1200辆坦克和接近1000架飞机。5月12日，也就是将弗雷德里克计划正式列入实施计划的前六天，红军从两面对德军展开了攻击，一方面是环绕沃尔堪斯克，另外一方面是从巴尔汶科沃突出部隔离开哈尔科夫。博克提醒保卢斯要展开快速的反攻，并且采取有效的空中支援，但是苏联坦克旅已经冲破了瓦尔特·海茨将军指挥的第8军驻守的防线。当天晚上，俄罗斯坦克就行进到了距离哈尔科夫只有12英里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博克意识到，敌人围攻沃尔堪斯克的后果远比他料想的更糟糕。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受到了来自各个方向上的连续猛击，在持续长达72小时的枪林弹雨的猛击之下，保卢斯损失了16个营。保卢斯坚决认为，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撤退行动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博克却有他自己的不同想法。他说服哈尔德，去劝说希特勒，如果调遣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前去援助保卢斯，就可以转败为胜。一直盼望胜利时刻到来的元首立刻认为这将是一个难得的彻底打垮敌人的良好机会。于是便即刻下达命令，要求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全速前往前方阵地，攻击敌人的南部侧翼。他命令纳粹德国空军不惜一切代价，要在克莱斯特军队到达前线之前阻止铁木辛哥阵线的形成。

　　 5月17日，到达前线的克莱斯特开始从南面攻击巴尔汶科沃突出部。直到正午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10英里，他的装甲集团军不得不采取近距离的攻击战术来与苏军的T－34坦克交火，以此来避免浪费“如同烟火信号弹般”的弹药。

　　 5月17日晚上，铁木辛哥向莫斯科发出了求救信号，请求派援兵来阻止克莱斯特的进攻。根据朱可夫所说的，铁木辛哥并未告诉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很可能会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因此前线的主要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意声称，斯大林命令他们不准向后撤退(这后来成为1956年铁木辛哥在某某理事会聚会上控告斯大林的有力证据)。终于，在5月19日，铁木辛哥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放弃了攻势，但是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博克认为，密闭合围圈的时候到来了，于是决定让保卢斯从北面展开攻势。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致使大约25万苏联红军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状态之中。第389步兵师一位年长的军士回忆，他的精锐部队的士兵们发现，在一个红头发的家伙指挥之下，苏联妇女战士们竟然像“土匪”一样地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些雌性动物，采取着奸诈和危险性极大的战斗方式。她们躲藏在稻草堆中，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向我们开枪。”

　　 正当合围圈渐渐收拢的时候，第2装甲团和一些机械化炮兵部队发现，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与主力部队的联系正在被渐渐聚集起来的俄罗斯人切断。指挥这支部队的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海因茨·格拉夫·冯·施特拉赫维茨，他以“装甲骑兵”而名声远扬。49岁的施特拉赫维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骑兵——迄今为止，他的部队是在1914年那场战争中唯一能看到巴黎近在咫尺的军队——仍然保留着黑色的八字须，并且穿着如同19世纪20年代的电影人物一样的华丽服装。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对危险的高度警觉性，而这是他得以享有很高名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得以让他成为了一名幸运的指挥官。

　　 虽然此时无法对自己的处境有个准确的把握，但是从夜幕降临开始，施特拉赫维茨便命令第16装甲师连夜形成一个环形攻势。第二天早晨，当第一缕阳光出现的时候，施特拉赫维茨将骑兵中队的指挥官之一——上尉贝恩德·冯·弗赖塔格－洛林霍温男爵和另外两名炮兵部队的官员一起叫到一个小山顶视察周围的情况。当这四位军官正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周围情况的时候，施特拉赫维茨突然抓住弗赖塔格－洛林霍温的胳膊将他拖下山头，同时高声叫喊着要另外两名炮兵部队军官赶快躲藏起来。但还是来不及了，这两名军官被来自另外一个小山头的俄罗斯大炮击中。施特拉赫维茨没有耽搁一秒钟，立刻命令驾驶员启动汽车，并且命令坦克集中火力攻击俄罗斯炮手所在的山头，掩护自己安全地撤回大部队中。

　　 在春天潮湿的冷空气中，红军战士们发起了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他们孤注一掷地猛攻德军——有时这样的猛攻一波接着一波——他们在夜里猛攻德国人的前沿阵地，但是德国人的阵地是异常稳固的，借助镁光灯的照射，成千上万的苏联红军被德军残忍地杀死了。德军阵地前成堆的尸体证明了苏联军队的这种勇敢行为无疑是在自取灭亡。那些苏军幸存者们，从未感到自己真正从镁光灯的照射中摆脱出来。在一位不知名的俄罗斯战士口袋里发现的报纸碎片上写着下面一段文字：“当德军的镁光灯在云层上闪动的时候”，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我的恋人。

　　 在苏联军队中，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想要临阵脱逃。落入“巴尔汶科沃捕鼠器”的苏联第6和第57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保卢斯和克莱斯特的军队逮捕了大约24万名苏军俘虏，缴获了2000门大炮和铁木辛哥军队的大部分坦克，他们自己的损失才不过2万人。其他所有的军队都向他们表示祝贺。保卢斯发现，在纳粹党的新闻报道中，那些从不愿去赞扬人的贵族统治论者居然对自己朴素的家族血统大为宣扬。元首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同时还对“第6集团军以少胜多的成功”表示非常的欣赏。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后来承认，这场战役对保卢斯的最大影响在于他对希特勒的态度的转变。元首撤回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反攻命令的决定让保卢斯更加相信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让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相信自己对整个战局的分析是十分清晰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保卢斯还收到了来自参谋部的少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赞扬信，而这位少校在战役期间曾经是自己的同事。“这是一件使人精神何等振奋的事情呀，”施陶芬贝格写道，“在军官们互相争吵和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在他们根本没有勇气为自己同胞的生死而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你们的队伍却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为人民而战斗，你们毫不犹豫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保卢斯并不在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故意的，他对这封密电码信函未予理会。

　　 显然，保卢斯并不愿意去追究希特勒的过失，然而就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失，使得“巴巴罗萨行动”计划演变成了他异想天开的怪念头，这也许就是使得前线指挥官们身处险境的最根本原因。希特勒陶醉在自己的想法中，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一刻不耽误地传达着自己的神圣命令，以此来远程遥控前线的每一支军队，将每一次战事行动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