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的和平·第九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慕尼黑会议的本意是要开创欧洲事务的新纪元。“凡尔赛和约，——1919年的体系——不仅寿终正寝，而且已被埋葬，取代它的是欧洲四强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的新体系。张伯伦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希特勒宣称：“在欧洲，我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国际事务中仍然有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西班牙内战并未结束。德国尚未收复它的殖民地。说得远一点，在欧洲恢复稳定以前，对经济政策和军备问题也必须达成协议。这些问题并没有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向德国表明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取得她由于其雄厚资源而在欧洲所应有的地位。重大的障碍已经顺利排除。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通过协议已被废除。然而，在六个月之内，针对德国的一种新体系又在形成。不到一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就处于交战状态。难道慕尼黑会议一开始就是个骗局——对德国来说，它只是向征服世界进军的一个阶段？或者，在英、法这一方面，它只是两国在重整军备取得进展以前赢得时间的一种手段？回顾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在慕尼黑政策失败的时候，人人都表示他原来就料到它会失败；慕尼黑会议的与会者不仅指责其他人有欺骗行为，而且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一直在欺骗自己。事实上，谁也不像他们事后所说的那样目光敏锐：出席会议的四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真心实意，尽管每个人又都有对其他人隐瞒着的保留。

　　 法国人作出了最大的让步，而对未来却抱着最小的希望。他们放弃了1919年以来仿佛曾经享有的欧洲大国卓越的地位。但他们所放弃的却是虚假的东西。他们是向现实屈服而不是向武力投降。法国人一直以为，1919年以及随后所赢得的有利条件——对德国的约束以及与东欧国家的联盟——是他们得以因循苟安的资产，而不是他们必须亟力保卫的利益。在1923年鲁尔占领后，他们根本没有维护凡尔赛和约的体系。他们放弃战争赔款；他们对德国重整军备采取默许态度；他们允许德国人重新占领莱因兰；他们也没有采取行动以维护奥地利的独立。他们之所以继续保持与东欧国家的同盟，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万一他们自己受到德国的攻击，这些盟国会给他们以援助。当他们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一有给他们带来风险之虞而不是安全时，他们就背弃了它。慕尼黑事件是法国政策合乎逻辑的终极，不是政策的颠倒。法国人承认他们已经失去在东欧的优势，也知道不能再恢复这种优势。这决不是说他们为自己担忧。恰恰相反，他们接受了英国人的论点。自从洛迦诺条约签订以后，他们就宣传说，如果他们撤退到莱因河后方，面临的战争危险就要少些。法国人宁可要安全，也不怕有损威严——也许这是一种不体面的政策，但不是危险的政策。即使在1938年，虽然他们害怕轰炸，但如果战争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不怕失败。甘末林将军经常强调，民主大国将会获胜，政治家们也相信他的话。但是战争的意义何在呢？1923年以来，正是这种论点阻止了法国的行动，目前也仍然阻止法国采取行动。德国即使打败了，它还是在那里，既强又大，决心得到补偿。战争可能停止钟表转动，却不能使钟表倒转；后来的事态将会推进到同样结局。因此除了自身的安全之外，法国人愿意放弃一切，并且认为他们没有在慕尼黑抛弃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怀有一种坚定的、也证明是颇有根据的信念：马奇诺防线是坚不可摧的——甚至连齐格菲防线，他们也错误地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假定在西欧已经形成僵局。他们无法阻止德国在东欧扩张它的势力；同样，德国也不可能侵略法国。慕尼黑使法国人蒙受了耻辱，但是没有——他们如此认为——使他们遭到危险。

　　 英国的立场比较微妙。法国在考虑问题时没有把道义计算在内，或者说考虑到了，只是又把它抛在一边。法国人承认，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拒绝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这过于危险或者过于困难。当莱翁·勃鲁姆以羞辱与宽慰交集的心情对慕尼黑协定表示欢迎的时候，他最最恰当地表达了法国人的感情。另一方面，对英国人来说，道义是关系重大的事。英国政治家们摆出了实际的论证，遭受空袭的危险；英国重整军备的落后状况；即使有足够的武装，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可能。但是这些论点是用来加强道义的，而不是使之抿灭。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出自一种信念，认为德国以民族原则为理由对苏台德德意志人领土享有道义上的权利；它进而得出一条结论：民族自决的这一胜利将为欧洲提供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和平。英国政府不只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才不得不承认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在战争威胁出现之前，他们就开始把这块领土的割让有意强加在捷克人身上，慕尼黑的解决办法是英国政策的胜利，因为英国政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而不是希特勒的胜利，因为他当初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意图。它也不单纯是那些自私自利的或玩世不恭的英国政治家们的胜利，他们对远方国家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或者以为希特勒会对苏俄作战。慕尼黑协定是英国生活中一切最美好、最开明的事物的胜利；是那些宣扬各国人民之间平等正义的人们的胜利；是那些敢于谴责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缺乏远见的人们的胜利。研究外交事务的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权威布雷斯福德在1920年论及凡尔赛和约时写道：“最最糟糕的过失是300多万日耳曼人处于捷克的统治之下。” [ 注：布雷斯福德：《和平以后》(1920年)，第47页。 ] 这个过失在慕尼黑得到了纠正。理想主义者可以说，英国的政策姗姗来迟，犹豫不定。1938年，英国补偿了这些过失。张伯伦以巧妙的手腕和固执的态度先后促使法国人和捷克人奉行了这条道义路线。

　　 有一个反对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论点——认为经济关系与地理关系比民族关系更加重要。这曾经是反对分裂哈布斯堡王朝的论点，带头分裂该王朝的捷克人不能使用这个论点，他们在西欧的支持者也不能使用。争论不得不从道义的范畴转到实际考虑的范畴——人们不以为然地称之为现实政治中去。那些最最坦率的、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人士，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就直言不讳地说，德国在欧洲变得太强了，必须以一个带有威胁性的强大联盟，或者，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来加以制止。民族自决——捷克斯洛伐克赖以生存的原则——被斥为骗术不予考虑。使用的唯一道义论点是：现存各国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边界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是合法性的论点；是梅特涅和维也纳会议的论点。如果接受了这个论点，不仅会制止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甚至会制止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赢得独立。英国左翼人士在1928年来使用这种论据是奇怪的；他们为此受到冷落——因此他们提出的批评也是含糊不清、不起作用的。英国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为了抗议慕尼黑协定而辞职时并没有这一类疑虑。后来他成为对法国外交家塔莱朗表示景仰的传记作者，这时他关心的是均势与英国的荣誉，而不是民族自决或凡尔赛和约的不尽公正。在他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和比利时在1914年一样，不是真正的问题。这一论点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立场的道义效力，但是对英国下院中的多数保守党议员却具有一种感染力。就下院的权力范围而言，张伯伦必须回答它的质询。法国人不愿打仗确实是西方国家的重大弱点，张伯伦无法强调这一点。因此他只能说成是英国本身不能与德国交战。

　　 张伯伦被他自己的论点弄得进退两难。如果英国已虚弱到不能打仗的程度，政府就必须加速重整军备，而这就涉及到怀疑希特勒的诚意，不管是否公开说出来。就是这样，张伯伦对他自己政策的论据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谁都大。而且，一个怀疑又引起了另一个怀疑。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希特勒是否认真对待过张伯伦的诚意，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肯定的是，会议结束几天以后，他就不把张伯伦看作是有诚意的了。就张伯伦本人的表现来看，所谓绥靖，已经变成了投降。希特勒吸取了教训，威胁是他最最有力的武器。把慕尼黑会议吹嘘威力量的胜利；这样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希特勒不再指望以公开抱怨凡尔赛和约的方式得到好处，他打算利用英法两，国的恐惧从中渔利。有些人攻击慕尼黑协定是胆小鬼的投降，希特勒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国际道义打了折扣，不受重视了。自相矛盾的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倒是慕尼黑会议的真正胜利者。因为，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先后丧失了领土与独立，希特勒却失去迄今为止使得他所向披靡的道义优势。慕尼黑成了动人感情的字眼，耻辱的象征，今天人们谈到它的时候仍然无法心平气和。慕尼黑会议上所做的事比起做事的方式来更加无关紧要；而双方事后就会议所发表的言论倒是更加紧要得多。

　　 慕尼黑会议上有两个空席，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为两个大国提供席位，虽然它们都有权利受到邀请。在危机到达顶点时，罗斯福总统敦促在某个中立国首都召开一次会议。他没有表示美国代表是否出席；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不在当前进行的谈判中承担任何义务。”罗斯福一听到慕尼黑会议的消息就称赞张伯伦：“好样的”。后来，当绥靖变得不受欢迎时，美国人则庆幸他们没有出席慕尼黑会议。他们可以谴责英法两国做了如果美国处在两国的地位也会做的事。没有美国的支持，已经使得“民主”大国屈服了。然而美国人从慕尼黑事件中吸取了这样的教训：他们对这些虚弱的大国所给予的支持还应该更少一些。在对内政策上陷入困境的罗斯福无意由于在对外事务上挑起争论而增加自己的困难。没有美国，欧洲可以自行其是。

　　 俄国人关于召开一次会议的计划则比较明确。他们曾经想举行一次“爱好和平的大国”会议，以协调抵抗侵略者的行动。他们也可以采取一种在道义上占优势的态度。在显耀自己忠于条约义务的同时，他们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法国人的软弱。一名苏联外交官在9月30日说：“我们差一点把脚踩到一块烂木板上。现在我们正朝着别处走去”。副人民委员波将金在考仑德雷面前把这一层意思挑明了，他说：“我可怜的朋友，你们干了什么？对我们来说，我看除了第四次瓜分波兰之外，别无其它出路”。俄国人表示他们并不为自身的安全担忧。李维诺夫告诉考仑德雷：“希特勒将有能力进攻大不列颠或苏联。他会选择第一个解决办法，……为了把这个计划成功地进行到底，他将宁可与苏联达成谅解”。 [ 注：考仑德雷：《从斯大林到希特勒》，第165，166，171页。 ] 在内心深处，俄国人是信心不足的。希特勒没有亲近的表示；倒是宣称他已经把欧洲从布尔什维主义下拯救了出来。机灵的观察家们预料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将是进入乌克兰——西方政治家们带着几分喜悦期待着这一行动，苏联政治家们对此则忧心忡忡。苏联统治者们本来是想脱离欧洲的；但欧洲是否会脱离他们，他们则毫无把握。因此，在一个短时期的反责之后，他们只得重新号召成立人民阵线及反对侵略的集体安全体系。很难相信俄国人会指望这种政策能够成功。

　　 人人都在谈论希特勒下一步将朝着这一方或那一方采取行动。对这个问题谈得最少、显然也是想得最少的就是希特勒本人。被许多作者说成是希特勒制定的准确的时间表——1938年9月举行慕尼黑会议，1939年3月入侵布拉格，9月进入但泽，并无同时期的证据作根据。希特勒在慕尼黑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回到了伯格霍夫，把时间消磨在绘制重建林嗣的梦中蓝图上。林嗣是奥地利的城镇，他幼年时代曾在那里求学。有时他也因为没有能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一次战争而发出怨声。但是判断一个人必须看他的行为，而不是看他事后的言论。希特勒又在等待事态发展为他提供日后的成功。德国军事领袖们请他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发出指令，希特勒在10月21日答复：“武装部队必须时刻准备应付下列事变：一．保卫德意志帝国边界的安全，防备突然空袭。二．消灭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这些是预防措施，不是侵略计划。这一点在命令的其余部分中说得很清楚说：“必须有可能摧毁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如果它执行反德政策话”。 [ 注：希特勒的指令，1938年10月2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4卷，第81号。 ] 12月17日，德国武装部队接到通知：“从外表上看，谅必十分清楚，这项行动仅仅是一项和平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 [ 注：凯特尔的指令，1938年12月17日。同上，152号。 ] 这些指令经常被引用以证明希特勒绝无诚意接受慕尼黑协定。实际情况倒是，希特勒怀疑协定能否生效。尽管人们常常说他政治上无知，希特勒却比欧洲其他的政治家更加了解波希米亚问题，并且不怀恶意地相信，在被剥夺了天然边境，国家声誉随之扫地以尽后，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不可能幸存的。这不是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毁灭。这也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1918年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时所持的信念，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自始至终所依据的原则。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山河破碎，取代它的应该是什么呢？在捷克危机期间，希特勒曾经在戈德斯堡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慷慨地分配给匈牙利和波兰作为对他们提出这个倡议的奖赏。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匈、波两国曾踌躇不前，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捷克危机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两国显然还希望脚踏两只船。10月14日，希特勒对匈牙利的一名代表说：“我不生匈牙利的气，不过她失去了机会。” [ 注：希特勒与道拉尼的谈话，1938年10月14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4卷，第62号。 ] 现在，一个屈从于他的捷克斯洛伐克仿佛对他更为可取。希特勒无疑是个邪恶的政治家，但也是个有理性的政治家。他的目的是稳步地扩张德国的势力，不是戏剧性地炫耀荣誉。为了这个目的，拥有卫星国家比直接吞并它国领土更为有用；因此他十分耐心地积累卫星国。别人用他特别喜欢的手法为他效劳，这些卫星国则是他的这种手法的不同翻版。慕尼黑会议一结束，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代表就无情地运用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有利于苏台德人的法规，以致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丧失的领土比德国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还要多。当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维也纳会晤解决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新的边界问题时，情况又有所不同。齐亚诺怀着一种特别狡猾而枉费心机的念头，想把匈牙利建成防备德国的屏障。里宾特洛甫立刻看穿了这种策略，给予斯洛伐克的立场以十分有力的支持，以致于齐亚诺埋怨他说：“你现在正用9月份你用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论点来支持她。”在希特勒的盘算中，斯洛伐克人是一个新的要素：他们既不像捷克人那样忠于民主，又不像匈牙利人那样妄自尊大。“他懊悔没有早一点了解到斯洛伐克争取独立的斗争。” [ 注：希特勒与都卡的谈话，1939年2月1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4卷，第168号。 ] 人们往往认为希特勒是把斯洛伐克当作侵略乌克兰的通道才看中她的。地理确实使这一点无法做到，正如那种相反的看法，即苏俄可以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威胁德国一样地行不通。希特勒是为了斯洛伐克本身而支持她的——事实证明，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都是德国的一个坚定而可靠的卫星国家。

　　 如果希特勒真想进入乌克兰，他必须经过波兰；在1938年秋季，这似乎决不是一种政治幻想。波兰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法国的盟友，却把互不侵犯条约夸张到对于德国有利。法苏条约始终未成为现实，这主要归功于波兰。在捷克危机期间，波兰的态度使得苏联根本不可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结束的时候，波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归还特青的最后通牒终于使贝奈斯——按他自己所说——下决心放弃抵制慕尼黑协定的任何念头。迄今为止，波兰作为德国在东欧的爪牙，比意大利在地中海区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这两个国家似乎都没有理由放弃这个角色。它们各有一块绊脚石：在意大利的南提罗尔大约有30万德意志人，波兰的西里西亚和波兰走廊大约有150万德意志人。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希特勒愿意忘掉在外国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来换取政治合作或政治从属。他对德大利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同意让德意志人撤出南提罗尔——尽管作为奥地利人，他对他们深表同情。

　　 他对波兰境内德意志人的感情比较淡薄；他可能对波兰人一向要比对意大利人友好一些。这里的障碍是德意志人的反感，不是希特勒的恶感。把领土丧失给波兰，使大多数德意志人对凡尔赛和约永远怀有不满情绪。当希特勒计划与波兰合作时，他是在从事一件超越这种不满情绪的大胆的行动。但是有一条出路。可以把实际上在波兰统治下的德意志人忘掉——或者撤出；不能原谅的倒是把东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分开的“波兰走廊”。对此也有一种可能行得通的折衷办法。德国也许会对穿越波兰走廊的一条走廊感到满足——这是个错综复杂的想法，但在德国历史上却不乏先例。德意志人的反感可以用收回但泽的办法加以平息。这似乎轻而易举。但泽不是波兰的一部分。它是个自由城市，有它自己的自治行政机构，由国际联盟任命的一名高级专员主管。波兰人妄自尊为大国，他们率先向国联的权威提出挑战。因此，如果德国取代国联，他们当然不会反对。而且，自1919年以来，这个问题已有了变化。当时，但泽港对波兰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由于波兰人建立了格丁尼亚，但泽需要波兰的程度便超过波兰需要但泽的程度。那么，为使波兰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而作出安排，同时又要把但泽归还德国，应该是不难做到的。绊脚石总会搬走；德国和波兰可以在乌克兰一起行动。

　　 10月24日，里宾特洛甫首先把这些建议通知了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如果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得到解决，就可能“在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对俄国形成一项共同的政策”。 [ 注：引文是按照利普斯基的叙述，里宾特洛甫只记录说：“波兰将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意思是相同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5卷，第81号。 ] 1939年1月，在波兰外长贝克访问希特勒时，希特勒甚至说得更加坦率：“波兰在俄国边界上驻扎的几个师为德国省去了大量军费。”当然，他又说；“但泽是德国的，将永远是德国的，而且迟早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如果但泽问题得到解决，他愿意保证通向波兰的走廊。 [ 注：希特勒与贝克的谈话，1939年1月5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5卷，第119号。 ] 希特勒可能一直在但泽问题上欺骗波兰人——要求归还但泽作为毁灭波兰的准备。而波兰长期以来就对乌克兰怀有野心；相比之下，但泽似乎价值不大。2月1日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贝克“毫不掩饰地向他表露，波兰渴望得到苏联的乌克兰。” [ 注：里宾特洛甫的记录，1939年2月1日。同上，第126号。 ]

　　 然而，波兰人并没有对希特勒的建议作出响应。他们盲目地相信自身的力量，对捷克的软弱抱蔑视态度。因此下决心寸土不让：他们认为这是和希特勒打交道的唯一安全的办法。此外——这一点希特勒永远不会理解——虽然波兰人不会和苏俄合作以反对德国，他们几乎也同样地决心不和德国合作以反对苏俄。他们以一个独立的大国自居，忘记了只是因为俄、德两国都被打败，他们才在1918年获得了独立。现在波兰人必须在德俄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对两者都敬而远之。只有但泽问题阻碍了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合作。由于这个缘故，希特勒才想解决掉但泽问题。出于同样的理由，贝克才不让问题得到解决。他没有想到这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破裂。

　　 西欧并没有察觉到波德之间出现了疏远的阴影，反面以为很快就要在乌克兰采取联合行动。张伯伦在巴黎忧心忡忡地问道：“果俄国以德国在乌克兰挑起独立运动为由要求法国给予援助的话，”法苏条约是否会生效而付诸实施。 [ 注：英法会谈，1938年11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3卷，第第325号。 ] 张伯伦显然不想与东欧发生关系。哈利法克斯在外交部的授意下措词比较含糊。11月1日他在给菲普斯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允许德国在中欧扩张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能够抵制德国在西欧扩张势力。否则，我们的整个地位将受到危害。”针对德国的一种均势仍然需要。“波兰可能只会愈来愈陷入德国的势力范围。苏俄……只要希特勒还话着，就很难成为德国的盟友。”因此，“只有考虑到希望法国会保护它自己——也保护我们——不要被俄国人牵连到对德战争中去，我才应该不无犹豫地劝告法国政府废除法苏条约，因为未来仍然太难断定！”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11月1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3卷，第285号。 ] 用简单明了的英语来说：俄国应该为英国的利益而斗争，但是英国和法国不应该为俄国的利益而斗争。

　　 然而，没有人去做谋求苏联友谊的事。英国人更为关切的是在中欧摆脱他们已经承担的义务。他们随意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担保现在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对一个孤弱无能的国家作出保证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过去在武装充分的时候都没有能对它加以保卫。英国人央求法国让他们不必履行诺言。11月24日，英法两国外长在巴黎会晤。张伯伦主张只能集体作出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单独给予的保证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她从未设想大不列颠可能必须单独履行其义务的局面。”哈利法克斯认为一项共同保证“似乎与英法宣言的文字不相一致。”甚至连庞纳也发怒道：“它简直不符合宣言的精神。”由于法国人不肯顺从，因此决定要捷克人让英国人摆脱困境。 [ 注：英法会谈，1938年11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3卷，第325号。 ]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对一项共同保证感到满意，英国人也就问心无愧了。在捷克人没有作出反应时，哈利法克斯发了火，他说：

　　英王陛下政府不准备考虑作出在不能提供有效援助的情况下，可能责成他们单独或与法国一起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帮助的一项担保。如果德国或者意大利是侵略者，而另一国拒绝履行诺言的话，情况就会如此。 [ 注：哈利法克斯致牛顿，1938年12月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3卷，第408号。 ]

　　 事情到此为止；英国人无法摆脱一项他们决定不去兑现的保证。

　　 在1938－1939年之交的冬季，英国人撇开他们在东欧无法承担的义务不说，对西欧的地位也没有把握。张伯伦特别感到骄傲的英德友好声明很快就失去了光彩。希特勒的目的在于“分化”英国人的意见。他以为英国增加军备会在亲德的英国人士中激起反感；他对英国的“战争贩子们”——丘吉尔、艾登和达夫·古柏——严加谴责，相信这会在英国人中间引发一场反对他们的怒火。效果恰恰相反。英国下院的保守党议员对丘吉尔的严重警告颇不耐烦：当达夫·古柏辞职时，他们感到气愤。但是他们对希特勒干涉英国事务的行为十分不满。他们相信互不干涉政策。希特勒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他可以吞掉捷克斯洛伐克或者侵犯乌克兰，但是不能干预英国政治家的事。保守党人经常论证，外界对希特勒的批评只会加强他对德国的控制。现在希特勒给予英国“战争贩子们”的声望是他们自己无法赢得的。英国政治家们对希特勒的行为迷惑不解。他们重整军备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安全；这会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德国在东欧扩张它的势力的事实。可是希特勒非但不赞扬他们的政策，反而破坏了政策的基础，而且反常地为批评这种政策的人们张目。尽管如此，他的攻击仍然没有动摇英国领袖人物的决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安抚德国。领土的和民族主义的让步没有能抚慰希特勒。因此英国人又转回到一种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们开始再一次辩解说，只有繁荣能使希特勒态度缓和。于是，一连串的贸易代表团带着谋求经济合作的建议出现在德国——英国方面还有一个附带的吸引力，就是这些合作方案会谋取德国的帮助以对抗美国的竞争。怀有善意的英国商人或英国贸易部代表每一次对德国的访问，都使希特勒更加相信英国是软弱的。他不会知道他们仅仅是在阅读左翼作家论述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文章。

　　 英国还有进一步的忧虑。在慕尼黑会议以前，英国人是主张绥靖的和事佬，法国人则不服气地拖着脚步跟在后面。慕尼黑会议以后，情况恰恰相反。庞纳对张伯伦和希特勒私下签订的条约心怀嫉妒，很想胜过它一筹。里宾特洛甫相信，一项法德友好宣言会进一步动摇英国干涉欧洲事务的决心。12月6日，他访问了巴黎；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宣言本身并无多大意义：相互表示善意，承认对方的边界；万一将来发生国际纠纷，两国愿意共同商讨。对法国来说，这也许是得了一分，因为希特勒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放弃了阿尔萨斯－洛林；而未来的慕尼黑(式的交易——译者)可能会有其吸引力。谣言又进了一步。据说里宾特洛甫同意不坚持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作为回报，庞纳则放弃法国在东欧的一切利益。他们的商谈可能并不如此明确，如此阴险。可以肯定的是，庞纳对法苏条约没有表现出无比热诚。那么，关于法国和波兰的联盟是怎么说的呢？里宾特洛甫后来宣称，庞纳实际上是否定了那个联盟。庞纳对此加以否认。真实情况似乎是，会谈中并没有提到波兰。1938年12月，波兰对法德两国的关系来说仿佛不是什么障碍。他们两人假定：波兰是德同的一个忠实的卫星国，但泽问题会在不发生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悄悄地加以解决。这种设想毕竟是波兰人本身就存在着的，难怪里宾特洛甫和庞纳也有这种想法。

　　 法德宣言使英国人忧心忡忡。他们曾经敦促法国把它在东欧承担的义务削减下来；他们不希望法国整个放弃一个大国的地位。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德国能在没有法国干预的情况下在东欧为所欲为，就可能变得十分强大，法国的安全会“马上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如果法国政府决心不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英国为了支持法国就可能卷入战争。 [ 注：萨金特致菲普斯，1938年12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3卷，第385号。脚注。 ] 英国人转而采取了他们的老办法，想用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起节制作用。4月16日的英意协定“生效”，尽管意大利人还没有履行先决条件所规定的义务，从西班牙撤出他们的军队。哈利法克斯写道：“虽然我们不指望使意大利脱离轴心，但我们相信这个协定会加强墨索里尼的机动能力，使他少依赖一点希特勒，从而能比较自由地重新负起意大利的传统任务，在德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维持均衡。”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11月1日。同上，第235号。 ] 换句话说，我们将用向墨索里尼支付勒索的办法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墨索里尼及时做到了这一点。他发动了一次要求法国领土的运动，意大利大声疾呼要求得到科西嘉、萨沃伊和尼斯。不论法国人可能多么惧怕希特勒，他们却不怕意大利。对墨索里尼的挑战，他们的反应十分强烈。英国人只不过徒然触犯了法国人却没有赢得墨索里尼的好感。1939年1月，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到了罗马。他们是空着手去的。墨索里尼指望以法国为代价获得一些让步。可是他从张伯伦那儿得到的却是一项高尚的请求，即要他保证希特勒不会发动战争。墨索里尼“伸出下巴”，报之以对英国报界的抨击。罗马之行，本来的意图是把它作为张伯伦政策的顶点，却反而标志了对意大利幻想的终结。更有甚者，这次访问把墨索里尼朝德国那方面又推了一步，虽然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们访问之后，墨索里尼立刻告诉德国人说他准备缔结一项正式盟约。然而，希特勒决定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等着。

　　 英国人现在已经把自己搞得非常忧虑，由于他们在努力采取预防措施，这种忧虑又有所加深。哈利法克斯和英国外交部相信希特勒“正考虑对西方大国发动进攻。” [ 注：哈利法克斯致林赛，1939年1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第3卷，第5号。 ] 他们预料荷兰会受到袭击，决定把这个事件作为“宣战理由”。他们也估计瑞士会遭到危险；或者英国可能受到突然空袭。这些都是没有实在根据的梦魇。因为没有丝毫迹象可以说明希特勒哪怕以最最间接的方式考虑过这些计划。尼维尔·汉德逊的看法比较准确，他在2月18日写道：“我的确切印象是，希特勒先生眼下不考虑任何冒险行动。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2月18日。同上，第118号。 ]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东欧在逐渐投入他的怀抱。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在他面前争宠。法国已经放弃了东欧。俄国同西方大国疏远了。波兰虽然因为找不到对但泽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十分恼火，但仍然与德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唯一的阴云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能推行一种摆脱德国或敌视德国的外交政策，而是像贝奈斯和希特勒两人所预见的那样，一旦捷克斯洛伐克的声望和权力发生动摇，就不可能再保持国家的完整。在西方，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点；钦佩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则对此保持沉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幸福、民主的国家，被希特勒蛮横地肢解了。事实上，它是个由捷克主动创立并由捷克当局维护的多民族国家。一旦这一点受到破坏，瓦解就接踵而来，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以后就崩溃了一样。

　　 特别是斯洛伐克人，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看作平等的伙伴。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愿意消散在人为的捷克斯洛伐克混合体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20年历史过程中，斯洛伐克人始终在悄悄地、嘟嘟嚷嚷地要求自治；慕尼黑会议以后，这个问题表面化了。斯洛伐克本来隶属匈牙利，希特勒为了刁难匈牙利，便对斯洛伐克的自治论者表示了赞助。这个自治运动不是他发起的，他只是利用了它，正如他曾经利用过奥地利德意志人以及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那样。希特勒本来会满足于在屈从于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内实行斯洛伐克自治。可是斯洛伐克人不愿意这样。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对布拉格感到敬畏，现在渐渐骚动起来。到了1939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从上年10月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就在逐渐瓦解。布拉格政府可能还剩下一点独立性；他们仍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惩戒斯洛伐克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要幸存的话，诚然也必须如此。3月9日，斯洛伐克自治政府被解散；捷克军队准备进入斯洛伐克。希特勒又是大吃一惊。这个新的危机来得太意外了。他不能让捷克人恢复他们被毁了的声望。另一方面，如果他坚持不让捷克军队进入斯洛伐克，匈牙利军队就可能进驻，因为在上年9月他们就有过这样的计划。现在希特勒转而反对匈牙利人；既然捷克军队不再能进入斯洛伐克挡住匈牙利军队，他就不得不亲自动手。

　　 德国急匆匆地承认了斯洛伐克的独立，也随即使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残存的捷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没有人为它领路。慕尼黑会议以后，贝奈斯就立刻辞职，离开了这个国家。他的继任人哈查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老年律师。他感到茫然无助，只能求助于德国的大独裁者。像在他以前的许士尼格那样，他求见希特勒，希特勒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柏林接见了他，给了他国家元首应该享有的礼遇，然后就指示他签字，放弃捷克的独立，否则布拉格将马上遭到轰炸。在这样的威胁面前，哈查一丝一毫的勉强也不敢表示出来。这是希特勒许多即兴创作中的最最临机一动之作。像他事后所承认的， [ 注：《希特勒席间谈话》，第204页。 ] 德国机场上笼罩着大雾，飞机不可能离开地面。哈查简直不需要劝诱，他按照要求签了字，而且并不怀有多少不满，以致于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是德国的一名忠实部属。3月15日，波希米亚变成了德国的保护国。德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当晚，希特勒在布拉格过夜——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他对该地仅有的一次访问。全世界都从中看到一个长期策划的征战在这里达到了最高潮。事实上，这是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一个无法预见的副产品；希特勒是在对付匈牙利人，不是对付捷克人。在对波希米亚行使保护权方面，既没有什么恶意，也不是什么预谋。被视为革命者的希特勒只是以最保守的方法回复到前几个世纪的模式。波希米亚一向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1815－1866年间，它是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后来，直到1918年以前又与德意志人的奥地利联在一起。在捷克历史上，新奇事是独立而不是从属。当然，希特勒的保护给波希米亚带来了暴政——秘密警察、党卫队、集中营，但暴虐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德国本身的情况。正是这一点激怒了英国的舆论。导致希特勒——以及德国——最后垮台的真正罪恶是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情况仿佛并非如此。希特勒在他事业中采取的决定性步骤乃是占领布拉格。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谋划，给他带来的好处也不多。他只是在事态发展已经破坏了慕尼黑协定的时候才采取行动。但是德国以外的人、尤其是参加缔结慕尼黑协定的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故意亲自破坏这个协定的。

　　 甚至连墨索里尼也感到不快。3月15日，他对齐亚诺抱怨说：“希特勒每占须一个国家就给我送个信来。”他梦想成立一个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基础的反德阵线。到了晚上，他已经恢复平静，他说：“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了。我们毕竟不是政治娼妓；”而且，他再一次表露对轴心国联盟的忠诚。法国人面对这次新的打击，没有怨言。他们在前一年9月就投了降；现在已无能为力。庞纳自鸣得意地说：“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重新发生的裂痕只是表明：去年秋季我们为了帮助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差一点卷入战争。”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3月14日。《英因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4卷，第234号。 ] 在英国，反应要强硬一些。3月15日以前，英国人仍然试图相信慕尼黑是道义胜利，而不是向武力投降。虽然英国外交部感到惊恐，主要的内阁大臣们却认为一切良好。2月10日，塞缪尔·霍尔勋爵对他的选民说，一个黄金时代即将到来；重整军备已经结束，现在欧洲大国间的合作“将把生活水平提高到我们过去从未试图达到的程度。”布拉格受到占领之事一开始也没有动摇官方人士的乐观心理。哈利法克斯对法国大使说：“我看到的一个不无补偿的好处是，它自然而然地中止了我们和法国人都卷入的一种令人有几分为难的承诺。”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9年3月15日。同上，第280号。 ] 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发言时推测捷克的告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不可避免的；”约翰·西蒙勋爵解释说，对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国家履行担保是不可能的事。

　　 接着，舆论暗地里一片哗然，这种情况是历史学家无法用准确的措词来追述的。德国占领布拉格并不表示希特勒的政策或行为有了什么新花样。哈查总统比许士尼格或贝奈斯更加轻易、更加心甘情愿地投了降。然而这个事件却激起了英国舆论界的骚动，而从前奥地利被吞并或慕尼黑会议上的屈从就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看来希特勒已经越过了界限。再也不能相信他的话了。也许是慕尼黑会议以后过分的期待产生了这种反应。人们曾经毫无根据地假定“我们时代的和平”意味着欧洲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或许还有一种又是没有根据的信念，认为英国的军备现在比较充分了。此外，英国保守党原以为给予捷克的担保实际上还有些份量，现在这个“令人为难的”担保问题又在使他们烦恼。无法解释的是，那些提出警告要提防希特勒的人说的话本来无人理睬，现在他们的意见又受到重视。预言将要发生灾难的人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有些人，如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的反德分子，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普鲁士军国主义最新的代言人。另有一些人认为是他制定了那些新的、更加宏伟的计划，他们说这是在阅读原文《我的奋斗》时发现的(希特勒不准把该书译成英文出版)。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左翼人士，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民族社会主义说成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认为希特勒为了讨好德国资本家，必定要走侵略的路。不少人的动机是厌恶反犹太主义，对捷克人或波兰人的友好只对少数人产生影响。有些人想“解放”德国，另一些人想打败德国。补救的办法也有各种各样：集体安全，经济制裁，加强英国军备。有意见分歧并不要紧。所有的预言者都说过，希特勒是绝不会满足的；他会从一次征服走向另一次征服，只有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才能制止他。像滴水穿石那样，他们的声音突然冲破了怀疑这层硬壳。事实证明他们仿佛是对的；“绥靖者”是错了。这个变化并非最终的或决定性的。在决心抵制希特勒的时候，仍然有赢得他好感的一线希望。正如过去在绥靖的表层下面蕴藏着抵制他的倾向一样。但从此以后，绥靖者就采取了守势，工作时容易心烦意乱，对自己的失败也不感到惊奇。

　　 舆论的变化对张伯伦产生了影响——是历史学家现在无法确指的另一个过程。也许英国执政党议院督导员汇报了后座议员已经醒悟，也许哈利法克斯在转倒不眠之夜又一次听到良心的呼唤。也许并不如此明确，只是一连串怀疑与不满动摇了张伯伦先前的信念。反正，不知怎么的，他深切地感到必须对希特勒占领布拉格做出比较强硬的反应。3月17日，尼维尔·汉德逊大使从柏林被召回英国，表面上是进行磋商，实际上是抗议。当天晚上，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讲话，他问道：“这是最后一次对一个小国的进攻，还是会有别的进攻继之而来呢？这实际上是不是朝着企图以武力征服全世界而迈出的一步呢？”他仍然为慕尼黑协定进行辩护。谁也“不能把捷克斯洛伐克从被侵犯与毁灭中拯救出来”，即使在战争获胜以后，“我们也决不可能按照凡尔赛和约所确定的框架来重建捷克斯洛伐克。”他仍然“不准备在目前无法预见的情况下使我国承担新的泛泛的许诺。”但是张伯伦也对英国议会领袖的呼吁，对哈利法克斯或是他本人的良心的呼唤作出了反应。他不会牺牲“我们享有数百年之久的自由”来换取和平；“任何以武力统治世界的企图，民主国家都必须加以抵制。”这个警告仍然是假设的。对世界统治的挑战在张伯伦看来似乎依旧“难以置信”，不过，他发出了警告。

　　 这是英国政策的转折点。其本意并非如此。张伯伦把它看作是重点的改变，而不是方向的改变。过去，英国政府在公开推行姑息政策时，常常私下警告希特勒。现在，他们对他发出公开警告，私下里——有时也公开地——继续对他姑息。英国承认波希米亚的德国当局；英格兰银行向他们移交了价值600万英镑的捷克黄金，因而霍尔在回顾时明确表示了英国政府的态度：“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不在于说明为和平所作的进一步努力是徒劳无益，而是指出没有比较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与希特勒进行的谈判以及达成的协议都没有持久的价值。” [ 注：坦普尔伍德：《九个动乱的年头》，第377页。 ] 同希特勒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英国的目标，他们在希特勒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以便使他比较容易地想要达成协议。英国的内阁大臣们虽然生来就为了战争的缘故而惧怕战争，但他们不但心会在战争中打败；他们以为英法两国的防御地位绝对安全；他们还进一步设想，如果英法与德国交战，两国将会获胜；他们甚至以为希特勒也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的是希特勒会指望他们袖手旁观。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步骤以表明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4月底实行了有限度的义务兵役制，对估计会受到威胁的国家分别做了保证。这些步骤并不是为一次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切实有效的准备；它们是警告，旨在避免这种战争。许多人埋怨说这些步骤是半心半意的。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谈判的大门始终开着，他们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参加谈判。英国政府力求保持均势。警告与劝诱都在加紧进行。必须“阻挡”希特勒，绝不能“激怒”他。

　　 这就是英国政策试图遵循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英国人被事态推着走的时候要比他们所想望的或是后来企图证明的多一些；控制这些事态的时候则比他们所想望的或是后来企图证明的要少一些。在德国占领布拉格以后，英国人毫无根据地认为德国人会马上向别处推进，法国人以为希特勒可能立刻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要求；英国人则以为希特勒可能对英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在等着听到新的警报。一个警报果然传来。3月16日，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蒂莱亚给英国外交部带去一条消息，说他的国家正面临燃眉的危险。第二天他又到外交部，这次的消息更为紧急：德国军队可能随时进入罗马尼亚。这是假的警报。罗马尼亚政府和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都坚决予以否认。罗马尼亚确实在被迫进入德国的经济轨道——不过它是受到计划外贸的压力，而不是德国师的威胁。凭借政治保证去反击沙赫特所发明的互惠主义就像带着一群猎狐犬去捕捉大的猎物一样——雅致漂亮，但不起作用。也许蒂莱亚报警时是在谋求英国的一笔贷款。也许他和英国人有同样的误解。总而言之，英国的内阁大臣们轻信了他的警报；对别人的否认却不予考虑。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表明他们反对德国再向前进。3月19日，张伯伦亲自起草了一项集体安全宣言，请法国、苏联和波兰三国政府签署。四国将“立即磋商采取何种步骤以共同抵制对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构成威胁的任何行动。”尽管措词含糊不清，这项建议实际上针对的是罗马尼亚可能受到的威胁——因此才选择了那几个签字国。

　　 法国人立刻表示同意。他们已经保证，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要和英国商量。进一步的磋商对他们没有妨害，相反，这会减轻他们与罗马尼亚结盟的负担，这种同盟关系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俄国人也同意了：这就是他们经常提倡的集体安全。但是他们决定不让自己单独陷入抵制德国的花招中去。必须在“和平阵线”巩固之后，他们再加入。因此他们加了一个条件：法国和波兰必须先在宣言上签字。法国不成问题。但是贝克有否决权，而且使用了它。他仍然想在苏联与德国之间保持平衡，此项拟议中的宣言将把波兰置于俄国一边。不过，他准备和英国签署一项坦率的声明，他认为这会加强他对但泽的控制，又不致激起德国的愤怒。他很谨慎，没有告诉英国人波兰和德国的谈判已经陷于僵局，反而暗示但泽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英国人又一次听信了警报。他们担心波兰可能像1938年发生的情况那样倒向德国。在他们看来，波兰的加入“和平阵线”似乎至关重要。波兰独自一个就能使第二战线的威胁成为现实。正如庞纳在哈利法克斯的同意下，于3月21日所说的：

　　让波兰参加进来是绝对必要的，只有波兰给予合作，俄国的协助才会有效。波兰合作了，俄国会提供十分可观的援助，否则，俄国提供的会少得多。 [ 注：哈利法克斯与庞纳的谈话，1939年3月2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4卷，第458号。 ]

　　 英国人对苏联红军评价木高，他们不经过调查就夸大了波兰——用张伯伦的话来说，“那个活力充沛的民族”——的作战力量。不和布尔什维克俄国发生联系，而且又想出了一个替代办法，无疑也使他们感到宽慰；3月26日，张伯伦写道：“我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我不相信她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她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她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并且只关注于把别人搞得人人不和。” [ 注：法林：《张伯伦传》，第403页。 ] 但是决定的因素是简单的地理条件。波兰是德国的紧邻；俄国则不是。

　　 英国人很少考虑到，由于选择了波兰，就可能失去俄国。哈，利法克斯具有从正反两面看问题的天赋，对此有些模糊想法。3月22日，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会给苏联政府留下一种想法，认为我们正在把她推向一旁，那是不幸的。” [ 注：英法会谈，1939年3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4卷，第484号。 ] 但是，并没有采取步骤以消除这种印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英国坚信苏俄和纳粹德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因此不必为赢得苏联的友谊付出代价。英国随便一点头，莫斯科就会心怀感激地作出反应。如果她没有反应，也丝毫无损。苏联的“善意中立”会像它参加战争一样有用——事实上还要好一些，因为这不会惊动波兰和罗马尼亚。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3月27日。同上，第538号。 ] 如果苏联置身于外，“和平阵线”会更加强大，更加巩固，更加受到尊重。无论如何，只有其它国家——特别是波兰——同意加入了，才能邀请苏联参加。

　　 同时，又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仿佛表明德国在不停地进军。这就是发生在麦默尔的事件。麦默尔位于东普鲁士的东北角。虽然像但泽一样，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德意志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立陶宛却以不太正常的方式得到了这块土地。当地居民希望回归德国。希特勒一直在制止他们——也许是想利用立陶宛作为对付波兰的一个同伙，更可能的是，万一德波订立同盟，则把它作为补偿送给波兰。德国对布拉格的占领使麦默尔人民陷入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对他们已不再能加以约束。3月22日，立陶宛外长到了柏林，同意麦默尔立即投降。3月23日，麦默尔并入德国；当时希特勒刚从布拉格回国，便立刻访问他新占领的这个地区。他是乘船去的，这是有记录可查的、他的寥寥可数的海上航行之一。据说他晕了船；这也许给了他一个对波兰走廊心怀不满的实际原因。并吞麦默尔似乎是德国的一项酝酿已久的蓄谋，但在记录中却找不到这样的计划。看来麦默尔问题是自发的。不管怎么说，并吞麦默尔的目的——如果有一个目的的话——是为了与波兰进行交易做好准备；可以想见，麦默尔或许会代替但泽。无疑还有一点警告的成份：在麦默尔发生的事态也可能在但泽发生。但是这些后果并未受到认真的考虑；在后来的德波关系中，麦默尔没有起过作用。

　　 那时，麦默尔被吞并的事件又给英国政策增加了紧迫性。马上成立一个“和平阵线”对英国人来说似乎十分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则取决于波兰。如果能把波兰争取过来，“和平阵线”就会巩固，如果波兰不参加，“和平阵线”也就很难存在。英国人认为波兰本身眼下尚未受到德国的威胁，相反地，他们害怕波兰会选择德国一方，特别是因为麦默尔正在待价而沽。波兰人也没有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对于德国，他们仍然打算奉行独立的、然而并行不悖的方针，正如他们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但他们不满的是，希特勒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建立了斯洛伐克——也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他们决心维护他们的平等地位。3月21日，利普斯基会见里宾特洛甫就德国对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提出抗议——它“只能被看作是对波兰的一次打击”。里宾特洛甫比较理亏：他自己也知道。为了自卫，他也表露了不满情绪。他抱怨说，波兰报界表现不好：“德波关系的逐渐僵化愈来愈明显了。“但泽必须回到帝国——这会把波兰固定到德国一边。然后德国还可以对波兰走廊给予担保，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制定一项在乌克兰实行的“共同政策”。 [ 注：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1939年3月2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61号。 ] 里宾特洛甫请利普斯基带着这个件议去见贝克。与波兰合作仍然是德国的目的。但泽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抵押品。希特勒本人是这么想的。3月25日，他发出一项指令：

　　元首不希望以武力解决但泽问题。他不希望因此把波兰推入英国的怀抱。

　　只有在利普斯基表示波兰政府在波兰人民面前负不起自动割让但泽的责任，而既成事实将使一种解决办法比较容易地为波兰政府所接受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对但泽可能实行军事占领。 [ 注：元首的指令，1939年3月25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99号。 ]

　　 希特勒的目标是与波兰缔结同盟。不是毁灭波兰。但泽是个必须加处理掉的、令人厌倦的准备步骤。贝克仍然一如往昔，不肯去掉但泽这个障碍。只要但泽存在于波兰和德国之间，他就可以回避与德国建立同盟这一令人为难的建议，他以为，因此也就能保持波兰的独立。

　　 贝克的算计果然奏效，虽然不像他想望的那么准确。3月26日，利普斯基回到柏林，表示波兰绝不肯在但泽问题上屈服，虽然没有拒绝谈判。在此以前，一切都在秘密进行，没有在人前暗示过德波之间有疏远现象。现在，挑明公开了。为了表示他的决心，贝克征召了后备役人员。希特勒的想法是要让事态发展灵活一些，因此第一次允许德国报界登载有关波兰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当时谣传德国军队在向波兰边境调动，正如曾经流传1938年5月21日德国调动军队进攻捷克的谣言一样。这些新的谣言也同样没有根据。制造谣言的仿佛是波兰人。然而他们在传谣时却得到某些自称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将领的协助。这些将领向英国政府发出了“警告”。目的何在呢？英国会因此以战争的威胁吓住希特勒？还是英国会使波兰人在但泽问题上屈服从而哄住希特勒？也许两者都有，第二个目的的成份要多一些。无论如何，这些将领们对刚刚被德国下令驱逐的《新闻纪事报》特派员作了简短的说明，3月9日，该特派员又转而在英国外交部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还是有的。在布拉格被占领、罗马尼亚可能受到威胁以后，英国人什么话都听得进去。他们根本没有把但泽放在心上。他们认为波兰本身正面临燃眉的危险，因此很可能投降。英国驻柏林大使的确没有发回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英国外交部已经几次被他所误导，或者外交部以为被他所误导，因此现在宁可听信新闻记者的报道。如果波兰人的神经有待健全，“和平阵线”要得到挽救的话，就似乎有必要立即行动。

　　 3月30日，张伯伦亲自草拟了一份给波兰政府的保证：

　　如果……采取任何显然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抵抗时，英王陛下政府和法国政府将立即全力支持波兰。

　　 当天下午，贝克在与英国大使讨论如何落实一周前他提出的、发表一项一般声明的建议时，伦敦发来一份电报。英国大使朗读了张伯伦的保证。贝克“在弹了两下烟灰之间”接受了这个保证。弹两下烟灰：英国的掷弹兵将为但泽而死。弹两下烟灰：创立于1919年的妄自尊大的波兰签署了自己的死亡证明。英国的保证是无条件的；只有波兰人一方能判断是否应该要求这样的保证。英国不再能迫使波兰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样也再不能敦促波兰和苏俄合作。西方认为德国和俄国是两个危险的大国，政府独裁，手段无情。但是从现在起，和平是寄托在以下的设想上面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会比张伯伦过去所设想的要明智、谨慎一些——希特勒在但泽问题上会继续接受长期以来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不可容忍的一些条件，斯大林会愿意按照显然不平等的条件进行合作。这些假设，不见得会实现。

　　 英国政策中还有一种假设：认为无论英国要把法国领到何处，法国总会毫无怨言地跟在后面。2月30日的保证实际上是还没有和法国磋商就以英、法两国的名义提交给贝克的。法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尽管也带着怒气说，他们认为波兰眼下并无危险。他们是有理由绷着面孔的。英国人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去履行他们的保证；那只是一纸声明。译成实用的语言，那只能是英国的，一项许诺，说法国人不会像他们过去对待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那样背叛他们和波兰的同盟，然而法国人得到可靠的情报，这使他们对波兰军队在作战中的价值感到怀疑；而且在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之后，他们对她已没有多少道义上的责任。贝克弹下的两次烟灰也决定了这个问题。1938年9月，法国在慕尼黑放弃了实质性的东西，到了1939年9月，则要为它往昔峥嵘的影子战斗了。

　　 英国人一承担义务就认识到他们所做的带有缺陷：没有提出条件要波兰人在但泽问题上通情达理，波兰没有许诺支持罗马尼亚；看不到波兰会与苏俄合作的前景。英国人决心在贝克4月初访问伦敦的时候补救这些缺陷。他们的希望落了空。贝克毫不畏缩地对抗希特勒，他不可能被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温和的敦促所说动。贝克以他惯有的“泱泱大国”的狂妄，准备把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变成互助条约——“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将会接受的唯一基础”。否则他是固执到底的。他“没有看到德国方面有采取危险的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对但泽问题“没有进行谈判”；“德国政府从未争夺过波兰在但泽的权利，而且最近还确认了波兰的这些权利”；“如果他要按照德国人自己所说的来判断的话，他会说最最严重的是殖民地问题”。因此他几乎等于是暗示，波兰政府同意缔结同盟是在对英国施加恩惠。但是他坚持，这个同盟必须仅限于两国之间；“和平阵线”和集体安全必须退出舞台。把互助协定扩大到包括罗马尼亚在内是十分危险的。这会把匈牙利推向德国的怀抱；“万一波兰和德国发生冲突，波兰能从罗马尼亚得到的援助就微不足道了。”贝克甚至更加坚定地反对与苏俄建立任何联系。“有两件事是波兰不能做的，即由柏林或莫斯科来决定它的政策……。波兰与苏俄之间的任何互助条约将引起柏林的敌意反应，并可能加速冲突的爆发。”英国人如果乐意，可以和苏俄谈判，甚至可以对苏俄承担义务。”这些义务决不会扩大波兰承担的义务”。 [ 注：英国人士与贝克的会谈，1939年4月4－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5卷，第1，2，10号。 ]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几乎没有提出异议就认可了这位艺术高手的表演。贝克的声明没有受到早些时候对达拉第的声明所提出的那种抱怀疑态度的批评。没有人试图探究波兰的力量或鼓吹和解的好处。3月30日的假警报已经使英国政府加速对波兰作出保证。现在贝克可以任意规定他的条件，并充分利用这项保证。波兰没有参加“和平阵线”。波兰没有做过支持罗马尼亚的许诺；在与苏俄建立较密切关系的问题上，波兰实际上还拥有某种否决权。英国人没有得到在但泽问题上进行调解的机会。英波同盟将成为一件孤立的事情，除了法国以外没有其它伙伴，也没有普遍的重大意义。贝克认为波兰没有受到德国的威胁；他只想加强他在但泽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地位。英国人毫不关心但泽，或者，如果关心的话，他们也是同情德国所持的理由。他们本来只想做出一些含糊而又慷慨的姿态以延缓德国推进的速度。留给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孔道是，英波盟约还是临时的——“正式协定”尚待解决，表示了这么一种愿望，即包括苏联在内的其它国家能够加入。但是这个小孔也并不真正存在；贝克可以随意把它封闭。英国政府由于对波兰的担．保所受的限制比过去因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所受的限制要小些。他们曾硬要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让步；他们没有履行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如果他们想在世界上或在他们本国人民面前受到几分尊重的话，这一次可再也不能食言了。在战争中胜利的机会可能不多，德国在但泽问题上所持的理由比过去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问题上所持的理由更为有力。这都无关紧要。英国政府承担了抵抗德国的义务。在贝奈斯播种的地方，贝克得收获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