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第八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1913年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被分割之后，人们认为塞尔维亚首相帕希茨说了这样的话：“第一个回合赢了；现在我们必须准备反对奥地利的第二个回合。”第二个回合一年后按时来了，虽然它不是他制造的。在欧洲，人人都觉得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的情况差不多相同。
奥地利的回合已经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回合按时开始。这个第二个回合不需要准备。地理和政治自动地把捷克斯洛伐克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法国的一个盟国和莱因河以东的唯一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一个永久的耻辱，它深深地插进德国的领土。维持它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意大利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进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却是四边八方被切断了的。德国把它同法国隔开。波兰和罗马尼亚把它同苏俄隔开。它的近邻都抱敌对态度：匈牙利是顽固的“修约主义者”，波兰虽然是法国的一个盟国，因捷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特青，所以她也是修约主义者，盲目地对她自己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抱有信心。“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会有问题的。它要末是全面欧洲战争，要末什么事也没有。
如果只是地理起作用的话，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本来不是怎么刻不容缓的。即使它的民主政体和它的结盟本身也不会引起危机。但捷克斯洛伐克在内心里有个烦恼。不管外表如何，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只有捷克人是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他们把这一点理解为是指具有捷克特性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他民族——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尤其德意志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有时沉寂，有时不满，然而从来不是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300万德意志人(大而化之地、不过是错误地叫苏台德人)在历史上和血统上与奥地利人有密切的联系。德奥合并引起他们极度的激动。要是他们继续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做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公民，虽然不是平等的公民，本来也许更加明智。然而当人们听到民族主义的呼声时，他们总变得糊涂起来了。那个伟大的德意志国家——强大、统一、民族主义的——恰好就在他们边界的那边。他们的奥地利同族刚加入了它。他们希望也加入它。毫无疑问，他们也糊里糊涂地希望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且从未考虑过这两个希望如何可以调和起来。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民族运动不管多么混乱，毕竟是一个事实；而那些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从没有解释他们如何对待这个事实。希特勒并没有制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等待他，乐意——确实渴望——被利用。甚至比在奥地利更不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其他人会为他代劳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是送上希特勒之门的。他仅仅利用了它而已。
毋庸置疑，希特勒想要“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更实际地说，他也关心消除那个为反对德国霸权而建立起来的障碍，与法苏两国结盟、武装精良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一点也不清楚这件事如何去做。像欧洲所有的别人一样，他过高估计了法国的力量和法国的决心。他认为德国直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引起法国的干涉。正如他在1937年11月5日会议上所透露的，他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发生冲突。然后，像他1938年4月某个时候所说的，“我们定能成功地带着捷克斯洛伐克回来”；但如果意大利没有采取行动的话，“就带着空袋回来”。 [ 注：施蒙特的笔记，1938年4月。《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32号。 ] 这个计划同样建立在错误的估计上：它过高估计了意大利的侵略能力。但是，不管地中海战争是否会发生，鼓励苏台德运动以制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那是值得的。希特勒不打算用正面攻击推翻法国在欧洲的体系，那是确实无疑的。“慕尼黑”仍然支配着他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慕尼黑不是意味着胜利的1938年9月会议，而是意味着悲惨的1923年11月纳粹暴动。他打算靠阴谋和暴力威胁、而不是靠暴力本身来获得胜利。3月28日，他接见了苏台德代表，并指定他们的领导人汉莱因担任他的“总督”。他们要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谈判；用汉莱因的话说：“我们必须经常提出那么多的要求以致我们决不可能得到满足。”运动必须仍然是合法的和有秩序的。不得给予捷克人用武力击溃它的任何藉口 [ 注：汉莱因的报告，1938年3月28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107号。 ] 。也许捷克人不会让他们自己受责难；也许法国人会心事重重或者会失去勇气。1938年春天，希特勒还没有清楚地知道怎么去做。他加剧紧张局势，希望在某个地方将发生什么事。
希特勒的敌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也有相似的目的。他同样想加剧紧张局势，虽然希望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面临危机，他希望法国人以及还有英国人会醒悟过来；他们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会退却，这个屈辱不仅会阻止他向统治欧洲前进——这甚至可能在德国国内使纳粹政权垮台。贝奈斯有20年的外交经验和外交成就支持他。他是民主政治方面的梅特涅，具有同样的自信，同样的方法和论证的独创性；也具有同样的对条约和国际权利的过分信赖。他处理苏台德问题也和一个世纪前梅特涅处理意大利问题差不多；在国内不能解决，它只能在国际领域解决。贝奈斯乐意与苏台德人谈判就像他们要与他谈判一样，但同样几乎不抱多少获得成功结果的希望。也许甚至更少；因为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的让步会使其它少数民族也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会毁灭现在的国家。贝奈斯和苏台德人同样完全是在竖着耳朵捕捉英法两国意见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苏台德领导人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只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享受平等的待遇。贝奈斯试图迫使他们公开要求把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他相信，接着西方大国就会来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待在法国的年代、以及从后来这些大国在日内瓦操纵国际联盟时他的经验来判断他们的。像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没有认识到他们目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弱点——特别是法国的弱点。
贝奈斯有他自己的种种局限。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表面上看起来令人生畏。1925年与法国缔结共同防御同盟，1935年与苏俄缔结同盟，不过只有在法国首先采取行动时它才生效；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缔结的小协约国防御协定，是针对匈牙利的。贝奈斯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地位。他蓄意忽视与苏俄的同盟。他认为，它不过是与法国同盟的增补，而不是代替与法国的同盟。别人也许会寻思(通常抱着某种怀疑态度)：即使法国保持中立，苏俄是否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是个亲西方者，是马萨里克的继承人，马萨里克曾依靠西方而不是俄国的援助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贝奈斯告诉英国公使牛顿说：“捷克斯洛伐克与俄国的关系过去一直是、将来仍然是属于次要的考虑。……他的国家将始终追随西欧并对西欧负有义务。” [ 注：牛顿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5月1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229号 ] 西班牙内战更提供新的警告：不要依靠俄国的援助来保卫“民主政治”。但贝奈斯用不着这个警告，他在很久以前就下了决心。即使他被引诱，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也有强大的约束力。联合政府中最大的政党捷克农民党担心与共产主义有任何联盟。他们也想说：“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此外，贝奈斯是位主张和平的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她的备装优良的24个师本身大概可以和1938年德国受过部分训练的军队相匹敌。除非在不大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贝奈斯从不打算使用它。捷克人是个小民族。它曾用了近300年的时间从1620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白山战役 [ 注：白山战役(1620年11月)三十年战争中第一个决定性的战役，以神圣罗马帝国费迪南德二世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战胜新教军队，捷克沦陷。 ] 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贝奈斯决心要使他们不再遭受这样的大祸。他准备下巨大的赌注来反对希特勒；他不会冒最大的危险。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会向暴风雨低头，并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生存下来——就像过去他们确实生存下来一样。
希特勒和贝奈斯都想加剧紧张局势和引起危机。英国人和法国人做同样的打算，但目的恰恰相反：他们想防止一场危机，以便避免在战争和屈辱之间做出可怕的选择。英国人更加迫切需要避免两者。法国人似乎更加容易面临两者的危险：他们承担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同盟的明确义务，而英国人则没有承担义务，除去作为奄奄一息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之外。不过法国人可以把他们的难题推给英国人。他们可以谈论抵抗希特勒，当英国人拒绝支持他们时，英国人将要承担责任。这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结果。希特勒、贝奈斯、甚至法国人可以等待危机成熟，深信这将迫使英国人做出决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他们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关系最少，然而最坚持要把它提出来。他们的动机最高尚。他们希望防止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还希望获得一种比1919年作出的更符合伟大的自决原则的解决办法。结果恰恰同他们的意图相反。他们设想：苏台德的日耳曼人问题会有“解决办法”，谈判将会产生“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个问题用妥协办法是不能解决的，谈判中的每一步只能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山于试图防止危机，英国人反而使危机发展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是英国制造的；而1938年的捷克危机则是英国制造的。
英国人从德奥合并那个时刻——在希特勒系统阐述他的意图以前很久——起就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颇为注意。3月12日，当法国大使被召见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哈利法克斯作了答复并问：“对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法国抱什么看法？”大使“没有提供简明干脆的回答”。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3月1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62号。 ] 10天后，英国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回答，或没有回答的回答。在给法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他们强调他们根据洛迦诺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义务对维持欧洲和平是很好的，虽然他们不打算逃避这些义务，但他们不可能认真考虑增加它们。”要靠法国和苏联的军事行动阻止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是“简直没有什么希望的”；英国人即使参加战争，也只能提供封锁方面的“经济压力”。因此，应推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去找出“可与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完整相一致的那样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解决办法。”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3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106号。 ] 哈利法克斯私下还提出了其它的论据。“非常坦率地说，时机是不利的，我们的计划，进攻的和防御的计划，都不是足够先进的。” [ 注：同上，3月23日。同上，第107号。 ] 他还对法国大使说：“法国人也许倾向于比我们更高地估计强硬宣言的价值。” [ 注：同上，第109号。 ] 英国人已经拒绝了一项这样的宣言。3月17日，苏联政府建议“在国际联盟之内或之外”对“集体拯救和平”的实际措施进行讨论。哈利法克斯认为这个意见“没有重大的价值”；并告诉俄国人说：“与其说是为了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解决，不如说是为了组织抵抗侵略的协同行动而设计的会议，对欧洲和平的前景，未必会产生有利的作用。” [ 注：哈利法克斯致迈基斯，1938年3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16号。 ]
法国人自然不喜欢别人用种种方法催促他们下定决心。3月15日，法国国防委员会讨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甘末林回答说：法国能够“牵制”若干德国军队，他们不能突破齐格菲防线(事实上它此时并不存在)；因此进攻德国的唯一有效方法是穿过比利时，而且为了获得这种许可，英国的外交支持是必要的 [ 注：甘末林：《为国效劳》，第2卷，第324页。 ] 。这是他惯常的含糊其词。政治家们提出一个军事问题。在回答时，甘末林却谈论了外交。就外交而论，外交部长保罗－彭古尔试图采取强硬路线。3月24日他告诉英国大使菲普斯说：“两国(英法)向德国提出明确的警告……将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时间不在我们方面，因为德国……正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一直到它将终于在欧洲实现完全的霸权”。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3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112号。 ] 英国人没有回答他们过去常常听到的这些言论。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保罗－彭古尔在位的日子不会很长了。4月10日，上台不到一个月的莱翁·勃鲁姆政府自己被推翻。继任总理达拉第最初想保住保罗－彭古尔，接着对于他认为与其后来在更加灾难性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不如目前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的说法，感到震惊。达拉第给保罗－彭古尔打电话说：“你建议的政策很好，配得上法国。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遵循它。我将接纳乔治·庞纳进入内阁。” [ 注：保罗－彭古尔：《两次战争之间》，第3卷，第101页。 ] 达拉第担任总理直到1940年4月；庞纳担任外文部长直到1939年9月。这两个人要把法国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不稳定的伙伴关系。达拉第是旧传统的激进分子，渴望维护法国的荣誉，深信只有坚定的政策才能阻止希特勒。然而他不知道怎样去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壕中服过役，因此非常害怕发生新的大屠杀。他每次讲话都坚决反对绥靖，然后又默然同意绥靖。另一方面，庞纳成为绥靖的化身，准备几乎付出任何代价使希特勒平静下来。他认为法国力量的柱石已经瓦解；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后果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英国人、捷克人、波兰人、俄国人，推到谁的身上他毫不在意，只要他的记录和法国的纪录在纸上看起来清白就行。不论达拉第还是庞纳没有一刻怀着英国人和别的人会跟上来的希望想过要带个头。相反地，他们悲哀地期待伦敦发生某种转折，这种转折会使他们能够逃脱他们的不能忍受的处境。
在伦敦，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伙伴关系也并不顺畅。张伯伦在决定英法政策的四个人中性格最为坚强。胆怯或怀疑英国的力量，并没有影响他的慎重计划，虽然他天生讨厌战争。他认为可以说服希特勒赞成和平；他还认为：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论，希特勒拥有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证据。因此他决心按照这两个信念行事，不顾国内还是国外的反对。他常常被指责对外交事务无知。但是，他的主张却得到那些被认为是最有评价能力的人的赞成。驻柏林大使尼维尔·汉德逊同样相信可以说服希特勒赞成和平；范西塔特遴选他作为最有用的外交家担任此职。 [ 注：范西塔特常常自己带着苦笑讲这件事，认为张伯伦选择汉德逊作为绥靖工具，这个看法没有根据。 ] 驻柏林的汉德逊和驻市拉格的牛顿都坚持认为：苏台德人的要求在道义上有充分的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以满足这些要求。驻巴黎的菲普斯强调并且也许夸大法国的弱点。外交部的某些官员不喜欢张伯伦的政策。但他们所持的立场与达拉第的差不多相同：虽然他们不喜欢这项政策，但他们谁也不能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英法两国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他们认为希特勒应受到“迎头痛击中。”然而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工作。他们谁也不对美国寄予希望。他们谁也不鼓吹与苏俄联盟，尤其是驻莫斯科大使奇尔斯顿更是如此。例如，4月19日他写道：“红军虽然在苏联境内无疑能够进行防御战争，但不能把战争推进到敌人的领土内去。……我个人认为极不可能的是：苏联政府会仅仅为了履行他们的条约义务而宣战，或甚至仅仅为了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给予苏联威望以打击或防止对苏联安全以间接威胁而宣战。……务必不要把苏联计算在欧洲的政治之内。” [ 注：奇尔斯顿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4月19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1卷，第148号。 ] 这些看法外交部完全同意。张伯伦不得不设计前所来有的政策。
说哈利法克斯赞成或不赞成这项政策，那是困难的，要发现他有自己的一项政策，那更加困难。他善于否定。他瞧不起法国政治家们，尤其是庞纳；他似乎怀疑苏俄和美国。他不赞成捷克人，并且对贝奈斯极不耐烦。他对绥靖抱有很大的信心吗？或许他对贝希特斯加登的访问已使他永久厌恶希特勒，然而哈利法克斯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都是在他厌恶的人中间度过的。会欢迎甘地前往他的邸宅的总督不见得受个人感情的左右。就他有一个政策而论，他的政策的目的是赢得时间——虽然不知道如何利用它。跟庞纳一样，他的当前目的是保持他的记录清白。跟庞纳不一样，他获得了成功。哈利法克斯坚定地忠于张伯伦，这种忠心的表现形式是让张伯伦去肩负他很想肩负的全部责任。可是哈利法克斯不时朝着相反的方向猛拉；这种猛拉有时在决定性的时刻起了作用。就是这样的四个人在他们之间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命运。
这四个人很不乐意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他们本想背弃中欧，要是他们知道怎样去做的话。4月初，贝奈斯开始设计可能给予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让步。他的目的是想赢得英国的支持；如果他的让步在英国人看起来是合理的话，他问，难道他们不会把这些让步推荐给柏林吗？英国人逐渐后退。他们将不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出承诺，他们甚至争辩说，如果他们在柏林什么也不说，也许希特勒可能终于不会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庞纳同样被敦促下定决心。法国前驻布拉格大使和此刻驻华沙的大使诺尔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带着他的建议回到巴黎。他指出，无论是法国与波兰的联盟还是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都没有补充一项军事公约。它们属于国际联盟的纸上保证，并且此刻不能变成真实。他对庞纳说：“我们正在走向战争或投降。”他认为，应该告诉贝奈斯他必须在7月初以前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可能指望法国的援助了 [ 注：诺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198－202页。 ] 。庞纳不能做出决定；他甚至不能下决心投降。相反，他打算让英国人去做决定：要求他们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并公开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他们拒绝呢？对此庞纳则没有答案。
4月28日，达拉第和庞纳前往伦敦与英国大臣们举行两天会谈。政策的模式揭示得很清楚。英国人强调他们根据1936年2月的保证对法国的承诺，这与其说是一项严肃的诺言，不如说是强调他们所能做的极限。他们甚至不会装备两个师，“专门为了大陆上的战争”；他们不会答应举行海军谈判，因为怕触怒意大利。张伯伦说，英国的舆论不会允许政府冒战争的危险，即使战争可能性是百分之一。他和哈利法克斯扼要地重述了反对战争的论据；这种论据常常是不难找到的。英法两国不可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它们能够自卫的话——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俄国是无用的；波兰“闪烁不定”。张伯伦说：“倘若德国真的决定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我看不出此事怎样能够阻止。”接着他说了比较乐观的话。人们通常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张伯伦乐于相信希特勒会感到满意的，如果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因此，如果英法强迫贝奈斯屈服，那么将万事大吉。
这个论据达拉第一点也不喜欢。“只有在英法两国作出十分明确的决心，尊重独立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以维持欧洲和平的情况下，战争才能避免。……如果我们在面临又一次威胁时再次要投降的话，那么我们就该是为我们所希望避免的战争开路了。”达拉第同样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德国的政策是讹诈政策。……目前我们仍然能够在它的路上设置障碍。”法国人也准备强迫贝奈斯作出让步；但是，如果这些让步仍不能使希特勒满意，英国人就该同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人拒绝法国人的想法。僵局随之面来。共进午餐“气氛十分抑郁”。后来法国人让了步。达拉第不准备按照他的看法行事：他不会给英国和欧洲做出榜样。张伯伦准备按照他的看法行事：捷克斯洛伐克的让步会避免一场战争——无疑他没有注意到这些让步会是多么巨大。说“不”总比说“是”更加有力；拒绝采取行动胜过半心半意的行动。制定了实质上接受英国观点的妥协方案。英法两国都将敦促捷克人作出让步。英国人将敦促希特勒保持耐心。如果让步失败了，那么英国人将告诫德国政府“注意他们已意识到的危险，即：法国政府将被迫进行干涉……英王政府不能保证将不采取同样的行动”。 [ 注：英法会谈，1938年4月23和29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164号。 ]
这样，陛下在1938年4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德意志人问题不再是苏台德人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的争端；它甚至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的争端，更确切地说它从未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的争端。英法政府作为主角出现；他们的目的，虽然隐瞒起来，乃是逼迫捷克人作出让步，而不是遏制德国。压力主要来自英国人。法国人——理论上仍然与捷克斯洛伐克联盟——无能地落在后面。这种事态发展打乱了贝奈斯已经制定的计划。整个4月他一直向苏台德领导人提出建议，希望迫使他们拒绝调解。他获得成功。4月24日，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的讲话中要求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享受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发生这么一种改变以致使她成为德国的一个仆从国家。贝奈斯明白，就此而言牛顿 [ 注：牛顿致哈里法克斯，1938年5月16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221号。 ] 也明白：如果苏台德人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可是这个示威行动显然没有对英法两国政府起到作用：他们继续要求贝奈斯自取灭亡以便获得他们自己的心情平静。
英法不但敦促捷克人作出让步。英国还敦促希特勒提出要求。这一举动使希特勒大吃一惊；事态比他所希望的发展更快，更加有利，虽然有点没有按照他的期望发展。法意之间的地中海战争没有爆发的迹象。张伯伦所坚持的、未与艾登商量的英意协定，实际上已于4月16日签字；它改善了两国关系，不言而喻也改善了法意关系。对此希特勒颇为认真地对待，以致他于5月初访问罗马，表示轴心仍然活着。当在那里时，他收到的消息表明他几乎不需要他的意大利伙伴了；因为英国人急于想被拉到他的方面。英国的保证强调了这一点。汉德逊说：“法国是代表捷克人的，德国则是代表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若是这样的话，英国就支持德国。” [ 注：瓦尔曼致里宾特洛甫，1938年5月7日。《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149号。 ] 汉德逊的副手寇克派特里克在午餐时告诉一位德国官员说：“倘若德国政府将秘密通知英国政府他们正在为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争取什么办法的话……英国政府将对布拉格施加压力，以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不得不同意德国的愿望。” [ 注：俾士麦的备忘录，1938年5月1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151号。 ] 哈利法克斯指责他的代表们走得太快。但是他并不落后。他“显然很激动地”告诉德国大使说：“如果三个同族的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能够联合起来共同为和平努力的话，那将是最好的事。” [ 注：科尔特致里宾特洛甫，1938年4月29日。同上，第139号。 ] 希特勒却不慌不忙。这个问题越拖延，紧张局势越加剧，西方大国就越为他效劳；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不用德国方面的努力就可能被粉碎。因此汉莱因被派往伦敦，在那里大肆表演他的和解行为。他声称将不接受柏林的指导而行事，并且几乎说服了诸如丘吉尔和范西塔特等敏锐观察家相信他的诚意。甚至有更明显的——因为是秘密的——证据，证明希特勒持谨慎态度。5月20日，总参谋部按照他的命令提出对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计划草案。计划草案一开头用了限制性的话：“在最近的将来，无缘无故地用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那不是我的意图；”接着的是此刻已经过了时的关于意大利和西方大国之间开战的推测。 [ 注：凯特尔的草案，1938年5月20日。同上，第175号。 ]
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还有一个有关的大国，虽然包括捷克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竭力假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大国就是苏俄；在有限的程度上与捷克斯洛伐克结盟，而且如果欧洲的力量对比改变的话，她必定会深受影响。英法两国政府跟苏俄点头打招呼不过是为了强调她的军事虚弱；这个观点无疑是以他们的情报为依据的，但也体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想把苏俄排斥在欧洲之外，因而欣然假设她为环境所迫才如此的。他们的愿望更进了一步吗？他们打算不仅不让苏俄参加、而且还在反对它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吗？他们的意图是让纳粹德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吗？这是苏联当时和后来所抱的疑问。关于这一点，在官方的记录中、以至官方的记录之外，几乎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被德国问题弄得过分心烦意乱，以致不会考虑如果德国成为东欧的统治大国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他们宁愿德国东进，而不是西进，假如它要进军的话。但他们的目的是防止战争，而不是准备战争；他们真诚地认为——至少张伯伦认为——希特勒会心满意足的，倘若他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
苏联的政策对西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谜；现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如此。苏联的立场在纸上是无懈可击的。按照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同盟的条件，他们可以坚决申明他们准备采取行动，如果法国首先这样做的话；因为法国人从未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吓唬——如果是吓唬的话——从未被迫摊牌。显然，增强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力量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管他们是不是打算支持它。如果他们被请求援助，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这始终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决不可能得到回答，只要苏联的行动能够查明的话，我们一定愿意把它记录下来。1938年春季，苏联政府开始削减他们给予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不久就完全停止。头脑机灵的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与希特勒保持友好关系的开端；但希特勒希望西班牙内战继续下去，因此不受苏联援助西班牙共和派一举的影响——相反地他宁愿苏联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继续下去。这可以在远东事态中找到比较简单的解释，在那里日本此时忙于全面地侵略中国，苏联政府需要把他们的全部武器用于自己的防御。如果他们对欧洲有任何考虑的话，那也是为了停止干涉西班牙会使自己与英法两国建立良好关系变得容易些。这个希望将要成为泡影。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在纸上是毫不含糊的。4月23日，斯大林与他的主要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捷克人被告知：“如果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准备——按照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采取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有关的一切必要措施。它将安排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这样做……伏罗希洛夫(总司令)非常乐观。” [ 注：费林格致克罗夫塔，1938年4月23日，《慕尼黑历史新文件》，第7号。 ] 5月1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期间向庞纳提出捷克问题。庞纳问，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允许苏联军队过境，苏联怎样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李维诺夫回答说：法国应获得这样做的允许，因为他们是她的盟国。这也许是又一次故意的回避。然而更加可能的是，李维诺夫没有意识到法国的威望下降，认为法国可以支配她的盟国，如同苏俄可以支配她的盟国一样，如果她有盟国的话。可是庞纳仅仅叹息而已。根据李维诺夫的记载，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会谈”。 [ 注：李维诺夫致亚力山德罗夫斯基。1938年5月25日。同上，第14号。 ]
的确，使苏联可能进行干涉不是庞纳的政策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有别的证据。5月中旬，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考仑德雷前往巴黎，他是法国外交部门中少有的几个果敢人士之一。考仑德雷极力主张苏、捷、法三国总参谋部立即开始军事会谈。庞纳以他通常有气无力的方式表示同意。然而当考仑德雷回到莫斯科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没有收到来自巴黎的有关会谈的任何信息。7月他从他的捷克同事那里获悉将不举行会谈，因为怕冒犯英国保守派的舆论。没有在伦敦提出任何询问。庞纳主动摒弃会谈。这样，苏联政府就保持了他们精神上的正直；而西方大国则保持了他们物质上的软弱。
可是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会在显示实力面前退却的；而且这种实力显示也按时作出了。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备役军人被召回；边境哨所布置了兵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希特勒即将发动突然袭击，如同据说他过去对奥地利所做的一样。德国人否认有此事，充分显示他们的面子受了伤害；查考这场战争结束时所缴获的他们的秘密记录也证实他们的否认是正确的。德国军队没有调动；没有做行动准备。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插曲的解释是什么？一个也没有找到。可能是捷克人真的受了虚伪的警报的迷惑。甚至可能是某些苏台德极端主义者在仿照奥地利的方式部署行动，尽管他们有意思相反的严格指示。也许是德国人向捷克人提供假的传闻，以便激起他们采取行动。这些解释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可信的。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捷克的这场示威是为了败坏绥靖的声誉，并证明希特勒会在实力显示面前退却。这一点是谁想到的？是捷克人自己吗？肯定不是俄国人，因为他们和别人一样感到诧异。有些微小的证据暗示，这个行动是英国外交部的“强硬派”官员授意的，因为他们不喜欢现行方针，于是拒绝相信汉德逊的否认，尽管他的否认是正确的 [ 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缉，第1卷，第450号)中有一个吊人胃口的脚注：“从他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外交部并没有同意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或武官关于这一点的意见”；没有提出证据。 ] 。
总而言之，希特勒遭到了“当头棒喝”。就外表而论这个政策起了作用。德国人表示了他们的和平意图，捷克人提高了士气。真正的作用与此相反。英法两国政府被战争前景引到接近惊慌的地步。哈利法克斯告诉法国大使说：只有在发生无端侵略的情况下，英国才会援助法国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S月22日。同上，第271号。 ] ；庞纳不仅告诉菲普斯、而且还告诉德国大使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真的不讲道理，法国政府很可能宣布法国认为她自己已解除其义务。”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6年5月23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296号。韦尔兹克致里宾特洛甫，1938年5月2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210号。 ] 外交部的斯特朗被派往布拉格和柏林就地征求英国代表的意见。他带着明确的建议回国，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放弃她现在同别国的联盟，而成为德国的一个仆从国家，苏台德地区必须自治或者甚至并入德国。因为捷克人持顽固态度，这项政策必须由英国政府强加于他们。这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解决欧洲动乱的原因之一(而不只是征兆之一)以及为促进欧洲危险地点之一的和平变革所做的第一个认真的尝试。” [ 注：斯特朗的陈文，1938年5月26－7日，5月28－9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揖，第1卷，第349和350号。 ] 捷克的行动把英国推向行动的道路，但完全不是朝着捷克人所期望的方向。
5月21日的事件也对希特勒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他对他蒙受的明显屈辱极为愤怒。拿过凯特尔原来为他草拟的5月20日命令草案，他划掉了第一句话——无意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改写成：“我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的将来用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 注：希特勒的命令，1938年5月30日《德围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221号。 ] 这似乎是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希特勒决心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情况如何。这个证据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有决定性，即使这份作为定罪根据的文件还接着以希特勒的惯常方式断言：“由于意大利毫不含糊地站在我们方面的态度”，法国将不敢贸然干涉。事实上这句话是一时的激怒表现。希特勒很快回到他的旧路线上去。6月18日的一项总战略指示说：“如同在占领非军事区和进入奥地利的情况下一样，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进军，因此英国也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 注：总战略指示，1938年6月18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282号。 ] 希特勒当然知道，他的将军们害怕对法国战争，害怕可能已经计划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把他们卷进这场战争。他对所有的人——对西方大国、将军们、甚至他自己——都玩弄吓唬花招。现在有种种可靠的证据相信这是吓唬。甚至几乎没有做对法国进行防御战争的准备。德国空军只有一小部分驻扎在德国西部，“以防止法国在空中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 [ 注：1938年战略研究的摘录，1938年6月2日。《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2卷，第235号。 ] 。在齐格菲防线上只布置了两个陆军师；9月又增加了两个师——以防备法国可能有80多个师的兵力。此外，虽然希特勒给总参谋部规定，10月1日为最后期限，但他并没有公布此事。他没有堵死他的退却路线一直到看起来退却是不必要的时候为止。
英国政府深信希特勒有个最后期限，不过他们不知道它在何时。他们说服他们自己相信：“他不会等待很久”而且他已经失去耐心，虽然直到此刻耐心一直是他的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们除了直觉没有任何根据地判定，希特勒已把他的最后期限定在9月12日，即纳粹党纽伦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从今以后他们对这个日期就象着了迷似的。英国人曾想赶在希特勒前头；定在9月12日，而不是10月1日，他们意外地获得成功。英国人认为，必须在这个日期以前迫使贝奈斯作出决定性的让步，只有这样才会制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放弃它现在与法、苏两国的联盟；苏台德德意志人必须获得他们现在要求的不论什么。但这一点怎样做呢？贝奈斯态度顽固——用汉德逊的话说，“倔得像头猪”。英国人不敢承担胁迫他的工作；他们宁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件事可不是容易。很明显，俄国人不会抛弃他们的联盟；相反地，他们继续强调联盟，使大家感到尴尬。也许法国人会证明比较顺从。又是在这一点上，也叫英国人失望。法国人先是拖延；然后他们极力主张贝奈斯作出让步，不过主要的论据是这些让步会使获得英国的支持变得更加可能。哈利法克斯抱怨说：“这项备忘录没有包含任何明确的警告；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苏台德问题上不讲道理的话，法国会重新考虑她对条约的立场。” [ 注：哈利法克斯致庞纳，1938年7月7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472号。 ]
没有逃路，法国人不会实施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放弃它。软弱是会传染的。法国人正在把英国人跟他们一起拖下水。英国是跟捷克问题最没牵扯的国家，可是她不得不带头。英国人不可能直接非难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所以他们必须着手“解决”苏台德问题——只要避免战争，至于如何解决那是无关紧要的。法国人欣然接受这个意见；这样责任就从他们的肩上安全地卸除下来。捷克人却比较勉强。贝奈斯的目的是把这个问题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提出；英国的建议是把它退回作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问题。一丝英国愿意支持的意思再次明白表示出来。哈利法克斯写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促使他们自己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帮忙，这无疑会对这里的舆论产生有利的作用心。 [ 注：哈利法克斯致牛顿，1938年7月1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4508号。 ] 贝奈斯再次让步。英国的支持证明比他所希望的更难获得；但他仍然认为，表现出通情达理与和解态度，它终于会唾手可得的。7月26日，张伯伦得以在下议院宣布，“为响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伦西曼勋爵即将作为调停人前往布拉格。拔出这个“请求”曾比拔牙还难。伦西曼是前商务大臣，他被遴选表面是因为据说他有解决劳资纠纷的技术，不过或许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一无所知的原故。他曾是热情支持自由贸易的阿斯奎斯自由党的党员，后来成为欢迎保护政策的国民自由党员，现在可以指望他提出“软的”解决办法。他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作为他的政府的代表前往布拉格的。用他自己对哈利法克斯说的话说：“你把我放在一只小船上在中大西洋漂流。”这句话透露出伦西曼的船主出身：事实上他是前往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
伦西曼的使命对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令人伤感的意味。近一个世纪进行了多次努力，他的使命是其中的最后一次，目的在于设计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关系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说，找出使两个民族能够多少满意地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的某种安排。过去没有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在政治能力和理解力方面比伦西曼强的许多人曾经寻求过；现在同样也找不到。当伦西曼动身时，英国政府——他与他们一道——仍然认为那里有一项解决办法正等着被找出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由于表面上是他们请求伦西曼的，就得保证接受他的建议。因此他仅仅必须找出会使苏台德德意志人满意的东西；而捷克人将不得不同意它。这个计划并没有奏效。苏台德领导人忠于希特勒的命令，总保持一个要求在前头未得满足，像他们过去玩弄贝奈斯一样玩弄伦西曼。更坏的事接踵而来。贝奈斯是个无与伦比的谈判者，不管他有什么其他的缺点，这位曾和劳合·乔治相匹敌于1919年的天才，很快就掂清了伦西曼的分量于1938年。伦西曼本来是被派去向贝奈斯索取让步的，或者就去揭露捷克的顽固态度。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获得成功，危机就会避免，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贝奈斯就会名誉扫地，捷克斯洛伐克就可以被弃之不顾，西方大国的面子就会保全。伦西曼反倒发现，他被诱进这样的处境，即他不得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并且不得不谴责苏台德人态度顽固，而不是贝奈斯态度顽固。一个骇人听闻的后果迫在眉睫。如果贝奈斯做了伦西曼向他要求的一切和更多的事，英国就要在随后的危机中承担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义务。为了避免这个后果，伦西曼不是驱策贝奈斯，而是不得不鼓吹拖延。贝奈斯不让他逃脱。9月4日，贝奈斯召见苏台德领导人，叫他们开列他们自己的条件，当他们惊愕得支支吾吾时，贝奈斯既自己把它们写了下来。苏台德人得到正式允诺获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当然，贝奈斯之所以作出这等屈服，只是因为他知道它将会被拒绝。但是肯定地说他赢得了这场外交战役。伦西曼不得不承认，当捷克人已经同意他可能建议的一切时，他提出协议条件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连苏台德领导人也不知道怎样拒绝贝奈斯的建议。贝奈斯总统取得了最后一次外交手腕的胜利。
这个道义胜利并没有影响实力冲突。它仍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1938年初，大多数英国人同情德国的不满，不过他们很不喜欢希特勒表示不满的方法。苏台德德意志人振振有词；他们没有民族平等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到9月，多亏贝奈斯这番辩词连底儿被驳倒了。几乎没有人继续认为苏台德人有真正的冤屈；苏台德人自己也几乎不相信。希特勒不再是他的同胞的理想的解放者，它反倒象是个无耻的征服者，一心想着战争和统治。“绥靖”原本是个高尚的尝试，用以公平地补偿冤屈。由于贝奈斯和苏台德人之间的争论产生了效果，它终于被认为是对优势力量的求饶投降，虽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人起先问：“德国的要求有道理吗？”他们现在则开始问：“我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抵抗希特勒吗？”伦西曼，大大地违背他的初衷，帮助了为世界大战扫清道路。在谋略上被贝奈斯挫败之后，现在他唯一渴望的是匆匆放弃他的小船回国。伦西曼代表团在布拉格又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天，然后在没有产生“解决”苏台德问题的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回到伦敦。后来，在张伯伦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后，伦西曼按照外交部的口授写了一份报告；这不过是对张伯伦和希特勒已经商定的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表示赞同罢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它；谁也没有认为它有任何价值。它是已经死亡了的过去的一声回响。
英国的政策没能避免危机。9月12日日益临近。这个问题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苏台德德意志人之间的问题；它已成为大国之间的问题了。它们的政策仍然是不明确的。希特勒依然是拖延的高手，拒绝摊牌，或许像前几次那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如何一举而获得胜利。定于10月1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工作还在向前推进。这决不是关于战争的决定。德国的将军们继续坚持认为他们不能面对一场全面战争；希特勒坚定地回答说，这未必是需要的。某些将军谈论推翻希特勒的问题，或许真有这个意思。后来他们宣称他们的计划由于没有得到西方大国的赞助，特别是由于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之行而遭到挫败。实际上是这些将军们被希特勒挫败了。只有在他竟然把德国引到边缘的时候，他们才会采取行动，而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只有当另一方已经投降的时候他才致力于战争。直到那时为止他始终保持行动自由。8月他仍在试图另辟蹊径。他所期待的法意战争显然没有爆发。恰恰相反，墨索里尼在战争还渺无踪影的时候曾如此气势汹汹，现在则变得日益不愿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支持德国。他要求至少知道希特勒打算何时开战。希特勒仅仅回答说：“元首不能规定任何明确的时间，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 注：黑森的菲利普致墨索里尼，1938年9月。《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二卷，第415号。 ] ——被信以为真的他的时间表了不得就是这么些。当匈牙利人要求参加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似乎出现一个可供选择的机会，这同样证明是使人失望的。匈牙利人将追随希特勒，但因为基本上仍然被解除了武装，所以他们不会采取主动。如果希特勒想发动战争，他必须自己发出信号。一个惊人的结果接踵而至。可怕的9月12日这个日子来到了。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了充满热情的演说。他列举苏台德的不满；坚持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予以补救。下一步呢？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宣布德国动员；没有发出战争威胁。希特勒的耐心还没有衰竭。他仍然等待别人的神经破裂。
他没有徒然等待。9月13日，即希特勒演说后的一天，苏台德领导人突然中止与贝奈斯的谈判，发出叛乱信号。这次叛乱失败了。24小时内恢复秩序。更重要的是，此前保持沉默或冷漠的许多苏台德德意志人此刻坚决认为：他们既不是不忠于捷克斯洛伐克，也不希望离开现在的国家。和残余的奥地利或它之前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不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从内部分崩离析。崩溃出现在巴黎，而不是在布拉格。法国政府避不作出决定直到最后一刻。庞纳“非常渴望找到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可能办法，而不必进行战斗”；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1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843号。 ] 可是他又非常渴望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再次企图把责任转嫁给苏俄。一如既往，李维诺夫不是他所能对付的，并报以坚决的回答，应根据盟约第11条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以便苏联军队从罗马尼亚过境，应举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参谋人员之间的会谈；此外，举行英法苏三国会议发表反对德国侵略的坚决声明。无论如何，苏俄将根据苏捷条约履行“它的全部义务”；它只等待法国首先采取行动 [ 注：李维诺夫致亚力山德罗夫斯基，9月2日；波将金的备忘录，1939年9月5日和11日。《新文件》，第26、27和30号。 ] 。也许苏联的决心是欺骗性的。这本来可以加以检验，办法就是像李维诺夫所建议的那样举行参谋人员谈判。庞纳以回避这些建议，显出了他的担心，就怕苏联的决心是太真诚了。
庞纳在别处做得好些。美国的孤立主义已达到极点。9月9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使美国与法国、英国结成抵抗希特勒的阵线，是百分之百错误的。西方大国从大西洋彼岸收到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的责备，说它们差不多和美国一样胆小。可是决定性的回答必定来自英国。在这里，也是老套重演，法国强调向希特勒投降的危险；哈利法克斯拒绝赞同“认为现在进行某种战争比之将来或许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可能进行战争要好的论点。”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9月9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814号。 ] 最后的交锋展示了各方闪避的机敏。庞纳问：“倘若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王陛下政府将如何回答法国政府的问题：‘我们将要进军，你们愿与我们一道进军吗？’”哈利法克斯回答道：“这个问题本身形式上虽然简单明白，可是不能脱离问题提出时所处的情况，而这些情况眼下必然是完全假设的。”庞纳对“这个回答的否定性质似乎真正感到高兴”。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9月12日，及脚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843号。 ] 这是不足惊奇的。他正在收集否定的观点，部分是为了保护他自己，而更多的是为了使他的同事失去信心。
达拉第也重操故伎——先是主张全力战斗，接着摇摆不定，最后投降。9月8日他告诉菲普斯说：“如果德国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法国人将全体一致进军。”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外汇编》。第3辑，第2卷，第807号。 ] 接着9月13日到来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将要反叛，据说希特勒准备援助他们。法国部长会议四分五裂——六人赞成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四人包括庞纳在内赞成投降。达拉第不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领导。庞纳离开会议径直去会见菲普斯，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持和平。”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13日。同上，第855号。 ] 非普斯想要证实法国的分裂；他要求会见达拉第。傍晚，达拉第仍在动摇不定。而对菲普斯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他“显然毫无热情地”回答说：“如果德国人使用武力，那么法国人将也不得不使用武力。”菲普斯在他给伦敦的函电最后说：“我担心法国人是在搞讹诈。”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13日。《英国外交策政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857号。 ] 晚上10点，菲普斯把达拉第给张伯伦的“加急信息”打电话转达伦敦。“情况非常迅速地和这样严重地发展着，以致它们大有立刻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以防止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极力主张伦西曼立刻公布他的计划。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应举行三国会议——德国代表苏台德，法国代表捷克人，英国代表伦西曼勋爵。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13日。同上，第861号。 ] 达拉第终于打定主意：他决定投降。
这是张伯伦的机会：法国在抵抗和投降(这是张伯伦自4月以来一直所迫切要求的)之间进行抉择，终于决定赞成他自始至终所主张的后一方针。他没有试图安排一次三国会议。他从经验中知道，达拉第在受到挑战时可能退回到阴沉、绝望的决心中去。相反，除带了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外，张伯伦单独于9月15日飞往慕尼黑，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当时甚至连一名英国译员也没有。当达拉第获悉他被置之不理时，他“看上去很不高兴”；但他再次默认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14日。同上，第883号。 ] 。就我们根据记录能够断定的而论，张伯伦连一份概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摘要都没有带。他没有问一个不完整的捷克斯洛伐克能否保持独立，也没有问这对西方大国将会产生什么战略后果；他没有考虑如何确定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组成。他去的时候只带着大多数英国人对“凡尔赛”的偏见，并坚信如果德意志人的民族不满得到补救的话，希特勒就会变得温和。同样希特勒也没有准备举行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等待利益掉进他的衣兜。他关心的主要是把危机保持下去，直到捷克斯洛伐克瓦解；他坚持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要求，相信这些要求将不会得到满足，从而就会留给他道义上的好处。他还有个进一步的道义优势。他的军事计划要到10月1日才能成熟，即使他打算实施这些计划也罢；因此他可以允诺“不动手”而不要真正让与任何东西。
贝希特斯加登的会谈比两个人预期的更为友好，更加成功。张伯伦对希特勒经常用来开始谈判的大声叫喊吃了一惊；但他仍然忠于他的绥靖政策。他说：“原则上，我对苏台德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没有什么要说的，如果实际困难能克服的话。”这是希特勒不会拒绝的一个建议，虽然它没有达到他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的真正目的。希特勒方面答应在谈判进行时不采取军事行动——这个诺言给张伯伦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它毫无意义。这是绥靖政策的成功——跟着一个重大争端不要诉诸战争就获得解决。然而它到头来却全错了。张伯伦原打算在公正的基础上提供让步。由于这个缘故，这个政策的目光最锐利的鼓吹者如尼维尔·汉德逊始终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会胜利的，如果终于战争的话。不过“我们的道义论据必须是站得住脚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却站不住。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8月1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613号。 ] 此刻，多亏法国的崩溃，道义已被推在一旁；恐惧取而代之。没有向希特勒提出公正的问题，而是问他想要得到多少东西就不开战。由于不顾苏台德人号召造反而成功地维持住秩序，捷克人使事态恶化了。他们不是得到救助免于瓦解，而是被要求拱手交出他们牢牢占据的领土，从而使法国得以避免战争。
张伯伦返回伦敦，争取他的同事和法国人的同意。英国内阁表示同意，虽然据说不是没有一点争论。伦西曼撕毁了他过去一直在草拟的报告，并遵命写另一份，仅仅收入希特勒的要求——这份报告本身在以后几天中随着希特勒的要求增加而反复修改。9月18日，达拉第和庞纳前往伦敦与英国大臣们会谈。张伯伦叙述了他与希特勒的讨论经过，坚持认为问题是接受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治——或者像他所说的实行“自决原则”。达拉第试图改变问题的范围：“他担心德国的真正目的是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和通过向东方进军实现泛德意志民族的目的。”哈利法克斯带着他常用的实际论据入场：
“除了法国政府该不履行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义务外，他们的思想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知道——他肯定认为他们的技术顾问们会在这点上赞成他们——：不管我们自己，法国政府，或苏联政府，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采取什么行动，要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以任何有效的保护，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打一场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但在这种战争之后的和平会议上，他认为有关的政治家们不会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疆界。”
张伯伦有个巧妙的主意。捷克人反对在公民投票后交出领土，因为担心这会给他们的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开个先例，既然这样，那末就不经公民投票即交出领土。“这可以被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己的选择……这将排除掉任何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自己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达拉第让步了，但他提出一个主要条件：英国必须参加保证剩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可不是为捷克人着想——英法两国已经一致同意无论现在或此后他们都不能做任何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要求英国人担保希特勒的声明：他是在谋求公正，而不是统治欧洲。达拉第说：
“如果他确信，当元首希特勒重复老一套大意如下的纳粹宣传：所要的只不过是苏台德德意志人，德国的目的就在那里停止的时候，希特勒是讲的老实话，那么他就不会坚持要英国的保证。但他在内心深处确信，德国是在瞄准更大的东西。……因此，英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在下面的意义上将有助于法国：它将帮助制止德国向东进军。”
英国人坠入圈套。张伯伦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信条上的，即希特勒是诚实行事的；他不可能放弃这一信条而不同意达拉第赞成抵抗希特勒的论据。所以他不得不给予保证。英国大臣们退场两个小时。他们刚一回来，张伯伦就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现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确定不会同时发生军事政变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保证。”过去当它强大的时候，英国政府坚定地拒绝把他们的承诺扩大到莱因河以东，并宣布不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现在当它衰弱的时候，英国政府则用这种草率的方法担保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含蓄地担保整个东欧的现领土秩序。提供保证时必定确信而且肯定希望它决不会有朝一日被要求兑现——提供保证的目的不过是想打消法国的最后一点勉强情绪。然而达拉第已经造成的超过了他所知道的实际结果。他使英国作出反对希特勒东进的保证；六个月后这项保证得到恶报。1938年9月18月下午约7时30分，达拉第给予英国决定性的、虽然延迟了的推动，这一推就把她推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注：英法会谈，1938年9月1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628号。 ] 。
张伯伦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贝奈斯博士说‘不’，情况会怎样呢？”达拉第回答说：“这个问题必须在部长会议上讨论。”事态发展是另一个样子。9月19日，法国部长们批准英法建议，但没有就下面的问题达成任何决定：如果捷克人拒绝这些建议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从理论上说，法捷条约仍然完全存在。此外，9月19日贝奈斯向苏联提了两个问题：如果法国仍然忠于条约，并且还给予援助的话，苏联将立即提供有效的援助吗？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苏联将根据盟约第16和17条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吗？ [ 注：亚力山德罗夫斯基致李维诺夫，1938年9月19日。《新文件》，第36号。 ] ，9月20日，苏联对第一个问题回答说：“是的，将立即和有效地提供援助；”对第二个问题回答说：“是的，在各方面。” [ 注：费林格致克罗夫塔，1938年9月20日。《新文件》，第39号。 ] 贝奈斯还试图从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那里探知，即使法国不采取行动，苏联是否会采取行动。哥特瓦尔德不为所诱，拒绝正面回答，他说：“代表苏联回答问题，那不是他的职责，但是谁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苏联会履行它的义务。如果它是超出义务之外的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贝奈斯应该对它作精确的简洁陈述，并向苏联政府提出询问。” [ 注：亚力山德罗夫斯基致李维诺夫，1938年9月20日。《新文件》，第37号。 ] 这件事贝奈斯是不会做的。他在告别会上告诉伦西曼说：“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没有甚至关于万一发生战争的特别协定，而且她过去没有做过将来也不会做任何没有法国参与的事情。” [ 注：克罗夫塔致马萨里克和奥苏斯基，1938年9月16日。《新文件》，第32号。 ] 贝奈斯仍然是个“亲西方者”，尽管他感到失望；即使他单独一人曾经倾向于依靠苏俄，捷克内阁——由总理哈查领导——的多数也有力量足以阻止他。
贝奈斯还没有绝望。他和巴黎比较坚决的团体包括一些部长在内经常保持接触；他仍然认为譬如果他自己的行动足够精明，法国可以被拉回转过来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一直过高估计了可以改变法国政策的可能性，并且也许低估了可以改变英国政策的可能性。总之，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他的眼睛盯住巴黎。9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了英法建议，反过来诉诸于与德国的仲裁条约。半个小时后，哈查，现在看来就是这样，告诉英法代表说，如果英法建议是“作为一种最后通牒”递交的话，贝奈斯和政府将感到可以向不可抗拒的胁迫屈服。 [ 注：牛顿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979号。 ]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哈查不过是试图探知法国人是否真正打算抛弃他们的盟友；根据法国公使的记录，哈查积极恳求一项最后通牒，作为捷克政府想投降的“掩护”。这是其真相将永远弄不清楚的一点。或许哈查和他的同事们想投降，无疑，庞纳希望他们这样做。如果贝奈斯参加了哈查的诡计，大概是仍然希望在巴黎的“不妥协分子”中间激起抵抗。总之，不管是否受哈查的怂恿，庞纳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最后通牒在巴黎及时拟就，在午夜只得到达拉第和总统勒勃伦的批准；9月21日凌晨2时递交给贝奈斯。话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捷克人拒绝英法建议的话，他们将要对随之而来的战争负责，英法的团结一致将要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会进军，“因为她的援助不会是有效的。” [ 注：庞纳：《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250页。克罗夫塔致马萨里克和奥苏斯基，1938年9月21日。《新文件》，第42号。 ] 次日上午，当某些法国部长抱怨没有部长会议的任何决定捷克人就被抛弃时，庞纳则回答说这样做是应哈查的请求；持不同意见者再次默认。这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可是它不过是用简单明白的言语说出从4月那个时候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当时法国人决定：没有英国的支持，他们不能开战，而当时英国人方面则决定不卷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疑问，如果一开始就对贝奈斯说明这一点，那本来会是更友善的，更体面的。然而长期以来身为大国的国家都不敢承认它们不再强大了。英法两国在1938年都“不惜任何代价拥护和平”。两国都害怕战争而不是怕遭受失败；因此，估算德国和盟国双方实力以及争论德国是否能被击败，就毫不相干了。希特勒可以通过战争威胁达到目的，而不必依靠胜利。
捷克人不再犹豫不决。9月21日正午，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英法建议。可是贝奈斯仍然没有被击败。他推测希特勒会因被奉送上胜利，而提出条件；他希望英法两国的舆论那时终于会起来反抗。他猜对了。9月22日，张伯伦再次在戈德斯堡会见希特勒。希特勒宣称英法建议已经不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在被屠杀——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们的领土必须立刻由德国军队占领。当希特勒通过谈判将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时，他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呢？难道他是为战争而想要战争吗？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解释。不过希特勒仍然是成功的阴谋家，但还不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军事领袖”。现在有一个似乎更讲得通的解释。受德国例子鼓励的其它国家都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提出要求。波兰人要求特青，匈牙利人最后要求斯洛伐克。像1939年3月事实上的那样，捷克斯洛伐克有十足的可能性会分崩离析。德国将作为和事佬进来建立新秩序，而不是破坏旧秩序。希特勒自己“来可以朝着张伯伦哈哈大笑” [ 注：希特勒和察基的会谈，1939年1月16日。《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5卷，第272号。 ] 。因此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拖延时间以等待有利的时机。张伯伦的抗辩和威胁，甚至他暗示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疆界可以再次通过谈判加以改变等等，都是不相干的。希特勒不再对捷克斯洛伐克感兴趣；他预料当波兰和匈牙利的炸弹爆炸时，捷克斯洛伐克将不再存在。
所以戈德斯堡会谈以失败告终。张伯伦返回伦敦，赫然面对要么战争要么放弃大国地位的抉择。看来他本人似乎倾向于后者，如果他能得到任何一些感谢的话。毕竟，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能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那末为什么仅仅为了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时间而开战呢？然而在伦敦，哈利法克斯起来反对——或者像据说的那样，是被他“在转侧不眠之夜”的良心激起的，更加可能的是受到外交部他的常任官员的怂恿。9月23日，一反张伯伦表明过的意见，他已经告诉过捷克人，对他们的动员不可能再有任何异议，于是他们按时动员了。哈利法克斯还向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的李维诺夫询问：“万一捷克斯洛伐克被卷入对德战争，苏联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这是在整个危机时期英国第一次向苏联试探。李维诺夫提出他的老一套的回答：“如果法国援助捷克人，俄国就会采取行动。”看来，俄国人更加认真考虑一旦波兰扬言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就采取行动。对他们来说现在有一条通往欧洲的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可以收复1921年丧失给波兰的领土，即使这对捷克人没有很大帮助。9月23日苏联政府警告波兰：如果波兰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话，他们将立刻废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9月24日，甘末林也问俄国人他们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回答说：有30个步兵师驻扎在西部边界(此时法国只有15个师驻在马奇诺防线)；空军和坦克部队处于“完全待命状态”。此外，他们还敦促立刻举行法、捷、苏三国参谋人员会谈。据说在英国认可的情况下，甘末林表示同意 [ 注：费林格致克罗夫塔，1938年9月29日。《新文件》，第53号。 ] 。事实上，根本没有举行参谋人员会谈。
法国人仍然踌躇不决。9月24日，菲普斯从巴黎给国内打电报说：“最好莫过于是法国全部反对战争，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他警告“甚至连看来像是鼓励少数人的、然而吵吵嚷嚷的和道德败坏的主战派”的表示都不能有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076号。 ] 。在后来的一封电报中，他对此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指“被莫斯科收买的共产党人”。外交部不喜欢这个回答，叫菲普斯作更广泛的调查。他奉命照办，并在两天后回答说：“人们采取听其自然但很坚决的态度。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076号。 ] ‘小资产阶级’也许不想为捷克斯洛伐克冒生命的危险，而大部分的工人据说赞成法国遵守它的义务。”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6日。同上，第11196号。 ] 法国部长会议几乎没有显示这种坚决的精神。9月24日，部长们没有就下面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话，法国将采取什么行动。达拉第和庞纳被打发到伦敦去寻找答案。9月25日他们会见英国大臣们。达拉第像往常一样以战斗的基调开头。我们应要求希特勒回到9月18日的英法建议上去。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们各方就必须尽各自的义务。”张伯伦回答说：“谁也不能盲目地参加这么大的冲突。在作出任何决定前有必要了解情况。所以他希望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并想要求约翰·西蒙爵士向达拉第先生提出某些问题”。这位伟大的鼓吹者接着便盘问那位法国总理好象他是个怀有敌意的证人或是个罪犯似的。法国人会入侵德国吗？他们会使用他们的空军吗？他们怎样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提到苏联的力量，并不断回到原则问题上。“有一个让步他决不会作出，那就是……消灭一个国家和希特勒元首统治世界。” [ 注：英法会谈，1938年9月25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093号。 ] 这是老的僵局，一个方面害怕战争；另一个方面不情愿投降。最后决定要求甘末林第二天渡海前来伦敦，再次举行会谈。
甘末林的意见是没有用的。德国空军占优势。“我们将受损害，特别是平民百姓；但是，如果士气持久，这将不会妨碍我们的武器获得可喜的结果”。甘末林还认为，捷克人以30个师对德国的40个师，可以坚持，如果他们退却到摩拉维亚的话 [ 注：甘末林：《为国效劳》，第2卷，第352页。 ] 。后来他告诉英国军事专家说，苏联即将入侵波兰——“这个前景并没有使我们的盟友高兴”。然而参加会谈的部长们没有咨询甘末林，也不重视他的意见。当他们会谈时，张伯伦告诉他们说，他派遣霍拉斯·威尔逊带着个人函件去会见希特勒，要求和平。法国部长们同意这个解决办法，然后回国。哈利法克斯仍然焦虑不安，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外交部，敦促哈利法克斯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当着这两人的面，一位名叫雷克斯·利珀的官员起草了一项公报：“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有义务援助她，而英国和俄国肯定将同法国站在一起。”虽然哈利法克斯“批准了”这项公报，但他并没有在上面签字。用这种迂回的方法，他不但现在而且将来都保住了他的位置。他继续得到张伯伦的信任，再后来还是唯一的“慕尼黑人物”继续非常支持丘吉尔。在当时公报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在巴黎，庞纳把它痛斥为伪造；张伯伦在深夜发表他自己的声明，实际上否认了它，再次答应履行希特勒的一切要求。
9月26日威尔逊会见希特勒，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恰恰相反，那天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篇演说，他首次宣布他决心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领土。因此威尔逊奉命递交一封专函，他的心情是“悲痛多于愤怒。：
“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认为它必须履行她的条约义务。……如果这意味着法国部队积极参加对德战争，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支持她。” [ 注：希特勒和威尔逊的会谈，1938年9月17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129号。 ]
希特勒声言受到这一所谓的威胁的凌辱。这样说并不当真。英国政府正劝告法国人不要采取攻势，即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的话，因为这将“自动开始一场世界大战，很不幸对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 注：哈利法克斯致菲普斯，1938年9月27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2卷，第1143号。 ] 庞纳表示完全同意；菲普斯报告说：“法国……将无心参加绝望的对德进攻战，因为她对此没有准备。” [ 注：菲普斯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8日。同上，第1160号。 ] 向希特勒发出的呼吁纷至沓来：张伯伦发出新的呼吁；法国保证德国可以在10月1日获得至少四分之三的苏台德领土；最后，9月28日，墨索里尼也发出呼吁。对这一最后的呼吁希特勒给予了赞同的回答：他将住手24小时，允许，在慕尼黑举行一次四国会议。希特勒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停住呢？是他的将军们重申警告使他动摇了吗？是他推测到德国人民反对战争吗？是墨索里尼的犹豫不决使他吃了一惊吗？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解释，所依据的设想是他曾打算开战。但这些解释的含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希特勒在危机前的判断、他保持妥协——更确切说和平的胜利——之门敞开的技能，表明他从未失去对他自己的控制。他曾等待捷克斯洛伐克瓦解。然而此事没有发生。波兰对特青的要求虽然无情地迫切，但不是足够有力的。只有匈牙利的行动可以震撼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或许由于害怕小协约国，或者因为不情愿完全保证站在希特勒方面，所以没有采取行动。9月28日是希特勒可以下令取消战争的最后的关头，他能够做得看起来像是要和解似的，并且仍然捞到好处。
9月28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他已向作为调停人的墨索里尼发出呼吁；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调停是会成功的。英国的意见变得日益强硬，捷克人而不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现在被许多人视为被压迫的人民。张伯伦希望把这种对立的看法压制下来：因此他强调战争的危险，而不是德国要求的正当。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当他演说结尾，他宣布——用故意引人注目的方式——四国将在慕尼黑举行会议时，下院突然陷入一片歇斯底里的宽慰之中——至少在保守党方面是如此。“为首相感谢上帝！”这是带苦果的胜利。绥靖开始时是作为对手的要求的公正补偿及对过去错误的补救。然后它由于法国害怕战争而被认为是有道理的。现在它的动机似乎是英国自己方面的害怕了。张伯伦前往慕尼黑不是为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寻求正义，甚至也不是为了挽救法国免于战争；他去慕尼黑是为了使英国自己免于空袭，或许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绥靖丧失了它的道义力量。在出发前，张伯伦给布拉格打电报说：“请让贝奈斯博士放心：我将完全记住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 [ 注：哈利法克斯致牛顿，1938年9月2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184号。 ] 事实上，捷克人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因为担心他们可能设置障碍。俄国人也被排斥在外。哈利法克斯试图让苏联大使迈斯基放心，以便将来顺顺利利，他说这次不让参加会议“决不表示削弱我们方面无疑同样还有法国政府方面要维持我们同苏联政府的谅解和关系的愿望”。在哈利法克斯看起来，迈斯基的态度似乎“是、确实可能是某种怀疑的态度”。 [ 注：哈利法克斯致奇尔斯顿，1938年9月29日。同上，第1221号。 ]
张伯伦和达拉第事先没有碰头以协调他们的政策。没有必要协调投降；也许张伯伦担心达拉第将再次徒劳地试图协调抵抗。希特勒会见了墨索里尼，以一项对法国进行闪电战的计划使墨索里尼惊恐不安，在这项计划里，意大利被指望参加。正是在会议举行之前一刻，墨索里尼才收到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发来的德国外交部草拟的条件——据说希特勒不知道。不管是否如此，对希特勒来说它是一项合适的安排。墨索里尼以公正调停人的姿态提出条件；希特勒予以同意以显示和解。避免了出现“强加条件”的事。直到会议终了，希特勒都没有提要求，他谦和地接受别人所提出的东西。商定的条件不过是在下面意义上的是一种妥协：苏台德的领土将分阶段占领，到10月10日完成，而不是一蹴而在10月1日完成——这个计划在技术上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谁也没有对要交出的地区提过疑问。张伯伦在财政细节上略加挑剔。墨索里尼提出匈牙利人的民族要求，希特勒置之不理，因为过去匈牙利人未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他对他们不感兴趣。讨论散漫进行到午夜过后不久，此外还用很长的时间进餐。然后墨索里尼最初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没有修改就被采纳了。当四位政治家坐下签字时，他们发现华丽的墨水池没有墨水。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们一直在前室等候，希望提出实际困难。他们被剥夺陈述意见的权利。凌晨2点，他们被召唤到张伯伦和达拉第那里，后者向他们出示协定。达拉第把这一点弄得清清楚楚，即“这是一个没有上诉权利和没有减刑可能的判决”。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清晨5点之前接受，否则要承担后果。张伯伦打着哈欠，不发表意见，他“感到疲倦，然而是惬意的疲倦”。第二天上午在布拉格，贝奈斯绝望地求助于苏联大使。“捷克斯洛伐克面临要么开始同德国作战，反对她的英法盟友，……要么向侵略者投降的选择”。苏联对这两种可能性“即进一步斗争或者投降”的态度是什么呢？在苏联政府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又来了一个电报告知没有必要给予答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决定接受一切条件。” [ 注：亚力山德罗夫斯基致李维诺夫，1938年9月30日。《新文件》，第57和58号。 ] 很难相信提出这个询问是认真的。贝奈斯仍然忠于他的决心：捷克斯洛伐克决不单独作战，也不与苏联结成唯一的同盟来作战。若干年后，在1944年他声称，波兰对特青的威胁把他向投降推了最后一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过是朝着他决定要走的方向推了一把。贝奈斯仍然相信——像事情所证明的那样正确地相信——希特勒会弄巧成拙；不过这个过程的时间比他希望的长得多。同时，捷克人避免了战争恐怖，不但在1938年，而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后来，从总统宫俯瞰布拉格，贝奈斯可以说：“它不是很美丽吗？唯一的中欧都市没有被毁。这全是我的行动所致。”
9月30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又举行了一次会谈。张伯伦说：“我对昨天活动的结果感到十分高兴。”然后，在对裁军和西班牙问题不着边际的讨论一番之后，他最后说：“如果两国发表某种声明，表示他们在改善英德关系导致欧洲更大程度稳定的可取性上取得一致意见，对两国和对全世界都会是有益的；”他拿出他带在身边的一项声明草案。这个声明把“昨夜签署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看作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它继续写道：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方法作为处理可能涉及我们两国的任何其它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 注：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会谈，1938年9月3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2卷，第1228号。 ]
草案交给希特勒，希特勒表示热烈欢迎。两个人在上面签了字。政治家们各自启程回国。达拉第忧郁不安，预料要碰到怀有敌意的人群。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欢呼声，这使他大吃一惊。张伯伦倒没有这种忧虑。当他走下飞机时，他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声明，大声地说：“我成功了”。在去伦敦的途中，哈利法克斯劝告他不要利用一时的情绪举行大选，而要与丘吉尔和艾登一道组织包括自由党和工党的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据说张伯伦也有哈利法克斯的疑虑，他对人们的欢呼评论说：“这一切三个月后就要结束的”。但那天晚上，他在唐宁街10号窗口露面时对人群说：“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 [ 注：第一次是指英国首相狄斯雷里(Disraeli)1878年参加柏林会议后回到英国。 ] 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