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武装的和平1936－38·第六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重占莱因兰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种种安全保障装置的完结。国际联盟成了一个幻影；德国可以重新武装，摆脱了条约的一切束缚；洛迦诺保证不再存在。威尔逊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法国式的现实主义已经双双失败。欧洲回复到1914年之前存在过的那种体制，或者说无体制的状态。每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重又不得不依靠武装力量、外交手腕以及拉帮结伙来保障其安全。从前的战胜国失却了有利条件，战败国也不再处境不利。“国际无政府状态”又故态复萌。许多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状况本身就足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了。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么回事。只要各个国家让他们的主权不受约束，战争就会在他们之间发生——有些战争是蓄意预谋，更多的则是由于估计错误。这种解释的弱点是，既然它说明一切事情，它也就什么都没有说明。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一定要引起战争，那末自中世纪结束以来欧洲各国就该从来不知和平为何物。事实上那里也有过多次长期的和平；而且1914年之前国际无政府状态给了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长时期的和平。
战争很像交通事故。它们的发生有一个共通的总根源，与此同时又有种种特定的原因。每次交通事故，说到底，都是由于内燃机的发明以及人们想要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愿望引起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消除”交通事故的不二法门就是禁止机动车。但是，某个被指控危险驾驶的驾车人如果以机动车的存在作为他的唯一辩护理由，那就蠢透了。警察和法院并不考虑深层的原因。他们总是要为每次交通事故寻找一个特定的具体原因——驾车人方面的错误；超速；酒后开车；刹车失灵；路面不好。对战争也是这样。“国际无政府状态”使战争有可能发生；但它并不使战争一定要发生。1918年之后，不止一个作家因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而扬了名；不过，虽然这种论证常常是正确的，它却转移了对为什么那场特定的战争发生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这个问题的注意力。这两种探索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是互补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有着深层原因，但它同时又是从具体的事件中产生出来的，这些事件就值得仔细考察。
1939年前人们对战争的深层原因谈得比过去还要多，而这样一来就把这些深层原因看得更重。只有国际联盟取得成功才能避免将来的战争，这成了1919年之后的一句老生常谈。现在，国联已经失败，于是人们立即就说今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人甚至觉得试图用拉帮结伙和外交手腕等老式手段来防止战争是令人厌恶的。人们还说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争；而且要是谁相信那两个法西斯领导人本人的公开声明，就不会否认这个说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颂扬战争和尚武的美德。他们使用战争威胁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这套做法并非新创。政治家们过去一向这么干。那两个独裁者的夸夸其谈并不比老君主们“把刀剑弄得格格作响” [ 注：意即武力威胁。 ] 更坏；就此而言，也不比维多利亚时代教导英国公立学校学童们的东西更坏。那时尽管言词火爆，还是有过多次长时间的和平，即便法西斯独裁者，除非他们已经看到某种取胜的可能，也将不会走向战争，因此，在战争的起因里其他人的慌乱出错跟独裁者本人的邪恶起着同样大的作用。要说希特勒有什么自觉的图谋的话，他或许有意打一场讨伐苏俄的大规模战争；要说他有意打那场真的爆发于1939年对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就未必如此了。他在1939年9月3日就如贝特曼 [ 注：贝特曼(Bethmann 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任德意志帝国首相(1909－1917)，一般认为是他引发了1914年7月的危机，让奥匈帝国放手行动来反对塞尔维亚；后来又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立即参战的要求。 ] 在1914年8月4日一样极度沮丧。墨索里尼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还是拼命地力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甚至比备受鄙视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末代领导人更要气急败坏；只是当他以为战争已经打赢了的时候他才投入战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赞赏他们的领导人；但是战争却不像1914年时那样在他们中间受欢迎。那时，兴高采烈的人群到处庆贺战争的爆发。1938年捷克危机期间在德国却是一片忧郁；第二年战争爆发对也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顺从罢了。1939年的那场很不受欢迎的战争，比起历史上几乎任何一次战争更不符合差不多每个人的心意。
另一种类型的深层原因在1939年前讨论得很多。那就是认为，经济形势正在必然地导向战争。这是那时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学说，而且由于一再坚持，这个学说也赢得了许多并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认可。这是一个新的思想。马克思本人对它一无所知。1914年前马克思主义者预言，资本主义列强将在他们之间把世界瓜分完毕；而且，就他们预言的战争而言，他们期待的乃是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人民为民族解放进行的斗争。列宁是发现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战争的第一人；而且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打着的时候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对的。因为1914年时每个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明显地“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正好同样明显的是它也曾经“造成过”前一代的和平。这就是另一个解释一切因而什么也不能解释的笼统解释。1939年前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和美国是最急于要避免战争的国家；而在每一个国度里，包括在德国，资本家是最反对战争的阶级。确实，如果谁要指控1939年的资本家，那就得指控他们的和平主义和胆小怯弱，而不是追求战争。
然而，在某种比较有限的意义上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罪责。虽然成功的帝国主义列强也许是心满意足的和爱好和平的，法西斯主义，据有人声称，却代表了没落中的资本主义的最后侵略性阶段，而它的势头只能靠战争来维持。这中间有一点真理的因素，但不很多。充分就业(纳粹德国是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军备生产；但是，用其他形式的公共工程，从修建道路到大型建筑本来也可以同样很好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纳粹成功的秘诀不是军备生产，而在于摆脱了那时的正统经济学原理。政府开支提供了轻度通货膨胀的全部良性效应；与此同时政治上的独裁统治又以其消灭工会和严格控制汇兑防止了诸如工资或物价上涨的不良后果。即使纳粹制度果真一味依赖军备生产，说它追求战争的论点还是不能成立。纳粹德国并没有淹没在武器的洪流之中透不过气来。与此相反，德国的将军们在1939年一致坚持说，他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完成“深度重整军备”还得好多年。因此，没有必要为充分就业担心。在法西斯意大利，那种经济的论点完全牛头不对马嘴。那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经济制度——只有一个由恐怖和蛊惑的某种混合物统治的穷国罢了。正如墨索里尼以1939年依旧保持“非交战国”所承认的，意大利完全没有战争准备。当他在1940年终于冒险一试的时候，意大利的战争准备在每个方面都比她1915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要糟。
还有另一种不同的经济解释流行于1939年之前。它论证道，德国和意大利乃是“无”的大国，缺少进入国外市场或获取原料的充足通道。英国政府一直受到工党反对派的催促去纠正这些经济不公而不是去参加重整军备的竞赛。也许德国和意大利是“无”的大国。不过，他们究竟想要拥有什么呢？意大利已经占领了阿比西尼亚。不仅绝没有从中汲取到收益，她还发现即使耗尽自己有限的资源也几乎不可能把它平定和发展起来。虽然有一些意大利人移居那里，但这件殖民开拓工作是出于威望的考虑来干的；要是把他们留在国内本来会更加省钱也更有好处。战争爆发前夕，墨索里尼一再要求得到科西嘉、尼斯和萨伏伊。这些地方中没有一处，可能除了尼斯，可以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即使是尼斯，也无助于解决意大利国穷人众这个真正问题。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要求，听起来似乎较有道理——有道理到了足以使希特勒本人信服。不过，它在实际上又意味着什么呢？德国并不缺乏市场。与此相反，沙赫特运用双边协定使德国实际上垄断了同东南欧的贸易；而且类似的计划也正在筹划之中以便从经济上征服南美，可是战争的爆发把这些计划打断了。德国也没有苦于原料短缺。科学技术才智为那些她不能随便买到的东西提供了代用品；而且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遭到英国的封锁，也绝没有因任何原料短缺而瘫痪，直到她的合成石油工厂于1944年被盟军的轰炸所摧毁情况才有所不同。生存空间，就其最原始的意义上说，意指德国人要求获得可以殖民的无主空地。跟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德国不是人口过多的国家，而且欧洲哪里都不存在无主空地。当希特勒叹惜：“要是我们有一个乌克兰……，”的时候，他似乎假定那里没有乌克兰人。他是打算剥削他们呢还是灭绝他们呢？很明显他从来没有认真推敲过这个问题。当德国在1941年真的占领了乌克兰时，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两种方法都试过——哪种也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好处。无主空地存在于海外；按表面价值看待希特勒的不满的英国政府，常常向他提出殖民地上的让步。他从不响应。他知道，殖民地是一种花钱的东西，至少在它们得到发展之前不是一个获利的来源，无论如何，占有它们就会剥夺掉他叫冤的根据。总之，不是“生存空间”驱使德国走向战争，倒是战争或某种好战的政策产生了“生存空间”的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是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们有一种成功欲，跟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胃口更大，并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手段来满足这种胃口。
法西斯主义的作用表现在公共道德上，而不在经济上。它永久地败坏了国际交往的风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我炫耀摆脱了公认准则的束缚。他们对作出的承诺根本不打算信守。墨索里尼公然违背意大利保证信守的国际盟约。希特勒在头年重申洛迦诺，只是为了在次年背弃它。西班牙内战期间这两个人公开嘲弄他们对之发过誓的不干涉制度。当有人怀疑他们的言词或提醒他们违背了诺言时他们还怒气勃发，更是把这同一手法推进了一步。其他国家的政要们被这种无视公认准则的行径弄得莫名其妙，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他们继续寻求某种协议，它对法西斯统治者要极有吸引力，以致能争取他们回到诚信守约上来。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做了这件事；斯大林则以1939年的纳粹－苏维埃条约做了这件事。这两位后来都对希特勒依旧我行我素发了一通天真的义愤。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某种性质的协议似乎是除了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而且直至最后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某种难以办到的协议就在前面拐角处。非法西斯主义的国务活动家们没有逃脱那个时代的污染。煞有介事把法西斯独裁者当作“绅士”来对待，他们自己却不再是绅士。英国和法国的部长们，一度委身于独裁者并不存在的诚信，当别人仍然表示怀疑时，他们接着也怒气勃发起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不干涉一事上公然撒谎；张伯伦和艾登、勃鲁姆和德尔博斯也好不了多少。西欧的政治家们蹒跚在一片道义和心智的浓雾之中——有时为独裁者所欺骗，有时自己骗自己，更经常的是欺骗他们本国的公众。他们也开始相信，某种肆无忌惮的政策才是唯一机智的对策。很难设想，爱德华·格雷爵士或德尔卡塞 [ 注：德尔卡塞(Delcasse 1852－192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初期曾长时间多次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在维持法俄友好和促成法英协约上起过很大作用。 ] 会把他的名字签在慕尼黑协定上；也很难设想列宁和托洛茨基，不管他们怎样蔑视布尔乔亚道德，会把他们的名字签在纳粹－苏维埃条约上。
历史学家必须努力穿过词语的浓云发现真实的底蕴。国际事务中真实的底蕴依旧是，不管怎样劳而无功，列强仍力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和独立。欧洲的格局已因1935年和1936年的种种事件发生了深刻变化。那两个西方大国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中曾经遵循一切可能的方针中最坏的方针，它们曾经优柔寡断地骑墙于两种互相抵触的政策之间，并且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不会为了维护国际联盟而去冒战争的风险，即使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垮台的风险也不愿冒；然而他们也不会为了墨索里尼的利益而公开抛弃国联。即使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帝成了一名流亡者的时候，这些矛盾抵触仍继续存在。显然，对于那位西方理想主义的不幸受害者再也不能为他做什么了。制裁偃旗息鼓，尼维尔·张伯伦把它斥为“极度的疯狂”给打发了。但是，意大利依旧被谴责为侵略者，那两个西方大国无法使自己去承认意大利国王就是阿比西尼亚皇帝。斯特雷扎阵线无可挽回地完蛋了，墨索里尼被迫倒向德国一边。这种结果他是讨厌的。进攻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原本是想利用莱因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以自肥，不是要选择德国。结果他反倒丧失了选择的自由。
希特勒恰恰在墨索里尼丧失自由的时候找到了自由。洛迦诺的完结使德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国，再也不受诸多人为限制的阻碍。本来可以料想国际事务上的进一步主动行动会随之而来。不料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德国的政策反而安然不动。这个“含义不祥的停顿”，丘吉尔这样称呼它，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即军备计划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壮大成长；于是希特勒不得不等待直到德国真正“重新武装好”——他通常把这个时刻定在1942年。不过，他也对下一步干什么不知所措，即使他有干这个的力量，无论他的长远计划是什么(他有没有任何长远计划是大可怀疑的)，他的眼前政策的主要动力一向是“摧毁凡尔赛”。这是《我的奋斗》以及他有关对外事务的每次演说的主题。它是一项赢得德国人民一致支持的政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在实践上它其实是自我谱写的：在每次得逞之后，希特勒只需向和平条约看去，并在那里找到另一项其摧毁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条款。他曾经设想这个进程要花好多年而且他会遇到巨大困难。战胜这些困难将提供一份提高威望的不断看涨的债券。实际上摧毁凡尔赛以及洛迦诺只花了三年时间；而且它激起的警觉如此之少，以致我们今天都会奇怪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干得更快些。1936年3月之后，从攻击凡尔赛中榨取不到多少威望了。当希特勒后来宣告废除那极少数尚留的不平等条款之一——国际共管德国河流——时，无论是国内或国外都没有人注意到。轻易取胜的日子过去了。摧毁某个和约的法定条款是一回事；摧毁别国，即使是一个小国的独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此外，采取主动行动从来不是希特勒的办法。他喜欢让别人来为他做他要做的事情；而他则等待那个欧洲体制从内里衰败下去，就如他曾经等待那个和平安排自我解体那样。如果在重占莱因兰之后希特勒真有某种紧迫的具体的不满，事情本来也许会很不一样。但是，德国的不满却一时供应不足。许多德国人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感情强烈；不过，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刚刚只有两岁。它是希特勒在对外政策上最有独创性的一着；因而他还不愿贸然行动来反对它，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到当时为止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剩下的只有奥地利。1934年7月25日那次莽撞愚蠢的纳粹暴乱以及与之相伴的刺杀陶尔斐斯对希特勒曾是一次很糟的打击——他所经历的很少几次中的一次。他以非凡的机敏从这次挫折中脱了身。巴本，这位曾经帮助希特勒成为总理的轻浮的保守主义者，被派到维也纳去当德国大使。这个人选再合适不过了。这不仅因为巴本是一个忠心伺候希特勒的虔诚罗马天主教徒，因而对奥地利的教权主义教士们是一个榜样，也是同罗马教廷签订政教契约的谈判人。而且他还曾经差一点儿就在1934年6月30日大清洗中被暗杀掉，因而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去劝说奥地利统治者不必把纳粹的暗杀企图当真。巴本干得不坏。奥地利政府是一个有点儿不称职的极权主义政府。他们准备迫害社会党人，可是不想迫害罗马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他们甚至准备使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用语，只要奥地利还被允许以某种生存方式继续保留。这配希特勒的胃口。虽然他想要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依附德国的奥地利，他并不急于整个儿摧毁奥地利。或许这个念头他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他是奥地利人，足以使他感到奥地利完全消失是不可想象的，直到这件事碰巧发生了；即使曾经想到过，他也不欢迎让维也纳(更不用说林茨了)：被柏林遮掩而黯然失色。
为赢得奥地利政府的信任花了巴本两年时间。彼此的怀疑缓解了，即使没有完全熄灭。1936年7月11日这两个国家缔结了一项《君子协定》——顺便说一句，这是首次使用这个荒谬的用语。这个用语是巴本的一个独特发明；而且他很快就找到了仿效者。希特勒承认奥地利的“充分主权”。许士尼格则回报以承认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并用意接纳“所谓的民族反对派”，成员参加他的政府。后来的事态发展使这个协定看上去象是双方都在欺骗。不是这样的，虽然每个签署者当然在协定里听到他想要听到的东西。希特勒设想奥地利纳粹党徒将逐步渗透那里的政府，并把奥地利改造成一个纳粹国家。但是他乐于让这件事不知不觉地发生，不要有惹人注目的危机。1936年7月的协定提供给他的，几乎正是他在两年前威尼斯会谈时向墨索里尼提议的东西，只除了许士尼格没有让路给“一位有独立世界观的人士”。许士尼格反倒成了这位中立人士，或希特勒希望是这样。他确信维也纳的壁垒会自行倒坍。迟至1938年2月他对奥地利纳粹头目们说：“奥地利问题决不能以一次革命来解决……我想采取渐进的方针，而不是用极端手段的解决方法，因为对外政策领域里对我们的危险在逐年减小。” [ 注：凯普勒的备忘录，1936年2月28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208号。 ]
许士尼格，在他那方面，则庆幸于摆脱了对意大利的依赖——这种依赖是所有奥地利人都感到嫌恶，也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知道不可信赖的。在奥地利没有民主制度而只有一个独立的名义要搭救。许士尼格可以容忍纳粹党徒想要干的一切事情只有他本人的消失除外；而他猜想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个危险了。1936年7月的协定给了许士尼格以幻影，给了希特勒以实体。两个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墨索里尼也感到满意。他除非丢脸地同西方大国重新和好就不能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而且即使这样或许也做不到。他也同样满足于那个幻影——保持着奥地利的名义。在骨子里德国的和意大利的政策之间依旧存在冲突。墨索里尼希望保持他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保护国地位，并在地中海主要以损害法国来扩张意大利的势力。希特勒想要使德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大国，意大利至多充当一名小伙伴。哪一方都不会热心激励对方的野心，各人都谋划利用对方向西方大国的挑战来为自己榨取让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实际问题可能很容易导致一场争吵。因此他们代之以强调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相似——他们两个国家的现代创造性精神，据宣称这种精神使他们优越于没落的民主国家。这就是罗马－柏林轴心，墨索里尼在1996年11月大声宣告并指望从此以后欧洲政治要绕之旋转的轴心。
希特勒这时对日本也遵循着这同一政策。在实际事务上，这两个大国也同样没有一致的看法。希特勒想要推动日本去反对俄国和英国，而毋需他本人牺牲德国同中国的密切关系，中国的陆军那时仍是由德国将军组训的；日本则将象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欧洲大国一样不会容忍德国在远东的活动。每一方都打算让对方去争斗以便自己坐收渔利。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私人外事顾问提供了解决办法——他的首次成功使他在一年多一点之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就是反共产国际公约，一项谁都不承担行动义务的响亮的原则宣言。既然只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它甚至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同盟；而且，如同实际情况所证明的那样，这两个国家决不是一场反俄战争中的盟友。但是，这个公约看上去像是一个反俄同盟。苏维埃领导人给弄得胆战心惊；而且，如果有一个决定他们政策的关键的话，它就在这里。他们确信，他们快要遭到进攻——也许是德国，也许是日本，也许是这两个国家的联合进攻。他们最强烈也是最紧迫的担心是他们自己同日本之间在远东的战争。真是莫大的嘲弄，如同历史常常制造的那类恶作剧，这是一场为当时所预见却绝没有打起来的战争。
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连同那个更加含糊的罗马和柏林反共产主义轴心，不仅影响了苏维埃的政策。它对英国和法国也有强烈影响。只要国际关系还运作在某种抽象的基础上，超脱于国内政治，俄国同西方大国就可能走到一起。法国缔结了法苏条约；西方大国，多少有点勉强地，接受苏俄作为国际联盟忠诚的一员，而且他们自己被李维诺夫对“集体安全”的颂扬羞愧得也对国联表示忠诚。当反共产国际公约把政治观念推到前列时，这两个民主国家里的人也对反共主义号召产生感应。他们倾向于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斗中保持中立，或者甚至站在法西斯一边。他们害怕希特勒作为一个强大的侵略性的德国的统治者，他们欢迎——或许多人欢迎——他作为欧洲文明的卫士去反对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态度有所不同。许多英国人，尤其在保守党里面，说过“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但没有哪个英国人，除了那位法西斯主义头目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 [ 注：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 1896－1980)，曾相继为保守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工党党员。1932年创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拘禁，1943年因病获释。 ] ，会想到说：“宁要希特勒不要鲍尔温——或不要张伯伦——或甚至不要艾德礼”。在法国，1936年5月的那场大选产生了一个由激进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左翼多数派。当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随之而来时，保守主义者，富有的法国人就不仅仅说：“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而且还说：“宁要希特勒不要莱昂·勃鲁姆”。
为什么似乎已经有所改善的苏俄同西方的关系现在又走下坡路，这还不是其唯一的原因。1936年俄国的那场大清洗开始了，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被处决或被投进了监狱，许许多多——或许要以百万计——地位稍低的俄国人被遣送去了西伯利亚。第二年清洗扩展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大军区司令中的13位，以及许多其他军官经秘密审讯或根本不作审讯就被枪决了。至今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场大屠杀的原因。是斯大林专制权力大得发了疯？难道他有根据假定将军们或他的政治对手们正在策划谋取德国的支持搞一场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要不他自己正在策划同希特勒重新和好并因此消灭掉可能的批评者？据有一种说法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发觉图哈切夫斯基和另一些人正在同希特勒谈判，于是把证据交给了斯大林。据另一种说法是，德国特务机关自己伪造了这种证据，并把它移栽给贝奈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或许我们将永远一无所知。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是错不了的。差不多每个西方观察家都确信，苏俄作为一个盟友是没有价值的：她的统治者是一个野蛮和无耻的独裁者，她的军队一片混乱，她的政治体制很可能一碰就垮。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是个例外。他始终坚持认为那里有过一个真正的阴谋，审判是公正地进行的，而且其结果是苏维埃的力量更强大了。不过，他也是在猜想罢了。没有一个人了解真相于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明白真相于现在。1941年苏军勇敢地抗住了德国人，不过只是在经历了开初的可怕灾难之后。这可能证明他们在1936年或1938年也同样是很能打的军队；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表明即使在1941年他们简直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推测现在都是枉费口舌。实际的后果是驱使西方大国死死地耽在他们的防线后面——一个古怪的后果，要知道法苏条约曾是希特勒破坏洛迦诺的借口呀。
这两个西方大国在1936年3月事件之后没有站着不动。他们着手改善他们的防御地位，或他们以为是改善：主要出于对德国的担心，不过同时也为了缩减同苏俄的联系。当希特勒进军莱因兰时，英国政府把他们在洛迦诺条约下对双方的担保变为援助一方的承诺，如果法国遭到直接进攻的话。这意思是把它作为一种临时安排直到谈判产生出一个替代洛迦诺的办法。但是，这些谈判很快就归于一场空；没有找到什么替代洛迦诺的办法。以这种偶然的方式，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缠进了跟一个欧陆大国结成的和平时期同盟。这确实标志了某种变化，也许是英国对欧陆事态更有清醒认识的迹象，也许只是更加虚弱的证明。但是，它并不真是那么根本性的变化。就跟法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意义上说，伙伴关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个正式的同盟，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明确的承担义务，却不是作为行动的前奏提出来；与此相反，承应它是为了防止法国对占领莱因兰一事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对于一个同盟的实际考验总是与之相配的军事策划。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参谋会谈在德国进军莱因兰之后就立即举行了。会谈进行了五天，接着就停止了。直到1939年2月再也没有举行过。法国没有从跟英国的同盟中得到更多的安全或力量。毋宁是她得到这么一位盟友，这位盟友不停地拉她后退，唯恐那个同盟也许不得不生效——倒不是因为法国人需要大加约束。
德国重占莱因兰没有直接削弱法国的防御地位，却很有可能妨碍她说到底并不存在的进攻计划。可是，间接地它有着十分严重的后果。自1919年以来，比利时就一直同法国结盟，两国军队紧密协作。现在比利时人有一个重新武装的德国压在他们的边境。他们要不要依旧信赖已经证明多么无能的法国盟友呢？或者他们应该站到边上去，希望躲开正在来临的风暴？他们选择了后者。1936年秋他们退出了同法国的联盟；1937年初他们回到1914年之前他们曾经持有的中立地位。这给法国人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战略难题。马其诺防线，一个十分令人生畏的防御体系，只从瑞士边境延伸到与比利时交界处。到那时为止，法国人一直假定——不过没有多大道理——比利时人将会沿不长的比德边界一线构建某种类似的筑垒地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要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就不能一定要她构建防御工事，即使多加过问也不行。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边界长得很。在它上面筑垒设防其花费之大使人不敢问津。此外，法国人也做不到既试图在此设防，又没有含蓄地承认他们已经放弃保卫比利时，并把她当作可能的敌人。因此他们就做了人们在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常常做的事情：对它闭上眼睛并装作它并不存在。没有做什么尝试去保护毗邻比利时的法国边境。这种玩忽防务的状况甚至到战争爆发之后还在继续。英国部队在1939－1940年的冬季驻防于法比边境，许多军官对它的无防御状况作过报告。他们的申诉说动了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当他在最高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被解职了。几个星期之后，德国人按预定时间入侵比利时，而且——在联军最高统帅甘末林的战略错误的帮助下——在那里取得了他们在1914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决定性胜利。
我们对这些后来事态的知识反而使人难以正确地观察战前就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展开的争论。我们现在知道，在法国的联军被德国人打垮了；因而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他们准备不足。这个结论似乎还得到下述数字的加强。1938年，当德国以其总产值的16，6％投在军备上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只投上他们的7％。但是，在我们接受这个解释，即西方大国的失败要归因于他们未能充分重整军备之前，我们应问一问：“就何而言充分？”难道增加了军费开支，举例来说，就会克服比利时这个战略疏忽了吗？通常以为，现在还依旧这么认为，理想的目标是跟一个可能的敌手或敌手集团在军备上相等。其实，这是最没有意义的目标：要末太多，如果某个国家只想保卫自己，要末太少，如果它希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英国海军当局就从来没有满足于相等。它把目标定在以决定性的优势超过德国和意大利，而从1937年开始还要超过日本。这个三强标准没有达到，但其原因是时间不够，而不是钱不够。
就欧洲而言，陆军军备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于是军备相等的目标在这里就尤其使人误入歧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防御曾比进攻大大地强大有力：进攻者需要具有即使不是五比一也得是三比一的优势。1940年的法国战役似乎反驳了这个经验：德国人并没拥有兵员上或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就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其实，法国战役只是证明，即使做了充分防御准备的军队，如果指挥很糟也是可以被摧毁的，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证明。后来，英国、苏俄和美国的强大联盟不得不等到拥有五比一的优势才打败德国。因此，如果英国和法国仅仅希望保护他们自己，稍稍增加一点他们的陆上军备就将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了，而且这种增加在1936和1939年之间也提供得绰绰有余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要打败德国并恢复他们在1919年曾经享有的支配地位，他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的军备增加不止是两倍，而是六倍或甚至十倍——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没有谁赞赏这样做。人们死抱着那个叫人误入歧途的军备平等概念不放，相信这不知怎么一来就会给他们不仅仅是安全，还有权势。部长们谈论“防御”，可暗指的是成功的防御跟胜利是同一个东西，而他们的批评者则以为成功的防御要末是做不到的，要末跟失败差不多。因此，对这个问题不存在简单的答案：“1939年之前英国和法国的军备是不是充分呢？”就保卫这两个国家而言，它们是足够的，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而要防止德国势力在东欧扩张，它们又是不足的。
有一个方而的军备，似乎没有应用那个三比一的通常计算。当时普遍相信，空中进攻是无法防御的。鲍尔温说“轰炸机将总能通过”时就表达了这个意思。那时预计所有大城市在战争暴发时将立即被夷为平地；根据这个设想行动的英国政府为战争第一周里单单伦敦一地的伤亡所做的准备就超过了实际上在五年多里全体英国人民所遭受的伤亡。设想的唯一对策是“威慑”——一支跟敌人同样庞大的轰炸机部队。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1936年或甚至1939年都不能声称拥有这么一支部队；他们的国务活动家们的胆怯很大程度上就由此而来。所有这些估算最后证明都错了。德国人从来没有计划进行独立的轰炸进攻。他们的轰炸机部队是陆军地面行动的辅助力量，因而不得不临时准备1940年夏天对英国的空中进攻。德国人遭到的回击和挫败，不是来自英国的轰炸，而是来自战前曾受轻慢和比较忽视的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当轮到英国人来轰炸德国时，这对他们自己造成了比对德国人更大的伤害——这就是说，它损耗的英国人员和物资超过它对德国的破坏。没有谁能事先就看清这一点。因为许多人甚至在事后都没能领会。战前年头在可怕的误解的阴影笼罩下自行其是地流逝了。
战争，当它们到来的时候，总跟人们料想的战争不一样。胜利属于错误犯得最少的一方，而不是属于猜得不错的一方。就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和法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军事专家们作出了错误的建议和遵循了错误的战略，部长们没有理解专家们告诉他们的东西；政治家和公众则没有领悟部长们对他们说的东西。批评者也并不更接近正确的方针。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只不过在要求每一样东西都该多一点上是“正确的”。他没有要求某种不同性质的武器或战略，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诸如法国军队的实力以及轰炸的功效等——他还尤其固执错误。技术上的错误判断是英法失效的原因。政治上的困难也起了部分作用，不过比通常断言的要小。本来可以指望1936年6月上台执政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反对法西斯国家上将特别坚决，但是它还牵挂着要推行拖延已久的社会改革。这些温和的改革在有产阶级中间激起了极度怨恨；于是法国的军备遭了殃。当法国军事领导人，他们本身是保守主义者，要求更多军费开支时，他们无疑是说出了真正的需要；不过他们同时也希望这个增加了的开支将使社会改革计划荡然无存。人民阵线的支持者们——也就是说少这属法国人民的大多——则针锋相对；因为识破某些军费开支要求是为了阻止社会改革，他们就拒绝相信有必要作任何增加。
英国的军备受阻则出于别一种原因。政府当局不时声称，这是真的，他们受到工党反对派不爱国的和平主义的阻挠，而后来当事态暴露了政府的种种缺点时，这个借口就大大地言过其实了心实际上，是英国政府有意地把军备开支限制在一个有节制的数额上。政府在下院拥有一个巨大的多数——共有250席，即使撇开许多工党成员其实也想增加军备一事不谈，工党本来就无法抵制政府提案。政府进展缓慢是出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考虑，而不是担心工党反对派。丘吉尔最初的抨击迟滞了政府的行动，一旦否认了他的指责，部长们就很难再去承认他本来是正确的。即使在他们着手增加军备的时候，他们还做得份外小心——正好跟希特勒相反，他常常炫耀他并没拥有的军备。他想动摇对手的神经；他们却想博得他的好感并争取他回到平心静气的谈判上来。因此，为了希特勒的缘故，英国政府竭力使他们的措施看上去既无害又拖沓，在这同一时刻他们又向英国公众甚至也向他们自己保证英国很快就会获得安全。鲍尔温坚决反对设立供应部；而且，当最终被迫认可国防协调大臣这个空头职位时，挑中的人选不是丘吉尔，甚至也不是奥斯汀·张伯伦，而是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被正确地形容为自从卡利古拉 [ 注：卡利古拉(Caligula，12－41年)，本名盖约·凯撒，罗马皇帝(37－41年在位)，以残暴和恣意妄为著称，后为其禁卫军指挥杀死。 ] 让他的坐骑当执政官以来一项最离奇的任命。不过，在英国确实有许多这类任命足可编组一个卡利古拉骑兵团。
英国政府害怕冒犯经济原则甚至更甚于冒犯希特勒。潘多拉匣子 [ 注：潘多拉(Pandora)，希腊神话人物。她有一个匣子，里面装满各种灾难和祸患；有一天她打开匣子，各种祸患就飞向整个世界。 ] 的秘密依然不为他们所知，而沙赫特已经在德国把它打开，美国的新政也已经把它展示于世了。固执于稳定的物价和一个坚挺的英镑，他们把增加公共开支看作一场巨大灾难，只有真的发生战争才勉强可行，而且即使在那时也是令人痛惜的。他们丝毫不懂得，花在任何东西上甚至军备上的公共开支会带来更大的繁荣。跟几乎所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J．M．凯恩斯当然除外)一样，他们仍旧把社会金融当作好象是某种个人的私人财务那样来处理。当某个个人在开销很大的项目上花了钱，那末他花在别处的钱就少了，于是“需求”也小了。当国家花钱时，这会创造更大的“需求”，并因此增加整个社会的繁荣。今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清二楚的。那时却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在我们过分轻蔑地指责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之前，我们应该想一想，甚至在1959年还有一位经济学家被推举进上院来宣讲政府必须吝啬的教义，正是这个教义在1939年前使英国的政策显得愚不可及。或许我们也并不更有见识，只不过比较担心，如果这种经济学家得逞将引起民情激愤，因为那时重新出现了大规模失业。1939年前这种失业被看作是一条自然法则；于是政府就能完全真诚地宣称，在这个国家里再也没有闲置来用的资源，这时却有近200万人依旧无工可做。
在这里，希特勒又拥有一个超过民主国家的巨大优势。他最重要的成就乃是战胜了失业；而大多数德国人并不介意他用了什么歪门邪道，只要他做到了这一点。再者，即使德国的银行家们反对，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有效手段。当沙赫特本人日益忧虑时，他也只能辞职；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对此表示关注，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可以逃脱通常的通货膨胀恶果。因为那里没有工会，工资可以被固定下来，价格也是这样；与此同时，严格的汇兑控制——得到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的支持——防止了马克的任何贬值。英国政府却仍然生活在1931年的心理氛围之中，对英镑崩溃的恐惧更甚于在战争中失败。它的重整军备措施因此主要不是取决于战略需要，即使真的知道这种需要的话，更多地取决于纳税人会承受什么；而纳税人总是以为政府已经使英国十分强大因面不会愿意承受太多。限制所得税并取信于伦敦城，就被放在首位；军备则放在第二位。在这种情势下，要理解为什么1939年前英国的战争准备滞后于德国就不必乞灵于工党的反对。令人惊叹的倒是当战争到来时英国居然准备得如此之好——科学技术的聪明才智胜过经济学家的一曲凯歌。
不过，把1936到1939年间发生的一切仅仅说成是英国和法国在战争准备上不及德国和意大利，这种解释就太简单化了。各国政府在决定行动——或不行动之前当然应该权衡他们的力量和资源；他们却很少这样做。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也不想干的政府总是坚定不移地确信他们国家的虚弱；而在他们想要行动的时刻他们又对他们国家的力量变得同样充满自信起来。就拿德国来说，1933年到1936年间为一场大战所做的准备并不比希特勒上台之前她已经做的准备好多少。区别在于他有坚强的神经而他的前任却没有。在这个故事的另一端，英国政府在1939年3月也很少有理由相信英国能比以前更好地直面战争风险——从技术上看，毋宁说恰恰相反。变化是心理上的——由先前毫无道理的胆怯勃发为同样毫无道理的倔强。很少有证据表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在这种事情上独裁国家的统治者也然)居然在决定政策之前不抱成见地请教过他们的军事专家。他们总是决定政策于前，然后才要求专家们提供为其政策辩护的技术性论据。1935年夏英法在坚定地支持国际联盟上含糊其词就是这样的，1936年他们不愿对独裁者采取坚定的立场也是这样。英国的大臣们为了纳税人起见要求和平；法国的部长们则为了实施他们的社会改革计划要求和平。这两个政府，都是由心地善良和上了年纪的人所组成，这些人非常害怕打一场大战，能避免就尽量避免，要他们在对外事务中抛弃他们在内政上采用的妥协和让步的政策是违背他们的本性的。
如果希特勒紧接重占莱因兰之后就进一步更直接地向现存欧洲领土安排挑战，或者要是墨索里尼在蹂躏阿比西尼亚之后立即追求进一步的领土征服，英法部长们的反应或许会大不一样。但是，希特勒保持平静，意大利则精疲力竭。1936年的最大事端发生在别处——一场意识形态冲突，或看上去是这样，而不是一场直接的实力交锋，这就是西班牙内战。1931年西班牙已经成为共和国，1936年一次大选，如同在法国那样，把政权交给了一个激进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盟——另一个人民阵线。它的纲领更主要地是反教权主义的和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即使这样也足以激怒那些老的既得利益者了——君主主义者、军人和法西斯分子。反民主叛乱计划早在1934年就已经制定好了，并得到墨索里尼相当含糊的赞同。1936年7月这些计划爆发为一场全面的军事叛乱。当时普遍认为这次叛乱是法西斯分子精心策划的征服战略中的又一站——阿比西尼亚是第一步；重占莱因兰是第二步；现在轮到西班牙。西班牙叛乱分子被设想为那两个法西斯独裁者的傀儡。对于西班牙历史和西班牙特性的认识本来应该叫人懂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西班牙人甚至法西斯西班牙人，太骄傲太独立了，不会充当任何人的傀儡；而且这场叛乱是在既没有同罗马也没有同柏林作过认真磋商下准备起来的。墨索里尼提供飞机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一般仇视。一些德国代理人同情叛乱分子，但希特勒在叛乱实际发生之前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
叛乱分子指望很快取胜；其他大多数人也料想他们会很快成功。如其不然，共和政府团结了马德里的工人，打垮了首都军事密谋分子，并坚持掌握着西班牙的大部分。一场长期的国内战争就在前面。墨索里尼增加了对叛乱分子的援助，先是物资，接着是人员，希特勒以比较克制的规模提供空中支援。在另一方，叛乱爆发之后10天，苏俄就开始向共和政府输送军事装备。不难理解这两个独裁者为什么要援助叛乱分。墨索里尼想要使民主政治的信誉扫地，还错误地希望得以使用西班牙的海军基地，从这里出发在地中海上向法国挑战。他想在尽可能不使意大利贫乏资源过分紧张的情况下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就能取胜，而且，很快取胜。希特勒也很高兴让民主国家丢脸，但是他没有把西班牙内战看得十分重要。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挑动意大利同法国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确保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德国空军把西班牙用作是他们的飞机和飞行员的试验场。在其他方面，希特勒对西班牙反叛分子的支持主要是口头上的。当时普遍以为，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遭到挑战，他们将亲自出马站在反叛者一边作战。相当奇怪，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少数有充分文件为据的当时的事实之一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都决意不要因西班牙而冒战争风险。要是遭到挑战，他们本来是会撤退的。他们的态度跟英国和法国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的态度完全一样：行动到战争边缘，但不超过它。1935年墨索里尼曾迫使那两个民主大国摊牌；1936年轮到英法的时候，他们却未迫使独裁者摊牌。
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或缺乏政策，而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共和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人口为后盾。它能够打赢，如果它得到国际法规定它有权得到的正当待遇：外国武器只给合法政府，不给叛乱分子。如果双方都得到外国的援助或双方都得不到外国的援助，它甚至仍能赢得胜利。叛乱分子只有一种取胜的机会，即他们得到外国的援助而共和政府却得不到或很少得到；而这种离奇的安排是由伦敦和巴黎，虽然不是故意地，一手造成的。本身也建立在人民阵线基础上的法国政府，其第一冲动是允许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出口武器。接着疑虑开始了。法国激进党人，虽然在政府里同社会党人合作，反对在国外援助某个据称是共产主义事业；法国社会党人则害怕被卷进同法西斯大国的战争。政府总理莱昂·勃鲁姆跑到伦敦去寻求指点，而他在这里受到甚至更加严格的训诫。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表面看来很诱人的建议：如果法国忍住不去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那末意大利和德国就能被力劝不去帮助叛乱分子。西班牙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完全有可能，如果不干涉真的有效实施，共和政府将会取胜。我们弄不懂英国政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建议。它违背英国政策的传统。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西班牙也发生了国内战争，英国就曾积极地武装支持君主立宪制事业，并且反对那个由神圣同盟提倡的不干涉原则。现在，1936年，英国政府却宣称唯以普遍和平的利益为行动指针。如果所有大国都不插手西班牙，这场内战就可能打得柴尽火灭而不波及文明世界，如同梅特涅曾经希望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起义将会发生的那样。左翼批评家们断言政府同情法西斯势力并想使叛乱分子取胜。英国金融家们在西班牙拥有利益，对共和政府没有热情；政府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三军首脑们对人民阵线也不抱善意。假使西班牙的情势正好相反，在那里出现了某种共产党人的或者即使是激进党人的反叛来反对某个已经建立的法西斯政权的话，或许英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坚持不干涉了。我们没有办法弄清楚。很可能是怯懦——避免在欧洲出现一个新的冲突主题的欲望——最起作用；而同情法西斯势力，如果存在这种同情的话，则排在第二位。
不管怎么说，反正英国政府得逞了。勃鲁姆接受了不干涉政策。更有甚者，他还说服英国工党领导人支持这个政策，以免使他在法国的处境困难。这样，英国的国民内阁首先把不干涉政策强加于勃鲁姆，他又把它强加于工党领导人，而他们再把它强加于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以欧洲和平的名义。在伦敦设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所有欧洲大国都派代表参加，并且一本正经地设计防止武器输进西班牙的种种方案。德国和意大利没有假装信守他们的诺言：武器继续从这两个国家源源而来，军事编队也同样从意大利源源而来。西班牙共和政府似乎注定要很快毁灭。这时，苏俄打乱了这种美妙期望。俄国人声明，他们将只能在德国和意大利遵守其诺言的限度内遵守他们的不干涉诺言。苏俄的武器输往西班牙，虽然J从来没有达到法西斯国家的规模，这些武器使共和政府得以坚持两年多。
苏俄干预西班牙未必是出于原则的理由。苏维埃政策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已经不以其支持共产主义而见称了，更不必说支持民主主义。它曾经听任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不吱一声，而且，要是希特勒愿意的话，它本来也会继续保持同纳粹德国的友好关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舒伦堡认为，苏俄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是为了在大清洗的震荡之后修复它在西欧共产党人中的威望 [ 注：舒伦堡致外交部，1936年10月12日。《德国外交文件汇编》D辑，第8卷，第97号。 ] 或许还有更加实在的原由。对俄国来说，在西班牙发生冲突远比邻近自己边境发生冲突要好。他们还希望，这场冲突将使那两个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大国之间互相疏远。不过，俄国人当然不想冒任何把他们自己卷进战争的风险。他们的利益在于使西班牙内战一直打下去，而不是共和政府一定要取胜——正是希特勒对待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同一态度。
西班牙内战成了压倒一切的国际事务的主题，而在英国和法国，也成了很动感情的国内争吵的主题。当代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大搏斗似乎正千钧一发于西班牙。这个外表现象是使人误解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从来就不是肯定地民主的，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又自然地日益处在控制着军火供应的共产党人指导之下。在另一方，叛乱分子肯定是民主的敌人，但他们关切的是西班牙，而不是“法西斯国际”，他们的领导人佛朗哥也不想把西班牙同任何外部大国或外国事业绑在一起。尽管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飨以意识形态团结一致的堂皇宣言，一旦涉及经济让步他就是一个强硬的讨价还价者，而在战略问题上，则根本不作让步。叛乱分子赢得了国内战争；出乎大家意料，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影响欧洲总的平衡。法国人没有必要向比利牛斯山调兵遣将，不管在口头上对他们被第三条敌对边界所削弱有怎样的说法。美国人也从来不必为直布罗陀发愁。佛朗哥在1938年捷克危机期间宣布他保持中立——叫希特勒深感烦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对俄国之外，西班牙依旧正式保持中立；而且即使在俄国，西班牙蓝色师团至多不过是一种道义的(或不道德的)姿态 [ 注：一些见地独特的推理者甚至争辩说，假如原来是共和政府取胜的话，希特勒在征服法国之后就会径直入侵西班牙，因此佛朗哥的胜利对盟国有好处。这类历史的“假如”是徒劳的。某人也许同样争辩说，一次共和派的胜利将如此震撼法西斯势力以致将不会有战争。希特勒止步于西班牙边界，部分因为资源不足，部分因为他对西地中海不感兴趣，西班牙政权的性质对他没有太大影响。 ] 。
这个奇特的结果很少有人预见到，而西班牙内战在它还在打着的时候却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它大大阻碍了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团结。或许由那次人民阵线获胜的大选所造成的怨恨已经使得法兰西民族团结无论如何不再可能；但是在英国，在希特勒重占莱因兰之后曾经为形成一个真正民族团结政府作过不少认真的努力。在不干涉问题上的争吵结束了这些努力。自由主义者和工党指责政府背叛民主事业；而大臣们呢，拿不干涉委员会作挡箭牌为自己辩护，当它的欺骗性暴露出来时也越来越怒不可遏。西班牙内战转移了对于德国实力的复活所引起的更严重问题的注意力。人们觉得要是佛朗哥被打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他们不再去考虑该如何制止希特勒。1936年初，温斯顿·丘吉尔曾经似乎是爱国主张和民主见解的会合点。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持中立态度或许甚至稍稍同情佛朗哥。他的威望急剧下降而且直到1938年夏始终没有在左翼中恢复过来，
这场内战还在苏俄同西方大国之间——或者毋宁说在苏俄同英国之间(因为西方的政策主要取决于英国)打进了更深的楔子。英国政府并不关心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只关心它应该赶快结束。意大利政府也同样想要这场战争有个很快了结。不过要以佛朗哥取胜为条件。英国政要们很容易滑到跟意大利一致的立场。佛朗哥的胜利将结束这场战争；它除了使西班牙人的处境大有不同外，不会造成多大出入；因此付出这点代价是很值得的。希特勒同样也会对佛朗哥的胜利感到满意，使德国的政策是乐于看到这场战争拖下去。英国的全部怨恨都转而指向苏俄。迈斯基，这位不干涉委员会里的苏俄代表，揭露它的种种虚伪欺骗，并大发民主主义高论，苏俄的物资补给支撑着共和政府。英国政要们寻思捉摸，苏俄干吗关心起民主来了？为什么她要在如此远离其国土的西班牙无偿地进行干预？这纯粹是要挑拨离间，或者甚至更坏，是要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一位不抱偏见的观察家可能认为那样干的是意大利接着是德国的干涉，这种干涉已经把西班牙内战转变成一大国际问题；英国的大臣们，既为危机发展的前景而焦虑，又为他们自己的反对党所困扰，却只看到要是没有苏俄援助共和政府这场内战本来很快就完结了。在另一方，在遥远的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也逐步增长起他们自己的类似的猜疑。他们得出结论，英国政要们就象他们自己不关心国际共产主义那样不关心民主主义，甚至不关心民族利益。在莫斯科，英国的政策只有作这样一种假定才说得通，即它亟盼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英国人已经允许希特勒重新武装并摧毁那个安全保障体系；他们正在帮助佛朗哥在西班牙取胜。可以肯定，不久当希特勒进攻苏俄的时候他们将站在一旁点头称许，或许甚至在这场冒险事业中合作。
这些彼此猜疑给未来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西班牙内战的即时效应就是使英国政要们急急忙忙去博取墨索里尼的欢心。他似乎掌握着和平的钥匙。有些英国人，例如范西塔特，希望能把他争取回到斯特雷扎阵线并全面对抗希特勒；另一些人，不那么奢望过高，承认已存在轴心这个事实而只指望墨索里尼会对希特勒有所节制。墨索里尼已准备作出承诺，虽然不是实际行动。他知道，意大利过去曾经靠着在两个方面之间搞平衡而不是投靠某一方而得利；他还想象自己依旧拥有行动自由。但是，他指望从英国人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所能够提供的。他们以为他将满足于在西班牙奏凯的声望；他却想以法国的让步作为自己的身价，这些让步将使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这个计划里面一个外加的纰漏是，因为得到苏俄军火有点强硬起来的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否定了英国人正在努力为他安排的胜利，并反而在瓜达拉耶勒击溃了意大利部队。不过，英国人继续努力。1937年1月，英国和意大利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彼此庄严保证无意改变地中海现状。5月，英国有一次政府变动。鲍尔温，这位跟独裁者交手虽然不太成功却是废黜国王的行家辞职了；尼维尔·张伯伦取代他的位子成了首相。张伯伦是个更加冷峻固执，更加注重实际的人，不能容忍对外事务上的放任自流并自信他能制止这种状况。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在他看来是紧迫的需要。7月27日，他以本人名义致书墨索里尼，为英意关系的不能令人满意表示遗憾并建议通过会谈加以改善。墨索里尼谦和地亲笔作答——恰似昔日多次致书奥斯汀·张伯伦或兰姆赛·麦克唐纳。
一个不幸的挫折接踵而至。“不明国籍”的潜艇以鱼雷攻击给西班牙共和政府运送物资的苏俄船只；有些鱼雷也打中了英国船只。就这一次，英国海军部从睡梦中激活了。外交大臣艾登也激活了。到那时为止他本来不是一个“强人”。虽然是由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的普遍义愤推上外相官位的，他曾竭力驱策国联抛弃阿比西尼亚；他曾默认希特勒重占莱因兰而不作严重抗争，他曾发起主办那个虚伪做作的不干涉委员会。或许在鲍尔温把职责交给他的时候他是软弱的，而当张伯伦把职责揽过去的时候他就恨恨不已并且甚至坚定果决起来了。或许是他已经对墨索里尼的诺言丧失信任。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英国和法国召集了一次尼翁会议；并建立起一个地中海海军巡逻制度，它中止了神秘潜艇的劫掠行径。这是一次仅有的下不为再的示威，表明墨索里尼对实力示威不敢怠慢。然而这次示威本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心容忍德国和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种种政治理由依然如故。尼翁会议只不过订下这么一条规矩，即这种干涉不得采取大国之间冲突的形式。
远东局势现在又提供了使英国人不敢在地中海来取进一步海军行动的追加理由。1937年7月，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冷淡关系转变成公开的战争。在8个月之内，日本人控制了中国全部滨海地区，切断了她的大部分外援并且还威胁着英国在上海和香港的势力范围。中国人又一次向国际联盟呼吁；这个垂死的机构只能把这个呼吁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国会议。在先前满洲事件的时候，英国人曾经受到一阵猛烈的颇为冤枉的道义指责：他们似乎是在反对美国的不承认主义而不是去证明不承认主义无助于中国。在布鲁塞尔，英国人首先出了一口怨气：他们表示愿意支持美国人将要提出的任何援助中国的建议。像从前一样，美国人什么也没有提出来，他们既想享受不承认主义的道义上的愉快，还要得到有利可图的对日贸易的物质上的满足。不承认主义是美国一大发明，无疑是不自觉的，以推动别人——尤其是英国人——去反对日本人。美国人表达义愤；英国人去充当打手。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提议。布鲁塞尔会议在帮助中国上一无作为；它甚至没有打扰对日本的军火供应。英国人答应通过缅甸公路把一些补给运达中国；但是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加强他们自己在远东对付未来难局的地位。欧洲问题和远东问题之间的交互作用现在很难追踪其详情细节；外交部的各个部门以各自独立的途径进行工作。但是，联系是存在的。英国一国还在试图既是欧洲大国又是世界大国一身两任。这种试图不是她的实力之所能及；于是，每当她试图在那一领域有所作为时，这一领域里的难局又使她逡巡不前了。
布鲁塞尔会议还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某种决定性影响。英国的政策长期以来有一个固定点：不同美国人争吵。它从来没有偏离这一点。1920年代它还更进一步，它曾力图把美国拖进欧洲事务并欢迎美国参与诸如赔款和裁军问题。这种参与由于“孤立主义”而终止了，孤立主义是伴随着F．D．罗斯福和民主党人的胜利张扬起来的。美国人忙于新政，无暇顾及欧洲或甚至远东。他们不得不奉献的全部东西就是道义上的非难；而且这种非难较少指向独裁者，较多指向那些未能抵抗独裁者的大国。英国和法国为他们没有搭救阿比西尼亚受到指责；为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一事上胆小怕事受到指责；为他们对希特勒总的表现懦怯受到指责。不过，在这些事例中根本没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美国曾在其中做过任何实事，除了保持一碗水端平的中立，而这种中立常常有利于侵略者。布鲁塞尔会议表明在远东将同样如此。列强被请来看在美国面上一起服膺不承认主义。但是，如果他们抵抗日本，却没有可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与此相反，日本将会用美国的装备来战胜他们。
美国的孤立主义完成了欧洲的孤立。书生气十足的评论家们正确地评说道，如果那两个世界大国，苏俄和美国被拖进欧洲事务的话，那两个独裁者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这种评论是一种心愿，而不是一项政策。西方政要们本来是会热切地抓住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物质支持的。别人没有提供。除了在太平洋上，美国还没有武装起来；中立立法又使他们即使作为一个供应基地来行动也不可能。罗斯福总统能够提供的只有道义上的告诫；而这正是西方政要们害怕的东西。它会在应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中束缚他们的手脚；它会阻碍他们已经准备作出的让步。英国和法国已经拥有太多的道义资本：他们缺少的是物质力量。可望从美国得到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同苏联合作引起了别样的问题。苏维埃政要们渴望在欧洲扮演角色，或者看来是这样。他们支持国际联盟，他们鼓吹集体安全；并且拥护西班牙的民主事业。他们的真正意图却是一个谜。他们真的热心于集体安全吗？或许他们提倡它仅仅是为了把西方大国引入困境？苏俄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即使她有这个力量，究竟会不会使用它呢？苏维埃政府在不干涉委员会上采取的方针无懈可击。在西班牙事情看来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苏维埃的补给物资被用来在民主力量之上建立某种共产党专政。在西方政要们看来十分清楚，只要苏俄抛弃共和事业，西班牙内战就会立即结束。因此，从实际上看来，阻碍和平的捣蛋鬼是俄国人而不是法西斯独裁者。艾登给西方国家的政策目标下的定义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有苏俄和美国在场，便很难支付那笔代价。他们可以大方地提供道德义愤，西方大国却不得不跟独裁者一起生活。西方政要们想让欧洲来解决它自己的事情，完全摆脱那些叫人记住民主、集体安全以及那个神圣的和平安排的种种唠叨。
或许，这里还有一种戒备外部干预的共通的欧洲猜忌心理，一种要显摆欧洲国家依然是伟大强国的半明不暗的欲望。那场召请新大陆来补救旧大陆的平衡的实验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过尝试。美国的干预曾经是决定性的，它曾使协约国得以打赢那场战争。20年之后，其结果看来不那么令人欣慰。战胜国没有解决德国问题，更确切地说，英国和法国依旧有这个问题沾在手上，而且比从前更棘手了。回想起来，假如他们被迫同1917年的多少还较稳健的德国达成某种妥协的和平，本来不是更好吗？无论如何，难道他们现在不该来努力争取这样一种妥协吗？即使美国再次被说动来进行干预，事后他们还是要再次撤离；于是西方大国将不得不又一次由他们自己来跟德国了结。至于苏俄的干预，那就更加可怕——它成功了好还是失败了好呢？如果德国打败了俄国，德国将会极度地强大起来。然而换了苏俄取得胜利，事情甚至更糟。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席卷全欧，或者人们设想是那样。西方政要们想要尽可能维持现状；他们不可能以美国的或苏俄的支持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就是半武装和平的两年里的重大决定。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苏俄和美国及时进入欧洲。出于当时看来似乎令人信服的诸多理由，西方政要们竭力要把他们排除在外。欧洲的统治者们言行举止好像他们正生活在梅特涅或俾斯麦的时代，那时欧洲仍是世界的中心。欧洲的命运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决定的。和平谈判几乎完全只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大国。战争，一旦来临，也将是一场欧洲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