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终结·第五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凡尔赛完蛋了。除了法国人谁都感到高兴；因为取代它的是洛迦诺体系，是德国人曾经自愿地接受而希特勒又刚刚自愿地再加肯定的体系。英国人以立即同希特勒达成一项私下交易表明了他们是如何看待“斯特雷扎阵线”的，这项交易把德国的海军(几乎还属子虚)限制为他们自己海军的三分之一。可以为此举辩护的理由是，在裁军大会触礁之后，它不失为挽救海军军备限制体系的一次明智的尝试；然而它很难同斯特雷扎列强刚刚宣称的尊重条约的精神相一致。法国人对英德海军协定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们断言，当希特勒的神经由于英国人逃离共同阵线而得以恢复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快要投降了。这个看法，虽然至今仍为法国史学家们所坚持，却没有得到德国方而证据的证实，而实际情况看来很可能是这样，即希特勒宁愿等待斯特雷扎阵线自行破裂。

　　 他又一次对了。斯特雷扎会议本来预定要建立一个反对侵略的坚强联盟。结果它反而为这样一些事件敞开了大门，这些事件不仅瓦解了这个联盟，而且还破坏了国际联盟连同整个集体安全体系。这些事件集中于阿比西尼亚。它们的外部过程是清楚的；但它们的幕后情景和深层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依然是个谜。阿比西尼亚是意大利野心的一个老目标，也是她1896年在阿杜瓦遭到惨败的地方。为阿杜瓦报仇是法西斯分子自吹自擂的固有内容；不过，比起自从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以来的任何时候来，这在1935年并不更加急迫。意大利的状况并没有要求一场战争。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没有受到威胁；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也利于和平而不是战争膨胀。也不是涉及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外交地位似乎已经岌岌可危。虽然阿比西尼亚在1925年就为国际联盟所接纳，这还是在意大利的创议下完成的——以制止假想中的英国在那里的蚕食；而反对接纳的倒是英国人，他们断言阿比西尼亚太野蛮落后，不配参加日内瓦的文明社团。英、法两国都承认阿比西尼亚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斯特雷扎团结使得这种承认甚至更加坚定有力。或许是因为美国投机商出现于阿比西尼亚并受到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欢迎一事使意大利人感到惊恐。不过，这是猜测。墨索里尼本人的说法是，他想利用这样一种有利形势，即意大利已经全副武装——至少在理论上——而其他大国的重整军备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特别指出德国人对奥地利的威胁，这种威胁显然会重新出现。他力图证明意大利军队必须立刻征服阿比西尼亚，以便在德国重新武装好了的时候能回师勃伦纳来保卫奥地利。这种解释看来是荒谬的。要是奥地利真有危险，墨索里尼肯定会全神贯注于保卫奥地利而不为阿比西尼亚分散力量了。或许他意识到迟早要失去奥地利因而攫取阿比西尼亚作为一种安慰。更可能的是，他不过是被他已经发动而希特勒现在又很买其账的军国主义虚声恫吓陶醉得神魂颠倒了。

　　 不管怎么说吧，出于种种至今还难以确知的原因，墨索里尼在1934年决定征服阿比西尼亚。1935年1月赖伐尔访问罗马时他又得到了鼓励。赖伐尔为了反德阵线急于争取墨索里尼，而且肯定说了一大堆好话。根据一份记录说，他以赞同的口吻谈到意大利的野心，只要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控制如同据说的法国控制摩洛哥那样是和平地确立的。根据另一种本子的记录，赖伐尔答应确保国际联盟——如果它卷进来的话——不会伤害意大利，并且尤其是将不会干扰意大利的石油供应。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那时果真实施制裁了；1935年1月的时候赖伐尔不可能预知这件事将会发生。很可能赖伐尔仅仅以某种一般的方式鼓励墨索里尼，以便使他心情良好。斯特雷扎会议给了墨索里尼一个试探英国人的机会。他是否这样做了或者他从英国人那里又听到了什么，现在还说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墨索里尼同麦克唐纳和西蒙把欧洲政策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匆匆溜了一遍，然后问道，是不是还有什么英国人想要讨论的问题。麦克唐纳和西蒙摇摇他们的头；于是墨索里尼得出结论，他们对他的阿比西尼亚冒险没有异议。另一方面，外交部的非洲问题专家曾陪同英国大臣们来到斯特雷扎；很难相信他会觉得对他的意大利同行没有什么要说的。不过，事情也许是这样，英国人不可能对红海地区意大利军备的增长视而不见。他们设立了一个外交部委员会来仔细考虑其含义；它提出的报告认为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将不会影响大不列颠的帝国利益。

　　 这里有一个棘手之处：阿比西尼亚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英国政府又不想看到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所造成的难局再次出现。首先，他们真诚地希望国联依旧是压制——以及安抚——德国的工具。其次，他们还越来越受到本国舆论的牵制。拥护国际联盟和推崇集体安全的宣传运动正达到它的最高点。这两个词语把道义上的两难困境解决了一大半。支持国际联盟，为所有那些战战兢兢地转而不再维护凡尔赛条约安排的人提供了某种利他主义的外衣；而集体安全，设想要调集52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则展示了一条不用英国增加军备的抵抗侵略的途径。1934年秋，那次命名不当的和平投票显示，在英国有1000万人赞成以经济制裁，有600万人赞成甚至以军事制裁来对付某个国际联盟所谴责的侵略者——表达了远不是和平主义的意见。要说英国政府仅仅是利用了这种情绪，那是不公平的，英国的大臣们常常跟他们的同代人持有同样的原则和成见，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再有，这跟他们算计到一场大选正在临近也不无关系。集体安全为分化工党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工党中有一派，实际上是多数派，支持国际联盟，而另一派，更加畅言无忌的一派，则依旧反对给这个“资本家”机构以任何支持或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政府的任何合作。

　　 这些全都是推测。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英国政府会采取这个他们所实际采取的方针，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明其究竟。他们使自己同时骑上两匹马：他们想安抚墨索里尼，却又想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1935年6月，那时专管国际联盟事务的低级大臣艾登跑到罗马去希望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他带来一个很实在的提议：英国将给阿比西尼亚一个穿越英属索马里的出海口，作为回报，阿比西尼亚将把一些外围领土割让给意大利。他还带来一个警告：绝不能向国际联盟盟约公然挑战。意大利外交部的专业官员希望接受英国的提议。墨索里尼不为所动。他想要得到一场胜利战争的荣光，而不是一点儿领土调整。墨索里尼和艾登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会谈，墨索里尼指责英国那种表现在英德海军条约里的伪善，艾登则重申他的高尚原则。艾登怀着强烈的反意情绪回国，从此以后他一直保留着这种情绪。英国外交部却不那么悲观。它依然希望以某种妥协的办法来解决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冲突；它对阿比西尼亚将起而坚决抵抗很有信心。墨索里尼一旦撞入困境就会懂得要有所节制，那时英国政府将安排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恢复斯特雷扎阵线，又能重振国际联盟的威望。

　　 正在这个时刻，英国对外政策得到了更有魄力的领导。1925年7月，鲍尔温接替麦克唐纳成为首相，他抓住这个机会作了一次全面的内阁改组。且不论是不是理该如此，反正约翰·西蒙爵士已因他在满洲事件中出表演丧失了信誉，他被公众舆论认为太调和了，在替侵略者寻找遁词上太机灵了。他现在离开了外交部，并由塞缪尔·霍尔爵士来接替。霍尔像任何一位20世纪的英国外交大臣一样很有才智——或许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他的弱点是急躁鲁莽。他不怕困难，不回避困难，就如表现在他晚年敢于写一本为“绥靖政策”辩护的书，而其他绥靖参与者却比较聪明地依旧一声不吭。霍尔深知集体安全的种种危险——这是一种让英国肩负重担而别国只动嘴皮的体系。但是他以为这些危险也许可以克服，如果英国的政策十分坚定的话；到时候很可能其他国家会跟上来。1935年9月霍尔在日内瓦发表了一位英国政治家空前响亮果决的支持集体安全的主张。当阿比西尼亚在10月真的遭到进攻时，他带头敦促制裁意大利。国联成员国作出响应。经济制裁出机构在满洲事件之后就已经建立，现在这个机构就由国联里面除了意大利的三个被保护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外的所有国家操作运转起来。这三个国家还不是了不得的漏洞。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国联之外的大国构成了制裁体制上更严重的破绽。同样，这也不是十分了不得。希特勒在英德海军条约之后正同英国调情，他还乐于看到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突然争吵起来。因此，在这会儿显出要同国际联盟非正式地合作的样子是值得的。在更加实际的层次上，德国人出于实实在在的经济理由不希望背上一大堆不值钱的里拉，于是削减了他们同意大利的贸易。美国，正处在中立的全盘期，不可能袒护某一方，她禁止同交战双方有贸易关系。但是鉴于同阿比西尼亚不存在贸易关系，这实际上是对意大利的一种制裁。

　　 真正的弱点是在国联内部。虽然法国人经不起同英国争吵，赖伐尔还是为斯特雷扎阵线的瓦解感到震惊。原来英国赞成安抚和解并反对集体安全自动起作用的种种论据现在再现于法国人之口。法国实施了制裁；但是赖伐尔现在，即使不是更早的话，向墨索里尼保证，意大利的石油供应将不受干扰。在英国也存在意见分歧。分歧不仅仅存在于“理想主义者”和玩世不恭者之间，前者支持国际联盟，后者则认为集体安全对英国总是包含着风险和负担而又得不到任何补偿。这种分歧还是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年轻的一代人，以艾登为代表，强烈地反意大利并更乐意同德国和解。传统主义者，在外交部尤其有势力，则只是担心德国的危险，他们把国际联盟看作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东西并希望为反德联合阵线把意大利争取回来。范西塔特，这位外交部常务次官就持这种看法；自始至终他都是同意大利联合的毫不改悔的倡导者，他似乎把这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丹。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已经在大敲德国警钟的人也在1935年秋天逗留国外，以免不得不表态支持或反对意大利。表面上英国的政策是坚持集体安全的。在幕后，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等待时机提出某种妥协方案，这种方案墨索里尼在6月曾经拒绝过。那时，阿比西尼亚皇帝也曾经十分固执——坚信像一个殉道者那样执着于集体安全将会强固他的摇摇欲坠的宝座，这倒是真的，不过是比他预想的更久之后。

　　 英国鼓吹妥协的人并没有因他们最初的挫折而气馁。陆军专家们，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都一样，坚信意大利虽然极有可能征服阿比西尼亚，但将要花很长时间——至少两个冬天的战斗季节。在这之前，经济困难将会使墨索里尼软下来；而失败将会使阿比西尼亚皇帝软下来。妥协之路就将打开。因此不必着忙。政府还接到一份海军顾问们提交的报告，大意是说地中海的英国海军虽然得到整个本土舰队的加强，仍不足以抗衡意大利的海空联合力量。这就有了另一个小心和拖延的理由：让时间来教训交战双方学会有所节制，远比墨索里尼为更加严厉的压力所挑动来进攻——而且据推测将摧毁——英国海军要好得多。这两种专家意见都大错特错了。陆军专家的意见在不多几个月之内就被证明是错误的，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海军的意见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暗淡的时候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一次又一次战胜意大利人，尽管比起1935年来条件还要恶劣得多。毫无疑问，这些基本上是真诚的错误。专家们在计算上出了差错。陆军将领们低估了意大利陆军；海军将领们则高估了意大利海军。

　　 但是，事情还不是仅此而已。专家们也是人；技术性意见总要反映提供这些意见的人的政治观点。陆海军将领在他们投入战斗的时候总得确信能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常常寻找决定性的论据来反对一场他们认为在政治上不可取的战争。英国的陆海军将领那时大都上了年纪；他们全都是极端类型的保守党人。他们赞赏墨索里尼。他们在法西斯主义里面发现了充满着军人美德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厌恶国际联盟以及同它关联的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日内瓦”就意味着裁军大会，就意味着放弃国家主权，就意味着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目标。那些正在吵吵嚷嚷制裁意大利的人早几年里一直在指责英国的军备和英国军事专家。根本不能指望这些军事专家现在会乐意充当那个国际联盟联合会的代理人去打一场战争。尤其是海军将领们，巴不得能对那些曾经刁难过他们的人给予回敬，巴不得能宣称，多谢鼓动裁军，英国现在软弱到了不能冒战争风险。由此，这些纳尔逊的传人便带上了懦夫的恶名，这在早先本来是可以使他们被立即从海军委员会除名的。

　　 对国际联盟小心翼翼的支持，虽然不足以阻遏墨索里尼，却证明在国内政治上是极其成功的一招。过去两年里，工党反对派曾经在对外事务上尽领风骚。它左右开弓连连击中国民内阁，这会儿指责其未能坚持集体安全，下会儿又指责其破坏了裁军大会。工党希望这样来同时赢得和平主义者和国联这两方面的选票。鲍尔温灵机一动，扭转了局面。“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制裁手段”，这个霍尔预定要在日内瓦鼓吹的主张，就把可怕的两难选择送给了工党。他们应该要求带有战争风险的更强硬的制裁从而丢掉和平主义者的选票呢，还是应该指责国联是一件危险的骗人东西从而失去国联迷的选票呢？经过炽烈的争辩，工党决定两者都做；于是其必然后果就随之而来。1935年11月有一场大选。政府已经做到了足以使国联支持者们满意；又不致使那些厌恶战争念头的人感到惊恐。工党因其要求更加强硬的制裁而被打上了好战党的标记。国民内阁以接近250席的多数重新掌权。以后看来这似乎是一次伪善的胜利。然而“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制裁手段”是大多数英国人，包括工党的支持者们所赞同的政策。他们支持国联，但又不到不惜一战的地步。这个态度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防止战争的机构其活动的结果就是战争，这个机构又有何用？这是1919年以来战胜国就一直面对的那个问题的新形式。他们已经打过“一场消灭战争的战争”。他们怎么能接着又打另一场战争呢？

　　 随着大选落幕，英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其后果。要求切断意大利石油供应的呼声在日内瓦日益高涨。这只能以提出一种将会结束这场战争的妥协方案来回答。艾登曾在6月带去罗马并在那时被墨索里尼拒绝的那个方案复活的道路已经廓清。范西塔特把它作了修正，使之对意大利更加慷慨。意大利将得到那片肥沃平原的委任统治权，这片平原是阿比西尼亚新近占有的；皇帝将在山区保有他的古老王国，英国人则以英属索马里兰的一个港口给他作为出海通道(这就是被《泰晤士报》斥为“骆驼走廊”的条款)。12月初霍尔带着这个方案去巴黎。赖伐尔欢迎这个计划。墨索里尼受到他的同样迷误的专家们警告说战事进行得很糟，因而也准备接受它。下一步就是把它在日内瓦提出来；然后，在国联的同意下把它强加于阿比西尼亚皇帝——一个绝妙的范例，以后又重现于慕尼黑，运用和平机构来反对侵略的受害者的绝妙范例。但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霍尔刚离开巴黎还在去日内瓦的路上，所谓霍尔－赖伐尔计划就赫然出现在法国报刊上。至今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是赖伐尔怀疑国民内阁是否坚定地支持霍尔于是故意泄露这个计划，以便约束鲍尔温和其余的人使之不能反悔。也许是赫里欧或另一些赖伐尔的敌人透露这个计划以便毁掉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国联切实有效地反对墨索里尼，也就能使它转而反对希特勒。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图谋策划，只不过是法国新闻记者们无可救药的趣味要利用一下他们跟凯多塞 [ 注：法国外交部的别称，因位于塞纳河左岸叫做凯多塞的地方而得名。 ] 的交往联系。

　　 不管怎么样，这次意想不到的曝光使英国舆论大哗。曾经帮助国民内阁重新掌权的真诚的国联支持者们感到受了骗而义愤填膺。霍尔本人则动弹不得，因为他高估了他作为溜冰冠军的熟练技能而在瑞士冰面上跌破了鼻子。鲍尔温起初承认这个计划曾得到政府的认可，接着又否认同这个计划以及塞缪尔·霍尔爵士两者的关系。艾登取代霍尔成为外交大臣。霍尔－赖伐尔计划消失了。其他方面什么都没有改变。英国政府仍旧决心不冒战争风险。他们叩问墨索里尼，他是否反对切断他的石油供应；当得知他反对时，他们就在日内瓦成功地抵制了石油禁运。妥协依旧没有放弃，有待落实；另一种版本的霍尔－赖伐尔计划正等着一旦作战季节过去就提出来。墨索里尼的手脚太快了，为英国的——以及他自己的军事专家们始料所不及。意大利总参谋部，在初遇困难之后就曾悲观地鼓吹撤退到老边界。墨索里尼不但没有撤退，反倒派去参谋总长巴多里奥命令他快速完成这场战争；而且，就这一次，他的命令被执行了。据说，阿比西尼亚的各路军队是被施用毒气而丧失战斗力的。但是，这些军队，就像这个帝国本身，自命的虚饰胜过真实的存在。他们很快就瓦解溃散化为乌有了。5月1日，海尔·塞拉西皇帝离开了阿比西尼亚。一星期之后，墨索里尼即宣告创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这既是对阿比西尼亚也是对国联的致命一击。52个国家曾经联合起来抵抗侵略；他们完成的全部业绩就是使海尔·塞拉西丧失了他的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丢掉一半。在不切实际上不可救药的是，国际联盟还以允许海尔·塞拉西在国联大会发表一次申诉而进一步冒犯了意大利；然后又因其罪在把国联盟约当真而赶走了他。日本和德国已经退出了国联；1937年12月意大利也随之而去。国联只是靠着对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别转了眼睛才得以继续存在。当外部势力干涉西班牙内战时，西班牙政府向国联呼吁。国联理事会起先答应“研究这个问题”；接着表示它的“遗憾”，并同意把普拉多博物馆 [ 注：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马德里，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的西班牙绘画以及其他欧洲画派的杰作。 ] 的图画收藏在日内瓦。1938年9月，国联大会恰恰召开在捷克危机的紧急关头；它设法在毫不理会一场危机正在展开的情况下度过这届会议。1939年9月，没有一个人费神去通知一下国联战争已经爆发。1939年12月，国联以入侵芬兰为由开除了苏俄——国联大会一字不提德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以忠诚地遵奉瑞士的中立。1945年，国联有一次最后会议以自我了结，并把它的资产移交给联合国。

　　 国联的真正死期是1935年12月，而不是1939年或1945年。头天它还是一个强施制裁的有力实体，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第二天它就成了一件毫无用处的假货，谁都尽快弃之而逃。致国联于死地的是霍尔－赖伐尔计划的公开。然而，这是一个极其明智合理的计划，跟国联以前从科孚争端到满洲事件的调解行动一脉相承。它本来将结束那场战争；既满足了意大利，又让阿比西尼亚拥有一方更加易于营运的民族领土。这个计划合乎常识的明理之处，在当时的形势下，正是它的致命弱点。就国联而言，反对意大利的行动并不是切实可行的政策的一种合乎常识的扩展和延续；它纯粹和简单地是一种原则的示威。没有什么具体有形的“利益”存亡攸关于阿比西尼亚——甚至意大利也没有这样的“利益”；墨索里尼关切的是要在那里炫耀意大利的威力，而不是去攫取帝国的实际好处(如果真有这类好处的话)。国联诸大国关切的是维护国联盟约，而不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霍尔－赖伐尔计划似乎证明了原则同讲求实际的政策不可能结合。这样的结论是不真实的；每一个稍有作为的政治家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虽然有多种搭配的比例。但是，1935年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了这个结论。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战争爆发，“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分站在对立的两边。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掌权的人，推行的是随机应变的政策而不考虑原则；幻想破灭的理想主义者则拒不相信居然可以支持掌权的人或甚至把武器交托给他们。试图·跨越这个裂口的几个人处境最糟。例如艾登，留在外交大臣位上本是为了从这次外交失败中挽救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他不过成了玩世不恭的“政界元老”们，如西蒙·霍尔和尼维尔·张伯伦的一种掩护。甚至高谈集体安全和抵抗侵略崇高主张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因为大谈英国需要更大规模扩充军备而见外于理想主义者，因此直到战争爆发始终是孤家寡人，为双方所不信任。当然，在原则和权宜之计之间总存在某种裂痕，但是这种裂痕从来也没有象1935年12月之后的四年里那么巨大。

　　 阿比西尼亚事件还有更直接的即时效应。希特勒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场冲突，担心一个因胜利而志得意满的国联会接着被用来对付德，因此更急于在意大利同她的两个斯特雷扎阵线前同伙之间打进楔子。德国削减了同意大利的贸易，其数量之大好象她还是一个忠实地实施制裁的国联成员似的；12月，希特勒极力想要破坏霍尔－赖伐尔计划，甚至答应重返国联——当然是有条件的。当这个计划失败而意大利的武器开始取胜时，希特勒就决心利用斯特雷扎阵线的崩裂以自肥。尽管现在没有说明他内心想法的确凿证据，这至少看来是对他决定重占莱因非武装区的最可信的解释。希特勒的借口是法国在1936年2月27日批准了法苏条约。他宣称，法苏条约已经把洛迦诺的设想和承诺摧毁殆尽；这不是一个十分象样的理由，但是在诉诸英国和法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感情上无疑是很起作用的。3月7日的实际进军行动乃是希特勒神经坚强的鲜明例证。德国实在并没有可以作战的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老国防军人员现在作为教官分散于这支新的庞然大军之中；而这支新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希特勒向他的表示异议的将军们保证，一出现法国反击的苗头他就会撤回他的象征性部队，但是他毫不动摇地坚信将不会招致反击。

　　 重占莱因兰一举并没有使法国人感到意外而大吃一惊。早从阿比西尼亚事件开头时起他们就在忧心忡忡地低头寻思这件事了。1926年1月，赖伐尔离开了外交部，就像霍尔，成为强烈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的一个牺牲品。佛兰亭，他的继任者，自称更加亲英。他立即赶赴伦敦去讨论莱因兰问题。鲍尔温问道：法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做什么？法国政府什么决定也没有做过；于是佛兰亭回到巴黎向他的同僚们索取一个决定日他落空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仅仅弄到一项声明，说是“法国将把她的全部力量交由国际联盟支配来反对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行为”。这样，事先就把作出决定的权责从巴黎移交给了日内瓦，在那里国联已经处在全面解体之中。

　　 3月7日，法国内阁在极度激愤中开会。四位部长中包括佛兰亭和总理萨劳特主张立即行动；但是，就如常常发生在法国部长们身上的那种情况，这几位主张强硬的人在他们提高嗓门之前就已经肯定他们是处于少数了。参谋总长甘末林将军应召与会并提出了那些神谕般玄妙难解的判断中的第一份判断，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就是用这种东西来逗弄法国以及英国的政要们的。甘末林是一个非常机敏但没有战斗意志的人，适合于当一名政客而不是一名战士，他下定决心不让政治家们把作出决断的责任推卸到他自己肩上。作为三军首脑，他不得不声称他们随时准备去承担任何可能要他们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他又要使政治家牢记，如果要使军队能派上用场，他们就必须在它身上花老大一笔钱。实际上，甘末林狡猾的模棱两可远不止是他个人品性的表现。这种模棱两可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即法国既自觉地决心要维护她作为一个大国的传统地位，却又不自觉地但更真实地屈从于某种谦恭的防御地位。甘末林或许可以高谈主动进攻德国；然而法国军队的防御性装备以及马其诺防线心理却使这种主动进攻不可能进行。

　　 甘末林以豪言壮语开头；法国军队当然可以进军莱因兰并打败那里的德国部队。然后他摊开了困难，他声称，德国已经有近百万人武装起来，其中的30万已在莱因兰待命。法国某些级别的后备役人员将不得不征召入伍；而且，如果那里有任何德国的抵抗，就必须实行总动员。更有甚者，这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考虑到德国的工业优势，法国如果单独作战就没有取胜的希望。必须肯定至少能得到英国和比利时的支持。从政治上考虑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洛迦诺条约授权法国只有在遭到“公然侵犯”的情况下才能单独采取立即行动。但是，德国部队进入莱因兰这一动作难道就是“公然侵犯”吗？它没有触动法国的“民族领土”；在已经建立马其诺防线的情况下，它甚至在更遥远的将来也没有危及法国的安全。要是法国单独行动，她可能发现她自己将被洛迦诺诸大国和国联理事会谴责为侵略者。

　　 这里有着难解的谜团要政治家们去解决。由于法国一场大选在即，没有一个部长会打算实行总动员；只有少数人主张征召后备役人员。所有关于采取行动的想法都消失了；取代它的是外交，法国人可以把过失从他们自身转嫁到盟友头上，正如甘末林曾经把它从他本人头上推卸给政治家们。意大利，虽然是一个洛迦诺大国，在制裁仍旧加诸她的时候当然什么也不会做。波兰声明她将履行1921年法波条约赋予她的义务；但是这项条约严格地是防御性的，只有在法国确实遭到入侵时，波兰人才有义务投入战争——对此他们心里明白希特勒此刻没有打算入侵法国。波兰人答应如果法国动员他们也动员，另一方面，当问题提到国联理事会讨论时，波兰代表却弃权，没有投票反对德国。比利时同样默不做声。1919年的时候，比利时人曾经放弃他们固有的中立并同法国结盟，指望这会增加他们的安全。现在，这个联盟有卷进行动的危险，他们就视之为累赘而突然抛弃了它。

　　 只剩下英国人。佛兰亭再奔伦敦，表面上是为寻求支持而游说。实际上，他更关切的是把他的责任背过英吉利海峡并把它留在那边。鲍尔温表现了他惯常的同情和善意。当他承认英国没有可以用来支持法国的兵力时，眼泪停留在他的眼睛里。他又说，无论怎么样，英国的公众舆论也将不允许这么做。这是真的：在大不列颠几乎一致认为德国人解放了他们自己的国土。鲍尔温没有加说一句的是，他也赞同这种公众舆论。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德国人重占莱因兰乃是一种进步和英国政策的一大成功。在过去的好多年里——自从洛迦诺以来即使不是更早的话——英国人就一直敦促法国采取严格的防御性政策，而不要为了有点儿模糊不清的“东方”事业被拖进战争。只要莱因兰依然是非武装化的，法国人就仍旧能威胁德国，或看来是这样。英国人摆脱不了这样的担心，即1914年的情势可能重演——他们也许会因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被硬拖进战争，就如1914年他们假定曾因为俄国而被硬拖进了战争。德国人重占莱因兰一举就消除了这种担心。从此以后，法国就有了一项强加于她的防御性政策，不管她乐意与否，而绝大多数法国人对此并没有多大抱怨。

　　 佛兰亭未作太多申辩就接受了鲍尔温的否决。他从没有打算由法国采取独立行动。他相信，模仿1914年法国政要的任何尝试将意味着同英国破裂，而甘末林已经断言在这种条件下行动是不可能的。英国人坚持外交解决。因此就必定要搞外交解决。国联理事会在伦敦开会。只有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一个人建议制裁德国；而由他来倡导这本身就足以毁掉这个建议。理事会作出决议，虽然不是没有异议，说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条约已遭破坏而失效。希特勒受到邀请来谈判一项欧洲安全的新安排，以取代已遭毁坏的办法。他对这个邀请作出反应；他“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需要和平，提议同西方大国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英国人接着以一份详尽开列的问题清单来寻求进一步逐项敲定。对此希特勒根本未加理睬。随之是一片寂静。凡尔赛的最后残迹都已消失，洛迦诺也随之而去。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胜利”的资本消耗殆尽。

　　 1936年3月7日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不过更多地是在外表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在理论上，德国重占莱因兰使得法国难以或甚至不可能去援助她的东方盟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了，在事实上，多年以前她就已经放弃了任何这类念头，即使她当真有过这类念头的话。从防御的观点来看，重占莱因兰对法国没有影响。如果马其诺防线真如声称的那样万无一失，那末法国的安全就像以前一样稳固可靠；如果马其诺防线并不那么妙，那末法国任便怎样也从来没有安全过。形势对法国来说也不净是输家。德国以其重占莱因兰之举花光了那笔曾经给她带来许多好处的无价的资产：被解除武装这笔资产。军队的目的总是去战胜其他军队。失败有其自身的政治后果：它动摇被征服人民的民族意志，从而使他们随时准备去顺从征服者。但是，当不存在要去战胜的另一支军队的时候，一支军队又能做什么呢？它可以入侵那个解除了武装的国家，但是那个被入侵国家的民族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种意志只能用恐怖手段来打破——这就是秘密警察、拷打室、集中营。这种方法在和平时期很难采用。德国人发现，即使在战争时期对于那些像丹麦一样他们未经战斗就横行其间的国家也难以采用这种方法。民主国家尤其不能发展这种恐怖机构，只有在欧洲之外他们的殖民地里有某种程度的例外。因此法国和她的盟友们曾经十分困惑，在德国依旧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在对付她。一旦她重占莱因兰并建立起一支大军，那就可以设想以通常的方式——以战争来压制她了。西方诸大国固然没有大力准备这场战争；不过在重占莱因兰之前他们对此是压根儿不做准备哪。那时就有一种说法，而且从那时以来还屡有所闻，说1936年3月7日乃是完全不用付出一场大战的牺牲和苦难就能制止德国的“最后机会”，最后时刻。从技术上说，在纸面上这是真的：法国人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德国人什么也没有。从心理上说，它正同事实相反。西方各国人民面对这个问题依旧一筹莫展：他们能做什么呢？法国军队可以进军德国；它可以从德国人那里逼来一番从此循规蹈矩的诺言；然后它将撤离走开。情势将依旧同从前一模一样，或者，如果有所变化也只会更糟——德国人比以往更加充满仇恨，更加骚动不安，事实上，直到确实有某种东西需要加以对抗，直到凡尔赛清算办法已经完结以及德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才出现同德国对抗的意识。只有以取胜为目标的国家才能受到失败的威胁。所以，3月7日乃是一个双重转折点。它打开了德国胜利的大门。它也打开了她最终失败的大门。